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不感到幸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博尔赫斯的作品引入中国以后，镜子、沙漏、回廊、图书馆以及分岔的小径，都成为了文学沙龙中的常用语。而他那帧著名的晚年照片也与我们理解的博尔赫斯，十分吻合：洁净得近于挑剔的西服、领带，一丝不乱抿向脑后的白发，两手柱着一根从唐人街买来的中国拐杖，双目失明，而表情既茫然又安祥。这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确生活在时间之外（抑或永恒的时间之内？），面容如石头一样结实，又丝绸般富有光泽，却惟独不像是血肉之身。给这样一个老人联系在一起的，只可能是：形而上的轻烟薄雾和循环不已的时间之谜。 然而，他于1966年写出的小说《第三者》，却好像是一个例外。它也许是最不博尔赫斯化的一个作品，却深得博尔赫斯自己的珍视，当然，它也因此而部分地瓦解了博尔赫斯超凡出尘、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故事发生在乡间，语调依然是博尔赫斯终生恪守的那种克制，主人公是他早年醉心的好汉，即强盗、流氓、恶棍、痞子，在那些小说中，他们为义气、血性、尊严而一拼生死，但《第三者》里，他们要对付的却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这是相依为命的两兄弟，生活得简单、朴素，一起干活、打架、逛窑子。有一天，老大带回一个女人同居，老二也喜欢上了她，为了消除兄弟不和的潜在危机，老大允许老二一同分享。然而，日子长了，两兄弟开始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常常吵闹，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多了这个女人。他们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于是经过简单的商议，兄弟俩把女人卖给了妓院。然而，对这女人默默的怀念却弄得他们不得安宁。老大悄悄骑马跑去妓院会她，却发现老二的马已经栓在门外的木桩上了。他们悲哀地发现，这样长此下去，会把他们的马累垮的，不如把她留在身边吧。于是，又把女人赎回了家。一切又回到了从前，麻烦和危机卷土重来，这大概是《第三者》中唯一具有博尔赫斯循环意味的情节。最后的解决之道是，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去死。在凄凉的针茅地边，老大平静地告诉老二，“兄弟，我今天把她杀了。她再也不会跟我们添麻烦了。”两个人痛哭并且拥抱，和好如初。这个故事就完了。如果不署作者的名字，我不太相信它出自博尔赫斯之手，野蛮，残忍，却没有智慧。 读《第三者》的时候，我联想到《水浒传》里的武松、石秀的杀嫂，都是关于兄弟俩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也都杀得透着忒毒的狠劲：武松是剜开潘金莲的胸脯，抠出五肝六脏来，再一刀割了她的头；而石秀是把刀递给了扬雄，先割了潘巧云的舌头，再一刀捅进心窝直割到小肚下，最后把她分为七大块。但毒归毒，却讲究怨有头、债有主，潘金莲是杀武松的哥哥在先，而潘巧云呢，是偷汉，还要挑拨石秀和扬雄的情分。而在《第三者》中，那个女人完全是作为一个被使用的工具而存在的，她没有自主的言语、思想、行动，而她被杀的理由仅仅就是她作为第三者的存在。只有一句话，泄漏出这个女人即便是工具，也还有一点作为女人的私心：“胡利安娜百依百顺地伺候兄弟两人，但无法掩饰她对老二更有好感。”对于写得慢而精细的博尔赫斯来说，这句话是深思熟虑的。 今天，读过《水浒传》的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权或平权主义人士，都咬定施耐庵变态，恨女人，在女人那儿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的书中没有男欢女爱，三个女英雄都没女人味，写得呼之欲出的，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偏偏都是下流货。这种说法是很有意思的，倘若它有合理性，那么博尔赫斯又如何呢，他的小说既不讲爱，也基本没性，而那个被兄弟俩杀死的女人，百依百顺，逆来顺受，真是死得活天冤枉。那是不是说，博尔赫斯和施耐庵其实是同病相怜，病出一辙，只是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更狠、更极端？ 　　　　　　　　　　　　　 　　　　二 虽然是一个形而上的小说家，博尔赫斯和女人的关系，却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密切得多，近于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英国血统的祖母教会了他英语，这使他的阅读英语先于西班牙语；漂亮而坚毅的母亲活到99岁，陪伴了他77年；童年时代和妹妹游戏，也是妹妹充当女王，而他扮演王子。也就是说，他在家里的角色，一直都是孙子和儿子，是需要被女人哺育和辅导的男孩。在这一点上，他和海明威是反向而动的两个典型：来自女性的亲密之爱，把博尔赫斯永远留在了家里；而海明威则因和母亲的不和，远走高飞，在全世界追逐女人。当然，博尔赫斯也考虑过婚姻，似乎也爱上过女人，但最后都失败了。 博尔赫斯失败的原因，很可能来自他内心的恐惧。作为一个体格孱弱、先天近视、耽溺于书本的少年，他对家中女人的臣服，会让他感到温暖和安全。但在一个民风剽悍、探戈舞如火如荼的拉丁美洲，要让他去征服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并让她臣服于自己，这一定是使他想着都觉得发怵的。在博尔赫斯的童年，有两大发现决定了他的一生：一是书籍，一是镜子。书籍给他展现了一个有无穷奥秘并且可以无限延伸的世界，就他而言，宇宙也就是一座巴别图书馆。而镜子让他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这是十分可怕的，他厌恶自己遭受到复制。复制可能带来的是对本性的迷失，因为人无法控制镜中的另一个自己。自制、自控，是博尔赫斯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语感，也是他毕生恪守的信念，而镜子、迷药、醉酒、性冲动，则会导致信念的动摇或坍塌，总之，是一切麻烦的源头。年过七十之后，他回忆童年，还说自己一向都怕镜子，甚至怕有光泽的红木家具、玻璃和清澈的水面。镜子还让他联想到生殖和淫秽。这两个词在他那儿，常常是并置在一起的。当然，镜子所真正象征的，首先是婚床，婚床才意味着形而下的：性、婚姻、婚床、生殖。这才是他真正焦虑的。如果人的出生都能像雅典娜一样从父亲的头上蹦出来，或者，如中国的妖猴来自冥顽不化的石头，那就太好了。可惜，事实并不如此。于是，在虚构的故事中，他就把自己的愿望推向了极端，譬如《圆形废墟》，一个在躺在河边圆形废墟中的巫师，创造儿子的方式是做梦：“他要梦见一个人；要梦见他，包括全部的细节，而且要使他成为现实。”在经过无数的艰苦努力后，他在子虚乌有中以梦把儿子创造了出来，赋予他形体、思想和能力；再后来，他派遣儿子到下一个圆形废墟去（去做梦）。儿子走了，在对儿子的思念中，藏着深沉的忧虑，他怕儿子知道自己不是血肉之躯，而仅仅是幻影。不过，只有火焰才会揭开这一个秘密，因为幻影是不会被火烧着的。然而，有一天，闪电引发了森林大火，大火包围了巫师的圆形废墟，当巫师以为自己就要在死亡中结束一生的劳作时，火焰却没有给他带来炙热和烧灼：他终于明白，他自己也只是别人梦中的幻影。 我晓得，这样解读《圆形废墟》会引来博尔赫斯拥趸者的不快，不过，他这座貌似废墟的宝山也的确是可以从任何路径进入的，即便是渗透了玄奥的哲学，也会留下手工打造的细节和个人情感的印记。何况，他本来就不该让人望而生畏；作为故事，他的小说都非常吸引人。我的一个学生在大四时去中学实习，就在初二的课堂上讲过这个《圆形废墟》，结果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最后一齐以诧异的“啊？”声作了结尾。当然，仅有诧异是不够的，在读遍了博尔赫斯的小说后，我们的确需要去探究，性，怎么会那么让他恐惧呢？如果说，来自祖母、母亲、妹妹的母性之爱，弱化了他男性的气质，那么父亲又在哪儿呢？ 　　　　　　　　　　　　 　　　　　三 博尔赫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除了对阅读的热爱和先天的近视，似乎就很少相似之处了。他父亲作为一个律师，在俗世中是一个成功的男人，担得起养活一家老少的担子，而博尔赫斯成年之后还长期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下，直到1937年即他38岁的时候，才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市立图书馆作一名卑微的职员。他父亲同时风流倜倘，在女人世界中总是居于主动，艳遇频频。一个流传的笑话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他找一个漂亮女人搭讪，当女人回头的时候才发现这正是他妻子。而博尔赫斯对女人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羞涩腼腆，笨手笨脚。他乐于与之交往的女性，往往漂亮、时髦、热衷社交而和他不会走向婚姻，也就是说，不会有婚床，不会有性。公平一点说，博尔赫斯也喜欢女人，也向往过婚姻，但他真正怀着惊慌和恐惧的，是性。说得更清楚一些，是对自己性能力的深刻怀疑和忧虑。而这一切，都是博尔赫斯的父亲亲手造成的。 第一次大战前，他父亲为了治疗眼疾，举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博尔赫斯年满18岁的时候，父亲认为儿子应该找到一个女人体验性，以使自己成为男人。但以博尔赫斯的迂笨，这个女人其实还是父亲为他找到的，大概是一个妓女，也许还是他父亲的相好，时间、地点都安排妥当，父亲让他一定要去：是一个旅馆，一个房间，博尔赫斯哆嗦着敲开了门……一个小时后，他哆嗦着出来，一切全失败了。这次惨败造成的伤口，在博尔赫斯的内心将永远不会愈合。现在文学界基本一致地认为，博尔赫斯活了一辈子，但没有作过爱；至少，没有成功地作过爱。 对自己性能力的怀疑和焦虑，也同样困扰过二十世纪其他杰出的作家。据海明威的回忆录记载，菲茨杰拉德在巴黎的时候，就曾向海明威作过痛苦地倾诉，而海明威为了缓解他的不安，不仅陪他去看医生，还去卢浮宫看裸体男人的雕塑，分析器官的大小与结构。这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菲茨杰拉德完全无用，他后来死于酗酒、绝望、灵感丧失。同样的焦虑在卡夫卡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的终生挚友马克思•勃乐德在《卡夫卡传》中也提到，在卡夫卡去世后，他听说卡夫卡曾有一个私生子，但这个孩子在卡夫卡尚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对此，勃乐德伤感地写到：卡夫卡最怀疑的，莫过于自己生育的能力。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孩子，并把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的身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卡夫卡的确是在懵然无知中死了，两次订婚、两次逃婚，卒年仅有41岁。但在读过卡夫卡的《城堡》之后，我以为性之于这位忧郁的天才作家，依然是如城堡一样遥远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我怀疑勃乐德听说的私生子传闻并不可靠，之所以他把它补录在案，大概是聊作挚友孤独一生的某种慰藉吧。苏珊•桑塔格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堂吉珂德》是一部伟大的关于嗜读症的小说，它的主人公和作者都沉溺于疯狂的阅读，阅读把他们变成了深刻、高贵的人，同时也把他们绑架了。沿着这条线索看下去，我发现文学史上被阅读绑架的作家，往往都是如博尔赫斯、卡夫卡这样的天才，体格虚弱、内敛深思，耽于冥想，而拙于行动，总怀着巨大的不安全感处在逃避的状态中，害怕来自任何一方的伤害，尤其是女人、性、一张婚床，正所谓“所有的障碍粉碎了我”。 十几岁的时候，我读《金石录后序》，很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间的读书佳话所感动。但多年后，我对这种佳话感到很怀疑，赵明诚作为一个典型的嗜物癖患者，他对文物倾注的热情，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对血肉丰满的女人，他临死放不下的，只有他毕生搜寻的这些注定流失的古董。我进而觉得他的性能力是可疑的，他和李清照结婚28年，死时也才49岁，却没有留下一儿一女。如果把不能生育之责归于李清照，那么他还有偏房、丫鬟可以为他传宗接代，这在漫长的古代，不是希罕事。杜甫穷愁一生，是六十多岁还娶了个小妾的，何况贵为宰相公子、并作过知府爷的赵明诚。然而，他的确没有留下后人来。我把这一猜测，写在了我的中篇小说《如梦令》里，吟诵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女词人，对丈夫所抱有情感，与其说是深沉的爱，不如说是痛惜的怜。 站在“所有的障碍粉碎了我”之反面的，自然就是“我粉碎了所有的障碍”，那是由面对女人大无畏的巴尔扎克、海明威、聂努达、马尔克斯等人结成的文学大家族，如果把它扩展出去，还可以把饱享声色之欲的毕加索、布莱希特等等艺术家也都包括了进来。然而，很多事情不是天生的，机会、偶然，或如博尔赫斯爱说的“这一个、那一个”，在改写着这些天才的人生，当然，也在改写着人类的文学史。马尔克斯的一段话披露了其中的秘密：“任何正常的男人在经历一次新的性行为时总是战战兢兢的……我们男人都是软弱胆怯的，只有依靠妇女的理解和帮助才能体面地向前挺进。”也就是说，妇女在这儿，是男人的导师。博尔赫斯很不幸，他大大咧咧的父亲替他找到的导师是个粗鲁的妓女，她把他给毁了：从18岁起，他守身如玉一辈子，献身于书籍和虚构，留下了一卷卷有着永恒之谜的文字，烛照着这个灰蒙蒙的世界。 四 1939年和1945年，博尔赫斯曾经追求或热恋过两个女人：艾德•兰赫和艾斯特拉•坎托。从他分别与她们留下的合影来看，她们都丰满、高挑，生气扑扑得甚至有些逼人；而博尔赫斯则显得相当紧张而且平庸，在那些年里，他身材臃肿，穿着拘谨，很像一个铁路工程师或者市政厅的科员，不会有谁会想到他已经是才华横溢的文豪。他和她们的关系，没有产生强烈的激情，当然，激情对博尔赫斯来说是可怕的，因为这就像镜子、迷药、性冲动一样，会让他迷失本性。但是，对于这两个健康而且正当盛年的拉丁女子来说，激情恰恰是不可缺少的。譬如艾斯特拉•坎托，她不满足于和博尔赫斯的恋情仅仅局限于散步，谈玄说梦。在一个夏夜的路边长凳上，在雾蒙蒙灯光映出他小说中常有的含混氛围中，他向艾斯特拉•坎托正式求了婚。然而，这个无限崇拜切•格瓦拉的女子这样回答他：要结婚，必须先睡觉。睡觉，把博尔赫斯的求婚之路堵死了，他被迫后撤，沮丧一度让他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如果他真的敢于自杀，那么他也就勇于尝试一次性放纵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不是海明威。所以，他后撤，回到了书中，回到了母亲的翼下。 60年代中期，他又爱上了一个比他小大约40岁的女子玛丽亚•埃斯特尔•巴斯克斯。巴斯克斯一度代替他的母亲陪伴他旅行。然而，他对巴斯克斯是不是爱他，并无所知，对巴斯克斯是不是已经芳心他许，也不过问。最后，当巴斯克斯和别人订婚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刻去作了拔牙手术，让肉体的痛楚来淹没内心的痛楚。但这还不够。半年之后，这个早年皈依过极端主义的伟大诗人兼小说家，又以排毒的方式，写出了粗蛮、残忍的《第三者》，让那个给两个男人的平静世界带来不安宁的女人，先成为人尽可夫的妓女，然后死于匕首。那两个男人，我们有理由认为就是博尔赫斯本人，如他的名文《博尔赫斯谈博尔赫斯》的标题所示，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虽然他不喜欢镜子，但镜子的确存在着，这是无可奈何的奇迹。 博尔赫斯只信赖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她美丽、坚强而且长寿，一直活过了99 岁。在父亲早逝之后，博尔赫斯就一直生活在母亲的庇护下。她是他的母亲、秘书、经纪人、向导，陪伴他到各地旅行、签合同、演讲等等。博尔赫斯和母亲曾在自家的阳台上和飞机场合影，母亲满头银发依然仪表高贵，而博尔赫斯自己也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了，却带着轻松的微笑，像一个惬意、满足的孩子。然而，这只是一种母亲和儿子相依为命的关系。1975年博尔赫斯的母亲世。悲伤之余的博尔赫斯在一首诗中这样写到： 我犯下了人们所能犯的 最深重的罪孽： 我从不感到幸福 玛丽亚•儿玉后来填补了因博母去世而留下的空白。1958年，12岁的少女玛丽亚•儿玉第一次见到博尔赫斯，面对这个“像金字塔般古老”的男人，她感到他平易近人，但自己仍羞涩得说不出话来。而博尔赫斯由于失明而只能想象她的形象。他没有正面说出过他对玛丽亚的想象，但我们可以揣测，玛丽亚和他的母亲是重叠在一起。他和她曾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博尔赫斯柱着拐杖，挽着玛丽亚的手在塞纳河畔散步。博尔赫斯已是风烛残年，但是他的神情，就如同他正依靠着自己的母亲。而玛丽亚虽然比博尔赫斯要小40多岁，但她的眼里确有着母性的仁慈和怜悯。博尔赫斯写过一首名为《月亮》的诗献给玛丽亚•儿玉： 金黄的月亮多么凄清。 夜晚的月亮已不是亚当初次 见到的模样。人们多少世纪的失眠 使她唏嘘幽咽、泪流满面。 看看她吧。她就是你的圆镜。 是的，月亮、圆镜、东方人柔和的轮廓，一切都只能凭借想像来完成了。1986年6月14日的日内瓦，博尔赫斯在玛丽亚•儿玉的温柔注视下，死去了。此前八周，他和她结为夫妇，以便把全部文学遗产交由她合法继承。 博尔赫斯度过了他漫长的一生，他从不感到幸福，但他的确也去过天堂。在八十之年谈到天堂、地狱的时候，他说，那不是某个地方，而是某种状态。天堂是什么状态呢，伍尔芙说过，“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果真如此，天堂就距博尔赫斯从不遥远。而通过对博尔赫斯不倦地阅读，天堂也在向我们徐徐展开。至于幸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2005-3-14，成都狮子山桂苑 本文写作中，曾引用或参考以下著作：《博尔赫斯•书镜中人》，詹姆斯•伍德尔著，王纯译；博尔赫斯小说诗文选《巴比伦彩票》，王永年译；《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等等。特此致谢。

（本文选自何大草散文集《记忆的尽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