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 (深圳晶報﹕2010年11月07日)
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一段不存在的历史》
（美）史蒂文·谢平 著
许宏彬 林巧玲 译
台湾左岸文化出版公司
2010年8月版
揭开西方科学史，没有比十六世纪哥白尼提出的“行星周期性循环”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比对学说问世时的意义更大的了。他的《天体循环论》推翻了古代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但人们也开始注意“循环”一词的意义，当时哥白尼以这指的是行星围绕恒星作“周而复始的旋转”，以后却转变为“直线性的、划时代的、不可扭转的巨变”，人们也将哥白尼的发现称之为“哥白尼式革命”，“旋转”变成了“革命”，于是就有了“科学革命”的概念，“科学革命”便成为现代科学诞生的代名词，也成为科学家的迷思。
虽然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贝纳尔首先讨论“科学革命”这一名词，但早在1939年时已为法国科学哲学家柯瓦雷所提出。柯瓦雷毕生致力于研究牛顿、哥白尼及伽里略的科学思想及其在科学史上的位置，他在代表作《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里，认为中世纪观念中的世界是封闭而有限的，而透过牛顿等人的学说，这个世界渐渐变成一无限广延的宇宙。另一位科学哲学家巴舍拉则提出“认识论障碍”和“认识论断裂”作为从“前科学思想”走向“科学思想”的关键因素。这些论述启发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在这本代表作中将“科学革命”分析成世界观或范式的转变。
这些理论，不管背后有结构主义还是现象学的影响，都将“科学思想”视为独立于社会事务的概念，或如福柯将其解释为话语运作下的权力机制，或如巴舍拉及库恩般理解为认识论突变或范式转变的结构，都脱转了从文献中展示出来的现实考量，而谢平便透过《科学革命》一书，希图拨乱反正。谢本是位科学史教授，着重于翻查古时科学实验及实验器械构造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他希望透过丰富的科学史文献，重现定义“科学革命”，看看它是否真如人们理解的，是一场“直线性的、划时代的、不可扭转的巨变”，作者并非无视现代科学与古代知识的分别，只是对视之为一场“革命”的习惯性看法提出批判。
谢平留意到，这些理论只着重于思想，却没有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感官经验和视界，将对思想造成重大影响。在谢平眼里，一件显微镜、望远镜或空气泵，都能改变或扩阔人的感官经验，从而影响科学思想。谢平与另一位科学史学者西蒙·谢弗合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讲述《利维坦》作者霍布斯与玻意耳的一场论战，论战起源于玻意耳透过空气泵发现真空，但霍布斯为捍卫自己理论而驳斥真空的可能性，霍布斯与玻意耳两人同为新兴的自然哲学家，却因为真空的问题而产生分歧。“科学革命”表现为机械论对阿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挑战，但这些机械论者在很多方面并未否定传统知识。
但这只是文艺复兴学者众多论争之一，哥白尼掀起的论争更为著名。这场论争引发人们思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地球)是否是全宇宙的中心。事实上，哥白尼并非否定了神学的观点，而是挑战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自阿里士多德开始形成，主宰了整个中世纪社会的观念。不以人为宇宙中心，意味着将人与自然分开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自此以后便有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
既然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便开始观察自然万物，而不再是对自古流传下来的知识作阐释或一点修正，谢平认为机械的发明帮助人们获得全新的感知和视角，正如需要望远镜才能获得星体运行的知识。而这些新的感官和视角又为人的思想带来许多新冲击，加上对自然的观察取代了对典籍的诠释，便产生科学思想的变革。然而被观察的自然一直存在，它先于科学思想出现于世上，所以亦可将“科学革命”视为从承传知识到观察自然的转变。不过，观察自然并非当时学者的专利，这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声称自己重新阅读古人典籍，并认为观察自然以获取知识的态度，正好回归到阿里士多德、盖伦、老普林尼等古代学者观察自然的传统。
谢平还以伽里略的落体定律为例，指出十六、十七世纪科学家虽标榜“自然发生”的经验，事实上是藉由“广泛的社会以及语言学技术”，赋予特殊经验一种确定的氛围，正如伽里略声称进行了很多次落体实验，其结果皆与其理论吻合。谢平认为这些科学家透过筛选特殊感官经验，确立一套制造实验事实的机制，正如培根也认为，未经处理的感官经验会误导人，同时谁(是科学家还是庶民)的经验也影响我们对事实的了解，他们反对阿里士多德对“自然”和“人为”的划分，却一直倚重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特殊设计的实验结果。
在所谓“科学革命”背后，还涉及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由于古腾堡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掀起了重新阅读包括圣经及自然哲学经典的趋向，加上实验器材的生产，这些自然科学家要以自己设计的经验结果来引证这些文本的可靠性。到了宗教改革初期，支持新教的君主及贵族纷纷资助科学家进行实验，因为透过这些重新接触自然的实验，他们可以挑战教会权威。与此同时，科学家亦设计了一套关于获取自然知识的方法论，并且希图透过这套方法论取得文化上的正当性，以取代教士阶层作为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这些新科学并未动摇中世纪以来根深柢固的基督教信仰，科学家借机械论学说提出稳定基督教信仰的“设计论证”，此论证重新塑造上帝设计下的宇宙形象，新教神学家更以此批评天主教会的盲目迷信。
谢平参阅了很多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文献，发现“科学革命”并非一场划时代的事件，当时的物理学、天文学与生物学家虽走在时代前端，接受了机械论，数学家却并未受其影响，化学方面的变革亦待到拉瓦谢等人在十八世纪出现，才揭开序幕。将“科学革命”称为“一段不存在的历史”，并非要否定当时的科学成就，而是要批判二十世纪科学史家对这些科学事业的简单看法，并指出科学思想并非独立存在的意识产物，让人们至少重视那些科学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如何构思取得知识的方法。
《科学革命：一段不存在的历史》
（美）史蒂文·谢平 著
许宏彬 林巧玲 译
台湾左岸文化出版公司
2010年8月版
揭开西方科学史，没有比十六世纪哥白尼提出的“行星周期性循环”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比对学说问世时的意义更大的了。他的《天体循环论》推翻了古代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但人们也开始注意“循环”一词的意义，当时哥白尼以这指的是行星围绕恒星作“周而复始的旋转”，以后却转变为“直线性的、划时代的、不可扭转的巨变”，人们也将哥白尼的发现称之为“哥白尼式革命”，“旋转”变成了“革命”，于是就有了“科学革命”的概念，“科学革命”便成为现代科学诞生的代名词，也成为科学家的迷思。
虽然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贝纳尔首先讨论“科学革命”这一名词，但早在1939年时已为法国科学哲学家柯瓦雷所提出。柯瓦雷毕生致力于研究牛顿、哥白尼及伽里略的科学思想及其在科学史上的位置，他在代表作《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里，认为中世纪观念中的世界是封闭而有限的，而透过牛顿等人的学说，这个世界渐渐变成一无限广延的宇宙。另一位科学哲学家巴舍拉则提出“认识论障碍”和“认识论断裂”作为从“前科学思想”走向“科学思想”的关键因素。这些论述启发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在这本代表作中将“科学革命”分析成世界观或范式的转变。
这些理论，不管背后有结构主义还是现象学的影响，都将“科学思想”视为独立于社会事务的概念，或如福柯将其解释为话语运作下的权力机制，或如巴舍拉及库恩般理解为认识论突变或范式转变的结构，都脱转了从文献中展示出来的现实考量，而谢平便透过《科学革命》一书，希图拨乱反正。谢本是位科学史教授，着重于翻查古时科学实验及实验器械构造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他希望透过丰富的科学史文献，重现定义“科学革命”，看看它是否真如人们理解的，是一场“直线性的、划时代的、不可扭转的巨变”，作者并非无视现代科学与古代知识的分别，只是对视之为一场“革命”的习惯性看法提出批判。
谢平留意到，这些理论只着重于思想，却没有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感官经验和视界，将对思想造成重大影响。在谢平眼里，一件显微镜、望远镜或空气泵，都能改变或扩阔人的感官经验，从而影响科学思想。谢平与另一位科学史学者西蒙·谢弗合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讲述《利维坦》作者霍布斯与玻意耳的一场论战，论战起源于玻意耳透过空气泵发现真空，但霍布斯为捍卫自己理论而驳斥真空的可能性，霍布斯与玻意耳两人同为新兴的自然哲学家，却因为真空的问题而产生分歧。“科学革命”表现为机械论对阿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挑战，但这些机械论者在很多方面并未否定传统知识。
但这只是文艺复兴学者众多论争之一，哥白尼掀起的论争更为著名。这场论争引发人们思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地球)是否是全宇宙的中心。事实上，哥白尼并非否定了神学的观点，而是挑战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自阿里士多德开始形成，主宰了整个中世纪社会的观念。不以人为宇宙中心，意味着将人与自然分开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自此以后便有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
既然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便开始观察自然万物，而不再是对自古流传下来的知识作阐释或一点修正，谢平认为机械的发明帮助人们获得全新的感知和视角，正如需要望远镜才能获得星体运行的知识。而这些新的感官和视角又为人的思想带来许多新冲击，加上对自然的观察取代了对典籍的诠释，便产生科学思想的变革。然而被观察的自然一直存在，它先于科学思想出现于世上，所以亦可将“科学革命”视为从承传知识到观察自然的转变。不过，观察自然并非当时学者的专利，这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声称自己重新阅读古人典籍，并认为观察自然以获取知识的态度，正好回归到阿里士多德、盖伦、老普林尼等古代学者观察自然的传统。
谢平还以伽里略的落体定律为例，指出十六、十七世纪科学家虽标榜“自然发生”的经验，事实上是藉由“广泛的社会以及语言学技术”，赋予特殊经验一种确定的氛围，正如伽里略声称进行了很多次落体实验，其结果皆与其理论吻合。谢平认为这些科学家透过筛选特殊感官经验，确立一套制造实验事实的机制，正如培根也认为，未经处理的感官经验会误导人，同时谁(是科学家还是庶民)的经验也影响我们对事实的了解，他们反对阿里士多德对“自然”和“人为”的划分，却一直倚重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特殊设计的实验结果。
在所谓“科学革命”背后，还涉及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由于古腾堡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掀起了重新阅读包括圣经及自然哲学经典的趋向，加上实验器材的生产，这些自然科学家要以自己设计的经验结果来引证这些文本的可靠性。到了宗教改革初期，支持新教的君主及贵族纷纷资助科学家进行实验，因为透过这些重新接触自然的实验，他们可以挑战教会权威。与此同时，科学家亦设计了一套关于获取自然知识的方法论，并且希图透过这套方法论取得文化上的正当性，以取代教士阶层作为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这些新科学并未动摇中世纪以来根深柢固的基督教信仰，科学家借机械论学说提出稳定基督教信仰的“设计论证”，此论证重新塑造上帝设计下的宇宙形象，新教神学家更以此批评天主教会的盲目迷信。
谢平参阅了很多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文献，发现“科学革命”并非一场划时代的事件，当时的物理学、天文学与生物学家虽走在时代前端，接受了机械论，数学家却并未受其影响，化学方面的变革亦待到拉瓦谢等人在十八世纪出现，才揭开序幕。将“科学革命”称为“一段不存在的历史”，并非要否定当时的科学成就，而是要批判二十世纪科学史家对这些科学事业的简单看法，并指出科学思想并非独立存在的意识产物，让人们至少重视那些科学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如何构思取得知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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