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没有收信人的信
“常说‘述而不作’，我是‘述多于作’。近几年，耳聋日剧，与人交流困难多多，‘述’也难了，但是思想却还活跃，……思想如同散云，风一吹就散去了。如果打算留住这些散云，就只有把它们‘书’下来。这就是‘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的由来。”这没有收信人的信，连同陈乐民先生晚年时期的一些文稿、演讲，后来被整理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难以简单归纳的文本：《给没有收信人的信》。
笔者认为现下最影响如陈先生那一代、甚至更上一代知识人学脉和精神谱系传承的因素，就是时代的隔膜。而要想消除时代的隔膜，就必须尝试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陈乐民先生的欧洲史专家身份人尽皆知，去查阅陈先生的介绍，情况也大同小异。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对陈先生的知识分子心灵研究在身份上的确认。用不了多久，相信有心尝试这方面研究的人会出现。他们会开始寻找历史展开自己的研究。倒是这本书里有一些陈先生的自述，涉及到这方面的材料。如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北京已经解放，是燕大存留的最后一段时期，课程表里已增加了新内容。”（本书197页）
“五十年代我是在清华大学念书，你们现在条件好，踏踏实实地念书，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大半时间搞运动，而且经常被调出去参加社会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我毕业前夕又调出去临时工作，等我回来以后，说你不在清华大学了，为什么呢？说是院系调整了，清华大学不要文科了，把文科赶到北大去了，所以我就变成北大毕业。清华大学有很多很有名的老教授都分到北大去了。清华大学因此就变成了一个瘸腿的大学，这真是滑稽。（见本书223页）”
从上面两个片段，我们可以想象陈先生当年的求学经历，他很可能以学生的身份目睹了老燕京大学的消亡；在一九五二年又曲折离奇地从清华到北大毕业。个人的经历往往是对时代最好的写照，个人经历某种程度上也足以影响人们对时代的大致判断。也是在上述后一部分的演讲中，陈先生谈到了中国文化自清末民初以来失去了它的“自主性”，也即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不再能封闭自己，独自决定自己的文化。陈先生的观点，其实是现在不能再要这个所谓的“自主性”，否则我们依然是停滞不前。“自主性”其实是个伪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力地证明了陈先生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思想基础，或许和他根据自身经历对时代做出的总结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欧洲问题专家，频繁出入国际外交舞台，陈先生可以说是带着大量的亲历见闻走的，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都写出来，——或许是不会写出来的，偶尔一点回忆被记下来都透露着历史的韵味。比如他在书中讲了“一个犹太人图比”的故事。图比（Toubi）是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党派领导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名字人们都很熟悉，因为每次开世和理事会会议，他都会作为以色列的代表出席。但是，没有人了解他，因为他来自以色列。陈先生说，那时中国人在这种交往场合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以色列的存在。因为我们曾经最强烈地同“犹太复国主义”做斗争，情绪化地站在阿拉伯一边，拒绝同以色列有一点点接触，理由是这个国度是帝国主义者扶持、建造的国家。图比先生曾经辗转给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写一个纸条，拜托陈先生转交，不过被当下退了回去，这位图比先生或许已经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受了屈辱，笑着收回了纸条。尽管以色列从来尊重我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一有机会便向我们表达善意，可是中国人铁了心肠要跟阿拉伯人做朋友，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图比始终是那个每次会议中既熟悉又陌生的以色列人。陈先生笔下很克制，但是其中的叹谓却洋溢纸面。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日常行为，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看不见的界限所规范。
收录在本书中的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书评，陈先生评的是陈衡哲的《西洋史》，而且读者能感觉到陈先生写评时带有一种倾向性。为什么身为当代欧洲史专家的陈先生，会对写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这个老版本《西洋史》特别赞许呢？笔者特地找来去读，读后产生了同陈先生一样的感觉：“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优点，就在于他的写法，文学和历史，现在的分科是两科，陈衡哲是文学家写历史，所以是史中有文，文中有史。……作者的广阔的文化史观跃然纸上，他的视野不囿于一时一事，而是动态的，跨时空的。”
陈衡哲即当年频频出现在胡适日记中的“莎菲”女士，民国第一位女教授。这本《西洋史》作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陈乐民先生初次遇到辽教社重印的版本已经是一九九八年了。无怪于陈先生感慨当年学界的风流人物数十年间几乎湮没无闻。尽管这本书的写作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出发点，但是民国学人那种善于用明白的语言讲清楚问题的能力，使这部本应复杂无比的著作对读者来说妙趣横生。以文学家的身份和笔法去写史，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因为文学性的写法会抵减史学著作的史料价值和材料的可信度；但是二者关系把握好的话，无疑会产生经典，这就是长久以来以中文写作的人梦想中的那种东西。陈乐民先生之所以对这本著作有这样高的评价，或许正是由于“文学性”这种东西其实是很私人化的，你不可能在其中回避和藏匿自己的态度和观点，用文学性的手法来写史，更容易表现出著者自己的史观。这比堆砌史料把思考负担留给读者显然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陈衡哲教授在这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史观并非一成不变，全书都透露出一种开放的眼界，而且对写作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情形有一种关照，这些都契合了陈乐民先生对历史研究的价值判断。
凭借留下的这个文本来探索陈乐民先生的精神世界是远远不够的，2007年3月，先生曾经对自己做过一个极短但意义深刻的评价：
“吾一生最大幸者之一是没有‘陪伴’过高官。故心地干净之至。”
2010-11-16
笔者认为现下最影响如陈先生那一代、甚至更上一代知识人学脉和精神谱系传承的因素，就是时代的隔膜。而要想消除时代的隔膜，就必须尝试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陈乐民先生的欧洲史专家身份人尽皆知，去查阅陈先生的介绍，情况也大同小异。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对陈先生的知识分子心灵研究在身份上的确认。用不了多久，相信有心尝试这方面研究的人会出现。他们会开始寻找历史展开自己的研究。倒是这本书里有一些陈先生的自述，涉及到这方面的材料。如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北京已经解放，是燕大存留的最后一段时期，课程表里已增加了新内容。”（本书197页）
“五十年代我是在清华大学念书，你们现在条件好，踏踏实实地念书，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大半时间搞运动，而且经常被调出去参加社会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我毕业前夕又调出去临时工作，等我回来以后，说你不在清华大学了，为什么呢？说是院系调整了，清华大学不要文科了，把文科赶到北大去了，所以我就变成北大毕业。清华大学有很多很有名的老教授都分到北大去了。清华大学因此就变成了一个瘸腿的大学，这真是滑稽。（见本书223页）”
从上面两个片段，我们可以想象陈先生当年的求学经历，他很可能以学生的身份目睹了老燕京大学的消亡；在一九五二年又曲折离奇地从清华到北大毕业。个人的经历往往是对时代最好的写照，个人经历某种程度上也足以影响人们对时代的大致判断。也是在上述后一部分的演讲中，陈先生谈到了中国文化自清末民初以来失去了它的“自主性”，也即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不再能封闭自己，独自决定自己的文化。陈先生的观点，其实是现在不能再要这个所谓的“自主性”，否则我们依然是停滞不前。“自主性”其实是个伪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力地证明了陈先生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思想基础，或许和他根据自身经历对时代做出的总结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欧洲问题专家，频繁出入国际外交舞台，陈先生可以说是带着大量的亲历见闻走的，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都写出来，——或许是不会写出来的，偶尔一点回忆被记下来都透露着历史的韵味。比如他在书中讲了“一个犹太人图比”的故事。图比（Toubi）是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党派领导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名字人们都很熟悉，因为每次开世和理事会会议，他都会作为以色列的代表出席。但是，没有人了解他，因为他来自以色列。陈先生说，那时中国人在这种交往场合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以色列的存在。因为我们曾经最强烈地同“犹太复国主义”做斗争，情绪化地站在阿拉伯一边，拒绝同以色列有一点点接触，理由是这个国度是帝国主义者扶持、建造的国家。图比先生曾经辗转给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写一个纸条，拜托陈先生转交，不过被当下退了回去，这位图比先生或许已经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受了屈辱，笑着收回了纸条。尽管以色列从来尊重我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一有机会便向我们表达善意，可是中国人铁了心肠要跟阿拉伯人做朋友，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图比始终是那个每次会议中既熟悉又陌生的以色列人。陈先生笔下很克制，但是其中的叹谓却洋溢纸面。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日常行为，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看不见的界限所规范。
收录在本书中的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书评，陈先生评的是陈衡哲的《西洋史》，而且读者能感觉到陈先生写评时带有一种倾向性。为什么身为当代欧洲史专家的陈先生，会对写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这个老版本《西洋史》特别赞许呢？笔者特地找来去读，读后产生了同陈先生一样的感觉：“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优点，就在于他的写法，文学和历史，现在的分科是两科，陈衡哲是文学家写历史，所以是史中有文，文中有史。……作者的广阔的文化史观跃然纸上，他的视野不囿于一时一事，而是动态的，跨时空的。”
陈衡哲即当年频频出现在胡适日记中的“莎菲”女士，民国第一位女教授。这本《西洋史》作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陈乐民先生初次遇到辽教社重印的版本已经是一九九八年了。无怪于陈先生感慨当年学界的风流人物数十年间几乎湮没无闻。尽管这本书的写作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出发点，但是民国学人那种善于用明白的语言讲清楚问题的能力，使这部本应复杂无比的著作对读者来说妙趣横生。以文学家的身份和笔法去写史，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因为文学性的写法会抵减史学著作的史料价值和材料的可信度；但是二者关系把握好的话，无疑会产生经典，这就是长久以来以中文写作的人梦想中的那种东西。陈乐民先生之所以对这本著作有这样高的评价，或许正是由于“文学性”这种东西其实是很私人化的，你不可能在其中回避和藏匿自己的态度和观点，用文学性的手法来写史，更容易表现出著者自己的史观。这比堆砌史料把思考负担留给读者显然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陈衡哲教授在这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史观并非一成不变，全书都透露出一种开放的眼界，而且对写作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情形有一种关照，这些都契合了陈乐民先生对历史研究的价值判断。
凭借留下的这个文本来探索陈乐民先生的精神世界是远远不够的，2007年3月，先生曾经对自己做过一个极短但意义深刻的评价：
“吾一生最大幸者之一是没有‘陪伴’过高官。故心地干净之至。”
2010-11-16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