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若的四稿
百 年 潮 1999年第5期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
作者：周尝棕
在郭化若被划为“托派”时，毛泽东坚持重用他
郭化若怎么研究起孙子兵法来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过此事的经过——
“1937年底，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张闻天同志对我说：‘你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不考虑了。毛主席留你在延安工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是抗大校长室，你就上毛主席那儿报到去吧!’”
郭化若曾因被怀疑为托派，于1931年丢掉了党籍。但毛泽东一直很重视他，信任他，坚持要他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负责教育训练工作。1937年8月郭去党校学习不久，毛于9月5日又写信对他说：“你暂一星期内勿去党校，帮助把红大教育工作改进一番。尔后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的。你暂去党校学习，不是解除军事，那天我已对你说过了，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党校学习后， 毛泽东将郭化若留在身边，第二天就向他交代了任务：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交代任务的时候毛说，抗战全面展开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或寄托在******军的作战上。为此，毛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观点。先召开了座谈会，让郭化若请了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等人来座谈。座谈后，让郭整理大家的发言，拟定一个写作提纲。毛还曾专门写信为他引路，告诉他要看些什么书，从什么地方着手研究。他在大量读书、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提纲，交给了毛泽东，其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吸收了大家的看法和郭化若的研究成果。
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也是受到毛泽东的启发。他回忆说：“大约是1938年秋，有一天我给毛主席送去有关前方战况的电报……主席看完电报我正要离开时，他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我很快找了一些关于古兵法的资料，潜心学习研究，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一开始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和《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39年2月和4月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份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
“我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1939年8、9月间，我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毛主席知道后，很高兴。他对我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 ，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按照主席的指点，我便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阅读。……那时军委一局工作很忙，我只能利用一些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作笔记，常常熬通宵。几乎花去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才于11月9日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另一本书《军事辩证法》，原本是1940年8月郭化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演讲。他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领域，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的同一与差别，战略的全局性与战术的局部性等等，作了探讨。演讲也是在毛泽东鼓励下作的，毛对他说：“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演讲后经文字整理，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作标题，刊登在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以《军事辩证法之鳞爪》为题出过小册子。上海解放后出版时，出版社将“之鳞爪”三字去掉，干脆叫《军事辩证法》。书到手上，郭化若吃了一惊：书名如此响亮，又如此大模大样，会不会引起“目空一切”的嫌疑?但考虑到出版社的一番好意，也就算了。
写作《军事辩证法》前后，郭还写了一些军事论文，还研究了孔明兵法，于1940年春写了《孔明兵法之一斑》，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4期上。当时这篇文章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军队中就有些中下层军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
军委一局相当于后来的总参作战部，是管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郭化若任局长之前，已有过四任局长，他们是：张宗逊、聂鹤亭、何长工、郭天民。郭化若任局长后，除本局业务外，还要干两件事：一是编辑《抗日战争丛书》，这是毛泽东确定的任务，原定为这套丛书编写《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工作》两书的刘亚楼、谭政因无暇写，也只好由郭编写；二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有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肖向荣，但是具体负责编稿的，就只郭一人。
郭化若讲起话来长篇大论，但他很少说自己，很少说自己历史上如何如何。我虽多次听他讲话，却从未听他说过上边说的这些事。他对自己露脸的事没讲过，冤屈的事也没讲过。
郭的一生，可以说有两个辉煌时期：长征到延安以后，那是当学者的年代；以后到上海，则是他做官的年代了，身兼数职，且又都是第一把手。不过，他做官也是学者派头。一次他在华东公安文工团队讲话时，问搞音乐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民间乐队多是一把胡琴、一支笛子，习惯于一个人自拉自唱；外国则是钢琴伴奏，大小提琴合奏，一出场就是大合唱队、大交响乐队?到会的800多人，竟无人能回答出。郭解释说：中国过去一直是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休息和娱乐，也往往是一个人坐在地头自拉自唱，自得其乐。西方资本主义是工业生产环境，机器轰鸣，火车轮船飞机都发出巨大声响，人们休息娱乐要听听音乐，音乐的音量必须盖过那些声响。讲到文艺创作题材，郭说，从刘邦的《大风歌》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世界上的伟大文学作品多是以战争为主题，因为战争……由此把话题转入他最熟悉的领域。
毛泽东一句“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加重了郭化若文革中的厄运
1955年郭化若调南京军区当副司令，分管部队军事训练。那时我在南京，听说他给团以上干部讲《矛盾论》，南京军区的司令、政委——许世友、唐亮、肖望东等人都去听了。郭到南京后已不像在上海那么忙，到任后的那个夏天，便着手从前没做完的事，将《孙子兵法》由古文译成白话。译完，于1957年以《新编新译孙子兵法》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十一家注孙子》时，附上了郭的白话译文，并由郭写了《论孙子兵法》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这是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二稿。可以说二稿是一稿的扩展，或一稿的一个修改稿。
一、二稿相比，我喜欢一稿。郭写文章比不上他讲话。他讲话海阔天空，写文章拘束多了，不像讲话可以随意发挥。如果说郭的孙子兵法研究几稿都有些拘束，相对来说，一稿的拘束要少些。
郭从一稿到写二稿，中间隔了21年。这期间，郭自身有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军事学术研究具有一定影响：一是1940年7月写了《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是1950年2月写了《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前一文中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应当说，这是最早宣传毛泽东的文章之一。后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则是最早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之一。从写孙子兵法一稿，到写上述两篇文章，表明郭化若正一步步走向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作文章。文中插入毛泽东的一些论断、说法，用以分析孙子，或证明，或对照，或强化，或加重孙子的东西。文章最后用了大段文字来写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指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些，在一稿中是没有的。而这些也恰恰表明，郭的军事学术的独立性、独创性在减弱，依靠性在增强——他有点依靠毛泽东了。
郭的一稿写成后除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大半，还经历了两场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间验证了郭一稿的优劣，也验证了郭的兵法研究“古为今用”做法的短长。一稿写于抗日战争发生两年之后，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用来宣传、解释、印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到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它便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话也说不到当劲处了。这正是，原来的针对性、现实性，随着时过境迁，倒成为如今的局限性：它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所以要写个二稿，仍然为了“今用”。60年代初郭写二稿时，尽管非常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战并没发生。兵法研究用不到战争上，于是郭化若又回到毛泽东说的“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说明孙子兵法的合理性；又用孙子兵法，来说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结果，就成了用哲学注释兵法，又用兵法注释哲学。由于文章主要做在“说明”二字上，条条框框也就多了起来。有些是政治家、哲学家的条条框框，硬是把孙子装入里边，就有点削足适履了。这样，也就使得延安时代反掉的党八股气，又徜徉在二稿中。孙子的和作者的个性，就往往被湮没了。
当然，不论二稿有多少缺点，我认为它仍应归入“鲜花”之列。他自己决没想到，他的孙子文章有一天竟成为“大毒草”，他也随之成为“罪人”。正是二稿中他用毛泽东证明孙子正确，或用孙子证明毛泽东正确的那些东西，成了“罪证”。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专家们，说他用孙子否定毛泽东；说他的险恶用心，在于千方百计证明毛泽东军事上许多东西来自孙子，抄自孙子!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提早了也加重了郭化若的厄运：“文化大革命”前郭去宁波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讲他如何更加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本来，这份汇报他完全可以不写。他不过是大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十大军区还有几十位副司令，都写一份思想汇报，毛泽东怎么看得过来?而郭的汇报毛泽东看了，并且作了批示。据说，批示是肯定郭、鼓励郭的，只是开头一句话是：“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下边才谈到现在有了转变如何如何。“文革”一来，这“格格不入”自然使郭大祸临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被罢官、免职，从南京“流放”到安徽。
林彪集团垮台后，郭化若从安徽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军区海运仓招待所住闲时，与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去看他，见他正在写孙子兵法三稿。郭说，这是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要他重写一篇孙子研究。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的《孙子今译》一书的前言。前言中讲到，二稿“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这里显然保留有“文化大革命”的痕迹。
到1983年，郭化若又有了一个孙子兵法研究的四稿。四稿从内容来说没作多少改动，只重写了开头和结尾。在开头部分主要是把留在字面上的“文革”痕迹抹去了；在结尾处就核时代新武器的出现谈了他的认识。1984年郭化若80岁时，又为再版《孙子译注》写了一篇《再版的话》，讲到校勘、注释、译文、试笺等四个方面的修改，附在四稿之后。其中并谈到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固然有重要意义，但不宜过于夸大，因它并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四稿虽然在头、尾增加了这些内容，但内文的段落、文字都还是三稿原样。
正因为这样，三稿也很有代表性，它代表着郭化若军事学术研究曾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在三稿中，郭化若检讨了二稿的缺点错误，而三稿和二稿相比，却是一个退步。二稿中虽然也强调自己是在“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但终归还是在对孙子进行探讨，主要还是在做孙子的文章；到写三稿，则变成围绕毛泽东做文章，围绕毛泽东对孙子肯定过的东西做文章。他的精神天地和研究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道路越来越狭窄了。
这里的“古为今用”，不过是用讲孙子来突出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可以理解的是，三稿写于“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时候，除非不动笔，只要动笔，就只能这样写，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整个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基本相同。
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35岁写出一稿到80岁写完附在四稿后的《再版的话》，前后历时四十五年。遗憾的是，1989年6月出版的《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中有关孙子的文章，只有作者的第四稿即《孙子译注》的《前言》和《再版的话》，一共不到二万字。
公正地说，郭的成果应该包括他写的一二三四稿，把它们集中到一起，才能显示郭化若是真正的孙子兵法研究的专家和权威。尽管这些文章一稿不如一稿，但一二三四稿还是各有所长，各有其存在的价值。
郭化若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的第一把手
研究孙子以外，郭化若还作了其他方面的探索，写过不少军事论文，只是都没把学问做到底。人们能够理解，抗日战争年代在延安那样的条件下，郭能写出赤壁之战、孔明兵法等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容易，说明他确有才能，也确有钻研精神。许多年来郭化若还研究了当代军事学，只是其效果和影响也都不大。
对于郭化若写的若干军事文章，人们可能不大看重甚至完全忘记，而对他所作的孙子研究，人们却忘记不了。他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的第一把手。一般人想了解孙子兵法，借助郭的文章和“今译”，就易懂多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个想法，郭化若的孙子文章既然有三稿四稿，说不定将来会有五稿六稿。才华横溢、想象力丰富的他，决不会满意那个三稿四稿的，有一天他会自己纠正自己的。直到80年代中期，偶尔一次碰面见到他，方才知道：耄耋之年的郭化若，即便要改写，也力不从心了。我更没想到，从那以后十年过去，再次见他，已是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于1995年11月26日晨在京逝世，享年91岁。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
作者：周尝棕
在郭化若被划为“托派”时，毛泽东坚持重用他
郭化若怎么研究起孙子兵法来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过此事的经过——
“1937年底，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张闻天同志对我说：‘你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不考虑了。毛主席留你在延安工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是抗大校长室，你就上毛主席那儿报到去吧!’”
郭化若曾因被怀疑为托派，于1931年丢掉了党籍。但毛泽东一直很重视他，信任他，坚持要他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负责教育训练工作。1937年8月郭去党校学习不久，毛于9月5日又写信对他说：“你暂一星期内勿去党校，帮助把红大教育工作改进一番。尔后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的。你暂去党校学习，不是解除军事，那天我已对你说过了，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党校学习后， 毛泽东将郭化若留在身边，第二天就向他交代了任务：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交代任务的时候毛说，抗战全面展开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或寄托在******军的作战上。为此，毛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观点。先召开了座谈会，让郭化若请了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等人来座谈。座谈后，让郭整理大家的发言，拟定一个写作提纲。毛还曾专门写信为他引路，告诉他要看些什么书，从什么地方着手研究。他在大量读书、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提纲，交给了毛泽东，其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吸收了大家的看法和郭化若的研究成果。
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也是受到毛泽东的启发。他回忆说：“大约是1938年秋，有一天我给毛主席送去有关前方战况的电报……主席看完电报我正要离开时，他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我很快找了一些关于古兵法的资料，潜心学习研究，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一开始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和《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39年2月和4月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份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
“我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1939年8、9月间，我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毛主席知道后，很高兴。他对我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 ，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按照主席的指点，我便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阅读。……那时军委一局工作很忙，我只能利用一些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作笔记，常常熬通宵。几乎花去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才于11月9日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另一本书《军事辩证法》，原本是1940年8月郭化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演讲。他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领域，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的同一与差别，战略的全局性与战术的局部性等等，作了探讨。演讲也是在毛泽东鼓励下作的，毛对他说：“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演讲后经文字整理，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作标题，刊登在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以《军事辩证法之鳞爪》为题出过小册子。上海解放后出版时，出版社将“之鳞爪”三字去掉，干脆叫《军事辩证法》。书到手上，郭化若吃了一惊：书名如此响亮，又如此大模大样，会不会引起“目空一切”的嫌疑?但考虑到出版社的一番好意，也就算了。
写作《军事辩证法》前后，郭还写了一些军事论文，还研究了孔明兵法，于1940年春写了《孔明兵法之一斑》，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4期上。当时这篇文章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军队中就有些中下层军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
军委一局相当于后来的总参作战部，是管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郭化若任局长之前，已有过四任局长，他们是：张宗逊、聂鹤亭、何长工、郭天民。郭化若任局长后，除本局业务外，还要干两件事：一是编辑《抗日战争丛书》，这是毛泽东确定的任务，原定为这套丛书编写《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工作》两书的刘亚楼、谭政因无暇写，也只好由郭编写；二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有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肖向荣，但是具体负责编稿的，就只郭一人。
郭化若讲起话来长篇大论，但他很少说自己，很少说自己历史上如何如何。我虽多次听他讲话，却从未听他说过上边说的这些事。他对自己露脸的事没讲过，冤屈的事也没讲过。
郭的一生，可以说有两个辉煌时期：长征到延安以后，那是当学者的年代；以后到上海，则是他做官的年代了，身兼数职，且又都是第一把手。不过，他做官也是学者派头。一次他在华东公安文工团队讲话时，问搞音乐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民间乐队多是一把胡琴、一支笛子，习惯于一个人自拉自唱；外国则是钢琴伴奏，大小提琴合奏，一出场就是大合唱队、大交响乐队?到会的800多人，竟无人能回答出。郭解释说：中国过去一直是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休息和娱乐，也往往是一个人坐在地头自拉自唱，自得其乐。西方资本主义是工业生产环境，机器轰鸣，火车轮船飞机都发出巨大声响，人们休息娱乐要听听音乐，音乐的音量必须盖过那些声响。讲到文艺创作题材，郭说，从刘邦的《大风歌》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世界上的伟大文学作品多是以战争为主题，因为战争……由此把话题转入他最熟悉的领域。
毛泽东一句“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加重了郭化若文革中的厄运
1955年郭化若调南京军区当副司令，分管部队军事训练。那时我在南京，听说他给团以上干部讲《矛盾论》，南京军区的司令、政委——许世友、唐亮、肖望东等人都去听了。郭到南京后已不像在上海那么忙，到任后的那个夏天，便着手从前没做完的事，将《孙子兵法》由古文译成白话。译完，于1957年以《新编新译孙子兵法》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十一家注孙子》时，附上了郭的白话译文，并由郭写了《论孙子兵法》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这是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二稿。可以说二稿是一稿的扩展，或一稿的一个修改稿。
一、二稿相比，我喜欢一稿。郭写文章比不上他讲话。他讲话海阔天空，写文章拘束多了，不像讲话可以随意发挥。如果说郭的孙子兵法研究几稿都有些拘束，相对来说，一稿的拘束要少些。
郭从一稿到写二稿，中间隔了21年。这期间，郭自身有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军事学术研究具有一定影响：一是1940年7月写了《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是1950年2月写了《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前一文中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应当说，这是最早宣传毛泽东的文章之一。后一篇文章《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则是最早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之一。从写孙子兵法一稿，到写上述两篇文章，表明郭化若正一步步走向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作文章。文中插入毛泽东的一些论断、说法，用以分析孙子，或证明，或对照，或强化，或加重孙子的东西。文章最后用了大段文字来写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指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些，在一稿中是没有的。而这些也恰恰表明，郭的军事学术的独立性、独创性在减弱，依靠性在增强——他有点依靠毛泽东了。
郭的一稿写成后除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大半，还经历了两场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间验证了郭一稿的优劣，也验证了郭的兵法研究“古为今用”做法的短长。一稿写于抗日战争发生两年之后，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用来宣传、解释、印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到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它便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话也说不到当劲处了。这正是，原来的针对性、现实性，随着时过境迁，倒成为如今的局限性：它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所以要写个二稿，仍然为了“今用”。60年代初郭写二稿时，尽管非常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战并没发生。兵法研究用不到战争上，于是郭化若又回到毛泽东说的“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说明孙子兵法的合理性；又用孙子兵法，来说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结果，就成了用哲学注释兵法，又用兵法注释哲学。由于文章主要做在“说明”二字上，条条框框也就多了起来。有些是政治家、哲学家的条条框框，硬是把孙子装入里边，就有点削足适履了。这样，也就使得延安时代反掉的党八股气，又徜徉在二稿中。孙子的和作者的个性，就往往被湮没了。
当然，不论二稿有多少缺点，我认为它仍应归入“鲜花”之列。他自己决没想到，他的孙子文章有一天竟成为“大毒草”，他也随之成为“罪人”。正是二稿中他用毛泽东证明孙子正确，或用孙子证明毛泽东正确的那些东西，成了“罪证”。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专家们，说他用孙子否定毛泽东；说他的险恶用心，在于千方百计证明毛泽东军事上许多东西来自孙子，抄自孙子!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提早了也加重了郭化若的厄运：“文化大革命”前郭去宁波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讲他如何更加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本来，这份汇报他完全可以不写。他不过是大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十大军区还有几十位副司令，都写一份思想汇报，毛泽东怎么看得过来?而郭的汇报毛泽东看了，并且作了批示。据说，批示是肯定郭、鼓励郭的，只是开头一句话是：“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下边才谈到现在有了转变如何如何。“文革”一来，这“格格不入”自然使郭大祸临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被罢官、免职，从南京“流放”到安徽。
林彪集团垮台后，郭化若从安徽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军区海运仓招待所住闲时，与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去看他，见他正在写孙子兵法三稿。郭说，这是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要他重写一篇孙子研究。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的《孙子今译》一书的前言。前言中讲到，二稿“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这里显然保留有“文化大革命”的痕迹。
到1983年，郭化若又有了一个孙子兵法研究的四稿。四稿从内容来说没作多少改动，只重写了开头和结尾。在开头部分主要是把留在字面上的“文革”痕迹抹去了；在结尾处就核时代新武器的出现谈了他的认识。1984年郭化若80岁时，又为再版《孙子译注》写了一篇《再版的话》，讲到校勘、注释、译文、试笺等四个方面的修改，附在四稿之后。其中并谈到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固然有重要意义，但不宜过于夸大，因它并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四稿虽然在头、尾增加了这些内容，但内文的段落、文字都还是三稿原样。
正因为这样，三稿也很有代表性，它代表着郭化若军事学术研究曾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在三稿中，郭化若检讨了二稿的缺点错误，而三稿和二稿相比，却是一个退步。二稿中虽然也强调自己是在“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但终归还是在对孙子进行探讨，主要还是在做孙子的文章；到写三稿，则变成围绕毛泽东做文章，围绕毛泽东对孙子肯定过的东西做文章。他的精神天地和研究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道路越来越狭窄了。
这里的“古为今用”，不过是用讲孙子来突出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可以理解的是，三稿写于“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时候，除非不动笔，只要动笔，就只能这样写，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整个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基本相同。
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35岁写出一稿到80岁写完附在四稿后的《再版的话》，前后历时四十五年。遗憾的是，1989年6月出版的《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中有关孙子的文章，只有作者的第四稿即《孙子译注》的《前言》和《再版的话》，一共不到二万字。
公正地说，郭的成果应该包括他写的一二三四稿，把它们集中到一起，才能显示郭化若是真正的孙子兵法研究的专家和权威。尽管这些文章一稿不如一稿，但一二三四稿还是各有所长，各有其存在的价值。
郭化若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的第一把手
研究孙子以外，郭化若还作了其他方面的探索，写过不少军事论文，只是都没把学问做到底。人们能够理解，抗日战争年代在延安那样的条件下，郭能写出赤壁之战、孔明兵法等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容易，说明他确有才能，也确有钻研精神。许多年来郭化若还研究了当代军事学，只是其效果和影响也都不大。
对于郭化若写的若干军事文章，人们可能不大看重甚至完全忘记，而对他所作的孙子研究，人们却忘记不了。他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的第一把手。一般人想了解孙子兵法，借助郭的文章和“今译”，就易懂多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个想法，郭化若的孙子文章既然有三稿四稿，说不定将来会有五稿六稿。才华横溢、想象力丰富的他，决不会满意那个三稿四稿的，有一天他会自己纠正自己的。直到80年代中期，偶尔一次碰面见到他，方才知道：耄耋之年的郭化若，即便要改写，也力不从心了。我更没想到，从那以后十年过去，再次见他，已是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于1995年11月26日晨在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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