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已失去联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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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前言
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曾静谋反的奇案，还有《大义觉迷录》的刊刻印行、通颁天下，似乎正是这句话的脚注。但是读史另有一个用处，就在于让吾人看到，人可以这般实际地应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曾静与雍正又再一次说明了这点。
在1720年代到1730年代之间，清朝的儒士或目睹此事，或在其间推波助澜，并以惊人的细密面对之，因此留下极为庞大的档案，见证这段历史。从如雪片般呈禀朝廷的奏折，可以大致勾勒出各地封疆大吏遇事决断的梗概，也可窥知奏折往返递送且有皇上批语所依循的流程，还可看到官员为博圣眷而附上所掌握到的谋逆材料。这些文件是由朝廷主掌档案的官员世世代代保管，对史家弥足珍贵。1912年，清朝覆亡，这些文件每每得在遭受战火波及之前装箱封存，辗转流落各地。到了20世纪末，这些档案终究得以分别藏于台北、北京两地温湿度受控制的场所，出奇逃过接二连三的摧残。
曾静一案始于1728年，在1736年由朝廷终审了结。但是几乎在案发之初，此案的原委便可上溯至遥远的过去，部分是在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的军事冲突与知识论辩中，部分则可远溯至古代，甚至迄于孔子之前中国哲学、历史文本粗具雏形的年代。同样的，朝廷终审结案之后，回响仍久久不衰，不仅历经了清末民初的分崩离析，而且还延续到我们所处的年代：中国有一家出版社于1999年集结出版了本案重要源文件的抄本，满足观众在看了《雍正王朝》电视剧之后所产生的好奇心。
曾静案所讲的不只是皇帝与其死敌的故事，它还旁及《大义觉迷录》这本奇书，此书幸赖朝廷的饬令，得以在1730年代初风行天下、广为摘引。而拙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本有关书籍如何被书写、刊行天下，有关巡回驳斥，有关自我宣传，有关眩惑听众与大肆抨击的书。
这则离奇的故事讲的是18世纪的中国人，他们一方面汲汲营营于儒士的名位，另一方面又身陷于科考的迷惘之中：他们一方面皓首穷经，但又得对上位者所做在他们看来是专横、负面的决断逆来顺受。在文士精英圈内失败者之中，有许多人打心底否认他们是上位者所断言的那种知识分子，曾静就是这类的典型，而许多无端被牵连进曾静这个案子的人也是其中之一。
在另一个层面上，本书讲的是那个我们大多数都已失去联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陌生人闯入居里所在的村子常常引人侧目，总要被窃窃私语、左思右想个几年。在这类的世界里，譬如整个案子发生的湘南丘陵间的孤村，皇帝有如天高之远：从京里的信使总是会受到重视，珍馐华宅，馈赠络绎不绝于途。因为京师乃是卧虎藏龙之地，一如档案所见，这也是个流言滋繁，充斥各种奇谈异志的世界：迂腐蒙昧，极为不安全，总是有种轻率的宽宏大度。
当我写作本书时，发现这将会是一本有关审案过程的书，这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调查曾静案所采取的手段，唯有在记忆不易受到牵绊且市井小民皆能费心、逐步再现过去事件的社会里才可能存在。同时，他们习惯添枝加叶、言不由衷，往往会使得这个世界里的记忆在个人想象的土壤中歧散、孕育、滋养。有鉴于审理官吏的百折不回、殚精竭虑，手中又握有庞然物力人力，实情虽然诡谲多变，却也不至于让他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进退维谷。即使他们误走歧路，皇帝也会适时将他们唤回正途。为了与蕴涵个人色彩的地方性记忆搏斗，审理案子的官吏不得不旁敲侧击，实行各种可能奏效的媒介：墙上的告示和传单，成册的诗文，编纂的箴言，以及晦涩的讽喻和梦境。他们用的审案技巧包括不断对有戒心的目击者施以压力，重复鞫讯，要求撰述自白，大刑伺候或威胁动刑，亲人规劝，孤立，诈骗，佯装称兄道弟，背弃盟誓，甚至散播嫌疑犯的画像。
对今天的我们面言，这些办案手法仍与现代相互辉映，并唤醒吾人对迩来中国和其他地区政权的记忆。但这桩离奇案子的来龙去脉和细枝末节终究有其时空的局限性，是因着像曾静、雍正这类的人而展开的。他们二人素末谋面，彼此也称不上熟识。他们带给对方的征兆虽隐晦不明，却总是可以拨开层层迷雾。他们二人对社稷、自我的信仰，努力想了解对方的意图，竟奇迹般的至今犹存。所以只要吾人摒除缠绕的枝节，在黑暗里凝视，无论时代如何悠远，总是能进入他们二人的内心世界而探索这整个过程的蛛丝马迹。
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曾静谋反的奇案，还有《大义觉迷录》的刊刻印行、通颁天下，似乎正是这句话的脚注。但是读史另有一个用处，就在于让吾人看到，人可以这般实际地应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曾静与雍正又再一次说明了这点。
在1720年代到1730年代之间，清朝的儒士或目睹此事，或在其间推波助澜，并以惊人的细密面对之，因此留下极为庞大的档案，见证这段历史。从如雪片般呈禀朝廷的奏折，可以大致勾勒出各地封疆大吏遇事决断的梗概，也可窥知奏折往返递送且有皇上批语所依循的流程，还可看到官员为博圣眷而附上所掌握到的谋逆材料。这些文件是由朝廷主掌档案的官员世世代代保管，对史家弥足珍贵。1912年，清朝覆亡，这些文件每每得在遭受战火波及之前装箱封存，辗转流落各地。到了20世纪末，这些档案终究得以分别藏于台北、北京两地温湿度受控制的场所，出奇逃过接二连三的摧残。
曾静一案始于1728年，在1736年由朝廷终审了结。但是几乎在案发之初，此案的原委便可上溯至遥远的过去，部分是在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的军事冲突与知识论辩中，部分则可远溯至古代，甚至迄于孔子之前中国哲学、历史文本粗具雏形的年代。同样的，朝廷终审结案之后，回响仍久久不衰，不仅历经了清末民初的分崩离析，而且还延续到我们所处的年代：中国有一家出版社于1999年集结出版了本案重要源文件的抄本，满足观众在看了《雍正王朝》电视剧之后所产生的好奇心。
曾静案所讲的不只是皇帝与其死敌的故事，它还旁及《大义觉迷录》这本奇书，此书幸赖朝廷的饬令，得以在1730年代初风行天下、广为摘引。而拙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本有关书籍如何被书写、刊行天下，有关巡回驳斥，有关自我宣传，有关眩惑听众与大肆抨击的书。
这则离奇的故事讲的是18世纪的中国人，他们一方面汲汲营营于儒士的名位，另一方面又身陷于科考的迷惘之中：他们一方面皓首穷经，但又得对上位者所做在他们看来是专横、负面的决断逆来顺受。在文士精英圈内失败者之中，有许多人打心底否认他们是上位者所断言的那种知识分子，曾静就是这类的典型，而许多无端被牵连进曾静这个案子的人也是其中之一。
在另一个层面上，本书讲的是那个我们大多数都已失去联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陌生人闯入居里所在的村子常常引人侧目，总要被窃窃私语、左思右想个几年。在这类的世界里，譬如整个案子发生的湘南丘陵间的孤村，皇帝有如天高之远：从京里的信使总是会受到重视，珍馐华宅，馈赠络绎不绝于途。因为京师乃是卧虎藏龙之地，一如档案所见，这也是个流言滋繁，充斥各种奇谈异志的世界：迂腐蒙昧，极为不安全，总是有种轻率的宽宏大度。
当我写作本书时，发现这将会是一本有关审案过程的书，这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调查曾静案所采取的手段，唯有在记忆不易受到牵绊且市井小民皆能费心、逐步再现过去事件的社会里才可能存在。同时，他们习惯添枝加叶、言不由衷，往往会使得这个世界里的记忆在个人想象的土壤中歧散、孕育、滋养。有鉴于审理官吏的百折不回、殚精竭虑，手中又握有庞然物力人力，实情虽然诡谲多变，却也不至于让他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进退维谷。即使他们误走歧路，皇帝也会适时将他们唤回正途。为了与蕴涵个人色彩的地方性记忆搏斗，审理案子的官吏不得不旁敲侧击，实行各种可能奏效的媒介：墙上的告示和传单，成册的诗文，编纂的箴言，以及晦涩的讽喻和梦境。他们用的审案技巧包括不断对有戒心的目击者施以压力，重复鞫讯，要求撰述自白，大刑伺候或威胁动刑，亲人规劝，孤立，诈骗，佯装称兄道弟，背弃盟誓，甚至散播嫌疑犯的画像。
对今天的我们面言，这些办案手法仍与现代相互辉映，并唤醒吾人对迩来中国和其他地区政权的记忆。但这桩离奇案子的来龙去脉和细枝末节终究有其时空的局限性，是因着像曾静、雍正这类的人而展开的。他们二人素末谋面，彼此也称不上熟识。他们带给对方的征兆虽隐晦不明，却总是可以拨开层层迷雾。他们二人对社稷、自我的信仰，努力想了解对方的意图，竟奇迹般的至今犹存。所以只要吾人摒除缠绕的枝节，在黑暗里凝视，无论时代如何悠远，总是能进入他们二人的内心世界而探索这整个过程的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