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背后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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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年，英国制定《航海律法》。在这部法律中，英国人赋予了英国商船垄断英国进出口贸易的权力。一个世纪后，英国率先发起了工业革命，当它的枪炮可以让英国的轮船想去任何一个它想打开的市场时，亚当•斯密开始宣传他的自由贸易和“看不见的手”，认为开放对外贸易是这个民族当下最有必要的选择，不过斯密也并不认为《航海律法》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他反而觉得在英国还不具备纵横全球的实力时，这部保护性的法律是那个时代英国最明智，最有远见的法律。
这就是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启蒙论者，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叙述之间的相契或冲突，他唯一关心的是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内，英国该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才符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今天的中国人其实不难理解这并不复杂的利益公式，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却似乎有着更加苛刻的判断和推理，比如今天的国人依然把明清时代的“禁海”政策说成是“闭关锁国”。梁柏力在《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一书中这样评价亚当•斯密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既然像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贸易主义者都赞成对外贸的监控和限制，我们对明清的外贸政策也许不必过分抨击”。 梁柏力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学人，他的判断不可轻易忽视，他一直以这种中西对比的方式破除今天的人们对于过去中国的种种“误解”。他提醒国人不要对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等现代性要素抱着过于理想化的幻想，从而对于古老的中国产生种种的“误解”，甚至“误导”今天国人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
2000年，美国终于给予了中国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和今天的古巴、伊朗等国一样并没有获得和美国开展对等贸易的“许可证”。 梁柏力在对比今天的美国政策和明清时代的政策时说，“今天美国的外贸政策和明清帝国有相似的地方”。在他看来，今天的美国和明清时代的中国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的大国，同样的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也同样是制定符合各自当前历史形势的贸易政策，并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贸易伙伴。明清时期的中国采用所谓的“朝贡”政策，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承认“天朝”的“宗主国”地位，以“附属国”的身份带着贡品前来“朝贡”，“天朝”也以更丰厚的物品回赠，往往入不敷出，当然同时它也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朝贡”贸易实行“海禁”，此即为今天人们所谓的“闭关锁国”。这一政策背后的动机仅仅是因为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量很小，往往不抵由此而来的众多不稳定因素带来的损失。比如当时的“天朝”最害怕的就是外来贸易者在本地聚集或者定居，再次形成一个独占一方的“郑成功”。
尽管有种种理由解释明清的“闭关锁国”，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禁海”和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的背后的动机，就会发现两者其实恰恰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而背后也是一个古老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真正差距。中国“朝贡”的目的在于某种政治安全，而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却在于保护本国贸易和经济利益。梁柏力说，“明清政府该做而没有做的，是用武力保护出洋贸易者，不让他们在海外受迫害”。但是，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发生，原因只在于明清政府的统治还只是局限于狭隘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位的传承，他们远没有产生与外邦交往的经验，并形成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意识。这就是蒋廷猷所谓，不知道外国，所以也就不懂得外交。这是中西之间的区别，也是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区别。但是，如果说古老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历程是屈辱且充满艰辛的，那么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却也并非安逸而平稳，其背后同样是连绵不断的斗争和伤痕累累的血债。
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提出历史形态发展的“挑战”和“反应”模式，指出有什么样的历史挑战，就会形成不同的历史反应，由此而形成不一样的历史形态。梁柏力先生认为中西近代的“大分流”也得从它们面临的不同“挑战”入手分析，他尤其强调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战争”因素。比如在解释明清的枪炮为什么那么不济时，梁柏力说，“长期的军事对垒令各方都需要不断改良热兵器的功能，这便是西欧的火枪在二三百年间，从类似元明的手铳演变成为火绳枪、短射程的簧轮手枪及后来的燧发枪的原因；大炮的威力和功能也不断地改进”。而长期的西欧各国之间的利益斗争，以及海外霸权的扩张战争使得西欧在科技水平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水平都更胜一筹。这一点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如出一辙，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兴起从来都是血淋淋的，而这一点也曾经作为近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民族自尊的意识形态辩护。
早在19 世纪中叶，最早译介西方文化的王韬先生就说“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学着从软弱变成强硬。梁柏力先生也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那就是我们在艳羡现代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并同时鄙薄近代中国的落后愚昧时，必须明白辉煌的历史背后必然潜藏的血债和残酷。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达尔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达尔文主义”曾经也是中国最流行的文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他的《原强》更是现代中国觉醒的开始。
《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 梁柏力 著 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刊稿于 深圳特区报
1651年，英国制定《航海律法》。在这部法律中，英国人赋予了英国商船垄断英国进出口贸易的权力。一个世纪后，英国率先发起了工业革命，当它的枪炮可以让英国的轮船想去任何一个它想打开的市场时，亚当•斯密开始宣传他的自由贸易和“看不见的手”，认为开放对外贸易是这个民族当下最有必要的选择，不过斯密也并不认为《航海律法》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他反而觉得在英国还不具备纵横全球的实力时，这部保护性的法律是那个时代英国最明智，最有远见的法律。
这就是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启蒙论者，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叙述之间的相契或冲突，他唯一关心的是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内，英国该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才符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今天的中国人其实不难理解这并不复杂的利益公式，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却似乎有着更加苛刻的判断和推理，比如今天的国人依然把明清时代的“禁海”政策说成是“闭关锁国”。梁柏力在《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一书中这样评价亚当•斯密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既然像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贸易主义者都赞成对外贸的监控和限制，我们对明清的外贸政策也许不必过分抨击”。 梁柏力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学人，他的判断不可轻易忽视，他一直以这种中西对比的方式破除今天的人们对于过去中国的种种“误解”。他提醒国人不要对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等现代性要素抱着过于理想化的幻想，从而对于古老的中国产生种种的“误解”，甚至“误导”今天国人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
2000年，美国终于给予了中国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和今天的古巴、伊朗等国一样并没有获得和美国开展对等贸易的“许可证”。 梁柏力在对比今天的美国政策和明清时代的政策时说，“今天美国的外贸政策和明清帝国有相似的地方”。在他看来，今天的美国和明清时代的中国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的大国，同样的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也同样是制定符合各自当前历史形势的贸易政策，并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贸易伙伴。明清时期的中国采用所谓的“朝贡”政策，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承认“天朝”的“宗主国”地位，以“附属国”的身份带着贡品前来“朝贡”，“天朝”也以更丰厚的物品回赠，往往入不敷出，当然同时它也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朝贡”贸易实行“海禁”，此即为今天人们所谓的“闭关锁国”。这一政策背后的动机仅仅是因为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量很小，往往不抵由此而来的众多不稳定因素带来的损失。比如当时的“天朝”最害怕的就是外来贸易者在本地聚集或者定居，再次形成一个独占一方的“郑成功”。
尽管有种种理由解释明清的“闭关锁国”，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禁海”和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的背后的动机，就会发现两者其实恰恰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而背后也是一个古老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真正差距。中国“朝贡”的目的在于某种政治安全，而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却在于保护本国贸易和经济利益。梁柏力说，“明清政府该做而没有做的，是用武力保护出洋贸易者，不让他们在海外受迫害”。但是，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发生，原因只在于明清政府的统治还只是局限于狭隘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位的传承，他们远没有产生与外邦交往的经验，并形成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意识。这就是蒋廷猷所谓，不知道外国，所以也就不懂得外交。这是中西之间的区别，也是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区别。但是，如果说古老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历程是屈辱且充满艰辛的，那么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却也并非安逸而平稳，其背后同样是连绵不断的斗争和伤痕累累的血债。
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提出历史形态发展的“挑战”和“反应”模式，指出有什么样的历史挑战，就会形成不同的历史反应，由此而形成不一样的历史形态。梁柏力先生认为中西近代的“大分流”也得从它们面临的不同“挑战”入手分析，他尤其强调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战争”因素。比如在解释明清的枪炮为什么那么不济时，梁柏力说，“长期的军事对垒令各方都需要不断改良热兵器的功能，这便是西欧的火枪在二三百年间，从类似元明的手铳演变成为火绳枪、短射程的簧轮手枪及后来的燧发枪的原因；大炮的威力和功能也不断地改进”。而长期的西欧各国之间的利益斗争，以及海外霸权的扩张战争使得西欧在科技水平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水平都更胜一筹。这一点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如出一辙，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兴起从来都是血淋淋的，而这一点也曾经作为近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民族自尊的意识形态辩护。
早在19 世纪中叶，最早译介西方文化的王韬先生就说“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学着从软弱变成强硬。梁柏力先生也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那就是我们在艳羡现代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并同时鄙薄近代中国的落后愚昧时，必须明白辉煌的历史背后必然潜藏的血债和残酷。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达尔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达尔文主义”曾经也是中国最流行的文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他的《原强》更是现代中国觉醒的开始。
《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 梁柏力 著 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刊稿于 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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