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丁丁：寻常人家的故事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1、2月号合刊
爱伦·坡不写长篇。那时的英语语汇里还没有“短篇小说”这个字眼。他把此种无韵的述说称为“散文故事”，理想状态下，读者舒舒服服在圈椅里坐下，半个小时——最长不过两个小时——就一口气把故事看完。
迄今为止，克莱尔·吉根也未曾写过长篇。去年九月她来上海，读书会上对读者的提问露出不解：“短篇不是拉不长的长篇。世上大多数故事恰恰是太长了。”我坐在她身边翻译，心里偷乐着跟长篇们说声对不住。
吉根是爱尔兰人，在美国念大学，回圣三一学院继续读硕士，念的是创意写作。所以，她的故事背景大多是凋敝寂寥的爱尔兰乡村、小城镇，间或也有美国、英格兰。不过即使是英格兰，也是石头房子花岗岩烟囱的小城小街道。
她开始发表小说之后的四年，拿到了爱尔兰文坛重要奖项：鲁尼爱尔兰文学奖，还从《洛杉矶时报》捧走年度图书奖。
故事各异，人物千状。小说集《南极》里，我读到恶魔唱着抒情诗。
恶魔一词，目一触之，即联想到死亡。文学中的恶魔性，罗洛·梅谓之宣泄人类原始生命蛮力的现象，它以创造性的因素与毁灭性的因素同时俱在的狂暴形态出现，像盘桓不去的乌鸦。《南极》里不乏死亡。然而每一个死亡，无论是突然的，还是谋划的，都并非故事的终结，而是人心的背景。《跳舞课》里青春躁动的女主人公和家里的伐木工破烂儿吉姆秘密地一夜良宵。后来吉姆上吊死了，如同一桩文字的无头公案，吉根甚至没给一点预示和解释。然而他吊在绳子上轻轻转动的身体，和之前胸前长满了毛、腹部平坦、肌肉结实的身体，无言地道出幻灭，讲的也许是严寒的爱尔兰林区、最简化的生活下人生的无奈；也许是一种深层的悲哀，也许是青春和理想的灭绝。吉姆的死，只是女孩子感悟这寒冷世界的序幕与配乐。
《千万小心》中因为偷情被自己丈夫一枪毙命的少妇，甚至仅仅出现在丈夫和叙述者的对话中，死亡的唯一信号是血。无论这情节本身是如何人，故事的意图却更在于穷尽可能地描绘人心极端的感受：恐惧。叙述者单身一人与杀人者同处一舟，却因惧怕水蛇不敢跳水逃走的恐惧，层层推进，高潮迭起。吉根所谓她所感兴趣的“生活当中的关键时刻”，这般呈现出来，叫人无可逃避。
恶魔还是潜伏在心底的欲望。梦里可能会涌现，然而白昼里只有浮士德一样的人物才敢公然拿余下的生命交换。普通人的心里也藏着恶魔。可能是《姐妹》里受侮辱与受压抑、终其一生住在乡下伺候老父的姐姐。妹妹因为一头漂亮的金发，嫁进了英格兰的中产家庭，每每只是带着孩子、狗和上等衣服，以及关于那个家的炫耀描述来到乡下小住，却赢得所有人的钟爱。当姐妹间的金字塔压力大到极点时，姐姐抡起剪刀结束了那一头金色的长发，也释放了三十年来“心甘情愿”给驯服的恶魔。吉根写的不是社会问题剧，读者也无暇分析谁是可同情的人物。因为七十英亩土地、爬满常青藤的大宅子、漂亮的果园和老朽的室内飘拂的窗帘，配上两个女人老去的青春、消逝的梦想，是一首叫人惆怅的抒情哀歌。它不像惠特曼一般直抒胸臆、倾泻千里；也不似艾米莉·迪金森一样白描意象，点到为止。吉根笔底不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她不露声色地写能拍得升腾起一团团灰尘的旧地毯，写妹妹让姐姐闻却并不洒些在她手腕上的漂亮美国香水，寂寞、骄傲、绝望和愤懑在每一个转角流露而出。
恶魔有英雄的意蕴。从马洛开始，我们就已经熟悉这两者的联系。吉根特别擅长的是描写女人。她“不想说男人”。爱尔兰跟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久以前的爱尔兰，女人是禁锢在家的无声群体。《男人和女人》里的妈妈，虽然一直隐忍着接受家里的男权，却不顾丈夫的嘲笑，穿着喇叭形的华丽红裙子去参加新年晚会，回来的路上，她用悄悄从电视上学来的驾驶技术止住了往后溜的车，穿过白雪覆盖的树林把全家人驾回了家。留下爸爸站在那儿，看着汽车尾灯。雪花落在他身上，落在他没戴帽子的头上，落在他手里拿的帽子上。
寻常人家的寻常故事，寻常女人的追寻和反抗，也可能遭遇灾难的后果。吉根很诚实，她不是女权的颂歌歌手。文集同名小说《南极》，就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每次这个婚姻幸福的女人离开家时总会想，如果和另一个男人上床，感觉会怎样”。她真的决定一试的那个周末，起先是疯狂的甜蜜刺激，后来却被邂逅的男人铐在了床上，鹅绒被在挣扎中掉落地上，涌进房间的冷气让冒险、解放之后的女人，恍惚中想到南极、雪和冰，还有探险者的尸体。
集子里的许多故事都只是片断。喜欢欧·亨利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安的读者要绕道行走了。像一种更具私人性质的抒情诗一样。仅仅是对一种心境或情感状态简洁而热烈的描述，就像一首优雅的中世纪抒情诗：
河口的飞禽，
汪洋中的鱼，
我独自给木上蜡：
为了最好的骨和血
我带着深深的悲伤行走。
唱歌的不是《唱歌的收银员》，是释放出或久埋藏的恶魔。它象征着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欲望、梦想和力量。在爱尔兰的小镇、乡村里，恶魔奔跑着掠过原本寻常的生活，留下悲剧或者喜剧，绝望或者希望。那些情愫，那些风景，那些情调，让人在“半个到两个小时之内”恍若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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