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评《北洋修约史》
《北洋修约史》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是《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这本书的出现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填补国内一项空白”这个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很流行,时常见诸报章电视的新闻中。中国是一个穷国——现在也是,所以在物质文化方面有很多地方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创新领域也常是“人有我无,我有人精”的局面,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追赶,不断地“填补空白”。不难发现,“填补空白”这个词并不像当年新闻播音员在读它的时候那样骄傲自豪。
然而,这是指物质层面,如果说要在精神层面,尤其是历史层面还要“填补空白”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讽刺了。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的历史丰富。世界上能够存在的历史形式,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都可以找到至少是相似的内容。可是当我们真正向历史深处探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历史当中确实是有空白,而这种“空白”倒也不是和国外相比产生出来的“人有我无”的尴尬,而是由于特定的原因,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把一段特定的历史或埋没、或全盘否定、或用一种更大的光环遮蔽。
这种“特定的”历史非常荒诞,于是也就非常地悲哀。它的悲哀之处在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国共曾一度相互指责对方“不抗日”。一半(不是数量上,只是概念上)的中国人指责令一半的中国人不抗日。于是付出三千万生命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当美国的大兵瑞恩在苏联静悄悄的黎明中通过了南斯拉夫的桥的时候,中国却只有地道战和地雷战。
在抗日的问题上,进行了第二次合作的国共的态度都非常一致:对方不抗日;而对于国共第一次合作共同对付过的北洋政府,双方的态度就更是一致:这个共同的敌人一无是处彻底反动。
于是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北洋政府好像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卖国,二是屠杀学生。可是,北洋政府真的就一件好事不干?真的一个好人没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上除了糊涂透顶(北洋政府倒也确实比较糊涂)的政权没有哪一个政权一件好事都不想干专门干坏事的,除非它想像李自成一样只统治十八天;其次,北洋政府也是中国人组成的政府,既然同为中国人,就怎么可能只有坏人而没有好人?
《北洋修约史》告诉我们,北洋政府并不只有“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相反,它拥有一批被“列强外交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中国教科书中,却因未能坚持废约‘政治不正确’,都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修约和废约,究竟哪一个更“革命”,哪一种更“爱国”,已经不再重要了。就像王奇生教授所说的,只要自认是“革命”的,对方就一律是“反革命”。于是,就在这种“凡是敌人皆反动”的原则下,王正廷顾维均等等一律都没有功绩。“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艰辛一日涂”,这些被“特定”历史掩盖着的英雄们,尸骨早已寒彻。
好在,现在我们有了《北洋修约史》;好在,现在我们拥有了一批更专业更有良知的学者;于是,我们的历史空白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少,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也在渐渐地揭起她的面纱。当我们越来越敢直面历史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
我们在逐渐变好,不是吗?
然而,这是指物质层面,如果说要在精神层面,尤其是历史层面还要“填补空白”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讽刺了。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的历史丰富。世界上能够存在的历史形式,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都可以找到至少是相似的内容。可是当我们真正向历史深处探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历史当中确实是有空白,而这种“空白”倒也不是和国外相比产生出来的“人有我无”的尴尬,而是由于特定的原因,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把一段特定的历史或埋没、或全盘否定、或用一种更大的光环遮蔽。
这种“特定的”历史非常荒诞,于是也就非常地悲哀。它的悲哀之处在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国共曾一度相互指责对方“不抗日”。一半(不是数量上,只是概念上)的中国人指责令一半的中国人不抗日。于是付出三千万生命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当美国的大兵瑞恩在苏联静悄悄的黎明中通过了南斯拉夫的桥的时候,中国却只有地道战和地雷战。
在抗日的问题上,进行了第二次合作的国共的态度都非常一致:对方不抗日;而对于国共第一次合作共同对付过的北洋政府,双方的态度就更是一致:这个共同的敌人一无是处彻底反动。
于是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北洋政府好像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卖国,二是屠杀学生。可是,北洋政府真的就一件好事不干?真的一个好人没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上除了糊涂透顶(北洋政府倒也确实比较糊涂)的政权没有哪一个政权一件好事都不想干专门干坏事的,除非它想像李自成一样只统治十八天;其次,北洋政府也是中国人组成的政府,既然同为中国人,就怎么可能只有坏人而没有好人?
《北洋修约史》告诉我们,北洋政府并不只有“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相反,它拥有一批被“列强外交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中国教科书中,却因未能坚持废约‘政治不正确’,都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修约和废约,究竟哪一个更“革命”,哪一种更“爱国”,已经不再重要了。就像王奇生教授所说的,只要自认是“革命”的,对方就一律是“反革命”。于是,就在这种“凡是敌人皆反动”的原则下,王正廷顾维均等等一律都没有功绩。“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艰辛一日涂”,这些被“特定”历史掩盖着的英雄们,尸骨早已寒彻。
好在,现在我们有了《北洋修约史》;好在,现在我们拥有了一批更专业更有良知的学者;于是,我们的历史空白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少,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也在渐渐地揭起她的面纱。当我们越来越敢直面历史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
我们在逐渐变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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