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不合时宜者
一、“萝卜叶子发黑了”
她的父亲，一名纳粹党卫军士兵，每打死二十五个人就获得一枚勋章，他带回了很多枚。在一块萝卜地里，父亲与其他四名士兵一起强奸了一名俄国女人，他还将一个萝卜塞到女人的两腿之间，那里都是鲜血。
她的母亲，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之后被送到苏联人的劳动营，几乎在饥饿与残暴中死去。夜里，她爬向一块萝卜地，看守者没有看见她，她需要得到一点萝卜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深秋时节，那时，“萝卜叶子发黑了，被霜冻得耷拉在一起。”这父亲母亲的孩子，其原型就是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似乎从一出生开始，米勒的脊背就烙上了政治与历史血红色的烙印，而这也为一些人提供了疏离她的理由。
这两个小故事的叙述在女孩的梦境中展开，与之相伴的是某种负罪感带来的恐惧和无力。梦境中，小女孩被一个瘦弱女人吐了口唾沫，她还需要承受对其父亲私德的审判，“你父亲跟我老婆睡了好几年。在我喝醉酒时，他敲诈我，还偷我的钱。”在父亲的墓前，致悼词者示意鼓掌的人安静：“我们为自己的区感到自豪，我们的才能阻止了我们区的毁灭，我们没有让人戳我们的脊梁，没有遭人诽谤。现在，我以德语区的名义，判处你死刑。”“大家都把枪对准我，我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声令人晕眩的枪响。”
尴尬的是，赫塔·米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人。二战结束的8年后，她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的一个德语小镇，她的祖父参加过一战，后成为一名殷实的农场主和商人，“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祖父曾这样说，他的故事在《心兽》里有所记录。二战初期，罗马尼亚还是德国的盟国，作为罗马尼亚境内的德裔少数民族，米勒的父亲和其他青年一起在纳粹狂热的洗脑教育下成为坚定的党卫军士兵。1944年，苏联红军推翻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权，罗马尼亚遂向德国宣战，作为一种效忠的表示，在苏联将军维诺格拉多夫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其境内所有年龄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德国人时，后者舍弃了这个国境内的少数名族，米勒的母亲和其他德国人一起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捱过了5年。
米勒诸多身份的杂糅在于：她是罗马尼亚的德国人，她是一名党卫军士兵的女儿，她是苏联劳动营里几乎被折磨致死的德国母亲的女儿，而当她身在德国时，她被看作一个外国人。德国人或是友好地纠正她的德语发音，或是为她纯正的德语惊叹。她是被罗马尼亚政府秘密监控的反动作家，她是德语文学世界里的小众作家，德国的评论家们厌烦她，劝她不应该纠缠过去应该弃旧图新地放眼德国。她的获奖不仅是汉语翻译界的大冷门，还是德国文学界的大冷门，事实上，她是永远的不合时宜者。
“我没有选择，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买鞋。”米勒这样回应要求她写新事物的评论家们。“你们听没听到过什么叫做创伤？……我必须通过写作让自己逗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那块地方，否则我宁愿封笔。”
是的，如果你看到过那深秋时节黑色的萝卜叶——那不是一个人的苦难，那是无数被历史巨大的车轮碾碎的个体。
二、“关于自己的回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将创作者的主体经验从小说创作中清除出局，追求对小说艺术的非人格化理解，成为一种时尚。意大利文论家翁贝托·埃科堪称此种文学观念的坚定捍卫者，在他看来，对创作者的关注，与对作品的阅读与阐释没有任何关系。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要持平一些，他曾以“垂头的长颈怪兽”譬喻小说家，这是一个从足部开始吞食自己的动物，曾在福楼拜《圣安东尼的诱惑》中出现过。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在任何的虚构故事中，哪怕是想象最自由的作品里，都有可能钩沉出一个出发点，一个核心的种子，他们与虚构者的生活经验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
看来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米勒对此则表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的感性和直接，没有任何的曲里拐弯：“我对文学没有说半个字的义务，所有的话只面对我自己。”创作只是“利用亲身经历的真实来回忆那些真实的人和物。”在德国的生活未能改变她内心最深处的东西，“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是生活在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的生活。我离开时把我的过去打包。”
米勒的处女作《低地》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可谓米勒幼时生活于其中的罗马尼亚乡村记事，叙述的碎片化和诗意化已初呈风格。她写自己罪恶的父亲，苦难中残喘的母亲，她写村庄灰色的风物和村庄里灰色的人。幼时经验被具化为一个个冷淡遥远的意象，紧贴着人的五官被细致入微地感知着。这部作品遭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严格审查，被认为是“给自家脸上抹黑”。
大学期间，米勒加入了一个试图寻求言论自由的德语青年作家组织，并因此被齐奥赛斯库的密探盯上。1976年，米勒开始在一家机械厂做德语翻译，在两次拒绝秘密警察让她充当安全局的线人后，她听到这样一句话：“你会后悔的。我们要把你淹死在河里。”动荡的岁月从此开始。遭受审讯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身份证扔到地上，要我弯腰去捡，总共扔了三四十回。我动作一慢，他就踩我的后背。门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不是动刑就是强奸。”然而死亡的威胁还在其次，“诬陷能挖走你的心，让你身陷重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些经历被米勒写进了长篇小说《心兽》，而在之前的短篇中也以断片的形式被写下。
等待移民审批的经历被写进了《人是世上的大野鸡》，无望的温迪施一家在女儿以肉体换来了公章以后终于逃离了罗马尼亚来到德国，而《独腿旅行的人》则写到这些移民在德国生活的困窘与边缘。罗马尼亚的恐惧，德国的陌生，被米勒反复咀嚼，化入了她的每一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里，在《狐狸那时已是猎人》里，在《镜中恶魔》里。是的，米勒就是那具“垂头的长颈怪兽”，她不断吞食着自己，然而她写出来的作品果真仅仅关于她自己吗？那场人类灾难中的罗马尼亚德国人，他们承受的罪恶和苦难是历史的耻辱。
三、“只有词语的漩涡可以把握我的生命状态”
米勒曾说，那种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也是对词语的饥渴。“只有词语的漩涡可以把握我的生命状态。它拼写出嘴巴发不出声音的事物。直到某种我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出现。……它们不在乎任何现实主义的规格，把最重要的收缩起来，而把无关紧要的扩展开。”
虽然米勒的人生承载着太多暴力和苦难，她对词语的运用却有着诗意的轻盈。恐惧和悲剧被文字的张力消解，呈现出与现实中的暴戾生活完全相反的景致：优美，充满想象力，甚至带着孩童天真的气息。同时，另一种情感的沉郁铺满其中，却不带任何宣泄的成分，使之成为一场孤独华丽溢满生命情怀的探戈舞，隐显之间，紧张或和缓之间，力量在彰显。
“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呼吸秋千》是米勒近年最负盛名的作品，也再次触犯了罗马尼亚政府的禁忌：将德国人流放到苏联劳动营的历史事实。2001年，米勒开始记录对被流放者的访谈，另一位德国作家奥斯卡·帕斯提奥也为她提供了大量亲身经历的素材，然而后者的突然辞世使得二人共同创作这一题材的梦想破灭，于是这个故事被打上了纯粹米勒式的印记：诗意叙述。
这种诗意首先来自叙事时间的错乱和由此带来的氤氲气息。小说的开篇以一种叙述的进行时开始，“收拾行装”，我们了解到这个17岁的男孩是一个同性爱者，在边缘的状态下，他一直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当得知将被送往劳动营时，他欢欣鼓舞。在运牲口的火车皮里，他们遭遇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蹲在雪地里，四周是上膛的冲锋枪，脱裤子，集体排泄，那一瞬间，他明白了恐惧。紧接着是叙述的迅速推进，“我”在“现在”回忆劳动营的生活，故事的叙述又被推往过去，并与现在时相互交叉，共同营造着梦的气息：“每当夜晚这些事物前来骚扰时，我喉咙内的空气就会发紧，我就会猛地推开窗，把头伸出窗外。天际一轮明月，宛如一杯冰凉的牛奶，洗濯着我的双眼。呼吸重新找到它的节奏。我吞咽这寒冷的空气，直到不再身处于劳动营之中。接着我关上窗，重新躺下。对此床一无所知，依然温热。房里的空气注视着我，散发着一种温热面粉的味道。”
意象之间的跳跃联想，用词的精准和感官性，无不体现着米勒的诗人气质。米勒对此曾自言：“在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也是词语最精彩之处。最好它们变得如此强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经验必须死死缠住词语，这样才能分崩离析。”
饥饿是：“像水银一样黏附在所有毛细血管内。它是黏在上颚上的一丝甜味。胃和胸腔都被空气压力挤迫着。恐惧太强大了。一切都变轻了。”发放面包的范妮是：“她就像一块配给的盒式面包令人渴求，湿得一塌糊涂，黏得一塌糊涂，可恶地充满营养。”寒冷是：“下半身已冻僵了，双腿冰冷地伸进肠子里。”劳动的时候，“水泥和饥饿天使是同谋犯。饥饿撕扯开我们的毛孔，爬了进去。之后，水泥就把毛孔堵上了，我们被水泥封起来。”而日常生活是什么呢——“我觉得，哪里有人给地毯拍打灰尘，那里的和平该是可靠的，那里的生活该是正常的，那里的人可以平静地生活。”
米勒的文字，是纯粹的生活体验，不附带任何思想观念，她以一个女性的直觉书写苦难并赋以强烈的可感性，她不需要控诉，因为苦难自在其中，历史在她这里被化为细小的碎片，每一块碎片都是一个残破的人生，每一块碎片都能割破你，直到你有痛感，直到你流血。
for《上海壹周·文化观察》，2010.11.22，发文有改动
她的父亲，一名纳粹党卫军士兵，每打死二十五个人就获得一枚勋章，他带回了很多枚。在一块萝卜地里，父亲与其他四名士兵一起强奸了一名俄国女人，他还将一个萝卜塞到女人的两腿之间，那里都是鲜血。
她的母亲，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之后被送到苏联人的劳动营，几乎在饥饿与残暴中死去。夜里，她爬向一块萝卜地，看守者没有看见她，她需要得到一点萝卜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深秋时节，那时，“萝卜叶子发黑了，被霜冻得耷拉在一起。”这父亲母亲的孩子，其原型就是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似乎从一出生开始，米勒的脊背就烙上了政治与历史血红色的烙印，而这也为一些人提供了疏离她的理由。
这两个小故事的叙述在女孩的梦境中展开，与之相伴的是某种负罪感带来的恐惧和无力。梦境中，小女孩被一个瘦弱女人吐了口唾沫，她还需要承受对其父亲私德的审判，“你父亲跟我老婆睡了好几年。在我喝醉酒时，他敲诈我，还偷我的钱。”在父亲的墓前，致悼词者示意鼓掌的人安静：“我们为自己的区感到自豪，我们的才能阻止了我们区的毁灭，我们没有让人戳我们的脊梁，没有遭人诽谤。现在，我以德语区的名义，判处你死刑。”“大家都把枪对准我，我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声令人晕眩的枪响。”
尴尬的是，赫塔·米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人。二战结束的8年后，她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的一个德语小镇，她的祖父参加过一战，后成为一名殷实的农场主和商人，“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祖父曾这样说，他的故事在《心兽》里有所记录。二战初期，罗马尼亚还是德国的盟国，作为罗马尼亚境内的德裔少数民族，米勒的父亲和其他青年一起在纳粹狂热的洗脑教育下成为坚定的党卫军士兵。1944年，苏联红军推翻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权，罗马尼亚遂向德国宣战，作为一种效忠的表示，在苏联将军维诺格拉多夫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其境内所有年龄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德国人时，后者舍弃了这个国境内的少数名族，米勒的母亲和其他德国人一起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捱过了5年。
米勒诸多身份的杂糅在于：她是罗马尼亚的德国人，她是一名党卫军士兵的女儿，她是苏联劳动营里几乎被折磨致死的德国母亲的女儿，而当她身在德国时，她被看作一个外国人。德国人或是友好地纠正她的德语发音，或是为她纯正的德语惊叹。她是被罗马尼亚政府秘密监控的反动作家，她是德语文学世界里的小众作家，德国的评论家们厌烦她，劝她不应该纠缠过去应该弃旧图新地放眼德国。她的获奖不仅是汉语翻译界的大冷门，还是德国文学界的大冷门，事实上，她是永远的不合时宜者。
“我没有选择，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买鞋。”米勒这样回应要求她写新事物的评论家们。“你们听没听到过什么叫做创伤？……我必须通过写作让自己逗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那块地方，否则我宁愿封笔。”
是的，如果你看到过那深秋时节黑色的萝卜叶——那不是一个人的苦难，那是无数被历史巨大的车轮碾碎的个体。
二、“关于自己的回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将创作者的主体经验从小说创作中清除出局，追求对小说艺术的非人格化理解，成为一种时尚。意大利文论家翁贝托·埃科堪称此种文学观念的坚定捍卫者，在他看来，对创作者的关注，与对作品的阅读与阐释没有任何关系。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要持平一些，他曾以“垂头的长颈怪兽”譬喻小说家，这是一个从足部开始吞食自己的动物，曾在福楼拜《圣安东尼的诱惑》中出现过。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在任何的虚构故事中，哪怕是想象最自由的作品里，都有可能钩沉出一个出发点，一个核心的种子，他们与虚构者的生活经验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
看来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米勒对此则表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的感性和直接，没有任何的曲里拐弯：“我对文学没有说半个字的义务，所有的话只面对我自己。”创作只是“利用亲身经历的真实来回忆那些真实的人和物。”在德国的生活未能改变她内心最深处的东西，“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是生活在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的生活。我离开时把我的过去打包。”
米勒的处女作《低地》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可谓米勒幼时生活于其中的罗马尼亚乡村记事，叙述的碎片化和诗意化已初呈风格。她写自己罪恶的父亲，苦难中残喘的母亲，她写村庄灰色的风物和村庄里灰色的人。幼时经验被具化为一个个冷淡遥远的意象，紧贴着人的五官被细致入微地感知着。这部作品遭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严格审查，被认为是“给自家脸上抹黑”。
大学期间，米勒加入了一个试图寻求言论自由的德语青年作家组织，并因此被齐奥赛斯库的密探盯上。1976年，米勒开始在一家机械厂做德语翻译，在两次拒绝秘密警察让她充当安全局的线人后，她听到这样一句话：“你会后悔的。我们要把你淹死在河里。”动荡的岁月从此开始。遭受审讯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身份证扔到地上，要我弯腰去捡，总共扔了三四十回。我动作一慢，他就踩我的后背。门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不是动刑就是强奸。”然而死亡的威胁还在其次，“诬陷能挖走你的心，让你身陷重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些经历被米勒写进了长篇小说《心兽》，而在之前的短篇中也以断片的形式被写下。
等待移民审批的经历被写进了《人是世上的大野鸡》，无望的温迪施一家在女儿以肉体换来了公章以后终于逃离了罗马尼亚来到德国，而《独腿旅行的人》则写到这些移民在德国生活的困窘与边缘。罗马尼亚的恐惧，德国的陌生，被米勒反复咀嚼，化入了她的每一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里，在《狐狸那时已是猎人》里，在《镜中恶魔》里。是的，米勒就是那具“垂头的长颈怪兽”，她不断吞食着自己，然而她写出来的作品果真仅仅关于她自己吗？那场人类灾难中的罗马尼亚德国人，他们承受的罪恶和苦难是历史的耻辱。
三、“只有词语的漩涡可以把握我的生命状态”
米勒曾说，那种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也是对词语的饥渴。“只有词语的漩涡可以把握我的生命状态。它拼写出嘴巴发不出声音的事物。直到某种我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出现。……它们不在乎任何现实主义的规格，把最重要的收缩起来，而把无关紧要的扩展开。”
虽然米勒的人生承载着太多暴力和苦难，她对词语的运用却有着诗意的轻盈。恐惧和悲剧被文字的张力消解，呈现出与现实中的暴戾生活完全相反的景致：优美，充满想象力，甚至带着孩童天真的气息。同时，另一种情感的沉郁铺满其中，却不带任何宣泄的成分，使之成为一场孤独华丽溢满生命情怀的探戈舞，隐显之间，紧张或和缓之间，力量在彰显。
“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呼吸秋千》是米勒近年最负盛名的作品，也再次触犯了罗马尼亚政府的禁忌：将德国人流放到苏联劳动营的历史事实。2001年，米勒开始记录对被流放者的访谈，另一位德国作家奥斯卡·帕斯提奥也为她提供了大量亲身经历的素材，然而后者的突然辞世使得二人共同创作这一题材的梦想破灭，于是这个故事被打上了纯粹米勒式的印记：诗意叙述。
这种诗意首先来自叙事时间的错乱和由此带来的氤氲气息。小说的开篇以一种叙述的进行时开始，“收拾行装”，我们了解到这个17岁的男孩是一个同性爱者，在边缘的状态下，他一直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当得知将被送往劳动营时，他欢欣鼓舞。在运牲口的火车皮里，他们遭遇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蹲在雪地里，四周是上膛的冲锋枪，脱裤子，集体排泄，那一瞬间，他明白了恐惧。紧接着是叙述的迅速推进，“我”在“现在”回忆劳动营的生活，故事的叙述又被推往过去，并与现在时相互交叉，共同营造着梦的气息：“每当夜晚这些事物前来骚扰时，我喉咙内的空气就会发紧，我就会猛地推开窗，把头伸出窗外。天际一轮明月，宛如一杯冰凉的牛奶，洗濯着我的双眼。呼吸重新找到它的节奏。我吞咽这寒冷的空气，直到不再身处于劳动营之中。接着我关上窗，重新躺下。对此床一无所知，依然温热。房里的空气注视着我，散发着一种温热面粉的味道。”
意象之间的跳跃联想，用词的精准和感官性，无不体现着米勒的诗人气质。米勒对此曾自言：“在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也是词语最精彩之处。最好它们变得如此强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经验必须死死缠住词语，这样才能分崩离析。”
饥饿是：“像水银一样黏附在所有毛细血管内。它是黏在上颚上的一丝甜味。胃和胸腔都被空气压力挤迫着。恐惧太强大了。一切都变轻了。”发放面包的范妮是：“她就像一块配给的盒式面包令人渴求，湿得一塌糊涂，黏得一塌糊涂，可恶地充满营养。”寒冷是：“下半身已冻僵了，双腿冰冷地伸进肠子里。”劳动的时候，“水泥和饥饿天使是同谋犯。饥饿撕扯开我们的毛孔，爬了进去。之后，水泥就把毛孔堵上了，我们被水泥封起来。”而日常生活是什么呢——“我觉得，哪里有人给地毯拍打灰尘，那里的和平该是可靠的，那里的生活该是正常的，那里的人可以平静地生活。”
米勒的文字，是纯粹的生活体验，不附带任何思想观念，她以一个女性的直觉书写苦难并赋以强烈的可感性，她不需要控诉，因为苦难自在其中，历史在她这里被化为细小的碎片，每一块碎片都是一个残破的人生，每一块碎片都能割破你，直到你有痛感，直到你流血。
for《上海壹周·文化观察》，2010.11.22，发文有改动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