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记录下的近代中国变革
——读《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
在个人的记忆里，我总是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即在今天我的家乡，晋南、晋东南的一些地方，曾经有很多新教世家，有些地方，整个自然村落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的世家，现在的后辈中也还有人信教，——就在这个现代中国。我曾经有几次就此询问过家里的长辈，特别提到，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改良性质的信仰的来历，是否当年有传教士来到过？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向我讲述了或者说转述了更老辈人的记忆。我问的时候专注于人们的表情和叙述方式，因为知道他们多半不会讲清楚对这件事的具体看法，但是表情会表现出一个人潜意识下的态度，纯乎自然。我并不想搞清楚一种宗教信仰的传播对授予者有怎样的影响，而对当地人如何看待这些传福音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更有兴趣。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传教士的选择，他们当年来到一个“新世界”的理由，也同样值得注意。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先生在《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一书曾经说道：
“……对此我怀有一种个人的兴趣，因为正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隆隆炮声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从此便认定它是一个传教的好场所。”（参见本书124页）
这样的话语对于现代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感情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浓重的笔墨，而且是来自历史教科书的关于民族最深刻的创伤，划出长长的刻痕，有人把它看作是国家历史中屈辱的肇始。但是，丁韪良毕竟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早期考察近代中国的西方人，如果我们不再在宏大国家叙事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可观上来说，倒是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上有趣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端倪，即当年大量的、不同派别的西方新教传教士选择他们传福音的目的地，确实存在着明确的遴选标准，甚至，即便在中国境内，选择哪个行省、哪个地区来开展他们领自上帝的使命，也是先有自己的判断的。
丁韪良无意间透露出来的标准，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传教事业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过程。在今天，对外输出价值观这样性质的事业，或者说可以向外输出价值观并且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是一种国家荣誉，也即总是社会中强有力的资源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这样的机遇，他们更多时候是民间组织，甚至，往往是个人面对不可预见的困难和危险；同时，既然是价值观的输出，一定是寻求认可和继承，就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需要时间。对于世界上一些具有长期“排外”历史和民族性格的国家和地区，传教士寻求一线“开放”的机遇，或许要比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商人心情更为迫切。在西方人看来，近代中国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蛮荒的印象，这时，所谓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敲开了闭关锁国的近代中国的大门，虽然我们听起来不舒服，但是确实对“丁韪良们”是一个重要的消息，从此，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天天走进了他们的视野，决定了他们行色匆匆的旅程。历史的沉痛和机遇，总是纠结在一起。
对于丁韪良来说，这个旅程或许过于漫长了一点，这位美国人，作为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竟然在中国前后生活了62年。——虽然看起来这个遵循“笨拙精神”的历史人物或许是“爱你所选择的”那种人，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带着感情工作毕竟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原著中来看，我们如果说他“始终”对开始变革的中国社会充满信心，对这个古老国家接受西方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未免言过其实，但他在文字里确实表达出了这一显著的倾向。也即，他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开始变革，而且这个国度一但开始变革，就会有接受世界文明的成功历史。有趣的是，他认为当时最有能力使古老中国及早进入这一伟大进程的是“清政府”。即便这个统治阶层充其量是曾经鼎盛王朝的没落阶段，虽然有了外交衙门、派遣大臣留洋考察，新兴海军，但其实根本不能冠以“政府”这样的现代政治概念。
丁韪良把促使当时中国社会自上而下而起改革的原因，概括为“五幕正剧”，即清末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被认为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一段历史，相信人们可以容易接触到的史料已多，现成的专业研究材料汗牛充栋，个人心中自有定见，无需赘言。只是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的叙述颇值得审视。在丁韪良的叙事中，洪秀全只是初步和当年设在广州的美国浸礼会的分支进行了接触，“在并未得到正式洗礼和尚未获得传道者信任的情况下”，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就创建了自己的本土宗教组织，并且进而通过这种形式最终在广西“起事”，从而造成了现代中国史学界形成共识的所谓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兵荒和历史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见，那些星星点点的孤独于古国各处的基督教派系下的分支，对于这样一个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临时政权，一定会有一个被吸引到认识的过程。丁韪良的记录中，有几个批次的传教士代表，曾经试图进入“天国”内部进行一番考察，他本人也进行过这种努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他对太平天国的正式评价并不是很多，他做出过一个积极的考察报告，尽量以善意理解这场本质上不过是把神圣的信仰当作幌子的封建农民起义。
这本书在今天的史料价值，更多时候并不是作者致力最深的对当时中国的地域考察和改革考察，而是记录了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教育投入，附录中的一篇《在中国传播世俗只是的传教士机构》个人认为极有意义，通过史实透露出来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值得今天的读者详加体察和思考。除了传布福音，在当地进行所谓世俗知识的普及，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千百年来的又一项重要的使命。在这时，往往在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形成一个交汇点。在朝廷的庇护和资助下，1906在北京创建了“协和医学院”（现在多称为“协和医学堂”，协和的前身。名为Union，即联合之意）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显示出各个教会合作在中国致力教育投入的成就。医疗本身是一种现实解决，教育则是一种长效机制，通过丁韪良的表述，我感觉当时的教会工作还是以教育为轴心。他的记录中还表述了当时自己如何为中国社会编著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课书，另外一些教士还编著出很多种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和读物，将宗教精神融汇进这些书籍之中。尽管在我看来，这些教材和书籍的起点远在当年它们的受众接受能力和审美之上，但还是觉得应该对这样的良苦用心表示相当的敬意。从这篇提纲式的文章来看，更佐证了我对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投入和贡献的一贯看法。尽管近年来，专业研究者对西方传教士在华历史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许多足以改变人们固有看法的成果，但是对于在很长久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没有对这种投入和贡献予以客观的认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读者，应该感到惭愧。
丁韪良写于1906年的本书的序言中，曾经说道：“我们是否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中国将成为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这个设问，对于今天很多皈依的青壮年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契合，他的问题或许也是后者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是关乎文明。
2010-1-31
在个人的记忆里，我总是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即在今天我的家乡，晋南、晋东南的一些地方，曾经有很多新教世家，有些地方，整个自然村落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的世家，现在的后辈中也还有人信教，——就在这个现代中国。我曾经有几次就此询问过家里的长辈，特别提到，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改良性质的信仰的来历，是否当年有传教士来到过？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向我讲述了或者说转述了更老辈人的记忆。我问的时候专注于人们的表情和叙述方式，因为知道他们多半不会讲清楚对这件事的具体看法，但是表情会表现出一个人潜意识下的态度，纯乎自然。我并不想搞清楚一种宗教信仰的传播对授予者有怎样的影响，而对当地人如何看待这些传福音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更有兴趣。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传教士的选择，他们当年来到一个“新世界”的理由，也同样值得注意。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先生在《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一书曾经说道：
“……对此我怀有一种个人的兴趣，因为正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隆隆炮声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从此便认定它是一个传教的好场所。”（参见本书124页）
这样的话语对于现代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感情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浓重的笔墨，而且是来自历史教科书的关于民族最深刻的创伤，划出长长的刻痕，有人把它看作是国家历史中屈辱的肇始。但是，丁韪良毕竟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早期考察近代中国的西方人，如果我们不再在宏大国家叙事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可观上来说，倒是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上有趣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端倪，即当年大量的、不同派别的西方新教传教士选择他们传福音的目的地，确实存在着明确的遴选标准，甚至，即便在中国境内，选择哪个行省、哪个地区来开展他们领自上帝的使命，也是先有自己的判断的。
丁韪良无意间透露出来的标准，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传教事业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过程。在今天，对外输出价值观这样性质的事业，或者说可以向外输出价值观并且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是一种国家荣誉，也即总是社会中强有力的资源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这样的机遇，他们更多时候是民间组织，甚至，往往是个人面对不可预见的困难和危险；同时，既然是价值观的输出，一定是寻求认可和继承，就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需要时间。对于世界上一些具有长期“排外”历史和民族性格的国家和地区，传教士寻求一线“开放”的机遇，或许要比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商人心情更为迫切。在西方人看来，近代中国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蛮荒的印象，这时，所谓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敲开了闭关锁国的近代中国的大门，虽然我们听起来不舒服，但是确实对“丁韪良们”是一个重要的消息，从此，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天天走进了他们的视野，决定了他们行色匆匆的旅程。历史的沉痛和机遇，总是纠结在一起。
对于丁韪良来说，这个旅程或许过于漫长了一点，这位美国人，作为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竟然在中国前后生活了62年。——虽然看起来这个遵循“笨拙精神”的历史人物或许是“爱你所选择的”那种人，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带着感情工作毕竟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原著中来看，我们如果说他“始终”对开始变革的中国社会充满信心，对这个古老国家接受西方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未免言过其实，但他在文字里确实表达出了这一显著的倾向。也即，他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开始变革，而且这个国度一但开始变革，就会有接受世界文明的成功历史。有趣的是，他认为当时最有能力使古老中国及早进入这一伟大进程的是“清政府”。即便这个统治阶层充其量是曾经鼎盛王朝的没落阶段，虽然有了外交衙门、派遣大臣留洋考察，新兴海军，但其实根本不能冠以“政府”这样的现代政治概念。
丁韪良把促使当时中国社会自上而下而起改革的原因，概括为“五幕正剧”，即清末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被认为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一段历史，相信人们可以容易接触到的史料已多，现成的专业研究材料汗牛充栋，个人心中自有定见，无需赘言。只是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的叙述颇值得审视。在丁韪良的叙事中，洪秀全只是初步和当年设在广州的美国浸礼会的分支进行了接触，“在并未得到正式洗礼和尚未获得传道者信任的情况下”，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就创建了自己的本土宗教组织，并且进而通过这种形式最终在广西“起事”，从而造成了现代中国史学界形成共识的所谓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兵荒和历史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见，那些星星点点的孤独于古国各处的基督教派系下的分支，对于这样一个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临时政权，一定会有一个被吸引到认识的过程。丁韪良的记录中，有几个批次的传教士代表，曾经试图进入“天国”内部进行一番考察，他本人也进行过这种努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他对太平天国的正式评价并不是很多，他做出过一个积极的考察报告，尽量以善意理解这场本质上不过是把神圣的信仰当作幌子的封建农民起义。
这本书在今天的史料价值，更多时候并不是作者致力最深的对当时中国的地域考察和改革考察，而是记录了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教育投入，附录中的一篇《在中国传播世俗只是的传教士机构》个人认为极有意义，通过史实透露出来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值得今天的读者详加体察和思考。除了传布福音，在当地进行所谓世俗知识的普及，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千百年来的又一项重要的使命。在这时，往往在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形成一个交汇点。在朝廷的庇护和资助下，1906在北京创建了“协和医学院”（现在多称为“协和医学堂”，协和的前身。名为Union，即联合之意）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显示出各个教会合作在中国致力教育投入的成就。医疗本身是一种现实解决，教育则是一种长效机制，通过丁韪良的表述，我感觉当时的教会工作还是以教育为轴心。他的记录中还表述了当时自己如何为中国社会编著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课书，另外一些教士还编著出很多种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和读物，将宗教精神融汇进这些书籍之中。尽管在我看来，这些教材和书籍的起点远在当年它们的受众接受能力和审美之上，但还是觉得应该对这样的良苦用心表示相当的敬意。从这篇提纲式的文章来看，更佐证了我对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投入和贡献的一贯看法。尽管近年来，专业研究者对西方传教士在华历史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许多足以改变人们固有看法的成果，但是对于在很长久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没有对这种投入和贡献予以客观的认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读者，应该感到惭愧。
丁韪良写于1906年的本书的序言中，曾经说道：“我们是否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中国将成为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这个设问，对于今天很多皈依的青壮年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契合，他的问题或许也是后者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是关乎文明。
2010-1-31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