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姚荷生与《水摆夷风土记》
近几年来，日本的学者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他们的祖先竟是我国云南少数民族之一、聚居在西双版纳的傣族。因为无论从文化习俗、饮食服饰、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有极其相似之处，从而在日本掀起一股到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寻根热。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多田狷介还将我市姚荷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水摆夷风土记》全译成日文出版，成了日本畅销的读物。
姚荷生先生是我解放后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一个领导。他当时是江苏医学院的副教授，还身兼镇江市政务和社会多项要职以及《大众日报》社社长。我们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形同师友、过往密切。他的不少文字工作交我代办，不少重要活动要我随行采访和报道。后来，他去宁任南京医学院副院长，我们联系不断，每有著作问世，都让我先睹为快。《镇江日报》一复刊，他就寄来《镇江人物故事》，在周末版上陆续发表。古稀之年虽身患癌症，姚荷生先生还持续四年，独自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所写游记，都先给《镇江日报》刊登，然后结集出版。1998年因癌症复发去世，享年83岁。
姚荷生先生1915年出生在丹徒姚桥镇一破落地主家庭，一家七口，生活清苦，他自幼聪明好学，但小学以后就辍学。校长和老师都觉得他不继续升学读书非常可惜，一再劝他父亲让儿子投考中学。父亲只好典当衣物或向亲友借贷，结果姚荷生以第五名的成绩为镇江中学录取，成为姚桥镇姚氏家族中第一个省立中学的学生。由于他记忆力和领悟力较强，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所以还可抽出课余时间阅读小说和历史类书籍。从初中到高中六年中，学校更替了三任校长——薛德火育、任中敏、曹刍，他们都对姚荷生十分器重，姚荷生对这三位校长特别敬仰，立志将来也当个好教师。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姚荷生满怀爱国抗日激情，和同学们到西门大街（今大西路）查封日货，还参加全市中学生大队，与上海市的大中学生队伍同日到达南京，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全民抗日。1934年姚荷生高中毕业，自知无力升入大学，就接受了家乡姚家桥小学的聘书。可是，这年是全省第二届高中毕业会考，会考成绩公布，姚荷生竟名列全省第二。当时，教育厅规定，凡毕业会考成绩在前六名，考入国立大学者，每年给予奖学金300元，直到毕业。于是，他有了升大学的希望。在好友、即后来的爱人王悦家庭的帮助下，先后投考了清华大学电机系、武汉大学机械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都被录取，最后决定到清华大学，先读工程系，后转生物系。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长沙，南京陷落后，迁往昆明，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姚荷生毕业后，由于系主任李继侗的垂青，将他安排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
1938年冬，华侨巨商胡文虎建议云南省政府开发云南边疆，他愿提供资金。云南省建设厅组织了一个边疆实业考察组到西双版纳进行调查。云南省政府要求在滇的中央有关研究单位派人参加，清华大学农研所就派姚荷生参加。调查组在西双版纳的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南峤三县等地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就匆匆回到昆明。而姚荷生却对这里淳朴好客的傣族（原称水摆夷）人民着了迷，决定一人独自留下，继续做些调查，作了详细的笔记，拍了很多照片，直到1939年深秋才回到昆明。后来，他接受教育部办的大学先修班主任、原镇江中学校长曹刍之聘，前往四川江津县白沙镇任教。他利用空暇，便把在西双版纳搜集的资料、笔记、照片整理写成《水摆夷风土记》一书。当时无法出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回到家乡，才于1948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发行。此书一面世，就得到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重视，并赞誉姚荷生先生是当今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特别是对傣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初版印数较少，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把此书收入“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再版。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又把此书收入“旧版书系”重新排印。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是一部详述西双版纳风土人情的游记体著作，作者以自然客观、清丽洒脱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活情趣的本世纪30年代的傣家的风情画。它有较强的资料性，提供了民俗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水摆夷风土记》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征程记”，叙述了作者从昆明到车里（景洪）的旅途艰危。在数十天三千里的行程中，冒了不少的险，吃了不少的苦。有时爬上千仞高山、滑下万尺深谷；有时从马上跌下来，泥里滚过去；有时要涉过湍流，穿过毒雾恶瘴；有时经受了风雨的欺凌，容忍了饥渴煎熬；有时走过虎豹的巢穴，又要防备盗匪的袭击。其中，穿插了很多奇闻趣事、传说掌故，引人入胜。作者不禁叹息：不到云南的人，不知道中国旅行是如何困难，也不知道滇路艰难到什么程度。正如明代云南诗人张禺山所言：“西游蜀道，北上太行，昔日诗赋，千载悲伤。若教行路见滇海、崎岖绝道皆康庄……”
该书第二部分为“十二版纳见闻录”。作者以巨大的热情，自然客观地描绘出20世纪3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生存状态、民俗风情、自然环境、社会组织、语言文字以及民间文学等。通过深入、广泛、全面的调查，作者像眷恋故乡似的眷恋西双版纳，这里的清新空气、充足的阳光、使他损坏了的健康有个恢复的机会。蓬勃的生意、宁静的环境，使他因都市的烦嚣而困倦的心神得到安息。看到那些蓊郁的森林，苍茫的青山，浩淼的大江，使他被城市圈囚的胸襟逐渐开展了，扩大了。这里有趣的生活，也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是这里温柔天真的傣族同胞，用纯真、坦白来对待一切外来的客人。他们之间人性的美随处可见，因而姚荷生情不自禁地写诗两首以表示自己的情结。其一：“山光水色都相亲，异木奇花结比邻。遥望云南归来得，天涯且作太平人。”其二：“蝶舞莺飞又一春，子规声里渡归津。此身惭愧无仙骨，终作红尘紫陌人。”
最近，我接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王国祥教授的来信告知：他已将《水摆夷风土记》作了注释，书前对作者作了介绍，并将姚荷生先生1985年在《镇江日报》副刊上连载的《西双版纳探秘》附在书后，交云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彩色精印，不久即可问世。
■ 徐 舒
http://www.jsw.com.cn/site2/zjrb/html/2006-09/11/content_778117.htm
姚荷生先生是我解放后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一个领导。他当时是江苏医学院的副教授，还身兼镇江市政务和社会多项要职以及《大众日报》社社长。我们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形同师友、过往密切。他的不少文字工作交我代办，不少重要活动要我随行采访和报道。后来，他去宁任南京医学院副院长，我们联系不断，每有著作问世，都让我先睹为快。《镇江日报》一复刊，他就寄来《镇江人物故事》，在周末版上陆续发表。古稀之年虽身患癌症，姚荷生先生还持续四年，独自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所写游记，都先给《镇江日报》刊登，然后结集出版。1998年因癌症复发去世，享年83岁。
姚荷生先生1915年出生在丹徒姚桥镇一破落地主家庭，一家七口，生活清苦，他自幼聪明好学，但小学以后就辍学。校长和老师都觉得他不继续升学读书非常可惜，一再劝他父亲让儿子投考中学。父亲只好典当衣物或向亲友借贷，结果姚荷生以第五名的成绩为镇江中学录取，成为姚桥镇姚氏家族中第一个省立中学的学生。由于他记忆力和领悟力较强，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所以还可抽出课余时间阅读小说和历史类书籍。从初中到高中六年中，学校更替了三任校长——薛德火育、任中敏、曹刍，他们都对姚荷生十分器重，姚荷生对这三位校长特别敬仰，立志将来也当个好教师。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姚荷生满怀爱国抗日激情，和同学们到西门大街（今大西路）查封日货，还参加全市中学生大队，与上海市的大中学生队伍同日到达南京，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全民抗日。1934年姚荷生高中毕业，自知无力升入大学，就接受了家乡姚家桥小学的聘书。可是，这年是全省第二届高中毕业会考，会考成绩公布，姚荷生竟名列全省第二。当时，教育厅规定，凡毕业会考成绩在前六名，考入国立大学者，每年给予奖学金300元，直到毕业。于是，他有了升大学的希望。在好友、即后来的爱人王悦家庭的帮助下，先后投考了清华大学电机系、武汉大学机械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都被录取，最后决定到清华大学，先读工程系，后转生物系。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长沙，南京陷落后，迁往昆明，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姚荷生毕业后，由于系主任李继侗的垂青，将他安排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
1938年冬，华侨巨商胡文虎建议云南省政府开发云南边疆，他愿提供资金。云南省建设厅组织了一个边疆实业考察组到西双版纳进行调查。云南省政府要求在滇的中央有关研究单位派人参加，清华大学农研所就派姚荷生参加。调查组在西双版纳的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南峤三县等地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就匆匆回到昆明。而姚荷生却对这里淳朴好客的傣族（原称水摆夷）人民着了迷，决定一人独自留下，继续做些调查，作了详细的笔记，拍了很多照片，直到1939年深秋才回到昆明。后来，他接受教育部办的大学先修班主任、原镇江中学校长曹刍之聘，前往四川江津县白沙镇任教。他利用空暇，便把在西双版纳搜集的资料、笔记、照片整理写成《水摆夷风土记》一书。当时无法出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回到家乡，才于1948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发行。此书一面世，就得到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重视，并赞誉姚荷生先生是当今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特别是对傣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初版印数较少，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把此书收入“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再版。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又把此书收入“旧版书系”重新排印。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是一部详述西双版纳风土人情的游记体著作，作者以自然客观、清丽洒脱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活情趣的本世纪30年代的傣家的风情画。它有较强的资料性，提供了民俗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水摆夷风土记》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征程记”，叙述了作者从昆明到车里（景洪）的旅途艰危。在数十天三千里的行程中，冒了不少的险，吃了不少的苦。有时爬上千仞高山、滑下万尺深谷；有时从马上跌下来，泥里滚过去；有时要涉过湍流，穿过毒雾恶瘴；有时经受了风雨的欺凌，容忍了饥渴煎熬；有时走过虎豹的巢穴，又要防备盗匪的袭击。其中，穿插了很多奇闻趣事、传说掌故，引人入胜。作者不禁叹息：不到云南的人，不知道中国旅行是如何困难，也不知道滇路艰难到什么程度。正如明代云南诗人张禺山所言：“西游蜀道，北上太行，昔日诗赋，千载悲伤。若教行路见滇海、崎岖绝道皆康庄……”
该书第二部分为“十二版纳见闻录”。作者以巨大的热情，自然客观地描绘出20世纪3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生存状态、民俗风情、自然环境、社会组织、语言文字以及民间文学等。通过深入、广泛、全面的调查，作者像眷恋故乡似的眷恋西双版纳，这里的清新空气、充足的阳光、使他损坏了的健康有个恢复的机会。蓬勃的生意、宁静的环境，使他因都市的烦嚣而困倦的心神得到安息。看到那些蓊郁的森林，苍茫的青山，浩淼的大江，使他被城市圈囚的胸襟逐渐开展了，扩大了。这里有趣的生活，也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是这里温柔天真的傣族同胞，用纯真、坦白来对待一切外来的客人。他们之间人性的美随处可见，因而姚荷生情不自禁地写诗两首以表示自己的情结。其一：“山光水色都相亲，异木奇花结比邻。遥望云南归来得，天涯且作太平人。”其二：“蝶舞莺飞又一春，子规声里渡归津。此身惭愧无仙骨，终作红尘紫陌人。”
最近，我接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王国祥教授的来信告知：他已将《水摆夷风土记》作了注释，书前对作者作了介绍，并将姚荷生先生1985年在《镇江日报》副刊上连载的《西双版纳探秘》附在书后，交云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彩色精印，不久即可问世。
■ 徐 舒
http://www.jsw.com.cn/site2/zjrb/html/2006-09/11/content_778117.htm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