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读后感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时殷弘教授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是一部非常有特点的国际关系史著作，通过阅读这本书，除了可以解国际关系史的知识，还能够学到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不仅授之以鱼，更重要的是还授之以渔，这是我阅读本书后感到最大的收益之处。
这本书从第一章开始就和一般的著作不太一样，一般的书中第一章的绪论，往往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场白，好戏都在后面，而这本书第一章的绪论，却像是指南针一样，非常深入地讲述了国际关系史这一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读者对整个学科的学习指明了大的方向和道路，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指导价值。在第一章的最后还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各种原始文献档案的分类，价值，查阅和使用方法，为读者利用第一手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做出了非常明确而且实用的指南。对于思考的模式和研究的具体方法，作者也给读者做出了重要的指引。作者很强调宏观和整体视角的重要性，提醒读者不要把历史看成是细节堆积的结果，不要只见到树木而不见森林。
国际关系史这个学科的范畴应该包含两个层次：首先它是历史，然后它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专题史，它是构成整个历史的大厦的一个部分。因此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时候，除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外，也不应忽略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意义，在研究的方法上，也适用于研究一般的历史所通用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多的强调。从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很推崇由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确立起来的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相信这些和作者的历史学的专业背景和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书中对于国际关系史上的事件的论述常常比较深入，而并非停留在对事件的过程本身的表面描述上，而是从中提炼出了事情的本质。甚至于对一些历史人物在考虑问题时候的思维过程都做了分析。我想如果缺少了这些深层次的分析，历史会容易显得更像小说故事一样流于情节本身。作者对这种对历史本质探究的高度注意，可能是源于对过去历史著作的写作模式的弊端的批判而产生的。在论述方法论的第一章中提到了一些在过去的著作中忽视历史本质的例子，例如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对法国革命战争和七年战争的本质没有做出区分，仅仅从战争本身来总结一套普遍适用的战略原理，这就使其理论走入了形而上学的歧途。
作者比较注重对于历史学的意义的探究——也就是为什么学，学了可以做什么用的问题，把历史的意义分成了实用的意义，趣味的意义和人类认识自我的意义。作者特别指出了历史对于理论构建的基础作用，尤其在战略理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指出这些意义的同时，作者对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多次提到过历史的研究是不能做到完全“水清见底“的，对于历史内涵的理解只能是部分的，不可能弄清它的全部。因此永远不应该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已经完全清楚明了，探索永远不应该停止。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不同于一般的以时间为主要线索的国际关系史著作，这部书中主要是按照一个又一个事件和专题来论述的，并且是深入地去探讨每一个事件的深层本质和内在的联系，对事件的探讨多于对事实本身的描述，对于那些具体的细枝末节则并不费过多的笔墨，并且比较能宏观地着眼于整个国际格局和体系的变动。即不仅仅是对于谁或者哪个国家在哪年做了什么的记述，更多的是论述了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考虑，这么做之后对整个国际格局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从中可以总结出什么规律来，类似这样的问题。叙事的模式上，通常是首先讲战略目标和计划，然后再论述这样的目标和计划是如何实施的，叙事的逻辑结构非常的紧密，许多前后的事件之间是“因为……所以……”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开始……后来……”的关系。如果以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作为比较，大部分其他的国际关系史著作更接近编年体，而这部书则更接近纪事本末体的写法。这部书在内容上具有非常紧凑的特点，包含的信息量很高，凡是提到的内容，都是和论述的事情有比较密切的逻辑联系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可有可无的话很少，没有什么水分。在有些地方，探讨甚至已经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畴，而把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但依据当时的背景是可能发生的那些情况假设出来，并将假设的情况下可能的结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相比较。
作者在论述中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使得这本书阅读起来很顺畅，不像许多学术书籍那样的晦涩难懂。书中的一些词汇我在别的著作中从没有读到过，在网上也搜索不到，由此可推断可能这是作者在书中自己创造的一些新的概念名词，诸如“幕僚史学”，“道德说教史学”，”轶事史学”，还有根据其作用把核武器说成是“大均值器”，这类的名词以非常简洁的词语准确地点名了所要表达的概念的特点，给人以非常清楚和深刻的印象。作者在书中还使用了很多的比喻来使抽象的内容变得生动而形象。书中很多地方引用了自然科学的概念作为比喻，来描述和形容国际关系史的现象，诸如以“宇宙大爆炸”这样的物理概念来形容历史的剧变，用遗传学的“延续”与“突变”形容历史发展的规律，用旧秩序的“溶解剂”和新秩序的“催化剂”来形容科技革命，用“真空”来形容权势的缺失，还有以“分割和聚合”，“钟摆”，“大环境”，“新陈代谢”，“爆燃”等样概念作为比喻的。此外，也不乏以一些俗语为喻，诸如将迅速崛起之后的普鲁士帝国比作是“爆发户”，将英国的制海权说成是“传统的魔法”，将英国的工业革命说成是其“权杖”，将欧洲权势的变化比作是“交替坐庄”，将多变的阿拉伯政治比作是“流沙”等等。这些生动的比喻给略显枯燥和抽象的理论以很大的润色，使这本书阅读起来更加富有趣味。
在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意义上，作者有着与传统看法非常不同的新颖观点。通常的历史学著作都认为从欧陆均势的角度，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个头等的划时代的大事，而作者却认为从全球视野或德约的“海洋原理”去看，它们缺乏头等重要性，就世界历史而言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是从整个欧洲的大格局变化去看的，具体地说就是看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这一图谋的意义，也就是说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不是造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势力的巨大变化。如果从整个欧洲的全局来考虑，在这之前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海上强国已经崛起，夹在奥地利和西班牙中间的法国的力量也是大大提升，而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西部主要的势力西班牙已经大大衰落，半壁江山已失，这个时候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地位已然大大衰落，因此在三十年战争中即便取得了对德意志各诸侯国的有力统治，甚至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丹麦和瑞典都取得势力，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西部的势力也没有什么关系。哈布斯堡王朝想要通过三十年战争恢复其称霸欧洲的地位，只有在这场战争中击败法国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才有可能，而事实上这并没有发生，而且以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形势看这也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从对欧洲的格局的影响这个方面来看，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意义确实并不是那么大。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的这些论述都是就欧洲格局的变化而言的，而许多著作评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义的时候是就其提出的主权原则和开创的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纠纷的先例这些创新的概念和制度而言的，从后者的意义上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是和前者不矛盾的。
我想仿照这种思路，来考察一下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欧洲新教势力崛起是不是具有一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问题。哈布斯堡王朝是一个基于家族联姻和天主教政教合一等基础上的落后于时代的旧式帝国，其衰落是和新教势力的崛起相伴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当时欧洲最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就是新教的兴起，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交锋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很久就开始了。早在查理五世的时候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中就已经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确保了新教的合法地位，而到了腓力二世时候新教国家英国和新独立的新教国家荷兰都使得新教的整体力量就开始大大提高，已经成为制约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的巨大力量，这是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局势。三十年战争在其爆发的初期是带有新教和天主教间对抗的强烈宗教色彩，然而到了后期尤其是法国参战的时候，这种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却和新教势力结盟共同打击哈布斯堡王朝，因为这时法国的考虑是出于国家利益上，是为了不让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成为法国的威胁，而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因此三十年战争并不能完全看做是天主教和新教这两派势力相互争夺权力的大战，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也不代表新教势力在这个时候的巨大提升。虽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哈布斯堡皇室承认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合法地位，同时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在帝国内地位平等，但这只是对于不可抗拒的现实的一种承认。这有些像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科莫德斯与日耳曼蛮族签订的和约一样，并非是因为这个和约而使得日耳曼蛮族得以越过罗马帝国的边界，而是在当时日耳曼蛮族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他们越过罗马帝国的边界进行殖民的行为已经成了罗马帝国所无力控制的既成事实，这个和约不过是一个法律上的认可，是在名义上的一种让步和妥协。新力量的崛起是早于和约的签订的，并非先有了合约而致使了新力量的崛起。因此，我认为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欧洲新教势力的崛起也并不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欧洲新教势力的崛起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成为事实了的。
这本书从第一章开始就和一般的著作不太一样，一般的书中第一章的绪论，往往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场白，好戏都在后面，而这本书第一章的绪论，却像是指南针一样，非常深入地讲述了国际关系史这一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读者对整个学科的学习指明了大的方向和道路，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指导价值。在第一章的最后还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各种原始文献档案的分类，价值，查阅和使用方法，为读者利用第一手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做出了非常明确而且实用的指南。对于思考的模式和研究的具体方法，作者也给读者做出了重要的指引。作者很强调宏观和整体视角的重要性，提醒读者不要把历史看成是细节堆积的结果，不要只见到树木而不见森林。
国际关系史这个学科的范畴应该包含两个层次：首先它是历史，然后它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专题史，它是构成整个历史的大厦的一个部分。因此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时候，除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外，也不应忽略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意义，在研究的方法上，也适用于研究一般的历史所通用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多的强调。从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很推崇由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确立起来的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相信这些和作者的历史学的专业背景和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书中对于国际关系史上的事件的论述常常比较深入，而并非停留在对事件的过程本身的表面描述上，而是从中提炼出了事情的本质。甚至于对一些历史人物在考虑问题时候的思维过程都做了分析。我想如果缺少了这些深层次的分析，历史会容易显得更像小说故事一样流于情节本身。作者对这种对历史本质探究的高度注意，可能是源于对过去历史著作的写作模式的弊端的批判而产生的。在论述方法论的第一章中提到了一些在过去的著作中忽视历史本质的例子，例如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对法国革命战争和七年战争的本质没有做出区分，仅仅从战争本身来总结一套普遍适用的战略原理，这就使其理论走入了形而上学的歧途。
作者比较注重对于历史学的意义的探究——也就是为什么学，学了可以做什么用的问题，把历史的意义分成了实用的意义，趣味的意义和人类认识自我的意义。作者特别指出了历史对于理论构建的基础作用，尤其在战略理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指出这些意义的同时，作者对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多次提到过历史的研究是不能做到完全“水清见底“的，对于历史内涵的理解只能是部分的，不可能弄清它的全部。因此永远不应该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已经完全清楚明了，探索永远不应该停止。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不同于一般的以时间为主要线索的国际关系史著作，这部书中主要是按照一个又一个事件和专题来论述的，并且是深入地去探讨每一个事件的深层本质和内在的联系，对事件的探讨多于对事实本身的描述，对于那些具体的细枝末节则并不费过多的笔墨，并且比较能宏观地着眼于整个国际格局和体系的变动。即不仅仅是对于谁或者哪个国家在哪年做了什么的记述，更多的是论述了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考虑，这么做之后对整个国际格局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从中可以总结出什么规律来，类似这样的问题。叙事的模式上，通常是首先讲战略目标和计划，然后再论述这样的目标和计划是如何实施的，叙事的逻辑结构非常的紧密，许多前后的事件之间是“因为……所以……”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开始……后来……”的关系。如果以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作为比较，大部分其他的国际关系史著作更接近编年体，而这部书则更接近纪事本末体的写法。这部书在内容上具有非常紧凑的特点，包含的信息量很高，凡是提到的内容，都是和论述的事情有比较密切的逻辑联系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可有可无的话很少，没有什么水分。在有些地方，探讨甚至已经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畴，而把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但依据当时的背景是可能发生的那些情况假设出来，并将假设的情况下可能的结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相比较。
作者在论述中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使得这本书阅读起来很顺畅，不像许多学术书籍那样的晦涩难懂。书中的一些词汇我在别的著作中从没有读到过，在网上也搜索不到，由此可推断可能这是作者在书中自己创造的一些新的概念名词，诸如“幕僚史学”，“道德说教史学”，”轶事史学”，还有根据其作用把核武器说成是“大均值器”，这类的名词以非常简洁的词语准确地点名了所要表达的概念的特点，给人以非常清楚和深刻的印象。作者在书中还使用了很多的比喻来使抽象的内容变得生动而形象。书中很多地方引用了自然科学的概念作为比喻，来描述和形容国际关系史的现象，诸如以“宇宙大爆炸”这样的物理概念来形容历史的剧变，用遗传学的“延续”与“突变”形容历史发展的规律，用旧秩序的“溶解剂”和新秩序的“催化剂”来形容科技革命，用“真空”来形容权势的缺失，还有以“分割和聚合”，“钟摆”，“大环境”，“新陈代谢”，“爆燃”等样概念作为比喻的。此外，也不乏以一些俗语为喻，诸如将迅速崛起之后的普鲁士帝国比作是“爆发户”，将英国的制海权说成是“传统的魔法”，将英国的工业革命说成是其“权杖”，将欧洲权势的变化比作是“交替坐庄”，将多变的阿拉伯政治比作是“流沙”等等。这些生动的比喻给略显枯燥和抽象的理论以很大的润色，使这本书阅读起来更加富有趣味。
在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意义上，作者有着与传统看法非常不同的新颖观点。通常的历史学著作都认为从欧陆均势的角度，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个头等的划时代的大事，而作者却认为从全球视野或德约的“海洋原理”去看，它们缺乏头等重要性，就世界历史而言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是从整个欧洲的大格局变化去看的，具体地说就是看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这一图谋的意义，也就是说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不是造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势力的巨大变化。如果从整个欧洲的全局来考虑，在这之前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海上强国已经崛起，夹在奥地利和西班牙中间的法国的力量也是大大提升，而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西部主要的势力西班牙已经大大衰落，半壁江山已失，这个时候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地位已然大大衰落，因此在三十年战争中即便取得了对德意志各诸侯国的有力统治，甚至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丹麦和瑞典都取得势力，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西部的势力也没有什么关系。哈布斯堡王朝想要通过三十年战争恢复其称霸欧洲的地位，只有在这场战争中击败法国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才有可能，而事实上这并没有发生，而且以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形势看这也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从对欧洲的格局的影响这个方面来看，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意义确实并不是那么大。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的这些论述都是就欧洲格局的变化而言的，而许多著作评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义的时候是就其提出的主权原则和开创的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纠纷的先例这些创新的概念和制度而言的，从后者的意义上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是和前者不矛盾的。
我想仿照这种思路，来考察一下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欧洲新教势力崛起是不是具有一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问题。哈布斯堡王朝是一个基于家族联姻和天主教政教合一等基础上的落后于时代的旧式帝国，其衰落是和新教势力的崛起相伴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当时欧洲最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就是新教的兴起，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交锋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很久就开始了。早在查理五世的时候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中就已经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确保了新教的合法地位，而到了腓力二世时候新教国家英国和新独立的新教国家荷兰都使得新教的整体力量就开始大大提高，已经成为制约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的巨大力量，这是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局势。三十年战争在其爆发的初期是带有新教和天主教间对抗的强烈宗教色彩，然而到了后期尤其是法国参战的时候，这种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却和新教势力结盟共同打击哈布斯堡王朝，因为这时法国的考虑是出于国家利益上，是为了不让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成为法国的威胁，而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因此三十年战争并不能完全看做是天主教和新教这两派势力相互争夺权力的大战，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也不代表新教势力在这个时候的巨大提升。虽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哈布斯堡皇室承认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合法地位，同时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在帝国内地位平等，但这只是对于不可抗拒的现实的一种承认。这有些像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科莫德斯与日耳曼蛮族签订的和约一样，并非是因为这个和约而使得日耳曼蛮族得以越过罗马帝国的边界，而是在当时日耳曼蛮族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他们越过罗马帝国的边界进行殖民的行为已经成了罗马帝国所无力控制的既成事实，这个和约不过是一个法律上的认可，是在名义上的一种让步和妥协。新力量的崛起是早于和约的签订的，并非先有了合约而致使了新力量的崛起。因此，我认为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欧洲新教势力的崛起也并不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欧洲新教势力的崛起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成为事实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