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的故事”

     《妹头》仍是一向的“王安忆风格”，叠床架屋，细密绵软，像旧时上海老妈子抱了一卷地毯，从阴暗的屋内一点一点铺到光明的所在。她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讲完一个故事。
    王安忆喜欢写小人物，尤喜欢写带些“乡气”的小人物，我想她对于那种没由来的、世俗的生机勃勃有些偏爱。妹头是精明现实到无孔不入，生活于她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就是实实在在的油条、鲫鱼、鸭绒被、抽水马桶、廉价的时髦衣服……与张爱玲笔下那些精刮刮的女人不同，王安忆笔下这些女人没那么多派不上用场的身世之感，她们对生活较少生出幻灭，总能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自得其乐，并顽强地生存下来。
    相反，王安忆写下的男人常常有些书生气的怯懦。男人究竟靠后天的教育生活，不像女人，无论如何是凭本能挣出一片天地的。
    王安忆工笔刻画人物的功力有目共睹，可惜写来写去不过文革前后的各样嘴脸，便不免重复。《妹头》里中年以后的小白极像《叔叔的故事》里那位作家叔叔，中年以前的他和阿五头一直频繁地出现在她所有描写“逍遥派”知识青年的小说中。
    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当然不会成为小说的桎梏。奥斯丁一辈子写英国乡绅家庭，人物个性差别有限；张爱玲写她的旧上海，笔下的女人用心都是相似的。但她们的故事读来不烦腻，一来是因为较为戏剧化，二来也是因为叙事更为灵动透彻。态度上，奥斯丁和张爱玲是俯视众生男女的，王安忆则有些混乱，拿不出那么聪明的态度，言语之间便迟滞了，像盛夏的傍晚，天空迟迟未能暗去，于是这“无语对黄昏”的温柔之中也就有一种不耐烦。
    刘绍铭说许多作家一生作品寥寥无几，并非自暴自弃，而是发现后来的自己无论如何写不过当初的自己了，便就此搁笔。
    作家们爱惜羽毛，不能说是坏事，只是苦了读者在这头百思不得其解，一再等候而不得结果。作者是想“写得不好不如不写”，读者们倒是认为“写得不好也要让我看看怎样不好”。
    天下读者歹毒的居多，不肯放过作者们。
    于我，还是愿意王安忆写下去。以王安忆的经历，她的写作总应该是“渐入佳境”的。哪怕她止步不前，这种迟钝的美感也很好，像家常穿的衣服，显旧了，发白了，洗了晒在阳台上，自己隔了玻璃望出去，却越望越亲切，越望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