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文本，两种读法
3月19日新京报《一种对历史的解说》全文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3/19/content_212178.htm?div=-1
于变中求不变，或在流动不居的经验世界里寻找稳固的支撑，恐怕是人之常态。我们总是倾向于认定，我们所能感知的现象必有某种简单规律，或曰法则。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将社会法则寄之于不可违的“天”；张养浩唱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罗贯中则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篇，这是阅尽沧桑后道出的恒久。在面对着纷乱杂多的历史事件、现象之时，希冀从中发现人类社会演化的某种规律，这几乎是每位历史学家的夙愿。金观涛与刘青峰贤伉俪写作《兴盛与危机》，大约也怀有如此的愿景。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将它贯彻到底，获得清晰而又简洁的美感，才有可能接近科学的门槛。”（p425）
中国社会形态何以自秦始皇一统六国以迄晚清大体相似？这是近代中外诸多学者都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有无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停滞”。不同于已有的种种单因素决定论，金与刘并不打算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种要素中抽取出一二种，再经一番有别于人的包装后作为答案，又或者以“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或“中国没有历史，只有轮回”之类的理由搪塞过去。二位别开生面地引入了系统论、控制论等1980年代盛行一时的科学方法，又定义了一些新概念，以此来对中国这段历史重做有益的解读。按其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问题与方法集》序）以新法证旧题，其结论便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Ultra-stable Structure，又称“超稳定系统”）。
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所谓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着几方面的特征：一个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有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三者能够相互耦合、同步调节以达成某种稳态；其中，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又常交叉互渗，形成具有脆性和强控制特征的一体化力量；除社会的子系统之间存在平衡外，每个子系统内部又自有相互制衡的次级结构。金与刘发现，“超稳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会释放出瓦解原有结构的非意图性力量，乃至异化子系统的功能，但这些力量又无法耦合出某种新的社会结构，故而被定义为“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的不可逆性和自繁殖性，使得大系统不得不采取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来调整，以保证本社会的自我延续。周期性振荡的后果便是“超稳定结构”每隔一段时间就需全部推倒重建，然后在废墟上复刻出原先的结构出来。因此，这种社会中的稳定并非静态的不变，而是有规律的循环运动。概而言之，“超稳定结构”容易重组，但难被改造。
全书正是基于此种“超稳定结构”来讨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历史演变的。具而言之，中国历史上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和儒家意识形态分别对应着“超稳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一体化力量主要指“官于朝、绅于乡”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共同持守着儒家道统，这种官绅一体化结构，也使得原本分散的小农相互联系起来成为可能。至于外戚与宦官，只能算是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的势力，因其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一体化结构的”（p87）。儒家学说是文化系统中的主导性思想，其哲学观、社会观和价值观最为切合“超稳定结构”中的另两个子系统，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汉晋时期的道家与唐以后的佛教只作为儒家的补结构而存在。官僚结构的膨胀与腐败、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及社会思想的日益混乱，正是中国“超稳定结构”释放出来的无组织力量。在经历农民战争或改朝换代之后，宗法家庭结构、儒家国家学说成为“超稳定结构”自我修复的两块模板；而作为一体化力量自救方式的“变法”，其效果会呈现一种递减的规律，即随王朝的延续而日渐失效，甚至是会好心办坏事。
至此，《兴盛与危机》完成了能够对中国历史自圆其说的框架建构，无论王朝江山如何更迭、农工商如何兴衰成败、儒释道如何此消彼长，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支撑中国社会的底座从未变动，王朝的兴盛与危机皆是历史事件因果相承的统一体。中国史学界被称为“五朵金花”的难题，金与刘按照“超稳定结构”套路分别作出了新解。就以农民起义为例，金与刘认为自然灾害与经济衰滞等条件并非决定性因素。大规模农民起义所针对的，多是异化为无组织力量的官绅一体化结构，农民战争不过是“超稳定结构”修复机制中必要的一环而已，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p218），更为吊诡的是，“农民起义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越长”（p150），这恰如一个重感冒之病人，往往需要一场高烧方能清除病菌。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金与刘认为资本主义新生儿之所以没有诞生在中国，盖因其不为宗法一体化结构所支撑的社会容纳。他们列举出了几个不利要素：政权的强控制，城市功能以行政为主，缺乏用于支持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机构和组织、新知识分子等。即便在王朝晚期有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为其无法寻到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与之配合，那也只能沦为不可持续的“假资本主义”。（p195）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如西西弗斯推石头，总在萌芽与凋零间周而复始，长不成大树。形象地说，中国是绕圈子跑，而西方人是直线跑，前者即便初始领先优势明显，假以时日必定是后者跑更远。
对于是“李约瑟问题”，金与刘同样将之纳入“超稳定结构”来回答。他们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主要指的是器物及其运用上的改良，多用于服务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并非真正的科学，其也难以累积，否则同一技术与设备便无需重复发明；况且儒家遵循伦理中心主义，而“伦理一旦成为文化的核心，科学和真理再重要，它们就只能占据作为技能和手段的较次要的地位。”（p336）魏晋南北时期的中国社会或算一个特例，金与刘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亚稳态结构”。此段时期固然未按照“超稳定结构”来组织社会，却也为重建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场所，也见证了“超稳定结构”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目前，除却意识形态上的诘难，学界对《兴盛与危机》一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其科学主义过浓，以系统论、控制论加上数学模型来分析历史并不妥当。既然作者有“在社会结构演化分析中，一切都是整体起作用的”（p224）的断言，那么其在面对历史中非典型事件及整体演化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上，就颇为棘手了。幸而，本书作为增订本，作者在新增内容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回应。应当说，《兴盛与危机》扼要地展现了中国近两千余年历史的整体图景，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对结构的有机想象，乃至对社会演化方式的分类，都堪比肩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汤因比选择了二十六个案例，而本书几乎完全建基于中国经验。当然，样本的多寡并不必然与其理论适用性挂钩。
相比于社会科学家根据近代西方经验归纳出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金与刘所采用的这种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三系统说，无疑更具中国色彩，也更易从中国历史中找出对应的内容。但也是这种方便给予了作者最大能动来阐释史实，只要能被纳入“超稳定结构”这个大筐即可，就如一位年轻勇士向部落智者请教如何成为百发百中的神箭手时，那位智者回答的那样，“年轻的孩子，我所知道的能够让你从不失手的诀窍就是，先射出你的箭然后再画上箭靶。”具而言之，儒家未必真是历代多数士大夫阶层真实信仰的意识形态，它更像是用来“缘经术以饰吏治”，否则为何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家学子一旦主事，行的却是法家之政。而为了论证儒家在文化结构中的主流地位，但凡对儒学赞佩之士，皆被金与刘视为儒家代表。同样，金与刘精心设计“超稳定结构”几乎可以看作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用以具体化说明此结构运作的例证完全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从而大大削弱了其欲推及他国的雄心。
且不去争论本书的结论是否正确，姑妄承认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事实，那么，时人又会是何样的观感呢？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倒思正写”。史学家们总是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往前去追溯源头、发掘历史，然后如其本来的顺序来叙述、解读。两位作者就坦承，“我们是为了解决近现代社会变迁之谜才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开放中的变迁，导言p5）1980年代初就完稿、出版的《兴盛与危机》，毫无疑问深刻地打上了八零年代的烙印。那一代的学人经历过中国千年来最为惊心动魄的激变，目睹了世上天国与人间地狱的百态，最后参与打碎了围绕革命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万花筒。在痛定思痛后，八零年代的学人们不得不抛弃被灌输已久的知识结构，重新开始理解中国过去和现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对于1980年代初期刚刚得以呼吸自由的思想气息的年轻人来说，“真理必须是前进的。”（p63）而要前进，首先得抓住“封建”这个“死者”，因为，“只要从睡梦中醒来，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开放中的变迁，p1）让他们惊异和愤懑的是，中国历史的巨轮是如此迟缓且周而复始，而“封建主义”总是死灰复燃、甚至越反越凶。当时的学者亦曾反思：为何中国的统治者更迭往往需要血腥的斗争和毁灭后方可达成，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晰地断代分期；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首脑或者议会继替并不带来明显的破坏作用，至少无需重建社会结构。再到历史中追根溯源，自秦始皇创制大一统的王朝体制起，多数的改朝换代大体花费上十至三十年时间，整个社会系统就能够自我修复而无甚改动。自古及今，中国历史似乎都在一个封闭的容器内生长。《兴盛与危机》将这些感受透过“超稳定结构”概念揭示出来，它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是一种“脆性瓦解”，其根源就在于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一体化了，只能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脆性瓦解”的毁灭性后果也中断了王朝后期刚刚露出的新社会结构枝芽，社会不得不复归于早期状态。
在怀有“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冲动的年轻人看来，他们读出了“超稳定结构”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价值：“压制创造性的协调会造成长久的僵化，依靠强控制得来的暂时繁荣会造成长期的停滞；在小农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官僚网带来了毁灭性的动乱；以扼杀个性为代价实现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思想；虽抵制了宗教的滋生，却可以变为保守的思想体系。”（p221-222）他们急切地想要摆脱这个无处不在的结构，声言“一个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结构，哪怕它不那么十全十美，甚至有重大的毛病，也比一个看来没有毛病，但不能改进自己、不能进步的社会优越。”（p63）。因消解了咄咄逼人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论，《兴盛与危机》被迫延迟三年并特意加上“出版说明”方才面世，但它成了当时轰开被意识形态禁锢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颗重磅炸弹，继之而起的，是更加波澜壮观的新启蒙运动和“文化热”。
在确认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中都存在“超稳定结构”后，人们必然要发问：它们如何做到历经百年动荡而依然衔续的？又有何异同？由此，两位作者自然地跳转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去，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超稳定结构”，这也是其续篇《开放中的变迁》的主题。他们认为，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超稳定结构”运作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前者是在开放背景下，而后者是在封闭环境中；二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子系统的内容虽有不同，但形式及耦合方式仍是一致。此项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超稳定结构”假说，亦更加地关切到现实。
光阴荏苒，作者在距离《兴盛与危机》写作年代逾三十年之际重版此书，就是要借旧题而与今时之人对话。两位作者在新序言中也事先声明，“增订本代表了我们目前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观点”（序言p5）相比于初版，除标题删去了“封建”二字、内容多出八万余字外，增订版在论证过程中也加入了新材料、新论题，但结论与方法基本未变。只是处在今时今日的读者，恐怕再难体会《兴盛与危机》初版时书里书外的激情，关注点也将发生位移，很可能是文本依旧，而心境却两别了。
金与刘在《开放中的变迁》中写道，“二十年恰是历史变迁中可以显示出那些长程动力的时间尺度。”（开放中的变迁，p183）假如这一判断正确的话，那些一度晦暗不明的稳定结构已然重新浮显。今时今日，“国朝”、“天朝”或者“红朝”之类说法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不绝于耳，我以为值此关于共和国的王朝想象再次泛滥之时，要使人接受“超稳定结构”学说并不困难，困难的倒是如何评价这一结构。在金与刘的近年新著《观念史研究》中，他们就意识到这一状况，“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观念史研究，p2）换而言之，即便前后两代青年们对“超稳定结构”的理解无异，二者在态度上也会褒贬不一。
198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持续加强，国人的自信也随之略有增长，总算不必仰西方之鼻息而重提“全盘性反传统”了。我们可以大方地讨论起有无“中国模式”而无需囿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因为，“作为超稳定系统的中国传统社会演化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书与人生p3）我们还可以看的更远，“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开放社会和社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人类社会演化之终极。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p18）新政权继承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官本位社会，亦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新一体化结构顺应着抗拒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历史需要成长，而既可实现内部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强的新一体化结构，只能是一个超级官僚社会。”（开放中的变迁，p373）至于《兴盛与危机》全书未曾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即“超稳定结构”下的中国为何始终追求“大一统”的国家形式，我们或可用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作为答案：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确立之初，会产生一个普惠大众的“秩序红利”（或称“稳定红利”），而不管在位者如何“折腾”或“不折腾”，这包括生命安全、财富增加和寿命延长等内容。我们同样可以经由中国近几十年所能取得的成就，来臆想历代王朝初年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景。
而若是一位亲儒家之人，其对“超稳定结构”假说更是趋之若鹜了。金与刘在分析现代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时，认为“马列主义虽是外来的，但亲和于它的势力却都是中国文化变构中的产物。”（开放中的变迁，p227）就连高喊打倒“孔家店”、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新文化运动，其目的也不过是“超稳定结构”用来改造此前所引入的西方观念，进而重建起新的道德意识形态。更何况，信奉儒家学说的一体化力量拥有着巨大的同化和融合能力，两位作者甚至展望道，“西方文化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容纳，最终可能也会到了自己的极限。•••一旦中华民族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文化价值，把科学精神纳入她追求统一和谐的文化追求之中，那么毫无疑问，一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新文化将出现在地平线上。”（p345）儒学自1895年以来屡遭非议，不得不向西学取经。而“痛苦的融合总有一天会结出宝贵的珍珠”，（p260）儒学复兴大计似乎指日可待。这不，孔圣人的宏伟塑像刚刚立到了象征着中央权威的天安门对面。如此看来，两位作者多半不会再坚持当年那股“真理必须是前进的”信念了。
当然，以上所谈的读法，仅是两种可能，并无具体所指。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自有一番体悟的读者您，在翻阅《兴盛与危机》时，又能读出何样的感受呢？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3/19/content_212178.htm?div=-1
于变中求不变，或在流动不居的经验世界里寻找稳固的支撑，恐怕是人之常态。我们总是倾向于认定，我们所能感知的现象必有某种简单规律，或曰法则。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将社会法则寄之于不可违的“天”；张养浩唱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罗贯中则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篇，这是阅尽沧桑后道出的恒久。在面对着纷乱杂多的历史事件、现象之时，希冀从中发现人类社会演化的某种规律，这几乎是每位历史学家的夙愿。金观涛与刘青峰贤伉俪写作《兴盛与危机》，大约也怀有如此的愿景。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将它贯彻到底，获得清晰而又简洁的美感，才有可能接近科学的门槛。”（p425）
中国社会形态何以自秦始皇一统六国以迄晚清大体相似？这是近代中外诸多学者都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有无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停滞”。不同于已有的种种单因素决定论，金与刘并不打算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种要素中抽取出一二种，再经一番有别于人的包装后作为答案，又或者以“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或“中国没有历史，只有轮回”之类的理由搪塞过去。二位别开生面地引入了系统论、控制论等1980年代盛行一时的科学方法，又定义了一些新概念，以此来对中国这段历史重做有益的解读。按其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问题与方法集》序）以新法证旧题，其结论便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Ultra-stable Structure，又称“超稳定系统”）。
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所谓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着几方面的特征：一个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有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三者能够相互耦合、同步调节以达成某种稳态；其中，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又常交叉互渗，形成具有脆性和强控制特征的一体化力量；除社会的子系统之间存在平衡外，每个子系统内部又自有相互制衡的次级结构。金与刘发现，“超稳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会释放出瓦解原有结构的非意图性力量，乃至异化子系统的功能，但这些力量又无法耦合出某种新的社会结构，故而被定义为“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的不可逆性和自繁殖性，使得大系统不得不采取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来调整，以保证本社会的自我延续。周期性振荡的后果便是“超稳定结构”每隔一段时间就需全部推倒重建，然后在废墟上复刻出原先的结构出来。因此，这种社会中的稳定并非静态的不变，而是有规律的循环运动。概而言之，“超稳定结构”容易重组，但难被改造。
全书正是基于此种“超稳定结构”来讨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历史演变的。具而言之，中国历史上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和儒家意识形态分别对应着“超稳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一体化力量主要指“官于朝、绅于乡”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共同持守着儒家道统，这种官绅一体化结构，也使得原本分散的小农相互联系起来成为可能。至于外戚与宦官，只能算是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的势力，因其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一体化结构的”（p87）。儒家学说是文化系统中的主导性思想，其哲学观、社会观和价值观最为切合“超稳定结构”中的另两个子系统，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汉晋时期的道家与唐以后的佛教只作为儒家的补结构而存在。官僚结构的膨胀与腐败、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及社会思想的日益混乱，正是中国“超稳定结构”释放出来的无组织力量。在经历农民战争或改朝换代之后，宗法家庭结构、儒家国家学说成为“超稳定结构”自我修复的两块模板；而作为一体化力量自救方式的“变法”，其效果会呈现一种递减的规律，即随王朝的延续而日渐失效，甚至是会好心办坏事。
至此，《兴盛与危机》完成了能够对中国历史自圆其说的框架建构，无论王朝江山如何更迭、农工商如何兴衰成败、儒释道如何此消彼长，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支撑中国社会的底座从未变动，王朝的兴盛与危机皆是历史事件因果相承的统一体。中国史学界被称为“五朵金花”的难题，金与刘按照“超稳定结构”套路分别作出了新解。就以农民起义为例，金与刘认为自然灾害与经济衰滞等条件并非决定性因素。大规模农民起义所针对的，多是异化为无组织力量的官绅一体化结构，农民战争不过是“超稳定结构”修复机制中必要的一环而已，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p218），更为吊诡的是，“农民起义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越长”（p150），这恰如一个重感冒之病人，往往需要一场高烧方能清除病菌。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金与刘认为资本主义新生儿之所以没有诞生在中国，盖因其不为宗法一体化结构所支撑的社会容纳。他们列举出了几个不利要素：政权的强控制，城市功能以行政为主，缺乏用于支持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机构和组织、新知识分子等。即便在王朝晚期有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为其无法寻到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与之配合，那也只能沦为不可持续的“假资本主义”。（p195）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如西西弗斯推石头，总在萌芽与凋零间周而复始，长不成大树。形象地说，中国是绕圈子跑，而西方人是直线跑，前者即便初始领先优势明显，假以时日必定是后者跑更远。
对于是“李约瑟问题”，金与刘同样将之纳入“超稳定结构”来回答。他们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主要指的是器物及其运用上的改良，多用于服务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并非真正的科学，其也难以累积，否则同一技术与设备便无需重复发明；况且儒家遵循伦理中心主义，而“伦理一旦成为文化的核心，科学和真理再重要，它们就只能占据作为技能和手段的较次要的地位。”（p336）魏晋南北时期的中国社会或算一个特例，金与刘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亚稳态结构”。此段时期固然未按照“超稳定结构”来组织社会，却也为重建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场所，也见证了“超稳定结构”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目前，除却意识形态上的诘难，学界对《兴盛与危机》一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其科学主义过浓，以系统论、控制论加上数学模型来分析历史并不妥当。既然作者有“在社会结构演化分析中，一切都是整体起作用的”（p224）的断言，那么其在面对历史中非典型事件及整体演化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上，就颇为棘手了。幸而，本书作为增订本，作者在新增内容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回应。应当说，《兴盛与危机》扼要地展现了中国近两千余年历史的整体图景，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对结构的有机想象，乃至对社会演化方式的分类，都堪比肩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汤因比选择了二十六个案例，而本书几乎完全建基于中国经验。当然，样本的多寡并不必然与其理论适用性挂钩。
相比于社会科学家根据近代西方经验归纳出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金与刘所采用的这种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三系统说，无疑更具中国色彩，也更易从中国历史中找出对应的内容。但也是这种方便给予了作者最大能动来阐释史实，只要能被纳入“超稳定结构”这个大筐即可，就如一位年轻勇士向部落智者请教如何成为百发百中的神箭手时，那位智者回答的那样，“年轻的孩子，我所知道的能够让你从不失手的诀窍就是，先射出你的箭然后再画上箭靶。”具而言之，儒家未必真是历代多数士大夫阶层真实信仰的意识形态，它更像是用来“缘经术以饰吏治”，否则为何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家学子一旦主事，行的却是法家之政。而为了论证儒家在文化结构中的主流地位，但凡对儒学赞佩之士，皆被金与刘视为儒家代表。同样，金与刘精心设计“超稳定结构”几乎可以看作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用以具体化说明此结构运作的例证完全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从而大大削弱了其欲推及他国的雄心。
且不去争论本书的结论是否正确，姑妄承认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事实，那么，时人又会是何样的观感呢？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倒思正写”。史学家们总是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往前去追溯源头、发掘历史，然后如其本来的顺序来叙述、解读。两位作者就坦承，“我们是为了解决近现代社会变迁之谜才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开放中的变迁，导言p5）1980年代初就完稿、出版的《兴盛与危机》，毫无疑问深刻地打上了八零年代的烙印。那一代的学人经历过中国千年来最为惊心动魄的激变，目睹了世上天国与人间地狱的百态，最后参与打碎了围绕革命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万花筒。在痛定思痛后，八零年代的学人们不得不抛弃被灌输已久的知识结构，重新开始理解中国过去和现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对于1980年代初期刚刚得以呼吸自由的思想气息的年轻人来说，“真理必须是前进的。”（p63）而要前进，首先得抓住“封建”这个“死者”，因为，“只要从睡梦中醒来，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开放中的变迁，p1）让他们惊异和愤懑的是，中国历史的巨轮是如此迟缓且周而复始，而“封建主义”总是死灰复燃、甚至越反越凶。当时的学者亦曾反思：为何中国的统治者更迭往往需要血腥的斗争和毁灭后方可达成，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晰地断代分期；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首脑或者议会继替并不带来明显的破坏作用，至少无需重建社会结构。再到历史中追根溯源，自秦始皇创制大一统的王朝体制起，多数的改朝换代大体花费上十至三十年时间，整个社会系统就能够自我修复而无甚改动。自古及今，中国历史似乎都在一个封闭的容器内生长。《兴盛与危机》将这些感受透过“超稳定结构”概念揭示出来，它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是一种“脆性瓦解”，其根源就在于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一体化了，只能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脆性瓦解”的毁灭性后果也中断了王朝后期刚刚露出的新社会结构枝芽，社会不得不复归于早期状态。
在怀有“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冲动的年轻人看来，他们读出了“超稳定结构”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价值：“压制创造性的协调会造成长久的僵化，依靠强控制得来的暂时繁荣会造成长期的停滞；在小农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官僚网带来了毁灭性的动乱；以扼杀个性为代价实现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思想；虽抵制了宗教的滋生，却可以变为保守的思想体系。”（p221-222）他们急切地想要摆脱这个无处不在的结构，声言“一个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结构，哪怕它不那么十全十美，甚至有重大的毛病，也比一个看来没有毛病，但不能改进自己、不能进步的社会优越。”（p63）。因消解了咄咄逼人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论，《兴盛与危机》被迫延迟三年并特意加上“出版说明”方才面世，但它成了当时轰开被意识形态禁锢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颗重磅炸弹，继之而起的，是更加波澜壮观的新启蒙运动和“文化热”。
在确认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中都存在“超稳定结构”后，人们必然要发问：它们如何做到历经百年动荡而依然衔续的？又有何异同？由此，两位作者自然地跳转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去，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超稳定结构”，这也是其续篇《开放中的变迁》的主题。他们认为，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超稳定结构”运作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前者是在开放背景下，而后者是在封闭环境中；二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子系统的内容虽有不同，但形式及耦合方式仍是一致。此项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超稳定结构”假说，亦更加地关切到现实。
光阴荏苒，作者在距离《兴盛与危机》写作年代逾三十年之际重版此书，就是要借旧题而与今时之人对话。两位作者在新序言中也事先声明，“增订本代表了我们目前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观点”（序言p5）相比于初版，除标题删去了“封建”二字、内容多出八万余字外，增订版在论证过程中也加入了新材料、新论题，但结论与方法基本未变。只是处在今时今日的读者，恐怕再难体会《兴盛与危机》初版时书里书外的激情，关注点也将发生位移，很可能是文本依旧，而心境却两别了。
金与刘在《开放中的变迁》中写道，“二十年恰是历史变迁中可以显示出那些长程动力的时间尺度。”（开放中的变迁，p183）假如这一判断正确的话，那些一度晦暗不明的稳定结构已然重新浮显。今时今日，“国朝”、“天朝”或者“红朝”之类说法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不绝于耳，我以为值此关于共和国的王朝想象再次泛滥之时，要使人接受“超稳定结构”学说并不困难，困难的倒是如何评价这一结构。在金与刘的近年新著《观念史研究》中，他们就意识到这一状况，“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观念史研究，p2）换而言之，即便前后两代青年们对“超稳定结构”的理解无异，二者在态度上也会褒贬不一。
198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持续加强，国人的自信也随之略有增长，总算不必仰西方之鼻息而重提“全盘性反传统”了。我们可以大方地讨论起有无“中国模式”而无需囿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因为，“作为超稳定系统的中国传统社会演化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书与人生p3）我们还可以看的更远，“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开放社会和社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人类社会演化之终极。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p18）新政权继承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官本位社会，亦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新一体化结构顺应着抗拒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历史需要成长，而既可实现内部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强的新一体化结构，只能是一个超级官僚社会。”（开放中的变迁，p373）至于《兴盛与危机》全书未曾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即“超稳定结构”下的中国为何始终追求“大一统”的国家形式，我们或可用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作为答案：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确立之初，会产生一个普惠大众的“秩序红利”（或称“稳定红利”），而不管在位者如何“折腾”或“不折腾”，这包括生命安全、财富增加和寿命延长等内容。我们同样可以经由中国近几十年所能取得的成就，来臆想历代王朝初年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景。
而若是一位亲儒家之人，其对“超稳定结构”假说更是趋之若鹜了。金与刘在分析现代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时，认为“马列主义虽是外来的，但亲和于它的势力却都是中国文化变构中的产物。”（开放中的变迁，p227）就连高喊打倒“孔家店”、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新文化运动，其目的也不过是“超稳定结构”用来改造此前所引入的西方观念，进而重建起新的道德意识形态。更何况，信奉儒家学说的一体化力量拥有着巨大的同化和融合能力，两位作者甚至展望道，“西方文化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容纳，最终可能也会到了自己的极限。•••一旦中华民族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文化价值，把科学精神纳入她追求统一和谐的文化追求之中，那么毫无疑问，一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新文化将出现在地平线上。”（p345）儒学自1895年以来屡遭非议，不得不向西学取经。而“痛苦的融合总有一天会结出宝贵的珍珠”，（p260）儒学复兴大计似乎指日可待。这不，孔圣人的宏伟塑像刚刚立到了象征着中央权威的天安门对面。如此看来，两位作者多半不会再坚持当年那股“真理必须是前进的”信念了。
当然，以上所谈的读法，仅是两种可能，并无具体所指。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自有一番体悟的读者您，在翻阅《兴盛与危机》时，又能读出何样的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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