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的时空穿越：从“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到后现代社会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大多数人都知道，美国在科技、钢铁、机械、汽车、电子、医药、金融等领域有着光耀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我们也知道军事竞争、国际事务、产业流失、经济泡沫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思考经济增长的根源是令人着迷的事情。而美国尤其牵动人心，它经济增长的根源，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方向，都如此引人瞩目。中国人说，读史可以明鉴，历史是已经走过的轨迹，解读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美国经济史》就是我们了解美国经济的一面镜子，它折射了美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全貌。“美国经济史是理论家和决策者为改进国家经济的绩效和美国人民的福利而持续努力的‘临床经验’”。（前言，第4页）
本书作者是已故的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乔纳森•休斯和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西北大学的路易斯•P.•凯恩。休斯是研究美国经济史的专家，本书前3版是他独立完成的，凯恩从第4版开始加入，后来休斯过世，由凯恩负责扩展再版，第7版亦是如此。
本书以编年体的写法，考察了美国4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按照重大转折，大体划分为5部分。从1607年殖民地时期开始的这段时期，是美国经济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格兰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最关键的影响，美国与英国拥有共有的语言、法律、风俗和商业道德与惯例，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和政策，例如习惯法和保障产权，对美国经济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习惯法的作用大大减弱了，但在英格兰的所有殖民地中，在处理个人与政府关系、解决私人之间纷争时都遵循习惯法，美国宪法也采用了习惯法。政府干预的传统也带来了现代的消费和投资市场体系。“直到今天，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还都源自于这些遥远的起源。不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基本沿着最初建立于殖民地时期的线路成长和发展。”（第1页）回顾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历史，在18世纪，英国是帮助了美洲的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其成长？外来导致的经济增长对美洲的经济结构具有怎样的影响，而独立战争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保留在“英帝国”成员阵营之内，从经济上讲是否更划算？在第一部分中探讨了这些争论不休的研究主题。
独立战争之后至南北战争之前，是新生国家成长的前70年，第二部分详尽考察了这一时期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部分关注的中心是基本的体制、法律制度建设情况。首先介绍了西进运动；然后是人口和劳动力，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特征——增长很快，且城镇人口增加，这一时期，城市和农村的出生率就出现了显著差别，农村家庭生育孩子数量较多，原因是，孩子可以看成像汽车那样的耐用品，由于城市里有更多花钱的方式，可替代的选择集较多，因此城镇家庭规模小，另一个理由是孩子可以看成是用来产生收入的投资品，就像厂房和设备那样，农村孩子可以在相对较小的年龄就开始干农活，农村家庭生育孩子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因而农村家庭规模较大。接下来用一章内容介绍了法律与美国古典资本主义的兴起，法律和公共选择过程是理解历史和经济的一种工具，“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变化。经济历史的责任就是去解释这种变化，而法律就是这种解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分别考察了城市化、农业的扩张，早期工业部门、金融体系与国际经济，此外还有一章专门讨论奴隶制度，探讨了以下几个引起持久兴趣的话题：奴隶制度是怎样的制度？为什么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十年里，奴隶制度空前繁荣？为什么黑人奴隶制度通过战争和宪法修正案才得以终结？如果不被战争终结，它是否会拥有长期发展的前景？
南北战争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的工业化崛起阶段。“战前的美国曾被英国人称之为‘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而此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一个充满活力、不断产生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的地方。”（第272页）1870至1914年这段时间，工业部门迅速增长，农业部门的作用逐渐下降，是美国真正的变化期。南北战争之后的历史事实是，农业美国似乎瞬间就跃上了工业化的道路。那么，这场战争推动了工业化吗？1860-190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近三倍，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增长了六倍，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在1.4%-1.6%之间，美国的经历与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相反：人口在增长，生产力增长得更快。威尔士经济学家布林利•托马斯针对移民经济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假说——托马斯模型，托马斯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移民经济及周期波动吗？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史以工业化为中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林肯的农业国家变成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工业化美国。工业的发展得益于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这一力量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美国发展的动力，其原因远远不止是财富的不平均分配。美国社会和法律一直鼓励企业家行为。回望当时私人企业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将会惊奇地发现：联邦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日常运营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现今大量存在的控制机构当时完全不存在。《谢尔曼法案》之后，联邦法庭陷入了工业和经济管理的漫长工作，再也无法脱身。在这一部分读者可以了解谢尔曼法案及其修正案，以及学者们对政府干预做出的评价。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中介，美国在这一时期的金融史基本可以概括为在一元式银行体系的限制内创造这种中介。这一时期出现了投资银行。这部分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兰斯•戴维斯关于英美两国工业化和金融业发展经历中存在的一些有趣差别：美国是大企业、小银行，而它的英国亲戚正好相反是大银行、小企业。这一部分最后两章分别考察美国的国际贸易和劳动者与法律，对于理解今天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工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两章的内容非常有帮助。
从一战至二战结束，即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次“过山车”，首先是10年看似无限的经济增长，随后是10年令人困惑和失望的经济萧条，然后再次爆发战争。这一部分讨论了一战时期的中央管制经济，然后是1919-1929年的“常态”经济，接着重现了大萧条时期，然后是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及二战时期的战时繁荣。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沸腾的20年代”，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的一个传奇。是什么造就了这个传奇？近年来学者们将1929及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乃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主要归咎于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这是事情的全部吗？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工资、商业条件、金融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大萧条的解释，书中介绍了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国际三种观点。罗斯福新政为什么这么容易引起各种讨论？较之赫伯特•胡佛和新时代、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罗斯福和新政为什么会更多地成为现代意识的一部分？作者给出了答案：“对个人灾难最低保障网的‘社会’责任思想，从殖民地时期一直是地方层次，首次提高到联邦层次并且一直保留至今。不仅联邦发起的社会保险，而且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量繁荣的责任，都给新政戴上了历史上大胆创新的光环。”（第530页）
第五部分是二战后至今。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巨人”，而且当时无人能望其项背。它的工业、科学、农业和富饶给了它的人民无比的优越感。这一部分讨论了美国经济史的五个主题。这一时期是正在上演并将续写的历史，很多事实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因此，这段历史我们更熟悉，似乎也有更多地理由给出自己的理解和评判。最后一章总结了维持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检验了漫长历史时期留下的“资产”和“负债”。
虽然是以时序顺序组织章节，但内容上由一根经济“主线”来引导，那就是经济要素，包括人口与劳动力、资源、货币、金融、消费和投资、财富分配、城市化、国际贸易、经济周期等。如果读者对美国金融的发展感兴趣，那么可以从这五大部分中找到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讨论，连接起来就是一部金融业演变的历史。其他主题亦然。如果对经济学有足够了解，本书主题非常清晰、明确，同时，对经济学术语都给出了简单易懂的解释，方便非经济学领域的读者阅读。对于重大事件，本书都有详细的讨论。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财产权、技术进步的研究，是贯穿全书的核心，对理解今日的美国以及世界其他经济体，亦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是一本看似简单易懂的读物，但摆在书架上，需要之时可提供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佐证资料、学者的讨论等，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称得上是一本工具书。
本书的语言风格清新，行文简洁而优雅，不采用技术性的经济学术语来讨论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用很多数据和资料还原大量的事实。本书也引用了学者们对经济史研究的诸多结论，并反映了最新的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与国内不同的是，尽管是美国学生的一本教材，但是并没有权威的说教，而是把相关领域的很多学者的观点都呈现给读者，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同时把争议的问题也提出来，给读者留下更多思考、评判的空间。
全书不乏引人反思的点睛之论，例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它只能为生活状况的改进提供契机。”（第53页）在探讨金融体系与经济周期时，“黄金点的一致与良好的电气连接非常相似，只是在外汇市场上通过的不是电流，而是经济脉冲。”（第261页）在探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的发明和创新时，企业家们为争夺资源而竞争，作者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不是零和的，而是会把效率低下者‘逼的无路可走’，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竞争中的破坏是前进的代价”。（第370页）在讨论二战后的收入分配时，作者提到“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器，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公理。”（第593页）在全书的总结中，作者讨论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时，得到这样绝妙的结论：“美国经济的成功，部分原因就是它已经成功了”（第668页），充满思辨和后现代之味道！
当然，这本书亦非完美无缺。首先，它是一本学术性作品，缺乏趣味性，尽管语言有时相当幽默。其次，数据资料丰富，叙述式内容较多，而结论性的内容并不多，对中国读者来说，习惯于接受观点和大而化之的评论，本书的内容似乎欠缺了一定的深度。再次，这本著作需要读者耐心深入阅读，方才能发掘出很多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粗略翻翻则可能会感到用处不大，酒香淹没在了深巷之中。
尽管时间流逝，遥远的过去都已经成为遗产，但不可否认，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显赫的国家，这个“自由而年轻”的国度对中国人亦散发着神秘而不可抗拒的魅力。历史不能被抛之一边。“‘谁将创造未来？’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第667页）
（本文原发于《财经》杂志2011年第04期，作者邸晓燕）
本书作者是已故的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乔纳森•休斯和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西北大学的路易斯•P.•凯恩。休斯是研究美国经济史的专家，本书前3版是他独立完成的，凯恩从第4版开始加入，后来休斯过世，由凯恩负责扩展再版，第7版亦是如此。
本书以编年体的写法，考察了美国4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按照重大转折，大体划分为5部分。从1607年殖民地时期开始的这段时期，是美国经济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格兰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最关键的影响，美国与英国拥有共有的语言、法律、风俗和商业道德与惯例，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和政策，例如习惯法和保障产权，对美国经济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习惯法的作用大大减弱了，但在英格兰的所有殖民地中，在处理个人与政府关系、解决私人之间纷争时都遵循习惯法，美国宪法也采用了习惯法。政府干预的传统也带来了现代的消费和投资市场体系。“直到今天，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还都源自于这些遥远的起源。不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基本沿着最初建立于殖民地时期的线路成长和发展。”（第1页）回顾美国独立战争前的历史，在18世纪，英国是帮助了美洲的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其成长？外来导致的经济增长对美洲的经济结构具有怎样的影响，而独立战争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保留在“英帝国”成员阵营之内，从经济上讲是否更划算？在第一部分中探讨了这些争论不休的研究主题。
独立战争之后至南北战争之前，是新生国家成长的前70年，第二部分详尽考察了这一时期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部分关注的中心是基本的体制、法律制度建设情况。首先介绍了西进运动；然后是人口和劳动力，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特征——增长很快，且城镇人口增加，这一时期，城市和农村的出生率就出现了显著差别，农村家庭生育孩子数量较多，原因是，孩子可以看成像汽车那样的耐用品，由于城市里有更多花钱的方式，可替代的选择集较多，因此城镇家庭规模小，另一个理由是孩子可以看成是用来产生收入的投资品，就像厂房和设备那样，农村孩子可以在相对较小的年龄就开始干农活，农村家庭生育孩子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因而农村家庭规模较大。接下来用一章内容介绍了法律与美国古典资本主义的兴起，法律和公共选择过程是理解历史和经济的一种工具，“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变化。经济历史的责任就是去解释这种变化，而法律就是这种解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分别考察了城市化、农业的扩张，早期工业部门、金融体系与国际经济，此外还有一章专门讨论奴隶制度，探讨了以下几个引起持久兴趣的话题：奴隶制度是怎样的制度？为什么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十年里，奴隶制度空前繁荣？为什么黑人奴隶制度通过战争和宪法修正案才得以终结？如果不被战争终结，它是否会拥有长期发展的前景？
南北战争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的工业化崛起阶段。“战前的美国曾被英国人称之为‘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而此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一个充满活力、不断产生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的地方。”（第272页）1870至1914年这段时间，工业部门迅速增长，农业部门的作用逐渐下降，是美国真正的变化期。南北战争之后的历史事实是，农业美国似乎瞬间就跃上了工业化的道路。那么，这场战争推动了工业化吗？1860-190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近三倍，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增长了六倍，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在1.4%-1.6%之间，美国的经历与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相反：人口在增长，生产力增长得更快。威尔士经济学家布林利•托马斯针对移民经济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假说——托马斯模型，托马斯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移民经济及周期波动吗？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史以工业化为中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林肯的农业国家变成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工业化美国。工业的发展得益于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这一力量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美国发展的动力，其原因远远不止是财富的不平均分配。美国社会和法律一直鼓励企业家行为。回望当时私人企业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将会惊奇地发现：联邦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日常运营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现今大量存在的控制机构当时完全不存在。《谢尔曼法案》之后，联邦法庭陷入了工业和经济管理的漫长工作，再也无法脱身。在这一部分读者可以了解谢尔曼法案及其修正案，以及学者们对政府干预做出的评价。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中介，美国在这一时期的金融史基本可以概括为在一元式银行体系的限制内创造这种中介。这一时期出现了投资银行。这部分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兰斯•戴维斯关于英美两国工业化和金融业发展经历中存在的一些有趣差别：美国是大企业、小银行，而它的英国亲戚正好相反是大银行、小企业。这一部分最后两章分别考察美国的国际贸易和劳动者与法律，对于理解今天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工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两章的内容非常有帮助。
从一战至二战结束，即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次“过山车”，首先是10年看似无限的经济增长，随后是10年令人困惑和失望的经济萧条，然后再次爆发战争。这一部分讨论了一战时期的中央管制经济，然后是1919-1929年的“常态”经济，接着重现了大萧条时期，然后是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及二战时期的战时繁荣。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沸腾的20年代”，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的一个传奇。是什么造就了这个传奇？近年来学者们将1929及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乃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主要归咎于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这是事情的全部吗？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工资、商业条件、金融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大萧条的解释，书中介绍了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国际三种观点。罗斯福新政为什么这么容易引起各种讨论？较之赫伯特•胡佛和新时代、林登•约翰逊和伟大社会，罗斯福和新政为什么会更多地成为现代意识的一部分？作者给出了答案：“对个人灾难最低保障网的‘社会’责任思想，从殖民地时期一直是地方层次，首次提高到联邦层次并且一直保留至今。不仅联邦发起的社会保险，而且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量繁荣的责任，都给新政戴上了历史上大胆创新的光环。”（第530页）
第五部分是二战后至今。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巨人”，而且当时无人能望其项背。它的工业、科学、农业和富饶给了它的人民无比的优越感。这一部分讨论了美国经济史的五个主题。这一时期是正在上演并将续写的历史，很多事实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因此，这段历史我们更熟悉，似乎也有更多地理由给出自己的理解和评判。最后一章总结了维持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检验了漫长历史时期留下的“资产”和“负债”。
虽然是以时序顺序组织章节，但内容上由一根经济“主线”来引导，那就是经济要素，包括人口与劳动力、资源、货币、金融、消费和投资、财富分配、城市化、国际贸易、经济周期等。如果读者对美国金融的发展感兴趣，那么可以从这五大部分中找到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讨论，连接起来就是一部金融业演变的历史。其他主题亦然。如果对经济学有足够了解，本书主题非常清晰、明确，同时，对经济学术语都给出了简单易懂的解释，方便非经济学领域的读者阅读。对于重大事件，本书都有详细的讨论。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财产权、技术进步的研究，是贯穿全书的核心，对理解今日的美国以及世界其他经济体，亦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是一本看似简单易懂的读物，但摆在书架上，需要之时可提供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佐证资料、学者的讨论等，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称得上是一本工具书。
本书的语言风格清新，行文简洁而优雅，不采用技术性的经济学术语来讨论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用很多数据和资料还原大量的事实。本书也引用了学者们对经济史研究的诸多结论，并反映了最新的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与国内不同的是，尽管是美国学生的一本教材，但是并没有权威的说教，而是把相关领域的很多学者的观点都呈现给读者，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同时把争议的问题也提出来，给读者留下更多思考、评判的空间。
全书不乏引人反思的点睛之论，例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它只能为生活状况的改进提供契机。”（第53页）在探讨金融体系与经济周期时，“黄金点的一致与良好的电气连接非常相似，只是在外汇市场上通过的不是电流，而是经济脉冲。”（第261页）在探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的发明和创新时，企业家们为争夺资源而竞争，作者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不是零和的，而是会把效率低下者‘逼的无路可走’，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竞争中的破坏是前进的代价”。（第370页）在讨论二战后的收入分配时，作者提到“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器，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公理。”（第593页）在全书的总结中，作者讨论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时，得到这样绝妙的结论：“美国经济的成功，部分原因就是它已经成功了”（第668页），充满思辨和后现代之味道！
当然，这本书亦非完美无缺。首先，它是一本学术性作品，缺乏趣味性，尽管语言有时相当幽默。其次，数据资料丰富，叙述式内容较多，而结论性的内容并不多，对中国读者来说，习惯于接受观点和大而化之的评论，本书的内容似乎欠缺了一定的深度。再次，这本著作需要读者耐心深入阅读，方才能发掘出很多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粗略翻翻则可能会感到用处不大，酒香淹没在了深巷之中。
尽管时间流逝，遥远的过去都已经成为遗产，但不可否认，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显赫的国家，这个“自由而年轻”的国度对中国人亦散发着神秘而不可抗拒的魅力。历史不能被抛之一边。“‘谁将创造未来？’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第667页）
（本文原发于《财经》杂志2011年第04期，作者邸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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