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以怡情
初，好奇雅俗之互动、文化从乡野至殿堂的过程，而购此书于园中，后因出国时寄放在家，2010年末返家，复读之。于北京寓所记之。
斯乃小书，收录14篇文章，每篇十多页，皆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算是作者逝世不久前的作品。虽多为文人笔下的史论和杂论，有考据有评判，但更像是小品，临睡前以清茶佐之，算是怡情。
1.《论雅俗共赏》
简要的俗文学小史，可以同郑振铎的俗文化史印证来读。作者将安史之乱作为分水岭，因为乱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更为明显，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展，大量平民加入儒、士阶层，文学也因而走向世俗化。
部分《诗》、乐府古诗等，往往起自于野，而作者没有谈及。雅俗互动由来已久，单单拣选这个时间，恐值得商榷。总之，作者有意强调唐宋转承，原因有二：一是文学用语的口语化；二是体裁形式的逐步多样，如笔记、传奇、小说戏曲杂剧等等。而这两项恰又可以和新文学运动的表征，如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等，互为佐证。也因此，文中将唐宋的古文运动，视作了当时文士的“新文化”运动，这点想来也会争议颇多。
如何做到“雅俗共赏”，作者的药方是去描绘“人之常情”，勾勒人的通感与共识。然而，他也认为，这种“人之常情”，常常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尝试的、现实的事物与趣味”，难以诉诸形而上的层面。
文末提到“大众化会更进一步达到没有雅俗之分”的地步，这反倒使人想起沈从文在49年后不再写作的原因。
文章有两个细节很好玩。
胡适评宋诗是“作诗如说话”，好在明白自然浅易。还记得启功谈诗文，"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似乎唐人对作诗才是张口就来，宋人却总要绕绕弯。暂不谈这是不是与宋代书院的理性教育相关，光看宋诗，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动词不多。而看惯了文、画的人应当知道，所谓自然，就是生命力、“生机”“生气”“气韵生动”，在文艺作品中多是通过动作来表现。宋时往往庄重自持，相较之下，宋词才更像是“说话”。当然，也不排除胡适之先生是说，宋人说话本就惯用书面语……
其次是说黄庭坚对作诗的要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作者说他前半句是在争取雅俗共赏，后半句就把路走曲折了，是“雅人自赏”，于是，“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读到此，不禁莞尔。
2．《论百读不厌》
一名读者说赵树理的小说没有让他有再读几遍的想法，作者因而开始思考“百读不厌”是否该算作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
作者认为，大众口中的“百读不厌”，多指文艺作品，而非经史子集。“读”是“吟咏”，是舒气，“百读”皆因读者流连于文章带给人的快感与趣味。然而，“紧张的时代不容于人们那么休闲”，时代呼吁“硬”的文字，呼吁带有意义和使命感的严肃文学。这样的文学发人深省，却也给人负担，减少人再读的欲望。
就“百读不厌”的出处而言，这个标准本就与经典相连，求的是文义而不是快感。许多符合“紧张的时代”的文字，描绘讽刺或歌颂时代，重记述而缺乏隽永的含义，没有凝练的思想或百世不变的真理做底，最终为人忘却、不见于汗青，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作者不提“百读不厌”这一层的含义，大概是出于一种基于时代的私心。
而“百读”却也可以是一种“沉溺”。所以如果“百读不厌”是个褒义词，那么他应该是针对“纯正的趣味”而言。
3. 《论逼真与如画》
作者“关于传统的对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说的仍然是文艺的评判标准问题——究竟是“逼真”好，还是“如画”好？
“如画”一词生于汉末（《后汉书》说马援生得好，是“眉目如画”），在时间上比南北朝的“逼真”要早。这两项标准的提出，恰与汉末以来的文艺批评史的进程相合。早期国画以个体为主，很少去全盘地营造画面，故而多为形状匀称、线条分明的人物画。这一种风格到南朝方改，证据是谢赫在书画“六法”中提出的第五点，研究画面的“经营布置”之学。
“逼真”是种模仿，“真”既指实物，亦指自然。故而所谓“逼真”，即是“写生”，写“生物”“生灵”“生气”“生韵”。看官不妨想想白石老人的画，自会得之。
就常理而言，我们夸“如画”，取得是画的意境；赞“逼真”，点的是画者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但在作者这里却倒了过来，“如画”是种客观的匀称分明，而“逼真”却是画者与自然之间生生不息的互动。
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所举“六法”，依次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气韵生动”居第一，盖因“写生”亦是在“写心”，画境是被画者的心境，也是作画人的心境。书法在临帖时，亦是在借由临帖而临摹自然、临摹初创者的心思。论名帖排序，《兰亭》第一，《祭侄文稿》第二，原因不消多说。书画为修身之学，诚哉斯言。只不过究竟人心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揣摩、顺应自然，还是自然因人力、人心而动，这个“内”与“外”的问题，借由经义、文艺、事功等等诸科，人们已经给出了千百种答案。
从唐张怀瓘开始，书法直至文学又慢慢发展出了一套评价体系，是为“神、妙、能、逸”，当中只有“能”是出于一种客观的技能常识；“逼真”和“传神”只有虚实之别；而无论是“形似”还是“神似”，说的都是一种妙悟。
苏轼说最能够代表文人画的是山水画，而山水画起于唐，鼻祖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摩诘山水，可以以桃、杏、芙蓉和莲花同画一景。沈括家中有一幅雪中芭蕉，画物不合时令而画面却极端和谐，沈括说“此乃得心应手”“当以神会”。
文学中的“逼真”，是通过言辞、句法、声调等等描摹事物，“使人如见”，与“如画”表达着同样的分明之意，可以是形物，也可以是境界。
4. 《论书生的酸气》
呆、迂、腐、学究等等词语，都透着酸气，作者因而考虑起了何为书生本色。作者在四十年代时大概很注重声韵学（推其义，应该是指西方语境下的修辞学或讲演学），这篇文集中的很多史料事例都是从音韵入手。在其看来，“酸”首先是指读书的声调而言。汉末的讽咏和慷慨悲歌，声酸词苦，多是一些失意诗作。传至后世，毕竟是意高、出色者少，而自命不凡乃至无病呻吟者多。一旦春风得意，人就会执着于事功而不是书本，酸气就多少可以洗掉一些，替之以雄风豪气。文末又加了在当时时代逼迫之下的文人，“擦掉眼泪”“走向人民”等语。
斯乃小书，收录14篇文章，每篇十多页，皆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算是作者逝世不久前的作品。虽多为文人笔下的史论和杂论，有考据有评判，但更像是小品，临睡前以清茶佐之，算是怡情。
1.《论雅俗共赏》
简要的俗文学小史，可以同郑振铎的俗文化史印证来读。作者将安史之乱作为分水岭，因为乱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更为明显，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展，大量平民加入儒、士阶层，文学也因而走向世俗化。
部分《诗》、乐府古诗等，往往起自于野，而作者没有谈及。雅俗互动由来已久，单单拣选这个时间，恐值得商榷。总之，作者有意强调唐宋转承，原因有二：一是文学用语的口语化；二是体裁形式的逐步多样，如笔记、传奇、小说戏曲杂剧等等。而这两项恰又可以和新文学运动的表征，如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等，互为佐证。也因此，文中将唐宋的古文运动，视作了当时文士的“新文化”运动，这点想来也会争议颇多。
如何做到“雅俗共赏”，作者的药方是去描绘“人之常情”，勾勒人的通感与共识。然而，他也认为，这种“人之常情”，常常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尝试的、现实的事物与趣味”，难以诉诸形而上的层面。
文末提到“大众化会更进一步达到没有雅俗之分”的地步，这反倒使人想起沈从文在49年后不再写作的原因。
文章有两个细节很好玩。
胡适评宋诗是“作诗如说话”，好在明白自然浅易。还记得启功谈诗文，"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似乎唐人对作诗才是张口就来，宋人却总要绕绕弯。暂不谈这是不是与宋代书院的理性教育相关，光看宋诗，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动词不多。而看惯了文、画的人应当知道，所谓自然，就是生命力、“生机”“生气”“气韵生动”，在文艺作品中多是通过动作来表现。宋时往往庄重自持，相较之下，宋词才更像是“说话”。当然，也不排除胡适之先生是说，宋人说话本就惯用书面语……
其次是说黄庭坚对作诗的要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作者说他前半句是在争取雅俗共赏，后半句就把路走曲折了，是“雅人自赏”，于是，“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读到此，不禁莞尔。
2．《论百读不厌》
一名读者说赵树理的小说没有让他有再读几遍的想法，作者因而开始思考“百读不厌”是否该算作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
作者认为，大众口中的“百读不厌”，多指文艺作品，而非经史子集。“读”是“吟咏”，是舒气，“百读”皆因读者流连于文章带给人的快感与趣味。然而，“紧张的时代不容于人们那么休闲”，时代呼吁“硬”的文字，呼吁带有意义和使命感的严肃文学。这样的文学发人深省，却也给人负担，减少人再读的欲望。
就“百读不厌”的出处而言，这个标准本就与经典相连，求的是文义而不是快感。许多符合“紧张的时代”的文字，描绘讽刺或歌颂时代，重记述而缺乏隽永的含义，没有凝练的思想或百世不变的真理做底，最终为人忘却、不见于汗青，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作者不提“百读不厌”这一层的含义，大概是出于一种基于时代的私心。
而“百读”却也可以是一种“沉溺”。所以如果“百读不厌”是个褒义词，那么他应该是针对“纯正的趣味”而言。
3. 《论逼真与如画》
作者“关于传统的对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说的仍然是文艺的评判标准问题——究竟是“逼真”好，还是“如画”好？
“如画”一词生于汉末（《后汉书》说马援生得好，是“眉目如画”），在时间上比南北朝的“逼真”要早。这两项标准的提出，恰与汉末以来的文艺批评史的进程相合。早期国画以个体为主，很少去全盘地营造画面，故而多为形状匀称、线条分明的人物画。这一种风格到南朝方改，证据是谢赫在书画“六法”中提出的第五点，研究画面的“经营布置”之学。
“逼真”是种模仿，“真”既指实物，亦指自然。故而所谓“逼真”，即是“写生”，写“生物”“生灵”“生气”“生韵”。看官不妨想想白石老人的画，自会得之。
就常理而言，我们夸“如画”，取得是画的意境；赞“逼真”，点的是画者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但在作者这里却倒了过来，“如画”是种客观的匀称分明，而“逼真”却是画者与自然之间生生不息的互动。
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所举“六法”，依次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气韵生动”居第一，盖因“写生”亦是在“写心”，画境是被画者的心境，也是作画人的心境。书法在临帖时，亦是在借由临帖而临摹自然、临摹初创者的心思。论名帖排序，《兰亭》第一，《祭侄文稿》第二，原因不消多说。书画为修身之学，诚哉斯言。只不过究竟人心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揣摩、顺应自然，还是自然因人力、人心而动，这个“内”与“外”的问题，借由经义、文艺、事功等等诸科，人们已经给出了千百种答案。
从唐张怀瓘开始，书法直至文学又慢慢发展出了一套评价体系，是为“神、妙、能、逸”，当中只有“能”是出于一种客观的技能常识；“逼真”和“传神”只有虚实之别；而无论是“形似”还是“神似”，说的都是一种妙悟。
苏轼说最能够代表文人画的是山水画，而山水画起于唐，鼻祖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摩诘山水，可以以桃、杏、芙蓉和莲花同画一景。沈括家中有一幅雪中芭蕉，画物不合时令而画面却极端和谐，沈括说“此乃得心应手”“当以神会”。
文学中的“逼真”，是通过言辞、句法、声调等等描摹事物，“使人如见”，与“如画”表达着同样的分明之意，可以是形物，也可以是境界。
4. 《论书生的酸气》
呆、迂、腐、学究等等词语，都透着酸气，作者因而考虑起了何为书生本色。作者在四十年代时大概很注重声韵学（推其义，应该是指西方语境下的修辞学或讲演学），这篇文集中的很多史料事例都是从音韵入手。在其看来，“酸”首先是指读书的声调而言。汉末的讽咏和慷慨悲歌，声酸词苦，多是一些失意诗作。传至后世，毕竟是意高、出色者少，而自命不凡乃至无病呻吟者多。一旦春风得意，人就会执着于事功而不是书本，酸气就多少可以洗掉一些，替之以雄风豪气。文末又加了在当时时代逼迫之下的文人，“擦掉眼泪”“走向人民”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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