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喜读刘正教授的新著《京都学派》一书
最近，中华出局出版了从事海外汉学、古文字学、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我国著名学者刘正教授的《京都学派》一书。该书是最近二十几年的海外汉学研究热潮中第一部以某一汉学学派为研究主题的专题汉学史研究著作。对於国内汉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领先意义。
关於《京都学派》一书主要的研究突破点，我个人认为是：
首先，该书订正中日两国学术界在过去七十多年中关於京都学派在概念起源、主要创始人生平和学术观点等方面的一些不当的观点。如对李庆教授、钱婉约教授等人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的指正和批评。该书第40页针对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梅原猛是梅原末治之子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以历史史料为证据，否定了此说：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中主张：“梅原末治……子，梅原猛”，见该书396页。此说可能不对。因为根据梅原猛《学问のすすめ》一书中的记载，梅原猛的“父亲是梅原半二，母亲是石川千代”。可见他们之间没有父子关系。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该书第54页还订正了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的狩野直喜和服部宇之吉同时来华留学说，在第56页订正了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的狩野直喜在上海接触西方汉学说……不仅如此，该书第65页还对桑原骘藏名字的由来和出生日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认真的考证，走在了日本学术界的前面。如作者考证说：
从名字上看，兄长叫桑原制一郎、弟弟叫桑原勩三郎，那麼按照桑原家族的这一命名习惯，桑原骘藏最初的名字应该是叫桑原“某”次郎的吧，而不可能是“桑原骘藏”。从口从制的“制”字和“勩”字的意思全和商业有关，那麼，很可能桑原骘藏的本名是“桑原质次郎”或“桑原贽次郎”，而“骘藏”可能只是他的字型大小。这裏的“质”或“贽”也是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字。（65页）
而对於他的具体出生日期，作者详细分析说：
我猜想，之所以选定这一日期，“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是当时日本通行的旧历，换算成西历的话是1871年1月27日。桑原父母显然是把日本农历当成西历来申报出生日期了。明治时代，日本逐渐西化，在申报户籍时，经常出现把日本旧历的日期直接当成西历申报的现象。这一问题至今在我国部分落后和边缘地区也大量存在著。（64页）
并且，作者认为：
就是日本学者的观点，因为没有注意到宫崎市定博士的解释，也没有注意到日本旧历和西历的换算问题，也时常有出错的。如，著名的日本汉学史家近藤春雄博士在《日本汉文学大事典》中就是主张“桑原骘藏（1870－1931）”说的。显然也是错的。当然，无论是钱氏还是质疑钱氏的人，包括日本学者宫崎和近藤两博士，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裏面存在著新旧历法换算这一小问题。（64页）
该书第75页针对国内学者肯定桑原骘藏史学为日本鲁迅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国内学者有人主张：“桑原是通过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褒扬孔子等人的伟大思想与人格这两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耐人寻味的是，桑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刘正教授在分析了桑原史学的特点后，提出了不同观点：“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所分析出的上述东西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学的真谛，我进而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了解桑原史学和桑原本人”。（75页）
其次，该书在实证的基础上，该书在102页第一次指出了京都学派创始人的核心治学方法直接源於清代考据学家赵翼，而非国内学术界所热衷於鼓吹的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一点对於国内学术界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和价值。他考证说：
内藤湖南博士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起源上则是和清代乾嘉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和赵翼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和气运地气说在内藤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至。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把握内藤史学，乃至於解释内藤湖南博士的以学论政的一生。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中国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的原因是“气运”演化的结果。而这一点则深深地打动了内藤湖南博士，并引以为知音。他由赵翼的“气运”的移动说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东西的移动现象，由此而来终於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读史以观世变”的思想，几乎就是内藤湖南博士唐宋变革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立论依据。从此以后，精通赵翼的史学思想成了他的弟子们的看家法宝之一。（102页）
相比之下，他对小川琢治的研究特点给予了国内外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评价：
在研究方法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中，只有小川琢治博士的研究方法和论文风格是最中国化的，即，他是百分之百的使用中国传统的从版本学的研究入手，利用文字训诂学和地理学来考证文义。他所增加的只是西方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已。这是他和其他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最大区别。（135页）
再次，该书对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指出了他们对后来京都学派发展的直接影响。该书还对早期创始人每一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解析，使我们对每一位学者的研究特点和风格的差异性，一阅便知。比如论述狩野直喜的研究特点时就总结说“在对史料的使用上面，狩野直喜博士对古代文献和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双重并用原则，尤其是后者，和内藤湖南博士的使用新出甲骨史料考证上古史一起，他的使用新发现敦煌史料考证中古文学史的实践，构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史（特别史专门史）研究上的新的史学研究模式。”而对於桑原，他则评价：
在桑原骘藏博士的设想中，历史学是一门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学术，历史学的研究结果应该是无论谁来研究都应该是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无思想性”的特点，也即没有倾向性的研究。（80页）
该书作者虽然和京都学派的祖师们有著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通读全书，刘正教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时时跃然纸上。他对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小川琢治和矢野仁一等人热衷於为日本侵华战争出谋划策的表现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指责。他甚至还对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利用考古来迎合日本侵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揭露..另外该书从内容到注解都处处体现出有关京都学派的掌故和历史，很多掌故只有亲身到过那裏的人才能了解。比如该书对於羽田亨考京都大学研究生一事，作者就如下注解：
至於说为什麼他没有直接考母校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权威白鸟库吉博士的研究生，笔者疑惑很久，也曾多方查询，一直苦无让我满意的答案。莫非是白鸟博士向他推荐京大的元蒙史研究水准更高？可是1907年时候的内藤和桑原两博士还没有在这方面的力作，当时，东大的兼职教师那坷博士才是名震中外的元蒙史专家。在当时的日本，东大的本科毕业生却离开东大去考其他的大学或帝国大学，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异常的事情。（176页）
而当羽田亨从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座讲师调到语言学讲座任副教授时，他也加以分析：
虽然同在一个学部，但是更换教研室的现象还是比较异常的。按照当时日本的习惯，羽田亨似乎应该不会迟到1913年通过更换教研室才获得副教授的职称吧？从资历上说，1913年之前和他同为文学部讲师的就有富冈和滨田等人，矢野更比他早一年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在当时的日本，同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几乎可以立刻出任教授或副教授的，而羽田亨却等待了四年还无望，成了个老讲师，於是，在新村出博士的赏识下，本来该留给自己学生的副教授职位和工作机会，新村博士送给了年轻的羽田。这或许就是他离开东洋史讲座的真相吧？我是这麼考虑的。（177页）
这些问题意识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留日的人才能觉察出来。
总的来说，该书内容丰富，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照片，使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了非常具体和客观的了解与认识，也加深了对被研究者本人的直观了解。作者长期留学达十年之久，而且也是师出日本京都学派，和他的这些被研究物件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该书的写作也是体现了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特点，处处以考证为立论依据。该书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的前前后后》一章写得简明扼要，从“东洋史概念的形成”到“从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到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再到“从东京帝国大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终於迎来了核心内容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桑原骘藏、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一节文字，最后以“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结束了这章具有历史学家气魄和洞察力的论述。从学理上把该整个京都学派和东京大学、和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北美来稿)
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10月出版。
关於《京都学派》一书主要的研究突破点，我个人认为是：
首先，该书订正中日两国学术界在过去七十多年中关於京都学派在概念起源、主要创始人生平和学术观点等方面的一些不当的观点。如对李庆教授、钱婉约教授等人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的指正和批评。该书第40页针对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梅原猛是梅原末治之子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以历史史料为证据，否定了此说：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中主张：“梅原末治……子，梅原猛”，见该书396页。此说可能不对。因为根据梅原猛《学问のすすめ》一书中的记载，梅原猛的“父亲是梅原半二，母亲是石川千代”。可见他们之间没有父子关系。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该书第54页还订正了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的狩野直喜和服部宇之吉同时来华留学说，在第56页订正了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的狩野直喜在上海接触西方汉学说……不仅如此，该书第65页还对桑原骘藏名字的由来和出生日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认真的考证，走在了日本学术界的前面。如作者考证说：
从名字上看，兄长叫桑原制一郎、弟弟叫桑原勩三郎，那麼按照桑原家族的这一命名习惯，桑原骘藏最初的名字应该是叫桑原“某”次郎的吧，而不可能是“桑原骘藏”。从口从制的“制”字和“勩”字的意思全和商业有关，那麼，很可能桑原骘藏的本名是“桑原质次郎”或“桑原贽次郎”，而“骘藏”可能只是他的字型大小。这裏的“质”或“贽”也是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字。（65页）
而对於他的具体出生日期，作者详细分析说：
我猜想，之所以选定这一日期，“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是当时日本通行的旧历，换算成西历的话是1871年1月27日。桑原父母显然是把日本农历当成西历来申报出生日期了。明治时代，日本逐渐西化，在申报户籍时，经常出现把日本旧历的日期直接当成西历申报的现象。这一问题至今在我国部分落后和边缘地区也大量存在著。（64页）
并且，作者认为：
就是日本学者的观点，因为没有注意到宫崎市定博士的解释，也没有注意到日本旧历和西历的换算问题，也时常有出错的。如，著名的日本汉学史家近藤春雄博士在《日本汉文学大事典》中就是主张“桑原骘藏（1870－1931）”说的。显然也是错的。当然，无论是钱氏还是质疑钱氏的人，包括日本学者宫崎和近藤两博士，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裏面存在著新旧历法换算这一小问题。（64页）
该书第75页针对国内学者肯定桑原骘藏史学为日本鲁迅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国内学者有人主张：“桑原是通过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褒扬孔子等人的伟大思想与人格这两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耐人寻味的是，桑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刘正教授在分析了桑原史学的特点后，提出了不同观点：“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所分析出的上述东西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学的真谛，我进而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了解桑原史学和桑原本人”。（75页）
其次，该书在实证的基础上，该书在102页第一次指出了京都学派创始人的核心治学方法直接源於清代考据学家赵翼，而非国内学术界所热衷於鼓吹的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一点对於国内学术界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和价值。他考证说：
内藤湖南博士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起源上则是和清代乾嘉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和赵翼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和气运地气说在内藤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至。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把握内藤史学，乃至於解释内藤湖南博士的以学论政的一生。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中国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的原因是“气运”演化的结果。而这一点则深深地打动了内藤湖南博士，并引以为知音。他由赵翼的“气运”的移动说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东西的移动现象，由此而来终於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读史以观世变”的思想，几乎就是内藤湖南博士唐宋变革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立论依据。从此以后，精通赵翼的史学思想成了他的弟子们的看家法宝之一。（102页）
相比之下，他对小川琢治的研究特点给予了国内外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评价：
在研究方法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中，只有小川琢治博士的研究方法和论文风格是最中国化的，即，他是百分之百的使用中国传统的从版本学的研究入手，利用文字训诂学和地理学来考证文义。他所增加的只是西方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已。这是他和其他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最大区别。（135页）
再次，该书对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指出了他们对后来京都学派发展的直接影响。该书还对早期创始人每一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解析，使我们对每一位学者的研究特点和风格的差异性，一阅便知。比如论述狩野直喜的研究特点时就总结说“在对史料的使用上面，狩野直喜博士对古代文献和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双重并用原则，尤其是后者，和内藤湖南博士的使用新出甲骨史料考证上古史一起，他的使用新发现敦煌史料考证中古文学史的实践，构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史（特别史专门史）研究上的新的史学研究模式。”而对於桑原，他则评价：
在桑原骘藏博士的设想中，历史学是一门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学术，历史学的研究结果应该是无论谁来研究都应该是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无思想性”的特点，也即没有倾向性的研究。（80页）
该书作者虽然和京都学派的祖师们有著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通读全书，刘正教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时时跃然纸上。他对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小川琢治和矢野仁一等人热衷於为日本侵华战争出谋划策的表现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指责。他甚至还对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利用考古来迎合日本侵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揭露..另外该书从内容到注解都处处体现出有关京都学派的掌故和历史，很多掌故只有亲身到过那裏的人才能了解。比如该书对於羽田亨考京都大学研究生一事，作者就如下注解：
至於说为什麼他没有直接考母校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权威白鸟库吉博士的研究生，笔者疑惑很久，也曾多方查询，一直苦无让我满意的答案。莫非是白鸟博士向他推荐京大的元蒙史研究水准更高？可是1907年时候的内藤和桑原两博士还没有在这方面的力作，当时，东大的兼职教师那坷博士才是名震中外的元蒙史专家。在当时的日本，东大的本科毕业生却离开东大去考其他的大学或帝国大学，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异常的事情。（176页）
而当羽田亨从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座讲师调到语言学讲座任副教授时，他也加以分析：
虽然同在一个学部，但是更换教研室的现象还是比较异常的。按照当时日本的习惯，羽田亨似乎应该不会迟到1913年通过更换教研室才获得副教授的职称吧？从资历上说，1913年之前和他同为文学部讲师的就有富冈和滨田等人，矢野更比他早一年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在当时的日本，同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几乎可以立刻出任教授或副教授的，而羽田亨却等待了四年还无望，成了个老讲师，於是，在新村出博士的赏识下，本来该留给自己学生的副教授职位和工作机会，新村博士送给了年轻的羽田。这或许就是他离开东洋史讲座的真相吧？我是这麼考虑的。（177页）
这些问题意识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留日的人才能觉察出来。
总的来说，该书内容丰富，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照片，使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了非常具体和客观的了解与认识，也加深了对被研究者本人的直观了解。作者长期留学达十年之久，而且也是师出日本京都学派，和他的这些被研究物件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该书的写作也是体现了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特点，处处以考证为立论依据。该书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的前前后后》一章写得简明扼要，从“东洋史概念的形成”到“从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到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再到“从东京帝国大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终於迎来了核心内容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桑原骘藏、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一节文字，最后以“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结束了这章具有历史学家气魄和洞察力的论述。从学理上把该整个京都学派和东京大学、和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北美来稿)
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10月出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