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故我在

贾勤的《现代派文学辞典》，是继鲁迅的《野草》、张志扬的《门》之后，现代汉语哲学最重要的收获。这并非过誉，而是当之无愧，这一点其实只要将现代汉语哲学言路略加梳理，便能明白。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就贾勤把他这本书定为“小说”， 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小说”在我看来，也有“古今之辨”。“小说”的今义，当然是“讲故事”，事件与经验性第一位的，方式是描述，而“小说” 的古义即“残丛小语”、“街谈巷议”，所谓“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其重在言说及观念性，方式是论说。贾勤所提出的“大小说观念”，其义近乎后者。这种小说观念大声宣告，“那种纯粹想依靠讲故事获得小说成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背后，则是小说者“身份和知识结构”的巨大改变。贾勤甚而断言，当代汉语小说“有所建树者寥寥无几”，概因那一代作者“知识谱系不完备甚或不学无术”。我并不认为小说价值与知识素养能划等号，但是承认，知识结构无疑能导致小说形态的大变化。
台湾小说家骆以军曾谈及他这一代与朱天心、王安忆及莫言这一代的差别。两代人“不自觉的成为未来小说家的”的那个最初的“时刻”是不一样的。后者要么是“野地里长大的”，要么经历过下乡插队、文革等社会现实，因此都“自有一个庞大的故事”，而“故事等同于经验”，而且是一种“古典的经验——比如说嫉妒，比如说爱，比如说笑，比如说悲伤”，因为这种经验是建立在事件基础上的，与社会历史现实相联系，经验按照经验本身发生的。但是骆以军这一代（大陆这边也就是贾勤和我这一代），所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则是“经验的匮乏和教养的匮乏”，是典型的“复制人”、“人造人”、“经验匮乏者”。这一代人是在对上代人的“经验”的“经验”中，成长起来的，而后者只是一种“伪经验”。这种经验匮乏下的小说，“都是一个命题式的理念”，“很精致、很抓狂的，歇斯底里的敏感，营造出一个密室，一个无意义的空间。像法国新小说那种不可思议的复制能力，独立的一个空间，孤独的一个空间，然后坏掉的一个表，停在那里的时刻。可是问题是，你没有能力去猎梦，去捕捉现实经验。”因此，作为“小说”的《现代派文学辞典》，其每一个词条，都是一个独立、孤独的空间，既不指向线性叙事，也无法构成经验整体，当然也就否定了任何设想的阅读秩序。
《现代派文学辞典》是由一个个“命题式的理念”构成的，但这个“理念”是意向性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这是打通小说与哲学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说，《现代派文学辞典》既是小说又是哲学，或者说它就是一部现象学小说。它指向一种全新的知识性、观念性、反思性的小说形态，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新气象。
作为哲学的《现代派文学辞典》，其意义也非同凡响。我把《现代派文学辞典》，与《野草》、《门》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而是着眼于汉语、言说以及我在三者。能将此三者完美结合，我认为正是以上三书。以现代汉语运思，其实是一个说易行难的事情。与文学书写不同，哲学书写的奥秘在于“语式以及相关的思的方式”的妥帖结合。在这方面，《现代派文学辞典》有让人惊叹的早熟。全书行文，凝练而不凝滞，流畅而不浮滑，有一种从容不破的节奏和优美的乐感。最重要的是短句运思，这是纯粹的古风，绝非那种让人诘屈聱牙的欧化体。真正成熟的思想文字，绝对是短句语式的，近乎格言。正如桑塔格论巴尔特的格言体时所说的，“一位善于进行格言表达的天才，对素描比对油画显然更敏感，格言天赋是可被称作形式主义气质的东西的表征之一。形式主义的气质正是许多在知识超饱和时代进行思索的才智之士共同具有的一种敏感性”，《现代派文学辞典》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气质”。要形成这样一种“气质”，何其难！难怪让夏可君喜欢和惊叹的，首先是“文字”，“你的文字，我很是喜欢，也很惊叹，当然我会想到米沃什的那个辞典，但是你写的可是与我们的现代汉语相关的文字，这是正在成长的青春身体。”可以说，《现代派文学辞典》为成长中的汉语哲学写作，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如何言说，是哲学写作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野草》里，鲁迅首先从虚实之辨开启了言说难题；“‘我说’，别提我说前的战栗——那真是一种发抖：‘我要说了’，‘我能说吗’，‘我说什么’，‘凭什么说’……直到我冲出口，仍是一面抗争地说，一面还恐惧地听：听我说，听我说的言说，听受听者无言的心声，听世界窒息的沉默或漫不经心的喧哗，听上帝的笑……”在《门》中，张志扬则从言听关系承续了言说之难；在贾勤的《现代派文学辞典》中，言说则被卸下了民族与国家的重负和高压，从而也就摆脱了鲁迅式的紧迫感（“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以及张志扬式的焦虑感（“我好像即使在主述的时候也脱不了‘受听者’的面具。不，它对我简直就是一种心理残缺，一种令我不堪其扰的奴性。”）。这是一种真正自由流动的言说，是时代所赐之福。
但是，为避免此种自由言说流于虚浮，“我在”的维系就变得非常重要。在鲁迅那里，言说中的“我”同时也是“我们”，是“我们”中的“我”；在张志扬那里，言说中的“我”是竭力摆脱“我们”的“我”，是“我们”之外的“我”；在贾勤这里，“我”就是“我”，“最重要的不是们，还是我”。这个“我”只能在言说与书写中生根，也只在写作中存在。“我”=“写”，我写故我在。因此，《现代派文学辞典》最终导向写作之思。或者，《现代派文学辞典》只不过是写作暂时性停顿时的一个偶然现身。它既不是名贾勤者写作的开始，也不是其结束。它只不过是在提醒，有一种写作正在进行之中。因为这个提醒，我们的写作和生活已经变得无法旁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