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的权力

      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帕斯卡尔

       1984是不凡的一年。它是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力作《1984》里，故事发生的背景时间。同在这一年，堪称20世纪末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福柯死于艾滋病。在同一段时间读了两人的书，又偶然发现这样的巧合，我突然感到一阵激动。这并非牵强附会——如果借由福柯犀利的视角，再去观看《1984》里所描述的荒诞的世界，或者回头看我们经历的习以为常的疯癫，便是一次思想大碰撞。

（一）
       《1984》虽然是一个英国作家的虚构，但相信每个中国人在阅读的过程中都不禁后背发凉，这岂不就是四十多年前经历的那场运动嘛。小说大概是讲，主人公温斯特生活在寡头集体主义政治统治之下，对于一切荒诞和虚伪产生了质疑和反叛，于是与有同样想法的女青年裘莉亚相爱，并决定投身于一个地下组织，打算献身于革命。岂料一切组织都是核心党的安排，引他们进入圈套意在铲除一切“错误”的思想，他们本以为滴水不漏的行为全部在掌握之中。于是二人遭到了残忍的迫害，不仅要让他们求饶招供，更可怕的是，要他们发自内心进行忏悔并尊崇伟大的党及其魅力偶像“老大哥”。全文便在沉重的语调中结束——“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1984》里有许多荒诞可怕的观念和做法：在大洋国这个国家，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他们的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是听起来矛盾的说法正是该党统治的核心秘密——“双重思想”——之所在。“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额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向什么方向加以改变；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篡改现实。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标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事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也必须运用双重思想。”这可谓是对辩证法的极大讽刺。当一个人从思想上开始分裂并自欺欺人的时候，你也就不能指望他实际上能够拥有什么了。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也就不难想象所有的荒谬制度了。比如，党告诉大家2+2=5，那么这就是真理。又如，该国规定了思想罪，从而使所有人时时刻刻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下，身边随时都是思想警察，在需要有全体一致的表情时，不能有一丝表情的不到位，否则就是“脸罪”；连说梦话也有可能被子女听见然后被揭发（揭发后子女还会得到包括父母本人的赞扬，因为这是从小就对党忠诚）。再如，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可以随便编造吹，在全国饥荒时也吹嘘猛产几十万，没有任何人查证，也无需查证，这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不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温斯特所做的工作也是毫无意义但必不可少的，他负责篡改历史，从而保证党的预测一贯正确性——这一秒跟这个国家打仗，下一秒甚至可以马上告诉群众我们是在跟另一个国家打，而过去的报纸上则再也不会出现跟与前一个国家的战争的任何字眼。
       这本书里，借由地下反动组织的一本宣传手册，奥威尔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极权主义的本质。他深刻地揭示出，权力就是使一个人受苦，这种快感就是这个一切权力的追随者竭力渴求的东西。“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光是服从还不够，他不受苦，你怎么知道他在服从你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权力就在于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你自己所选择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那么，你是不是开始明白我们要创建的是怎样一种世界？这种世界与老派改革家所设想的那种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恐惧、叛卖、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在臻于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无情的世界。”
       温斯特是乌合之众中看清现实的人，因而也是注定悲剧收场的人。他也幸运地遇到了与他有着同样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的人，还天真地以为能够居住于世外桃源，或者起身反抗。然而在这样一个强大到不容存在任何一丝杂念的社会，他必然会经历一场被真相洗脑之后又回到虚伪社会的再洗脑。温斯特的可敬之处在于，他厌倦了在虚假的舞台上的表演，有勇气对现世的“本然”进行历史的、未来的思考，进而产生怀疑与批判；然而温斯特的可怜之处则在于，他在肉体上并没有被消灭，但他和裘莉亚一样，爱别人和爱自己的能力已在自发的背叛中被全部摧毁。在僵冷世界一息尚存的爱情、欲望与自由意志到最后都被剥夺，奥威尔毫不留情地制造了一个撕裂人性的世界。

（二）
       《1984》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小说，而福柯一生研究的核心领域正是权力。在《1984》里，大洋国是没有法律的。这正如福柯所言，在法律不能染指之处，正是规训/纪律（discipline）侵袭的地带。福柯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经典说法倒了过来，称，政治是战争的继续。的确，奥威尔在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但他侧重于政治是同思想的战斗、以及在此过程中对过剩的生产资料的消耗，而福柯则更倾向阐述于权力对身体的监督和操练，亦即，规训。
       福柯是在理性被推到万能的顶峰时向人们泼去冷水的人。他并不迷信法律。他写道，并不是说，法律和国家就是战争的休止，或对胜利决定性的认可。法律不是和解，因为在法律之下，战争仍然在一切权力机制，甚至最常规的权力机制中咆哮。他也不迷信“民主”。他认为权力关系、统治的事实、奴役活动不是“集权制”所特有的，它们同样穿越人们称为“民主”的社会。而他所推崇的自由与人们常挂于嘴边的字眼完全不同，在解读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盛行时他说，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早就存在于“自由”社会；福柯用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法西斯主义只是权力的“发烧”。这用来解读《1984》再适合不过。
       在福柯这里，宏大的社会契约理论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在他看来，是纪律而非法律才是确保对人类复杂群体治理的技巧。其特殊之处在于，纪律能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强度的效应，并能同其他机构联系起来。这在根本上适应了18世纪以来人口猛增、生产力和利润都愈益增大的趋势。纪律正是符合了这样一种权力经济学：通过细小技术发明的组合，减少权力的不灵便之处并增加人群驯顺、有用的规模。
       福柯对规训权力的论述是以监狱为核心的。他所说的监狱并不是狭义的，而是一系列的“监狱”机制、“监狱”网络、或是“监狱”群岛。即，各种社会机构都扮演着规训与惩罚的角色，包括公共救济与孤儿院、改造所、教养所、学校、慈善团体、工厂、修道院、工人区住宅、医院等等。规训体制偏爱操练惩罚——通过强化的、加倍的、反复多次的训练，使人的身体适应了某种惯性，进而改变生活习惯，使之符合某种生产的需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监狱在创始之初，就能得到社会的接纳与承认——因为惩罚权力实际上与治疗或教育权力并无二致，时间表、集体训练、操练、个人档案等在社会中早就习以为常。福柯还分析了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在这样的格局下，每个人都在被监视、被检查、被记录、被自愿劳动，被自发忏悔。而这一设计最为精妙之处，则是被监视的人永远不能知道监视者是否存在，即，权力与特定的监视者相分离但仍能自行运转。同样，在《1984》中，监狱也不只是“友爱部”的密不透风的大楼，整个的监狱体系存在于小说中的办公室、食堂、甚至自己家中的卧室里。凡是有电幕、有思想警察、有愚民、有钟爱核心党的极端分子、有使他人受苦的权力欲望地方，就有监视的存在。
       在规训社会中，个人的全部信息都被量化并制作细致入微的档案，这是比过去追求千人一面的统治策略更为微观更为精细的地方。福柯认为，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照这样说，人的个性不在于其理性思考有多么独到，而恰好存在于非理性的维度中。（P.S这是否能解释网友们天天都在喊自己抑郁、焦虑、内疚、狂躁、揭露内心阴暗面、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也正是因为只有这里才体现个性？）这也是为什么福柯本人如此着迷于研究精神病、犯罪与性这些在一般人看来让自己蒙羞的领域。他所推崇的自由观和生存美学正是要打破理性的定势思维，让非理性以其本然面貌“关怀自身”。这样看来，温斯特则恰好是个有血有肉的、有个性的、彻底的人，即使他被当作精神病、通奸者或反党叛国的罪犯。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处于对政治偶像的狂热、对或许根本就是捏造出来的叛徒的仇恨中，永远都处在战争状态，喊口号、游行、愤怒、检举……在整个疯癫社会的边缘，温斯特绝对是少数。但如果按照从未被怀疑过的“发疯的一定是少数人”，那么我们就错了。
       比起福柯论述的规训和惩罚，奥威尔笔下对人的改造显然更令人毛骨悚然。前者的权力更加的精细、谨慎，像是个阴谋家，或者掌握着锻炼、组织、安排躯体活动的尖端技术的工程师，追求效率与驯顺，而并无意涉足意识形态；而《1984》里的权力欲望则不仅要从身体上确保人的臣服，更是赤裸裸地张着血盆大口要吞噬人的思想。这样的社会里，在一个人没有被改造成空壳并填上“正确”思想之前，就连死的权利都没有。二人侧重不同，但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权力”。的确，不管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尼采的权力意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是近年来生物学中研究的基因的本能，他们要讲述的都是：求生、求权力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驱动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福柯从不用利与弊的二元对立价值观来给出一个我们期待着的结论（可笑的是，一样东西是好是坏常常成为中国人认识人或事物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而是在揭露了权力既镇压又生产的本质之后，留给读者自己解答。

（三）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足够清醒、足够宽容，《1984》恐怕是一个重要的标尺。正如《1984》里所说，当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蒙蔽是统治者天生的本领，对奥威尔而言，最大的谎话一定是，这是一本禁书。因而就有了熊逸在《孟子他说》中所说的话，“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奥威尔描述的世界并不是最可怕的，相反，最令奥威尔害怕的现实世界正是对人民思想的封锁，更是人民锁于牢笼而不自觉。
       《1984》出版于1949，于是历史再次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一年对于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在伟大天国诞生的年代，也诞生了一本伟大的政治寓言，也竟孕育着二十年后小说中很多情节都惊人相似的场景。虽然如今我们不再有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状态，然而在脱离了魅力型社会之后，在看似理性统治的社会里，福柯所言的规训权力和奥威尔笔下的思想控制也仍然无处不在。
       我们的社会必然是规训社会。规训权力强调等级分明、各行其是，恰好与我国的亲亲尊尊等级社会传统相吻合，因而人被监视和驯服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对身体的控制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工厂和办公室，刷卡制度和工作时间表让人俨然成为巨大机器上的齿轮，周而复始地劳作；军营里的严厉军纪，阅兵时的整齐步伐，也使规训权力所发挥出改造身体、提高效率的作用；而从小到大每个班级里的纪律委员、学校的教导主任，都扮演者监视者的角色，而其背后则以考试成绩为量化标准、以毕业证明为监视自行运转的保障；办公室的格子间和学生寝室或军营的熄灯不允许说话的规定，都是全景敞视建筑中保证被监视者“横向不可见”的体现；教室、商场里的摄像头——它是否开着完全不重要——也是监视的精妙技术；而如今流行的对网瘾少年的“魔鬼封闭营”，更是集所有的广义监狱机构的特性于一身——时间表、体能训练、集体劳动、心理干预——无不希图改造出驯顺的肉体。
       我们也一直处于思想控制之下。文化审查和网络监管成为当今时代“思想罪”的审判官。不过，在改造思想方面，天国做得确实不如《1984》中大洋国那样彻底。核心党的狂热极权分子奥勃良的话特别透彻：“宗教迫害要根除异端邪说，结果却巩固了异端邪说。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制造出几千个来。因为宗教迫害在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死。他们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真正信仰。这样，一切光荣自然归于殉难者，一切羞耻自然归于烧死他们的迫害者。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供词显然是逼出来的，是假的。我们不再犯这种错误。在这里招供的都是真的。我们想办法做到这些供词是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不让死者起来反对我们，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 你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过这当然是好事。”
       这样看来，为了控制言论而创造无数口号、和谐无数敏感词、执着于太平盛世的面子功夫，比起奥威尔设计的在思想层面扼杀一个人并让他如行尸走肉般存活，还是略显不给力。因此，就算有再多网络追捕，就算有再多刑讯逼供，作为一个能怎么瞎想就怎么瞎想的小青年，突然还是感觉万般幸运的。

       引用小说中温斯特的话作为结束——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2加2等于4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