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处逢生到发现历史

本书的英文标题是Discovering History in America，显然有意模仿柯文的名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柯文意在批判美国中国研究界的西方中心史观，强调要从中国本身出发来书写有关中国的历史。本书要发现的历史却并不是有关美国的历史，而更多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因为书中收录的大部分学人研究著述的方向都是中国史，东亚史，中美关系史，全球冷战史，现在还依然主攻美国史的只有王希等极少数。这也正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不光语言要求高，而且关心的问题更多与自己的成长经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做一个与己无关，不痛不痒的题目，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这拨人在美国研究中国史，不仅因为语言材料的便利，也因为心中的关怀寄托。毕竟，他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而后再洋插队的。很多人提到原本不打算留在美国，是二十一年前那场风波之后才做出的决定（感觉这可以做一项口述史）。

好几位学者（如王晴佳、萧知纬）都提到不要跟着美国流行的学风走，因为大家本来关心的不一样。萧知纬以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他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制度，指出： 二十年代，初生的民族电影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很多投机商人利用电影观众对电影这一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理，开办皮包公司，拍出一些粗制滥造的影片，投入市场。结果，国产电影被弄得声名狼藉。当时稍有品味的人都不屑于看国产影片（难怪鲁迅常去看的都是好莱坞大片），而纷纷跑去光顾国外影片。本来中国的电影业在强大的好莱坞压迫之下已经处在竞争中的弱势，行业内部没有秩序、缺少管理的情况更加剧了国产电影业的危机。所以，一些正儿八经的电影公司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官方设立检查机构，以便杜绝不良影片。否则，国产影业将难以为继。
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而是缺少有效的官方行政管理。而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期间逐步建立起一套电影审查制度，反映的是重新树立政府权威的努力。这里面虽然有国民党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但它也反映了民间呼声和现实需要。因此，作者指出了一些电影审查的积极作用。

但是他的研究常常在美国引起尖锐的质疑。一是大部分知识分子视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对任何来自官方的限制都抱有敌意。更重要的是，美国知识界出于对好莱坞的厌恶，一向偏爱独立制片，往往把对美国独立制片的好感移情到中国当时的那些皮包公司身上。不少人好打抱不平，指责萧知纬的研究是替电影审查张目，对弱势群体缺少同情。（325-6）

短短二三十年间，网络的普及，美剧的流行，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留学时的水平，在加上中美之间政经关系的变动，今天留美学生的境遇和感受与他们那拨人迥异。恰如巫鸿所说：“现在的留学生大概很难理解经过‘文革’浩劫的年轻学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种绝处逢生的心情。”（2）。
还有两则小事，也可见出差异之大。
李小兵在匹兹堡卡内基—梅隆读博士的时候，去餐馆打工，与他一起端盘子的有章工远、唐晓梅。前者是当时中国驻美大使、后来的外交部长章文晋的公子；后者的母亲唐荣梅当时是东方歌舞团的党委书记。他甚至和章工远作了计划：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合伙在匹兹堡开一家中国餐馆。（47）如今官家子弟在海外留学者甚多，很难想象驻美大使级别官员的孩子还会去端盘子。
孙绮198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系，在好友的激将之下考了托福赴美国求学。她一直以为自己要去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下了飞机，坐上学校前来接她的一位教授的车子，一路上都是一望无垠的金黄色土地，她不住纳闷，到了学校才知道此华盛顿非彼华盛顿。学校所在地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是一座很小的大学城，那时只有三万多人。（241） 如今糊涂的人依旧很多，但自己要去的学校在哪儿都弄不清的恐怕很少。至少可以求助google map

作者里面，叶维丽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留学生(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以后应当有人来研究他们这一拨人的留学经历，因为他们不光是在发现历史，讲授历史，研究历史，同时也是在创造中国留美学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