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马克思读后也会哀泣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11月号
笔者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确切地说老人家信奉的是毛泽东思想，但在中国语境下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同情穷人，对于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真诚的热情。此次暑假回家与老人家交流，他再一次重复了这几年我每次回家都会听到的困惑：“社会真是变了啊，以前穷人和穷人之间是很团结、很亲近的，一家有困难，周围的穷人都来帮助，哪像现在这么冷漠；而且很有骨气，宁可乞讨也不偷东西。你看现在的穷人，抢劫、盗窃，也和富人一样，眼里只有钱！”不像以前那样偷笑人老了牢骚就是多，这次听到祖父的感叹，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刚刚读完后现代政治学大师鲍曼的著作《工作、消费与新穷人》，祖父的感叹正好与此书的两大议题暗合，即社会发生了变化（鲍曼认为是发生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与穷人发生了变化（鲍曼称为新穷人的诞生）。此书或许可以很好的解答祖父的困惑，但我并没有推荐给祖父阅读。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社会变化以及新穷人状况的描述，即使马克思读后，也会哀叹，更何况祖父这样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不过却很急切地想把这本书作为常识类读物推荐给广大读者，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学与社会学类的读者，因为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个人所身处的当今社会——消费社会——有着细致的剖析，阅读此书对于我们了解自身与这个社会必大有助益。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鲍曼就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已经由所谓的“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而1998年出版的这本《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则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断不可简单地从字面上来理解“生产型社会”与“消费型社会”，因为无论生产行为还是消费行为是贯穿于整个人类史的。之所以把以往旧型的现代社会为“生产型社会”，理由在于该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生产者；而社会要求其成员所遵守的规范，则是扮演该角色的能力和意愿。而在当今时代，社会主要是需要其成员具有扮演消费者的能力。当今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最主要乃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求所主宰，而我们社会所标举的规范，乃是成员必须有能力及意愿来扮演消费者。鲍曼认为，从“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的标志性后果之一就是“消费文化”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消费因成为了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而获得了一种至尊性。
在鲍曼看来这种至尊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消费市场的诱惑使人们丧失了自主判断能力，丧失了把自我焦虑转换为公共议题的表达空间。对市场的依赖破坏了人的社会交往能力，而个人与社会的亲密而互动交织关系是维持社会关系团结和谐的前提。参与者由于缺乏社交技能和稳定空间，人们只能避免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使所有人之间的结合都只是暂时和易变的。由此，人们只能求助于市场的货物、服务和专家的意见，市场成为其确定性和信任的基础。其结果必然就是对市场的从属，把时尚作为一种维持市场秩序的创性机制。他甚至宣称消费者的上升就是公民的下降，消费者也有能力，公民就越无能。
当然，如果此时比对现实，鲍曼似乎摆脱不了危言耸听的嫌疑，至少我们不会太相信消费社会会象他说的这么坏。我们甚至可以反驳，且不说传统的专制社会，就算与生产型社会相比，消费社会也是进步的。因为在以工厂车间为中心的生产型社会里，人们的行动甚至思想都没有自由，完全束缚于繁忙的工作效率中。而在消费社会中，我们的自由指数与以往相比是飙升的。但鲍曼确认为消费自由有着很强的欺骗性。消费自由的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永远难以满足。因此，理想的消费自由就是欲望至上，使一切激情和理性都以满足和提升欲望为目标才体现意义。消费市场为了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需要大量的时尚和广告来诱惑他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远不满足的状态。鲍曼认为，在当前的个体化社会中，消费自由的欺骗性会逐渐导致无法寻求“系统矛盾的个人解决方案”。
鲍曼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始终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及其生存境况持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关怀。在 《工作、消费与新穷人》一书中，鲍曼细致剖析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过度，最终还是为了探究消费社会中新穷人的境况。然而他对于这种境况的分析完全是悲观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之中，新穷人失去的比以往都多，他们的命运也比以往更令人担忧。首先，在消费社会中，穷人丧失了在精神上对于富人的平等甚至优越感。在消费社会之前，不论是基督教还是马克思都在精神上赋予了穷人相对于富人的优越地位，基督教认为穷人与其他任何人和事物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穷人遭遇的灾难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原罪的宽恕和特赦的补偿，而富人则可能“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都困难，这在精神上为受难者带来福音和安慰；而马克思则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指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甚至是更为先进的社会政治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先驱，这显然是对穷人优越更深层的精神肯定。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正常的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为了快乐的感观和现场的经历而沉迷于选择琳琅满目的商品，而穷人变成了无法正常消费的 “有缺陷的消费者”，在精神上失去了与富人平等的地位。
更可悲的是，在鲍曼看来，在消费社会中穷人是无力反抗的。在消费社会之前，被压迫者可以把贫穷转变成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而身处消费社会的被压迫者则无法组建类似于现代无产者凝集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实践政党。鲍曼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人类尊严的影响不同，围绕着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现代政治导致阶级冲突和憎恨阶级的人格化，而消费社会则不同。被压迫者并不想消除市场的诱惑，毋宁说，他们也希望加入其中。于是在消费社会中“富人不是敌人而是榜样。不是令人讨厌的人物而是崇拜的偶像” 。这是因为新穷人似乎能够在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中成功地勾画出自我建构的过程。由于被压迫的穷人无法在消费主义中成功，只能把自己体验为有缺陷和不充分的人，因而他们在经验上就独自承担了自己失败的责任。另外，新穷人无力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主义的常识使他们无法相互团结和组织起来。在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似乎想证明自己更有能力获得资源的机会，而不是力图把个人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议题并通过公共手段加以解决。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寄托在“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鲍曼描述的消费社会中，“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基础显然遭遇消解。所以说，消费社会的出现使得马克思也会哀叹，但笔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也绝非毫无希望，因为消费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消费社会之后的某个阶段，谁也无法否认“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将会重新凝聚。不过在目前阶段，接受消费社会的现实，尽可能实现消费社会条件下的公平与正义，或许才是《工作、消费与新穷人》给我们最实在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