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幸福的发明学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着相当残忍的社会现实——“残忍”而非“残酷”，是因为这是某种为人尤其是资源配置者在相当长时期内容纳的非公平机制而非绝对强制的现实（我设想，否定强制性现实是某一种人类哲学，很多时候我们会顺从它）。大概不光英国，并且这个时期延续也很长。或者换句话说，当人类生活大面上有了历史性的改善时，回顾之前的经验就显得像是漫长的灾难片。这种缺乏穿越式身体经验洞察的态度，支持了加强当代思维中的批判性，使历史与现实隔膜加剧。是时间和空间的硬性距离，让人无法直接借助对过去异地的认识去帮助处理当代问题。但还好有一些文学作品提供了参照，在《明日的田园城市》里有大量这样作品片段被引为题记——从而让这本书所力图解决的问题十分具体、可感，阅读者有可能形成丰富的想象作为理解本书所依凭的背景。在这里，引用全书题记的一首诗是必要的：

“新的时机赋予新的责任：
时光使古老的好传统变得陌生；
要想和真理并肩前进，
就必须勇往直前努力攀登。
看啊，真理之光在前方召唤！
先人的事业我们坚决继承。
用我们自己的‘五月花’勇探征途，
迎寒风战恶浪绝路夺生。
不求靠祖辈血锈迹班驳的钥匙，
打开那未来的大门。”
——J·R·洛威尔《当前的危机》

作者的时代，19世纪中后，英国的社会状况非常不好，社会和宗教问题方面持续着严厉的争执和对抗，战争的喧嚣和军队的冲突则压过了前一组矛盾，而更加使人不安的是过分拥挤的城市集中、农村的进一步衰竭——整个社会面临着几乎无法抑制的社会性癌症，总体性的恶化引起了跨越党派、阶层和地域的焦虑乃至恐慌。与几十年后科布西耶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当时的英国所遭遇的不是城市本身在结构或功能上的模糊或不妥，而是一个大范围内社会总体性的资源配置失控与流动失衡及其导致的全员噩梦开端。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简单描述为“城市公共设施缺乏，乡村生活贫困落后”，也可以从狄更斯小说中读出黑暗、污浊、穷困、疾病……各种城市问题。但不一定意识到当时当地的观念/信念冲突乃至崩溃，或许在此时此地也能偶尔看到征兆（部分地因为信息传递的延迟和衰减……）。

这大致是作者在本书中介绍的背景，并从这一背景出发提出一套社会学面貌的解决方案——从有限的知识结构出发，我更愿意表达为“某种社会动力学观点及其应用建议”。用文学化的阅读眼光对待此书，最有魅惑力的是三磁极理论，即城市、乡村和城市-乡村这三个吸引人民的生活方式被看作有力量的磁极，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几何式社会学眼光，创造性地提出城市-乡村（或者说田园城市）这个当时还不存在的第三磁极。从这种眼光出发，他认为已经发现了应如何处理城市和乡村之间因运行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先天性差异造成的衰退危机，便努力完成了尽可能完备的设计：与流传更广泛的城市规划理论不同，他不光关注建筑、交通之类的我们通常理解的规划要点，而是致力于发明新的社会权力机制，以及与之匹配的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新的文化生产程序。并且投放了大量的笔墨在乡村社区发展问题上，甚至以消灭土地主为远期目标之一。

而这本书也迅速地获得了重视和应用——如果一本关于城市-乡村新形态创设的书已经完成了整个田园城市的想象（从新的供水系统到城镇里牛奶店选址，在没有发明汽车的时代提出交通主要依靠铁路，分区规划了图书馆、浴室、有轨电车、鱼市、煤市、收容所、技术学校、洗衣店、奶牛场……力图实现基本生活要素，物质的、精神的，的自给自足），那它确实能构成这样的说服力。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黑暗解放出来了，抵抗住了社会衰退的历史趋势。从今天信奉者的追述来看，就像作者自信的那样，这本书是一把万能钥匙（他们并且赞美这套理论是富有人民性的）。

严格说，田园城市理论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一种乌托邦理论。只是它居然实现了（至少，从它出发，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乌托邦。而考察这种成功，相当关键的一点也许在于，我猜测，是他捕捉到了任何乌托邦都必须解决的动力机制问题——到底什么吸引人们在土地上颠沛流转，忍受不幸努力存活？马克思主义认为是阶级仇恨，无政府主义认为是对自由社会的向往，而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对有限度的幸福经验的记忆和渴望。

说到对有限度的幸福经验的记忆和渴望，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而且一个人的心胸也是有限的，视野是有限的，投入到对生活、世界和真理的研究和设想中的精力更是有限的。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使每个人分别形成自己的观念。首先，每个人的观念世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记：他对痛苦和幸福的经验，他的个人定义。其次，每个人用一辈子的力量去祛除恶劣的心理现实，培育美好的心理现实。然后，当中某些人有意无意制造出了些分泌物——某种理论，或社会研究。最后，这些分泌物有可能被人理解、传播、实践并改造。如果我们对每个人的创造性都有信心的话，可以想象，只要专注于自身，勤奋努力，每个人都能建立一个乌托邦。

进一步地，怎样有效率地建成幸福的乌托邦呢？在相对一致的稳定的逻辑系统中，重要的区别在于前提：巴尔扎克一生难忘困住了自己的遗产继承权，写了一辈子的遗产继承纠葛；马克思，我不了解他的生平，也许他一生难忘莱因河畔产业工人的贫困和愤懑，在理念世界发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至于克鲁泡特金，想象力受到被沙俄文化高压的痛苦抑制，竭力用词语建造无政府主义天堂……对于每个理论建构者来说，只有自己的现实，只有自己时代的问题，只有自己身处的社会的焦虑。判断某种理论是否值得信任时，不光要考问这些不同的前提，更可以去考虑对这些前提的处理态度和方式。从危机中可以看到仇恨的永恒性，发明阶级斗争，也可以看到不灭的对有限度的幸福经验的记忆和渴望，发明田园城市。从个人狭隘的信念出发，多数的创伤经验，只是由于自己的局限性以及从而造成的个体认识或想象——就如基督说，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就如《古兰经》写道，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就如德里达谈道犹太人如何从受迫害的记忆里解放出来以及进一步解放的途径时说，在不可能宽恕的地方，宽恕才成为可能……错误和伤害，我们念念不忘的东西，没有办法从自身获得释放和拯救。

最后，我自己的前提呼喊着要被正视：当下身处的现实是非常糟糕的。但，仿佛，痛苦一直在消散……我不想说我们的世界是美与幸福的，但美与幸福有可能被发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