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異處於存在時代之外

我得承認我確是有種英雄情結，這種英雄情結是喜歡看到那種在某些人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時代精神，但同時，也害怕這種對絕大多數人，包括英雄自已都無法自制的意亂情迷。談英雄、英雄崇拜，確是讓人有點擔心，但同樣的，無法自制地反英雄、反英雄崇拜，同樣讓人無法苟同。

《英雄與英雄崇拜》（1841），是讓卡萊爾盛名於世最重要的一本書。“世界歷史不過是部偉人傳記”，卡萊爾說。然而，偉大的人，犯偉大的錯誤。這部“英雄”也因為提到了英雄崇拜，對應了二十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幾場血流漂鋤的大屠殺之後，染上了污名。

卡萊爾有另一本書，很有趣的一本書，《衣裳哲學》(Sartor Resartus)，這本書，與其說是卡萊爾討論德國文學，或是浪漫主義文學的觀點，不如說是卡萊爾自已的宗教經驗歷程：從喪失信仰、只信任自已，懷疑世界的永恆的否定(The Everlasting No)，認識上帝作為公正的中心(The centre of indifference)到永恆的肯定(The Everlasting Yea)。其實，這個歷程，正如卡氏自已所標的書名“衣裳哲學”的拉丁文原意，裁縫師對舊衣料，作新的剪裁（以前看過有翻譯成《舊衣新裁》)，這認識的三個歷程，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宗教經驗重要的，並不是形式上的階段，而是經驗本身對經驗者的意義。卡萊爾，就像是個裁縫師，透過平凡文字，剪裁出了些透徹歷史的視野。

小說家，本身是就個裁縫師，因為它總是將一些看似不相關的情緒、事件，組成一個故事。小說家，同時也總有種形式與實質上的英雄情結，故事裡會有個主角，而故事的本身，也會有個主題。在突顯這個主要的中心之際，本身就帶了種英雄情結。小說談英雄，沒有什麼對錯，而且也註定的小說裡會有某種形式的英雄。只是，一方面得要當個在雜陳的歷史資料之間拼湊的裁縫師，一方面又要讓自已成為歷史中心的英雄……雜亂與中心之間，就像是以賽伯林所用的比喻，狐狸與剌蝟，注定的是小說家的人格特質，也注定的是他們生命中的緊張。在後現代，一個更強調去中心化、差異的時代裡，這種英雄情結的悲劇性，也將更加的明顯。

英雄與時代之間，總是存在著種對立，存在著難以消解的永恆的否定。英雄沒有錯，錯的是所處的時代錯了。只是，英雄一定要有他的時代，英雄，注定的是錯的。德裡達說：“關於存在的意義或真理的思想，把延異規定為存在者的-存在論的差異，在存在的問題視域中被思考的差異，不仍是延異的內形而上學的效果嗎？延異的展開或許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或存在的時代性。延異的展開或許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換言之，延異或許有另外的展開形式。或許我們必須嘗試著思考這前所未聞的思想，這沉默的跡化（tracement）：存在的歷史，捲入到希臘西方的邏各斯。我們甚至就不再能夠把延異的展開稱作時代（epoque），時代性的概念屬於作為存在歷史之歷史的內部的東西。既然存在除了把自己隱藏在存在者中之外，從來就沒有一個“意義”，從來沒有被如此這般地思考和言說，那麼，以某種極其陌異的方式，延異就比存在論差異或存在的真理還要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