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有种，二毛无后？
刻下“五Mao党”称谓大行，110年前尽人皆知的“二毛子”则早已销声匿迹。30年前，人们以称颂义和团为时髦；今日，则以诅咒义和团为“给力”。义和团，作为已发生的存在，本身并无改变；改变的，是人的观念。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学者戴玄之，是宝岛上这一课题的开拓者。五、六十年代，义和团研究在大陆是显学，台湾则否。在专业圈子之外，“戴玄之”这个名字隐而不显，但他是义和团起源研究两大阵营之一“乡团说”的代表人物；另一阵营，则是大陆主流学者所提倡的“秘密结社说”，或叫“白莲教说”。八十年代，美国学者周锡瑞提出了另一种综合性的解释，或可称为“民间文化说”。各派之间聚讼不休，谁也不能说服谁，最终只好停战。时至今日，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或明或暗地持“多因素起源说”立场。
戴先生虽未能以一人之力确立起源理论，但在具体问题的考证上，则创获甚多，体现了海峡对岸史学界史料为本、较少先入之见的优势。此书的两个附录，对史学界曾经信以为真的几份文献进行了精确的辨伪工作，证明：所谓董福祥上荣禄禀、袁昶许景澄请杀保守派大臣的第二、第三份奏疏，都是伪作。此书出版于1963年，但时至今日，大陆仍有史家将这几份赝品当作真货，故此书的再版，实在非常必要。
为荣禄翻案，是戴先生一大贡献。百年以来固化的荣禄形象，是宣传大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长年累月用生花妙笔塑造出来的，当年如此施为，只不过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如曾经流行的口号“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信了，于是死得很惨；但人们信了康梁的宣传，并不会立刻上绞架，故听之任之。戴先生钻入文献堆中，提要钩玄，拨去迷雾，果敢地宣称：荣禄“对国家的贡献实不可没”！（本书第86页）
在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戴先生没有条件看到荣禄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密信，荣禄在庚子五月份的七份奏折、荣禄嗣子良揆所写《书片记事》也还没有公布，他硬是依靠当时人的函札、日记、笔记等“外围”史料，用抽丝剥茧的功夫，还原出荣禄在庚子急难之秋，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心力保护使馆的史实：“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有力焉”（本书第190页）。戴先生尚未留意到的，是荣禄暗示和配合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实施东南互保，这个贡献恐怕可与保护使馆相媲美。
戴先生这本书写作时间甚早，受民族主义倾向影响，对义和团多少有些偏袒，将烧杀抢掠等不端行为归之于“假团”。愚以为，义和团乃是中国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并非严密的组织，“登记注册”极端简易，“无证驾驶”也不受处罚，所谓“真团”“假团”的区分也就意义不大。戴先生同样没有意识到的，是废立问题对义和团在直隶京畿地区勃兴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义和团率先在山东兴起，但此时资历极浅的袁世凯却能将山东义和团消解于无形，而中央政权、直隶督署、北洋四军所在的京津地区反而“无力”弹压，闹到遍地皆是，连囚禁深宫的光绪帝都差点被团民当作“二毛子”痛打，其故安在？关键在于，戊戌政变让光绪帝成了“虚君”，勾起了爱新觉罗家族中有皇位继承资格者觊觎皇位的野心，领头者即端郡王载漪，他的宝贝儿子此时已经晋级为“大阿哥”（皇储），急于“抢班夺权”；希图在拥立新君中立功领赏的，不仅有大批王公贵族、朝中大臣，还有起于草野的大师兄、二师兄及其徒子徒孙。群众运动往往是朝中权力斗争的工具，庙堂和江湖为了各自的目的暂时结成了联盟。当然了，爱吃咸鱼就不能怕渴，载漪、载澜、载勋连同真的、假的义和团群众，最后都不得不承受应得的代价。可怜的，乃是运动中的“打酱油派”：拳民来了，他们受罪；联军来了，他们还受罪。
戴先生把拳乱主要责任全部归于慈禧，正如某些朋友将“文革”责任全部归于丰泽园主人一样，都失之简单化。史学圈子该做的，是搜集和整理最可靠的史料，加以考证排比，务求确凿不磨；史料不足者，只能存疑。急于下结论，往往失之偏颇。近代文献如恒河沙数，即使对同一件事，不同的论点往往能找到数量相当的史料支持，故轻率立论，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教科书已经贻误在前，“反教科书”或许又为害在后。什么时候我们能停止在两个极端之间荡秋千，以临渊履冰的态度，系统整理考释史料，务求折衷至当而后立论，近代史研究才会有希望。
（本文已转发国学数典）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学者戴玄之，是宝岛上这一课题的开拓者。五、六十年代，义和团研究在大陆是显学，台湾则否。在专业圈子之外，“戴玄之”这个名字隐而不显，但他是义和团起源研究两大阵营之一“乡团说”的代表人物；另一阵营，则是大陆主流学者所提倡的“秘密结社说”，或叫“白莲教说”。八十年代，美国学者周锡瑞提出了另一种综合性的解释，或可称为“民间文化说”。各派之间聚讼不休，谁也不能说服谁，最终只好停战。时至今日，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或明或暗地持“多因素起源说”立场。
戴先生虽未能以一人之力确立起源理论，但在具体问题的考证上，则创获甚多，体现了海峡对岸史学界史料为本、较少先入之见的优势。此书的两个附录，对史学界曾经信以为真的几份文献进行了精确的辨伪工作，证明：所谓董福祥上荣禄禀、袁昶许景澄请杀保守派大臣的第二、第三份奏疏，都是伪作。此书出版于1963年，但时至今日，大陆仍有史家将这几份赝品当作真货，故此书的再版，实在非常必要。
为荣禄翻案，是戴先生一大贡献。百年以来固化的荣禄形象，是宣传大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长年累月用生花妙笔塑造出来的，当年如此施为，只不过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如曾经流行的口号“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信了，于是死得很惨；但人们信了康梁的宣传，并不会立刻上绞架，故听之任之。戴先生钻入文献堆中，提要钩玄，拨去迷雾，果敢地宣称：荣禄“对国家的贡献实不可没”！（本书第86页）
在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戴先生没有条件看到荣禄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密信，荣禄在庚子五月份的七份奏折、荣禄嗣子良揆所写《书片记事》也还没有公布，他硬是依靠当时人的函札、日记、笔记等“外围”史料，用抽丝剥茧的功夫，还原出荣禄在庚子急难之秋，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心力保护使馆的史实：“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有力焉”（本书第190页）。戴先生尚未留意到的，是荣禄暗示和配合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实施东南互保，这个贡献恐怕可与保护使馆相媲美。
戴先生这本书写作时间甚早，受民族主义倾向影响，对义和团多少有些偏袒，将烧杀抢掠等不端行为归之于“假团”。愚以为，义和团乃是中国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并非严密的组织，“登记注册”极端简易，“无证驾驶”也不受处罚，所谓“真团”“假团”的区分也就意义不大。戴先生同样没有意识到的，是废立问题对义和团在直隶京畿地区勃兴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义和团率先在山东兴起，但此时资历极浅的袁世凯却能将山东义和团消解于无形，而中央政权、直隶督署、北洋四军所在的京津地区反而“无力”弹压，闹到遍地皆是，连囚禁深宫的光绪帝都差点被团民当作“二毛子”痛打，其故安在？关键在于，戊戌政变让光绪帝成了“虚君”，勾起了爱新觉罗家族中有皇位继承资格者觊觎皇位的野心，领头者即端郡王载漪，他的宝贝儿子此时已经晋级为“大阿哥”（皇储），急于“抢班夺权”；希图在拥立新君中立功领赏的，不仅有大批王公贵族、朝中大臣，还有起于草野的大师兄、二师兄及其徒子徒孙。群众运动往往是朝中权力斗争的工具，庙堂和江湖为了各自的目的暂时结成了联盟。当然了，爱吃咸鱼就不能怕渴，载漪、载澜、载勋连同真的、假的义和团群众，最后都不得不承受应得的代价。可怜的，乃是运动中的“打酱油派”：拳民来了，他们受罪；联军来了，他们还受罪。
戴先生把拳乱主要责任全部归于慈禧，正如某些朋友将“文革”责任全部归于丰泽园主人一样，都失之简单化。史学圈子该做的，是搜集和整理最可靠的史料，加以考证排比，务求确凿不磨；史料不足者，只能存疑。急于下结论，往往失之偏颇。近代文献如恒河沙数，即使对同一件事，不同的论点往往能找到数量相当的史料支持，故轻率立论，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教科书已经贻误在前，“反教科书”或许又为害在后。什么时候我们能停止在两个极端之间荡秋千，以临渊履冰的态度，系统整理考释史料，务求折衷至当而后立论，近代史研究才会有希望。
（本文已转发国学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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