存在之难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1923-2007）和他妻子多莉娜·高兹（Dorine，1924-2007）的故事，首先是关于爱情的，他们相守一生，然后选择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是高兹和他的妻子希望最终呈现给人们的东西——“哲学不能解释的爱情”，在妻子患绝症即将不久于人世之前，已是功成名就的哲学家、著名左派知识分子的高兹为她写了一封优美动人的情书——薄薄75页的《致D情史》，这本书出版一年后，2007年9月，高兹和妻子用药物注射的方式，在距离巴黎130公里的Vosnon的乡间别墅自杀，两天后，人们发现了安详地并肩躺在卧室床上的高兹和多莉娜的尸体。当时，他84岁，她83岁。
他们自杀后，法国总统萨科奇对这位“法国和欧洲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致以了崇高敬意。高兹从未追求名声和地位，但是他戏剧性的离世方式却被广为关注。他为妻子而作的美丽颂词，也令出版这本书的巴黎伽利略出版社获得了丰厚回报，
事实上，《致D情史》2006年刚出版就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短短几周销量超过了2万本。高兹夫妇在世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多少宁静的时刻，尽管这是高兹选择离开巴黎搬到乡间的主要原因：他决定“放弃次要的东西”，集中精力追求最重要的，那就是和多莉娜在一起，因为“一旦你不在，其余的一切就失去了意义和重要性”，“你给了我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在剩下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够给你我的一切”。
这本小书出版后，法国、德国的记者和摄影师们络绎不绝登门造访，之前很长时间不联系的老朋友们也突然又开始满怀关爱地联络他们。被高兹文字所感染的陌生人，包括年轻的情侣们，不断写信向高兹夫妇讨教保持60年浪漫关系的秘诀。对此，高兹觉得很有趣，对身边朋友语带幽默地调侃：“我们成了名人了。”
南京大学出版社前不久出版了此书中文版，令中国读者也能领略这段足以传世的永恒爱情故事。但是，就像本书译者袁筱一在中文版序言的开始所经历的“作为译者的犹豫”，高兹作为当局者同样有过类似的犹豫，甚至这种犹豫在本书的写作阶段也没有停止——“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已经把爱情的实质视作对谎言的维护，是否还能够投入一段他人的，在追寻生命本质层面上的爱情”。
而这背后的故事，远比《致D情史》所要表现的唯美爱情故事复杂。
“我们已经在哲学之外”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这段平和朴实的文字出现在了《致D情史》的开头和结尾处，被无数人引用，在互联网世界里流传，作为政治生态学奠基人和反全球化斗士的高兹的身份，被还原为一个情人、丈夫，“我们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高兹回顾了自己与妻子从相识到共同成长、共同抵御“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的经历，并试图将他们的爱情从尘世和哲学中剥离出去，“我们已经在哲学之外”，他说。
他们1947年在瑞士的洛桑相遇，当时，她叫多琳·基尔，是一个来自破碎家庭的23岁英国女孩，正穿越战后欧洲进行漫无目的的旅行；他叫杰勒德·霍斯特，24岁，一文不名的奥地利犹太小子，正在寻找可以成为自己未来家园的国家。他们在牌桌上相遇，当时窗外正下大雪。后来，害羞的奥地利小伙子鼓起勇气邀请活泼的红发英国女孩跳舞，她答应了。
这是两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的开始。
霍斯特1923年生于维也纳，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一名犹太退伍老兵、木材经销商。霍斯特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1930年，他的父亲改信天主教，之后，反犹风潮抬头，为了逃避德国军队的征兵令，他远赴中立国瑞士求学。
他于1945年获得了化学工程学学位。第二年，他遇到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鼓励他继续拓展自己在哲学方面渐增的兴趣。萨特和高兹两人结成的智识同盟延续多年，直到1968年各种喧哗的事件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多琳生于伦敦，儿童时期就被母亲抛弃，她由教父带大（几乎也可以肯定这个人是她的亲生父亲）。她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在这个世界上，两人都是无所依凭的。
“不安全感是他们形成两人关系的要素，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的一位朋友、萨特研究专家米歇尔·孔达说，“他们并肩作战，互相保护……她成为他的资料保管员和研究员，他的对话者，他最初的读者，他独有的批评家。”他们1949年6月搬去巴黎。3个月后结婚。之所以搬去巴黎，是为了能更接近萨特和左翼思潮的心脏。
高兹关注的很多问题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时髦：强调工作和其他消遣的平衡，对最低限度福利的要求，提醒公众警惕全球化带来的威胁。作为核武器强烈反对者的高兹，也是政治生态学理论最初的奠基者之一。1964年，他与其他人联合创建了左翼报纸《新观察家》，5年后获得《现代杂志》的编辑职务，这本杂志于1945年由萨特和波伏娃创建。作为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高兹有点不谙世事，害羞而拘谨，据他一位朋友的说法，是一只钻在图书馆里的老鼠。
另一位《新观察家》联合创始人拉福里回忆说，多莉娜作为他的伴侣，则“非常快乐、敏锐，总是面带微笑……是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人。”
他们在婚姻生活早期就决定不要孩子，在晚年，高兹对《解放报》记者说：“我不想成为父亲，因为我从来不爱我的父亲……如果我们有小孩，我可能会嫉妒多莉娜，我更希望让她成为我一个人的。”
在他们身处其间的整个社交环境中，两人的关系可谓鹤立鸡群。萨特和波伏娃各自都有一大堆情人，安德烈和多莉娜·高兹则始终忠于对方，按他们朋友的说法，他们无条件地信任对方，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学生和同辈的思想家常常聚在他们在巴黎的家中，多莉娜会准时为大家奉上下午茶。高兹夫妇的生活清贫但优雅。“我们知道如何在贫穷中生活而不变得丑陋。”多莉娜曾说。
1968年，高兹在巴黎学生暴动中开始作为一个杰出人物得享文学上的成功。但到这时，多莉娜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1965年，她接受了一次常规脊椎手术，当时医生为她注射了X光造影用的物质，碘油，这种化学物质在几年后带来了可怕的副作用。
夫妻俩离开巴黎，搬到乡间别墅。但随着多莉娜年纪渐长，疼痛变得越来越剧烈了。
2006年5月，高兹联系他的出版人、伽利略出版社的米歇尔·德洛姆，说他有一个送给他的惊喜。《致D情史》，这本为多莉娜一个人而做的书正在写作中，过程中高兹常常潸然泪下。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高兹认为，这封信，以及他们两人的关系，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多莉娜同意在她死后这本书用英语出版。“我们马上就意识到这将是一部高尚和美丽的作品。”德洛姆说。
即便有所有这些事情做铺垫，他们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在得知两人自杀的消息后还是感到非常震惊。2007年9月22日，高兹写信给他的出版人和朋友：“亲爱的米歇尔，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希望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原谅我们留给你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之后，他们将所有信封好，给清洁工留下了用别针固定的口讯，前门没有锁，在安排好一切之后，夫妻俩躺在床上，手握手告别了人世。
“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高兹在《致D情史》中写道，“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愿共同度过。”
作家的疾病
1946年，受萨特激励，作为萨特的学生和战友的高兹开始写一篇哲学论文，旨在解决《存在与虚无》中尚未解决的冲突和矛盾。但是，除了萨特著作本身出的难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高兹，他一直无法将现实中具体鲜活、极富进取心的萨特与萨特发表的各种哲学声明联系起来。比如，萨特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所有的选择都同样荒谬，无论选择做一个酒鬼还是国家领袖，几乎没有区别。喜欢语出惊人的萨特甚至补充说，甚至当酒鬼是更好的选择。
高兹这篇花十年写作的论文（《文集》）在写完之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经过编辑的版本最终由伽利略出版社在1977年出版，读者差不多都是研究萨特的学者。
1956年，当高兹将完成的手稿交给萨特，他对自己到底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多大把握，十年的哲学反思并没有带给他期望中的转变，他认识到，自己对萨特存在主义学说这一修复行为，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逃避。他在这种抽象思考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
尽管有萨特的推荐，但高兹从开始就明白，这本书是找不到出版商的，“您高估了我的能力”，萨特对他说。他甚至怀疑萨特根本没有读他写的东西，尽管有点心灰意冷，但除了写作之外什么都不会的高兹还是马上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一篇摧毁性的自我批评文章”，这成了他下一本书的开头。
这本书就是《叛徒》，1958年出版时，萨特为它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因为担心母亲读到这本书后可能不快，也顾忌到自己当时的法国公民身份，为了避免由于这本书里的政治内容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用“高兹”作新的笔名，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奥地利军用望远镜上生产商的地址，位于意大利和苏联交界处，这个名为“高兹”的小镇的历史和他自己的身世一样暧昧不明，难以定位。
《叛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在本书开头“摧毁性的自我批评”部分，高兹提供了一份关于他自己的权威性的私人特征清单：情感和物质上的禁欲主义、唯理智论、沉迷于系统、习俗和常规。这些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童年时代。在他看来，自己这些性格和心理特征的形成事实上也是一种“无效选择”，起初只是为了对抗野心太大的母亲提出的无法实现的要求而生出的一种防御机制，一种希望自己“什么也不是，毫无意义，完全沉入内心”的欲望。
高兹很清楚，《叛徒》的写作冲动之所以如此强烈，主要就是为了能更清楚地表达自己最初这种“无效选择”的形成过程，他的目的无他，就像在《致D情史》中他一再表达的，这是一种拒绝现实、拒绝存在的愿望，即通过思考和语言来再造一个世界，以便使真实的世界变得无关紧要。而通过《叛徒》的写作和之后的出版，他似乎也超越了自己之前拒绝存在和皈依的状态，与“充满威胁的世界”达成了一种积极的结盟。
一直研究高兹的英国学者，也是他朋友的芬恩·鲍琳在他死后写评论说，“或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从本质上来说，高兹在80岁的时候，仍然是《叛徒》描绘的那个人，外表还是像一只鸟，还是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话，对人的厌恶丝毫未变，仍然喜欢精确性、可预见性和按规矩办事。有一次，他突然从我们散步的林中小道钻到丛林中，找到一个潮湿安静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能蹲下来不被其他人发现，继续我们安静的谈话，直到我们前面喧嚣的声音远去消失。”
芬恩·鲍琳观察到，唯一能令高兹分心的就是他的妻子多莉娜，他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妻子的陪伴。在妻子身上，他慷慨地给予最大限度的关注和柔情。似乎对多莉娜的爱是独立于其他任何事的，他可以什么都不在乎无所谓，但对多莉娜的爱是他绝对不能失败的任务。
的确，如果没有多莉娜在精神和智力上的支持，高兹的写作生涯将不可能延续，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他们不要孩子的决定对多莉娜来说，无疑是一种牺牲。她不能像自己的丈夫那样，通过文字和著作获得不朽，如果她有后代的话，无疑能为不久于人世的她带来某种安慰。但这种安慰对多莉娜来说是奢侈品。
尽管多莉娜1975年从子宫内膜癌中康复了，但她继续遭受一种不能被医治的，让人绝望的神经失调的折磨。这就是前文所说的碘油带来的副作用，学名叫蛛网膜病变。《致D情史》是高兹对患病妻子的致敬，但同时也是为了使她永垂不朽的一次尝试，高兹试图通过这本书向世人表明，没有她，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他是她的创造物，而他的创作也是她的。
《致D情史》的构思和诞生过程并不是一次无痛事件。随着两人年纪渐长，多莉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兹之前最出名的书《叛徒》开始使她烦恼。她问：为什么他要在这本书里把她描述成一个可怜虫，一个处于弱势的小东西，如果他放弃她，“她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摧毁”。而事实是，她是一个快乐和成熟的女人，有很多朋友，挣更多的钱来补贴家用，还有一个未婚夫等着她回英国去。如果她就这样死去了，她这副由高兹塑造的形象将在他的读者中存在多长时间？
《致D情史》中，高兹试图纠正这个错误。他放弃了自己之前在《叛徒》中的说法，通过这次非常写作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清算。“我一向只在失败和虚无之美中感觉自在，而不是成功和肯定中，我必须位于你我之上，不惜以损害我们，损害你为代价——借助超越我们个体存在的思考。”高兹给出的论据中，其实还是有很多哲学上的老生常谈：理论和系统面对现实的无效和荒谬，人总想成为自己所不是之物的永恒命题，这甚至同样也是萨特和很多哲学家理论的延续，关于“知识是人类从混乱中制造秩序的工程”、是对世界的简化这个问题的爱情版阐释。
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的确不能解释爱情，更进一步，哲学同样也不能解释任何和自然（实在）相关的事物——哲学不能解释一切，它只是一种人类应对虚无和混沌的智力游戏罢了。
高兹真正的转变出现在《致D情史》出版之后，他的写作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而他被迫要对自己的所思所想负责。他在《叛徒》中对多莉娜不准确的描述，即便不能说成是可耻的，也可以说是他身为作家和哲学家的一种普遍症状，一种对现实生活既厌烦又敬畏的态度，同时，他对自己营造的理论或者说想象的世界也并不是那么坚定和有把握，譬如，他对“失败爱情”这种美学观念的迷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彻底结合是不可能的。他曾自负地写道）。
为了继续活下去，他的写作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获得原谅。“第一次深深地爱上一个人，同时也得到这个人的爱，以前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太平庸，太个人，太普通”，他如此定义1957年的自己，那时的他认为这样的爱“不是能够让我进入普遍意义的东西”。两者是不相容的，他解释说，而他当时选择的是放弃这种“平庸、普通”的爱，选择“失败和虚无之美”。“我对你的爱不讨我喜欢。我不喜欢爱上你的自己”。高兹如此描述那时他的精神状况。
有评论家说，《致D情史》的出版为高兹夫妇去世前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带来的不少快乐，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蛛网膜炎患者的自杀率很高，夫妻俩为他们最后的离开早有计划，他们选择韩德瑞关于安乐死的书《最后出口》作为医学指南。两人携手赴死，起码对高兹来说，这一行为使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容易为人理解了。但对多莉娜而言，可以有更深一层的探究。这本书的出版令他们变得前所未有地著名，公众对他们私人感情和经历的好奇，那些络绎不绝的采访和信件，一定程度上是对两人最珍爱的东西的伤害，就像高兹不想要孩子，因为他希望妻子为自己所独有那样，多莉娜也不希望丈夫对自己的爱，她对他的爱，成为公共事件并与世界分享。
对高兹而言，写作是一种从真实世界逃离的美学上的选择，甚至他写给妻子这封谦卑而动人地表达忠诚的情书，当这种感觉作为一部美丽的作品构思、编织、呈现时，它同时也具有了一种美学效果，使得它所表现的关系在现实中成为无关紧要之物。而这种情况，不论他还是多莉娜，显然都不希望看到。
通过他们共同的死亡，也许，作家这种无可救药的疾病终于获得了治愈，高兹这位以思想为生，一生与各种不公平、非正义战斗的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回归真爱，为自己所爱的女人，而不是他的言辞和思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自杀后，法国总统萨科奇对这位“法国和欧洲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致以了崇高敬意。高兹从未追求名声和地位，但是他戏剧性的离世方式却被广为关注。他为妻子而作的美丽颂词，也令出版这本书的巴黎伽利略出版社获得了丰厚回报，
事实上，《致D情史》2006年刚出版就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短短几周销量超过了2万本。高兹夫妇在世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多少宁静的时刻，尽管这是高兹选择离开巴黎搬到乡间的主要原因：他决定“放弃次要的东西”，集中精力追求最重要的，那就是和多莉娜在一起，因为“一旦你不在，其余的一切就失去了意义和重要性”，“你给了我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在剩下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够给你我的一切”。
这本小书出版后，法国、德国的记者和摄影师们络绎不绝登门造访，之前很长时间不联系的老朋友们也突然又开始满怀关爱地联络他们。被高兹文字所感染的陌生人，包括年轻的情侣们，不断写信向高兹夫妇讨教保持60年浪漫关系的秘诀。对此，高兹觉得很有趣，对身边朋友语带幽默地调侃：“我们成了名人了。”
南京大学出版社前不久出版了此书中文版，令中国读者也能领略这段足以传世的永恒爱情故事。但是，就像本书译者袁筱一在中文版序言的开始所经历的“作为译者的犹豫”，高兹作为当局者同样有过类似的犹豫，甚至这种犹豫在本书的写作阶段也没有停止——“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已经把爱情的实质视作对谎言的维护，是否还能够投入一段他人的，在追寻生命本质层面上的爱情”。
而这背后的故事，远比《致D情史》所要表现的唯美爱情故事复杂。
“我们已经在哲学之外”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这段平和朴实的文字出现在了《致D情史》的开头和结尾处，被无数人引用，在互联网世界里流传，作为政治生态学奠基人和反全球化斗士的高兹的身份，被还原为一个情人、丈夫，“我们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高兹回顾了自己与妻子从相识到共同成长、共同抵御“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的经历，并试图将他们的爱情从尘世和哲学中剥离出去，“我们已经在哲学之外”，他说。
他们1947年在瑞士的洛桑相遇，当时，她叫多琳·基尔，是一个来自破碎家庭的23岁英国女孩，正穿越战后欧洲进行漫无目的的旅行；他叫杰勒德·霍斯特，24岁，一文不名的奥地利犹太小子，正在寻找可以成为自己未来家园的国家。他们在牌桌上相遇，当时窗外正下大雪。后来，害羞的奥地利小伙子鼓起勇气邀请活泼的红发英国女孩跳舞，她答应了。
这是两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的开始。
霍斯特1923年生于维也纳，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一名犹太退伍老兵、木材经销商。霍斯特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1930年，他的父亲改信天主教，之后，反犹风潮抬头，为了逃避德国军队的征兵令，他远赴中立国瑞士求学。
他于1945年获得了化学工程学学位。第二年，他遇到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鼓励他继续拓展自己在哲学方面渐增的兴趣。萨特和高兹两人结成的智识同盟延续多年，直到1968年各种喧哗的事件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多琳生于伦敦，儿童时期就被母亲抛弃，她由教父带大（几乎也可以肯定这个人是她的亲生父亲）。她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在这个世界上，两人都是无所依凭的。
“不安全感是他们形成两人关系的要素，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的一位朋友、萨特研究专家米歇尔·孔达说，“他们并肩作战，互相保护……她成为他的资料保管员和研究员，他的对话者，他最初的读者，他独有的批评家。”他们1949年6月搬去巴黎。3个月后结婚。之所以搬去巴黎，是为了能更接近萨特和左翼思潮的心脏。
高兹关注的很多问题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时髦：强调工作和其他消遣的平衡，对最低限度福利的要求，提醒公众警惕全球化带来的威胁。作为核武器强烈反对者的高兹，也是政治生态学理论最初的奠基者之一。1964年，他与其他人联合创建了左翼报纸《新观察家》，5年后获得《现代杂志》的编辑职务，这本杂志于1945年由萨特和波伏娃创建。作为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高兹有点不谙世事，害羞而拘谨，据他一位朋友的说法，是一只钻在图书馆里的老鼠。
另一位《新观察家》联合创始人拉福里回忆说，多莉娜作为他的伴侣，则“非常快乐、敏锐，总是面带微笑……是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人。”
他们在婚姻生活早期就决定不要孩子，在晚年，高兹对《解放报》记者说：“我不想成为父亲，因为我从来不爱我的父亲……如果我们有小孩，我可能会嫉妒多莉娜，我更希望让她成为我一个人的。”
在他们身处其间的整个社交环境中，两人的关系可谓鹤立鸡群。萨特和波伏娃各自都有一大堆情人，安德烈和多莉娜·高兹则始终忠于对方，按他们朋友的说法，他们无条件地信任对方，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学生和同辈的思想家常常聚在他们在巴黎的家中，多莉娜会准时为大家奉上下午茶。高兹夫妇的生活清贫但优雅。“我们知道如何在贫穷中生活而不变得丑陋。”多莉娜曾说。
1968年，高兹在巴黎学生暴动中开始作为一个杰出人物得享文学上的成功。但到这时，多莉娜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1965年，她接受了一次常规脊椎手术，当时医生为她注射了X光造影用的物质，碘油，这种化学物质在几年后带来了可怕的副作用。
夫妻俩离开巴黎，搬到乡间别墅。但随着多莉娜年纪渐长，疼痛变得越来越剧烈了。
2006年5月，高兹联系他的出版人、伽利略出版社的米歇尔·德洛姆，说他有一个送给他的惊喜。《致D情史》，这本为多莉娜一个人而做的书正在写作中，过程中高兹常常潸然泪下。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高兹认为，这封信，以及他们两人的关系，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多莉娜同意在她死后这本书用英语出版。“我们马上就意识到这将是一部高尚和美丽的作品。”德洛姆说。
即便有所有这些事情做铺垫，他们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在得知两人自杀的消息后还是感到非常震惊。2007年9月22日，高兹写信给他的出版人和朋友：“亲爱的米歇尔，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希望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原谅我们留给你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之后，他们将所有信封好，给清洁工留下了用别针固定的口讯，前门没有锁，在安排好一切之后，夫妻俩躺在床上，手握手告别了人世。
“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高兹在《致D情史》中写道，“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愿共同度过。”
作家的疾病
1946年，受萨特激励，作为萨特的学生和战友的高兹开始写一篇哲学论文，旨在解决《存在与虚无》中尚未解决的冲突和矛盾。但是，除了萨特著作本身出的难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高兹，他一直无法将现实中具体鲜活、极富进取心的萨特与萨特发表的各种哲学声明联系起来。比如，萨特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所有的选择都同样荒谬，无论选择做一个酒鬼还是国家领袖，几乎没有区别。喜欢语出惊人的萨特甚至补充说，甚至当酒鬼是更好的选择。
高兹这篇花十年写作的论文（《文集》）在写完之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经过编辑的版本最终由伽利略出版社在1977年出版，读者差不多都是研究萨特的学者。
1956年，当高兹将完成的手稿交给萨特，他对自己到底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多大把握，十年的哲学反思并没有带给他期望中的转变，他认识到，自己对萨特存在主义学说这一修复行为，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逃避。他在这种抽象思考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
尽管有萨特的推荐，但高兹从开始就明白，这本书是找不到出版商的，“您高估了我的能力”，萨特对他说。他甚至怀疑萨特根本没有读他写的东西，尽管有点心灰意冷，但除了写作之外什么都不会的高兹还是马上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一篇摧毁性的自我批评文章”，这成了他下一本书的开头。
这本书就是《叛徒》，1958年出版时，萨特为它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因为担心母亲读到这本书后可能不快，也顾忌到自己当时的法国公民身份，为了避免由于这本书里的政治内容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用“高兹”作新的笔名，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奥地利军用望远镜上生产商的地址，位于意大利和苏联交界处，这个名为“高兹”的小镇的历史和他自己的身世一样暧昧不明，难以定位。
《叛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在本书开头“摧毁性的自我批评”部分，高兹提供了一份关于他自己的权威性的私人特征清单：情感和物质上的禁欲主义、唯理智论、沉迷于系统、习俗和常规。这些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童年时代。在他看来，自己这些性格和心理特征的形成事实上也是一种“无效选择”，起初只是为了对抗野心太大的母亲提出的无法实现的要求而生出的一种防御机制，一种希望自己“什么也不是，毫无意义，完全沉入内心”的欲望。
高兹很清楚，《叛徒》的写作冲动之所以如此强烈，主要就是为了能更清楚地表达自己最初这种“无效选择”的形成过程，他的目的无他，就像在《致D情史》中他一再表达的，这是一种拒绝现实、拒绝存在的愿望，即通过思考和语言来再造一个世界，以便使真实的世界变得无关紧要。而通过《叛徒》的写作和之后的出版，他似乎也超越了自己之前拒绝存在和皈依的状态，与“充满威胁的世界”达成了一种积极的结盟。
一直研究高兹的英国学者，也是他朋友的芬恩·鲍琳在他死后写评论说，“或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从本质上来说，高兹在80岁的时候，仍然是《叛徒》描绘的那个人，外表还是像一只鸟，还是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话，对人的厌恶丝毫未变，仍然喜欢精确性、可预见性和按规矩办事。有一次，他突然从我们散步的林中小道钻到丛林中，找到一个潮湿安静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能蹲下来不被其他人发现，继续我们安静的谈话，直到我们前面喧嚣的声音远去消失。”
芬恩·鲍琳观察到，唯一能令高兹分心的就是他的妻子多莉娜，他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妻子的陪伴。在妻子身上，他慷慨地给予最大限度的关注和柔情。似乎对多莉娜的爱是独立于其他任何事的，他可以什么都不在乎无所谓，但对多莉娜的爱是他绝对不能失败的任务。
的确，如果没有多莉娜在精神和智力上的支持，高兹的写作生涯将不可能延续，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他们不要孩子的决定对多莉娜来说，无疑是一种牺牲。她不能像自己的丈夫那样，通过文字和著作获得不朽，如果她有后代的话，无疑能为不久于人世的她带来某种安慰。但这种安慰对多莉娜来说是奢侈品。
尽管多莉娜1975年从子宫内膜癌中康复了，但她继续遭受一种不能被医治的，让人绝望的神经失调的折磨。这就是前文所说的碘油带来的副作用，学名叫蛛网膜病变。《致D情史》是高兹对患病妻子的致敬，但同时也是为了使她永垂不朽的一次尝试，高兹试图通过这本书向世人表明，没有她，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他是她的创造物，而他的创作也是她的。
《致D情史》的构思和诞生过程并不是一次无痛事件。随着两人年纪渐长，多莉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兹之前最出名的书《叛徒》开始使她烦恼。她问：为什么他要在这本书里把她描述成一个可怜虫，一个处于弱势的小东西，如果他放弃她，“她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摧毁”。而事实是，她是一个快乐和成熟的女人，有很多朋友，挣更多的钱来补贴家用，还有一个未婚夫等着她回英国去。如果她就这样死去了，她这副由高兹塑造的形象将在他的读者中存在多长时间？
《致D情史》中，高兹试图纠正这个错误。他放弃了自己之前在《叛徒》中的说法，通过这次非常写作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清算。“我一向只在失败和虚无之美中感觉自在，而不是成功和肯定中，我必须位于你我之上，不惜以损害我们，损害你为代价——借助超越我们个体存在的思考。”高兹给出的论据中，其实还是有很多哲学上的老生常谈：理论和系统面对现实的无效和荒谬，人总想成为自己所不是之物的永恒命题，这甚至同样也是萨特和很多哲学家理论的延续，关于“知识是人类从混乱中制造秩序的工程”、是对世界的简化这个问题的爱情版阐释。
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的确不能解释爱情，更进一步，哲学同样也不能解释任何和自然（实在）相关的事物——哲学不能解释一切，它只是一种人类应对虚无和混沌的智力游戏罢了。
高兹真正的转变出现在《致D情史》出版之后，他的写作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而他被迫要对自己的所思所想负责。他在《叛徒》中对多莉娜不准确的描述，即便不能说成是可耻的，也可以说是他身为作家和哲学家的一种普遍症状，一种对现实生活既厌烦又敬畏的态度，同时，他对自己营造的理论或者说想象的世界也并不是那么坚定和有把握，譬如，他对“失败爱情”这种美学观念的迷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彻底结合是不可能的。他曾自负地写道）。
为了继续活下去，他的写作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获得原谅。“第一次深深地爱上一个人，同时也得到这个人的爱，以前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太平庸，太个人，太普通”，他如此定义1957年的自己，那时的他认为这样的爱“不是能够让我进入普遍意义的东西”。两者是不相容的，他解释说，而他当时选择的是放弃这种“平庸、普通”的爱，选择“失败和虚无之美”。“我对你的爱不讨我喜欢。我不喜欢爱上你的自己”。高兹如此描述那时他的精神状况。
有评论家说，《致D情史》的出版为高兹夫妇去世前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带来的不少快乐，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蛛网膜炎患者的自杀率很高，夫妻俩为他们最后的离开早有计划，他们选择韩德瑞关于安乐死的书《最后出口》作为医学指南。两人携手赴死，起码对高兹来说，这一行为使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容易为人理解了。但对多莉娜而言，可以有更深一层的探究。这本书的出版令他们变得前所未有地著名，公众对他们私人感情和经历的好奇，那些络绎不绝的采访和信件，一定程度上是对两人最珍爱的东西的伤害，就像高兹不想要孩子，因为他希望妻子为自己所独有那样，多莉娜也不希望丈夫对自己的爱，她对他的爱，成为公共事件并与世界分享。
对高兹而言，写作是一种从真实世界逃离的美学上的选择，甚至他写给妻子这封谦卑而动人地表达忠诚的情书，当这种感觉作为一部美丽的作品构思、编织、呈现时，它同时也具有了一种美学效果，使得它所表现的关系在现实中成为无关紧要之物。而这种情况，不论他还是多莉娜，显然都不希望看到。
通过他们共同的死亡，也许，作家这种无可救药的疾病终于获得了治愈，高兹这位以思想为生，一生与各种不公平、非正义战斗的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回归真爱，为自己所爱的女人，而不是他的言辞和思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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