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者张岱
回忆者张岱
刊于2010年12月5日《南方都市报》
顾文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明清小品由于受到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推举而一时风行。晚明文人的际遇一下子好起来，从打压转为礼遇，湮没不彰的文集也纷纷重新标点出版。在当时亟亟为新文学谋求历史合法性的文人看来，独任性情、横出己见的晚明文章不啻是现代文学的历史源流，依凭这股源流，看似离经叛道的新文学运动恰如钱钟书所言，“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
在当时的风潮中，有几部选集最为著名，颇可看出时人的眼光手眼，分别是沈启无选辑的《近代散文抄》和阿英、施蛰存分别编选的《晚明二十家小品》。所选皆为后世公认的晚明文章大家，诸如袁宏道、张岱、王思任、李渔等，就中又以张岱最为特出，以沈书为例，共选明清16位作家之作品，张岱一人入选散文27篇，洵为全书之冠。沈启无对于张岱的重视不仅出于个人喜好，亦受到乃师周作人的影响。周氏尤为推重张岱，在《陶庵梦忆序》一文中，即点出张岱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虽为名士派的文章，但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1932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重要讲演，进一步勾连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认为两者的文学运动趋向相同，同属言志派，前者的代表一为清丽见长的公安派、一为流于险僻的竟陵派，明确指出张岱的散文是“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一举奠定了张岱的文学史意义，日后几乎绝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都沿用此观点将其置于“晚明小品集大成者”之交椅。
之所以要在本文开头絮叨这样一段文学史故实，是为了说明张岱长久以来是以“小品文作家”的形象登台亮相的，这几乎成了张岱第一且唯一的身份，同时无形中也限制了我们真实而全面的理解张岱。这一形象经由周作人、黄裳、汪曾祺等一大批现代文人的反复强调与成功经营，几乎遮蔽了原本那个更为丰富复杂的张岱，使得大多数读者只知道这是一个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富家子，一个在晚年以笔墨舔舐生命创口、耽溺早年繁华的小品文人。而其实被标举为杰作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第一面目对张岱而言，绝非一个“文本”，而是一份“记忆”，换言之，历史的意义要远胜过文学的意义。
因此，如何与几成习见定见的“小品文人”这一先入为主的张岱形象进行技巧而又耐心的博弈，其实是理解与评价史景迁《前朝梦忆》一书的重要关节点。
史景迁为何要书写张岱？论事功，张岱几无可述；论声誉，也非一线人物；论心事之幽微周折，亦不可与钱谦益之流相较。换句话说，类似张岱这样的前朝遗民真不知有几何。那书写张岱的意义在哪里？难道是因为张岱的散文中对于都市生活不惮细琐的描写而满足了史景迁中文版序言所说的给了他“新的着力点”，可助其“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若果真如此，那也许此书琐细散漫的写法并未给予我们重新审视晚明生活与美学的好角度，甚至单就材料而言，也不够丰赡，它更像是为张岱一家拍摄的长篇纪录片。
也许我们可从宇文所安关于此书的长篇书评中找到可能的答案。宇文所安认为，史景迁将张岱的历史写作摆到一个过高的位置，其实张岱更适切的身份是一个优秀的作者，而非一个出色的史家；而在史景迁的笔下，张岱文学写作的价值并不足以取代或超过他的历史书写。这也回到了我们文章的开头，史景迁需要角力的就是这个被定格的“文人张岱”，换言之，他真正关心的不是小品文人张岱，而是遗民史家张岱，一个写出皇皇大著《石匮书》的张岱。
若从此角度重新来读本书，我们发觉史景迁对于张岱生平的平实到近乎寡淡的叙述其实别有剪裁。全书先自流光溢彩的早年生活开始讲起，将张岱《自为墓志铭》提及的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一一呈现出来，从写作手法而言，这自是史景迁之专擅——通过一幕幕活色生香的生活场景将读者带进历史叙述中去。而张岱精致到奢华的个人生活一方面贴合了史景迁个人的“晚明情结”，“晚明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引导读者注意，隐匿在繁华生活背后的是一个趋于倾塌崩坍的国家，由此暗藏历史的诘问——当更大的荒败即将袭来，个人生活是多么的脆弱，而恰恰是这份脆弱却能韧久地停驻在人们心间。
此后，史景迁开始叙述张岱的家世与生平。值得注意的是，他颇为强调张岱的读书生活与功名之路的不顺遂。张岱自幼颖悟，6岁时被祖父带至杭州见陈继儒，因属对敏捷，深得夸许。此后即在家藏万卷的书房中读书，15岁始亲炙祖父教诲。祖父张汝霖对于张岱意义重大，他为人旷达，不重八股而独醉心古人文章，还将《世说新语》印制成袖珍本随身携带。祖父的读书态度与科场遭遇对其影响最是深远。张汝霖应考乡试时曾被教谕列为淘汰之列，后大主考清点试卷，发觉少了七份，遂问及教谕是何故。教谕答说，“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大主考却执意调出这七份试卷查看，一读之下，抚掌称妙，便将张汝霖选中遂免遗珠之憾。日后张汝霖为官做主考，也特别留心榜单之外的考生，最后常因力排众议终被解职。祖父的经历令张岱体会到科考的虚妄甚至残酷，其结果是贻害天下，凡能通过科考之人，“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是故张岱即便一生科名无缘，也未耿耿难释怀。而祖父要其读书不以各家注疏横踞心中，更促使他广搜博取，尽精力于种种繁杂学问，无意间完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该有的技艺与修养。
科举功名的不可得，使得张岱转而思考自己生命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满腹才华又该如何措置。在传统文人那里，最高荣誉不是执掌大权，也非翰林文章，而是修史。拥有对历史的解释权是文人的最大意义和价值。
1627年，明熹宗宾天，魏忠贤失势，朝局一新。此时的张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古今义烈传》。是书广搜正史、博采野史，上起西周，下及蒙元，汇良将、硕儒、廉吏、明君、商贾、僧道、乞丐四百多人于一编，每人皆附小传与赞语。古之义烈，虽早已湮灭，但张岱每览其行状，无不激愤感触，而这愤激之情其实是源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故只有以如此义烈之侠行来鼓荡人心，收拾残局，方可“立地一刀，郁积尽化”。而在具体治史方法上，张岱亦有自己独到的思考。简言之，他仰慕两种人，一是“慷慨赴义，必于仓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际，感触时事，卒然迸裂，如电光江涛，不可遏灭”，一是“乃有为国捐躯，至死不悔，是盖纯任愤烈，非谓当然而然也”。张岱激赏折节的是那些“愤烈”之人，因此他不写荆轲之流、不写为“恩结”赴死的剑客、不写“君臣之分，莫逃天壤，而有死无他”的大臣、亦不写那些不值为之而死、或仅出于“积处所成，非义愤所激”而死之人。
同样是身死，张岱并未等量齐观，在写什么与不写什么的裁断中，作为史家的张岱有他自己的观念。对死亡价值的思考，透露出日后其人生抉择的消息——死亡是容易的，为什么生活才是真正困难的；对于那些奇崛怪异之人的青睐，亦见出因一生未获功名而被排斥的张岱其内心的身份认同与非主流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义烈传》奠定了张岱一生写作的基调，背驰正统知识和意识形态规训，倾心那些被权力湮没而不得彰明的内心愤激之士。
1644年，甲申之变，张岱四十八岁，明亡。翌年，好友祁彪佳投池而死。1646年，方安国以“商榷军务”为名胁迫五十岁的张岱出山。其时，张岱适疽发于背，疼痛呻吟，夜倚枕假寐，梦见祁彪佳嘱其“天下事至此，已不可为矣”，随尔高手终不过一死了之，要其速速还山，早日完成《石匮书》。惊醒过来，汗湿衣衫，撇去所有家当及三万册藏书，仓皇出走，隐居于绍兴西南之越王峥。
披发入山的张岱自称“野人”，时有自尽之念，只因念及撰写明史的大业未竟，也就抱恨苟活。有意思的是，与“野人”身份相称的是他修撰“野史”的工作。在这度日如年的生活中，他一边写作宏大的《石匮书》，一边写作薄薄一册《陶庵梦忆》，这两种看似轻重有异的写作其实都在呈示一个“回忆者张岱”的形象。“石匮”为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地，张岱借此名意在表达对太史公的推崇，这种推崇并非基于司马迁历史写作成就之伟大，而是他需要从太史公那里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人即便受尽侮辱也不能轻寻短见。
张岱以专业史家自居并效法太史公，虽一贫如洗仍穿州过省访问遗老、探勘古迹，试图给每个明朝皇帝作出精要的点评。写作中最重要的动机与任务是给出明亡的原因，原先设定的止于天启七年（1627）天启皇帝驾崩的《石匮书》明显无法完成这一工作，于是张岱着手写作《石匮书后集》，以期最终厘清明亡的意义。他认为，明亡与末代皇帝崇祯个人性格有关，崇祯用人朝令夕改，浑如“弈棋”，在位十七年，无时不广揽人才，隐士、宫女、寺宦、平民无不有之，结果却“愈出愈奇，愈趋愈下”。好用人，却用人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竟无一人为其分忧解难，诚为孤立无助之主。同时，张岱明确指出不能把乱世归咎于如李自成的单一叛乱上。中国之板荡，日积月累，人人有责，谴责李自成，犹如宣称“匠石辍斧伐木”，而事实上明朝已如“蠹木”，李自成最终成功逐鹿，实因“群盗聚踣之”，“张岱与其时代之人所悲痛吞下的，正是腐败结成的苦果”，就此而言，没有李自成，也会有张自成、王自成来完成推倒“蠹木”的工作。
1654年，《石匮书》完稿，约过六年，《后集》亦告完成，两部明史共计三百万字。完成文稿的张岱致信友人，自谓“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读来好似心境平顺，其实对过去一往情深的张岱是怎么也做不到心如止水的，更何况他压根认为彼时的世界之所以荒败，恰恰是因为“不痛不痒”，要做的不是随时顺俗，而是痛下针砭。
这份“针砭”最难下手却必须下手处，即是如何评价朝代沦亡中各类人物的生活样态——叛变者、拥护者、殉国者、女人和男人、贩夫走卒乃至冠盖之士，而对于“忠贞”与“生死”的探讨则是其中最为核心与令人不安的部分。
我们必须再度回到张岱的好友祁彪佳。当年祁自沉之晚，曾书诗一首留予家人，其意是明亡之后只有两条路可行，或反抗清人，力图复兴；或自裁明志，以身殉国。前者难，后者易，祁认为势不可挽，抵抗终究徒劳，不如一死洁身。与好友意见截然不同，张岱认为如果“一个人因为多活几年，有更多时间寻思良方，死于何时就太重要了”。以祁彪佳之自裁为代表的前朝遗民，正气凛然，但实非义行。有明一朝，皇帝大多昏聩庸庸，临了如崇祯以区区一死塞责，虽然众人皆心知肚明，却仍旧选择死殉，又是为何？在张岱却看来，这恰如妇人“嫁凶酒撒泼之夫，以沉湎昏聩而笞逐其妻妾，乃妻妾不以为恨，而当其丧亡之日，犹欲为守节殉亡，则与彼情深伉俪，而愿为之比翼连理者，不更难之难哉？”为了昏聩荒淫的前朝王室殉死，不就像是为成天酗酒撒泼的混账男人守节殉亡吗？
《陶庵梦忆》的开头，张岱自谓写作此书是为了“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其实回忆是真，忏悔是假。我们在这本文集中读到的不是忏悔，而是眷恋，对过往之欢娱的深刻眷恋。与钱谦益、龚鼎孳之流不同，明朝并没有给张岱带来什么直接的利益，没有功名头衔的他之所以毕一生心力写史，说到底仍是因为那份对昔年生活的眷恋。张岱明白，从今而后，生命只有自然的意义，而无审美的意义。那些文字，不管多么清丽，都只是为了在纸面构筑一个回忆的世界。
准此，史景迁为张岱立传的意义才凸显出来。当外部的历史已然崩塌，当生活的情境天翻地覆，当所寄身的精神世界不再具备不言自明的价值，换句话说，当作为历史的实体轰然倒下，个人究竟可不可以凭借“回忆”来确立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可不可以在这实体之外重建一个自己心中的“历史”？又可不可以将掩蔽在庄严与废墟之后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一起表达出来，从而使后人透过由权力宰制的虚伪的历史而把握历史的真实？
刊于2010年12月5日《南方都市报》
顾文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明清小品由于受到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推举而一时风行。晚明文人的际遇一下子好起来，从打压转为礼遇，湮没不彰的文集也纷纷重新标点出版。在当时亟亟为新文学谋求历史合法性的文人看来，独任性情、横出己见的晚明文章不啻是现代文学的历史源流，依凭这股源流，看似离经叛道的新文学运动恰如钱钟书所言，“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
在当时的风潮中，有几部选集最为著名，颇可看出时人的眼光手眼，分别是沈启无选辑的《近代散文抄》和阿英、施蛰存分别编选的《晚明二十家小品》。所选皆为后世公认的晚明文章大家，诸如袁宏道、张岱、王思任、李渔等，就中又以张岱最为特出，以沈书为例，共选明清16位作家之作品，张岱一人入选散文27篇，洵为全书之冠。沈启无对于张岱的重视不仅出于个人喜好，亦受到乃师周作人的影响。周氏尤为推重张岱，在《陶庵梦忆序》一文中，即点出张岱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虽为名士派的文章，但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1932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重要讲演，进一步勾连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认为两者的文学运动趋向相同，同属言志派，前者的代表一为清丽见长的公安派、一为流于险僻的竟陵派，明确指出张岱的散文是“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一举奠定了张岱的文学史意义，日后几乎绝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都沿用此观点将其置于“晚明小品集大成者”之交椅。
之所以要在本文开头絮叨这样一段文学史故实，是为了说明张岱长久以来是以“小品文作家”的形象登台亮相的，这几乎成了张岱第一且唯一的身份，同时无形中也限制了我们真实而全面的理解张岱。这一形象经由周作人、黄裳、汪曾祺等一大批现代文人的反复强调与成功经营，几乎遮蔽了原本那个更为丰富复杂的张岱，使得大多数读者只知道这是一个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富家子，一个在晚年以笔墨舔舐生命创口、耽溺早年繁华的小品文人。而其实被标举为杰作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第一面目对张岱而言，绝非一个“文本”，而是一份“记忆”，换言之，历史的意义要远胜过文学的意义。
因此，如何与几成习见定见的“小品文人”这一先入为主的张岱形象进行技巧而又耐心的博弈，其实是理解与评价史景迁《前朝梦忆》一书的重要关节点。
史景迁为何要书写张岱？论事功，张岱几无可述；论声誉，也非一线人物；论心事之幽微周折，亦不可与钱谦益之流相较。换句话说，类似张岱这样的前朝遗民真不知有几何。那书写张岱的意义在哪里？难道是因为张岱的散文中对于都市生活不惮细琐的描写而满足了史景迁中文版序言所说的给了他“新的着力点”，可助其“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若果真如此，那也许此书琐细散漫的写法并未给予我们重新审视晚明生活与美学的好角度，甚至单就材料而言，也不够丰赡，它更像是为张岱一家拍摄的长篇纪录片。
也许我们可从宇文所安关于此书的长篇书评中找到可能的答案。宇文所安认为，史景迁将张岱的历史写作摆到一个过高的位置，其实张岱更适切的身份是一个优秀的作者，而非一个出色的史家；而在史景迁的笔下，张岱文学写作的价值并不足以取代或超过他的历史书写。这也回到了我们文章的开头，史景迁需要角力的就是这个被定格的“文人张岱”，换言之，他真正关心的不是小品文人张岱，而是遗民史家张岱，一个写出皇皇大著《石匮书》的张岱。
若从此角度重新来读本书，我们发觉史景迁对于张岱生平的平实到近乎寡淡的叙述其实别有剪裁。全书先自流光溢彩的早年生活开始讲起，将张岱《自为墓志铭》提及的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一一呈现出来，从写作手法而言，这自是史景迁之专擅——通过一幕幕活色生香的生活场景将读者带进历史叙述中去。而张岱精致到奢华的个人生活一方面贴合了史景迁个人的“晚明情结”，“晚明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引导读者注意，隐匿在繁华生活背后的是一个趋于倾塌崩坍的国家，由此暗藏历史的诘问——当更大的荒败即将袭来，个人生活是多么的脆弱，而恰恰是这份脆弱却能韧久地停驻在人们心间。
此后，史景迁开始叙述张岱的家世与生平。值得注意的是，他颇为强调张岱的读书生活与功名之路的不顺遂。张岱自幼颖悟，6岁时被祖父带至杭州见陈继儒，因属对敏捷，深得夸许。此后即在家藏万卷的书房中读书，15岁始亲炙祖父教诲。祖父张汝霖对于张岱意义重大，他为人旷达，不重八股而独醉心古人文章，还将《世说新语》印制成袖珍本随身携带。祖父的读书态度与科场遭遇对其影响最是深远。张汝霖应考乡试时曾被教谕列为淘汰之列，后大主考清点试卷，发觉少了七份，遂问及教谕是何故。教谕答说，“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大主考却执意调出这七份试卷查看，一读之下，抚掌称妙，便将张汝霖选中遂免遗珠之憾。日后张汝霖为官做主考，也特别留心榜单之外的考生，最后常因力排众议终被解职。祖父的经历令张岱体会到科考的虚妄甚至残酷，其结果是贻害天下，凡能通过科考之人，“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是故张岱即便一生科名无缘，也未耿耿难释怀。而祖父要其读书不以各家注疏横踞心中，更促使他广搜博取，尽精力于种种繁杂学问，无意间完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该有的技艺与修养。
科举功名的不可得，使得张岱转而思考自己生命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满腹才华又该如何措置。在传统文人那里，最高荣誉不是执掌大权，也非翰林文章，而是修史。拥有对历史的解释权是文人的最大意义和价值。
1627年，明熹宗宾天，魏忠贤失势，朝局一新。此时的张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古今义烈传》。是书广搜正史、博采野史，上起西周，下及蒙元，汇良将、硕儒、廉吏、明君、商贾、僧道、乞丐四百多人于一编，每人皆附小传与赞语。古之义烈，虽早已湮灭，但张岱每览其行状，无不激愤感触，而这愤激之情其实是源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故只有以如此义烈之侠行来鼓荡人心，收拾残局，方可“立地一刀，郁积尽化”。而在具体治史方法上，张岱亦有自己独到的思考。简言之，他仰慕两种人，一是“慷慨赴义，必于仓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际，感触时事，卒然迸裂，如电光江涛，不可遏灭”，一是“乃有为国捐躯，至死不悔，是盖纯任愤烈，非谓当然而然也”。张岱激赏折节的是那些“愤烈”之人，因此他不写荆轲之流、不写为“恩结”赴死的剑客、不写“君臣之分，莫逃天壤，而有死无他”的大臣、亦不写那些不值为之而死、或仅出于“积处所成，非义愤所激”而死之人。
同样是身死，张岱并未等量齐观，在写什么与不写什么的裁断中，作为史家的张岱有他自己的观念。对死亡价值的思考，透露出日后其人生抉择的消息——死亡是容易的，为什么生活才是真正困难的；对于那些奇崛怪异之人的青睐，亦见出因一生未获功名而被排斥的张岱其内心的身份认同与非主流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义烈传》奠定了张岱一生写作的基调，背驰正统知识和意识形态规训，倾心那些被权力湮没而不得彰明的内心愤激之士。
1644年，甲申之变，张岱四十八岁，明亡。翌年，好友祁彪佳投池而死。1646年，方安国以“商榷军务”为名胁迫五十岁的张岱出山。其时，张岱适疽发于背，疼痛呻吟，夜倚枕假寐，梦见祁彪佳嘱其“天下事至此，已不可为矣”，随尔高手终不过一死了之，要其速速还山，早日完成《石匮书》。惊醒过来，汗湿衣衫，撇去所有家当及三万册藏书，仓皇出走，隐居于绍兴西南之越王峥。
披发入山的张岱自称“野人”，时有自尽之念，只因念及撰写明史的大业未竟，也就抱恨苟活。有意思的是，与“野人”身份相称的是他修撰“野史”的工作。在这度日如年的生活中，他一边写作宏大的《石匮书》，一边写作薄薄一册《陶庵梦忆》，这两种看似轻重有异的写作其实都在呈示一个“回忆者张岱”的形象。“石匮”为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地，张岱借此名意在表达对太史公的推崇，这种推崇并非基于司马迁历史写作成就之伟大，而是他需要从太史公那里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人即便受尽侮辱也不能轻寻短见。
张岱以专业史家自居并效法太史公，虽一贫如洗仍穿州过省访问遗老、探勘古迹，试图给每个明朝皇帝作出精要的点评。写作中最重要的动机与任务是给出明亡的原因，原先设定的止于天启七年（1627）天启皇帝驾崩的《石匮书》明显无法完成这一工作，于是张岱着手写作《石匮书后集》，以期最终厘清明亡的意义。他认为，明亡与末代皇帝崇祯个人性格有关，崇祯用人朝令夕改，浑如“弈棋”，在位十七年，无时不广揽人才，隐士、宫女、寺宦、平民无不有之，结果却“愈出愈奇，愈趋愈下”。好用人，却用人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竟无一人为其分忧解难，诚为孤立无助之主。同时，张岱明确指出不能把乱世归咎于如李自成的单一叛乱上。中国之板荡，日积月累，人人有责，谴责李自成，犹如宣称“匠石辍斧伐木”，而事实上明朝已如“蠹木”，李自成最终成功逐鹿，实因“群盗聚踣之”，“张岱与其时代之人所悲痛吞下的，正是腐败结成的苦果”，就此而言，没有李自成，也会有张自成、王自成来完成推倒“蠹木”的工作。
1654年，《石匮书》完稿，约过六年，《后集》亦告完成，两部明史共计三百万字。完成文稿的张岱致信友人，自谓“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读来好似心境平顺，其实对过去一往情深的张岱是怎么也做不到心如止水的，更何况他压根认为彼时的世界之所以荒败，恰恰是因为“不痛不痒”，要做的不是随时顺俗，而是痛下针砭。
这份“针砭”最难下手却必须下手处，即是如何评价朝代沦亡中各类人物的生活样态——叛变者、拥护者、殉国者、女人和男人、贩夫走卒乃至冠盖之士，而对于“忠贞”与“生死”的探讨则是其中最为核心与令人不安的部分。
我们必须再度回到张岱的好友祁彪佳。当年祁自沉之晚，曾书诗一首留予家人，其意是明亡之后只有两条路可行，或反抗清人，力图复兴；或自裁明志，以身殉国。前者难，后者易，祁认为势不可挽，抵抗终究徒劳，不如一死洁身。与好友意见截然不同，张岱认为如果“一个人因为多活几年，有更多时间寻思良方，死于何时就太重要了”。以祁彪佳之自裁为代表的前朝遗民，正气凛然，但实非义行。有明一朝，皇帝大多昏聩庸庸，临了如崇祯以区区一死塞责，虽然众人皆心知肚明，却仍旧选择死殉，又是为何？在张岱却看来，这恰如妇人“嫁凶酒撒泼之夫，以沉湎昏聩而笞逐其妻妾，乃妻妾不以为恨，而当其丧亡之日，犹欲为守节殉亡，则与彼情深伉俪，而愿为之比翼连理者，不更难之难哉？”为了昏聩荒淫的前朝王室殉死，不就像是为成天酗酒撒泼的混账男人守节殉亡吗？
《陶庵梦忆》的开头，张岱自谓写作此书是为了“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其实回忆是真，忏悔是假。我们在这本文集中读到的不是忏悔，而是眷恋，对过往之欢娱的深刻眷恋。与钱谦益、龚鼎孳之流不同，明朝并没有给张岱带来什么直接的利益，没有功名头衔的他之所以毕一生心力写史，说到底仍是因为那份对昔年生活的眷恋。张岱明白，从今而后，生命只有自然的意义，而无审美的意义。那些文字，不管多么清丽，都只是为了在纸面构筑一个回忆的世界。
准此，史景迁为张岱立传的意义才凸显出来。当外部的历史已然崩塌，当生活的情境天翻地覆，当所寄身的精神世界不再具备不言自明的价值，换句话说，当作为历史的实体轰然倒下，个人究竟可不可以凭借“回忆”来确立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可不可以在这实体之外重建一个自己心中的“历史”？又可不可以将掩蔽在庄严与废墟之后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一起表达出来，从而使后人透过由权力宰制的虚伪的历史而把握历史的真实？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