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隐藏的人”－－给小说集《鸟看见我了》
这两天，我不安地发觉有个人消失了。杳无音讯。我能想起他曾经染过的红发、发福的脸庞、脚上的红色球鞋。然而，这些信息仿佛远山的浮云，徒增视野的模糊。尽管是多年的熟人，我无法从天边将他打捞回来。
在有人神秘消失的同时，我的世界也增加了几口人。他们来自阿乙的文学共和国。
当我第一次读到阿乙的小说时，最佩服的，不是他小说里精巧的故事结构，不是他畅快淋漓的文字功夫，也不是小说准确地将人生的偶然性、荒诞性和宿命感扒开给读者看，仿佛一个旅行者的箱包被海关检查时的一览无余。
秘密在于他能够完全掌控一个人。他的掌控，并不因时空的转移而弱化，却像在标本上钉住一只失去力量的蝴蝶，随着收集的样本越多，这每一个标本自身的特性就更加鲜明。
据说，他的小说动辄构思几年，小说中的人物也要花几个月来寻找。也许，作家的写作经验都是独特，不可分享的，博尔赫斯的人物藏在图书馆里，卡佛的人物瑟缩在八卦小报里，而阿乙的人物则是来自他的辖区－－当他还是个警察时，就已经默默扫描过这些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小镇居民，打好包，编上号，再放进某个蒙尘的文件柜里。
例如《意外杀人事件》里的赵发才和金琴花、《鸟看见我了》里的高纪元，还有《巴赫》的华莱士。
一直以来，成熟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拟人口繁殖的主要方式，它们无端制造了那么多人物出来，比戏剧所产生的人口加上隐姓埋名避居他乡的逃犯总数都要多上一千倍。
赵发才、金琴花、高纪元、华莱士，无一是故事的关键人物。
阿乙的小说，像《意外杀人事件》和《鸟看见我了》等，其实并没有一个传统小说叙述中的所谓“主角”。例如，在小说《意外》里，六个本地人和一个外地人，他们先后出场，各自表述，互不相干，然而，阴差阳错，命运的偶然性却将他们七个人一把捆起来，终止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夜晚。
即使没有重要和次要人物之区别，但依然有个关键角色，他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剧情的行止，故事的生死。然而，他们都不是。他们只是被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一种偶然性牵连进去。在对剧情进行有限的推动或者构成故事的一部分后，角色就遭到冻结。
然而，他们偏偏带着一种无辜的神情，漫不经心地闯入了我的世界，不断对我说：看我，看我，看我……赵发才，那个向往爱情的理想主义者；金琴花，普渡众生的圣母玛利亚；高纪元，伪装傻子的、神秘的直觉主义者；至于华莱士，则是个永不放弃的沙漠之狐。
尤其是那个叫“金琴花”的女人。我经常想她如此不懂分寸，不懂人情，在派出所里和一个冷酷的女警官攀交情，而被高跟鞋狠狠踩了一脚。她为何要受这份罪？怪她没有区别心，不知道人生而有别，不知道尊卑贵贱。她凭什么？又不是佛陀再世观音娘娘。
就只好被欺负了。红乌镇的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一样，都极其擅长辨别出最软的那个柿子。
女性，在阿乙的笔下，很常见，但这个金琴花，让作者又付出了更复杂的感情，你们看：“她梳着庞大的发髻，使本已宽阔的脸看起来更大；苍白的脸扑满了浓粉，也许是扑狠了，又补些青，这样青里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时日的尸身；宽大的唇线中央细描了豌豆那么大一块红；她穿一幅，裙子虽然宽大，却暴露出麻酱色丝袜裹紧的两条巨腿……”
作者没有给予她一点体面的形象。既不青春，也不貌美，拥有一张让人联想到死尸的面孔，徒具有一付普渡众生的好心肠，终于横死街头。其人之矛盾，其命运的乖蹇，既让人感到错愕又符合世事的逻辑。
这些徒劳地活着的人，活生生的从故事里走了出来。好像自谋出路的下岗工人。
我只好将故事推开，像观察一个建筑模型，我绕着它顺时针三百六十度从下到上从左到右看了一遍，再以相反的方向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鼓足了勇气，决定给它一个弱不禁风的结论：阿乙，在这些小说里隐藏了他的主角。就是说：《巴赫》的主角不是巴礼柯，《鸟看见我了》的主角也不是那个警察，《意外杀人事件》要说的也不是那个杀人事件。而是我前文所提到的四个人，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人。
罗兰巴特曾在《写作的零度》里谈到阿加莎的创意就是以第一人称来掩饰谋杀者，我也想起那些为了谋杀一个人而制造了“随意性连环杀人案”的罪案设计者－－既然如此，阿乙完全有可能在他的小说里给我们布下一个个精妙的“骗局”。作为一个前警察，关于隐藏的各种技巧，我想他都了如指掌吧。
记得有天去他博客读了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困在一个金鱼缸般的小镇里，欲拒还迎地展开一段男女关系，终归成了曹孟德之鸡肋。一如他小说刀劲，文中的人纤毫毕现，毫无藏身之处。我后来和作者谈及此文时坚持那是一篇小说，而非真实之事。
逻辑在哪里？逻辑在于我相信：即使文学殿堂年久失修，早已失去往日的荣耀，还是有极少数的作家将之奉为个人的宗教，并以苦行僧的自律和虔诚奉献自我。而阿乙，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无法将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生活断然分开。他若非在以他的生活延续他的文学，就必定是在以他的文学延续他的生活。
在阿乙这里，一部作品的诞生，也许，也意味他部分生命之死亡。于是，将自己献祭给文学的这个人，在他的小说集的扉页上写下这三个字：“给活人”。
其实，他是将自己隐藏起来了。
在有人神秘消失的同时，我的世界也增加了几口人。他们来自阿乙的文学共和国。
当我第一次读到阿乙的小说时，最佩服的，不是他小说里精巧的故事结构，不是他畅快淋漓的文字功夫，也不是小说准确地将人生的偶然性、荒诞性和宿命感扒开给读者看，仿佛一个旅行者的箱包被海关检查时的一览无余。
秘密在于他能够完全掌控一个人。他的掌控，并不因时空的转移而弱化，却像在标本上钉住一只失去力量的蝴蝶，随着收集的样本越多，这每一个标本自身的特性就更加鲜明。
据说，他的小说动辄构思几年，小说中的人物也要花几个月来寻找。也许，作家的写作经验都是独特，不可分享的，博尔赫斯的人物藏在图书馆里，卡佛的人物瑟缩在八卦小报里，而阿乙的人物则是来自他的辖区－－当他还是个警察时，就已经默默扫描过这些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小镇居民，打好包，编上号，再放进某个蒙尘的文件柜里。
例如《意外杀人事件》里的赵发才和金琴花、《鸟看见我了》里的高纪元，还有《巴赫》的华莱士。
一直以来，成熟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拟人口繁殖的主要方式，它们无端制造了那么多人物出来，比戏剧所产生的人口加上隐姓埋名避居他乡的逃犯总数都要多上一千倍。
赵发才、金琴花、高纪元、华莱士，无一是故事的关键人物。
阿乙的小说，像《意外杀人事件》和《鸟看见我了》等，其实并没有一个传统小说叙述中的所谓“主角”。例如，在小说《意外》里，六个本地人和一个外地人，他们先后出场，各自表述，互不相干，然而，阴差阳错，命运的偶然性却将他们七个人一把捆起来，终止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夜晚。
即使没有重要和次要人物之区别，但依然有个关键角色，他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剧情的行止，故事的生死。然而，他们都不是。他们只是被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一种偶然性牵连进去。在对剧情进行有限的推动或者构成故事的一部分后，角色就遭到冻结。
然而，他们偏偏带着一种无辜的神情，漫不经心地闯入了我的世界，不断对我说：看我，看我，看我……赵发才，那个向往爱情的理想主义者；金琴花，普渡众生的圣母玛利亚；高纪元，伪装傻子的、神秘的直觉主义者；至于华莱士，则是个永不放弃的沙漠之狐。
尤其是那个叫“金琴花”的女人。我经常想她如此不懂分寸，不懂人情，在派出所里和一个冷酷的女警官攀交情，而被高跟鞋狠狠踩了一脚。她为何要受这份罪？怪她没有区别心，不知道人生而有别，不知道尊卑贵贱。她凭什么？又不是佛陀再世观音娘娘。
就只好被欺负了。红乌镇的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一样，都极其擅长辨别出最软的那个柿子。
女性，在阿乙的笔下，很常见，但这个金琴花，让作者又付出了更复杂的感情，你们看：“她梳着庞大的发髻，使本已宽阔的脸看起来更大；苍白的脸扑满了浓粉，也许是扑狠了，又补些青，这样青里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时日的尸身；宽大的唇线中央细描了豌豆那么大一块红；她穿一幅，裙子虽然宽大，却暴露出麻酱色丝袜裹紧的两条巨腿……”
作者没有给予她一点体面的形象。既不青春，也不貌美，拥有一张让人联想到死尸的面孔，徒具有一付普渡众生的好心肠，终于横死街头。其人之矛盾，其命运的乖蹇，既让人感到错愕又符合世事的逻辑。
这些徒劳地活着的人，活生生的从故事里走了出来。好像自谋出路的下岗工人。
我只好将故事推开，像观察一个建筑模型，我绕着它顺时针三百六十度从下到上从左到右看了一遍，再以相反的方向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鼓足了勇气，决定给它一个弱不禁风的结论：阿乙，在这些小说里隐藏了他的主角。就是说：《巴赫》的主角不是巴礼柯，《鸟看见我了》的主角也不是那个警察，《意外杀人事件》要说的也不是那个杀人事件。而是我前文所提到的四个人，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人。
罗兰巴特曾在《写作的零度》里谈到阿加莎的创意就是以第一人称来掩饰谋杀者，我也想起那些为了谋杀一个人而制造了“随意性连环杀人案”的罪案设计者－－既然如此，阿乙完全有可能在他的小说里给我们布下一个个精妙的“骗局”。作为一个前警察，关于隐藏的各种技巧，我想他都了如指掌吧。
记得有天去他博客读了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困在一个金鱼缸般的小镇里，欲拒还迎地展开一段男女关系，终归成了曹孟德之鸡肋。一如他小说刀劲，文中的人纤毫毕现，毫无藏身之处。我后来和作者谈及此文时坚持那是一篇小说，而非真实之事。
逻辑在哪里？逻辑在于我相信：即使文学殿堂年久失修，早已失去往日的荣耀，还是有极少数的作家将之奉为个人的宗教，并以苦行僧的自律和虔诚奉献自我。而阿乙，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无法将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生活断然分开。他若非在以他的生活延续他的文学，就必定是在以他的文学延续他的生活。
在阿乙这里，一部作品的诞生，也许，也意味他部分生命之死亡。于是，将自己献祭给文学的这个人，在他的小说集的扉页上写下这三个字：“给活人”。
其实，他是将自己隐藏起来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