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言 历史的炼金术士与文化的先知

译者导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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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炼金术士与文化的先知
　　——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
　　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神圣的德意志帝国行将就木，这时，一本题为《西方的没落》的巨著在维也纳出版，书的作者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有时候，一本书的命运常常也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当斯宾格勒的这本书面世之时，其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如卡西尔所言，“世所未见”；然而，这样的轰动，不论是毁还是誉，除了能显示历史之川流对个体之思考的“消声”力量之外，并无其他意义，一如“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对于当时及以后的反对者也好，赞扬者也罢，都不过是历史浅见者用来把玩历史之事象的一个醒目措辞，而对于这“没落”背后的精神之逻辑，他们是决然没有那份抉剔的毅力、那份透视的慧眼去加以把握的，而对于这“没落”的呼召者，他们除了方便地给他贴上“历史悲观论者”的标签以外，是决然没有那份耐心去思索这预言背后的幽隐之意的，就连卡西尔这样的深刻的历史洞识者，也不免会因为其种族意识形态的歧见，而将《西方的没落》斥之为“历史的占卜术”和“恶的预言书”，甚至偏执地将其视作是后来的纳粹德国的政治神话的“哲学先声”。斯宾格勒，这个名字在今天当被人提起的时候，仍显出某种暧昧的意义，在处身于历史之川流中的大众的眼里，他是为西方文化吟唱挽歌的“现代”祭司，是为未来文化诊断命运的“后”现代先知；而在处身于大学建制中、对历史之血气已感漠然的各类史家的眼里，虽然公认斯宾格勒是著名的历史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化诊断者，但在他们的各类史著中，斯宾格勒往往只占有偏隅的一角，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如在我们的哲学史中）。面对斯宾格勒的行文中四处出没的历史“错误”，这些建制中人再也不敢贸然前行一步，因为历史“学”、哲“学”的建制已经使他们的血气枯竭，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深入到历史涌流的深处去感受历史的脉动，而这种“感同身受”恰恰是斯宾格勒进行历史之“观相”的前提。因此，要理解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首先就要对其人其时代作一番历史之“观相”。
　　一、斯宾格勒及其时代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年出生于德国北部哈尔茨山区的一个名叫布兰肯堡的小镇，家境在当地还算是殷实，父系几代人都是从事采矿业，但传到斯宾格勒的父亲手中的时候，由于矿产资源日趋贫竭，便放弃祖业，出任了一个小小的公职。母系则是一个舞蹈世家，斯宾格勒的外祖父曾是一位舞蹈教师，他有一个姑妈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舞星。来自父系的地质学和矿物学的勘探精神和来自母系的艺术灵性，无疑作为一种家系的本能遗传给了斯宾格勒，并在他的文化的形态学研究中有直接的体现。
　　1890年，斯宾格勒两岁的时候，因父亲的工作调动，举家迁移到德国中东部的哈雷市。哈雷是德国著名古城，16世纪时曾是新教改革的中心之一，这里有新教的教堂和新教的著名学府（即创办于1694年的哈雷大学）。斯宾格勒在哈雷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1901年，斯宾格勒开始了其大学生涯，三年间，他先是在慕尼黑大学，接着在柏林大学，最后在哈雷大学攻读学业，1904年在哈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赫拉克利特断简研究》。次年又通过考试取得高中教师资格，随即开始了其在中学的教学生涯，并于1908年到汉堡的一高中任职，讲授的科目有数学、物理学、历史、德国文学等。
　　斯宾格勒的父亲在他上大学的那一年（1901年）去世，父亲死后，母亲便搬回老家布兰肯堡居住。1910年，母亲也去世，斯宾格勒继承了一小笔遗产，虽不甚丰厚，但足可以维持生计。一年以后，他辞去了汉堡的教职，那里的寒冷气候令他饱受偏头痛的折磨，于是他移居到南部的慕尼黑，决计在这里做一个隐修的学者。按照常理，这个时候的斯宾格勒该考虑个人感情问题了，但我们没有有关他这方面的任何资料，只知道他终身未娶。
　　在一开始，斯宾格勒对自己究竟该写什么，并无明确的想法，只是尝试写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通常都会写的东西：诗歌、戏剧和小说。不过很快，对历史和时势的敏感使他对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决计写一本题为《保守与自由》的政论著作，以讨论当时在欧洲所发生的各种国际性事件的意义。但是，随着思考的越来越深入，他感到，在那些事变的背后，似乎有一种超乎当下的历史必然性在发生作用，而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命运”，这个短语犹如一道灵光，令斯宾格勒顿时眼界大开，而1912年当他看到慕尼黑大学古代史教授奥托·泽克（Otto Seeck）的《古代世界没落的历史》一书的书名的时候，“没落”一词更是令他灵光乍现，“西方的没落”呼之欲出，并成为他那部书的最后书名。
　　可以见出，文化没落论并不是斯宾格勒的首创。实际上，那时，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伴随着军国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思想界，普遍弥漫着一种文化危机和价值重估的倾向：价值现象学思想家舍勒，社会学家韦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诗人斯特凡·乔治，等等，他们都以一种浓重的悒郁的笔调描述了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完整性的消逝，并且一种新的知识学倾向也在他们当中悄然兴起，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国民经济学、诗学，皆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着历史主义的重构。然则，他们的文化没落论通常都回指着一个古代的时期，尤其是古典文化的没落，现代时期的价值危机只有作为一种观念投射才具有其意义。只是到了斯宾格勒这里，“文化的没落”才成为现代时期的一个可见的图象而受到重视，斯宾格勒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引入比较形态学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作观相的研究，来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性，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文明）的历史象征被编织到一个整体的文化图象中加以说明。
　　1912年，斯宾格勒在几乎与世隔离的状态下开始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两年之后，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的没落》的初稿也趋于完成。和大多数的德国人一样，战争期间，斯宾格勒的生活日趋拮据，时常连粮食、衣物和取暖等日常必需都难以维系。他也曾两次被召入伍，但都因健康原因被退了回来。他住在幽暗的小屋里，就着摇曳的烛光，雕琢、完善他的手稿。1917年，《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已基本定稿，但出版却成了问题，在一个战争年代，谁能有足够的耐心去看这样一本艰涩而又令人沮丧的哲学著作呢？几经失败以后，1918年，临近大战结束之际，该书终于被维也纳的一家出版公司所接受，初版仅印行了1500本。
　　斯宾格勒在初版序言中不无狂傲地宣称，他所要撰写的不是学院里以概念进行逻辑推导的哲学，而是有关“我们时代”的哲学，这一哲学所阐发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就“创造”这个时代。事实证明，斯宾格勒的自信决不是出于理论的自恋，而是根植于他对时代及历史之脉动的深刻领悟。该书第一卷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不仅在学术界圈内，就连在圈外，上至政界显要，下至一般百姓，都为这本书所宣讲的观念所痴迷，短短的几年内，这本书销出了近十万册。
　　但同时，这本书也遭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激烈批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艺批评家、神学家等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斯宾格勒的武断和错漏严加指责，这些指责大多是抓住《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中所涉的历史与文化细节不放，而对其总体的方法论和精神的逻辑则保持刻意的回避，而实际上，这种刻意的回避正好暴露了这些指责的真实动机，即斯宾格勒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与其是知识细节上的，不如说是他的文化形态学和历史观相学的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学院里固有的历史偏执的学术传统。作为回应，1922年，斯宾格勒一方面对第一卷重新修订改正，加以重版，另一方面又整理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二卷，总体的观念与方法论一如既往，只是加以更具体的历史的论证和展开。而在“修订版序言”中，斯宾格勒更明确地指称他的哲学是一种为未来的人而写的“德国的哲学”，是基于人类的历史与血气的条件而对生命的真理的一种描述，对于那些只驻足于昨天的浅见之徒、对于那些无视生活的严峻现实的鸵鸟式哲学、对于那些只知道下定义而不懂得命运的悲观论者，他的书决不是写给他们看的。第二卷发行以后，销路也一直看好，到1932年十年间，卖出了近十万册。
　　1918年11月，《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德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次战争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崩溃，1919年1月，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表面上，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而在20年代初真正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是高唱继续革命的左派和仍旧怀念君主制度的右派，两派对所谓的“民主”和“共和国”皆无兴趣：前者认为现行的所谓“议会民主”和“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的，强调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后者则认为这所谓的“民主”和“共和国”是法国、美国的舶来品，根本不适合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精神。故而，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与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相对应，在知识界也出现了各种左派和右派思潮，对民族和国家之未来进行争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19年12月，因《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出版而声誉日隆的斯宾格勒又发表了《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这是一本有关德国的政论性著作，其所关注的问题是：战后德国成立了议会制的魏玛共和国，可当时德国政治中的两大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激进的左派——对其都没有兴趣，这其中究竟有何缘故？斯宾格勒认为，这是因为两派的相互误解和相互对抗使得它们共同的敌人 ——议会民主制——坐收了渔人之利。在他看来，议会民主制乃是把英国的政治理想强加在德国人的身上，英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成功的伦理”，是与德意志民族的要求个人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责任的伦理”背道而驰的。虽则按照基于每一民族之心灵的文化发展的命运或内在逻辑，德国旧式的君主政治已不适合于今天的时代，但源起于腓特烈一世的普鲁士精神仍是未来德国谋求民族统一的道德基础，这一精神的本质就体现在腓特烈一世的格言 “朕为国家的第一公仆” 中。斯宾格勒把这一社会理想称作是“普鲁士社会主义”的真谛。他认为，德国第一位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英国式的，其要求用劳工阶级来取代资本家的社会理想，不过是一种“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一理想的伦理基础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个人主义，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应是在官僚制和恺撒主义的基础上把民族或国家建立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斯宾格勒又认为，民主制乃是本世纪的政治形式，这并非因为它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它是必然的，是西方心灵发展的必然，故而，今日的保守主义者必须适应民主原则，必须适应这个“群众”的时代，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和有远见的保守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的这些观点显然带有一点折衷的保守主义的味道，因此在激进的左派和极端的右派那里都得不到真正的认同，在学院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也同样受到嘲笑。这一点在紧接下来的一次辩论中可见一斑。
　　1920年2月，在一帮青年学生的筹划之下，斯宾格勒同德国的另一位学术巨人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作了一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这场交锋自一开始似乎就对斯宾格勒不利，台下坐着许多韦伯的狂热拥护者，而韦伯的学院大师的身份对地位寒微但凭借巫师般的预言暴得声名的斯宾格勒无疑也是一大压力，再加上韦伯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令斯宾格勒全无还手之力。斯宾格勒一番简短的讲话后，韦伯开始发言，起先的态度还算温文尔雅，对斯宾格勒的文化阶段的划分作了一通辩驳，并以自己十分拿手的中国宗教的例子指出了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和粗暴。接着，韦伯欠了欠身子，把脸朝向窗外，对斯宾格勒的预言加以嘲讽说：“我从窗口看到了外面，一边说着‘现在阳光灿烂！’一边以深沉的表情对我的那些虔诚的信徒说，‘诸位，请确信未来某个时候会下雨吧！’”进而又针对斯宾格勒对马克思的预言的批评，韦伯说：“然而，被您大骂一通的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完全如您所说的那样，假如今天马克思重新从坟墓中走出来巡视的话，即使发现自己的预言有二三个重要之处不断产生误差，但是下面那句话仍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这就是‘真诚就是我的化身’。”有关这场辩论中的是与非，我们在此没有办法作详细的讨论，但我们需要指出两点：第一，韦伯对马克思的辩护并不表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18年，他在维也纳就作过一次题为《对唯物史观的实证批判》的讲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第二，斯宾格勒和韦伯都是这个时代掀起“学术革命”的领头人，但两者的学术路向迥然不同，前者是直观的、体验的、诗性的，而后者是分析的、理性的和科学的，在方法论上，前者是形态学的，以生物学的隐喻来思考文化有机体，后者是类型学的，以理解社会学的框架来分析文化的结构与发展。两者之间断难有沟通之处。
　　对斯宾格勒而言，与韦伯的辩论也许只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辩论后两个月，韦伯便去世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又过上了那种与世隔离的生活，专心于《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修订和第二卷的写作。1922年，第二卷出版以后，斯宾格勒又一次成为大众焦点，虽然指责声仍然不断，但也开始赢得学界一些宿将的好评，例如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和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尔（Ed. Meyer）（斯宾格勒在书中经常征引他的作品），迈耶尔甚至把斯宾格勒的著作与德国历史哲学的鼻祖人物赫尔德（Herder）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相提并论，而斯宾格勒也心怀感激地称迈耶尔是兰克（Ranke）以后最伟大的德国历史家。
　　也许是因为著作成功而带来的信心，1924年起，性格内向的斯宾格勒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到各地旅游、演讲。演讲的主题大多与当时的德国政治有关，例如其中的一篇题为《德国青年的政治责任》的演讲劝告德国青年应明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以维护德国的政治传统为己任，实现帝国的重建。
　　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斯宾格勒就已预感到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党的危险。斯宾格勒的种族思想是被后来的人们——例如卡西尔——误解得比较深的理论之一，他的种族观念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与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还是有甚多相左之处。早在1922年《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中，斯宾格勒就已经明确地指出，种族乃是经由一种共同的生命经验、一种共同的世界感而产生的一个共同体，它与血统、生物遗传甚至语言并无必然联系。而在1924年的多次演讲中，他直指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党的雅利安人种理论和种族神话，认为它们不过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残余渣滓，是一种卑鄙的种族仇恨。他指出，纳粹党以衣着颜色和徽标、游行和煽动性的演讲、夸张的宣誓和庸俗的音乐来激起青年的政治热情，乃是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在他看来，希特勒并不是领导真正的民族革命的“英雄”，而不过是像歌剧中扮演主角的男高音。
　　然则，这时的魏玛共和国已渐入正轨，虽然保守派和革命派对议会民主制仍是心怀不满，但也只能作为既定现实无奈地加以接受，更何况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复苏已经使人们对危言耸听的“没落”论调不感兴趣了。因此，虽然斯宾格勒苦口婆心，但他的那些高蹈的观念注定是曲高和寡。黯然之中，第二年（1925年），斯宾格勒又回到了他的观念的世界，继续形而上学的思考。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题为“机器”的最后一章，应当说是全书中写得最为薄弱的一章，这不单是因为这一章篇幅最为简短，论点暧昧不清，更在于它缺乏前此各章那种纵横捭阖的大气，那种贯古论今的雄浑。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结尾章的仓促，1931年，斯宾格勒出版了《人与技术》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追述了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发展的关系，即从前文化时期的部落生活的武器运用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技术扩张，并着力描述了今日技术时代的世界图象：技术发明不再仅仅是为了实用，而只是为技术而技术，最终使人成为了技术的奴隶；操作机器的工人反对机器的发明者；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日趋僵化，等等，因此最后，那些有色人种将利用西方世界极力倾销到他们那里的技术作为打击浮士德文明的武器，来征服和摧毁西方的白色人种，而西方人在此一征服中，只能坐以待毙，全无解救的指望，就像古罗马守卫庞贝古城的士兵，当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他们因不知自救而死在岗位上。《人与技术》更像是对于西方文明的一首绝唱，其浓郁的悲观色调和过于主观的未来臆测更像是一个为末世幻象所纠缠的祭司的心灵谵妄。
　　步入30年代后，魏玛共和国的短暂生命也告寿终正寝，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甚嚣尘上，以希特勒为党魁的国家社会党正在逐步攫取国家权力。面对这样的时局，忧心忡忡的斯宾格勒又一次涉足于政治。1933年，他出版了《关键的时刻》一书，再次对纳粹党的种族理论加以拒斥，对德国人的政治狂热善言相劝。但是，《关键的时刻》是一部思想倾向暧昧不清的著作，其中虽表示了对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的不屑，可他却对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表现出了某种有限的认同，称墨索里尼是西方文明的“恺撒主义”时期强人政治的代表；尤其是，他还把“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对立起来，强调欧洲世界应团结起来，去应对外部民族的战争威胁，而德国在这一反抗有色人种革命的斗争中，理应充当先锋，因为德国人是白种人中最有血气、最强壮的种族，其原始的好战的传统美德将可为抵抗新的野蛮人、捍卫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关键的时刻》刚出版时，并未受到纳粹党人的注意，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销路直线上升。直到三个月以后，纳粹当局才明令禁止该书的发售，并不准所有报章杂志提及斯宾格勒的名字。他又一次退回到书斋，继续他在20年代即已开始的形而上的历史研究。1935年，他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历史世界》，探讨人类最早期的文化发展。但这本书更像是一个未完成稿，对历史的认识也了无新意，那个靠观相的直觉进行历史思考的思想家已血气耗尽，暮年的气象已赫然纸上。
　　1936年5月8日，斯宾格勒因突发心脏病溘然去世，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就这样走完了其孤独的一生。
　　二、斯宾格勒的思想谱系
　　虽然说斯宾格勒直言他的哲学是为20世纪、为未来而写，可他地地道道地是“属于”19世纪的哲学家。请比较一下他跟同时期的另外两位深深影响着20世纪的德国人吧！这就是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前者的《释梦》出版于1900年，后者的《存在与时间》出版于1927年，虽则两者之间少有交叉之处，但他们应属于斯宾格勒意义上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论题、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思想，不论与传统的渊源有多深刻，无一不是20世纪的，或者说是在20世纪的精神风格和思维类型上所进行的建构。可斯宾格勒的哲学，不论在观念上、方法上，还是在表述风格上，皆是扎根于19世纪的，即便其具有革命性的比较形态学观念，也流淌着19世纪德国思想的血液。因此，对于斯宾格勒而言，为他的思想作一谱系学的梳理，就远不只是提供一个外在的理论背景的问题，而是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理解。
　　斯宾格勒称他的哲学为“世界历史形态学”，这一形态学的确立有待于三个概念。第一，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命”概念，即把“生命”或宇宙存在视作是一个有机的活物，有生有死，有其节奏和命运，亦有其绵延的周期和表现的形式，不论是植物的生命，还是人的生命，莫不如此。第二，作为一种形态学的“文化”概念。就是说，有意识的生命作为一种活的存在总是要表现自身，文化即是生命表现的容器，是贯穿于过去与未来的人类历史的基本现象，每一文化的本质与命运皆是与生活于该文化中的生命的种族性相联系的，生命把自身表现为各种形式，形成为各种象征，而这些形式和象征作为生命历史的基本现象，在同一文化整体中构成为一种形态学的关系。故而，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与数学方面之间，宗教概念与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形态学的关系，并以这样的关系象征性地体现着特定人类的生命本质。第三，作为一种比较形态学的“世界历史”的概念。斯宾格勒认为，所谓的世界历史，即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如同生命是一个有机体一样，每一种文化也是一个有机体，它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愿望和情感以及自己的死亡，当这些东西把自己诉诸于各种形式和象征的时候，就形成了各自文化的观相的方面，或者说各自文化有关世界的历史图象，由此，斯宾格勒说，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很多种，在本质的最深处，它们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生命期限，且各自独立；并且，如同每个生命都要经历从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一样，每一文化也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而在同一阶段，不同生命的文化表现总是相同的，因为它们有着生物进化意义上的“同源性”，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间，就具有了“类比”的可能性，只要我们具有一种观相的慧眼，便能找到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格勒又把他的“世界历史形态学”称之为“文化的比较形态学”。
　　以上的三个概念正好显示了斯宾格勒的三个面相，即斯宾格勒作为一个生命哲学家、作为一个文化哲学家和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我们对于他的精神谱系的梳理就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不过顺序作了一个颠倒，因为在这三种形象中，“历史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是他显特色的一面，而“生命哲学家”是他最乏善可陈的一面。
　　先看他作为历史哲学家的一面。
　　历史作为对过去事件的记述古已有之，但历史哲学作为对历史的意义、历史理解的性质及历史认识的方法的一种“形而上”思考，却是近代以后的事。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历史科学及历史观念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体现在历史哲学中便是各种观念的更迭，如世界主义的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与思辩的史学、政治史与文化史、进步论的史学模式与历史主义的史学模式，等等。
　　一般地，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1725年）的面世被视作是近代历史哲学出现的标志，然则，在18世纪，主宰着欧洲历史研究的乃是法、德两国的启蒙主义史学，虽然皆名之为“启蒙主义史学”，但在基本倾向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前者是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史学，一方面以进步论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采取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怀着对普遍必然性的确信深信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后者则是一种同情的历史主义史学，强调沿着维柯的道路，摈弃法国式的抽象的理性原则，以移情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各种历史和文化。德国的这种历史主义倾向到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史学中更是成为了主流。
　　大体来说，浪漫主义史学至少在三个方面与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不同。第一，以“有机体”的观念取代机械的因果观念。如果说17、18世纪的科学女王是数学和物理学，那么，19世纪居于这一位置的无疑当是生物学。并且，如同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深受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模型的启示一样，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亦深受生物学的模型的影响，“有机体”的观念就是从生物学中借过来的。依据这一观念，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犹如植物的生长一样，不是因果的直线式进行，而是自身作为一个自足的整体，依循从出生到衰老与死亡的进程不断地自我循环。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各有自身的精神，各依循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向前发展。第二，以“发展”的观念取代“进步”的观念。浪漫主义者认为，理性主义的进步论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是以一种抽象的理性原则去统摄人类历史的多样性的结果，更是对待历史的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实际上，一个时代的价值并不是作为另一个时代的先导而存在，而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一个时代的历史就是这种精神或价值在自身内部的展开或发展。第三，以民族史或国家史的观念取代世界史的观念。18世纪的史学著述中固然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的断代史力作，但在一般的史学观念中，人们更钟情于一种世界主义的框架，因为那时的历史写作的一个共同理想，就是要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按照一个抽象的理性原则将人类历史总体地划分为几个时代或阶段，以描画出一个简洁、清晰的世界历史图象。到18世纪末，这种世界主义甚至演化为一种西欧中心论，即以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编排和评判其他地区的历史。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中，这种世界主义和西欧中心论逐渐演变为一种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史学观，德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兰克（他也受到实证史学的方法的影响）及兰克学派、以及兰克之后的普鲁士学派，都是这种史学的代表。在这里，史学研究成为确立国家或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
　　浪漫主义史学得益于生物学甚多，可也因生物学而受到重挫。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迅即便有人将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历史的研究，已被浪漫主义史学所抛弃的进步论原则重新得势：人类学应运而生，以进化的直线框架去建构史前社会的图象；实证主义史学风行一时，坚信透过科学的方法，终可探得历史之真相；欧洲中心论与自由主义进一步结合，视现今欧洲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最佳的政治选择。历史主义在科学主义的浪潮下背上空疏、浮夸的恶名。
　　然则，对于德国人而言，普鲁士传统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即便是在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仍有少数史家不为所动，逆流而上，要在自然科学的领地之外为史学另辟一片天地，一方面针对旧的历史主义过分局限于政治史而强调文化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则针对科学主义在经验的因果认识中寻求普遍性的意志而强调在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重建历史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布克哈特（Burckhardt）等等就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以上所及，皆是（德国）史学界内部的风潮涌动，那么，与世隔离、在大学建制内默默无名的斯宾格勒与这些潮流有何关系呢？我们无从以实证的考索去探究这一问题，或从中得出结论，说斯宾格勒受到了何人的什么观点的影响，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斯宾格勒是在近乎与世隔离的状态下进行《西方的没落》的写作的，故而，即便是受到了谁的影响，也基本上是通过阅读发生的。再者，从《西方的没落》本身来看，斯宾格勒似乎对达尔文主义的实证史学的了解要超过他对同时代的与其观念相近的思想家的了解，例如，他对李凯尔特、狄尔泰就只字未提，对布克哈特也只是偶有提及，甚至深为历史主义史学所钟情，且与他的循环史观甚为接近的维柯，在他的书中也不见踪影，倒是中世纪的乔基姆（Joachim）的神学历史框架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为斯宾格勒所推崇和常常引用的，恰恰是一些具有实证风格的史学家，如著名的东方学者和古代史家爱德华·迈耶尔，希腊史家伯洛赫（Beloch），罗马史家蒙森（Mommsen）等。不过，这并不表明他的历史哲学的观念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在他的眼里，他们只是伟大的史学家而已。因此，当我们去考量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的观念的源头的时候，更需要有一种概观的眼光，而不是实证的索引。
　　我们更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的思想与其说是来自于跟同时代的一种交流和互动，不如说是来自于一种传统，来自于德意志民族历史观念中的一种“血统”，这就是，强调对历史的直觉，强调生命对整体的历史意义的通观，强调以想象和象征的方式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或文化产品作形而上的鸟瞰；如果我们非要说他与同时代有一种互动的话，那这个互动的对象不是狄尔泰或布克哈特，而恰恰是达尔文主义。斯宾格勒喜欢说空间是时间的一个“反概念”这样的话，用他的这个说法来描述他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他的历史的有机循环论恰好便是达尔文主义的“古代－中古－近代”模式的一个“反概念”或“ 反图象”，因为如果我们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待有机体的发展的话，那么，从衰落或死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进程，又何尝不可以呢！然而，必须注意，斯宾格勒对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模式的这种逆写，运用的恰恰是19世纪上半叶的生物学精神，即将每一生命（文化）有机体视作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而非视作某一进化系列中的一个环节），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自己的循环过程，或者说，有着自身的命运的必然性。他的历史主义是神学式的、启示录式的、浪漫主义的，而非批判的、或如狄尔泰那样以“历史理性”的方式所要求的“历史地理解”。
　　再看一下斯宾格勒作为一位文化哲学家的精神谱系。
　　斯宾格勒称他的哲学为“世界历史形态学”，而他所谓的“世界历史”，不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和制度史，而就是文化史，他称“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而文化就是贯穿于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因而，从本质上说，斯宾格勒的历史研究其实就是文化史研究，是他所谓的文化的“ 形态学”研究。
　　一般地说，在历史中进行文化的研究可以有三个基本的方向：一种是把文化现象当作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作专史的研究，如启蒙时代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年），以及19世纪以来比较兴盛的各类艺术史、文明史研究，这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地还是文化本身，还是把文化艺术史视作是整个历史研究的一种补充或充实，亦即在潜意识中仍视政治史、制度史等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另一种则是强调一般历史研究的文化方面，强调历史研究应包括政治史、制度史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是文化的领域，例如布克哈特就主张打破传统史学的狭窄的眼界，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就分别从政治制度、时代精神、学术运动、科学与文艺倾向、社会生活、道德与宗教等方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考察，这一研究与第一种专史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它反映了历史观念的一个巨大变化，即从代表贵族意识形态的局部历史视野中开出了一种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历史视野。
　　除以上两种研究方向以外，还有第三种方向，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文化研究，即强调以文化的视角来透视整个历史的发展，这是一种透视主义的历史观，它把人类的一切活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艺术等等，全纳入一个文化的视角中加以考察，视它们是同一文化精神在不同方面的体现。18世纪的维柯的《新科学》是这种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他视人类的一切社会制度和文明体系（所谓的“民政世界”或“人造的世界”）皆是由一些“民族共同性”，如宗教、婚姻和埋葬等发展而来，而各民族之所以皆有这些共同性，乃是因为它们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的人性，即原始民族的“诗性”，故而，从这种原始的诗性出发，就可以探求到人类历史演进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那一切表现或现象，从政治、法律、伦理、哲学、宗教到科学等，皆可以在一个总体的框架内加以研究和考察。斯宾格勒的所谓“世界历史形态学”就属于这种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
　　维柯的“新科学”当时在意大利本土和法国皆未引起注意，只是到18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赫尔德才发现了他的价值，19世纪，维柯在德国已拥有了大批的追随者，他的文化有机体的思想经由赫尔德阐发后已成为德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主流倾向。说斯宾格勒对维柯一无所知，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可他在《西方的没落》中对维柯只字未提，这的确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遗漏”，这中间究竟有什么蹊跷，还是留待好事者去考证吧。
　　不过，有一点却是明确的：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的思想不只有从维柯到赫尔德和歌德这一个源头。斯宾格勒的文化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理念：一是把文化视作一个有机体，需要以“形态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刚刚已经提到，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德国文化思考的一个传统，从赫尔德到歌德、黑格尔再到浪漫派及狄尔泰等，皆持有这一观念；另一个则是他的“世界历史”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不只有一种文化，而是有多种文化，它们各有自身的历史，但又遵循着有机体发展的共同节奏，故而，世界历史的形态学研究，其实就是对各种文化形态作比较的研究。这第二种观念其实也暗含于文化有机论的思想中，在赫尔德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我们皆可看到文化多元论的迹象。但是，对于斯宾格勒来说，这一观念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极少受到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不是源自于某个主流的传统，而是源自于在当时还处于初生时期的一门新兴学科——人类学。可以确定地说，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的观念直接地受到了当时的德国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其中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的影响最为明显。
　　我们知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在开始时是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古典进化论学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一个反对进化论学派的“传播学派”，弗洛贝尼乌斯就是该派的代表人之一。1898年，弗洛贝尼乌斯出版《非洲文化的起源》一书，通过对非洲各地区物质文化的成分和起源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并把非洲各地区的文化划分为几种类型，例如西非的起源于东南亚的“马来亚尼格罗文化圈”、北非和东北非的“印度文化圈”、北非的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闪米特文化圈”，以及南非的产生于非洲本土的、最古老的“尼格罗文化圈”。尤其是，弗洛贝尼乌斯也使用了文化有机体的观念，并明确地写道：“我断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机体在发展，因此，它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归于死亡。”“文化在生活、分娩和死亡，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本质。”文化绝不是人们、人民创造的，人与其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不如说是文化的产物或客体。“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表现出自己对于人的真正独立性……文化是自身发展的，与人无关，与人民无关。”这些话语对于《西方的没落》的读者来说，简直太熟悉了，几乎可以找到一字不差的斯宾格勒版本。
　　弗洛贝尼乌斯还提出了“文化心灵”和“高级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或精神，例如非洲文化若按性别可分为两种：“特卢斯（大地）埃塞俄比亚父系文化”和“赫顿（大地）哈米母系文化”，“特卢斯”意为从大地向上生长，“赫顿”意为深深地扎根于大地之中。“特卢斯文化”产生于热带草原地区，其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有建在木桩上的水上住宅和水上粮仓，有腿的床等，他还说，这种文化的心灵像植物一样向上生长，如同人经过年龄等级在向更高的阶段成长一样；并且这种文化一直是父系的文化。“赫顿文化”则产生于撒哈拉和北非，其物质文化具有一种钻入地下的意愿，比如地下住宅、地下粮仓、土制炉灶、阴间的灵魂观念等，因此是阴性的母系文化。弗洛贝尼乌斯说，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差异，“特卢斯文化”的心灵的本质是“神秘的”，“赫顿文化”的心灵的本质是“巫术的”，而从它们两者的结合中，可以产生出“高级文化”的形式。1920年，弗洛贝尼乌斯出版《派都玛》，扩展他的两种文化类型理论，并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取代“哈米文化”和“埃塞俄比亚文化”，称前者的心灵（派都玛）的固有特征为“洞穴感”、停滞、命运注定的思想，而后者的心灵（派都玛）的固有特征为“远大感”、发展、个人和自由的思想。
　　弗洛贝尼乌斯的这些思想在斯宾格勒那里也有所反映。“文化心灵”和“高级文化”也是斯宾格勒常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只不过他对其作了更加充分的阐述。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断定他是借用了弗洛贝尼乌斯的思想，但完全否定这种影响似乎更难以让人信服。要知道，斯宾格勒似乎是一个不太知道感恩的人，在整个《西方的没落》中，他只感谢了两个人：歌德和尼采，而对后者，他还是非难多于感谢。他的书中引用了大量同时代人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但他全把他们放在注释中简单打发了事。对于弗洛贝尼乌斯，他还算客气，虽然引用之处甚少，但还是提到（仍是在注释中）他从后者那里借用了“洞穴感”的概念来描述阿拉伯心灵的原始象征；其实他用来描述浮士德（西方）心灵的特征的概念——“远方感”——也是从后者那里借来的，但他又一次忘记了感谢一声，哪怕是以注释的形式。
　　不过，以弗洛贝尼乌斯为代表的人类学“传播学派”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观念更根本的影响还在于，它强有力地冲决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单一直线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模式，否定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排模式，确立了一种文化多元的理念，强调了不同文化各自的独立自足性和独特价值，强调要以整体的观念从文化有机体内部来探寻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于某一种因果链条。这一切也都是斯宾格勒的文化的比较形态学的基础。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斯宾格勒作为一位生命哲学家的方面。其实，在斯宾格勒那里，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他本人甚少使用“生命哲学”这个概念）是三而一的东西，他的历史哲学即是文化哲学，亦即是生命哲学，或者说，若将其哲学视作一个整体，则生命哲学的部分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奠定得并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19世纪末，一种被称之为“生命哲学”的人文思潮已成蔚然大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等等，皆以各自的方式倾诉着对生命和世界的感悟。若用斯宾格勒自己的概念来说，他跟这些人应当是“同时代的”，这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19世纪末，而是因为他们都禀承着同一文化阶段的心灵特质，这就是西方文化晚期或文明的青春时期的世界感受和生命的醒觉意识。然则，斯宾格勒似乎并不把自己视作这些人的同道，在同代的生命哲学家当中，他只是比较多地提到了叔本华和尼采，但他对这两个人更多地是批评。因此，对于他与同时代的种种“生命”哲学的关系，我们只能以“观相”的方式作整体的通观，视它们具有共同的浮士德心灵的“同源性”，至于他与这各别的生命哲学之间的直接承传或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此有两点我们需要特别地说明一下。
　　第一，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始自于对康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在他看来，康德哲学研究的是作为自然的因果的经验世界，而他的哲学则是要研究作为历史的有机的生成世界；而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下半叶，有两种生命哲学都与康德哲学的重估有关：一种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通过用意志来替换康德的物自体而使得表象的世界和生命的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另一种则是狄尔泰等所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们更侧重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用“生命理性”或“历史理性”的批判来弥补康德的“三大批判”的不足，由此而确立了一种基于“理解”的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就斯宾格勒而言，他对康德的批判其实是更早的歌德哲学对康德的批判的重复，通过这一批判，他确立了他的“作为历史的世界”，亦即歌德意义上的“活生生的自然”；接下来，当他进入这一历史之世界的本质和结构的时候，当他进而分出“大宇宙”与“小宇宙”、“存在”与“醒觉存在”、“命运”的必然性与“因果”的必然性、“节奏”与“张力”等等东西的时候，他的“语言”则变成了叔本华式的。细心的读者若是把《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的首章（这是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表现得最为集中的章节）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作一对比，也许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第二，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主要地是为说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而提出的。我们要知道，在斯宾格勒那里，“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指人类生命的一切表现性的活动，更是指具有醒觉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生命的一种自由的“符号”创造行为，前者是以血液与土地、种族与家族等为基础的，体现了生命最深层的大宇宙的特性，如节奏、时间、生成等，而后者则是以自由的、创造的醒觉存在为基础的，体现了生命的属于小宇宙的特性，如张力、空间、已成；生命在前一种活动中是“表现主义”的，而在后一种活动中则是“象征主义”的，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人的作为历史的世界。在这里，我们隐约窥视到了一条隐秘的逻辑：德国哲学自康德以后一直致力于解决“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一直致力于心灵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存在与历史的统一；由此而出现了两条极端的道路，即“主体的道路”和“客体的道路”，前者极力强调主体或生命能动的、追求自由的方面，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将这条道路推到了顶峰，后者则更多关注主体的本质外化或对象化的结果，更多关注生命的象征主义方面，即文化和符号的世界，歌德及后来的新康德主义皆属此列；斯宾格勒的哲学——当然不只有他是这样——则意图把这两种倾向融为一体，把前者的表现主义跟后者的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才看到，他的“生命哲学”当中何以充满了叔本华式的存在的呢喃，充满了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那种植物意象和动物比喻，充满了那么多“光的世界”的隐喻、视觉的意象和“观相”的直觉；而他的“文化哲学”不外是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对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的重构。因此，我们可以说，叔本华是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的“隐匿的”原型，而歌德则是作为一个显形的在场统摄着一切。
　　也正是因此，我们需要对斯宾格勒少见的一次感谢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这个感谢中，他明确地向我们亮出了他的整个哲学（而不仅仅是生命哲学）的两个精神谱系。
　　在1922年的“修订版序言”中，斯宾格勒将他的一切都归功于歌德和尼采，他说，歌德给了他“方法”，而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因此，我们先要弄清楚，歌德给了他什么样的“方法”？而尼采又给了他什么样的“质疑的能力”？
　　在常人眼里，歌德首先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而受到注目，但在斯宾格勒那里，更看重的是歌德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的方面。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歌德无疑属于与康德相对的斯宾诺莎的谱系，他把自然看作是一种贯注着生气的神秘的力量，看作是一种“活生生的自然 ”，而不是康德的经验的自然。斯宾格勒几乎是全盘继承了歌德对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而吸收了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的思想，并将其扩展到对一切生成变化的东西的研究中，其结果便是把一切生成变化的东西皆看作是活的有机体，它们在其生成流变的过程中，总会形成一些原初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成历史的诸种基本现象和文化的诸种基本形态，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斯宾格勒说：“文化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对于歌德的深刻但几乎不被欣赏的观念——他在他的‘活生生的自然’中发现的，并一直将其作为他的形态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在此将在其最准确的意义上把它运用于人类历史的所有形态，不论是充分成熟的，还是在初期就被切断的，也不论是半展开的还是胎死腹中的。这是一种要‘生活于’对象之中的方法，与对对象加以解剖的方法正好相反。”
　　在此，斯宾格勒把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的观念作了一种象征主义的处理。所谓“活生生的自然”，即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一种基本的宇宙冲动，其最根本的特性就是要在一个对象上表现自身、实现自身，由此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时常引用歌德《浮士德》终局时的一句话来说明他的中心思想：“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如一场。”就是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历史的事件、一切艺术的行为，都不过是那伟大的奥秘的真理的一种表现，是一切存在之川流的一种“象征”：“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战争与艺术、科学与神、数学与道德。所有这一切，不论变成了什么，都只是一种象征，只是心灵的表现。一种象征，只有当拥有了人的知识的时候，它才能揭示自身。它讨厌定律的约束。它需要的是它的意义能够被感觉到。这样，研究才能达致一个最终的或最高的真理——‘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如一场。’”
　　文化不过是生命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现，它是历史之中的生命所展示的一种世界图象，因此，对历史和生命的奥秘的探寻必须透过这些象征和图象来进行，斯宾格勒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观相”的方法，并明确地称其是歌德的方法：“如果我们得知了观相的节奏，就有可能从装饰、建筑、雕刻的散落的片断中，从没有联系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历史的各个时代的有机特征，并从艺术表现领域已知的要素中发现政治形式的领域对应的要素，从数学形式的要素中读出经济的要素。这是一种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实上，它根基于歌德的原初现象的概念——它已经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现在比较动物学中，但还可以扩展，直至迄今为止无人敢奢望的整个历史领域。”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歌德并没有谈论过什么“观相”的方法，恰恰相反，叔本华倒是常常把“观相”视作“直观”的同义词加以运用。这又是斯宾格勒的一次障眼法！
　　那么，何谓“观相”的方法？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直观的方法，一种诉诸于心灵的内视的方法，它有赖的不是自然的定律和因果关系，而是个体的精神慧眼，是个体对历史中的生命的切身体验。在斯宾格勒看来，实证史学只看到历史的事实，只知道在事实中去寻求因果联系，而忽视了事实背后还有更根本的意义，还有形而上的意味，它们是自然的定律和因果的关系所不可能把握的。有时候，斯宾格勒还以“井蛙之见”和“鸟瞰”来分别指谓实证的方法和他的观相的方法：前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分析的、机械的、限于局部的，而后者是整体的，是想象的、象征的，甚至是不可言传的。我们甚至可以在预言、预测的意义上来理解斯宾格勒的观相术：观相即是通过可见的形式和表现来对某一个体的过去与未来的命运的预断，由于任何个体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个体，都是某一文化中的个体，故而，一方面，它的命运即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命运的暗示，而另一方面，要透视它的命运，就必须有一种在文化和历史中进行直观和综合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在一种形态学的关系中来把握有机体的内在结构。斯宾格勒视发现观相的方法是20世纪史学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重要途径，他说：“然而，在目前，我们正在寻找各种处理历史的方法，想以此完全地摆脱达尔文主义的方法，即那种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但这只是徒劳。一种精密的、明晰的、确知自己的意义与局限的观相的方法尚未出现，只有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方法之后，那观相的方法才会出现。20世纪有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去仔细地探究有机单位的内在结构——世界历史就是通过这结构并在这结构内完成自身的——把形态学上必然的形式与偶然的形式区分开来，并通过抓住事件的主旨去确定它们借以言说的语言。”
　　歌德哲学的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寻求心灵与世界的统一——是根植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但他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也终止于一个时代，虽说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他的伟大的精神仍不时给人以启示，但已很难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思想转向了另一种伟大的精神，这个精神以一个伟大的先知的名字而响彻20世纪，那就是尼采。斯宾格勒称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质疑能力，斯宾格勒未予说明。我们认为，在斯宾格勒那里，这能力可归结为尼采的那个著名的短语，就是“重估一切价值”。应当说，斯宾格勒对文明的批判、对民主政治的反思、对道德现象的思考，都深深浸染着尼采的怀疑精神，以致他甚至称自己的哲学是“文明”时期的一种真正的“怀疑主义”。而最为根本的，应当说是他的“文化没落论”中所显示出的尼采的灵光，至少我们可以说，若是没有尼采的“锤子哲学”对文明之坚硬躯壳的怒砸，斯宾格勒的“没落”论调还能那样掷地有声吗？！若是没有尼采的“强力意志”的迸发，斯宾格勒身上的“浮士德精神”还能如此奔涌不息吗？！不妨顺便作一个“类比”：斯宾格勒提到过尼采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后期的作品，但有一部作品他居然没有提及，虽然他从这部作品中借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阿波罗式的”心灵或精神。那就是尼采的成名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若以斯宾格勒的慧眼视之，那其实就是一部“古典文化的没落”——他的“遗漏”是有意的吗？
　　其实，斯宾格勒从尼采那里获得的远远不只是“质疑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称尼采的哲学是一种强力意志的哲学，那么，斯宾格勒则对这一哲学作了一种弱化甚至于庸俗化的运用。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权力意志”概念的扩展和对“永恒轮回”概念的改造中。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种纯粹的生命涌流，一种纯粹的力，一种既创造又毁灭的永恒冲动，而斯宾格勒则将其理解为一种生命绵延的意志，一种自我表现的意志；在尼采那里，生命本然地就是创造与毁灭、死亡与重生的悲剧，而在斯宾格勒那里，悲剧只是生命实现自身过程中的一种表象。又如“永恒轮回”的概念，在尼采那里，它是一个深渊般的思想，它指向的是未来的超人的哲学，而在斯宾格勒这里，“永恒轮回”被从生命意志中抽离出来，成了单纯的有机体的生命循环的一种形式，成了演述其历史循环论的一个空洞的框架。
　　我们更需注意到的一点是，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对尼采亦有许多批评。在他看来，尼采的思想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而其在许多问题上还停留在“19世纪”。我们只需看几段斯宾格勒的文字：
　　“想想尼采的历史眼界吧。他的有关堕落、尚武精神、一切价值重估、权力意志的概念就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本质中，且对于分析那一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可曾发现，他的创见的基础是什么？是罗马人和希腊人，是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是对于印度哲学的走马观花和一知半解——一句话，是奠基于‘ 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严格来说，他从来不曾越出那框架雷池半步，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如此。”
　　“为所有的道德建立一种严格的形态学，乃是未来的一个任务。在这里，尼采又一次是向新的立场迈出本质的一步的第一人。但是，他没能考察他自己的条件，即思想家自己将置身于‘善与恶之外’。他既想做一个怀疑论者，又想做一个先知，既想做一个道德批评家，又想做一个道德的传福音者。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要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就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在尼采这里也是一样，就算把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全加在一起，他最远也只是走到了门口——并且还是站在门外。”
　　“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道德。尼采是第一个提及这一观点的人；但是他没有再进一步去提出一个‘超越善’（所有的善）‘与恶’（所有的恶）的道德的真正客观的形态学。他依据他自己的尺度评价了古典的道德、印度人的道德、基督教的道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而没有把它们的风格理解为一种象征。”
　　其实，站在19世纪的不是尼采，而是斯宾格勒本人。尼采恰恰是站在20世纪门口的人，他的精神影响了整个20世纪，而斯宾格勒虽则给20世纪提供了一个末世学的历史图象，可他的精神却是19世纪的，他的没落论乃是一个19世纪的怀旧的亡魂对20世纪发出的咒语。
　　三、文化形态学的对象、方法和性质
　　斯宾格勒的哲学是一种文化历史哲学，一种文化形态学，这一哲学主要奠基于三组对立的范畴：“作为自然的世界”与“作为历史的世界”、“系统的形态学” 与“观相的形态学”、“历史的托勒密体系”与“历史的哥白尼体系”。而这三组范畴分别是对他的文化形态学的对象、方法和性质的说明。
　　“作为自然的世界”（或自然）与“作为历史的世界”（或历史）是人们用来描述世界的两个对立的范畴，前者把世界看作是已经生成的，是可用因果关系和科学定律加以把握的，而后者则把世界看作是正在生成的，是只能凭直觉去观察和体验的，故而，前者是“科学的经验”，所遵循的是一种“空间的逻辑”和因果的必然性，后者是“生命的经验”，所遵循的是一种“时间的逻辑”和命运的必然性。
　　这样的区分本无多少新意，不过是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的胎记式标识，但对于斯宾格勒而言，之所以重述这一区分，乃是为了强调其整个哲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过往的哲学只是研究自然的世界，或者说只是把世界当作“自然”加以认识，其结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被安排在一系列前定的和必然的因果锁链中，“活生生的自然”变成了机械的、静止的、抽象理性的和死亡的世界，而全然忽视了世界本然地就有“历史”或生成的一面，世界本是存在之川流的涌动。运动才是世界的本质，依照运动来把握世界，把世界中的一切视作是存在之川流的一种精神表现，这才是哲学的使命所在。
　　在斯宾格勒那里，历史之世界乃是一个生成的世界，其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生长、构造和变化的过程中；历史之世界是一个有机体的世界，其中的一切存在或生成绝不是那些机械的、理性的原则所决定的，而是由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性格乃至自己的生命与死亡所组成、所展现的；历史之世界还是命运的世界，其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生不死的，而是不可避免地都要经历从出生到成熟和死亡的过程，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必死的命运，一切都要在时间的长河中奔流不息。
　　把世界看作是历史之世界，其实也就是把世界看作是生命的流变过程，植物有其生命，动物亦有其生命，人更加如此，所不同者，人的存在不仅有无意识的植物性的方面，而且还有具有醒觉意识的动物性的方面，也就是，人不仅存在着，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人不仅有生命绵延的欲望，而且有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意志。正是基于此，斯宾格勒认为，文化乃是人的存在的固有的方面，是生命进程或历史的基本现象；历史的世界即是属人的生命现象的总和，历史是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的，而每一个人亦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的任一现象，或者说历史的文化象征，皆暗示着生命的形而上奥秘，因而，透过这些现象和象征去揭示历史之世界的本质，便是哲学的任务。“一种现象，不论它是宗教或艺术的最高创造，亦或仅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都不仅是一个可供理解的事实，而且是精神的一种表现，不仅是一个对象，而且也是一个象征——所有这一切，从哲学上看，全都是新的东西。”
　　把世界看作既成的、自然的，所获得的世界图象便是无机的、因果地联系的，亦即是“系统的”；把世界看作是正在生成的、历史的，所获得的世界图象便是有机的、象征地表现的，亦即是“观相的”。“系统的形态学”和“观相的形态学”是斯宾格勒用来描述其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的一组范畴。“形态学”本是生物学的一个概念，意指那种通过分析与比较生物现象的形式、结构和生长过程等等，来确定它们的种类属性和生长特征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也用于地质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等领域。形态学方法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它不是从某一先定的概念或普遍本质去推演具体现象，而是通过对各种现象进行比较和分析，来揭示这些现象各自体现的历史特性。斯宾格勒把形态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现象的研究，由此而把他的历史哲学称之为“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他认为，尽管传统观念习惯于从原则或本质出发的方法，但它们得到的，却仍是自然的现象和形式，故而亦可称其是“形态学”——系统的形态学。两种形态学描画了两种不同的世界图象，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而他的历史的形态学，才是未来哲学的基本方法，并且由于这一方法是从历史或文化的现象出发，以内心的慧眼去透视生命涌流的本质，故而又可称为“观相的形态学”。斯宾格勒说：
　　“所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都可描述为一种‘形态学’。机械的和广延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发现和整理自然定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可称之为系统的形态学。有机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历史与生命以及所有负载着方向和命运之符记的东西的形态学，则可称之为观相的形态学。”
　　他还说：
　　“在西方，用系统的方式处理世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达到并通过了它的顶点，而观相的方式的伟大时代尚未到来。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在这块土地上仍有可能存在的所有科学，都将成为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一种广泛的‘观相学’的一部分。这正是‘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意义所在。”
　　所谓“观相学”，用中国人的话说，实即“相面术”，就是通过观察人的体貌特征去预断他的个性特征、人生经历及命运的艺术，在斯宾格勒那里，这个概念被推及到与生命活动有关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并被赋予了种族性的意义，即通过对人类历史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体认，去把握其背后的生命形态的特征与命运。
　　观相的方法其实就是艺术的方法、审美的方法，它不仅要求我们对对象进行直观的、直接的把握，而且要求我们设身处地、“生活在对象之中”，以内在之眼去体验、经历对象的生活。“自然研究者可以教育出来，但明识历史的人却是天生的。他一下子就能抓住和穿透人与事的要害，且凭的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是学不来的，是说辞所不能训示的，而且只有在其极其强烈的时候才能有些微的显示。……形式与定律，描绘与理解，象征与公式，皆有不同的器官，它们的对立就类似于生与死、生产与毁灭的对立。理性、体系和理解，当它们在‘认知’的时候，就是一种扼杀。那被认知的东西，成为了一个僵死的对象，可以度量和分解。相反，直观性的内心视象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内在地感受到的统一体中赋予具体的细节以生命和活力。”
　　观相的方法亦是发现“有机的逻辑”或“时间的逻辑”的方法。既然历史的世界是有机的，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历史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和现象，例如人的存在和心灵、社会的道德、国家、经济结构、政治制度、艺术作品、科学发现等等，都是有机的，都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落以至死亡的生命过程，这种生成发展的过程，就是有机体的历史必然性，是它的命运，是它的“有机的逻辑”或“时间的逻辑”。“我们应当把命运看作是原初现象真正的生存模式，在那里，活生生的生成观念直接地向直观的内视打开了自身。故而，命运观念统摄着历史的整个世界图象……”观相的方法，就是要依照有机生命的这种命运或必然性，来观察和分析历史的现象和文化的发展，来揭示历史的世界图象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的未来远景。
　　更具体言之，观相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整体的“俯瞰”的方法和同源的“类比”的方法。前者主要用于同一文化形态的不同文化现象之间，后者主要用于不同文化形态的同源现象之间。
　　前面我们一再提到“生命有机体”、“文化有机体”的概念，但未作明确的说明。简单来说，“有机体”这个概念，不论是生命的还是文化的，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第二，是一个包含着从出生到成长、从衰老到死亡的有机的生成过程。斯宾格勒的“俯瞰”的方法就是基于有机体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则在他的“没落论”中有充分体现。
　　如同人体是由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一样，文化有机体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如政治组织、经济形态、法律体系、哲学与宗教、科学与艺术等等，文化的心灵或精神正是通过这各个部分的共同作用来实现或完成自身的，同时也是体现于这各个部分之中的。因此，文化的各个部分的性质、状态及发展水平，是与文化整体的性质、状态及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一定的艺术形式，总是与一定时代或文化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等方面的状况相关联的，反之亦然。故而，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考察，就不能只抓住其表面的特征，不能将其视作孤立的因素，使其与有机体的整体割裂开来，而是应当在整体中、在与其他部门或领域的现象的通观中，来显示其本质，来揭示这一文化有机体的“形态学关系”。斯宾格勒说：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仔细地考虑过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我也没有看到有谁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数学方面终极的和根本的观念，他们的早期装饰的意义，他们的建筑、哲学、戏剧和诗歌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伟大艺术的选择和发展，他们的工艺细则和素材选择——更别说去理解这些事物对于历史的形式问题所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历史学家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程武器进行的空间征服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本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呢？不过，从这一形态学的观点看，即便平凡单调的政治事实，也具有一种象征的、甚至形而上的性质：埃及的行政制度、古典的钱币、解析几何、支票、苏伊士运河、中国的印刷术、普鲁士的军队以及罗马人的道路工程，诸如此类的一切全可以当作象征看待，是可以一致地加以理解和认识的——在此之前，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观相的研究面对的总是一些文化的事实和现象，它们构成为生命涌流的生成过程的形式和象征，但是，世界历史是由众多不同的生命类型和文化风格组成的，要认识它们，就只有用“类比”的方法。故而，观相的方法，也就是类比的方法。斯宾格勒说，数学的法则只能认识僵死的形式，对于历史的活生生的形式，只能用类比的方法。但是，面对19世纪实证史学中比比皆是的历史类比，例如把拿破仑比作恺撒，把佛陀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会主义，斯宾格勒又强调，他所讲的形态学意义上的“类比”是歌德的“同源”意义上的，而不是实证史家“同功”意义上的，前者指的是不同生物及其器官因具有共同的来源和谱系而在结构上所表现出的亲缘性，后者则只看到结构在功能上的相似，而不问其在进化上的来源，例如人的骨骼与其他脊椎动物就具有同源的关系——它们都被认为是从鱼类进化而来的，而鱼类的腮与陆栖动物的肺就是同功的。将这一区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则可看到：古典雕刻与西欧的管弦乐、埃及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与西方的哥特式教堂、印度的佛教与罗马的斯多葛主义等等，就属于同源的，古希腊的狄奥尼索斯运动与文艺复兴是同源的，但与宗教改革却是同功的。
　　那么，如何来确定不同的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同源的还是同功的呢？斯宾格勒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同时代”。所谓“同时代”，就是指两个历史事实或文化现象在各自文化的相同阶段或位置发生。由于所有文化皆是有机体，皆要经历从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的阶段，按照斯宾格勒的形态学理论，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必有相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不仅同一文化的同一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现象，就连属于不同文化但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出现的人物、事件或现象，都属于 “同时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源的，尽管它们出现的年代相隔可能有上千年，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没有任何可见的接触，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结构上的相似性。 “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具有深刻的观相重要性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物；这种对等物应当在一种富有特征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种完全确定的编年学位置中去寻找。”
　　斯宾格勒说，通过类比方法的运用，可以克服以往史学满足于只就一些已知的方面来排列过去的事实的毛病，而是能在一种文化的片断中推断出该文化的过去和未来，进而达到对全部世界历史的说明。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历史事实和现象皆具有这等价值，而只有那些源自于文化的生命和内在心灵的表现和形式，才可成为观相的对象。“如果我们得知了观相的节奏，就有可能从装饰、建筑、雕刻的散落的片断中，从没有联系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历史的各个时代的有机特征，并从艺术表现领域已知的要素中发现政治形式的领域对应的要素，从数学形式的要素中读出经济的要素。这是一种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实上，它根基于歌德的原初现象的概念——它已经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现在比较动物学中，但还可以扩展，直至迄今为止无人敢奢望的整个历史领域。”
　　对于斯宾格勒历史哲学而言，强调观相方法的同源研究方面远不只是为了确立一个世界史的视野，更是为了与传统的、尤其是进化论的世界史框架划清界限。这一框架的本质就在于把历史划分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三个部分，按照“古代～中古～近代”这一空洞的、线性的进化模式来安排所有历史，并进而把西欧或西方的历史置于中心位置，而把其他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伟大历史和悠久的强大文化仅仅看作是环绕着这个中心来旋转的“行星”，斯宾格勒称此框架为 “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描述说：
　　“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领地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并将其当作中心的太阳。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但是，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
　　例如，按照这一框架，中国和埃及的几千年的遥远历史便被缩小为纯粹的插曲，而我们的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则被肆意夸大，如巨型怪影般傲然耸立。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和假象，是我们西方人的自欺欺人；我们之所以把西欧历史和文化当作中心，其唯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就生长在这里，可我们可以依据这样的理由来构造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吗？假若可以这样，那中国的历史学家岂不也有理由建立另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将十字军、文艺复兴、恺撒、腓特烈大帝等等只是一笔带过吗？
　　斯宾格勒还指出，虽则“古代－中古－近代”的三分框架在东方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历史框架中就有所体现，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神学的历史是一种基于二元论世界观的救赎的历史，而近代人的三分框架全然是一个直线发展的概念，前者是对神圣的世界秩序的秘密的一种神秘窥视，后者不过是出于神秘数字“三”的形而上诱惑而对它作的一种无意义的滥用，如同前者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世界感的一种体现一样，近代人的框架也不过是西方精神的一种复现。并且，持有这一三分框架的史学家只是把“近代”设定为人类的目标、历史的终点，至于这个目标或终点到底是什么，每个思想家，从经院哲学家到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各自都只需为那一传统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义就心满意足了。其实，一旦我们祛除了幻影，打破了这一体系的魔圈，立刻便会看到惊人地丰富的现实形式，看到生活及其所具有的无限丰盈性、深度和运动。“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线型的历史的空壳……而是众多伟大文化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其母土中勃兴起来，并在其整个的生命周期中和那母土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类印在自身的意象内；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
　　在今天，“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作为一种科学基础，已经耗尽了它的用处，历史材料的数量的增加，历史视野的扩展，历史场景的变换，已经使得按这一框架进行历史编排处处显出捉襟见肘，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替代体系了，这就是斯宾格勒自己的世界历史形态学体系，他把自己的这一体系称之为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
　　“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从分量来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象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精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
　　显然，用“哥白尼发现”来称赞自己的体系，显示了斯宾格勒对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念的一个基本认识：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歧见，确立其他各种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应有位置。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所以，斯宾格勒又称自己的“世界历史形态学”是“文化的比较形态学”。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一再强调的，斯宾格勒在精神上仍属于19世纪的人，甚至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人，这一点注定会使他的“世界”视野流于抽象的观念层面。而从斯宾格勒进行历史透视的方法上说，他也不可能做到对他者文化的真正的理解，因为他的观相方法恰恰是基于他所处的西方的世界感和生命意识，当他运用同源理论去类比其他文化的发展时期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用西方历史和文化的阶段去比附其他文化的形态。
　　四、文化的比较形态学
　　我们说过，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亦即是一种文化哲学，在《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的第一章，斯宾格勒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文化诞生的故事，虽则这一章写得挥洒大气，但它除了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有关文化起源的神话式想象以外，思想上并无太多可取之处。斯宾格勒首先给我们描述了生命的两种情形：“大宇宙”和“小宇宙 ”，前者是“植物性”的生存，其本质特征就是体现为节奏、方向、时间或命运的“周期性”，即构成一切生命从生长到死亡的自然过程，后者是“动物性”的生存，其本质特征就是体现为“张力”的“极性”，即构成一切动物生命自由选择和自我扩张的生存方式和醒觉存在。人既是大宇宙，故而要通过诸如血液的流传来完成生命的绵延和种系的延续；可同时，人也是小宇宙，故而要通过感官和神经系统来与外界建立联系，尤其当眼睛成为所有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的时候，当人通过视觉建立起“光的世界”并在这世界中进行创造的时候，人的生命就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人由此而从植物性的拘役状态解放出来了，获得了精神和能思的心灵，成为了孤独而自由的个体，能意识到“我”的存在以及“我”与“你”或其他事物之间的分别；由此就产生了表达和交流的需求，语言因之应运而生；随着语言的发展，思想和概念形成了，人类知识形成了，文化也在某个神秘的时刻诞生了。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是人类心灵表现自身的方式；而历史的世界就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形态组成的多元的世界，各个文化皆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产生、发展和衰落，各自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质。斯宾格勒区分出了八大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另外他还特别地提到了俄罗斯文化，但将其看作是未来的文化类型）。在这八种文化中，他特别的论及的是三大文化：古典文化（又称之为阿波罗文化）、阿拉伯文化（又称之为麻葛文化）和西方文化（又称之为浮士德文化），其他五种文化则常常是作为其形态学关系的印证而被提及。
　　每一种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皆有基于其文化心灵的内在结构，他称之为“原始象征”。斯宾格勒指出，一种文化即是一种生命或心灵的独特样式，这心灵为了表现自身的世界感（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总要选定一些基本的符号来代表该心灵的独特的生命感受和创造意向，由此就形成了每一文化中的原始象征。“一种深刻的同一性在某一文化的名义下把心灵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明确的生存，跟它对距离和时间的突然体认，和它的经由广延的象征而诞生的外部世界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这个象征是且永远是那种生命的原始象征，它赋予那生命特殊的风格和历史的形式，使其内在的可能性在其中逐步地得以实现。”因此，要想了解各大文化的秘密，就必须深入了解其原始象征，以及这原始象征在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现象，如国家、政治、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等中的体现。
　　古典文化的原始象征是“就近的、严格地限定的、自足的实体”。斯宾格勒借用尼采的说法，称古典文化是一种“阿波罗式的”文化，但仅仅是借用了尼采的这个说法而已。他指出，这一原始象征，体现在哲学中，便是通过具体可感的物质形态来探讨世界的本原，体现在政治中，便是各自独立的城邦，体现在雕刻中，便是对luoti(被禁止)雕像的表现，体现在建筑中，便是没有内部空间的、实体性的多立克式神庙，体现在科学中，便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物理学，等等。古典文化的醒觉意识是“纯粹现在的”，它只关心眼前的、当下的事情，对于未来和过去，从来不予理会，即便是古典人的历史著作，也只对当下发生的事件感兴趣，历史感的这种缺乏，在修昔底德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其著作的开首便说，在他的时代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
　　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征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斯宾格勒借用歌德的《浮士德》，又称西方文化是一种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浮士德式的心灵和精神的表现，这种心灵或精神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无限的渴望，对深度经验的执着，其象征体现在政治中，就是以贵族为主导的王朝政治，体现在科学中，就是数学中的微积分和物理学中的动力学，体现在建筑中，就是贵族的城堡和僧侣的哥特式教堂，体现在绘画中，就是透视法的发现和肖像画的盛行，尤其是，如果说古典艺术是以 luoti(被禁止)雕塑最能体现其心灵对“实体”的关注的话，那么，西方艺术则是以音乐最能体现其心灵对无限的渴望。斯宾格勒比较古典的象征和西方的象征说：“我们的哥特式的风格是向上耸立升腾，而爱奥尼亚风格是盘旋呼应。我们的大教堂的内部因一种原初的力而向上提升，但神庙则是躺在一片庄严的寂静中。……我们用紧张的运动、力和质量的原则，来对应于位置、质料和形式的原则……与古典神庙与广场的雕塑相反，我们所具有的是无实体的音调王国，如音程、音阶。管乐从渐强到渐弱到停顿，以此来描画距离、光、阴影、暴风雨、浮云、闪电、轻柔的和超尘出世的色彩。……心灵在无穷中获得放松、解救和解决，从所有物质性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的这种原始情感，常常是我们的音乐在最崇高的时刻所唤起的，它们也让浮士德式的心灵中的深度能量获得了解放；相反，古典艺术品的效果就是要约束和结合，实体感便是其保障，可以把视觉的注意力从远处引回到一种美不胜收的切近和寂静之中。”
　　阿拉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世界洞穴”。我们说过，斯宾格勒的这个概念乃是借自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斯宾格勒认为，阿拉伯地区因为一直受到外来政治势力的压迫，造成了其在文化上的一种“假晶现象”，即其自身的文化因受到外来文化的挤压而不得不采取许多外来的伪装的形式，但其自身本有的精神—— “洞穴感受”——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基督教、希腊主义、希伯来和巴力崇拜的巴西利卡中，在密特拉地下洞窟、玛兹达教的拜火圣庙和清真寺中，都有某个东西在言说着一种相同的精神，那就是洞穴感受。”这种洞穴感受在圆顶的巴西利卡中获得了最纯粹的表现，长方形型制的巴西利卡是纯古典形式的会堂结构，而巨大的圆顶则是纯东方的清真寺形式，在阿拉伯文化中，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一种新的空间象征主义的产生，即通过圆形拱与柱子的统一、通过对圆顶的强调，而把空间局限在确定的巨大穹顶之下，而不是象西方的教堂那样以高耸的尖塔、钟楼来体现其对无限空间的渴望。斯宾格勒比较说：埃及人在其金字塔中忽视了屋顶与柱子之间的深刻关系，在他们那里，柱子代表的不是结实而是成长；在古典人那里，石柱是欧几里得式的生存中所有的实体、所有的统一性和坚固性的强有力象征，他们按照最严格的垂直与水平、力量与负重的比例把柱子同线脚联系在一起；而在阿拉伯文化这里，在圆拱与柱子的统一中，“负重和惯量的实体原则被否定了，拱从纤弱的柱子中清晰而又大方地涌现出来。在此所实现的概念，既是对所有地球重力的摆脱，也是对空间的捕捉，而在这一要素与自由洒脱但又封闭着伟大的‘洞穴’的圆顶的要素之间，有着意义类似的深刻关系。”在《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中，斯宾格勒还从许多方面对阿拉伯文化作了更详尽的论述。
　　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斯宾格勒说，埃及的心灵用以表达其世界感受和原始象征的“形式语言”，只是“石头”。石头是无时间的既成物的象征，只有空间和死亡与它联系在一起。埃及人的生存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的过客的生存，他的文化的整个形式语言强调的一个广延的要素就是“深度上的方向”，因此，在埃及的金字塔陵墓中，所再现的不是西方教堂中常见的那种有目的的“空间组织”，而是一种有节奏地安排的“空间连续”。“对于埃及人来说，支配着他的世界形式的深度经验是如此强调方向，以致他或多或少把空间理解成一个连续的实现过程。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像对待距离这样得到严格的表现。人们必须移动，并且这样让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象征，以便能进入与象征主义的石头部分的关系。‘道路’既意指着命运，又意指着第三向度。宏伟的墙体、浮雕、他所穿过的列柱廊，这些是‘长度和宽度’；也就是说，仅仅是感官的知觉，而把它们延展到‘世界’中的则是向前的生命。因而，埃及人体验空间，我们可以说，是在沿着其显著的要素的行进过程中，且是通过这一过程来体验；而在神庙的外面献祭牺牲品的希腊人就不会感受到神庙本身，我们的哥特世纪的人们则是在主教堂里祈祷，他们让自己沉浸在教堂里的静默的无限中。”
　　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世上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将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那里，墓地不是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 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
　　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没有边界的平面”。斯宾格勒指出，虽然俄罗斯地处欧洲，但其文化精神与浮士德精神完全不同。虽则他多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精神有精彩的分析和论述，但他对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所论并不充分，只是在一处脚注中，他比较西方心灵与俄罗斯心灵说：“对于广阔的原野，西方人是仰视，俄罗斯人是平视。两种心灵的死亡冲动也是有区别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它是想方设法向无限空间突进的热情，而对俄罗斯人来说，它则是自我的一种表达和扩张，直到‘彼物’在人身上变成与无边的原野本身相同一的东西。正因如此，俄罗斯人对‘人’和‘兄弟’这些字义了然于心。他甚至把人类看成一个平面。俄罗斯人的天文学家的观念是多么奇怪啊！他根本不观察星空，他只看地平线。他不看苍穹，只看下悬的天幕——在某个地方与原野相接而形成地平线的东西。在他看来，哥白尼体系——尽管根本不是数学的——在精神上是毫不足道的。……在这个几乎是平顶的天空下面，直立的‘我’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负责 ’——在这个无限延展的原野上，‘彼物’对‘彼物’负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形而上基础。这就是何以伊凡·卡拉玛佐夫必须自称是杀人凶手的缘故，尽管是别人行了凶。罪犯就是‘不幸者’、‘可怜虫’——它是对浮士德式的个人责任的全然否定。俄罗斯的神秘主义缺乏那种哥特式的、伦勃朗式的、贝多芬式的奋发向上的灵性，这种灵性能够扩大成为一种强烈的喜悦——它的神并不是那高居上空的深浓蔚蓝。神秘的俄罗斯式的爱是对原野的爱，是对沿着地面全都处于同等压力之下且生死与共的兄弟的爱；是对流浪于大地之上的备受考验的可怜的动物的爱，是对植物的爱——但从来不是对鸟儿、云彩和星辰的爱。”
　　至于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斯宾格勒似乎还没有找到它们的原始象征。
　　斯宾格勒的文化比较形态学并不只限于考察各大文化的原始象征及其形式语言，各大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人们常常按照一个单一的直线发展的图式来描绘一切文化的进化，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强行纳入一个既定的框架中，而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往往只从外部的原因，如交往、移民、贸易、战争等加以思考。对于这样一种文化影响或文化传播的观念，斯宾格勒同样从他的文化有机体的观念给以了批驳。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是在各自独特的环境或景观中形成和生长起来的，并将按照自身独特的节奏走向成熟和完成；每一文化皆有自身的命运，不同文化之间即便会因为诸如战争、征服、伟大人物的交流等而发生影响，但各文化本有的精神是不会因此而变的。例如印度的佛教之与中国的佛教，表面上看，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复制品，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运动，而只有印度佛教中的某些丰富的表象为具有某种宗教倾向的中国人所接受，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佛教徒，且只对中国佛教徒有意义的新的宗教形式。在这种情形中，重要的并不是各种形式本来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是那种富有创造力的接受者对原有形式的独特感受和领悟。由此言之，文化之间的影响与传播，实际取决于接受者的主体选择和改造，取决于主体文化自身的性质和特性。斯宾格勒对各大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在此他又一次从自然科学中借用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矿物学中的“假晶现象”：在岩层中，常常掩埋着矿石的结晶体，由于水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些结晶体的空壳；由于火山爆发，熔岩流注到那空壳中，然后依次凝聚、结晶；这时，就会出现其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抵触的结晶体，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斯宾格勒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历史中的类似现象：“我想用‘历史的假晶现象’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形，即：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致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不但无法达成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从此种年轻心灵的深处喷涌出来的一切，都要铸入该一古老的躯壳中，年轻的情感僵化在衰老的作品中，以至不能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而只能以一种日渐加剧的怨恨去憎恶那遥远文化的力量。”
　　斯宾格勒重点描述了两个假晶现象的例子：阿拉伯文化和俄罗斯文化。
　　阿拉伯文化的史前时期属于古巴比伦文明的范围，这个地方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各个征服者的掠夺之地：公元前300年左右，一个年轻的说阿拉米语的民族在西奈半岛及札格洛斯山脉之间突然觉醒，以一种新的人神关系、一种新的世界感开始其伟大的创造，若无外来因素的干扰，这一伟大的创造本应开出一个健康的阿拉伯文化的；但就在这个时候，马其顿人占领了这个地区，从而使得这样一个年轻的阿拉伯文化罩上了古典文明的幕障；待到罗马人打败马其顿人而取代其统治地位之后，阿拉伯文化越来越为古典文明所笼罩。所谓的假晶现象也由此而开始。及至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其实就是尚未诞生的阿拉伯文化反对衰老的古典文明的战役，而安东尼的失败则使阿拉伯文化完全为罗马帝国或古典文明所压制，成为一种内在心灵被外在硬壳所扭曲的文化假晶现象。
　　今日的俄罗斯文化则是另一个假晶现象。在公元1000年左右基辅大公佛拉基米尔的时代，俄罗斯文化以其独特的姿态呈现于历史中，他们的英雄史诗，表现出不同于浮士德精神的独特性质；从1480年伊凡三世推翻鞑靼人的统治，到彼得大帝（1689～1725年）时期，俄罗斯文化盛极一时，在独立自足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着。可从1703年彼得堡建造时起，一种假晶现象开始出现了，它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先是巴罗克的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原本属于俄罗斯文化自身的沙皇制度，被歪曲成了西欧的王朝形式；明明还处在文化早期阶段，宗教理应是人们借以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唯一语言，现在却强行引进了属于文化晚期阶段的西方的艺术和科学、启蒙运动、社会伦理、世界城市的唯物主义等等；在无城镇的原始农民居住的土地上，外来型式的城市就像溃疡一样黏附在上面——虚妄、做作、不能使人信服。从此，是走西方的道路，还是走俄罗斯的老路，就成为俄罗斯心灵中挥之不去的冲突之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种心灵冲突的两个代表人：“托尔斯泰是先前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未来的俄罗斯。”
　　无论如何，假晶现象并不说明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可以从根本上为另一种文化形态所取代。它只是一种由某种强硬的外壳所压制而扭曲了的内在心灵的特殊表现，一旦这种外壳发生破裂，原有文化便随时可能冲破桎梏而获新生，就像阿拉伯文化，最后还是变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且以其强大的力量而反过来散播到西方。
　　文化的比较形态学是《西方的没落》中最有价值，但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思想之一。说它最有价值，是因为它首次以形态学的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各文化形态，虽说在斯宾格勒之前和同时代，已有人类学家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但他们还没有给这个概念确立一个完整的方法论基础，是斯宾格勒第一次完成了这个任务，把“有机体”的观念贯彻得最为彻底。可另一方面，也恰恰是这个方法，给他的比较形态学招致了诸多的非议，例如，就这一方法的形而上基础而言，各文化形态之间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所有文化的背后皆有一普遍的人性，所有的文化皆遵循着有机体所共有的节奏，可事实是这样的吗？存在这种普遍的人性和这样的共同节奏吗？又如，就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而言，同一文化的不同现象或领域之间，以及不同文化的现象或领域之间的“类比”之所以可能，就因为它们是“同源的 ”、“同时代的”，就因为每一文化有机体都必要经历从出生到成熟及死亡的过程，就因为在每一阶段各文化的心灵皆有共同的性质和特征要体现在不同的现象或领域中，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确定这样的阶段？我们如何能保证我们拿来类比的现象或领域属于“同源”和“同时代”？再有，斯宾格勒的“观相”的艺术也常常被许多史家斥之为无稽之谈，如果说把欧几里得几何同古典的城邦政治联系在一起似乎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谁会相信微积分与路易十四的王朝政治之间有可类比性呢？要知道，微积分并非法国人发明的，而是英国人（牛顿）和德国人（莱布尼茨）首先提出来的。不过，尽管斯宾格勒在运用他的形态学方法时有过于任意之嫌，可我们还是认为，他的观相的直觉的方法是具有强大的历史透视力的，只是这种方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把握的，至少不是书斋里的那些事事皆求因果的史匠们所能领会的。这是一种内视的方法，是一种没有通则的方法，它依靠的是艺术的直觉、是天才的慧眼、是灵光乍现。
　　五、西方的没落
　　时至今日，“西方的没落”仍作为斯宾格勒的产权性标识而不断被人提起。这到底只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广告语，还是一个文化先知对未来时代的警醒？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也将作为一个标识而伴随着斯宾格勒。我们还是先看一段斯宾格勒对他所谓的“西方的没落”的完整表述吧！
　　“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过来，自动脱离了那原始的状态，从无形式变为一种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它在一块有着可确切界定的风景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就像植物一般。当这心灵以民族、语言、教义、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实现了其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它便会熄灭，而回复至原始的心灵状态。但是，其活生生的生存，那界定和展现各完成阶段的一系列伟大时代，乃是一种内在的热忱的奋斗，为的是维持其文化的理念，以对抗原始混沌的力量，对抗无意识深处的怨诉。不仅艺术家要反抗物质的阻力，反抗自身观念的窒息。事实上，每一文化都与广延或空间有着一种深刻象征的、几乎神秘的关系，它也要努力在广延和空间中并通过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一旦目标达成——文化的观念、其内在可能性的整个内涵皆已实现，并已变成外部现实——文化立刻便会僵化，它便会克制自己，它的血液便会冷冻，它的力量便会瓦解，它便会变成文明，我们可以在‘埃及主义’、‘拜占廷主义’、‘满清主义’这样的字眼中，感受并理解这一点。它们就像一个已经衰老朽败的巨大原始森林，枯朽的树枝伸向天空，几百年，几千年，如同我们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所看到的。……
　　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些没落中，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
　　显然，斯宾格勒的“没落论”是内在于他的文化有机体的概念的。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不仅是一个自身各部分相互联系的自足整体，而且还是一个有着生长期和衰亡期的有机活体。
　　传统的文化史观念，总是把文化看作某种先验的、永恒的既定存在，而文化的历史，则是这存在不断展现其内涵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称历史是绝对精神不断外化及实现自身、并最终回到自身的过程，精神作为一种以前进的方式外化和内化自身的自我意识，它本然地就是历史的，历史即是自由意识的进步，而文化（艺术、宗教、道德、哲学等）则是这个精神自身外化、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命运已由精神的本质先在地决定了；马克思称历史是由物质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包括文化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过程，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达尔文主义则称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伴随着物种的进化而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诸如此类的这些理论，在斯宾格勒看来，都代表了一种直线进化的观念，是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
　　相反，斯宾格勒认为，文化作为有机体，服从的是大宇宙运动的周期性的命运或生命循环的节律。如同个体的人要经历其生命的各个阶段一样，每一个文化也都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世界的历史决不象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按照“古代－中古－近代”直线地发展，而是众多伟大文化的戏剧，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其中生长和衰亡，每一种都有生的限期，就像田野里的花朵和草木一样，从盛开又到衰老。世界历史就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象，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的盈亏的图象。斯宾格勒以大自然的伟大循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为意象描绘了这幅奇妙的图象。
　　浩瀚无际的人类存在，流入无边的河流中：溯流而上，是一大段黑暗的过去，在里面，我们的时间感完全丧失了界定的能力，只有那无有止息和安宁的幻想，在追忆着地质学上的各个时期，以逃避那永恒无解的奥秘；顺流而下，则是甚至更加黑暗而无尽的未来——这便是浮士德式的人类历史图象的基本构成。
　　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过来，自动脱离了那原始的状态，从无形式变为一种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
　　这文化最初还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负着疑惧之情，这是文化的春天，是文化的青春时代，它试着用那初生的形式去表达充满血气和渴望的心灵，去表现这心灵所直接感受到的宇宙情感，由此而形成了早期荷马时代的多立克艺术、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早期阿拉伯）艺术、开始于第四王朝的埃及古王国的作品，它们皆以同样的语调向我们诉说着早期文化那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展现着那充满幻想、惶惑、冲动和希冀的青春期世界图象。
　　这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为了给生存找到纯粹的、直接的表现，就如同一个惶惶不安的债务人，需要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恶的力量作斗争，直至最后获得并认识到那纯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现。由此文化便进入它的成熟期，就像春去夏至一样，随着人类意识逐渐摆脱童年时代的幼稚，随着人类在其创造和经验的过程中对光的世界有了确定的知识和表达方式，文化也就告别了童年，进入了成年阶段。它不再惶惑，不再颤栗，因为它已成熟，已具备了冷静而清晰的理性，已获得了纯粹而直接的表达方式。一种文化越是接近于其存在的颠峰状态，它为自己所求得的形式语言就越是刚毅、严苛、有控制力、有强度，它对自己的力量就越是感觉到自信，而它的轮廓特征也越见清晰明朗。在春天，所有这一切还是模糊的、混淆的和试验性的，充满了孩子气的渴念和恐惧——萨克森和法国南部的罗马风格的哥特式教堂门廊的装饰、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狄甫隆的瓶绘等都是明证。但是，现在，我们在埃及的早期中王国时代、在僭主时代的雅典、在查士丁尼时代、在反宗教改革时代，皆能看到成熟的创造力那羽翼丰满的意识，我们在那一意识的自信自如中看到了费尽心机的、严格的、有节度的和奇迹般的表现的每一个别特征。我们还发现，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存在着那行将到来的完成的暗示；在这样一些时期，出现了埃及法老阿美尼赫特三世的头像、圣索非亚教堂的穹顶、提香的绘画这样的创造。
　　再往后，便是文化的“温柔”到临近“脆弱”的时期，那甜蜜的芳香有如十月的金秋时节，既有秋收的辉煌，又有瑟瑟秋风中的丝丝凄凉，理性和秩序已成为现成的模式和传统，不再有更新的欲求和能力，对往昔的光荣的回忆，取代对未来的幻想和憧憬。这个时期艺术上的表现有：克尼杜的阿芙洛狄忒、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女郎柱廊、萨拉森人的马蹄形穹窿上的镶嵌图案、德累斯顿的茨威格宫、华托的绘画、莫扎特的音乐。
　　最后，在文明的昏暗的破晓时刻，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作着半成功的创造，由此产生了古典主义，这是所有垂死的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再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义中，忧郁地回望着它的童年；到了最后，它也疲倦了、厌烦了、冷漠了，失去了生存的欲望，于是，正如帝国时代的罗马那样，它盼望能走出那漫长的白昼，而坠落到原始神秘主义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里，回到坟墓里。这样便又出现了“第二信仰”的轮回。
　　文化的圆圈，走过了它的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最终走向死亡——就这样完成其生命的循环周期，而不同文化的这些圆圈，就构成了世界历史或历史世界的完整图象。
　　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这一比喻性的描绘是直观的、观相的、诗学的，但除此而外，斯宾格勒还提供另一种更具理论意味的描绘图景，依据文化有机体必然要经历的命运，把文化发展区分为“前文化阶段”、“文化或高级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
　　前文化阶段是人类尚未从混沌的自然状态完全分离出来的阶段，前文化的人亦即原始人还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深深地扎根于土地，大自然也因此而成为哺育人类的母亲，血统、种族和土地，是前文化阶段的原始初民生活与生存的全部基础，它们维系着那些原始群落的生命安全和生命繁衍，使得人类存在能够在强大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继续其生命的持存。
　　前文化阶段的人群都是一些小的共同体，完全消失在广袤的景色中，面对着强大有力的兽群或自然力量而挣扎斗争。“远古的人类是一种四处奔走的动物，一种其醒觉意识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摸索的存在，它整个地就是一个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感觉敏锐但又充满不安，总是警觉地驱逐着某些敌对的自然因素。”正是迫于大宇宙或自然界的这种直接的威胁，使得在原始生存中所有小宇宙的表现，不论其为神话、习俗、技术方面，还是在装饰方面，均只服从于当下的压力，其持续期限、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并无所谓的定则，其相互之间亦无内在的关系，例如在各类装饰与同时代的组织之间、在神灵崇拜与农艺种类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原始文化“本质上是混沌的；原始文化不是一个有机体，也不是有机体的总和。”处于这个阶段的文化有：古埃及的提尼泰时期（公元前3400～前 3000年）、古希腊的迈锡尼时期（公元前1600～前1100年）、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700～前1300年）、印度的吠陀宗教时期（公元前 1500～前1200年）、西方的墨洛温王朝时期等等。
　　随着意识的觉醒，混沌的意识和前文化阶段的人类“突然地”跨入了历史，跨入了“文化”或“高级文化”阶段，原始人成长为真正拥有历史的“文化人”。“ 高级文化即是某个单一的巨大有机体的醒觉存在，这个有机体不仅使习俗、神话、技术和艺术，而且使并存于其中的民族和阶级，都成为某个单一的形式语言和某个单一的历史的容器。”这就是说，原始文化与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在前者那里，文化的各个事物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自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特殊途径中发展，相互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而在高级文化中，文化的各个方面被包容在一个单独的有机体中，共享着某个单一的形式语言和单一的历史。
　　高级文化的发展又有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
　　在早期阶段，农业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曾经敌对的自然现在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人的存在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人的心灵是一种乡村的心灵，并在乡村的基础上形成了城镇。城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一种依照其自然的命运本然地生长的存在。与乡村和城镇的充盈的景观联系在一起，一种伟大的文化的高级形式语言也应运而生。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文化人类乃是一种束缚于城镇的动物，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无不以城镇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作为基础，尤其是，伴随城镇的出现，也诞生了一种“城镇的心灵”，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的心灵，这心灵尚未有晚期阶段的那种醒觉意识，但却是一个可见的实体，有自己的形式和历史，亦有自己的文化象征和风格。“束缚于土地的、植物性的宇宙的情感，从来没有像在早期的小城镇的建筑中那样有力地表现出来，这些小城镇不过是围绕一个市场或一个城堡或一个礼拜场所的几条街道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表明每一种宏伟风格本身就是植物性的，那就是这里。多立克圆柱、埃及金字塔、哥特式教堂，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它们命中注定是真挚的、庞大的，是没有醒觉意识的存在。”
　　在城镇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两大原始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出现。这两个等级是自行形成的，但它自一开始就把自己提升到农民之上，从此，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的对立、国王与属臣之间的对立、世俗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的对立，就成了一切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由于贵族和僧侣的出现，早期文化中产生了两个基本的象征：城堡和教堂。城堡代表着世俗的权力和生活，即贵族统治下的世俗组织和生活秩序；教堂则代表着来自天国的神圣权力和生活，即僧侣阶级所创造的宗教组织和神圣礼仪。斯宾格勒认为，贵族与僧侣两大等级的关系与命运，揭示了高级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们既不同于原始时期氏族的种性，也不同于先于他们而出现的农民和后于他们而出现的城市的市民，他们是高级文化的精英，他们的生命处处受到一种象征性的尊严的支持。“这些生命并不是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有意义而活着。”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所有自由地活动的生命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整体性的醒觉意识。”更具体地说：贵族是时间的活生生的象征，僧侣是空间的活生生的象征；贵族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里面，僧侣生活在一个真理的世界里面；一个有机智，一个有知识；一个是实干家，一个是思想家；贵族的世界感本质上是脉动感；僧侣的世界感整个地是由张力而生。原则上，贵族和僧侣是相互排斥的，但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他们总是通过对方来映照和实现自己。
　　但是，小宇宙中存在与醒觉存在之间的矛盾必然使得贵族和僧侣这两个等级最终走向彼此的对立，世俗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在结构上和倾向上的差异，使得两者之间不可能彻底协调的矛盾最终只能是通过无休止的战争来解决，而在这一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过程中，贵族和僧侣将同时失去其原本的意义和本质：贵族从他的权力意志中产生了征伐、政治和法律，从他的强盗意志中产生了贸易、经济和货币，而这一切最后都将成为颠覆他的力量；在僧侣的方面，从以前纯宗教的学问中又分化出了世俗的学问，并且后者逐渐地反抗和压倒了前者，教会也从一个纯精神的教会变成了一个战斗的教会，从真理的世界走进了事实的世界，且日益受到生活的政治方面的力量的支配。最终，随着城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第三等级的出现，贵族和僧侣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高级文化也从早期阶段进入到晚期阶段。
　　文化的晚期阶段既是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也是人类历史由文化阶段进入到文明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城市的兴起，并立即取代城镇而成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
　　斯宾格勒说，在文化的早期阶段，还是景观的形象独自支配着人类的眼睛，它为早期文化的心灵提供形式，与其和谐共振。人的情感与丛林的呼啸合拍而动；草原与沼泽适应着景观的形态、历程甚至外表。村落，及其寂静的丘顶、黄昏的炊烟、水井、篱笆、牲畜，完全溶合并嵌入于景观之中。乡村的小镇，证实了乡村的存在，是乡村图象的一种强化。而晚期文化的城市则是对土地的挑战，以其轮廓的线条与自然相冲突，否定着全部的自然；它想要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如果说早期文化的特点是城镇从乡村中产生出来的话，那么，晚期文化的特点就是城市同乡村作斗争。这一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在政治的方面和经济的方面，从这两个方面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在政治的方面，以前由贵族和僧侣所主导着的“封建国家”、“王朝国家”现在变成为由一个阶级主导着的“阶级国家”、“城市国家”，那就是所谓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等级，他们的存在是无机的，他们的心灵是智性的，他们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口号就是“自由”：免于被土地所束缚的生活的自由、才智作各种批评的自由、金钱作各种买卖的自由。他们需要国家不是把国家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高级象征的成熟形式，而是把它当作一件可为某种目标效劳的机器。他们通过革命推翻了贵族和僧侣的有机国家，而革命的结果只是金钱的解放，其所建立的所谓的“议会政治”不过是为极少数的个人攫取权力提供了机会。
　　在经济的方面，金钱这个抽象的、人为的无机物开始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它作为醒觉意识的活动的一种形式，使人变成了纯经济的动物。尤其是，金钱使土地从以前作为一种财产变成了一种财富，获得了抽象的价值，并由此消灭了依附于土地、血统和种族的贵族的所有传统，消灭了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教堂的所有象征。爱奥尼亚圆柱、中王国的建筑及巴罗克的建筑，这些属于文化晚期的建筑，“冷静地知道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是自由的、自信的，是立于地上的。在那里，由于脱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脚下的铺地材料也割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存在变得越来越衰弱，感觉与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人变成了才智之士，像游牧民一样‘自由’，他变得像游牧民了，但比游牧民更狭隘、更冷漠。‘才智’、‘精神’是有理解力的醒觉意识特殊的城市形式。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宗教与科学，都逐渐地理智化了，与土地疏离了，对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伴随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的古老的旧根源在其城市的石头堆中干枯了。而那自由的才智——一个多么能表现命运的词啊！——像火焰一样出现，辉煌地升上天空，而又可怜地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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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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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晚期文化阶段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便出现了世界城市，而文化也由此而被文明所取代，人类历史进入了其没落的时期。
　　在斯宾格勒那里，“文化”是指一种心灵的自我表现的总体，是生命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对自身本质的一种实现，故而文化的发展如同生命的进程一样，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文明”则是这一有机过程的最高和最终阶段，是文化的有机逻辑的结果、完成和终局。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4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19世纪完成的，在中国则是在秦帝国时期完成的。
　　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世界城市或世界都市。在文化早期，乡村的城镇还是对乡村的“证实”，是乡村图象的“强化”，在文化晚期，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挑战”乡村、“否定”乡村的历史，而到了文明阶段，世界城市则要“灭绝”乡村，一度谦逊地使自己适应乡村图象的市镇，现在却坚持要对方来适应它，变得和它自己一样。于是，在郊野，大道、树木、牧场，都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游者观光的景区；而在城内，则出现了一种仿造的自然，用喷泉取代了泉水，用花坛、人造水池和修剪整齐的篱垣取代了草地、池泽和丛林。“在村落中，茅草盖成的屋顶仍然像小丘一样的形状，而街道就像田间的陇畔，自然天成；但是在大城市中，高大的、石砌的房屋之间所呈现的图象，犹如又深又长的峡谷，房屋里充弥着彩色的尘埃和奇异的喧嚣，人们居住在这种屋子里，其情形是任何自然存在所无法想象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必须适应这种石头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夜晚，新造的灯光胜过月亮的光亮。乡下的农夫，无助地站在人行道上，什么也不了解，也不为任何人所了解，只是被当作滑稽剧中的一个常用的典型，以及这个世界的日用面包的供应者而已。”
　　世界城市是“绝对的”城市，它的里面包含了既成之物的全部崇高的死亡象征；世界城市完全是智性的，它的房屋的形成不再是由于血统而是由于需要、不再是由于情感而是由于商业精神；世界城市本身就是“世界”，它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地方——乡村、城镇以及城市——轻蔑地称之为“行省”，世上再也没有贵族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与奴隶、希腊人与野蛮人、信徒与非信徒之分，而只有世界都市市民与行省居民之分，这些都市市民是一种新型的、动荡不定地黏附于流动人群中的游牧民族，是城市的寄生者，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务实，没有宗教，机智灵活，极度蔑视乡下人。古代的巴比伦、底比斯、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现代的伦敦、巴黎、柏林、纽约，都是这样的世界都市。
　　城市是才智，世界城市是“自由的”才智。正是在反抗血统和传统的“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市民或资产阶级这一才智的阶级，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单独存在，它以理性的名义，尤其是以“人民”的名义，推翻王权，限制旧特权，从此以后，“人民”就特别地意指城市的人民。民主是城里人要求农民也具有与之相同的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才智之士改革了文化青春时期的伟大宗教，在贵族和僧侣的旧宗教以外建立了一个“新宗教”，即第三等级的宗教，那就是“自由科学 ”。
　　在脱离了土地的世界城市中，金钱成了世界的主宰，金钱的统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统治，金钱的关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人的关系，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在金钱的基础上，以往的“阶级国家”消亡了，让位于“第三等级”领导“全民”建立的“民主社会”，所有的等级、血统或种族的差别，如今都在金钱的光照下消失殆尽，而所谓的民主政治，实质上便是拥有金钱的第三等级所操控的金钱独裁的政治。“世界都市意味着世界主义取代了‘故乡’，冷酷的务实取代了对传统和时代的尊敬，科学的非宗教变成了古老的内心宗教的僵死代表，‘社会’取代了国家，自然权利取代了力争得来的权利。罗马人胜过希腊人的地方，就在于把金钱看作是无机的和抽象的量，整个地与丰饶的大地及原始价值无关。从此之后，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变成了金钱的问题。”
　　根本上说，文明或世界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人类醒觉意识已发展到最高阶段，是人身上的小宇宙的因素对大宇宙的因素的彻底排斥，是“命运”的情感的逐渐萎缩和智性的“张力”的无限扩大，从此人类心智进入了理性主义的时代，抽象的概念取代了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机器与技术开始统治人类，成为新世界的暴君，生活的诗意已为单调的工作所取代，生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陷于枯竭，连人类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状态。“当存在完全地失去了根基，而觉醒的存在完全紧张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现象突然出现在历史的亮光之中，这一现象早就秘密地酝酿成熟，只是现在才出来结束这出戏剧——这就是文明人的不育状态。这不是能够把握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律那样的东西（就像现代科学十分自然地试图把握的那样）；它应被理解为一种本质上向死的形而上的转折。世界城市的最后人类不再想活下去——作为一个个体，他可能对生活还有所依恋，但作为一种类型，作为一个集合体，情形就决非这样了，因为这种集体生存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这并不是因为不能生育了，而主要地是因为处于强度之顶峰的理智再也找不到需要有孩子的理由了。读者可以试着用农民的心灵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从原始时代起就坐在自己的地盘上，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地盘，用他的血气坚守着它。他作为他的祖先的后代和作为未来后代的祖先，生根在土地上。……只有从这一神秘的定居信念中，循环的各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繁殖、生和死——才会派生出形而上的惊奇因素，这种因素集中体现在一切束缚于土地的人们所具有的习俗和宗教的象征主义中。对于‘最后的人’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复返的过去。”
　　文明阶段的最后表现就是“恺撒主义”或帝国主义。斯宾格勒视“恺撒主义”为文化或文明发展的最后一幕，是从古老的有机形式向彻底的“无形式”、向原始状态、向宇宙的无历史的状态的倒退。在政治上，不论其政府有什么样的宪政结构，权力的行使都集中在恺撒式的人物手上，而他们的出现乃是世界城市中心制和金钱的无机逻辑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就在金钱和才智在世界城市中欢呼它们最伟大也是最后的胜利的时候，“无观念的事实立即重新出现了，它们是赤裸的、巨大的。永恒的－宇宙的脉动终于克服了数世纪的才智张力。金钱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赢得了胜利。有一段时期，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一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在他们的面前，金钱的势力崩溃了。帝国时代，在每一文化中都一样，意味着心智和金钱的政治的终结。血统的力量，未受破坏的身体力量，恢复了其古老的统治地位。‘种族性’涌现出来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取得胜利，渣滓则沦为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统管着世界，书本和问题的领域僵化了，或从记忆中消失了。从这时起，新的命运借前文化时期的类型重新成为可能，并显现在意识面前，丝毫没有因果律的伪装。”
　　恺撒式的强人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帝国主义的时代就是世界战争的时代，战争成了人们处理一切现存问题的唯一手段，所谓的“世界和平”也不过是文明时代早已做惯了金钱和机器的奴隶的人们为自己随时准备放弃战争、屈服于武力而扯出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文明时代的一切，最终都将在战争的面前灰飞烟灭，人类的历史重又进入它的野蛮时期，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循环：
　　“与已形成的国家一起，高级历史也倦怠地躺下来睡觉了。人又变成为植物，依附于泥土，默默无言，恒久不变。无时间的乡村和‘永恒的’农民重新出现了，他生育子女，并把种子埋在大地中——这是一种忙碌的、知足的人群，任凭军人皇帝的暴风骤雨从他们身边刮过。古老的世界城市就位于乡土的当中，那是一种熄灭了的心灵的空洞容器，在那里经年累月穴居的是一种无历史的人类。人们活着仅是为了糊口，只有一点点节存，一点点财产，但还得忍受下去。在争夺这个世界的权力和战利品的征服者的冲突中，群众惨受蹂躏，但是幸存下来的人以原始的丰饶填满裂隙，继续忍受下去。在高处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永恒更迭，在低处的人们则只能祈祷，用已经永久克服了一切怀疑的第二信仰的强有力的虔诚来祈祷。在这里，在心灵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白发苍苍的僧侣和隐士的天福，都变成了现实 ——而且也只是在这里。在对痛苦的忍受中，世界和平唤起了历史的人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从来不知道的那种深度。只有随着宏大历史的终结，神圣的、静默的存在才会重新出现。这是一出在其无目标的方面堪称高尚的戏剧，其高尚和无目标就像星球的运行、地球的自转、地球表面上的陆地同海洋以及冰河同原始森林的交错。我们可以为之惊异，我们可以为之哀叹——但它就在那里。”
　　今日的西方世界就处在这个文明时期，就处在这个世界大战的前夜，它的未来，必将是文化的出于必然性的最后命运的印证，不论你是否同意，也不论你是否愿意，那命运就在那里：“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六、“后现代”的斯宾格勒
　　前面我们一再强调，斯宾格勒是一个“属于”19世纪的思想家，这个定位是基于他在20世纪初的西方思想地图中的位置而言，弗洛伊德是20世纪的，汤因比是20世纪的，海德格尔也是20世纪的，因为他们都是站在20世纪的精神中对20世纪的人言说，而斯宾格勒却是以19世纪的精神来对抗20世纪的精神，以他所谓的“高级文化”的时代来对抗“文明”的时代。如是言之，“后现代”与他能有什么关联呢？
　　斯宾格勒当然不是什么后现代思想家，他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后现代”精神，更无所谓“后现代”方法，虽然他曾一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终极的真理、强调文化的多元、强调只有怀疑是今日哲学的真正精神等等——这些已成为今天的后现代思想的标识——甚至他居然还使用了“最后的人”这个绝对后现代的短语，可我们仍然不能说他是后现代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高级浪漫主义者，是一个早期现代主义者，但决然不能说他是一个德里达或福柯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不能说他是一个詹姆逊意义上的反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者。他的确是“反”后现代的，可那是出于他的观相的透视能力，而非出于他有所谓的后现代心灵或精神。
　　我们不要忘了，斯宾格勒是一个观相学家，一个以内心的天眼透视过去和未来“面相”的思想家。若是依据他的文化阶段的划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时期，正处于他所说的“文明”的阶段，文明阶段的一个标志就是世界都市的出现，而后现代文化一定意义上说不就是世界都市的文化吗？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这种世界都市的心灵的描述，也看到了他对这个文明的未来命运的“面相”的透视，从这些描述和透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犬儒式的眼光，一种超然于时代之外的冷峻。今天的我们已经彻底地成了“文明”的奴隶，已经完全地丧失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决断力，而这恰恰就是斯宾格勒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与“后现代”所能发生关联的境域。一个反后现代的后现代理论家也终归是后现代的，这就是后现代的魔鬼逻辑，斯宾格勒是反后现代的，可他不是后现代的，所以他能够逃出后现代的逻辑，以观相的慧眼目击“后现代”的“面相”。在此，我们再用两个例子来看一下斯宾格勒的这种观相的艺术的透视力量。一个是关于民主政治的，一个是关于新闻报纸的。
　　斯宾格勒认为，政治是生命的存在川流借以维系自身、发展自身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必要手段，政治生活即是人类决定自身将成为一种命运还是将遭受一种命运而作的伟大的决断，是各个民族借以完成其历史的一种形式。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统治权力都是预定的，严格地保持着家长式的和象征性的形式，所谓的政治改变，只是在既定形式中的一种“派系”更替，固有的神圣秩序是不可改变的，因为那是上帝所赐予的。但是，随着世界城市以及“第三等级”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政治的形式”变成了争执的对象。才智和金钱的力量起来反对血统和传统，政治的主体不再是有机地自然形成的“等级”，而是组织起来的“政党”。“ 政党纯粹是一种城市现象”，自从城市脱离乡村以后，各处的等级政治就都让位于政党政治。政党总有一个“纲领”，它以“人民”的名义通过政党政治的各种策略，如演说、报纸、出版等，把这纲领灌输给人民，直到它们真正代表人民的呼声为止；政治与社会理论也是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一，但却是一个必要的基础。这类学说是“真”还是“伪”，这对于政治史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政党政治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是：这类学说是否有效，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效，以及其效力能持续多久，等等。因为人们若是相信，现实可以通过一套概念体系来加以改良，则这信念本身就会变成政治必须加以考虑的一种真正的力量。“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限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这些伟大的一般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理论即是福音书。而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并不是仰赖于逻辑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脱除影响、严肃地验证理论的超脱能力——而是仰赖于它们的关键词所具有的神秘本质。……在那段时间里，它却具有新的天启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众皈依它，狂热地迷恋着它的词句及其传道者，甚至到营寨、战场和绞架上去献身；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批评则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该死的。”但是，这些抽象理想的力量，在时间上不会超过政党政治的两个世纪，它们的终结，不是由于被驳倒，而是由于被厌弃，人们最后不是放弃了这种或那种理论，而是放弃了对任何一种理论的信仰，以及那种认为不如意的现实可借概念加以改良的空洞的乐观主义。由此，斯宾格勒说，这种厌弃早已致卢梭于死命，不久也将致马克思于死命。
　　其实，在世界城市时代，真正左右政党政治的还不是理论和口号，而是一种更加现实的力量——金钱。金钱不仅控制了世界城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也控制了他们的政治生活，一句话，“只有当人们有钱时，才能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斯宾格勒说：
　　“民主政治和财阀政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希望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知与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导者事实上都是使金钱发生效力的帮凶，可他们却去绝望地反对金钱，这一战斗真是一出悲喜剧。要尊重大多数人——体现在人人平等、自然权利、普选等原则中——如同舆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一样，不过是无阶级者的阶级理想。这些都只是理想，而实际上，舆论自由还涉及到舆论的准备，那是要花钱的；出版自由则存在一个拥有印刷机的问题，这也是与金钱有关的；随选举权而来的是拉选票，在这里，也是谁花钱，就由谁作主。观念的代表总只能照看到一方，而金钱的代表却能对另一方也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靠金钱才能发挥效用。”
　　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所谓的“普选权”的观念。普选权，表面上是“民众自决”，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漂亮的辞藻，选举早已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因为那所谓的选民不过是一些无机的存在，没有形式，没有传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真正的权力完全旁落到新兴的政党领袖的手中，这些政党领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制机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们把舆论仅仅当作一种可以制造出来、用来打击对手的武器。
　　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竞选。在古典时代，例如罗马，竞选是在广场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的，为了拉选票，候选人用尽了各种手段：煽动悲情的啜泣，对观众的无耻奉承，对对手的恶意攻击，华丽的辞藻，拉拢人心的礼品，甚至使用恐吓和打击，等等；而处于“同时代”的英美的民主政治，除这些手段以外，现在还利用才智和金钱发明了新的“远程武器”——报纸和电台，在这里：“人们再也不必面对面说话；出版及其同行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个大陆的醒觉意识置于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汇集成的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个自我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纯粹函数。从政治上看，金钱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它不会把自己变成请帖和美酒。它变成了力量，它的多寡决定了它能发挥影响的强度。”
　　在此，重要的不是斯宾格勒对民主政治所怀有的那种贵族式的愤懑之情，而是他透视这一政治形式时所展示的现代心灵的特征：无机性、反历史性、浅表性等等，而这一切与后现代的心灵并无本质的差异，而只有程度的差异，且是愈演愈烈。并且，在此，斯宾格勒提到了报纸的作用。我们进一步需要看一下他对“报纸” 这一文明时代的载体作的形态学描绘，这整个地就是对“后现代”的一次观相式的诊断。
　　斯宾格勒讨论过一个重要的概念——语言。但他的讨论并未局限在18世纪以来欧洲语言学家的范围，即把语言视作一个实体或原子性的存在，通过对字词、句法或文法的分析去探究语言的内部规律。他是把语言视作文化现象中的一个单位、视作一种表现和交流的工具，来考察其形式的发展，也就是说，他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作为一种传达手段的方面。他认为，人类的语言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表现，即为了在世界面前实现自己，为了对自己显示自己的存在，他把这称之为出自于生命本然的需要的“表现性的语言”；另一种则是为了让自己能被确定的存在所了解、为了在醒觉存在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语言，他把它称之为“交往性的语言”。表现性的语言仅仅证明了一个“我”的存在，而交往性的语言则假定了有个“你”的存在。表现技术的基本单位是“动机”，交往技术的基本单位则是“ 符号”。
　　在前文化时期，人类的交流还是面对面的“言语”交流，所有的动机和符号皆是当下时刻的产物，只对积极的醒觉意识的单个行动有意义，它们的实际意义与它们被感觉到或被愿望的意义是同一的。但当“符号”储备到一定量、可以为运用符号的行为服务的时候，交流的活动就从它的手段中分化出来了，而手段也从它们的意义中分化出来了，言语与它的意义之间出现了分离。文字的语言出现了——先是名称和概念的出现，接着是句法和文法体系的出现——“借着文字言说之助，理解已获得了对醒觉意识的绝对控制，如今，它还要从可感觉的文字机制的种种限制中挣脱出来，向着纯粹的智性的机制迈进。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借助的是心智，而不是感觉。”
　　到高级文化阶段，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言语，一种距离性的言语——书写。这是一种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的发明。因此，在文字语言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性的转变。“书写文字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意味着人的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把醒觉意识从现时的zhuanzhi中解放出来了。”斯宾格勒说，书写是“久远”的伟大象征，所谓“久远”，不仅指空间广延上的距离，而且首要的是指绵延、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和听只在近处和现时发生，但通过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个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
　　在所有的高级文化中，文字一开始主要掌控在僧侣及少数文人的手中，以致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和圣言的合法阐释者。“无时间的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决非通过言语，而只有通过将其形诸于文字。” 但随着城市变得凌驾于乡村之上，随着市民也开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僧侣精神和都市精神，书写就从作为贵族声誉和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和科学的交际手段，尤其随着16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使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书籍文化，而19世纪近代大学教育的改革和普及，阅读已成为文明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斯宾格勒称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是浮士德式的“远程战术”的两种伟大手段，前者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战争的性质，而后者则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包括政治在内许多事情的性质，尤其世界城市中报纸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使它成为了一种“可怕的武器”，成为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报纸导致了世界城市时期的一幅奇异的景观：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的攻击之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对于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而言，这种超脱又是必需的。在纯粹民主政治的伪装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作为客体的人民自以为是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士颇为自负于废除了最后一道束缚，即新闻检查制度，可是新闻出版的独裁者……却把他的读者当作奴隶一样供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片新闻驱策。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不过是新闻出版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我们的新闻出版要求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象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的。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
　　“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 ——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通过对新闻出版的独裁而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各民族 ——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罗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无须我们赘言，斯宾格勒的这些描述正是我们称之为“传媒时代”的“后现代状况”之一。对无权力的“主体”的“消声”、无处不在的“监视”和“控制”、传媒帝国的“超真实”的话语编码、“意识形态主体”的建构，后现代理论家和思想家所讲的这些，不就是斯宾格勒以其观相的语言所诉说的吗？
　　　　　　　　　　　　　　　　
　　吴琼
　　　　2006年7月于北京
　　*附注：本文的写作参照了《史宾格勒》（商戈令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和《西方文化的诊断者——史宾格勒》
　　（邓世安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印行）两本著作，一并致谢。——吴琼
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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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定稿是三年的劳动成果，其实在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它就已经完成了。到1917年春天，我又对它做了一次修改，在某些细节方面予以增补和润饰，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所限，迟迟未能付印。
　　尽管本书的范围和主题属于历史哲学，但它也包含有一个更深层的用意，那就是对一个划时代的重大时刻加以评论，这一重大时刻的不祥预兆在其主导观念正在形成的时候就已清晰可见。
　　书名早在1912年就已经确定，它十分切题地表达了本书的意图，即以古典时代的没落为殷鉴，来描述一个历时达数世纪之久、而我们自己现在正在进入的世界历史的样态。
　　事件已经给出了甚多的验证，但于反驳却无所益处。显然，这些观念必然地要于此时此刻在德意志提出，尤其是，战争本身就是那使新的世界图象（world-picture）清晰地呈现的诸多前提之一。
　　因为我确信，这不仅仅是从若干可能的，且只能逻辑地证明的哲学中提出一种哲学的问题，而是撰写我们时代之哲学的问题，这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是所有的人都能朦胧地预感到的哲学。这样说并无冒昧揣测之意；因为一个具有历史之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就创造这个时代，它只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才是那个注定孕育它的人的所有物。它属于我们的整个时代，它影响着所有的思想家，只是他们不自知罢了。个人对此观念——包括它的缺点和优点——偶然的、一己的态度（无此则任何哲学皆不可能存在），即是个人的命运和幸福。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917年12月于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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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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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从最初简要的概述，到最终成为一本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大部头，前后历时十余年；在这项工作宣告结束之际，回顾一下什么是我想做的和什么是我已经做到的，回顾一下我当初的观点是什么而现今的观点又是什么，这应当不算是多此一举。
　　在1918年版——无论从内部看还是从外部看，它都只是一个切片——的“导言”中，我说过，我相信我已经对一种观念给以了不容争辩的阐述，那观念一旦形诸于文字，便无人能够反驳。其实我应当说，那观念一旦被理解了，便无人能够反驳。为此，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不应只着眼于这一个事情，而且要放眼于整个思想史，并期待于生而具有这种理解能力的新生一代。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本书应当看作是一个初次的尝试，里面充斥着惯常的谬误和不足，而且也不是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书中的言论远非它所指望的那样受到认真的关注。凡是深入钻研过活生生的思想所给出的各种假设的人都会知道，活生生的思想决不是外加于我们的，从而使我们能透视生存之基本原则而毫无情感的冲突。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职责就是按照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去把时间象征化。他别无选择；他只能照应当的思考去思考。对他而言，真理归根到底就是他诞生之时就已经在此的世界的图象。真理不是他所发明的，而是他在自身之内发现的。还是他自己：他的存在被形诸于文字；他的人格的意义被诉诸于一种学说，这学说就其关系到他的生命而言是不可改变的，因为真理和他的生命是同一的。这一象征主义（symbolism）是本质的，是人类历史的容器和表现。由此而产生的那些学究式的哲学著作是多余的，仅仅徒然增加专业文献的数量而已。
　　因此，我可以称我所发现的东西的本质是“真的”——亦即，对于我是真的，我相信，它对于未来时代的杰出心智也会是真的；可如果它脱离了血气和历史所赋予的条件，其本身就不是真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承认，我在那些暴风雨的岁月中所写出的东西，只是对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的事物的一种极不完整的论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的任务就是联系事实，寻找能使我以最有力的形式表达我的观点的表现手段。
　　要使那一形式达到尽善尽美，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本身只有到死的时候才能得到完成。但是，我再一次做出尝试，以求使这本书最早写成的部分也达到现在我已能言述的明确的水平；我怀着这样的愿望完成了这本书，任它带着自己的希望和失望、优点和缺点。
　　同时，就我自身而言，其结论已获得证明；从它对广大学术界正在逐渐发生影响而言，亦即就他人而言，亦可判断出它的效果。但是，谁也不要指望这里会事无巨细地谈到一切。它只是我所见到的眼前的东西的一个侧面，是对历史和命运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可它的确是这类看法的一种首创。它彻头彻尾地是直观的和描绘性的，其行文谋篇力求说明性地显示对象和关系，而不是罗列一大堆的概念。它唯一地只供那些阅读时能够深入体会字句和图象的读者们阅读。这无疑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我们面对神秘时的那种敬畏之心——歌德所感受到的那种尊敬——会使我们不能领受到把剖析与深入视为一体的思考所获致的满足。
　　当然，那些永久地生活在昨天而又欢迎每一种仅为明天打算的观念的觅路者的人们，立刻会发出“悲观主义”的呼声。但是，对于那些把探究行动之源泉等同于行动本身的人而言，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我所说的理解世界，即是与世界合一。至关重要的是生活的严峻现实，而不是唯心主义的鸵鸟式哲学所提出的关于生活的概念。凡是不为浮词所动的人，就不会认为本书所述是悲观主义的；至于其他的人，则不足挂齿。为了便利那想要窥视生活而不是寻求定义的认真的读者，我已——由于正文过于压缩——在附注中提到了许多著作，它们将把那种匆匆的一瞥带到更远的知识领域。
　　最后，我觉得应当再次提及两个人的名字，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应归功于他们：歌德和尼采。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质疑的能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话说出我与尼采的关系，我会这样说：我把他的“展观”（outlook）变成了一种“俯瞰”（overlook）。至于歌德，在整个的思维方式上，他乃是莱布尼茨的门徒，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故而，这份终于（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在我手中形成的东西，虽则这些年来我遭受过不幸与唾弃，我还是可以自认、并骄傲地称其是一种德国哲学。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922年12月于哈尔茨的布兰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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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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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该中译本是据查尔斯·弗兰西斯·阿特金森（Charles Francis Atkinson）的英译本译出，该英译本的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第二卷出版于1928年。
　　二、《西方的没落》在国内已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的（齐世荣等翻译），该版只译出了原书的第二卷，另一个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于1986年出版的（陈晓林译），该版是原书的一个缩译。这两个译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为新的中译本打下了一个基础，它们的作用乃至影响在这个新译本中有所显示。在此要对前辈们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感谢。
　　三、《西方的没落》是一本写得并不算晦涩、但却十分难读的著作，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涉及到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作者又对这些人物和事件未作任何注释，尤其许多国王或皇帝的名字，他都只提到帝号，可在西方历史中，使用相同帝号的人常常有许多，而英译本对这些也都没有给出注释，这给一般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方便读者，该中译本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些特殊术语在第一次出现时尽可能给出注释，相隔较远者或语境不同者，将依据需要重加注释。但限于篇幅，有些注释可能还过于简单。
　　四、书中的人名、地名、关键名词，首次出现时，一律附英文，有些术语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译法，也附以英文。书中还有大量希腊文、拉丁文，在译文中也附出原文。
　　五、中译本的边码为英译本的页码。
　　六、书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尽可能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有多个译法的选其一种，没有惯例的则由译者自译。
　　七、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每次面对完成的译稿，总有一种“距离感”（与原文有距离），总觉得还应当推敲得更准确、更妥帖一些。对于斯宾格勒的这本书而言，这种感觉犹甚。正是因此，我把每一本译作皆视作“未完成稿”——有待更有识见的读者和批评者去完成。
　　八、感谢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和我的充满朝气的研究生们，他（她）们给我的孤独的生活添加了无限的乐趣，他（她）们的期许，是我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挺身而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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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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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做出大胆的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去追踪尚未被人涉足过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星球上那唯一实际上已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的各个阶段，那就是西欧及美洲文化。
　　迄今为止，解决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的可能性显然还从未被人看到过，即使有人看到了，解决它的方法或者是完全未被怀疑，或者是——至多——利用得还不够充分。
　　历史存在逻辑吗？在各自分离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难以数计的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结构，一种本质上独立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诸外部形式——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的东西？这种种的现实性果真不是次要的或由上述东西派生出来的吗？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是不是会经常把某些重大特征呈现在的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持久性来证明某些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从这类前提出发所做的推论，又能达到何等限度？
　　我们有可能在生命本身之中找到一系列必须经历、且必须按照某一强制性的必要顺序去经历的阶段吗？因为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强有力的生命历程的总和，而这些生命历程，在习惯的思维和表达中，通过冠以诸如“古典文化”、“中国文化”或“现代文明”这些高级实体之名，而被赋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征。对于一切有机的东西来说，诞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这些概念在这一领域是不是也具有至今还没有被人抽取出来的严肃意义呢？简而言之，是否所有的历史都奠基于一般的传记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呢？
　　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就像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乃是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可现在，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重大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西方文化的命运将以何种形式来完成，我们首先就应当弄清楚：文化是什么？它与可见的历史、生命、心灵、自然及心智之间有何种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这些形式——民族、语言和划时代、战争和观念、国家和神、艺术和工艺品、科学、法律、经济类型和世界观、伟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象征来接受和看待？
　　二
　　用来指认死形式的方法是数学定律（Mathematical Law），而用来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类比（Analogy）。借助这些方法，我们便能区分世界上的极性（polarity）和周期性（periodicity）。　　
　　一直以来，一个知识上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被禁止)、划时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类型重复出现。人们在讨论拿破仑（Napoleon）时很少不旁及恺撒（Cæsar）和亚历山大（Alexander）——我们将看到，从形态学的角度说，在这两个类比中，第一个很难被接受，第二个则是正确的——而拿破仑本人则认为自己的处境和查理曼（Charlemagne）的处境相类似。法国“革命会议 ”（Revolutionary Convention）提到迦太基（Carthage）时，常常指的是英格兰；雅各宾党人则自称是罗马人。其他的此类比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得当或不得当，其中包括：把佛罗伦萨比作雅典，把佛陀（Buddha）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会主义，把恺撒时代罗马的财政巨头比作美国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是最早的一个热情的考古学家（考古学本身不就是历史即重复的意思的一种表现吗？），他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和西塞罗（Cicero）有关系，而晚近的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英属南非的组织者——在自己的藏书室里就藏有关于恺撒们的古典传记的特备译本，他觉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the Emperor Hadrian）。命定要遭毁灭的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Ⅻ）常常把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所著的亚历山大的传记随身放在衣袋里，其蓄意的用心无非是要去模仿那个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论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录》（Consid-érations）——中对类比法的运用可谓是炉火纯青。他把法国人比作腓力（Philip）统治下的马其顿人，而把德国人比作希腊人。他说，“甚至现在，德意志的温泉关（the Thermopylae），即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还在腓力的手里”，这句话准确地写出了红衣主教夫勒里（Cardinal Fleury）的政策的特征。我们发现，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与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并论，并把安东尼（Antony）和屋大维（Octavius）的剥夺公权令（proscriptions）混为一谈。
　　然而，所有这些类比都只是片断性的和任意的，通常只会导致一种暂时的倾向，即不是对历史形式作真正深刻的领悟，而只是对其作诗意的或巧妙的表达。
　　以艺术类比大师兰克（Ranke）的情形为例：我们发现，他所描述的克亚克萨里（Cyaxares）和猎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之间，以及西美利亚人（Cimmerians）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之间的相似，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不具有任何意义；他还有一个常常被引用的类比，就是把希腊的城邦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这一类比也极少有意义；至于他把阿尔西比巴德（Alcibiades）和拿破仑作比较，尽管有一些道理，但那是偶然作出的。不像严谨的数学家，他们总能在门外汉只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两组微分方程式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兰克等人的历史类比使用的是普鲁塔克式（Plutarchian）或大众传奇式的笔触，其目的仅在于描写出世界舞台上可资比较的场景而已。
　　显而易见，那支配着景物选择的，根本来说，既非某一原理，亦非历史必然性的意识，而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喜好。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任何类比的技巧。各种各样的类比拥挤在一起（今天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任何的框架或统一性，如果偶然碰对了——就这个词尚待确定的本质意义而言——那也是由于运气好，也有少数是出自本能的，但决不是依据某个原理得出的。在这一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着手制定出一套方法，也没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这里原本有一个根基，事实上是唯一的根基，由它可对历史之问题获得广泛的解决。
　　类比法，就其绽露了历史的有机结构而言，对历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类比的技巧，由于在发展中受到了一种综合观念的影响，本应导出必然的结论和逻辑的定论。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类比的理解和运用却使其变成了一种祸害，因为它使历史学家只知顺应自己的趣味，而没有严肃地认识到，他们首要的和最艰巨的任务是关心历史及其类比的象征主义，结果，历史的问题甚至至今还没有获得理解，更别说获得解决了。这些类比在许多时候只是表皮的（例如把恺撒称作官办报纸的创始人），有些类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给古典时代的不仅极端复杂而且我们全然陌生的现象加上种种现代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印象主义、资本主义、僧侣主义等），有时甚至荒诞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宾俱乐部把布鲁图斯（Brutus）视作他们的偶像就是明证，这个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曾以寡头政治理论为借口，在贵族元老院的同意之下，谋杀了那位民主人物。
　　三
　　我们的论题原先只包括有限的现代文明的问题，现在却扩展为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已经枯竭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未来的哲学，一种西欧人的心智在往后的阶段里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的哲学。它将扩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的概念，即作为历史之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态学的概念，其与迄今为止几乎是哲学的唯一主题的作为自然之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态学概念正相对照。它将重新审视世界的形式和运动，审视它们的深度和终极意义，但这一次是按照一个完全不同的安排来审视：这次安排的组织，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包含所有认知对象的总体图象中，而是放在一个生命的图象中；这次安排的呈现，不是把它们看作既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而是看作正在生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
　　我们对作为历史之世界的设想、认识和赋形是以其相反物即作为自然之世界为参照的——这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生存的一个全新方面。这个方面，虽则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皆有巨大的意义，但至今还未被人们所认识，更别提描述它了。也许有人朦胧地觉察到了它，也时常有人远远地、短暂地瞥视过它，但没有人专心地面对它，思考它全部的意蕴。我们面前摆着两种可能的方法，人们以此可以内在地把握和体验他周围的世界。在此，我极其严格地区分（是针对其形式，不是针对其实质）了下面的事物：有机的世界印象与机械的世界印象；意象（images）的内涵与定律（laws）的内涵；图象、象征与公式、体系；即刻的现实与恒久的可能；按谋划安排的想象的意图和目标与按图式解剖的经验的意图和目标；还有——这么早就要提到一对意义重大但从未引起注意的对立物——编年学的数字的领域与数学的数字的领域。
　　因此，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研究中，根本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精神的和政治的事件的问题，因为它们日渐表面化，容易看清楚，人们可以按照其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按照“原因”或“效果”的图式安排它们，并从那显见的和在理智上比较容易的方向去研究它们。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历史的方式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自然科学”，那些支持唯物史观的人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他们的反对者却多半没有看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相似。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某时某刻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是什么，而是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指出了什么端倪。现今的历史学家总觉得用宗教的、社会的，尤其是艺术史的细节去“阐明”某一时代的政治意义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之所以是决定性的，乃因为可见的历史是心灵的表现、符号和体现。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仔细地考虑过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我也没有看到有谁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数学方面终极的和根本的观念，他们的早期装饰的意义，他们的建筑、哲学、戏剧和诗歌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伟大艺术的选择和发展，他们的工艺细则和素材选择——更别说去理解这些事物对于历史的形式问题所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历史学家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时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程武器进行的空间征服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本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呢？不过，从这一形态学的观点看，即便平凡单调的政治事实，也具有一种象征的、甚至形而上的性质：埃及的行政制度、古典的钱币、解析几何、支票、苏伊士运河、中国的印刷术、普鲁士的军队以及罗马人的道路工程，诸如此类的一切全可以当作象征看待，是可以一致地加以理解和认识的 ——在此之前，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但同时，事实表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一种具有学理依据的研究历史的艺术。过去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某一科学的领域即唯一具有完整的认识方法的物理学那里汲取其方法，以至我们虽然实际上研究的是客观的因果联系，却自以为是在进行历史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旧式的哲学除了认识这种因果联系之外，甚至从未想到过，在有意识的人类认知力和外部世界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关系。康德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奠定了认识的形式法则，他认为自然只是理性活动的对象，他没有、他以后的人也没有注意到，这种看法应当有所保留。对于康德来说，知识只能是数学知识。他讨论了理性的先天直观形式（innate intuition-forms）和先天范畴，但是他从未思考过借以领会历史印象的全然不同的机制。叔本华（Schopenhauer）只保留了康德的一个范畴，那就是因果律（causality），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也不屑于去谈论历史。除了因果必然性——我把它称作空间的逻辑（logic of space）——之外，还有另一种必然性，那就是生命的有机的必然性（organic necessity）、命运的必然性——时间的逻辑（logic of time）；这是一件具有最深刻的内在确定性的事实，这一事实充塞在整个神话式的宗教和艺术思想中，构成了全部历史（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和核心，但通过 “纯粹理性批判”所探究的认知形式是不可能接近它的。这一事实尚待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正如伽利略（Galileo）在其《试金者》（Saggiatore）一书的一句名言中所说的，哲学作为自然的一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期待着一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和应该怎样去读它的哲学家。
　　数学和因果律原则导致对现象世界作自然主义的安排，编年学及命运的观念导致对现象世界作历史的安排。两种安排各以其理涵括着整个世界。区别只在于用什么眼光或通过什么眼光去认识这个世界。
　　四
　　自然是高级文化的人类在其中综合和解释他直接的感官印象的一种形态（shape）；历史则是该人类的想象据此理解与其自身的生命有关的世界的活生生的存在的另一种形态，由此他可更深入地切近真实。至于他能不能创造这两种形态，两者之中哪一种支配着他的醒觉意识（waking consciousness），此乃是有关全部人类生存的原始问题。
　　因而，人类眼前有两种世界构成（world-formation）的可能性。但是，在一开始就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可能性不一定就是现实性（actualities）；如果我们想要探究全部历史的意义，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从未被人提出过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为谁而存在？这个问题初看起来有点荒谬，因为历史显然是为每个人而存在，每个人，及其整个的生存和意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持久印象里，比如是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还是认为自己是圆满自足的存在，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对于后一种意识而言，当然无所谓世界历史，亦无所谓作为历史之世界。但是，如果整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是如此，如果整个文化都立足于这一非历史的精神，将会出现何等局面？在这种精神面前，现实性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生命会是什么样子？想想古典文化的情形吧。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world-consciousness）里，一切的经验，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且包括共同的过去经验，会立即变成特定的瞬时之“现在”的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没有运动的、神话式的背景；因此，亚历山大大帝还没有死，他的历史就已经被古典情趣溶化在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传奇中了，而恺撒说他自己是维纳斯（Venus）的后裔，至少也并非全然的荒诞之言。
　　这种精神状态，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重现的，因为在我们身上，一种时间距离感（sense of time-distances）是如此之强烈，使得我们在谈论起公元前或公元后多少多少年的时候是那样的习以为常和不加怀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就干脆不去理会这个事实。
　　日记和自传对于个人有什么作用，最广义和包罗万象的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亦即包括有关异民族、异时代和异风俗的一切心理比较和分析——对于某一文化的心灵的整体就有什么作用。但是，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没有这一特殊意义上的历史器官。古典人（Classical man）——姑且这么称呼它，虽然把从我们自己身上得来的概念运用于异族心灵是有点任意勉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在醒觉意识里排列我们的透视视角的过去和未来，在他们那里是没有的；只有“纯粹的现在”——其在古典生命的每一件产品、尤其是在雕塑中，常常激起歌德（Goethe）的惊羡——以一种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强度充盈于他们的生命中。
　　这种纯粹的现在最伟大的象征便是多立克柱式（Doric column），其本身就证实了对时间的否定（negation of time）（对方向的否定）。在希罗多德（Herodot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眼里，以及在忒密斯多克利（Themistocles）或某位罗马执政官的眼里，过去立刻会被稀释成一种没有时间性、且没有变化的印象，其在结构上是极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在最后的分析中，神话就是由这种原料构成的——而在我们的世界感（world-sense）和我们的内在视觉（inner eye）看来，过去肯定是周期性的、有目的的、历经千百年的有机体。
　　但也正是这种背景，使得生命，不论是古典的生命还是西方的生命，各具特殊的色调。希腊人所谓的“科斯摩斯”（Kosmos）乃是一个非连续但却完整的世界的意象。因此，不可避免地，希腊人本身并非一个系列（series），而是一个独项（term）。
　　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古典人十分熟悉巴比伦人、尤其是埃及人的严谨的编年学和历法推算，因而也很熟悉在他们的那些想象力丰富的天文学运算和有关大时距的精确测算中所显示出的永恒感（eternity-sense）和对现世（present-as-such）的忽视，可是这一切都不曾变成他内心的一部分。古典的哲学家偶尔就他听来的而非经验到的主题向古典人谈及的东西，以及亚洲的希腊城市中那少数的杰出心灵[例如喜帕恰斯（Hipparchus）和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所发现的东西，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派都一概加以排斥，至于在那小小的专业圈子之外，就更是无人问津。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没有观象台。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晚年，雅典人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传播天文学理论的人要受到控告（εισαγγελια）。这是一项具有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法令，它表明古典心灵决意从它的世界意识的每个角落把“距离”清除掉。
　　至于古典的历史著作，可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为例。这个人的长处在于他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当下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不辩自明，还在于他具有一种宏大的、天生政治家的实践眼光，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兼行政官。由于具有这种经验品质（不幸的是，我们把它和历史感本身混同在一起了），他的著作在那些仅仅博学的专业历史学家看来就成为不可模仿的范例了，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但是，修昔底德绝对没有显示出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而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历史学家这一概念所固有的。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现况的，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名著无一例外地处理的是遥远的过去。修昔底德就连处理波斯战争（Persian Wars）都感到为难，更别说希腊通史了，至于埃及的历史，更是他力所不及的了。他，还有波利比乌斯（Polybius）和塔西佗（Tacitus）（和他一样，他们也都是实际的政治家），一当回首过去，遇到他在实践经验中不曾见过的任何形式的动因，就失去了他那准确的眼力。对于波利比乌斯而言，甚至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都是不可解释的，而对于塔西佗而言，甚至连奥古斯都的统治都是难以言明的。至于修昔底德，他的历史感——按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的缺乏，完全可以从他的著作的第一页所说的那句骇人听闻的话中看出来，他说，在他的时代（约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ου μεγαλα γενεσθαι）！
　　因此，直到波斯战争时的古典历史，以及后来各个时期依据传统建立起来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有关斯巴达（Sparta）的法制史是希腊化时期的一首诗，它所集中描写的来喀古（Lycurgus）——有关他的“传记”，我们有详尽的记述——最初可能是塔伊格图山（Mount Taygetus）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地方神。甚至到了恺撒时代，有关前汉尼拔时期（pre-Hannibalian）的罗马史还在被臆造。至于塔尔昆家族（the Tarquins）被布鲁图斯驱逐的故事，则是以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公元前310年）的某个同时代人为原型编造出来的。在那个时期，罗马国王的名字都是采用某些殷实的平民家族的名字[K.J.诺伊曼（K.J.Neumann）]。在法制史的领域，完全抛开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的“宪法”不说，我们发现，甚至李锡尼（Licinius）著名的土地法（公元前376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B.尼塞（B.Niese）]。当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给予美赛尼亚人（Messenians）和阿卡狄亚人（Arcadians）自由和独立的时候，这些民族立即为自己编写了一套早期历史。但是，令人惊骇的还不是这类历史的产生，而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种历史；关于古典视野（outlook）与近代视野之间的对立，有一句话可以给予充分的说明：公元前250年之前的罗马历史，正如恺撒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实质上是捏造的，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一点点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后来的罗马人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古典世界对“历史”这个词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那就是：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对严肃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甚至于它们的史实，都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古典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历史作为一种故事和历史作为文献作出任何原则性的区分。直至罗马共和国末期，当瓦罗（Varro）想把那正从人们的意识中迅速消失的宗教稳定下来时，他把神——对它们的崇拜被国家一丝不苟地遵从着——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对之还有所知的，一类是尽管官方崇拜仍未中断，却已名存实亡的。事实上，瓦罗时代罗马社会的宗教，亦即歌德甚至尼采（Nietzsche）所纯真地复现过的诗人的宗教，主要地是希腊化文学的产物，和当时已经没人能理解的古代实践几乎全无关系。
　　蒙森（Mommsen）明确地界定了西欧人对这类历史的态度，他说，“罗马的历史学家”——特别地指塔西佗——“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所说的东西最好是省略掉，而那必须要说的东西又被他们省略了。”
　　在印度文化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全然非历史的心灵。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表现就是婆罗门教的涅槃。没有纯粹的印度天文学，没有纯粹的印度历法，因而也没有作为有意识的精神演进之轨迹的印度历史。对于其文化的可见进程——随着佛教的勃兴，它的有机阶段便告终结——我们知道的甚至比古典历史还要少，尽管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之间必定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两者都是以梦幻般的形态和神话式的人物固定下来的。佛陀死后过了整整一千年，约在公元500年时，锡兰才第一次产生了隐约像是历史著作的作品，就是《大统史》（Mahavansa）。
　　印度人的世界意识是非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它甚至不能把某一个作者写出一本书这个现象看作是一个具有确定时间的事件。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由特定的人写出的一系列有机的著作，而是逐渐地出现的一堆模糊的文本，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往里添加东西，而诸如理智的个人主义、理智的演进和理智的时代等等观念在这件事中根本不发生作用。我们所了解的印度哲学——同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印度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匿名的形式；而西方的哲学、历史则是由各别的书和人物所组成的一种完全确定的结构，拿它来和印度哲学比较一下，是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的。
　　印度人把一切事情都忘记了，而埃及人则是什么都不忘记。因此，肖像艺术——它是传记的核心——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在埃及则实际上成了艺术家的唯一题材。
　　埃及人的心灵，其在结构上明显地是历史的，并对无限（infinite）具有一种原始的热情，它把过去和未来看作是自己的整个世界，而现在（和醒觉意识是一回事），在他看来只是那两个无法测定的距离之间的一个狭小的共同边界。埃及文化是关切（care）的化身——这是距离在精神上的平衡物——它对未来的关切就表现在工匠选用花岗石或玄武岩作为原料上，表现在凿刻的案卷上，表现在严密的行政制度上，表现在灌溉网上；而这些必然与对过去的关切相切合。埃及人的木乃伊是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死者的身体因它而经久不朽，一如他的人格、他的“卡”（Ka）通过肖像雕塑变成不朽一样，那种塑像常常有多尊复制品，被认为可通过一种超越性的酷似而与死者相关联。
　　在对待历史之过去的态度和有关死亡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系，这一关系就体现在对死者的安顿上。埃及人否认速朽，古典人则在其文化的全部象征中确证人的可朽。埃及人甚至用编年学的日期和图象来铭刻他们的历史。前梭伦时代的希腊人则什么也没有传下来，没有留下一个年份，没有留下一个真实的姓名，没有留下一件确实的事件——结果，我们仅知的后来的历史就不甚恰当地变得十分重要了——但对于埃及，从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我们就掌握了许多国王的姓名，甚至他们确切的统治日期；对于这些，新王国时期（the New Empire）必定全都知道。如今，那些伟大的法老们的遗体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其面目仍然依稀可辨，已经成为那永生意志（the will to endure）令人唏嘘的象征。在阿美尼赫特三世（Amenemhet Ⅲ）金字塔的光耀夺目、琢磨如镜的花岗石塔顶上，我们今天仍能读到这样的词句：“阿美尼赫特仰望着旭日之美景”，而在另一面，我们读到：“阿美尼赫特的灵魂比猎户座还要高，它与下界同在。”这真是对死之大限（Mortality）和纯然的现在的胜利；它彻底地是非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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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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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与埃及人的这类强有力的生命象征相反，在古典文化肇始之初，我们碰到了火葬的习俗，这体现了它以泰然之心忘怀一切内部的和外部的过去的特征。从石器时代人们依次践行的各种葬法中提取这一特殊的葬法，并将其提升为一种葬仪，在迈锡尼时代，这基本上还不为人们所熟识；其实，迈锡尼时代的皇陵表明，土葬法被认为格外光荣。但是，到荷马时期的希腊，如同到吠陀时期的印度一样，我们发现了一种变化，这变化来得如此之突然，以致它的根源必定是心理的。这变化就是从土葬到火葬（《伊利亚特》对这一象征性的行为给以了充满哀婉的描述），它是死亡的仪式性完成，是对所有历史绵延的否定。
　　自这以后，个体精神演进的可塑性就完结了。古典戏剧极少承认真正的历史动因，一如它极少展现内心演变的题材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希腊人的天性是断然反对艺术中的肖像技术的。直到帝国时期，古典艺术还只是处理——不妨说——它认为自然而然的题材，即神话。甚至希腊化的雕塑中的“理想”人像也是神话人物，和普鲁塔克（Plutarch）式的典型传记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人曾写下任何回忆的文字来记述他的内心视觉的经验。就连苏格拉底（Socrates）也未就他的内心生活写下任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语句。对于古典的心智而言，能否对作为产生一个帕西伐尔、哈姆雷特或维特式的人物之前提的动因发生反应，实在是个问题。在柏拉图身上，我们看不出他的学说存在任何有意识的演变；他的各自独立的著作仅仅是根据他在不同时刻采取的不同角度写出来的，他并不关心它们有没有联系和怎样才能连接起来。相反，在西方的精神历史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一部深刻自省的作品，那就是但丁（Dante）的《新生》（Vita Nuova）。因此，在歌德那里，古典的纯粹现在确乎是很少的；歌德是一个什么都不忘怀的人，他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坦白的，仅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忏悔的片断而已！
　　在雅典被波斯人摧毁之后，所有古代的艺术作品都被扔进了垃圾堆（我们现在正从那里发掘它们），我们却没有听到在希腊曾有谁为了确证某些史实而为迈锡尼或费斯托斯（Phaistos）的遗迹烦神操心。人们阅读荷马的史诗，但从未想到去发掘特洛伊的山丘，如同谢里曼（Schliemann）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神话而非历史。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著作在希腊化时期就已经部分地失传了。相反，在西方，那种文化所固有的和特具的虔诚态度，远在谢里曼之前五百年的彼特拉克身上就表现出来了；彼特拉克是一个古玩、钱币和手稿的优秀收藏家，是一个具有历史敏感的人的最好典型，他遥视悠远的过去，神游渺邈的远景（他不是第一个企图攀登阿尔卑斯顶峰的人吗？），他生活于他所处的时代，而实际上又不属于那个时代。他作为收藏家的心灵，只有考虑到他的时间概念才可获得理解。中国人的收藏癖，虽则色调不同，但可能更为狂热。在中国，出门旅行的人，不论是谁，都无不孜孜地搜寻着“ 古迹”，而中国人生存的基本原则，即那不可传译的“道”（Tao），就是从这一深挚的历史情感中汲取其全部的意义的。在希腊化时代，文物确乎被收藏并在各地展览，但它们是被当作有神话吸引力的珍玩看待的[如同鲍萨尼亚斯（Pausanias）所描写的]，至于这些古物的日期与目的这样的问题，根本无人注意 ——在埃及，情形亦复如此，甚至在伟大的图特摩斯（Thuthmosis）时期，那里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严格传统的大博物馆了。
　　在西方各民族当中，是德意志人发明了机械钟这一象征时光飞逝的可怕玩意。数不胜数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上空，日以继夜，成为其历史的世界感可能是最惊人的表现。在古典世界的无时间的乡村和城市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景象。直到伯里克利时期，一天的时间还仅仅是根据日影的长短来估摸的，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期，“ωρα”这个词才获得了（巴比伦人的）“钟点”的意义；在此之前，对于一天，并无进一步的准确区分。在巴比伦和埃及，很早就发明了水钟和日晷，但在雅典，却要等到柏拉图来给我们介绍一种实际可用的漏壶，它只是日用品中一件不起眼的附属品，对古典世界的生命感丝毫也没有影响。
　　还要提一下古典数学和近代数学之间的相应区别，这一区别是极其深刻的，但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古典数学如其所是地（as they are）看待事物，把它们看作是量（magnitudes），没有时间，只有纯粹的现在，结果导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数学式的静力学，并以圆锥曲线理论而使其理智体系功德圆满。我们则按照事物的变化（become）、作为（behave）和功能（function）来看待它们，结果就导致了动力学、解析几何，以至微积分。近代的函数理论是这整个的一系列思想的重要组合。希腊人的物理学是静力学，而不是动力学，它从不知道时间因素的用途，也不曾觉察到时间因素的短缺，而另一方面，我们则是按几千分之一秒进行计算的，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实，但从心理上看，它又是一件真确的事实。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 ”（entelechy）是希腊人仅有的演进观点，但它是没有时间的、非历史的。
　　因此，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西方文化的人是有历史感的，我们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通例。世界历史是我们的世界图象，而非全人类的世界图象。印度人和古典人没有形成有发展的世界的影像，也许，当西方文明顺次灭亡之后，将再也不会有一种文化和一种人类能让“世界历史”成为醒觉意识的如此强有力的形式。
　　六
　　那么，世界历史是什么？当然是对过去的一种有秩序的表述，是一种内在的陈述，是感受形式的能力的表现。但是，对形式的感受，不论多么确定，终归和形式本身不是一回事。毫无疑问，我们感觉世界历史，体验世界历史，相信世界历史能像一幅地图一样去阅读。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还只是它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它的形式本身——这形式本身乃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的镜像（mirror-image）。
　　每一个人如果被问到，当然会说，他可以十分清晰地和确切地看到历史的内在形式。这种幻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严肃地深思过它，更少有人对自己的知识有过怀疑，因为，对于怀疑的范围究竟有多么的广阔，没有人有一丁点的概念。事实上，世界历史的编排（lay-out）是一种没有得到证实的、主观的、世代相传的（不仅是门外汉的，而且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的）想法，因此迫切地需要一点点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自伽利略以来就在调节和加深我们有关自然的天生观念。
　　由于把历史再细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框架，然而它整个地主宰了我们的历史思维—— 使得我们已无法认识高级人类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无法认识德意志-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在西欧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小小局部世界的真正地位，无法判定它的相对的重要性，尤其是无法估计它的方向。未来的诸文化肯定难以相信这样一种框架的有效性，因为它持有一种简单的直线发展观，它的分配比例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会随着每一世纪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不合理；还因为它无法把不断进入我们的知识之光的新的历史领域包括进去。可尽管如此，这种框架的有效性从未被人全力攻击过。一直以来，历史研究者针对这一框架的批评方式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取消了某一现行的方案，却没有提出其他的任何替代方案。玩弄“希腊中古时代”或“日耳曼古代”这样的用语，丝毫也不能帮助我们去形成一幅清晰的、具有内在说服力的图象，以使中国和墨西哥、阿克苏姆（Axum）帝国和萨珊（Sassanids）帝国各就其位。至于把“近代史”的起点从十字军移到文艺复兴，或从文艺复兴移到19世纪初这种变通的做法，不过是想要说明这一框架本身应被看作是不可动摇的和完满的。
　　问题不仅在于这一框架限制了历史的领域。更糟的是，它左右了历史舞台。西欧的领地被当作坚实的一极，当作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选定地区——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生长在这里；而那些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伟大历史和悠久的强大文化都只能谦卑地绕着这个极在旋转。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领地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并将其当作中心的太阳。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但是，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
　　我们得感谢那一欺骗提供给我们的大量视觉幻觉（日久天长便习惯成自然），借助它们，那几千年的遥远历史，例如中国和埃及的历史，便被缩小为纯粹的插曲，而在其紧邻的我们的位置，自路德（Luther）尤其是自拿破仑以后的几十年历史，则如巨型怪影般（Brocken-spectres）傲然耸立。我们完全清楚，那高端的云层或远方的火车看似移动得很慢，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可我们相信，早期的印度人、巴比伦人或埃及人的一切历史的发展速度（tempo），实际上远比我们自己不久的过去的发展速度要慢。我们还觉得它们是不实在的，比较沉闷和淡薄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考虑（内在的和外在的）距离的因素。
　　不言而喻，对于西方诸文化而言，雅典、佛罗伦萨或巴黎的存在，远比洛阳或华氏城（Pataliputra）重要。但是，依据这样的一种评估来建立世界历史的框架行得通吗？如果可以的话，则中国的历史学家大可建立另一个世界历史框架，在那里，十字军、文艺复兴、恺撒、腓特烈大帝等都无足轻重，只要一笔带过。从形态学的观点看，我们的18世纪凭什么要比它之前的六十个世纪更为重要？把短短几个世纪且完全局限在西欧的“近代”历史同上下数千年的“古代”历史对立起来，并且还把大堆的前希腊文化全都偶然地堆积在那一“古代史”中，不加审查，也不加整理，仅仅是作为附录，这样做不是极其荒诞可笑吗？这决非夸大其辞。为了维持此一苍白无力的框架，我们不是已经把埃及和巴比伦——它们各自都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历史，与我们的从查理曼到世界大战的所谓“世界历史”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列为古典历史的序幕了吗？我们不是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把印度和中国文化那深广而复杂的内容都贬抑为脚注了吗？至于伟大的美洲文化，我们不是借口它们不“相称”（与什么不相称？）而整个地加以漠视了吗？
　　对于这一流行的西欧历史框架——它使那些伟大的文化全都绕着以我们为所有世界事变的假想中心的轨道运行——最恰当的称名莫过于历史的托勒密体系（Ptolemaic system of history）。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个替代的体系，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从分量来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象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精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
　　七
　　“古代-中古-近代”这一框架的最初形式是麻葛式（Magian）的世界感的产物。它最初出现在居鲁士（Cyrus）以后的波斯教和犹太教中，它从《但以理书》有关世界四纪（the four world-eras）的教诲中接受了一种启示录的意义，尔后在东方的后基督教（post-Christian）的宗教中，尤其是在诺斯替体系（Gnostic systems）中发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
　　这个重要的概念，虽然将其心智的基础局限于狭窄的限度内，其本身却是无可指责的。印度的历史甚或埃及的历史都不包括在其主张的范围内。对于麻葛式的思想家来说，“世界历史”这个表达意味着一幕独特的、最富戏剧性的戏剧，其舞台迤逦于希腊至波斯间的大陆，在这戏剧中，东方那严格的二元论世界感不是表现在同时代形而上学的诸如“灵魂与精神”、“善与恶”这类两极的概念上，而是表现在有关世界的创造与世界的衰灭之间的时代变迁的灾变形象上。
　　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古典文学中，另一方面在圣经（或这一特殊宗教体系的其他圣书）中得以稳固的那些要素，没有一个不出现在这一图象中，这一图象代表了（例如《旧约》和《新约》就分别地代表了）一个极易了解的对抗，如非犹太人与犹太人、基督教与异教、古典与东方、偶像与教条、自然与精神等之间的对抗，可是，它具有一个时间的意涵（time connotation），即在这一对抗的戏剧中，一方总要胜过另一方。历史的时代变迁由此披上了宗教“救赎”这一富有特色的外衣。总之，这一“世界历史 ”的概念是狭隘的、有地域性的，但在其限度以内，又是合乎逻辑的和完整的。因此，它必然地只能是这一地域和这一人类所特有，不能有任何自然的延伸。
　　但是，在西方的土地上，在“古代”与“中古”这两个时代之外又加上了另一个我们称之为“近代”的时代，由此第一次使历史的图象获得了发展的外貌。东方的图象是静止的。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对立物，它的结果是平衡，它的转折点取决于独特的神力作为。但是，自从被一种全新的人类所采用和限定之后，它很快就变成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奇妙的变化）一种直线发展的概念：从荷马或亚当——近代人可以把这些名字换成印欧人、旧石器人或直立猿人——经过耶路撒冷、罗马、佛罗伦萨而至巴黎，依每个历史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趣味的不同来选用，他们可无限制地、自由地解释这一三分的框架。
　　这第三个时期，“近代”，从形式上看是那一系列进程中最后的和结尾的阶段，但在事实上，从十字军以后，它就一再延伸，终至到了不能再延伸的弹性边缘。尽管所言不多，这一概念也至少意味着：在此，在古代和中古以后，某个确定的东西已经开始，这就是第三王国（Third Kingdom），在其中的某处，将有一个完成和顶点，将有一个目的性的终点（objective point）。
　　至于这个目的性的终点是什么，每个思想家，从经院学者到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殊发现。对于那享有专利权的人来说，这样一种看待事物进程的方式既便当又招人喜欢，但是，事实上，他不过是复现了自己的头脑中所反映的西方精神，并用这精神来解释世界的意义。因此，正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赋予了理智的必然性一种形而上的价值，他们不仅不加认真思考就接受了“大家一致同意”的历史框架，而且将其作为自己的哲学的基础，把上帝硬拽来作为这样或那样的“ 世界规划”的创造者。显然，“三”这一被应用于世界时代（world-ages）的神秘之数，对于形而上学者的喜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赫尔德（Herder）描述历史是人类的教育，康德描述历史是自由观念的演化，黑格尔（Hegel）描述历史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扩展，诸如此类，还有别人的一些别样说法；但是，对于它的基本设计，各人只需为那一传统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义就心满意足了。
　　就在西方文化开启之际，我们便遇到了伟大的弗洛里斯的乔基姆（Joachim of Floris）（约1145～1202年），他是第一个具有黑格尔印记的思想家，因为他抛弃了奥古斯丁（Augustine）的二元论世界形式，以其本质上哥特式（Gothic）的智识，在旧约和新约的宗教之外加用另一名称阐述了他那个时代的一种新基督教思想，并把它们分别名之为圣父的时代、圣子的时代和圣灵的时代。他的教义打动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最优秀的人物；但丁、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的教义烙进了他们的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世界观（world-outlook），这一世界观逐渐地但也确然地完全主宰了我们的文化的历史意识。莱辛（Lessing）——他常常参照古典时代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后期世界”（after-world）——从14世纪的神秘主义教义中获取了他的有关“人类教育”分为童年、青年和成年三个阶段的观点。易卜生（Ibsen）也将这一观念不折不扣地引入他的《皇帝与加利利人》（Emperor and Galilean）（1873年）一剧中，在那里，他借巫师马克西姆这个人物直截了当地展现了诺斯替教的世界概念，而在1887年，他在斯德哥尔摩作的著名演讲里并没有超越这一概念向前走一步。由此可见，西方意识似乎总是急于要指出一个内在于其自身的表象中的终局。
　　但是，弗洛里斯住持的创造不过是对神圣世界秩序的秘密的一次神秘窥视。一旦它以推理的方式得到运用，为科学的思维提供一个假设——自17世纪以来，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运用，且越来越频繁——它立刻便会失去其全部的意义。
　　放任各人从自己的宗教观念、政治观念或社会观念入手，并把那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三段论系统附着于各人的倾向，使其恰恰切合各人自己的角度，这样一种呈现世界历史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这是用某个公式——例如，“理性的时代”、人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启蒙、经济进步、民族自由、征服自然和世界和平等——当作评判全部千百年历史的标准。并且，当事实不过是这些人的愿望和目标不同于我们的愿望和目标而已的时候，我们就据此认定，他们忽视了“真正的道路”，或认为他们背离了这一道路。歌德有一句格言：“生命中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结果。”此言真是对一切想用一个纲要去解决历史形式之谜这种无意义的尝试的当头棒喝。
　　当我们转向每一专门的艺术或科学的历史学家（以及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的历史学家）时，发现情形完全相同。我们发现：
　　“绘画”——从埃及人（或穴居人）到印象派，或
　　“音乐”——从荷马到拜洛伊特（Bayreuth）及其他，或
　　“社会组织”——从穴居野处到社会主义，各按情况，被
　　描绘成一幅线性的图表，该图表依据（选定的）论点的价值而从低到高逐级排列。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艺术只是生命的一个特定部分，是与特定地区、特定人类相关联的一种自我表现的形式，因此，一种艺术的全部历史可能仅仅是各别发展、各别艺术的累积相加，它们除了名称和某些技艺、技术细节以外，并无统一的联系。
　　我们知道，每一有机体的生命的节奏、形式和绵延性，以及那一生命的所有表现细节，确实是由它的种类特性所决定的。一个人看见一棵有着千年树龄的橡树，决不敢说它是在此时此刻才开始其真正的和固有的历程。一个人看见一条毛虫一天天长大，他决不会指望它继续像这样长两三年。在这些情形中，我们绝对确定地感到了一种限度（limit），这种限度感和我们的内在形式感是同一的。反之，在高级人类历史的情形中，我们有关未来进程的观点，乃是来自一种视一切历史经验、亦即有机经验形同虚设的无限乐观精神，因此，每个人都想从偶然的当下因素中去发现这样一点，即他能够扩展进入某一惊人的发展系列，进入并非依存于科学证据、而是依存于一厢情愿的假设的生存。他根据无限的可能性——绝无自然的终点——去进行工作，且不讲究任何技巧，只是从临时搭建的积木的端顶去继续他的空中楼阁。
　　然而，“人类”本来就既无目标，又无观念，亦无计划，与蝴蝶或兰草等没什么两样。“人类”只是一动物学的名称，是一空洞的字眼。但是，当我们祛除幻影，打破魔圈，立即便会看到惊人地丰富的现实形式——生活及其所具有的无限丰盈性、深度和运动——它们一直以来被一种口头禅、一种索然无味的图式和一套个人“理想”所遮盖着。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线型的历史的空壳——面对那无限丰富多样的事实，它只有通过使人们紧闭双眼才能得以保持——而是众多伟大文化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其母土中勃兴起来，并在其整个的生命周期中和那母土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类印在自身的意象内；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这里确实充满着色彩、光和运动，但理智的眼睛至今仍是视而不见。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灵、景观等等，一如橡树和石松，一如花朵、枝条和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人类”决不会有衰老。每一文化自身的自我表现都有各种新的可能性，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多种，每一种在其最深的本质上决不同于别种，每一种都有生之限期，且自足独立，一如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与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这些文化乃是被提炼的生命精华，它们和田野的花儿一样无终极目的地生长着。它们和动植物一样，都属于歌德所言的活生生的自然，而非牛顿（Newton）意义上的死气沉沉的自然。我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象，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的盈亏的图象。相反，专业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绦虫一类的东西，只知道不断地把历史时代一节节地往自己身上增加。
　　但是，“古代-中古-近代史”这个系列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用处。它作为一种科学基础，虽然笨拙、狭隘、肤浅，但我们还没有别的、并非全然非哲学的形式可以用来排列我们的史实，世界历史（正如一直以来所理解的）应该感谢这个系列给我们滤去了可以分类的固体残渣。但是，那一框架勉强能够容纳的世纪的数量早就被超过了，由于我们的历史材料——尤其是那些不能纳入这一框架的材料——数量的迅速增加，图象已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每个历史研究者，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知道这一点，感觉到这一点，这就像一个将要溺死的人，他抓住他所知道的唯一框架，视作救命稻草。“中世纪”这个词是莱登大学的霍恩（Horn）教授在 1667年发明的，现在却只能用它来包括一种没有定形的、不断增加的堆积，这堆积与所有找不到任何借口可以分类的东西一样，只能从否定的方面来界定，在两组（勉强还能接受的安排）中划归一组。我们对近代波斯史、阿拉伯史和俄罗斯史的软弱无力的处理与踌躇难决的论断就是绝好的例证。但首要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所谓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历史，最初是有关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随后，在大迁徙时（这个事件只对我们具有重要性，因此被我们大大地夸大了，变成了一件只对西方有意义，连对阿拉伯都没有意义的事件），由于场景的突然变换，它就变成了一部西欧-中欧史。当黑格尔天真地宣称他不打算讨论与他的历史框架不相符的民族的时候，他其实只是诚实地宣布了一些方法论的前提，这些前提是每个历史学家为了自己的目标所需要的，是表现在每部历史著作的编排中的。事实上，决定哪些历史发展应该严肃认真地加以考虑，哪些不必，这本是一种科学的策略。兰克就是一个好例子。
　　八
　　今天，我们是按照各个洲来思考的，只有我们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不知道我们是这么做的。他们提供给我们一些自认为普遍有效的概念和眼界，而实际上，他们最远的视界也超不出西方人的智识氛围，那么，这样的概念和眼界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这一观点来考查一下我们最优秀的著作吧。当柏拉图论及人类时，他指的是与野蛮人相对的希腊人，这完全符合古典生命和古典思维的非历史形态，而他的前提使他得出了对希腊人而言完整而有意义的结论。然而，当康德想把他的伦理观点哲学化时，他强调他的论题的有效性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关于这一点，他说得并不多，因为，对他自己和他的读者来说，这似乎无须赘言。在他的美学中，他阐发了一系列原理，它们不是关于菲狄亚斯（Phidias）的艺术的，也不是关于伦勃朗（Rembrandt）的艺术的，而是关于一般艺术的。但是，他设定为思维之必要形式的东西，实际上只是西方思维的必要形式，尽管扫视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他的本质上不同的结论，就足可以显明亚里士多德的才智在透彻程度上决不亚于康德，所不同者在思维之结构而已。西方人的范畴之于俄罗斯思想是陌生的，一如中国人或古希腊人的范畴之于西方人是陌生的一样。对我们而言，有效地和完整地领会古典的根词是不可能的，一如有效而完整地领会俄文和印度文字的根词是不可能的一样；现代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智力构成，对他们来说，“从培根（Bacon）到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珍玩价值。
　　西方思想家所缺少的，亦是我们期望能从他身上找到的，那就是：洞察其资料——它们乃是某一特定生存且仅限于这一特定生存的表现——的历史相对性特征；了解这些资料的有效性的必然限度；相信他的“不可动摇的”真理和“恒久的”观点只对他是真的，只对他的世界观是永恒的；他有责任超出这以外去发现别种文化的人同样确切地从他们自身的资料中得出的真理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来的哲学完美无缺；只有通过理解活生生的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历史的象征主义，此外别无他法。在此，根本没有什么恒定的东西，没有什么普遍的东西。我们必须停止去谈论“思维”的形式、“悲剧”的原理、“国家”的使命。普遍的有效性永远包含着从特殊到特殊的论证中的谬误。
　　但是，当哲学的重心从抽象的、系统的方面转向实践的、伦理的方面时，当叔本华以后的西方思想家从认识论问题转向人生问题（生命意志、权力意志、行动意志）时，有某个比逻辑谬误更加让人不得安宁的东西就开始出现了。在这里，有待考查的不是康德的理想的、抽象的“人”，而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居住在地面上的、按民族——不论是原始的还是开化的——被组织起来的现实的人；依据有着地域限制的“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去界定他的最高观念的结构，这根本上是徒劳。但人们却是这样做的。
　　想想尼采的历史眼界吧。他的有关堕落、尚武精神、一切价值重估、权力意志的概念就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本质中，且对于分析那一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可曾发现，他的创见的基础是什么？是罗马人和希腊人，是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是对于印度哲学的走马观花和一知半解——一句话，是奠基于“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严格来说，他从来不曾越出那框架雷池半步，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如此。
　　那么，他的有关“狄奥尼索斯精神”（Dionysian）的观念同一个文明程度甚高的中国人或一个当代美国人的内在生命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能有什么关联？他的“超人”（Superman）对于伊斯兰世界有什么意义？自然与才智、异教徒与基督徒、古典与现代等等这些对立的意象构成对于印度人或俄罗斯人的心灵能有任何意义吗？托尔斯泰——他发自内心地拒绝整个西方的世界观，将其看作是外来的和遥远的东西——能用“中世纪”、但丁、路德做什么呢？一个日本人能用帕西伐尔和“查拉图斯特拉”做什么呢，或者一个印度人能拿索福克勒斯做什么呢？还有，难道叔本华、孔德（Comte）、费尔巴哈（Feuerbach）、黑贝尔（Hebbel）或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思想视野就更开阔些吗？他们整个的心理，尽管也全都向往着世界范围的有效性，可难道不是只具有纯粹的西欧意义吗？
　　易卜生的妇女问题——它也想激起所有“人”的注意——显得是多么可笑，因为他的著名的娜拉，那个欧洲西北部城市的妇人，她的眼界可以从她每年付一百至三百镑的房租和受过新教教育这些方面看出来，如果我们把她换成恺撒的妻子，换成赛维尼侯爵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换成一个日本或土耳其农妇，情形又当如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易卜生自己的视界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一个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视界。他的冲突 ——始于一系列的心理前提，这些前提的出现至早在1850年，其延续至多也难以超过1950年——既非伟大世界的冲突，亦非下层大众的冲突，更不属于非欧洲居民所居住的城市的冲突。
　　所有这一切都只具有局部的暂时价值——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局限于西欧型城市中临时性的“知识阶层”。它们决然不具有世界历史的或“永恒的”价值。不论易卜生和尼采这一代人有何等实质的重要性，他们把不符合“近代”旨趣的因素看成从属的，估计过低，或者加以漠视，这些做法都违背了“世界历史”这个词—— 它意指着总体性，而非某一选定的部分——的本然意义。但事实上，这些因素确实被低估或受漠视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迄今为止，西方人有关空间、时间、运动、数字、意志、婚姻、财产、悲剧、科学等问题的所言所思，仍是狭隘的和不足信的，因为人们总是寻求对此类问题的此种解决。从来无人了解到：发问人有多少，答案就有多少；任何哲学发问实际上是一种掩藏的愿望，即想为问题本身所隐含的东西得出明确的论断；任何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都是流动于一切概念之外的；因此只有通过获得一组历史的有限解决，并按全然非个人的标准加以衡定，才能获致最后的秘密。真正研究人类的人不会把任何观点看成是绝对的正确或绝对的错误。面对时间或婚姻之类的重大问题，只是诉诸个人经验、内在的声音、理性、先贤或同代人的意见，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之所言只对发问者本人和他的时代是正确的，而不能对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都正确。在别的文化中，对现象之言说有不同的语言，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理。思想家要么承认所有一切的有效性，要么全都不承认。
　　可见，西方的世界批评（world-criticism）能够扩展和加深到何等大的程度！一个人在尼采及其一代人那纯真的相对主义以外，还应该看得多么远！一个人的形式感和心理洞察力应该变得多么的精细，一个人多么应该完全地摆脱自我、实践旨趣、视界的局限——然后他才胆敢挑起理解世界历史或作为历史之世界的重担。
　　九
　　和所有这些任意的、狭隘的框架——它们源自于传统或个人的选择，并把历史强行纳入其中——相反，我要对历史之进程提出一个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形式，这一形式深深根植于历史进程之本质，只有完全摆脱了成见的慧眼才能揭示它。
　　这是一种歌德式的慧眼。歌德所谓的活生生的自然正是我们此处称作世界历史或作为历史之世界的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歌德描绘了他的人物的生命及其发展，且总是他们的生命及其发展，那是一种生成之物，而非既成之物——《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和《诗与真》（Wahrheit und Dichtung）；歌德讨厌数学。在他看来，机械的世界（world-as-mechanism）与有机的世界（world-as- organism）、死气沉沉的自然与活生生的自然、法则与形式，皆是对立的。作为一个博物学家（naturalist），他写的每一行字都是要展示生成之物这一活生生的和发展着的“带有印记的形式”（impressed form）的影像。同情、观察、比较、直接的和内在的确信、理智的慧眼（flair）——这些都是他借以接近运动中的现象世界之秘密的手段。这些正是历史研究的手段——恰恰是它们而不是别的。正是这天神般的洞察力，使他在维尔米战役（Battle of Valmy）结束前夕在营火旁说道：“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而你们各位可以说自己是‘亲历过了’。”没有一个将军、一个外交家曾经这样直接感受到历史之“进行”（becoming），更别说哲学家了。这是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行动行将完成之际，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判断。
　　正如歌德——从枝叶开始——穷究植物形式的发展，穷究脊椎动物的出生，穷究地层的进程一样——他穷究的是自然的命运，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我们在此也要从全部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去探究人类历史的形式语言（form-language）、它的周期结构、它的有机逻辑。
　　在其他方面，我们习惯上且正确地把人类看作是地面上诸有机体中的一种。其生理结构、其天然的机能，以及有关其整个的现象的概念，全都隶属于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统一体。唯独在历史这个方面，对人类的处理将有所不同，尽管植物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之间有着深刻的、可觉知到的关系——这是所有抒情诗永恒的题材；尽管人类历史与其他高级生命群的历史之间有类似之处——这构成了永无穷尽的野性传奇、冒险和寓言的素材。
　　但是，在这个方面也像其他方面一样只运用类比吧，应当让人类文化的世界密切地、毫无保留地作用于想象，而不是强行把它纳入一个已预备好的框架。让这些字眼：青春、成长、成熟、衰败——迄今为止，甚至直到今天，它们一直是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美学中用来表达主观评价和纯粹个人的偏好——最终用于对有机状态的客观描述吧。我们应当把古典文化看作一独立自足的现象，它体现和表达的是古典的心灵；进而还要把它置放在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旁，并在此等高级个体之中确定各自的情况，例如在它们的起落中，什么是典型的；在它们的机遇的来去中，什么是必然的。这样一来，那最终自行展现的世界历史的图象，将对我们、且唯独只对我们西方人而言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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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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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因此，我们比较狭义的任务主要是，从这样一个世界的视点（world-survey）出发，去断定1800年至2000年这个时期西欧和美洲的状况 ——去建立这一时期在西方文化史整体中的编年学位置，确立这一时期作为在每个文化传记中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章的意义，确立其政治的、艺术的、理智的和社会的表现形式的有机的和象征的意义。
　　按照类比的精神来看，这个时期在编年学上相当于希腊化时代，亦即在我们特定的意义上说，它们属于“同时代”；而其在目前的高峰——以世界大战为标志 ——则相当于从希腊化时代到罗马时代的过渡。罗马及其严格的现实主义——非启示的、野蛮的、有纪律的、讲求实际的、新教式的、普鲁士式的——用我们必须用的类比方式来说，永远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身的未来的一把钥匙。我们用“希腊人=罗马人”这个连接词所表达的命运之断裂也正在我们这里出现，它把已经完成的和将要到来的分开来了。很早之前，我们就可以而且应当在“古典”世界中看到一种与我们自身的西方世界的发展完全雷同的发展，确实，在每个表面的细节方面，它们之间有所不同，但就推动伟大有机体向着其目标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言，则是完全相似。我们实可以通过逐项地建立对应关系来找出我们自身的现实性的恒久他者（alter ego），例如从“特洛伊战争”与十字军、荷马史诗与尼伯龙根之歌（the Nibelungenlied），中经多立克式与哥特式、狄奥尼索斯运动与文艺复兴、波利克勒斯（Polycletus）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雅典与巴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亚历山大与拿破仑，最后到这两种文化所共有的世界城市和帝国主义。
　　不幸的是，这需要对古典历史的图象作出截然不同于我们事实上已有的解释，在我们已有的解释中，那一图象令人难以置信地片面、肤浅、有偏见和有局限。实在地说，我们太过意识到自己与古典时代的亲近关系，结果往往就是不加考虑地肯定了这一关系。表面上的相似是一个大陷阱，我们的整个古典研究一旦从（相当娴熟地）对各种发现的整理和评论，进入对其精神意义的阐释，立即就会落入这种陷阱。我们自以为我们与古典世界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故而觉得自己是古典的学生和后继者（而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它的膜拜者）；这实在是一种最终必须加以抛弃的可敬的偏见。19世纪的全部宗教哲学、艺术历史和社会批评著作之所以必要，并不在于它们能使我们理解埃斯库罗斯、柏拉图、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雅典城邦和恺撒主义（我们其实距离理解它们还差很远），而在于它们能使我们一劳永逸地认识到，这些事物对于我们的内在自我是多么的陌生和遥远——也许比墨西哥的神灵和印度的建筑还要陌生和遥远。
　　我们有关希腊罗马文化的观点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我们的角度已由“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不可改变地规定好了。有一类人，尤其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这样的公众人物，认为“今天的人类”进步神速，他们对它和它的成就给以了最高的评价，并用它的标准来衡量较早时期的一切。根据他们自己的原则，近代人物在重要性上是克里昂（Cleon）、马略（Marius）、忒密斯多克利、喀提林（Catiline）、革拉古兄弟（the Gracchi）所不能比的。另一方面，另有一类人，即艺术家、诗人、语文学家和哲学家，他们觉得在前述的“现在”中找不到他们所需的元素，因而从过去的这一或那一时代来选择自己的角度，并用那一角度来指责“今天”，这其实与前此的方式一样的绝对和独断。一类人视希腊“犹有不及”（not yet），另一类人视现代“过犹不及”（nevermore），两方面都沉陷在一种历史框架中着了魔，都把两个时代视作是同一直线上的不同部分。
　　在这一对立中，正好表现了浮士德的两个心灵。一类人的危险在于其聪明的浅薄。在他们手里，全部古典文化、全部古典心灵的反映，最后都不过是一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生理的事实，余下的则被看成是“附属的结果”、“反射”、“附带现象”。在这一类人的著作中，我们一点也看不到埃斯库罗斯合唱曲的神秘力量、古代雕塑和多立克柱式中巨大的大地挣扎力、阿波罗崇拜的丰富多彩、罗马人的帝王崇拜的真实深度。另一类人的构成主要是后起的浪漫主义者——近时的代表是巴塞尔大学的三教授：巴霍芬（Bachofen）、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尼采——他们常常会陷入观念论（ideology）惯有的危险。他们迷失于古代的云雾中，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力在语文学镜子中的影像。他们把自己的论点只建立在他们认为可以支持它的证据之上，那就是古代文献的残篇断片，可是，从未有一种文化是由它的伟大作家如此不完整地呈现给我们的。另一方面，第一类人主要是依据法律资料、碑刻、钱币等索然无味的材料（布克哈特和尼采十分看不起这些东西，因而使自己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常常不顾或无视真理和事实而把幸存的文学看作是次要的东西。结果，甚至在批评的基础方面，双方都不能认真地对待对方。我从未听说过尼采和蒙森彼此有过哪怕一丝丝的尊重。
　　但是，这两类人都未获得更高超的研究方法，能使与之相反的标准化为灰烬，尽管这本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他们自己限制了自己，从自然科学搬来了因果原则，从而付出了代价。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实用主义，粗略地复制物理学所描画的世界图景，并且不是揭示、而是隐埋和混淆了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形式。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大堆的史料受得住严格的、标准的检验，他们只能把一堆复杂的现象看作是主要的和可作原因的，而把另一堆复杂的现象看作是次要的和可作结果或效果的。求助于这一方法的不只有那务实派（matter-of-fact school），浪漫主义者也是一样，因为从他们的朦胧的目光中看不出历史的特殊逻辑；可是他们又觉得历史中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决定了它如此这般，他们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失望之余便背对着历史。
　　十一
　　因此，简单来说，有两种对待古典的方法——唯物论的和观念论的。前一种方法认为，天平一端的下沉是因为另一端的上升，并认为这种现象是万古不变的（真是一个惊人的定理）；在因与果的这一并置中，我们自然会发现，社会的和性别的事实，以及所有事件中纯粹的政治事件，都被当作是因，而宗教的、智力的（如果唯物主义者承认它们是事实的话）艺术的事实则是果。另一方面，观念论者认为，天平的一端的上升是由于另一端的下沉，他们当然也能同样精确地证明这一说法；这样一来，他们就沉湎于膜拜、秘仪、习俗，沉湎于颂歌与诗句的秘密，而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这乃是不完美的尘世的一种难如人意的结果。双方都死盯着因果关系，都认为对方或是不能或是不愿理解事物的真正联系，每一方最后都骂对方盲目、肤浅、愚蠢、荒谬或无聊、离奇或庸俗。如果有人研究希腊的财政问题，不告诉我们德尔斐神谕的深奥意义，却向我们描述神庙祭司用聚敛的钱财进行金钱交易的深远影响，观念论者一定会大为震惊。反之，对于不去为古代阶级斗争写一本充斥着时髦字眼的书，而浪费热情去研究仪式的繁文缛节和阿提卡青年的服装的人们，政治家亦会对之发出高傲的微笑。
　　前一类人从彼特拉克开始就有了征兆；这类人创造了佛罗伦萨、魏玛和西方古典主义。后一类人是在18世纪中叶伴随着文明化的、经济的世界都市市民的政治（economic-megalopolitan politics）的崛起而出现的，因此英国是它的发祥地[格罗特（Grote）]。归根结底，这是文化人（culture-man）的概念与文明人（civilization-man）的概念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太根深蒂固了，它实质上太合乎人性了，因而两种角度的弱点双方都看不到，也无法克服。
　　在这一点上，唯物论者本身即是唯心论者。他的观点同样是建立在他的希望之上的，尽管他并不愿意也不指望如此。事实上，我们所有最优秀的心灵在古典的图象面前无一不是谦恭地低下头，唯有在这里，他们才会放弃他们无有拘束的批评的功能。古典研究的自由和力量常常受到某种近乎宗教的敬畏的干扰，这种敬畏也使得它的史料被弄得模糊不清。在所有的历史中，再没有一种文化狂热地崇拜另一种文化记忆的同类情形。还有一个事实可以再次证明我们的这种热情，那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千年的历史被我们低估，为的是一个理想的“中”世纪可有助于在我们自己和古代之间建立联系。我们西方人在古典的祭坛上牺牲了我们的艺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因为不看看那“崇高的典范”，我们是不敢进行创造的。我们把自己最深层的精神需要和情感投射到古典的图象上。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天才的心理学家来研究这一最为致命的幻觉，把自歌德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不渝地膜拜的“古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只需少数几篇这样的东西，就更有助于理解从南方的第一个牺牲者鄂图三世到最后一个牺牲者尼采的西方心灵。
　　在游历意大利时，歌德曾热情地谈到帕拉第奥（Palladio）的建筑，对于后者那古板的、学院式的作品，我们今天是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但是，当歌德走进庞贝城（Pompeii）时，他并不隐瞒他在经验着“一种奇怪的、半不愉快的印象”时的失望心情，他对于帕埃斯图姆（Paestum）和塞杰斯塔（Segesta）的庙宇——希腊艺术的杰作——所能说的便是困惑和平庸。显然，当古典的古风以其全部的力量和歌德面对面相遇时，他并不认识它。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他们只能选择不去多看古典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能保全自己内心里有关古典的意象了——其实，古典是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创造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生活理想的背景，是一种充盈着他们自己的世界感的容器，是一种幻象和偶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尤维纳（Juvenal）、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等对古典城市生活的大胆描写——南方的肮脏与游民、恐怖与野蛮、快乐的孩童与芙赖妮们（Phrynes）、菲勒斯（phallus）崇拜与奢华的宴饮等等——激发了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的热情，因为这些人在今天的世界城市中也发现了同样可悲可叹、令人无从面对的现实。“城市生活即是恶；那里有太多的诱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们赞扬罗马人的国家意识，但是看不起今天和公共事务有任何联系的人。有一种学者，其敏锐的目光全然被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所吸引，从晚礼服到古罗马人的外袍，从英国的足球场到拜占廷的竞技场，从横贯大陆的铁路到罗马人在阿尔卑斯山修建的古道，从时速三十海里的驱逐舰到古希腊的三层桨战船，从普鲁士人的刺刀到罗马人的矛，现在，甚至从现代工程师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到埃及法老开凿的运河，他们的目光真可谓思接千载。他们承认蒸汽机是人类热情的象征和智力的体现，尽管发明它的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而不是其他人。对于这类学者来说，谈论罗马的中央取暖设备或簿记术先于谈论众神之母（Great Mother of the Gods）的崇拜似乎就是大不敬。
　　但是，另一学派只能看到这些东西。这一派人认为，通过把希腊人看成是与我们同等的人，就可以竭尽这一与我们的文化全然不同的文化的本质；他们通过简单的事实替换来获致自己的结论，而全然不顾古典的心灵。彼时彼地所说的“共和国”、“自由”、“财产”之类的东西与此时此地所说的同类字眼，在意义上毫无内在关联，对此这一派人可以说是全无概念。他们取笑歌德时代的历史学家，后者以古典的历史形式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拥护或指责诸如来喀古、布鲁图斯、加图（Cato）、西塞罗、奥古斯都等偶像人物时，表现了自己的个人热情——可这一派人自己如不反映晨报中的党派意见，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然而，不论是用唐·吉诃德的精神对待过去，还是用桑丘·潘萨（Sancho Panza）的精神对待过去，都是一样的。两种方法都不能达到目的。总之，每一学派都只是突出了古典中最能表达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例如，尼采突出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经济学家突出了希腊化时期的雅典，政治家突出了共和国时期的罗马，诗人则突出了帝国时期的罗马。
　　并不是宗教的和艺术的现象比社会的和经济的现象更原始，也不是相反。对于一个在这些事情上越出一切的个人兴趣而赢得了无条件的自由的眼界的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依赖的问题，没有优先性的问题，没有因果关系的问题，也没有价值上或重要性上的区别问题。对个别的具体事实作相对的排列，那只是由于它们的形式语言、它们的象征意义的纯粹性和力量有大小的不同，而根本与所谓的善与恶、高与低、实用与理想等问题无关。
　　十二
　　由此观之，“西方的没落”，所包含的不外是文明的问题。我们面临着所有高级历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有机逻辑的结果、完成和终局，那文明究竟是什么？
　　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迄今为止，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词一直用于表达一种不确定的、多少带有伦理色彩的区分，而在本书中，将第一次在一种周期的意义上用它们来表达一个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发展系列（organic succession）。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依据这一原则，我们可得出一个观点，使历史形态学中最深刻和最重大的问题能够获得解决。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
　　就这样，第一次，我们可以懂得罗马人即是希腊人的后继者，由此而可以探视到晚期古典时期最深处的秘密。但这样的话，罗马人便成为了未曾开启而是终结了一种伟大发展的野蛮人，这一事实有什么意义呢？辩驳这种意义，只能是不着边际的宏论而已。罗马人是非精神的、非哲学的、缺乏艺术的，褊狭到了残暴的地步，不计一切贪图实在的胜利，他们正介于希腊文化与虚无之间。他们的想象力纯粹指向实际的目标——他们有宗教法来规定人对神的关系，有其他法来规定人对人的关系，但是罗马没有特别关于神的传奇——在雅典是绝无此事的。一言以蔽之，希腊的心灵（soul）——罗马的才智（intellect）；这一对立就是文化与文明间的不同。这一对立不只适用于古典时代。历史上这种心肠很硬、完全非形而上学的人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每一文化的“晚”期，才智与物质的命运皆操控在这类人手中。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罗马文明，都由这类人贯彻着，佛教、斯多葛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成熟，成为明确的世界观念（world-conceptions）的，它们对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类从其结构深处加以打击和改组。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纯粹的文明就正在于那些已经变成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的苟延残喘中。
　　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4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19世纪完成的。自那些时期以后，伟大的心智决定就不再像奥菲斯运动（Orpheus-movement）或宗教改革的时代那样是在“全世界”发生——在那里，没有一个小村落会因为太小了而不重要——而是在三至四个世界城市中发生，这些世界城市已经吸纳了历史的全部内容，而文化中那古老又广阔的风景则变成了纯粹地方性的，只有助于把其高级人类的残留拿去供养都市。
　　世界城市和行省（province）——每一文明的两个基本观念——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的形式问题，我们如今生活于其中，可是绝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取代一个世界，出现了一个城市，一个点，广大地区的整个生活都集中在它身上，其余的地方则走向萎缩。取代一个真实的、土生土长的民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动荡不定地黏附于流动人群中的游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务实，没有宗教，机智灵活，不结果实，极度蔑视乡下人，尤其看不起最高级的乡下人——乡绅。这是走向无机、走向终局所跨出的巨大一步——可这意味着什么呢？法国和英国已经跨出了这一步，德国正在开始。叙拉古、雅典、亚历山大里亚之后有罗马，马德里、巴黎、伦敦之后有柏林和纽约。位于这些都市辐射圈以外的整个地区——古代的克里特岛、马其顿和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
　　古时候，一个时代的敌对概念投身于战斗的领域通常是一些有关形而上学、宗教或教条方面的世界性问题，而战斗总是在土生土长的乡下人（贵族、僧侣）与处在多立克式或哥特式青春时期的著名古镇的“世俗”贵族才俊之间进行。关于狄奥尼索斯宗教的争论——例如在希巨昂的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 of Sikyon）僭主政治时期所发生的；德国自由城市中关于宗教改革的冲突和胡格诺战争（Huguenot wars），都属于这种性质的斗争。但是，正如这些城市战胜了乡村一样[甚至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笛卡儿（Descartes）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纯粹的市民世界观]，现如今轮到了世界城市战胜它们。这是文化晚期，例如爱奥尼亚时期和巴罗克时期，所共有的理智过程。而今天，就像希腊化时代从一开始就目睹了人工的、异于乡土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一样，文化城市如佛罗伦萨、纽伦堡、萨拉曼卡（Salamanca）、布鲁日（Bruges）和布拉格都已变成了地方性的城镇，内心里在和世界都市作着绝望的斗争。世界都市意味着世界主义取代了“故乡” ，冷酷的务实取代了对传统和时代的尊敬，科学的非宗教变成了古老的内心宗教的僵死代表，“社会”取代了国家，自然权利取代了力争得来的权利。罗马人胜过希腊人的地方，就在于把金钱看作是无机的和抽象的量，整个地与丰饶的大地及原始价值无关。从此之后，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变成了金钱的问题。与克律希波（Chrysippus）的希腊斯多葛主义不同，加图和塞涅卡的罗马斯多葛主义视个人收入为生活的前提；同样，与18世纪的情况不同，20世纪的社会伦理情感如果想超越职业（和营利）激励的层次来实现，那必定是百万富翁才能办到的事。隶属于世界城市的不是民族，而是群众。它对于代表文化的所有传统（贵族、教会、特权、王朝、艺术习惯、科学知识的限度等）怀有一种不理解的敌意，它的敏黠冷酷的才智令农民的智慧感到惶惑，它的有关所有两性和社会问题的新式自然主义的观点可以从卢梭（Rousseau）和苏格拉底远溯至十分原始的本能与原始的状态，还有在工资纠纷和足球场的形式中重现的“面包与马戏 ”（panem et circenses）——所有这一切都明确地标志着文化的终结，标志着人类生存的全新一页的开始——这一页是反地方的、晚期的、没有未来的，但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理解现时的重大危机，那么这就是必须关注的事实，不是用党派、观念论者、时髦的小说家的眼光去关注，不是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去关注，而是在一种远大的、不受时间限制且囊括了千百年来全部历史的世界形式的视野去关注。
　　在我看来，一个头等重要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些事实：在克拉苏（Crassus）——三雄之一，手握重权的投机者——时代的罗马，罗马民族有着值得骄傲的记忆，在它面前，高卢人、希腊人、安息人、叙利亚人全吓得发抖，可那时的罗马人却过着一种惊人地穷困的生活，住在黑暗的近郊的多层木楼中，冷漠甚至是怀着游戏的心情接受军事扩张带来的后果——许多有名望的、古老而高贵的家族，他们的祖先曾击败过凯尔特人（Celts）和闪米特人（Samnites），可现在，由于没有加入这一狂野的投机浪潮，以致丧失了祖传的房产，沦落为破烂的公寓式住宅的房客；在阿庇亚路的两侧，耸立着财政巨头们雄伟的、永远令人惊羡的坟墓，而另一方面，有的人的尸首却随同动物的骸骨和市内的垃圾一起被抛入一个阴森可怖的公共墓地中——直到奥古斯都时代，为了防止瘟疫才把那墓地填了起来，使其变成了梅塞纳斯（Maecenas）的著名游苑的圆址；还有在人口稀少的雅典，人们是靠游客和有钱的外国人施舍过活的，成群结队的从罗马来的暴发户游客，看见伯里克利时期的作品，就如同美国的周游列国的旅行家在西斯廷教堂看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一样，瞠目结舌，全然不知所以然，因为在这以前的每一件能被搬走的艺术品都被搬走了，或是用高价被买走了，取而代之的只有罗马建筑，那庞然大物傲然地屹立于旧时代低矮简陋的房屋旁边。对于这种种事实，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要去称赞或指责，而是要从形态学的角度加以思考——这里蕴含有一个观念，但凡学会了看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直接地看出来。
　　因而很清楚，从此以后，世界观、政治、艺术、科学、情感等方面的一切重大冲突都将受到这一对立的影响。与昨天的文化中的政治相比，今天的文明中的政治的标志是什么？对于古典修辞学和西方新闻业——两者都为代表着文明的力量的那种抽象服务——来说，这标志就是金钱。金钱的精神已经悄然地渗入了民族生存的历史形式，但通常，它并不摧毁甚至一点也不打扰这些形式——例如，罗马的国家形式，它在老西庇阿（the elder Scipio）至奥古斯都期间的变动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尽管存在着这些形式，但各大政党已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决策中心。事实上，决策的地方另有所在。少数可能并不十分出名的最高首脑人物决定了一切，而在他们下面，是一大群二流的政客——演说家、护民官、代议士、新闻记者之流——这些人是通过地方的分区选举选出来的，为的是保持那所谓民意自决的幻象。艺术方面呢？哲学方面呢？柏拉图时代或康德时代的理想对于高级人类来说还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是，希腊化时代或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理想只对世界都市民众的头脑有效。对于乡下人，或者一般地，对于自然人的世界感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像它的近亲达尔文主义一样（其“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公式是多么彻底的非歌德精神啊！），像它的另一近亲易卜生、斯特林堡和萧伯纳（Shaw）的妇女与婚姻问题一样，亦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歌和瓦格纳（Wagner）的音乐中所表现的具有印象主义倾向的混乱感觉和整个近代式的贪婪、诱惑及痛苦一样—— 根本上就是非生存的。城镇越小，从事绘画或音乐这类活动的意义就越小。体操、比赛、竞技是属于文化的，而体育运动是属于文明的。这便是希腊的体操学校（palaestra）与罗马的竞技场（circus）之间真正的区别。艺术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运动（因此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它表演给才智卓越的鉴赏家和购票人欣赏，而不论那技艺是熟练地弹奏荒谬的器乐合奏，进行和谐的击剑，或是某些有声有色的绝技（tour de force）。接着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事实哲学（fact-philosophy），它对形而上学的沉思只能投以会心的一笑；以及一种新的文学，它对于世界都市市民的口味与神经乃是一种生活之必需；可是，对于地方的乡民来说，这两者都是不可理喻的和丑陋的。无论是亚历山大里亚体的诗歌，还是外光派（plein-air）的绘画，对“人民”来说都不算什么。此外，那时候跟现在一样，过渡阶段是以一系列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遇到的丑闻为特征的。例如，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戏剧和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的“革命性”绘画在雅典人当中激起的愤怒，在反对瓦格纳、马奈（Manet）、易卜生和尼采时又重复发生了。
　　不提及希腊人的经济关系，是有可能了解希腊人的；但在另一方面，罗马人就只能通过这种关系去理解。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和莱比锡（Leipzig）战役，皆是为了一种观念而进行的最后决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经济的动机已再也不能被忽视了。直到罗马人挟其讲求实际的热情来到之时，蓄奴才具有了巨大的集体特征，许多研究者都把这看作是古典经济、立法和生活方式的标记，实际上，它大大地削弱了那种拉帮结伙的劳动中一直存在的自由劳动的价值和内在意义。利用蒸汽机来发展大工业，从而改变了土地面貌的，不是拉丁人，而是西方的日耳曼人和美洲人。这些现象跟斯多葛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直到罗马的恺撒主义——由C.弗拉米尼乌斯（C.Flaminius）所预示，由马略第一次形成，由一些坚强的、注重实际的要人所操持——出现时，古典世界才懂得了金钱的重要。没有这一事实，恺撒也好，或者一般地说，“罗马”也好，就都是不可理解的。在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一种唐·吉诃德的因素；在每个罗马人身上，都有一种桑丘·潘萨的因素，这些因素皆是主导的因素。
　　十三
　　就其本身来看，罗马的世界统治乃是一种负面的现象，它不是某一方精力过剩的结果——自扎马（Zama）战役后，罗马人就不曾有过精力过剩了——而是对方缺乏抵抗力的结果。罗马人并没有征服世界，这是肯定的；他们只是掳掠了任何人都可以掠取的战利品。罗马至上权（Imperium Romanum）的出现，不是如布匿战争所体现的军事与财政极度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于古老的东方放弃了一切对外的自决权之故。我们不要被辉煌的军事胜利的表象欺骗了。率领不多几个训练不佳、指挥不善、士气不高的军团，卢古鲁斯（Lucullus）和庞培（Pompey）竟然征服了整个疆域，这在伊普苏斯（Ipsus）之战时是根本不可想象之事。密特拉达狄危机（Mithradatic danger）对于一支从未受过真正考验的军队来说是足够严重的，可对于汉尼拔（Hannibal）的征服者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扎马战役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罗马人作过战，或有与它作战的能力。罗马人的经典的战争是对闪米特人、皮洛士（Pyrrhus）、迦太基人的战争。他们的辉煌时刻是坎尼（Cannae）战役。保持英雄的姿态达数世纪之久，这是任何民族皆力所不及的。普鲁士-德意志民族有过三次伟大时刻（1813年，1870年和 1914年），这已是别的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因此，我在此要断言说，应当把帝国主义看作正在消逝的文化的典型象征；它的化石，如埃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印度帝国是可以千百年地继续存在下去的——作为一些僵死的物体，一些无定形的和无精神的人群，一种伟大历史的残剩碎片而存在下去。帝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西方的命运正在不可逆转地陷入这种现象的形式中。文化人的热情是指向于内的，文明人的精力是发挥于外的。所以，我把塞西尔·罗得斯看作是新时代的第一人。他代表着那种影响深远的、西方式的、条顿式的政治风格，尤其代表了德国未来的政治风格，他的名言“扩张即是一切”乃是每一完全成熟了的文明——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的固有倾向的一次拿破仑式的重申。这不是选择的问题——不是个人的有意识的意愿，甚至不是整个阶级或民族的意愿所能决定的。扩张的倾向是命中的劫数，是某种有魔力的和强大的东西，它紧抓着、强迫着、耗尽着世界都市阶段的晚期人类，不管你愿不愿意，觉不觉得，都是如此。生命就是影响可能性的过程，对于有头脑的人而言，只有外扩的可能性。今天，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正在极力反对扩张，终有一天，它也会以其全部的命运热情，变成一个头等的扩张主义者。在这里，政治的形式语言作为某一类型的人类的心智的直接表现，已触及到一个深奥的形而上问题——触及到一个事实，一个依据因果原则的无条件的有效性而确证的事实，那就是：心灵即是它的外扩的补足物。
　　在公元前480至前230年间，中国的各诸侯国正在走向帝国主义，在这时，对帝国主义原则（连横）的反抗整个地是无效的，这一原则尤其为“罗马式”的国家“秦”所践行，其理论上的代表是哲学家张仪（Dschang Yi）；而反对它的一方主要来自王诩（Wang Hü）的多国联盟的观念（合纵），王诩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怀疑论者，他对这种“晚”期的人和政治可能性不存在任何幻想。这两方都反对老子（Lao-tse）的反政治的唯心主义，但在它们两者之间，顺应扩张性的文明的自然趋势的是连横而非合纵。
　　罗得斯可以说是西方式的恺撒的第一个先驱者，他的时代虽尚遥远，但定会到来。他正处在拿破仑与未来世纪的强人之间，一如弗拉米尼乌斯——自公元前 232年起，他就强使罗马人去征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从而开拓了殖民扩张的政策——处在亚历山大与恺撒之间一样。严格地说，弗拉米尼乌斯是一个非官方的角色——因为他的实际权力不是来自任何法定的职位——他对国家发生支配性的影响是在国家观念正屈从于经济因素的压力的时候。就罗马而言，他是反对恺撒主义的原型；由于他，国家公仆的观念走向了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忽视传统、只计较实力的“权力意志”观念。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虽则正处于文明的前夜，呼吸着它的凛冽而清新的空气，可是亚历山大自比是阿喀琉斯（Achilles），而拿破仑则阅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恺撒相反，他是一个纯粹的注重现实的人，天生具有极强的理智力。
　　但是，甚至对于罗得斯来说，政治上的成功也只意味着领土和财政的成功，仅此而已。对于自己身上的这种罗马味道，他完全知晓。但是，西方文明还没有获得如此有力和纯粹的形态。因此，他只有面对地图时，才会陷入这种诗意的遐思。这位牧师的儿子，去南非时尚一无所有，如今已发大财，并把发得的财用来推动政治目的。他那从好望角到开罗的横贯非洲的铁路的构想，他的南非帝国的设计，他运用心机迫使硬心肠的矿业巨头把财富用来为他的计划服务，他把首都布拉瓦约（Bulawayo）堂皇地设计成大权在握但与国家没有任何明确关系的政治家的未来府邸，他的战争，他的外交手腕，他的道路系统，他的辛迪加，他的军队，他的有关有头脑的人“对文明的巨大责任”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广阔而富有吸引力，都是未来的序幕，这个未来对于我们尚待时日，但西欧人类的历史肯定将以它而告终结。
　　如果有人不了解，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了解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或者愿意如此，或者一无所愿，只能是或者屈从于此一命运，或者对未来和生活本身彻底绝望；如果有人感觉不到，在强有力的才智的实现中，在铁石心肠者的热忱和纪律中，在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进行的战斗中，也自有恢弘瑰丽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只是沉迷于地方的唯心主义，只想过过去时代的生活——这些人就必须放弃理解历史、在历史中生活乃至创造历史的一切愿望。
　　由此观之，罗马至上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了，而是一种严格的、精力饱满的、世界都市市民的、一味地讲求实际的精神的正常产物，是历史上经常出现而只有在这里才被指认出来的一种终极的、不可逆转的状态的典型。
　　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
　　历史形式的秘密并不浮在表面，它不能借助服装和布景的相似性来把握，人类的历史和动植物的历史一样，所出现的有些现象表现出的只是虚假的相似性，并无任何内在的联系——例如查理曼和哈伦·拉西德（Haroun-al-Raschid）、亚历山大和恺撒、日耳曼人对罗马的战争和蒙古人对西欧的屠杀——另外一些现象连极端外表的相似性都没有，而只有同一的含意——例如图拉真（Trajan）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Ⅱ）、波旁家族和阿提卡平民、穆罕默德（Mohammed）和毕达哥拉斯。
　　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世界历史上升直线的至高点，其实它只是文化生命的一个阶段，在每一成熟到极致的文化中都能看到这一阶段。这个生命阶段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者、印象主义者、电气铁路、鱼雷和微分方程（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过是时代的实体要素），而是不仅拥有这种种东西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创造可能性的文明精神。
　　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代表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必定会出现的一种过渡阶段一样，在西欧目前的状态之后，将继之以一些完全确定了的状态（这在过去的历史中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因此：
　　西方的未来不是永远向着我们今天的理想无限制地上升和前进，而是一个单一的历史现象，在形式和延续性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它将涵盖几个世纪，并可经由某些有用的先例被察看到和实质性地计算出来。
　　十四
　　一旦达到了这一思考高度，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一旦可以有这一观念作参证，就能借助它毫不牵强、毫不费力地解决所有那些各自分离的问题，如宗教问题、艺术史问题、认识论问题、伦理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几十年来，有多少现代才智之士耗尽热情但却徒劳地为之忙碌。
　　这个观念是只能充分明确地表达出来才不会引起争议的诸多真理中的一种。它是西方文化及其世界感的内在必然性之一。对于充分理解了它，即把它看作自己的内心观点的人来说，这一观念能整个地改变那人的世界观。它极大地加深了我们视作自然而然的和必要的世界图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从今天的角度往后看，把世界历史的演进看作是一个有机的单位，我们依靠它的帮助就可以顺着这条大道看到未来——这是一种衍梦式的（dream-calculation）特权，一直以来只有物理学家才能享受。重复一遍，实际上，这是用哥白尼式的历史观去替代托勒密式的历史观，亦即是视界的不可估量的扩展。
　　直到目前为止，对于未来，每个人都还在自由自在地凭自己的喜好去希望。哪里没有事实，哪里就由感情支配。但是，从今往后，每个人都必须让自己知道，什么是能够发生的，并由此知道，由于命运的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不论个人的理想、希望或欲望是什么，什么是必将发生的。当我们使用“自由”这个危险的字眼时，我们指的不是可以做这做那的自由，而是指必需做或什么都不做的自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是一个面对事实的人的标志。悲叹或指责，是不能改变事实的。有生就有死，有青春就有衰老，有一般的生命，也就有生命的形式及其时限。现代是一个文明化的时代，断然不是一个文化化的时代，事实上，有大量的生命能量终将因为不可能挥发而散尽。这或许令人感伤，在悲观主义的哲学和诗歌中，可能且必将为此悲叹不已，但我们无力扭转乾坤。违背明确的历史经验，指望 ——仅仅因为我们希望——这件事将发生或那件事将昌盛，这将是、而且已然是不允许的。
　　毫无疑问，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种世界展望，如此确定地描画了未来的轮廓和趋向，因而切断了一切远大的希望，一旦它不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被那些能够有效地铸造未来的人们当作实际的生活图式加以采纳，那它将不利于全体人类，将对许多人是致命的。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是文明化的人，不是哥特式或罗可可式（Rococo）的人；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晚期生命的冷酷事实，与之平行的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是恺撒时代的罗马。对于西方人来说，伟大的绘画或伟大的音乐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们在建筑方面的潜力，在这几百年来，已发挥殆尽。只有外扩的潜力，还有发掘的余地。不过，对于充满了无限希望的、健康而且生气勃勃的一代人来说，及时去发现这些希望中有些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如果注定要破灭的恰恰是人们最为珍视的希望，那么，一个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人是不会因此手足无措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要他们在其决定性的岁月屈从于一种信念，承认自己在建筑、戏剧、绘画等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征服的，这问题确实是悲剧性的。可是，如果他们做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迄今为止，人们习惯于承认在这些事情上是无所谓限度的，他们相信每个时期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事可做。因此，得想尽办法找点事做，至于艺术家的信念是否有道理，他的毕生之作是否有必要，这些事情还是留待他死后再解决吧。除了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在这条道上走到底。这种自负不是一个罗马人的自负。如果一个人站在已废弃的采石场前，宁可听人告诉他第二天就可找到新的矿脉——由当时根本上虚假的和程式化的技艺所提供的一种欺哄——而不愿有人指给他在就近就有一个丰富的和未开采过的黏土层，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该作何感想？我认为，告诉后代人什么是可能的——因此也是必要的——什么是他们的时代的内在可能性中所没有的，这一教训对于他们当是有益的。迄今为止，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才智与力量之总体被浪费在错误的方向上了。西欧人——不论他怎样历史地思考和感觉——正处在某一始终不明确自己的方向的生命阶段上；他在摸索他的道路，感受他的道路，但如果环境不顺，他就会迷失方向。但是，现在，若干世纪的工作终于使他能够在与一般文化框架的关系中去观察自己的生命中的意向，去考验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为这本书所打动，把自己投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投身于海洋而不是画笔，投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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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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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剩下需要考虑的便是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与哲学的关系。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必定都是哲学，除非它纯粹是蚂蚁搬家。但是，那热衷于体系的哲学家的运作，因为相信自己的结论的永久性而常常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种思想都只能生存于一个历史的世界中，因而逃脱不了共有的必死之命运。他以为高级的思想具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客观性，以为所有时代的重大问题都是同一的，因此它们在最后的分析中必能有独一无二的答案。
　　但是，在这里，问题和答案是一回事，重大的问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太过迫切地想要得到确切的解答，所以它们只有作为生活之象征时才具有意义。根本就没有永恒的真理。每种哲学都是其自身且只是其自身的时代的表现，而且——如果我们所讲的哲学指的是有效用的哲学，而不是有关判断形式、感觉范畴等等经院式的繁琐事理——没有两个不同时代会有相同的哲学旨趣。区别不在于有些学说会死去，有些学说不会死去，而在于有些学说会在其所处的时代活着，有些学说则从来也不会存活。已成的思想可以不朽，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实质是要看它们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人。人物越伟大，其哲学以及那在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无需其各个因素、甚至无需其各个因素的相互兼容来加以证实的内在真理也就越真实。在最高的意义上说，哲学可以吸纳一个时代的全部内容，在自身之内体认它，然后以某种伟大的形式或个性将其具体化，使其流传下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哲学所披的科学外衣或其学问的外表在此是不重要的。没有比建立一个体系来掩饰观点的贫乏更简单的了，即使是一个好的观点，如果由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说出来，其价值也会丧失殆尽。只有其对生命的必要性，才能决定一个学说是不是杰出的。
　　因此，在我看来，可用于检验一个思想家的价值的，是他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事实的眼光。只有这能决定：他是否仅仅是一个聪明的体系或原理的建筑师，只擅长定义和分析，抑或他的著作和直觉所表达的是否是他的时代的心灵。一个不能很好地抓住和操控事实性的哲学家决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大都是商人和政治家。为了在叙拉古把他的政治理念付诸于实施，柏拉图几乎穷尽了一生的心力，可也是这同一个柏拉图发现了一套几何学定理，使欧几里得（Euclid）能够建立起古典的数学体系。帕斯卡尔（Pascal）——尼采只知道他是一个“绝望的基督徒”——笛卡儿、莱布尼茨（Leibniz）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数学家和技术家。
　　中国从管子（Kwan-tsi）（约公元前670年）到孔子（Confucius）（公元前550～前478年）这些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 ”，都是像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像霍布斯（Hobbes）和莱布尼茨一样的政治家、统治者和立法者。只是到老子那里——他是所有国家权力和强权政治的反对者，是小国寡民的和平社会的热情倡导者——才第一次出现了出世和无为思想，这是讲坛和书斋哲学的先声。但是，老子在他的时代，在中国的“旧制度 ”（ancien régime）时期，在那些坚持认为认识论就是有关现实生活的重要关系的知识的强硬派哲学家当中，乃是一个例外。
　　说到这里，我认为，最新时代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应当受到严厉批判的。他们所缺少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依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采取过一项行动或提出过一个有力的观点，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问题、近代技术的发展、传播事业、经济问题，或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重视数学、物理学、政治科学，甚至连康德那种程度的重视，都告阙如。让我们看一看其他时代的情形吧。孔子曾数度为官大司寇。毕达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与克伦威尔（Cromwell）运动类似——的组织者，这一运动的重要性，甚至到现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歌德除了是一个模范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大国作为他的活动舞台——他对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两条运河的日期他准确地预见过）以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感兴趣，并且他一再研究过美洲的经济生活及其对旧世界的作用，研究过机器工业时代的降临问题。霍布斯是为英国赢得南美洲的伟大计划的倡议者之一，虽则计划的执行未能走得很远，只是占领了牙买加，可他应算是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奠基者之一。莱布尼茨无疑是西方哲学中最伟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积分学和解析学（analysis situs）的创始人，也曾谋划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策划，其中之一便是通过诱使路易十四转移注意力，误把埃及的重要性视作是法国的世界政策的一个因素，从而缓解了德国的危机。他为此事给德皇所写的备忘录（1672年）中的观点远远走在了其所在时代的前列，所以人们认为拿破仑的东征就是根据这些观点的。甚至在这么早的时候，莱布尼茨就阐发了拿破仑在瓦格拉姆（Wagram）战役后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的原则，那就是：在莱因河流域和比利时的收获不能永远地改善法国的地位，而苏伊士地峡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争霸之关键。毫无疑问，国王在这些深刻的政治与战略观念方面，远远比不上这位哲学家。
　　看过这类人之后，再去看看当今的“哲学家”，会使人感到沮丧和羞愧。他们的人格多么的贫乏，他们的政治与实践的眼界多么的平庸！为什么每每想到要他们去证明自己在政府、外交、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或任何重大的有关殖民事务、商业事务和运输事务的方向方面具有的杰出才智时，就只会引发我们的同情？这种不足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内在的灵性，只能说明他们缺乏分量。环顾周遭，我实在找不出有哪位现代“哲学家”是因为对当代的某个重大问题发表过哪怕一个深刻的或具有远见的言论而享有盛名的。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千篇一律的地方性意见。每逢我拿起一本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时，总要自问：他对于世界政治、世界都市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技术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俄罗斯、科学等等现实，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歌德在世，必定会了解这些问题，并会沉迷于其中，但是现今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问题。这种现实感和哲学内容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重复一遍，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征候，可以表现出哲学的内在需要、哲学的丰饶性和哲学的象征的重要性。
　　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结果的严重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不见有效用的哲学的终极意义。我们把哲学和宣教、和煽动、和小说写作、和讲坛上的胡言乱语混为一谈。我们已经从鸟瞰式的高瞻远瞩下降到井蛙之见。以至于如今，是否可能会有一种真正的今天和明天的哲学出现，都成了问题。如果不可能，那么，与其在一种所谓的“哲学新思潮”的掩饰下去重新咀嚼那业已干瘪的陈旧论点，就远不如去做一个殖民者或做一个工程师，随便做点什么，不管那是什么事情，只要是真实的和实际的就行了——与其去创造一种谁也不需要的有关统觉的新理论，远不如去造一架飞机。稍微变换一下词句，再次去重复许多前人有关意志或有关心身平行的观点，那真是一种穷极无聊的工作。这可以当作一种职业，但它断然不是一种哲学。一种不能冲击或影响时代生活最深处的学说根本不能算是学说，最好不要把这种东西教给别人。甚至在昨天还是可能的东西，在今天至少不会是必不可少的了。
对我来说，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深奥与精辟是一种快乐；相形之下，美学家和生理学家就是蠢材了。我宁愿拥有一艘快艇、一座钢结构、一部精密车床的美好的发自心灵的形式，拥有许多化学过程和光学过程的精巧和美妙，也不愿拥有现今的“艺术和工艺”，包括建筑和绘画，全部的东挪西借。我喜爱罗马的水道胜过喜好罗马所有庙宇和雕塑。我热爱罗马的大斗兽场（Colosseum）和巴拉丁王宫教堂（Palatine）的庞大穹顶，因为它们以其砖结构的巨大棕色形体向今天的我显示了真正的罗马及其工程师们伟大的实践感；至于恺撒们的空虚的、徒有其外表的大理石结构——它们的成行的塑像、它们的柱顶腰线、它们的负荷过重的额枋——是不是保存下来了，这于我是无所谓的事。看一看某些重建的帝国广场吧—— 它们难道不是现代国际博览会的真正副本吗？突兀、庞大、空虚、炫耀的材料和体量，全然不同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样式，也不同于罗可可样式，却正好与埃及的现代主义有得一比，例如在卢克索（Luxor）和凯尔纳克（Karnak）的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年）的废墟中所表现的。真正的罗马人看不起希腊演员（Graeculus histrio），看不起在罗马文明的土壤中可以找到的那种“艺术家”和“哲学家”，这不是事出无因。艺术和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们已经枯竭了，耗尽了，变得多余了，罗马人对生命之现实的直觉告诉了他这一切。罗马的一条法律就胜过当时所有的抒情诗和学院派的形而上学。我坚持认为，现今的许多发明家、许多外交家、许多理财家，较之一切从事索然寡味的实验心理学工作的人，更像是一个心智健全的哲学家。这种情形在某一历史水平上照例是要重复出现的。一个才智出众的罗马人，不论是一位率领军队、组织行省、修建城市和道路的执政官（Consul）或行政长官（Praetor），甚至是罗马的元首（Princeps），要说他还需要在雅典或罗得岛生产什么后柏拉图学派哲学的新变种，那是很荒谬的。因此，没有人这么干过。这和时代的倾向是不合拍的，因而只能吸引那些三流的人的注意，他们永远只能跟得上前天的时代精神。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阶段是不是已经到来，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纯粹只重广泛的效果，而排除伟大的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生产的世纪，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让我们坦白地说，这也是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正与世界城市的观念相符合。确实如此。但并不是我们选择了这一时代。我们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黄金巅峰，不是生在一个菲狄亚斯或莫扎特（Mozart）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清晰地看清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命运；有赖于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欺骗自己装作视而不见，我们也无可逃避。那在内心里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就不能算是他的时代的人，就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一个大言不惭的人，或者一个书呆子。
　　因此，在研究当前的某个问题时，首先应当问一问自己——真正的行家对于这个问题事先早就本能地回答过了——今天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他应当禁止自己去做的。只有极少数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妨说——是需要任何思想的时代去解决的。即便如此，尼采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就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尼采的时代，浪漫主义的流风遗韵尚未成绝响，而在我们的时代，它很快就灰飞烟灭，不留一丝痕迹。
　　体系化的哲学终结于18世纪末。康德把它的可能性推到了最高峰，不但是形式本身的恢弘，而且照例是西方的心灵，都推展到了极限。在他之后，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一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世界都市市民的哲学，它不是思辨的，而是实践的、非宗教的、社会-伦理的。这种哲学——相当于中国文明中杨朱（Yang-chu）的“伊壁鸠鲁主义”、墨翟（Mo-ti）的“社会主义”、庄周（Chuang-tsü）的“厌世主义”、孟子（Mencius）的“ 实证主义”，以及古典时期的犬儒学派、昔勒尼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西方开始于叔本华，他是第一个把生命意志（“创造性的生命力”）当作他的思想的重心的哲学家，尽管由于他在一种伟大传统的影响下，坚持区分现象与物自体之类的东西的陈词滥调，而使得他的学说的倾向变得模糊难辨。同样还是这种创造性的生命意志，在《特里斯坦》中被叔本华式地否定了，在《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又被达尔文式地肯定了；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被辉煌地和戏剧性地阐述出来了；在黑格尔派的马克思那里，则引出了一个经济学假设，在马尔萨斯派的达尔文那里，引出了一个生物学的假设，两者都巧妙地改变了西方大都市的世界观；在黑贝尔的《朱迪丝》（Judith）和易卜生的《收场白》（Epilogue）中，又产生了一系列同源的悲剧概念。因此，它包括了一种真正哲学的全部可能性——同时它也耗尽了这一切的可能性。
　　可见，体系化的哲学距我们已遥不可及，伦理哲学也已行将朽木。但是，对于当今西方的心灵世界来说，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它对应于古典的怀疑主义，这是可以用迄今为止还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形态学的方法去加以理解的。那所谓的可能性即是一种必然性。古典的怀疑主义是非历史的，它通过直截了当的否定来怀疑。但是，西方的怀疑主义，如果说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是我们的精神的秋天的象征，那就应当彻底地是历史的。它的解决方法是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它的解决程序是心理的。怀疑论哲学在希腊主义的内部的兴起乃是对哲学的否定——它声称哲学没有目的——相反，我们认为，哲学史最终将成为哲学当中最重要的题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怀疑论”，因为希腊人是通过蔑视心智的过去而走向放弃绝对的角度的，可我们是通过把过去理解为一种有机体而走向这一步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勾画出这一非哲学的哲学——这是西欧将要知道的最后的哲学。怀疑主义是一种纯粹文明的表现；它消除了此前的文化的世界图景。在我们看来，它的成功就在于把所有古老的问题都还原为一个问题，即发生学的问题。确信所是即为已成（that what is also has become），确信自然的与可认知的东西是根植于历史的东西之中，确信作为现实之世界是立足于作为可能被现实化的自我之上，确信“何时”与“多久”有着同“什么”一样的深奥的秘密，这些都将直接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一切，不论它还会是什么样子，在任何时候都将是某个活生生的东西的表现。认知和判断也是活生生的人类的活动。过去的思想家把外部现实看作是由认知和能动的伦理判断所产生的，但对于未来的思想而言，首要的是，它们全都是表现和象征。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象征主义。
　　由此而言，高级思想想要把握一般的和永恒的真理的诉求必将归于无效。真理之为真理，只是因为和某一特殊人类的关系。因而，我自己的哲学，只能够表达和反映西方的（不同于古典的、印度的或其他的）心灵，只能够表达和反映现存的文明化阶段的心灵，其有关世界的概念、其实践的范围以及其效用的领域，都将由此而获得说明。
　　十六
　　在结束这一导言的时候，我希望能加上一个个人的附记。1911年，我曾打算对有关当时的政治现象及其可能的发展所作的广泛的思考加以总结。在那时，世界大战在我看来既已迫在眉睫，亦是历史危机不可避免的外部表现，因此，我努力想从考察前此各世纪——不是各年——的精神出发来理解这一历史危机。在进行这一原本很小的任务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想有效地理解这个时代，那一基础计划所要考虑的范围就必须大大地扩展；像我所做的这种研究，要想使其结果成为基本上结论性的和必要的，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时代及这个时代的政治现实中，或把自己束缚在某个独断的思想框架上，甚或根本不去利用纯粹形而上学的和高度先验的研究方法，那是不可能的。很明显，一个政治问题是不能单从政治本身去得到理解的，并且在背后起作用的许多重要因素常常只能通过其艺术的表现来把握，甚或只能在科学的或纯粹哲学的观念的形式中远远地领会。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介于两件巨大而突出的事件之间的一段紧张而平静的时期，这两大事件，一个的表现是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它把西欧的现实图象固定了一个世纪，另一个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且正在明显地、越来越迅速地袭来——甚至对于这样一个时期作政治的-社会的分析，如果不从其所有方面去考虑至关重大的存在（Being）问题，那这一分析在最后也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同在自然的世界图象中一样，在历史的世界图象中，没有一件东西，不论其多么细小，不是在基本趋势的全部总和中来体现自身的。因此，我原先的论题就大大地扩展了。有大量未曾预想到的（且基本上是全新的）问题和相互的关系全都涌现出来了。最后，完全清楚了一点：除非或者说直到世界历史本身——它乃是作为有固定结构的有机体的高级人类的故事的见证——的秘密被澄清之前，任何单个的历史片断是不可能被彻底弄清的。迄今为止，这一工作还未开始，哪怕是开始一点点。
　　从此以后，各种关系和联系——它们以前常常被揣测到，有时还会被接触到，但从未被理解——将在这一越来越增厚的大部头中一一呈现。艺术的形式跟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方面，宗教概念与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将显示出深刻的关系。显然地和明确无误地，最新式的物理学理论和化学理论对我们日耳曼先辈们的神话学概念的依存关系，悲剧、动力技术及最新式的财政政策之间的风格一致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乍一看显得有点奇怪，但随即就不辩自明），即某一情形下的油画透视法、印刷术、信用体系、远程武器、对位音乐，与另一情形下的 luoti(被禁止)雕塑、城邦、货币流通（这是希腊人发明的），居然是同一精神原则的同一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本书中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还将突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伟大的形态学关系群在世界历史的整个图象中各自都象征性地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人类，它们在结构上是严格对称的。正是这一透视法，才第一次向我们打开了历史的真正风格。作为象征和表现，它本身只属于一个时代，因而只对现代西方人来说是内在地可能的和必要的，可远远地与之相比的乃是群论领域中某些最现代的数学观念。多少年来，我就抱有这么一些想法，虽则模糊和不明确，直到有了这种方法，才能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从此以后，我看待当代——那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有了完全不同的眼光。它不再是民族感情、个人影响或经济倾向所引发的一系列暂时的偶然事实——由历史学家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因果框架赋予其统一的和必然性的外表——而是在某一伟大的历史有机体的确定范围内、在几百年前就已注定的转折点上发生的一种历史的阶段变化的类型。巨大危机的标志是它的无数热切的发问和探询。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想法；但它们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受到专业眼界限制的，它们鼓动，它们消沉，它们困惑，但又不得自由。因此，尽管这些问题被看到了，可它们的同一性却被错失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形式与内容、线条与空间、素描与色彩之间的争端中，在风格的概念中，在有关印象主义和瓦格纳的音乐的观念中所显露出来的那些艺术问题（尽管从未被深刻地理解过）。我们可以想一想艺术的衰落和科学权威的破产；想一想大都市战胜乡村所产生的严重问题，诸如绝嗣和无人区等；想一想一个流动的第四等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想一想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议会政府的危机；想一想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位置；想一想私有财产问题及其附属的婚姻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个从另一完全不同的领域出现的事实，即民族心理学领域中论述神话、艺术、宗教和思想的起源的大部头著作——它们的研究不再是从某一理想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个严格的形态学角度出发。我深信，这每一个问题实际上和其他问题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为了解答那一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未十分明晰地浮现出来的历史之谜。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穷无尽——任务只有一个，且是同一个。每个人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没有一个人能从他自己的狭隘的角度看到那单一的、综合的解答。不过，自尼采开始，就已形成这样一个氛围，尼采自己就紧紧抓住了所有决定性的问题，虽则由于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故未敢面对严格的现实。
　　但是，这里恰恰是盘点学说（stock-taking doctrine）——姑且这么称呼它——的内在必然性所在。这一学说必将出现，它只能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的怀疑主义不是对我们的思想和著作储备的攻击，而恰恰是对它的证实。它要进一步证实过去各代的全部努力和成就，因为它把它在各个特殊领域所发现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倾向——不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 都整合在一起。
　　首要的是，这一哲学在那里发现了历史和自然的对立，唯有通过这一对立，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本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作为世界的一个因素和代表，不仅是自然的一员，同时也是历史的一员——历史是结构和性质都不一样的第二宇宙，形而上学为了第一宇宙而整个地忽视了这第二宇宙。我最初想到去反思我们的世界意识中的这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注意到，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在围绕实在的事件即已成的事物笨拙地摸索时，却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历史，把握了事变，把握了生成本身。这是一种偏见，为一切从理性和认知出发而不从直观的知觉出发的人所共有。而且它还是很久以前伟大的爱利亚学派（Eleatics）产生困惑的根源，依据他们的学说，通过认知可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生成，而只有存在（或已成）。换句话说，历史应被看作是自然（物理学家的客观意义上的自然），并要据此来对待它；并且，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有害的错误做法归于这一观点，这错误做法就是把因果原则、定律原则和体系原则——亦即僵死的存在的结构——运用于事变的图象中。人们以为人类文化的存在就像电或重力的存在一样，以为可以用和分析后者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人类文化。科学研究者的习惯被人们热情地视作典范，尽管不时地有学者问到什么是哥特式、伊斯兰或城邦，但从来没有人追问过为什么这类活生生的事物的象征恰恰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以那种形式、在那段时间里不变地出现。历史学家只要一遇到广为分散的历史现象之间那数不胜数的相似性中的某一种，就总是满足于简单的罗列，然后对那重合的奇迹俏皮地说上几句，例如把罗得岛叫作“古代的威尼斯”，把拿破仑叫作“近代的亚历山大”，等等；殊不知正是在这些地方，命运问题作为真正的历史问题（亦即时间问题）走到了前台，需要我们尽可能严肃地从受科学调控的观相学（physiognomic）方面加以对待，为的是发现那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的必然性——与因果关系全然不同——是如何运作的。每个现象事实上（ipso facto）都隐含着一个形而上之谜；那些现象出现的时间绝不是不相干的；一直以来有待我们去发现的是，在世界图象中存在着何种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无机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关系全然不同），从整体的人而不仅仅是（如康德所认为的）从人的认知部分辐射出来的是什么；一种现象，不论是宗教或艺术的最高创造，抑或仅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一个需要理解的事实，而且是精神的一种表现，不仅是一个对象，而且也是一个象征——所有这一切，从哲学上看，全都是新的东西。
　　由此，我最后终于清晰地看到了那解答就摆在我的眼前，那解答是概观性的，具有丰盈的内在必然性，且是从一个原则引申出来的——这原则尽管可以发现，却从未被发现，它从我年轻时起就纠缠着我、吸引着我、折磨着我，使我觉得它就在那里，必须加以解决，但又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从一个几乎可以说很偶然的机会开始，我写出了现在的这本书，试图对一种新的世界图象给出一个临时的表达。正如我所知道的，这本书有着初次尝试的一切缺点，不完整，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当然也在所难免。不过，我确信，书中对一个观念给予了不容争辩的阐述，这一观念一旦清楚地说出来了，就会（再重复一次）无可争议地被接受。
　　因此，尽管本书比较狭义的论题是要分析目前正在全球扩散的西欧文化的没落，但希冀的目标却是要发展一种哲学，以及这一哲学所特有的运作方法，那就是目前正要被试用的世界历史的比较形态学方法。本书很自然地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形式与现实”，从各伟大文化的形式语言入手，试图深入它们的源头的最深处，这样就可以为建立一种有关象征的科学提供基础。第二部分，“世界历史的透视”，从现实生活的事实入手，从高级人类的历史实践入手，寻求获得历史经验的精髓，这样我们就能着手构建我们自己的未来。
　　书末附加的图表展示了研究结果的概况。它们使人可以同时对新方法的成效和范围获得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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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的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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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们有必要一上来先关注一下几个基本的术语，因为在这本书的运用中，这些术语带有严格的、且在某些情况下是新奇的含意。尽管这些术语的形而上内涵会在接下来的论证过程中逐步变得明朗，但还是应当从一开始就对附于其上的确切涵义给予清晰的说明，以免引起误解。
　　“存在”与“生成”之间的流行区分——在哲学中同样盛行——在其所意图表达的对比中似乎忽视了本质的一点。一种无有终止的生成——“行动”、“现实性 ”——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种状态（例如在物理学的“匀速”和“运动状态”这样的概念中，在空气动力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因此而被归于“存在”的范畴。另一方面，我们事实上是通过意识并在意识中来得出结果的，从那些结果中，我们可以用歌德的方法区分出最后的两个要素，即“生成”（becoming）和“既成 ”（the become）。在所有情形中，尽管具有人类特性（humanness）的原子远非我们的抽象概念的力量所能把握，但是在这一对比中真正明晰的和确定的情感——基本的和弥散于整个意识中的——乃是我们所能及的最基本的东西。由此，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成”永远是基于“生成”之上的，反过来则不行。
　　我要用“固有的”（proper, das Eigne）和“外来的”（alien, das Fremde）来对那两个基本的意识事实作进一步的区分，对于所有处于清醒状态（不是睡梦状态）的人来说，这些事实的确立乃是通过一种直接的内在确定性，而不是通过更准确的定义的必然性或可能性。被称之为“外来的”要素总是以某种方式与“知觉”这个词所表达的基本事实相关联，例如外部世界、感觉的生命。伟大的思想家倾其全力构建意象，为的是在半直观的二分，如“现象与物自体”、“意志之世界与表象之世界”、“自我与非我”等的帮助下越来越严格地表达这种关系，虽则人类的确切认知能力其实不足以胜任这一任务。
　　类似地，“固有的”要素则关涉着我们视作情感的基本事实，亦即关涉着我们的内在生命，它以直接的和不变的方式同等地蔑视通过抽象思维的方法进行的分析。
　　再者，我还要区分“心灵”与“世界”。这一对立之存在与纯粹人类醒觉意识的事实是同一的。在这一对立中，存在的是不同程度的清醒与敏锐，因此也存在着不同等级的意识、精神和生命。这些等级既包括感觉知识——不够敏锐，但时常又因为内在之光而四处弥散，它是原始人和儿童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宗教与艺术的启示性时刻的典型特征，这一启示性时刻在一种文化逐渐变得衰老之后就越来越少出现）——也包括极度清醒的和推理式的敏锐，例如我们在康德和拿破仑的思维中所看到的，对于他们两人而言，心灵和世界的区别已经变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这一原初的意识结构，作为直接的内在知识的一种事实，是经不起更深一层的概念细分的。实际上，除了在字面上和或多或少人为的层面上，这两个因素根本也是不可区分的，因为它们总是关联在一起的，总是相互交织的，且总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总体来自身呈现的。天生的唯心主义者和天生的实在论者在认识论方面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假定心灵是相对于世界而言的（或者说世界是相对于心灵而言的，事实也确乎如此），如同基础是相对于建造、原初是相对于派生、“原因”是相对于“结果”来说的一样，可这一假定在纯粹的意识事实中根本没有基础。并且当一种哲学体系把重点放在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时候，它由此只不过是使我们获知了那个哲学家的个人喜好，获知了一个纯粹传记意义的事实。
　　因此，通过在结构上把醒觉意识看作是对立双方的一种张力关系，并进而将“生成过程”和“既成之物”的概念运用于它，我们发现，生命这个词具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意义，就是，它与“生成”的意义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把生成物和既成物描述为一种形式，在那里，生命的事实与结果在醒觉意识中分别地存在着。对于一个处在醒觉状态的人而言，他的固有的生命不断地在充实自己、完成自己，并通过生成的要素体现在他的意识中——这一事实，我们可称之为“当下 ”（the present）——它具有“方向”（Direction）的神秘特性，在所有高级语言中，人们企图借那个谜一样的字眼“时间”来说明“方向”的意义，来 ——徒劳地——使它理性化。由上面的论述必然可知，在既成物（固定物）与死亡之间有着一种根本的关联。
　　由此，如果我们把心灵——即那被感觉到而不是被理性地描画出来的心灵——名之为可能，而另一方面把世界名之为现实（这些表述的含义应当不会为人的内在感官所误解），我们便可把生命看作是可能的实现在其中得以完成的形式。就方向的特性而论，我们可以称“可能”是未来，而称“既成现实”为过去。至于“实现过程”本身——它是生命的重心，是生命的意义中心——则可称之为“当下”。“心灵”是有待完成的东西，“世界”是已经完成的东西，“生命”则是正在完成的东西。我们也可用这种方式对生命给出类似的其他表述，如瞬时、绵延、发展、生命意义、使命、视界、目标、生命的丰盈与空虚、确定的意义等等，这一切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论述，尤其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现象，将是必需的。
　　最后，正如读者可能已经看到的，在此还要在一个十分确定且迄今为止还不常见的意义上运用历史和自然这两个概念。这些字眼包含着把知识的总体——既包括生成过程，也包括既成物；既包括生命，也包括曾经的活物——理解和领会为一种同源的、精神化的、井然有序的世界图象的诸种可能模式，亦即依据生成与既成、方向（“时间”）与广延（“空间”）何者为主导因素来从某一不可分割的印象集合中形成世界图象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不是一个因素替代另一个因素的问题。我们把握那反映和证实我们的固有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可能方式在数量上是无限多的，并且是极其多样的，而纯粹有机的世界观（world-view）和纯粹机械的世界观（这一常用术语在此是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使用的）只是其中的两个极端方式。原始人（假如我们能够想象他们的醒觉意识）和儿童（如同我们所记得的）都不能够充分地认识或把握这些可能性。这一高级的世界意识的一个条件便是语言的拥有，由于语言，意义不再单纯是人的声音，而是一种文化语言（culture-language），这种语言对于原始人乃是一种非存在，对于儿童固然是一种存在，但却是不可理解的。换言之，这两者对于世界都不拥有任何明确的和清晰的概念。他们对于历史和自然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而没有任何实在的知识，他们与这些东西之整体的联系太过紧密。他们根本没有文化。
　　在此，“文化”这个重要的概念被赋予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肯定意义，我们此后都将这一意义上来使用它。与我们选择以可能和现实来区分心灵和世界一样，现在，我们也可用这一方式来区分可能的文化和现实的文化，例如作为（一般的或个体的）生存的一种观念的文化和作为那一观念之实体（body），亦即作为那一观念可见的、实在的和可理解的表现之总体的文化——如行动和意见、宗教和国家、艺术和科学、民族和城市、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还有语言、法律、习俗、性格、面部轮廓和服装。与生命和生成息息相关的高级历史，乃是可能的文化的实现。
　　我们不要忘了补充一点；意义的这些基本决定因素基本上是不能用具体论证、定义或证明来沟通的，而只能通过感受、体验和直观在其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获得。在作为生活的体验与作为学问的经验之间，在由各种各样的直观——诸如启示、灵感、艺术慧眼、生命体验、“不能自已”的力量（即歌德所谓的“感同身受的幻想 ”）——所产生的直接确定性与理性程序和技术实验的产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未被理解的区别。
　　前者的传达是借助类比、图象、象征等手段，后者则是借助公式、定律、图式等手段。既成是学问所经验的——其实，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已成之物对于人类心智而言是与已完成的认知行动同一的；反之，生成只能是活生生的生命所经验的，是以深刻的、难以言传的理解力所感受到的。我们所谓的“人的知识”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事实上，对历史的理解可算是人的一种最高级的知识。那是能洞察一种陌生的心灵的深处的眼光——决不能把它归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考察的认知方法，不过，历史图象越是纯粹，就越是难以为其他眼光所理解。机械论的纯粹自然图象，例如牛顿和康德的世界，是在定律和方程式中被认知、被把握和被解析的，并最终被简约为体系；有机论的纯粹历史图象，例如普罗提诺（Plotinus）、但丁和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世界，是直觉地看到的，内在地体验到的，是作为一种形式或象征被把握的，并最终被交付给诗人和艺术家的概念。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就是一种历史的世界图象。
　　二
　　为了说明心灵力图在其外部世界的图象中实现自身的方法——亦即，为了说明文化在“既成”状态中能多大程度上表现或描绘人类生存的观念——我选择了“数字”（number）这一所有数学赖以确立的基本要素。我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数学——虽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理解其丰富的深度——在人类心灵的创造活动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数学是一种最严密的科学，就如同逻辑一样，但它比逻辑更易于为人理解，也更为丰富；数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是可与雕刻和音乐并驾齐驱的，因为它也需要灵感的指导，而且是在伟大的形式传统下发展起来的；最后，数学还是一种最高级的形而上学，如同柏拉图尤其是莱布尼茨所告诉我们的。迄今为止的每一种哲学的发展，皆伴随有属于此哲学的数学。数字是因果必然性的象征。和上帝的概念一样，数字包含有作为自然之世界的终极意义。因此，数字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奥秘，每一文化的宗教思想都留有数字的印记。
　　如同所有的生成过程皆有方向的原始特性（不可逆性）一样，所有的既成之物皆有广延的特性。但是，“方向”和“广延”这两个词似乎还难以让人满意，因为在它们之间只能作出一种人为的区分。所有的既成之物的真正秘密——事实上，它即是（在空间和物质中）延展的事物——就体现在与编年学的数字相对立的数学的数字中。数学的数字，在其本质中就蕴含有机械的区隔（mechanical demarcation）的概念，就此方面而言，数字类似于文字（word），因为文字正是以其包容与指谓的事实来区隔世界印象的。事实上，数字与文字两者最深处的奥秘在此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是，数学家所操作的实际数字，包括图形、公式、符号、图表，简而言之，数学家所准确地思考、言说或书写的数字符号，皆如准确地运用的文字一样，自一开始便是这些深层奥秘的象征，是内在之眼和外在之眼皆可以想象、可以沟通和可以领会的某种东西，可以作为区隔的代表来予以接受。数字的起源类似于神话的起源。原始人把不可确定的自然印象（用我们的术语说，“外来的”印象）提升为神灵或神秘（numina），同时又用一个限定它们的名称来捕捉和框定它们。数字也是这样的一种标识和捕捉自然印象的东西，正是借助于名称和数字，人类的理解力终于可以制服世界了。在最后的分析中，一种数学的数字语言和一种口语的语法在结构上是一样的。逻辑永远是一种数学，反之亦然。因此，在人类心智恰当地运用数学的数字的所有行为——度量、计算、绘图、测重、排列、分割——中，人们也在努力用文字来界定延展之物，亦即以证明、结论、定理和体系的形式来说明之；并且，也只有通过此等行为（可能或多或少地是无意间的），醒觉的人类才开始能够运用数字——规范地——来描绘对象和特性、关系和差异、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简言之，描绘他觉得必要的和不可移易的、他称之为“自然”和他所“认知”的世界图象的结构。自然是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的，而历史则相反，它是那与数学无关的事物的集合——因此有自然律的数学确定性，有伽利略那无比正确的名言：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还有康德所强调的这样一个事实：精确的自然科学所能到达的限度，即是应用数学之可能性所能允许的限度。因此，数字作为已完成的区隔的符号，体现了一切被认知、被界定的实际事物的本质，而它自身同时也变成了一切，正如毕达哥拉斯和其他一些人借助于一种强有力的和真正宗教的直觉、用完全内在的确定性所已经看到的。然而，我们此处所谓的数学——由此意味着借形象来实际地思考的能力——不可与远为狭义的科学的数学相混淆，亦即不可与在演讲和论文中提出的那种数字理论相混淆。一种文化在自身之内所拥有的数学的视野和思想，是它的形诸于文字的数学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的，一如其哲学的视野和思想是其哲学的论文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的一样。数字是从一个还有其他出口的源泉中涌现出来的。因而在每一文化的开端处，我们总能发现一种古代风格，即在早期希腊和其他地方被正当地称作几何学的风格。在公元前10世纪的这一早期古典风格中，在埃及第四王朝以其绝对主义的直线和直角所表现出来的庙宇风格中，在早期基督教的石棺浮雕中，还有在罗马风格的建筑和装饰中，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它们都明确地是数学的。在这里，每一条直线，人和动物的每一个蓄意非模仿的形象，都在与死（不可移易的固定之物）之奥秘的直接关联中揭示着一个神秘的数字思维。
　　哥特式的教堂和多立克式的庙宇便是以石头表现的数学（mathematics in stone）。毕达哥拉斯无疑是古典文化中将数字科学地看作是可理解的事物所构成的世界秩序的原则——看作是标准，看作是度量——的第一人，但是，甚至在他之前，在雕像的严格法式中，在多立克柱廊的秩序中，数字就被用来表达感觉的-物质的单位的一种高贵的排列。伟大的艺术，每一个都是借助以数字为基础的限制来进行阐释的模式（例如可以想一想油画中空间再现的问题）。一种高级的数学天赋，即便没有任何的数学科学，也能在技术领域获得成熟而完美的自我认识。
　　在一种强有力的数字感如此确凿的展示中，甚至在古王国时期，在金字塔庙宇的尺度测定中，在建筑、防洪工程、公共行政（更不用提历书了）的技术中，没有人会确然无疑地坚持认为新帝国时期的阿赫姆斯（Ahmes）的毫无价值的算术代表了埃及数学的水平。澳大利亚土著在才智方面完全属于原始人，可他们具有一种数学本能（或者说，一种类似于数学本能的东西，一种用数字进行思维的能力，尽管还不会运用符号或文字来沟通），就其对纯粹空间的阐释而言，他们的这一本能远远优越于希腊人。他们所发明的回向镖只能归功于他们对某一类数字——我们称之为高等几何——有着一种确然的感觉。因而——我们会在后面再证明使用这个副词的合理性——他们拥有一套极其复杂的仪式，为了表达亲密的程度，他们发明了如此微妙精细的语言，甚至连高级文化本身也做不到这样。
　　又一次，在欧几里得的数学，跟成熟的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对仪式性的公共生活或孤独感全无感觉之间，存在着一种类比，而巴罗克时代——与古典时代迥然不同——则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空间分析的数学，一个凡尔赛的宫廷，以及一个依托于王朝关系的国家制度。
　　在数字的世界中所显示的，正是一种心灵的风格，故而数字的世界，除了有关于它的科学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东西。
　　三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事实，这一事实迄今为止连数学家自己都未能洞明。
　　数字本身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存在的乃是多个数字世界，如同多种文化的存在一样。我们发现的是一种印度数学思想、一种阿拉伯数学思想、一种古典数学思想、一种西方数学思想，与这每一种数学思想相对应的是一种数字类型，而每一类型根本上都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是一种特定的世界感的表现，是一种有着特定的有效性、甚至能科学地定义的象征，是一种排列既成之物的原则，这原则反映着一种且仅仅一种心灵亦即那一特殊文化的心灵的核心本质。由此言之，世上不只有一种数学。因为，不容置疑的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内在结构与笛卡儿几何学的内在结构是完全不同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数学分析是与高斯（Gauss）的数学分析完全不同的东西，不仅仅是在形式、直觉和方法上，而且本质上首要的是在他们各自提出和说明的数字的内在的和必然的意义上。这种数字，这一在其中可以使现象获得自我解释的视界，以及因此，这一被限定在给定范围且服从于其特殊类别的数学的“自然”或广延的世界的整体，并不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各属于一种确定的人类的。
　　因此，所存在的任何数学的风格整个地都依赖于它所扎根的文化，依赖于那构想它的特定人类。心灵能将其固有的可能性付诸科学的发展，能实际地控制这些可能性，能在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理中达到最高的水平——但它根本无力改变这些可能性。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观念在古典装饰的最早形式中就被实现了，微积分的观念在哥特式建筑的最早形式中就被实现了，比这各别文化第一个渊博的数学家的出生要早好几个世纪。
　　一种深刻的内在经验或者说真正醒觉的自我可以把儿童转变成高级人，可以把他纳入他的文化的共同体中，而这正是他的数字感出现的标志，亦是他的语言感出现的标志。只有在这之后，客体才会对那醒觉意识存在，才会呈现为诸如数字之类的有限度的和可区分的东西；只有在这之后，周围世界的那些属性、概念、因果必然性和体系，或者说世界的形式和世界定律（因为那被设定和被解决的，事实上就是被限定的、被坚固的、受数字控制的）才易于被准确地定义。并且由此，还会对测量和计算、绘图和形式的深奥意义产生一种出乎意料的、几乎形而上的恐惧感和敬畏感。
　　如今，康德已依据先天综合判断（普遍必然的有效性）和后天综合判断（经验的和随情形而变的）对人类知识的总体进行了分类，其中前一类知识就包括有数学知识。由此，毫无疑问，康德就可以把强烈的内心感受还原为抽象的形式。但是，康德这么做完全偏离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数学和现代力学中已被充分地证明了），就是：在这两种判断之间，根本不存在如此界限分明的区分，如同在先天判断原理中根本地和无条件地示意出来的，先天本身虽则确然是哲学中的一种最具启发性的概念，可似乎也是一个包含着许多困难的观念。康德为它总结了两个特性——但并没有试图去证明那一根本不能证明的东西——即在所有的理智活动中，它既具有形式的不可改变性，同时又具有对所有人而言形式的同一性。结果，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因素完全被忽视了——这要归功于康德时代的理智的先入之见，更别说康德本人的了。这一因素便是那一所谓的“普遍有效性”的伸缩度（the varying degree）。真正范围广泛的有效性具有某些无可怀疑的特征，这些特征（表面上看是在任何时候）是独立于文化和认知个体所属的时代的，但与这些特征相伴随的，必定还存在一种十分特殊的形式必然性，为认知个体的所有思想成为定理奠定基础，而认知个体由于只属于他自己的文化而不属于别的文化，故而必定会受到这一形式必然性的影响。这样，在此我们便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先天的思想-内容，去对它们之间的交界线作出界定，甚至于去证明存在这样的交界线，都是一个难题，这难题超出了认识活动的所有可能性，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迄今为止，没有人敢说，心智的假定的恒在结构是一个幻觉；没有人敢说，就在我们眼前展现的历史包含了不止一种认知风格。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还没有成为问题的事物获得一致意见，既有可能意味着一个普遍的真理，也有可能意味着一个普遍的错误。确实，人类总是对疑点和模糊性有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如此之普遍，以至于人们从哲学家的不一致（non-agreement）中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猜测，我们每每扫视哲学史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一点。但是，这种不一致并不是由于人类心智的不完善，也不是由于可以完善的知识当下的不足，一句话，这不是由于缺陷，而是由于命运和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一个发现。对深刻的和终极的事物得出结论，不能通过设定一些恒量，而要通过研究差异，通过发掘差异的有机逻辑来达成。知识形式的比较形态学是西方思想至今仍有待攻克的一个领域。
　　四
　　如果数学是像天文学或矿物学一样的一种纯粹科学，那要界定它们的对象应当是可能的。可以前从事数学研究的人并没有、也没有能力这么做。我们西欧人对数字提出了自己的科学观点，为的是完成雅典和巴格达的数学家所从事的相同的任务。但事实是，在雅典和巴格达，类似名称的科学的主题、意图和方法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根本就不存在单一的数学，而只存在不同的数学。我们所谓的“数学史”，意指的仅仅是某个单一的、不变的理想的逐步实现，而事实上，在数学史的虚饰的表面底下，是一大堆自足的、彼此独立的发展的复合体，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在那里，总有新的形式世界的诞生，也有对旧的陌生的形式世界的挪用、转变和剥离，总之，这是一个发生于每个特定时期，并要经历从开花到成熟、从枯萎直至死亡的过程的纯粹有机的故事。研究者决不可上当受骗。古典心灵的数学几乎是从一片空无中萌生出来的；而历史地构成的西方心灵已经拥有了古典科学（不是内在地服膺，而是经由学习外在地获得的），因此它只能通过对后者作明显的改变和完善来成就自身的科学，可事实上，它还得摧毁那本质上与之疏离的欧几里得体系。第一种情况的代表便是毕达哥拉斯，第二种情况的代表是笛卡儿。在这两种情况中，归根到底，行为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方面，一种数学的形式语言跟和数学同源的主要艺术的形式语言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与艺术家的气质之间的差异固然很大，但各自醒觉意识的表达方法在内在的方面可谓是同出一辙。雕刻家、画家、作曲家的形式感，就其性质而言，本质上都是数学的。在17世纪的解析几何和投影几何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一个无穷世界作的相同的、富有启发的秩序化，也使同时代的音乐生气盎然、活力弥漫，后者正是从通奏低音的艺术中发展出可称作音响世界的几何学的和声技术的；同样地，这种对无穷世界的秩序化，也激发同时代的绘画发展出了透视原则（这是只有西方人才会知道的有关空间世界的知觉几何学）。对于这一富有启发的秩序化，歌德称之为“在直观领域直接地领会形式的观念，对于这种形式，纯粹科学不能领会，而只能观察和分割”。数学超出了观察和分割的范围，它在其最高级的时刻可以通过想象而不是抽象来发现自己的道路。还是歌德，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名言：“数学家只有在他从自身之中感受到真实的美时，他才是完备的。”在此，我们当可感受到，数字的奥妙与艺术创作的奥妙，其关系是何等的紧密啊！也是因此，天生的数学家的位置，常常可以和赋格曲、雕刻、绘画等领域的大师排在一起；他和他们一样，都努力且必须努力去实现万物的伟大秩序，给那秩序穿上象征的外装，使其能同下里巴人进行交流，让他们在自己的内心去倾听那秩序，而不是富有成效地去占有那秩序；数字的王国，跟音调、线条、色彩的王国一样，皆是世界形式的意象。正是因为这一点，“创造性”一词在数学领域比在纯粹科学领域意味着更多的东西——牛顿、高斯、黎曼（Riemann）都是天生的艺术家（artist-nature），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些伟大的概念都是不经意间的神来之物。老维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曾经说：“一个数学家若不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就决不是一个真正的数学家。”
　　因而，数学就是一门艺术。如是言之，那它必定有自己的风格和风格期（style-periods）。它不是像门外汉和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门外汉）所认为的那样实质上是不可改变的，而是像每一种艺术一样在各个时代皆有其难以觉察的变化。当我们在处理伟大的艺术的发展时，也要（确然地而不是徒劳无功地）顺便看一下同时代的数学的发展。对于音乐理论的变化与对无穷的分析之间存在的深刻关系，细节从未被人深究过，尽管美学从这些细节中所学的远多于从所谓的“心理学”中学到的。如果写一本乐器史，不是（如人们时常所做的那样）从音调生产的技术角度来写，而是根据对音色和音效的深层精神基础的研究来写，则可揭示更多。因为想用声音来填满无穷的空间，乃是一种意愿，一种强烈到近乎渴望的意愿，正是这种意愿产生了——与古典的七弦琴和竖笛（里拉琴、基特拉琴；奥洛斯管、叙任克斯笛）以及阿拉伯的琵琶完全不同——键盘乐器（管风琴、钢琴等）和弓弦乐器这两大家族，并且早在哥特时期就已出现了。这两大乐器家族的发展在精神上（可能也关系到技术源头）要归功于位于爱尔兰、威悉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北部凯尔特-日耳曼人。管风琴和古钢琴当然是英国人的功劳。弓弦乐器于 1480至1530年间在上意大利获得了其确定的形式，而管风琴发展成我们所知道的一种占据空间的庞然大物，一种在所有音乐史上还不曾见到相似物的乐器，这首要的是在德国。巴赫及其时代那自由的管风琴演奏若不是一种分析——对奇妙而巨大的音响世界的分析——还能是什么。类似地，还是与西方的数字思维相一致，而与古典思维相反，我们的弦乐器和管乐器也不是单独地而是在庞大的群体（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中发展的，是依据四级人声的音域排列的；现代管弦乐队的历史，以及它所有新乐器的发明和老乐器的改良，事实上是一个音响世界的自足的历史，而且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用高等分析的形式加以表现的世界。
　　五
　　大约公元前540年，当毕达哥拉斯学派得出数是万物的本原的观点时，所迈出的决不是“数学发展中的一小步”，而是一种全新的数学的诞生。这一新的数学，很久以来，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和艺术的形式倾向就已经预示出来了，而现在，由古典心灵的深处迸发而出，形成为一种系统阐发的理论，一种在一幕场景或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诞生的数学——如同埃及人的数学、巴比伦文化的代数天文学及其黄道坐标系统（ecliptic co-ordinate system）诞生的情形一样。但这种数学是全新的，因为那些古老的数学早已消失无形了，而埃及的数学从未形诸于文字。公元前2世纪所完成的古典数学，亦随古典时代的转换而消失（尽管表面上看，它甚至在今天依然存在，可仅仅是作为一种便利的记号存在着），让位于阿拉伯数学。从我们对亚历山大里亚数学的了解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必要的假设：在中东地区曾出现一次伟大的运动。运动的重心当然是一些波斯-巴比伦学派，如以得撒（Edessa）、贡狄萨坡拉（Gundisapora）和忒息丰（Ctesiphon）等地的学派，至于它们是如何传入讲古典语言的地区，我们只知道一些细枝末节。尽管都有希腊名字，但亚历山大里亚的数学家们——如研究等周形的芝诺多罗斯（Zenodorus）、探讨空间中的和谐面束（harmonic pencile in space）的特性的塞里努斯（Serenus）、介绍迦勒底人的圆周划分法的希普西克勒（Hypsicles），尤其还有丢番图（Diophantus）——毫无疑问全都是阿拉米人（Aramaeans），他们的著作仅仅是主要写于叙利亚的文献的一小部分。可见，这种数学在阿拉伯 -伊斯兰思想家们的研究中获得了其完整形式，不过，在这些思想家之后，数学发展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漫长的间断。接下来，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数学，那就是西方人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数学，我们出于一种迷恋而将其称之为“Mathematics”，认为它是两千年演进的顶峰和最终目标，尽管事实上，严格来说，直到今天为止，它也不过存在了区区可数的几百年而已。
　　古典数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它的这一命题：数是一切可为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本质。把数定义为一种度量，这体现了一个热情地投身于“此时”（the “now”）、“此地”（the “here”）的心灵的整个世界感。在这个意义上，度量意味着对某个切近而具体的事物的度量。看一下古典艺术作品的内容，例如那些自由矗立的 luoti(被禁止)人像：在此，存在的每一本质的和重要的要素、它的整个节奏，由雕塑的各个部分的表面、向度及可感觉到的关系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数的和谐的观点虽然有可能是从音乐中演绎出来的——应当注意，这一音乐并不知道所谓的复调或和声，由之而形成的乐器是为了表现单一的、丰满的、近乎清新的音调——但它似乎已成为怀有这一理想的雕刻家的典范。那被加工过的石头仅仅就是一块石头，只考虑其大小，只量度其形式；它到底是什么，这要取决于它在雕刻家的刻刀下会成为什么。没有了雕刻家的凿刻，它就只是一团混沌，是尚未实现成形的事物，事实上，在未经雕凿之初，它根本不具任何意义。与此相同的感受，转移至更高阶段的创作过程中，便形成了与混沌状态正相对立的宇宙秩序（cosmos）。对于古典心灵来说，所谓“宇宙秩序”，意味着外在世界的一种清晰状态，一种和谐的秩序，那各自独立的事物，作为一个完好地界定的、可理解的和在场的整体，都包含在这一秩序中。这些事物的总和恰好构成了整个世界，而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各交互空间——在我们看来，这些空间充满了“宇宙空间”（Universe of Space）的生动象征——对于古典人来说不过是虚空（το μη ον）。
　　对于古典人类而言，广延意味着实体，对于我们而言，广延意味着一种使物“呈现”出来的空间的功能。从这一观点往回看，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古典形而上学最深层的一个概念，那就是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äπειρου”（无定形）——这个词几乎无法用西方语言来翻译。它不具有毕达哥拉斯意义上的“数”，没有可量度的向度或可界定的限度，因此也就无所谓存在；恰如尚未凿刻成雕像的石块，没有度量，没有形式；是视觉上无涯无际、无有形式的 αρχη（始基），只有透过感官的分割，才能成为某个东西（或者说，成为世界）。在康德的世界图象中，正是以空间取代了古典认知的这一基本的先验形式，亦即形体本身；对于那种空间，康德坚持认为，所有一切事物都可以从它的角度加以“思考”。
　　现在，我们明白了是什么东西把不同的数学，尤其是古典数学和西方数学，区分开来了。成熟的古典世界的整个世界感使得它把数学只看成是有关形体之间的大小、向度和形式的关系的理论。从这一世界感出发，当毕达哥拉斯提出和表达那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公式时，数对于他来说就成了一个视觉的（optical）象征 ——不是一般形式的度量，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既成领域的哨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感官能够分割、能够加以回视的既成之物的部分的哨所。整个的古典世界单单只把数字设想为度量的单位，设想为大小、长度和面的单位，而且，对于它来说，除了这些方面，其他的广延都是不可想象的。整个古典数学归根到底就是一种测体学（stereometry），一种固体几何学（solid geometry）。欧几里得在公元前3世纪就完成了他的几何学体系，在他看来，三角形是一种具有深刻必然性和有限定的表面的形体，而决不是一种由三条相交直线构成的系统，或由三度空间中的三个点形成的集合。欧几里得定义直线是“没有宽度的长度”（μηκοs απλατεs），在我们看来，这一定义实在不足为道——而在古典数学中，这却是一个卓绝无比的定义。
　　西方人的数，不是——如康德甚至赫尔姆霍兹（Helmholtz）所认为的——从作为一种先验的认知形式的时间中产生出来的某个东西，而是某个特别地具有空间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同类单位的一种秩序（或排列）。实际的时间（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越来越明确地看到的）与数学的事物没有一丁点的关系。数唯一地只属于广延的领域。但是，恰如世上有多种文化一样，广延之物有秩序地展现的可能性及其必然性也有多种。古典的数是一种思维过程，但处理的不是空间关系，而是明显可限定的、实在的单位；由此可自然地和必然地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古典人知道的仅仅是“自然”数（正数和整数），相反，在我们西方人的数学中，自然数在复数、超复数、非阿基米德及其他数系中却只占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地位。
　　由此看来，无理数——即我们的记数法中十进位的不尽小数——的观念在希腊精神中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欧几里得——我们应当对他有更全面的了解——说，不可公度的线条是“不能如数字那样彼此关联的。”事实上，无理数的观念一旦出现，便把数的概念和大小的概念分离开来了，因为这种数（例如π）的大小是不能以任何直线来界定或准确地表达的。进而，据此言之，在思考——比如说——正方形的边和对角线的关系时，希腊人必定会突然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数，这种数对于古典心灵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因此对它有一种恐惧，认为其存在本身的秘密一旦被揭开，将会招致灭顶之灾。有一则奇特而重要的晚期希腊传说，依据这一传说，第一个揭开无理数那深藏的奥秘的人必将死于非命，“因为那不可言传的、无形无态的秘密必须永远隐匿于人世。”
　　支撑这一传说的那种恐惧与希腊人的一种观念完全是同一的，那一观念阻止哪怕最成熟的希腊人为了在政治上更好地组织乡村而去扩展他们的微型城邦，阻止他们延伸街道直至景色的尽头，延伸小巷直至远景深处；那一观念使希腊人对时间有一种畏惧。并且又一次，它是来自巴比伦的天文学及其对无尽星空的透视。那一观念还使得希腊人不敢冒险沿海道走出地中海，直到很久之后，腓尼基人（Phoenicians）和埃及人才胆敢这么做。这是一种深沉的形而上的恐惧，因为这一恐惧，古典生存所牢守的那一在感觉上可理解的和在场的东西，突然陷入了崩溃，把它的宇宙秩序（主要地是由艺术来创造和维系的）投入了未知的原始深渊。因此，要想理解这一恐惧，就得理解古典数字的终极意义——即是与不可度量相对立的度量——就得把握古典数字的限度的高级伦理意义。歌德作为一个自然研究者，也感觉到了这一恐惧——因此他对数学有着一种近乎恐惧的反感，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上，他的这种恐惧乃是对非古典数学，即支撑他的时代的自然哲学的微积分，产生的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
　　古典人的宗教感一度越来越强烈地集中于实际地在场的、地方化的祀拜上，因为只有它能表现欧几里得式的神世界。抽象的概念，或者说那些在思想的空间中漂浮不定的教条对于它是全然陌生的。这种祀拜与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条，即偶像的塑像与教堂组织同在，有着诸多的共同点。毫无疑问，这种祀拜的某些方面就包含在欧几里得的数学中——例如，看一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秘密教义，看一看规则的多面体的定理及其在柏拉图学派中的神秘意义。如此言之，在笛卡儿对无穷的分析和同时代的教义神学之间，必定也存在深刻的关系，后者的发展经历了从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大决战到整个地非感觉化的自然神论。笛卡儿和帕斯卡尔都既是数学家，亦是詹森派信徒（Jansenists），莱布尼茨则同时是数学家和虔敬派信徒（Pietist）。伏尔泰（Voltaire）、拉格朗日（Lagrange）、达朗贝尔（D’Alembert）皆是同时代人。其实，古典心灵已感觉到了无理数的原则将会推翻整个数字体系井然有序的庄严排列，会推翻完整而自足的世界秩序，这些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不敬。在柏拉图的《蒂迈欧》中，这一感觉已明确无误地显示出来。因为，把一系列各自分离的数字转变为一个连续体，这不仅是对古典的数字观的挑战，而且是对古典的世界观本身的挑战，故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古典数学中，甚至连负数——在我们看来，这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上的困难——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把零当作一个数了。把零看作一个数，体现了奇妙的抽象能力那高超的创造力，印度心灵就把零看作是一种位置计数（positional numeration）的基础，零的观念正是了解印度人生存意义的关键。负量（negative magnitudes）根本就不存在。（-2）×（-3）=+6，这种表达既不可想象，也不能表示量的大小。数量的系列终止于+1，而在负数的图形表达（+3、+2、+1、0、-1、-2、-3）中，从零之后突然出现了某个否定性的东西的肯定性象征；它们意味着某种东西，但它们不再是某种东西。但是，这一幕的完成不在古典的数字思维的方向之内。
　　因而，古典世界的醒觉意识的每一个产品，皆借由雕塑式的定义被提升到了现实性的层次。凡不能被描画出来的，便不是“数字”。阿基塔斯和欧多克斯（Eudoxus）采用面积数（surface-numbers）和体积数（volume-numbers）的概念来指谓我们所谓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很容易理解，更高的整次方（integral powers）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那以立体感（plastic feeling）为基础的心灵而言，四次方立刻便意味着在四维空间中的一种扩展，意味着要与四种物质性的维度打交道，而这在他们看来是“荒谬的”。对于我们常用的那些表达，例如，甚至早在奥里斯梅（Oresme）（14世纪）时代的西方数学中就已使用的分数指数，例如51/2，在阿基塔斯和欧多克斯看来肯定是全然没有意义的胡说。欧几里得称因子的乘积即是边的乘积，而分数（当然是定分数）则被看作是两条线之间的整数关系。显然，从这里面，是不可能出现零作为数的概念，因为从一个画图人的角度看，这是没有意义的。具有不同心灵构造的我们不可以我们的习惯来论断他们的习惯，把他们的数学看作是“大数学 ”（Mathematics）发展的“第一步”。在古典人为自己扩展的世界里，并且就他们扩展那一世界的目标而言，古典数学是完整的——只是对我们而言，它才不是完整的。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印度人的数学一直以来就包含着古典数字感认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但又不是出于无知，因为许多希腊思想家对这些东西其实很熟悉——并将其作为他们的数字世界的本质要素。必须重复一遍，“大数学”是一个幻觉。一种数学的思维方式，或者一般地说，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如果能完整地表达与之相匹配的生命感，那它就是正确的、可信的，就是一种“思想的必然”。否则，它就是不可能的、无用的、没有意义的，再不，正如我们在我们的傲慢的历史心灵中常常说的，就是“原始的”。近代数学尽管只对西方精神而言是“正确的”，但也不容否认的是，它是这一精神的主导产品；不过，对于柏拉图而言，它必定是对通向“真实”——通向智慧，古典的智慧——的道路亦即数学的不可思议的和可怕的偏离。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希腊人的数学也是如此。坦白地说，我们对大量属于其他文化的伟大观念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容许这样的失误，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及其局限还不允许我们去同化它们，或者说（其实是一回事），我们的思维及其局限使我们将它们看作是虚假的、多余的和无意义的东西而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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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的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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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希腊数学，作为一种有关可感知的量的科学，蓄意把自己限定在可理解的当下在场的事实上，把它的研究和这些研究的有效性局限在近旁的小事物上。与这一数学无懈可击的一致性相比较，西方数学的立场被认为实际上有点非逻辑的味道，尽管只是自非欧几何发现以来，这一事实才真正地被认识到。数是完全非感觉化的理解的意象，是纯粹思想的意象，其本身之中就包含有抽象的有效性。因此，数能否确实地运用于意识经验的现实性，这本身便是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不断地被重新提出而从未获得解决的问题，而数学体系与经验观察之间的符合，在目前还只能视作是自明的。尽管门外汉的观念——例如在叔本华身上所看到的——认为数学有赖于感官的直接证据，但欧几里得几何学——虽则表面上看，其与所有时代通行的几何学是同一的——与现象世界仅仅是近乎吻合，且是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事实上是在画图板的范围内——才近乎吻合。扩大这些范围，则——例如——欧几里得的平行线将会变成什么？它们会在地平线上相交——我们一切的艺术透视就是建立在这一简单的事实之上的。
　　因此，康德是一位西方思想家，他回避了有关距离的数学，而诉诸一组数字例证，而对于它们的绝对细分，他认为尤其不能用西方的无穷小的方法来处理，他这样做并不矛盾。但是，欧几里得是一位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当他禁止通过参照——比如说——由一个观察者和两个无穷远的恒星所构成的三角形来证明他的公理的现象真理时，这与古典时代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些东西既不能被画出来，又不能“直观地领会到”，他的感受恰恰是害怕无理数的感受，是不敢给予像零这样的虚无以一个价值（例如，说它是一个数），甚至在沉思宇宙关系时也不敢直视无穷大，而只能固守着它的比例的象征的感受。
　　萨摩斯岛（Samos）的阿里斯塔库斯在公元前288至前277年间属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圈子，这个圈子无疑与迦勒底-波斯学派有关系；阿里斯塔库斯曾提出了一个日心说的世界体系。经过哥白尼（Copernicus）的再发现，这一日心说的体系将动摇西方人的形而上情感的基础——乔尔丹诺·布鲁诺即是明证——将成为强有力的预兆的完成，并将证明浮士德式和哥特式的世界感，这种世界感早已经通过哥特式大教堂的形式而体现了对无限的信仰。但是，阿里斯塔库斯当时的世界对他的著作根本漠不关心，因此很短的时间里就被遗忘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故意的。他的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几乎全都是小亚细亚的本土人，其中最著名的支持者塞琉古（Seleucus）（约公元前150年）来自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波斯的塞琉西亚（Seleucia）。事实上，阿里斯塔库斯的体系在精神上根本没有诉求于古典文化，它其实对后者构成为一种威胁。不过，这一体系与哥白尼的体系在某个方面有根本的不同（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了），正是这个方面使得前者完全符合古典的世界感，那就是：它假定，宇宙是包含在一个物质上有限和视觉上可感的球状虚空（hollow sphere）中的，在这球状虚空的中间是行星系统，其排列和运行正如哥白尼的路线。在古典天文学中，地球和天空中的其他星体被一致地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实体，不论对其运动的具体细节的解释是多么的多样。同样地，相反的观念认为，地球只是众星体中的一种，这一观念本身与托勒密式的体系或哥白尼式的体系并非格格不入，事实上，它的真正先锋是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和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但是，由于天球（celestial sphere）这一概念的发明，那本来可能危及感受性的古典文化的有边界的观点的无穷大原则便被掩盖了。也许有人会认为，无穷大的概念是阿里斯塔库斯的体系所必然隐含的——而事实上，早在他的时代之前，巴比伦的思想家就已经抵达了这个概念。但希腊全无此等思想出现。相反，在阿基米德著名的有关沙粒的论文中，他证明说，用沙粒填满一个立方体的物体（这根本上就是阿里斯塔库斯的宇宙），便可得到一个非常高但决不是无穷的图象结果。他的这一命题尽管一再被引用，认为是向积分学迈出的第一步，但其本身原是对我们所谓的“分析”概念的一种否定（实际上，在论文的标题中就已经隐含了这一点）。在我们的物理学中，不断出现的一种有关物质性的（或者说可直接感知的）以太的假设，一次又一次地与我们拒绝承认任何物质性的边界的做法相冲突；欧多克斯、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和阿基米德当然是最敏锐、最大胆的古典数学家，他们主要用直尺和圆规，对既成之物完全地进行纯视觉的分析，而其基础，便是古典的雕塑式的边界概念。他们运用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可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求积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与莱布尼茨的定积分方法甚至只有表面的相似。他们也运用几何轨迹和坐标系，但这些通常都是度量的一些被明确的长度和单位，而不是——如同在费马（Fermat）、尤其是在笛卡儿那里——未被明确的空间关系，不是依据点在空间中的位置而定的点的价值。在所有这些方法中，还要特别地提一下阿基米德的穷竭法（exhaustion method），在最近发现的阿基米德致厄拉多塞尼（Eratosthenes）的信中，他论及了用内接矩形（而不是相似的多边形）求抛物面的截面积的方法。但是，这一极端精密复杂的方法，仍是基于柏拉图的某些几何学观念，虽然表面上与帕斯卡尔的方法有可类比之处，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极大的不同。其与黎曼的积分观念也截然相异。那么，阿基米德的这些观念与今日所谓的求面积法有着何样的尖锐对立？阿基米德的方法本身，如今不过是一种不幸的残余，它所谓的“表面 ”（surface），如今已被代之以“封闭函数”（bounding function），而它所用的描画法（drawing），如今也已经消失。古典和西方的数学心灵彼此间从未像在此例中如此的接近过，也从未像在此例中如此明显地显示出这两种心灵之间的隔阂之深，根本不可能彼此沟通。
　　在其早期建筑的立体风格中，埃及人可以说隐藏了纯粹的数字，他们害怕突然触及到数字的秘密，而对于希腊人而言，数字也是既成之物、僵硬之物、有限之物的意义的关键。石像和科学体系否定了生命。数学的数字，现象性的生存——它只是醒觉的人类意识的派生物和仆人——所依存的广延世界的形式原则，带有因果必然性的标记，因此与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同编年学的数字是与生成、生命、命运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一样。严密的数学形式与有机存在的终结、与有机存在的有机剩余物即(禁止)的现象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将越来越明确地看作是所有伟大艺术的源头。我们已经注意了丧葬器物和棺木的早期装饰的发展。数字是死亡的象征。刻板的形式是生命的否定，公式和定律把死板板的谨严性散播在自然的面孔上，数字制造了死亡——在《浮士德》第二部中，“女神们”端坐在宝座上，庄严而又隐忍，她们唱道：
　　奇幻难形笔楮，
　　焕然竟成文章；
　　永恒女性自如常，
　　接引我们向上。
　　在对终极的奥秘作如此的神圣化时，歌德与柏拉图非常相近。因为他的不可接近的女神们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是一种精神的可能性，是有待实现的孕育中的形式，它们作为能动的和有目标的文化，作为艺术、思想、政治与宗教，存在于由那一精神所规范和决定的世界中。所以，一种文化的数字思想和世界观乃是关联在一起的，由此关联，前者被提升到单纯的知识和经验之上，成为一种宇宙观。因此，世上有多少种高级文化，便有多少种数学，便有多少种数字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一个必然的事实，即那些最伟大的数学思想家、那些数字领域中最伟大的创造性的艺术家，每每要经由一种深沉的宗教直觉，才能获得他们的诸文化中最为关键的数学发现。
　　我们必须把古典的、阿波罗式的数字看作是毕达哥拉斯的创造物——是他创立了一种宗教。那位伟大的布列克森主教（约1450年），尼古拉·库萨，也是经由一种直觉的引导，才从自然中上帝的无限性的观念得出了微积分的原理。莱布尼茨在两个世纪之后明确地奠定了微积分的方法和记号法，而他自己也是经由对神圣的原则及其与无穷的关系作纯粹形而上的沉思的引导，才体会和发展出位置分析（analysis situs）的概念——这可能是对纯粹的、获得解放的空间的所有阐释中最具启示性的——后来，格拉斯曼（Grassmann）在他的《扩张论》（Ausdehnungslebre）中对位置分析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黎曼用双面的平面来描述方程的性质的象征主义，使得他成为了那种种可能性的真正创造者。还有开普勒（Kepler）和牛顿，他们也都具有严格的宗教气质，且和柏拉图一样，都曾经或一直深信，只有经由数字作为媒介，他们才能直觉地领会到神圣的世界秩序的本质。
　　七
　　我们常常被告知，古典算术经过丢番图才第一次摆脱其感觉束缚，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深入。可实际上，丢番图并没有创造代数学（未知量的科学），而只是把代数学带入了我们所知的古典数学框架的表达。而且他的成就是如此之突然，以致我们不得不假定，他能有那样的成就，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先行存在的观念储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就丰富了古典的世界感，而只是彻底地胜过了它而已，这一简单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丢番图本质上根本不属于古典文化。在他身上发挥作用的，乃是一种新的数字感，或者不妨说，是对实存之物和既成之物的一种新的限度感，并且也不再是希腊人的产生了欧几里得几何学、luoti(被禁止) 雕塑和钱币的那种在场感觉的限度感。对于这一新数学的形成的具体细节，我们所知甚少——丢番图就这样独自矗立在所谓晚期古典数学的历史中，以至于有人猜测他受到了印度数学的影响。但是在此，这一影响实际上也是早期阿拉伯学派——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些学派的研究成果（决非教条的）的探讨还是十分不完整的—— 的影响。在丢番图那里——尽管是无意识的——他本质上使自己走向了他企图建立的古典基础的对立面，在欧几里得式的意向的表面之下，浮现出来的乃是一种新的限度感，我们称之为“麻葛式的”限度感。丢番图不但没有扩大数作为一种度量的观念，反而（不明智地）消除了这一观念。没有一个希腊人能够对一个未知（undefined）数a或一个无名（undenominated）数3给出任何的表述——因为它们既非数量，亦非数列——而丢番图的新的限度感则通过这类数获得了感性的表达，它们即便没有构成丢番图的论述本身，至少也为这一论述奠定了基础；我们现今用于武装我们自身的（经过再次重估）代数学的字母记号体系，是1591年由维塔（Vieta）首先引入的，这毫无疑问——尽管不是故意的——是为了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中的古典化倾向。
　　丢番图生活在大约公元250年，也就是阿拉伯文化的第三世纪，这一文化的有机历史，直到今天仍被窒息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表面形式之下，可在那时，它包容了后来属于伊斯兰的地区的在我们的(被禁止)开始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恰恰是在丢番图的时代，阿提卡雕塑艺术的最后身影已经变得苍白无力，随后便是我们在早期基督教-叙利亚风格中看到的圆顶、马赛克和石棺浮雕的新的空间感。在丢番图的时代，古代艺术和谨严的几何装饰曾再度出现；在那个时代，戴克里先（Diocletian）也完成了将此时仅仅徒有其名的帝国向一个哈里发统治的转变。在欧几里得和丢番图之间，以及在柏拉图和普罗提诺——一种已完成的文化的最后一位总结性的思想家、一位康德式的人物，也是一种刚刚觉醒的文化的第一位经院学者、一位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式的人物——之间，整整相隔了四个世纪。
　　正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了那些高级个体性的生存，它们的降生、成长和衰败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实体，支撑着历史表面那缤纷的色彩和万千的变化。古典精神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诞生于爱琴海的周边地区，它在罗马人那冷冰冰的才智中步入了其最后的阶段，而整个的古典文化及其所有的作品、思想、伟绩和废墟，则构成了这一精神的“实体”（body）。阿拉伯文化在古典文明的掩护下自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便在东方生根发芽，然后遍及自亚美尼亚到南阿拉伯、自亚历山大里亚到忒息丰的广大地区，因此，我们不得不称罗马帝国的几乎整个“晚期古典”艺术、东方所有年轻而热忱的宗教——曼达派（Mandaeanism）、摩尼教（Manichaeism）、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等，皆是这一新的心灵的表现，而在罗马本土，跟帝国广场群（Imperial Fora）一样，万神庙（Pantheon）堪称是第一清真寺。
　　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Antioch）的人们仍在用希腊语写作，并认为他们也是在用希腊语思考，这一事实并不重要，如同直到康德时代拉丁语还是西方人的科学语言、以及查理曼“复兴”罗马帝国这样的事实没什么重要一样。
　　在丢番图那里，数已不再是有形事物的度量和本质。在拉韦纳的马赛克中，人不再是一个实体（body）。不知不觉地，希腊人的那些名称已经失去了其原初的含义。我们已经离开了阿提卡的καλοκαγαθια（高贵）的斯多葛学派的αταραξια（不动心）和γαληνη（恬淡）的领域。确实，丢番图尚不知有零和负数，但他也不再使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阿拉伯数字的这种不确定性也与后来西方数学中的受到控制的可变性，即函数的可变性，有相当的不同。
　　麻葛式的数学——我们可以看到其大概，尽管对其细节尚无认识——经由丢番图（显然，他并非起点）大胆而合乎逻辑的改造，至阿拔斯时期（Abbassid period）（公元9世纪）达致巅峰，我们在花拉子密（Al-Khwarizmi）和阿尔西德施（Alsidzshi）那里可以欣赏到这种数学。并且，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之于阿提卡雕塑，以及空间分析之于复调音乐一样（它们皆是同一表现形式的不同表达媒介而已），这种代数学之于麻葛式的艺术及其马赛克、阿拉伯风格的图案（萨珊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廷皆以一种越来越铺张奢华的、有形或无形的有机主题生产着这种风格）和它的君士坦丁式的高浮雕（在那里，不确定的深度阴影区隔着前景中处理自如的形象），亦是同一表现形式的不同媒介而已。如同代数学之于古典算术和西方人的数学分析一样，圆顶教堂之于多立克式的庙宇和哥特式的教堂，则属于相同的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不是说丢番图就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相反，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他的名字和许多东西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那并非他一个人的成就。他的出乎意外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就我们的知识所及而言，他是第一个明确无误地表现出那种新的数字感的数学家。相比较于那些总结数学发展的大师，如阿波罗尼乌斯和阿基米德，又如高斯、柯西（Cauchy）和黎曼，丢番图的工作，尤其是在形式语言方面，还是相当原始的。这些原始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指称“晚期古典”数学的衰微，现在，我们则应当学会理解和评价它，一如我们正在修正我们的蔑视“晚期古典”艺术的观念并开始在那里认识新生的早期阿拉伯文化初试啼音一样。类似地，利雪（Lisieux）的大主教尼古拉斯·奥里斯梅（1323～1382年）的数学也是古代的、原始的和处在摸索之中的：他是第一个灵活地运用坐标系来进行数学表述——尤其重要的是——并用它来描述等加速运动的西方人，这两种工作都以一种数字感为前提，这种数字感可能还模糊不清，但却是明确无误的，它完全是非古典的，也是非阿拉伯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地把丢番图和罗马藏品中的早期基督教石棺、把奥里斯梅和德国教堂中的哥特式雕塑放在一起思考，就能看到数学家和艺术家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处在各自文化的抽象理解的相同（亦即原始）水平。在丢番图所处的世界和时代里，测体术的边界感——很久之前在阿基米德那里就已经达到了与大都市的才智相匹配的最完善精细的阶段——已经消失。在那整个世界里，人们都是不清醒的，是饥渴的和神秘主义的，不再像阿提卡人那样洒脱自如；他们是植根于年轻的乡村土地的一群人，不像欧几里得和达朗贝尔是植根于大都市的都市人。他们不再理解古典思想那深刻而复杂的形式，而他们自己的思想又是混乱的和新生的，和城市一样远未达到明晰和整洁的程度。他们的文化还处在哥特式的状态，一如所有文化在年轻的时候一样，甚至如同古典文化在多立克早期阶段——我们现今对它的了解只能通过它的狄甫隆陶瓶——的情况一样。只有到公元9至10世纪的巴格达，丢番图时代的年轻观念才经由具有柏拉图和高斯这种能力的成熟的大师而得以彻底完成。
　　八
　　笛卡儿的几何学出现于1637年，他的决定性的行为，不在于在传统的几何学领域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法或观念（正如我们时常这么认为的），而在于他为一种新的数字观念引入了一个明确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使几何学摆脱了视觉上可认知的结构和一般的被度量或可度量的线条的束缚。由于笛卡儿的几何学，对无穷的分析变成了事实。严谨的、所谓笛卡儿式的坐标体系——一种半欧几里得式的、可理想地表达可度量的量的方法——其实早就为人所知（奥里斯梅就是见证），并一直被认为具有极度的重要性，而当我们对笛卡儿的思想穷根究底一番之后，便能发现，他所做的并不是完善了而是克服了那一体系。其最后的历史代表就是笛卡儿同时代的费马。
　　取代具体的线和面的感觉要素——这是古典界限感的一个典型特征——代之以点的抽象的、空间的、非古典的要素，从此以后，“点”被视为是一组排列在一起的纯粹数字。源自古典文本和阿拉伯传统的量的观念和可感知的向度观念被摧毁殆尽，代之而起的是空间位置中可变的关系值。一般来说，我们不认为这是几何学的替代品，仿佛从此之后，几何学只能是躲在古典传统身后的一个虚构的存在。“几何学”这个词有着一种不能随便扩展的阿波罗式的意义，而自笛卡儿时代开始，所谓“新几何学”，则是由综合和分析两部分构成的，其中综合的工作是针对不再必然地是三维的某个空间（它其实是“点的集合”）中点的位置而进行的，分析的工作则是通过空间中点的位置来定义数字。这样以位置代替长度之后，便会随之出现一种纯空间的、而不再是物质性的广延概念。
　　对传统的、视觉上确定的几何学的这种摧毁，最明晰的例证，在我看来，莫过于把角函数——在印度数学中，它便是数字（我们的心智几乎无法理解印度人的这个词的含义）——转化成周期函数，由此而进入无穷的数字王国，在那里，角函数变成了级数（series），不再留有欧几里得几何图形的丝毫迹象。在此数字王国的所有部分中，圆周率π，如同纳皮尔（Napier）的底数e一样，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不复有传统的所谓几何、三角、代数等的分划，这些关系本质上既非算术的，亦非几何的，所以，不再有人梦想着实际地画出圆弧或以图来说明乘方。
　　九
　　相当于公元前540年左右的时候，古典心灵由毕达哥拉斯这样的人发明了它自身所独有的阿波罗式的数，亦即那种可以度量的量，西方心灵则由笛卡儿及其同时代的帕斯卡尔、费马、德扎古斯（Desargues）这些人而发明了一种数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狂热向往无限的浮士德倾向的产物。数作为事物的物质性在场所固有的一种纯粹的量，与数现今作为一种纯粹的关系，正好平行而形成对照。如果我们可以把古典的“世界”，亦即宇宙秩序，视为是根基于对可见的界限的深刻需要，并因而视为是由物质性的事物所构成的总和，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图象乃是无限空间的一种现实化，在那一空间中，一切可见的事物几乎只能作为低层次的、局限于不可限度的在场而出现。西方文化的象征是其他文化所从未想到的一种观念，那就是函数的观念。函数决不是先前存在的任何数字观念的一种扩展，而是对它的彻底摆脱。由于函数观念，不仅欧几里得几何学（它是儿童和门外汉所共有的属于人的几何学，其基础便是日常经验），而且阿基米德的算术，对于西欧的真正有意义的数学而言，不再有任何价值。从此之后，数学单单只在于抽象的分析。对于古典人而言，几何学和算术是自足的和完整的最高科学，两者都是现象的，都只关心可以被描画或计数的量的大小。相反，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东西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实际附属品。加法和乘法是古典的两种计算量的大小的方法，和其孪生姐妹几何图形一样，它们在函数过程的无穷性中彻底地消失了。甚至像乘方，最初只是数字地表示一组相同数值的连乘积，如今经由指数观念（对数），以及它在复数、负数和分数形式中的应用，也已经与数量大小完全没有了联系，而转移至只知道表示面积和体积的两种正整数的乘方的希腊人所难以理解的一种超越性的关系世界中了。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表达式：
　　自文艺复兴以来，一项又一项的重大创造接踵而至，如早在1550年卡丹（Cardanus）就引入的虚数和复数；1666年经由牛顿在二项式定理上的重大发现而在理论上为其奠定了基础的无穷级数；莱布尼茨的微分几何和定积分；笛卡儿开启先河的作为一种新的数字单位的“集合”理论；还有像一般积分这样的新的运算方式；像函数向级数甚至向其他函数的无穷级数的扩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在我们当中流行的感觉性的数字感的一种胜利，也是新数学为了实现新的世界感而赢得的胜利。
　　在所有历史中，一种文化对待另一种文化，如同我们的文化对待古典文化那样在科学的问题上如此长久地表现出敬仰和谦逊的态度，至今还找不出第二个例子。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们才有勇气去思考我们自己独具的思想。但是，尽管效仿古典的意图一直都存在，可我们所作的每一步尝试，实际上都在使我们进一步远离想象中的理想。因此，西方知识的历史，其实就是渐进地摆脱古典思想的历史，这种摆脱从来不是自愿的，而是在无意识的深处被迫的。因此，新数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为对抗量的观念而进行的一场长期的、秘密的且最终获得胜利的战斗。
　　十
　　这一古典化的倾向的一个结果，便是妨碍了我们去发现与我们的西方数字本身相匹配的新的记号体系。现今数学的符号语言歪曲了它的实际内涵。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倾向，即对作为量的数字的信念甚至在今天仍主宰着数学家的观念，可它还能不能作为我们所有的书写记号的基础呢？
　　但是，那可用来表达函数的，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符号（例如x、、s），而是作为单位的函数本身，是作为要素的函数本身，是那再也不能从视觉上加以界定、且构成了新的数系的可变关系；这一新的数系需要有新的记号方法，后者的确立还要完全不受古典方法的影响。看一下诸如和3x+4x=5x和 xn+yn=zn（费马定理的方程式）这两个方程式（如果这同一个词语可以用来表达两个不同的事物的话）之间的不同：前一方程式是由几个古典数字——亦即量——构成的，而后一方程式则属于一种不同的数系，只是由于根据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的传统，写成了与前一方程式相同的形式，才掩盖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前一个方程式中，符号等于是要确立那些确定而实在的数量之间的严密联系，而在第二个方程式中，符号表示在一可变的意象领域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若有某些变化发生，则必然会随之另一些变化。第一个方程式有其自身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某一具体的量的度量，便可获得确定的东西，亦即一个“结果”，而第二个方程式，一般来说，并无结果可言，而不过是一种关系的图象和符号表示，这关系便是（这便是著名的费马问题）：当n＞2时，xn+yn=zn不可能有正整数解。一位希腊数学家必定会觉得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无法理解此等意味着“不可解”的运算的意图何在。
　　当把未知数的概念运用于费马方程式中的那几个字母时，便会把人完全地引入歧途。在第一个方程式中，x是一个量，是确定的和可度量的，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进行运算。而在第二个方程式中，“确定的”这个词对于x、y、z、n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而我们根本不要想去运算它们的“值”。实际上，它们根本就不是形体意义上的数，而是表示一种联系的符号——这联系缺乏数量、形状、独特意义等标识——是表示具有相同特性的可能位置的无穷性的符号，是表示一个统一的、且因此作为一个数字而存在的象征的符号。那整个的方程式，虽则在我们的不幸的记号系统里被写作一个多项式之和，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数，与“+”号和“=”号一样，x、y、z都不是数。
　　事实上，正是由于直接引进了本质上反希腊的无理数观念，那个把数字当作具体和确定的东西的观念基础土崩瓦解了。从此以后，这种数列不再是一排可见的、递增的、不连续的、能够实际地体现的数字，而是一个单向度的连续体，在那里，按照戴德金（Dedekind）的概念，每个“分割”（cut）都代表着一个数。这种数已经很难和古典的数相协调了，因为古典数学所知道的，就是在1和3之间只有一个数，而对于西方数学来说，这些数的总体乃是一个无限的集合。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引入虚数（如或i），并最后引入复数（其一般形式为＋bi）时，那个线性的连续体便被扩展成为一种高度超越的数体（number- body）形式，即一个同类要素的集合体，在那里，每一次“分割”现在都代表着一个数面（number-surface），此数面包含有一个由低“势 ”（lower potency）数字（例如所有的实数）所组成的无穷集合，这里已根本没有古典的流行意义上的数字的影子了。这些数面，自柯西和黎曼加以运用后，在函数理论中已成为重要的角色，而它们乃是纯粹的思想图象（pure thought-pictures）。甚至正无理数（例如）也可以被古典心灵当作否定的样式加以认识；事实上，它们对正无理数已有足够的认识，已将其当作 äρρητοs（没有比的）和äλογοs（不可表达的）的东西加以驱除了。但是，诸如x＋yi这样的表达式，已远远超出古典思想的理解力，而我们西方，正是由于把数学定律扩展到整个复数领域——在那里，这些定律仍有效用——才能建立起函数理论，并最后展示出西方数学整个的纯粹性和统一性。直至达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数学才能毫无保留地用来支持与之平行的领域，如我们的动力学的西方物理学；而古典数学则恰好适合于它自己的测体术的个别物体的世界，适合于从留基伯（Leucippus）到阿基米德发展而成的静力学。
　　巴罗克数学的辉煌时期——正对应于古典时代的爱奥尼亚时期——实质上是在18世纪，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决定性发现，中经欧拉（Euler）、拉格朗日、拉普拉斯（Laplace）和达朗贝尔，最后一直发展到高斯。一旦此一巨大的创造活动生了翅膀，它的高飞远举，实在是有如奇迹一般。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官。在那个洞察入微的怀疑主义时代，居然目击了似乎不可能的真理，一个接着一个涌现。在论及微分系数理论的时候，达朗贝尔不得不说：“继续向前，你才会有信心。”逻辑本身似乎想提起抗议，证明那一切的基础是虚妄的。但是，最终的目标已经达到。
　　这个世纪根本就是抽象的和非物质的思考的狂欢，在这个时期，伟大的数学分析大师，随同巴赫、格鲁克（Gluck）、海顿（Haydn）、莫扎特这些罕见而深刻的心智一起，为他们最精妙的发明和沉思感到欢欣鼓舞，而歌德和康德则是踯躅独行。从内涵上看，这一世纪恰好平行于爱奥尼亚最成熟的世纪，即欧多克斯和阿基塔斯的世纪（公元前440～前350年），我们还可以把菲狄亚斯、波利克勒斯、阿尔克迈翁（Alcmaen），以及雅典卫城的建筑群，一并算在这一世纪内——在这个时期，古典数学和雕刻的形式世界已展尽了它所有可能的丰富性，可也因此而走向了终结。
　　现在，第一次，我们有可能充分地理解古典心灵和西方心灵的基本对立。在历史的全景中，存在着不可胜数的和紧张的历史关系，我们在其中再也找不出两个东西有像它们这样根本上格格不入。正是由于这两个极端的相遇——因为在它们的分歧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共同源头——我们才在西方的浮士德式的心灵中找到了对阿波罗式的理想如此热烈的向往之情，我们所热爱的其实是一个全然相异的理想，我们所倾羡的正是这一理想炽烈地生活在纯粹感觉的当下的那种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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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的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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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我们已经看到，原始人类就像一个孩子，先是获得（作为标志着自我的诞生的内在经验的一部分）对数的理解，进而在事实上（ipso facto）占有那指涉自我的外部世界。一当原始人以其惊讶的目光感觉到了黎明世界有秩序的广延，一当宏大蓝图的意义从对单纯印象的沉迷中涌现出来了，一当外在世界与他自身的内在世界不可逆转的分离赋予了他的觉醒的生命以形式和方向，他的心灵立刻便会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他立刻便会产生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情感，一种渴念（longing）之情。正是这种渴念之情，激励“生成”冲向它的目标，推动每一种内在可能性的实现和现实化，使个体存在的观念得以展开。正是这孩童般的渴念，会直接地、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意识中，成为一种有恒定方向的情感，并最终在成熟的精神面前作为奇异的、诱人的、不可解决的时间之谜展现出来。在此时，“过去”与“未来”这些字眼会突然获得一种重大的意义。
　　但是，这种源自内在生命之狂喜的渴念，在每个心灵的内在本质中，其实也是一种畏惧（dread）。如同所有的生成都要向着某个已成的方向行进并在那里终止一样，生成的原初情感——渴念——也会触及到已成的原初情感，即畏惧。在当下，我们便可感觉到时光的流逝，所谓的过去，就意味着一种逝去。这便是我们对不可逆转、已经达成、终极怀有永恒的畏惧的根源——我们畏惧死亡，畏惧世界本身成为既成之物，在那里，死亡就是一个边界，如同诞生是一个边界一样——我们畏惧可能变为现实的时刻，畏惧生命内在地实现的时刻，畏惧意识达致其目标的时刻。正是人类在童稚时代所具有的这一深刻的世界恐惧——它从未离开过高等人类、信徒、诗人、艺术家——使得他在陌生力量的面前感到无比的孤独无依，那隐约可见的陌生力量总是透过感觉现象的帷幕，一开始就威胁着他。至于方向的要素，也是所有的“生成”内在地具有的，由于它毫不容情的不可逆性，使人觉得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充满敌意的东西。于是，人类的追求理解的意志（will- to-understanding）不停地寻求给那不可理解的事物加上一道名称的符咒。想把未来转变成过去，这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力的一件事，故此，我们说，与空间相比照，时间永远有一种奇异的、令人困惑和感到压迫的暧昧性，没有一个严肃的人能完全地保护自己，使自己远离这暧昧性。
　　这种世界恐惧无疑是所有原始情感中最具创造力的一种。人类因为它而拥有了最成熟、最深刻的形式和意象——不仅是他的有意识的内心生活的形式和意象，而且是反映这一生活的无限多样的外部文化的形式和意象。这种世界恐惧，就像一支神秘的旋律，不是每个人的耳朵都能觉察到的，它贯穿于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每一种内在的哲学、每一个重要的行为的形式语言中，并且，尽管那能够在数学领域中感觉到它的人为数甚少，可它毕竟存在于伟大的数学问题的根源处。只有生活在秋天的城市——例如汉谟拉比（Hammurabi）时代的巴比伦、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伊斯兰时代的巴格达、今日的巴黎和柏林——的精神上业已死亡的人，只有纯粹理智的人、诡辩家、感觉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才不会有世界恐惧，或者说，才能够经由在他自己与陌生世界之间建起一个毫无秘密可言的“科学世界观”，来逃避这恐惧。如同渴念要把自身附着在某些不可捉摸的东西上，其形态各异的隐秘验证都包含在“时间”一词之中，而不是由“时间”一词来意指一样，那另一种原始情感，即畏惧，也要把自己表现在理智的、可理解的、可描绘的广延的象征之中；由此我们发现，每一种文化皆能意识到（但各有自身的特殊方式）时间和空间、方向和广延的对立，其中每一对立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如同生成先于已成一样。渴念才是畏惧的基础，并最后会变成畏惧，而不是相反。前者不会屈从于理智，后者则是理智的奴仆。前者纯重经验，而后者纯重知识。用基督徒的话说，这两种世界感的对立可以表述为：“畏惧上帝与爱上帝。”
　　在所有原始人类的心灵中，如同在新生幼儿的心灵中一样，总有某个东西驱使它去寻找各种手段，以应对广延世界的陌生力量，这陌生力量严酷而坚定地布满了整个空间。依附或约制也好，安抚或“认识”也罢，所有这一切，在最后的分析中，其实都是一回事。在所有原始时期的神秘主义中，所谓认识神，就意味着去祈求（conjure）他，使他成为有恩赐的，使他成为可内在地利用的。这主要地是借助于一个词来达成，那就是神之名（the Name）——那命名和呼召“神意”（numen）的“神的名号”（nomen）——有时还借助于具有神秘力量的仪式实践；在人类的这种防卫行动中，最精妙、最有力的形式，便是那因果的定律与系统的知识，它们运用符号标记和数字来限定一切。从这方面说，人只有当他获得了语言时，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当认识已经成熟到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时，那原初的混沌印象必然就能转变成一种具有各种定律且必须遵循这些定律的“自然”，那自在的世界（world-in- itself）就会变成一个为我们的世界（world-for-us）。
　　当理智的形式语言铸就为青铜器一样的容器，把神秘的事物全捕获进来，使其变得可以理解之后，世界恐惧也就平息了。这便是在所有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的“禁忌”观念（idea of taboo），尽管“禁忌”一词的原始内涵距离我们已经甚为遥远，以至于很难转译为任何成熟的文化语言。盲目的恐惧、宗教的敬畏、深刻的孤独、忧郁、憎恨，还有想要靠近、结合或逃避那神秘之物的模糊冲动——所有形成成熟心灵的情感的这一切，在孩童状态下都因为一种单调乏味的优柔寡断而变得含混不清。 “conjure”一词有两个含义，即它既意味着结合（bind），又意味着祈求（implore），这两个含义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对于原始人来说可怕的异己之物变成“禁忌”的神秘过程的意义。在那独立于人的自我的东西面前，在那由规律统辖和固定着的事物面前，在世界的异己的陌生力量面前，虔诚的敬畏感乃是基本的构型行为得以涌现的共同源泉。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这种情感就实际地体现在装饰中，体现在不厌其烦的仪式和礼仪中，体现在原始人严格的交往规则中。在伟大文化的巅峰，那些文化形态尽管还内在地保留有其源头的标记，如结合和祈求的特征，但它们已变成了各类艺术以及宗教的、科学的、尤其是数学的思想的完整的形式世界。所有文化所共有的一种方法——亦是各文化的心灵所知道的用来实现自身的唯一途径——便是把广延象征化，把空间或事物象征化；我们发现，在遍及以下各个事物的绝对空间概念中，也可见到这样的方法：牛顿物理学、哥特式教堂的内部空间、摩尔人的清真寺、伦勃朗的绘画、贝多芬（Beethoven）的四重奏中那阴暗的音响世界；还有欧几里得的规则的多面体、帕台农神庙的雕刻、古埃及的金字塔、佛陀的涅槃；以及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和路易十四治下宫廷习俗的孤芳自赏（aloofness）；以及埃斯库罗斯、普罗提诺和但丁这样的人心目中的上帝观念；再有就是现代技术中那包容世界的空间能量。
　　十二
　　再回到数学。在古典世界里，每一构型行为的出发点，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对“既成之物”的秩序化，因为这既成之物是当下在场的、可见的、可度量的和可计数的。相反，西方的哥特式的形式感乃是一种不受约束的、具有强烈意志的、无所不及的心灵的形式感，它所选取的表征，是纯粹的、不可感知的、无限的空间。但是，我们不要由此认为这种象征是无条件的。相反，它们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有着同一的本质和有效性。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无限空间的宇宙，它的存在在我们看来是不待赘言的，可是，对于古典人来说，却根本不存在，甚至根本无法呈现在他的眼前。另一方面，希腊人的宇宙秩序，正如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的，整个地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不熟悉的，可对于希腊人而言，却是自明的。事实上，我们的物理学中的无限空间，乃是心照不宣地假定的极其繁多且极端复杂的要素的一种形式，这些要素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对它们的复制和表现，而它们之所以是现实的、必要的和自然的，只是因为我们的醒觉生命的特定类型。这些简单的观点常常也是最晦涩的。说它们是简单的，那是因为它们所包容在内的那一广阔的存在，不仅不能诉诸于言语，甚至也不必诉诸于笔端，因为，对于属于某一特殊群体的人而言，这一广阔的存在只能在直观中加以解决；说它们是晦涩的，那是因为，对于所有外来的人们而言，它们的实际内涵事实上是无法理解的。这样一种既简单又晦涩的观点，正是“空间”一词在我们西方人眼中的特殊意义。自笛卡儿以来，我们整个的数学都投身于对这一伟大且整个地具有宗教意味的象征的理论阐释中。自伽利略以来，我们的物理学整个的目标都是同一的；但在古典数学和物理学中，“空间”这个词的内涵根本无人知道。
　　在此，我们从希腊文献中所承袭来的且仍在使用的那些古典的名称，也掩盖了诸多的事实。“几何学”指的是度量的艺术，“算术”指的是计算的艺术。西方人的数学早就与这些下定义的方式脱离了关系，但它还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对象给出新的名称——因为“分析”这个词是远远不够充分的。
　　古典数学自始至终都在考虑各别实体及其边界-表面的特性；所以也会间接地考虑到二次曲线和高次曲线。相反，我们归根结底只知道“点”这个抽象的空间要素。点，既不能看到，也不能被度量，当然也就不能被定义，它只代表一个参照系的中心。直线，对于希腊人而言只是一个可度量的边界，可对于我们而言，却是点的无限连续体。莱布尼茨在说明他的微分原理时，曾把直线描述为圆的一种极限情形，把点描述为圆的另一种极限情形，前者圆的半径为无限大，后者圆的半径为无限小。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说，圆乃是一个平面，而他们所感兴趣的，乃是如何才能使圆变成可以度量的状态。因而，如何把圆变成正方形，便成为古典心智最最重要的问题。古典的世界形式中，最深奥的问题，便是在不改变大小的情况下，如何把由曲线围成的表面变成矩形，从而使它成为可度量的。可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太过稀松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可以借助代数手段来表达π这个数字，而不用考虑其几何形象。
　　古典数学家只能知道他所看到的和把握到的。他所思考的领域，就在于明确的、可下定义的可见性，当这种可见性不复存在时，他的科学也就走到了终点。而西方数学家，一旦完全摆脱了古典偏见的束缚，便进入到一个全然抽象的领域，进入到无限多“维”的n度空间，而不再只是三度空间。在此n度空间的抽象领域里，他所谓的几何学，通常都不需要任何常识的帮助，一般来说，也不必这样的帮助。当古典人在艺术中来表现其形式感时，他都会使用大理石和青铜去赋予那些舞蹈的或角力的人体以各种姿态，在那里，大理石和青铜的表面和轮廓全都具有一种可把握的特性和意义。但是，真正的西方艺术家却闭上眼睛，沉迷于无形体的音乐的王国，在那里，和声和复调把他带入全然“超脱”（beyondness）的形象中，这些形象超越了一切可加以视觉定义的可能性。人们只需要思考一下“形象 ”（figure）这个词在希腊雕刻家和北方的对位作曲家的使用中各自的意义，就能明白我们所说的意思了，就能直接地描述这两个世界、两种数学的对立了。希腊数学家一直用σωμα（身体）一词来表达他们的实存，如同希腊的法学家用这个词来表达与物有区别的人（σωματα και πραγματα：法人）一样。
　　因此，古典的数——整数和实数——不可避免地力图把自身同有形体的人的诞生联系在一起。数字1几乎还不被视作是一个实际的数，而是被视作αρχη（始基），整个数系的基质（prime stuff），是所有真正的数的源头，因而也是所有量、所有度量和物质性的源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盟会中（日期并不重要），1这个数的图示符号也是母体子宫的象征，是所有生命的源泉。2这个数是第一个真正的数，是双重的1，故而和男性原则有关，且被赋予菲勒斯的符号。最后，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3是一个“神圣的数”，指谓着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代表了繁殖的行为——这一色情的意味在加法和乘法（古典人所仅知的两种数量增加或繁殖的运算方法）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它的符号则是前两者的结合。就这样，所有这一切都对前面提及的有关揭示无理数的亵渎行为的传说给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毫无疑问，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古典宗教的改革，本身就是建立在古老的得墨忒耳崇拜的基础上的。得墨忒耳（Demeter）、盖亚（Gaea），都与地母有关系。在加于她们身上的荣誉与这一受到推崇的数字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联系。
　　因此，不可避免地，古典文化渐渐地成了一种注重“小”（small）的文化。其阿波罗式的心灵试图借助可见的界限这一原则来把捉既成之物的意义；它的禁忌集中施于直接在场的、最最接近的陌生事物上面。至于那些玄远的、不可见的东西，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都把自己的热情献给了他赖以寄居的那个空间范围的神灵；所有其他的神灵都是视力所不及的。恰如希腊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提及这种语言现象强大的象征意义——没有用以表达空间的词一样，希腊人自己也缺乏我们对景观、地平线、展望、距离、云彩等所具有的那种感受，缺乏对广袤无涯的、环抱着伟大的国家的国土的观念。故土，对于古典人来说，就是他从家乡小镇的城堡一眼能望见的一切。所有超出这一政治原子的视力范围之外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也是有敌意的；超出了那一狭窄的范围，就会顿生恐惧，因此，由于这种不堪忍受的痛苦，那些小镇总是相互倾轧。城邦是所有可以想象的国家形式中最小的，它的政策是直接针对小范围的，这与我们自己的内阁外交是极度不同的，后者的政策是无限范围的。同样地，古典的神庙是所有第一流的建筑中形制最小的，一眼便可以看尽。古典几何学，从阿基塔斯到欧几里得——今日学校里所学的几何学，仍是以它为主导——所关心的只是小的、可以处理的图形和物体，因此对绘制天文维度的图象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困难一无所知，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对于绘制天文图象根本不适合。如果不是古典文化太局限于微小而切近的事物，则精妙的阿提卡精神，几乎可以确定，必能解决非欧几何的某些难题，因为它曾对著名的“平行”公理提出过批评，虽然它的怀疑很快引起了反对的意见，但并未获得合理的阐明。这一批评实际上十分接近于非欧几何的决定性的发现。古典心灵不加怀疑地投身于或者说把自己局限于小的和切近的东西的研究，就如同我们的心灵不加怀疑地投身于或局限于无限的和超视觉的事物的研究一样。西方人凭自己发现的或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所有数学观念，都自动地从属于微分的形式语言，并且早在真正的微积分发明之前就已经这么做了。阿拉伯的代数、印度的三角、古典的力学，事实上全在数学分析中被合并为一个东西了。甚至连初等算术中最“自明的”算式，如2×2=4，一当以数学分析来考虑，也变得有问题了，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集合理论的演绎才是可能的，可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难点未能解决。柏拉图和他的时代也许会把这种东西不仅看作是错觉，而且看作是一个全然非数学的心灵的证据。在某些情形下，几何可以用代数的方式来处理，而代数也可以用几何的方式来处理，这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可以闭上，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来统领一切。我们采取的是前一种态度，而希腊人采取的是第二种态度。阿基米德在对螺线作的美妙的处理中，已经触及到了某些一般的事实，这些事实在莱布尼茨的定积分方法中也是基础性的；但是，阿基米德的研究，即便与近代的研究有着一切表面的相似，也仍是从属于测体术的原则的；同样的情形，印度的数学家自然也可以发现某些三角公式。
　　十三
　　从古典数字与西方数字的这一根本对立中，产生出了一个同样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要素间的关系在这两个数字世界中的区别。在古典数学中，数量之间的联系被称作比例；在西方数学中，关系之间的联系全包含在函数的观点中。“比例”和“函数”这两个词的意义不只局限于数学；它们在雕塑和音乐这两个相关的艺术领域也极为重要。除了在单体雕像各部分的安排中，比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之外，雕像、浮雕、壁画等典型的古典艺术形式，都有尺度的扩大与缩小——而在音乐中，这些词便毫无意义——正如我们在钻石艺术中所看到的，在那里，主题本质上是原石料按比例的缩小。相反，在函数的领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乃是群的转换（transformation of groups），而音乐家也乐于承认，同样的观念在现代作曲理论中也具有本质的地位。我只需提及18世纪最美妙的一种管弦乐形式——变奏曲，便足可证明这一点。
　　所有的比例，都是基于各要素的不变性，而所有的转换，都是基于各要素的可变性。例如，比较一下对称定理的不同证明：欧几里得对它的证明事实上有赖于一个事先假定的1:1的比率，而近代数学是通过角函数来演绎出相同的定理。
　　十四
　　古典数学整个地是一种构成（construction）（广义上说，它包括初等算术），也就说，是某个单一的、在视觉上在场的图形的生产。在这一可称作第二雕刻的艺术中，圆规就是它的凿子。而另一方面，在函数研究中，对象不是以体量大小表现出来的结果，而是对一般的形式可能性的讨论，其工作方式可最好地描述为是一种与音乐十分类似的作曲程序；并且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观念与音乐理论（例如音调、乐句、音阶等）是交汇的，这些观念皆可直接运用于物理学，至少可以证明，有许多关系通过这种运用可以得到说明。
　　每一个构成，都是一种断言，每一次运算，都是对表象的一种否定，因为前者所获得的结果，在视觉上是给定的，后者所获得的结果，则是对表象的解决。也是因此，我们还会遇到这两种数学之间的另一个差别；研究小的事物的古典数学，处理的是具体的个例，产生的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构成，而研究无穷的数学，处理的是全部种类的形式可能性，是函数、运算、方程式、曲线的群，并且所着眼的不是这些东西最终达致的任何结果，而是它们的进程。就这样，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 尽管现今的数学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逐渐地产生了数学运算的一般形态学的观念，我们在总体地论及近代数学的实际意义时，便可以证明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将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的，都是西方才智所固有的一般倾向的一种体现，这种倾向是浮士德精神和浮士德文化所固有的，在其他的精神和文化中是看不到的。我们的数学有为数众多的难题，这些难题常常被视作是“我们的”难题，如同如何把圆周化成正方形是希腊人的难题一样，——例如，无穷级数中的收敛（convergence）问题（柯西），把椭圆积分和代数积分转换成双周期的函数的问题[阿贝尔（Abel）、高斯]，这些问题，在追求简单、明确的定量结果的古代人看来，也许不过是相当艰深的高超技巧的一次展示罢了。其实，甚至今天的大众在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众”的近代数学，尽管它也包括有无穷远即距离的象征主义。所有伟大的西方作品，从《神曲》到《帕西伐尔》，都是非大众的，而古典的一切，从荷马史诗到帕加马（Pergamum）的祭坛，都是极其大众化的。
　　十五
　　因此，最后，西方数字思想的全部内涵，都集中到了浮士德式的数学中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极限问题”（limit-problem）上了，这个问题是通向无穷的关键，而浮士德式的无穷，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世界观中的无穷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数字在特定情形中以什么样的伪装显现出来——无穷级数也好，曲线或函数也好，其真正的本质，都是极限的理论。这一极限，与古典的求圆面积的问题中所标示出来的（尽管没有这样称呼）极限，是绝对相反的。一直到18世纪，欧几里得几何中的流行的先入之见仍在混淆着当时的微分原理的真正意义。无穷小量的观念，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可是，无论数学家们的处理有多么的娴熟，无穷小量的概念仍残留有古典常量的痕迹，仍有着数量大小的外貌，尽管欧几里得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概念，也根本不承认无穷小量的存在。因此，零是一个常量，是从+1 到-1的线性连续体中的一个整数；可是，在欧拉的分析研究中，它却是一个绝大的难题。和他之后的许多人一样，欧拉要处理的是零的微分。只是到了19世纪，古典的数字感的这种遗迹才最终被消除，经由柯西对极限观念的明确阐述，微积分才获得了逻辑上的保障；只有当人们迈出理智的一步，从“无穷小量”转向“任何可能的确定量的最低极限”时，才产生出了在任何非零的可指定数的下面摆动的变数的概念。这种变数，已不再具有任何量的特征：就这样，最终由理论所表达出的极限，不再是对某一数值的趋近，而是其本身就是趋近，就是过程，就是运算。所以，极限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并且因此，在我们的数学的这一决定性的难题中，我们突然间看到，西方心灵的构成是多么的具有历史性。
　　十六
　　把几何学从视觉的范畴中解放出来，把代数从量的观点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函数论的伟大结构中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超越图形与计算的所有基本局限——这便是西方数字思想的伟大进程。古典数学的常数消融于变数中。几何学成为解析性的，被消解了所有具体的形式；抽象的空间关系取代了数学的实体——严密的几何值便是从它那里获得的——这种空间关系到最后根本不能运用于感觉的、当下的现象中。至于欧几里得的视觉图形，亦被坐标系中任意选定的一个“原点”的几何轨迹所取代；几何客体的被假定的存在之客观性，亦被还原为一种条件，即在运算过程中（运算本身便是列等式的过程，而不是度量的过程），所选定的坐标系不应被改变。而这些坐标本身可直接视为是纯粹而简单的数值，其作用不是去决定，而是去代表或取代点作为空间元素的位置。数字作为既成之物的边界，不再像以前是历史地由一个图形来代表，而是由一个方程式来象征地代表。“几何学”的意义改变了；坐标系作为图象化的过程消失不见了，点成了一个完全抽象的数群。在建筑中，我们发现从文艺复兴到巴罗克的这一内在的转变，是通过米开朗基罗和维尼奥拉（Vignola）的创新完成的。视觉上纯粹的线条，在宫殿和教堂的立面上如同在数学中一样，变得无效了。取代我们在罗马-佛罗伦萨的柱廊和楼层中看到的明确的坐标，“无穷小”出现在优雅地流动的元素中，出现在涡形装饰和漩涡花饰中。构成物被消融在装饰——用数学语言来说，函数——的丰富性中。立柱和壁柱成组成簇地组合在一起，先是打断立面的连续性，再把它聚合起来，接着又无情地将其打散。墙体的表面、屋顶、楼层，全被融入大量的毛粉饰（stucco work）和装饰中，消失了，化为光与影的游戏了。当光在成熟的巴罗克——亦即从贝尼尼（Bernini）（1650年）到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巴黎的罗可可风格这个时期——的形式世界中进行游戏时，光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本质上音乐性的元素。德累斯顿的茨威格宫（the Dresden Zwinger）就是一部交响乐。和18世纪的数学一起，18世纪的建筑发展成了富有音乐特征的形式世界。
　　十七
　　我们时代的这种数学在发展过程中必定要走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仅人为的几何形式的极限，而且视觉本身的极限，实际上都被我们的理论以及我们的心灵视作是一种限制，视作是一种障碍，阻碍了内在可能性作毫无保留的表现——换句话说，在那里，超越性的广延的理想，与直接感知的局限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古典的心灵，由于对柏拉图式和斯多葛式的αταραξια（不动心）的全面放弃，而屈从于感觉，并且（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那隐含的色情意义所显示的）这一心灵与其说是发布（emitted）不如说是感受（felt）其伟大的象征。它根本不可能超越此时此地的具体存在。但是，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名成员所认为的，数展示了“自然”中各别的和离散的事实（data）的本质，而笛卡儿和他的后继者则把数看作是某种应当被征服的东西，应当被榨取的东西，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关系，与所有现象的支撑物全然无关，但却能在一切场合在“自然”中突出自己。自《埃达》（the Eddas）、大教堂和十字军的最初哥特时期开始，甚至自古代征战的哥特人和北欧海盗（Vikings）开始，权力意志（用尼采的伟大表述说）就已经显示出了北方心灵对待其世界的态度，同时也在追求感官超越的热情中显示出了西方数字的动力学。在阿波罗式的数学中，才智是眼睛的仆人，而在浮士德式的数学中，才智是眼睛的主人。因此，我们看到，数学式的“绝对”空间根本上是非古典的，自一开始，它就是不同于日常经验和传统绘画中那种不确定的空间性的东西，亦是不同于康德的先验空间——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确然的概念——的东西，虽然数学家们出于对希腊传统的尊敬而不敢面对这一事实。绝对空间是心灵的一种纯粹抽象，是心灵的一种理想的、无法实现的意愿，这心灵越来越不满足于感觉的表达手段，终于狂热地把这些手段弃之一旁。内在的眼睛觉醒了。
　　于是，第一次，那些深刻的思考者不得不承认，欧几里得几何，这个在所有时代皆视为真实且唯一的几何学，若从更高角度看，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其普遍的有效性，自高斯以来，面对其他完全非感觉的几何学，我们就知道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证明的。这种几何的一个关键命题，即欧几里得的平行公设，只是一种论断（assertion），因为我们还可以代之以另一个论断。事实上，我们可以断言说，通过某一给定的点，或是不可能有平行线，或是有两条平行线，或是有更多的平行线，可以平行于某一给定的直线，而所有这些假设，都可以导向一种完全无懈可击的三维空间的几何，这些几何都可以应用于物理学，甚至天文学，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更优于欧氏几何。
　　甚至一个简单的公设，如广延是无边界的——自黎曼和曲线空间理论以后，就必须把无边界性（boundlessness）和无终止性（endlessness）区分开来——也与所有直接感觉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因为后者有赖于光阻（light-resistance）的存在，故而它事实上是有物质性的边界的。但是，抽象的边界原理可以想象成是：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超越视觉界定的可能性。在深刻的思想家看来，甚至在笛卡儿的几何中，也存在超越三维的经验空间的倾向，因为这种几何把三维的经验空间视作是对数字象征符号的一种不必要的限制。虽然，直到1800年左右，多维空间（遗憾的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的概念才为数学分析奠定了更广泛的基础，但是，向此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是在乘幂——实际上即是对数——脱离了原先与感觉上可认知的面积和体积的关系，并通过无理数和复数指数的运用而进入函数的领域，成为纯粹的一般关系值之后。任何一个稍微懂点数学推理的人，都会承认，当我们从把 3看作是一个自然最大值发展到把 n看作是自然最大值时，三维空间的无条件的必然性便随之被取消了。
　　一旦空间要素或者说“点”不再残留有视觉性的最后遗迹，而且不再是作为坐标线上的一种切割被呈现在眼前，而是被界定为由三个独立数构成的一个群，我们便不再有任何一致的理由来反对用一般的数字n取代数字3。维度的概念被根本地改变了。它不再是以度量的方式，参照“点”在某一可见系统内的位置，来处理点的特性的问题，而是借助我们所愿意的任何维度，来表达完全抽象的数群的特性的问题。数群——包含有n个独立有序的要素——是点的意象（image），因而亦可称之为是一个点。同样地，由此而逻辑地获得的方程式，亦可称之为是一个平面，是一个平面的意象。至于n维度中所有点的集合，则可称之为是一个n维空间。在这些远离任何感觉主义的超越性的空间世界里，就存在着所谓的关系，这便是我们的分析所要探讨的对象，而我们也发现，这些关系与实验物理学的数据常常是一致的。这种高级的空间，正是西方心灵的整个特性的一个象征。唯有这种心灵，才会尝试用这些形式去捕获“既成物”和广延物，才会尝试通过这种挪用或禁忌去祈唤和结合——或者说去“认识”——那陌生的东西，并会取得成功。这些数字思想的领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探得真谛。在尚未达到此等领域之前，诸如超复数（hypercomplex numbers）系统（亦即矢量微积分的四元法）这样的想象物，以及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符号表达，例如n,都不会获得什么实际的特征。在此，只有理解了此等数字思想的领域，那种现实性才不仅仅是感觉的现实性。精神为实现自己的观念，决不会把自己局限于感觉形式。
　　十八
　　从对象征性的空间世界的这种伟大的直观出发，便产生了西方数学最终的结论性的创造——在群论中把函数论加以扩展和精练。“群”，即是同源的数学意象的集合，例如，某一类型的所有微分方程之总体，便是一“群”。“群”在结构和秩序上类似于戴德金的“数体”（number-bodies）。在此，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全新的数的世界，对于行家的内在视觉而言，这世界并非全然地在感觉上是超越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在这些庞大的抽象形式系统中，找出一些元素，相对于一种特殊的运算（如系统的转换）时，它们却能不受影响，就是说，可以保持不变。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正如克莱因（Klein）所一般地阐述的：给定一n维的簇面（“空间”）及一组转换，需要考察的，乃是属于该簇面的诸形式不会因为“群”的转换而改变其既有的诸特性。
　　到了这一顶峰之后，我们的西方数学，作为浮士德心灵的观念的投影和最纯粹的表现，已耗尽了其每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完成了它的命运，就这样，它终止了自身的发展，一如古典文化的数学在公元前3世纪终结了一样。这两种科学（甚至在今天，能历史地考察其有机结构的，也只有这两种数学了），皆产生于一种全新的数的观念，在古典的情形中，是毕达哥拉斯的数的观念，在西方的情形中，是笛卡儿的数的观念。两者皆在百余年之后展尽了其所有的风采，达致其成熟的境界；两者皆在繁荣了三个世纪之后，皆于各自的文化步入大都市文明的时刻，完成了其观念的结构。这种相互依赖的深刻意义，马上就会给以说明。而此刻，对我们而言，明白伟大的数学家的时代已成过去，就已经够了。我们现今的工作，就是保存、润饰、修正、选择——而不再是伟大的动力性创造，这与晚期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数学所表现的巧妙的细节修补的特征是一样的。
　　下面的历史图表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古典数学　　　　西方数学
　　1.新的数字概念
　　 约公元前540年，约公元1630年
　　　　 数作为数量数作为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笛卡儿、帕斯卡尔、费马）
　　（牛顿、莱布尼茨，1670年）
　　（约公元前470年，雕刻胜过壁画） （约公元1670年，音乐胜过油画）
　　 　　　　
　　2.系统发展的顶峰
　　 公元前450～前350年　　公元1750～1800年
　　　　柏拉图、阿基塔斯、欧多克斯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
　　[菲狄亚斯、普拉克西特列斯（格鲁克、海顿、莫扎特）
　　（Praxiteles）]
　　3.图形世界的内在完成与总结
　　 公元前300～250年　　　　　　　　公元1800年之后
　　　　欧几里得、阿波罗尼乌斯、阿基米德高斯、柯西、黎曼
　　[吕西波斯（Lysippus）、（贝多芬）
　　莱奥卡雷斯（Leoc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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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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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观相的与系统的
　　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去描画出一个历史的意象了，这一意象独立于这样或那样的观察者所寄身的角度和历史时期的偶然性，亦独立于观察者本人的人格——他作为自身文化的一个带有偏私的成员，因其文化中宗教的、理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倾向，而总是想依据某一受到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视角去整理历史的材料，总是想形成一些武断任意的形式，并将历史的外表强行纳入其中，而实际上，这些武断任意的形式与历史的内在内容全然不合。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缺失的，正是与所思考的对象保持超然（detachment）的态度。就自然的方面而言，这种超然很久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当然，对于自然，相对比较容易达到这种态度，因为物理学家显然能够做到不带个人色彩地将他的世界的机械因果图象系统化，就仿佛他本人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一样。
　　然而，对历史的形式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我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其可能性而已。现代历史学家总为自己能保持“客观性”而自豪，可恰恰是在他们的这一引以为荣的行为中，他们天真地和下意识地显露了自己的先入之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说——在将来的某一天，还可以确然无误地说——迄今为止，一种真正的浮士德式的历史研究还根本没有出现。这样一种研究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超然去承认，任何的“现在”都只是因为有某个特殊的一代人为参照，才成其为现在的；世代的数目是无限的；因此，在看待现在本身的时候，必须像看待某个无限遥远和陌生的东西一样，必须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历史的整个图象中，其重要性既不比其他时段更大，也不比其他时段更小。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将不会运用任何个人理想的歪曲的模量（modulus），也不会设置任何源于个人的坐标系，也不会受到任何个人的希望或恐惧或其他内心驱动力的影响，尽管那些东西在解释实际生活的时候也许有效。还有，这样一种超然的意志—— 用尼采的话说（据说他本人对这一提法极其不以为然）——能使人们从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去认识到人的全部事实，去看待各别的文化，包括自身的文化在内，如同一个人沿着遥远的地平线扫视绵延的山峰一样。
　　因此，又一次，有一个与哥白尼的行为相类似的行为有待于我们去完成，这就是以无限的名义摆脱显见的现在的行为。很久以前，当西方心灵从托勒密的世界体系过渡到只对今天的它有效的世界体系的时候，当这后一世界体系把处于某一特定星体上的观察者的位置看作是偶然的而非常规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自然领域完成了那一行为。
　　使世界历史摆脱偶然的角度，不断地重新界定“现代时期”，类似的这种行为既是可能的，亦是必要的。确实，在我们看来，公元19世纪要比公元前19世纪丰富得多、重要得多；但是，同样是在我们看来，月球也要比木星和土星大得多。物理学家很久以前就摆脱了因相对距离造成的先入之见，而历史学家还没有。我们总是把希腊人的文化视作是与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化有关的“古代”文化。可是，反过来，相对于伟大的图特摩斯——他生活的时代比荷马还要早一千年——的朝廷中那已经趋于完成而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熟的埃及人而言，希腊人不就是“现代人”么？对我们而言，在西欧土地上发生于1500～1800年间的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第三个阶段；相反，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当他们往后看并用4000年的中国历史来评判的时候，西方的那些世纪基本上是短暂的和不重要的插曲而已，比起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那些世纪来，其重要性简直差之万里，在他的“世界”历史里，汉朝的那些世纪才是划时代的。
　　因此，使历史摆脱观察者的偏见的擎制，将是接下来的全部目标。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这种偏见就体现在，我们把历史看作不过是某个导向偶然的现在的局部过去的记录，至于那一现在的理想和兴趣，则被看作是衡定成就和可能性的尺度。
　　二
　　自然和历史，是人的可能性范围里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借助于这两者，人便能整理那诸多的现实性，使其向他呈现为一个世界图象。自然，就其指定生成之物的位置为既成之物而言，它乃是一种现实性；历史，就其参照既成之物的生成过程来整理既成之物而言，则是另一种现实性。一种现实性作为对心智的唤起物，乃是沉思的对象，另一种现实性作为感官的保证，则是批判地理解的对象，前者在柏拉图、伦勃朗、歌德和贝多芬的世界里有生动的说明，后者则在巴门尼德、笛卡儿、康德和牛顿的世界里有所体现。在严格意义上说，认知乃是把已完成的东西称作“自然”这样一种经验的活动。被认知物和“自然”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数学的数字符号已向我们说明，被认知物的集合与机械地界定的物的世界是一回事，物一劳永逸地遵循着定律，物受制于定律。自然便是由定律所统摄的必然性的总和。所存在的只有自然的定律而已。凡是明其职责所在的物理学家，没有一个人愿意超越这些界限。他的任务就是去建立一个有序的代码，不仅要把他在自然图象——对于他本人而言，这图象是固有的——中所能发现的一切定律包括在内，而且要进一步详尽无遗地、不加保留地把那一图象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沉思或内视（vision）——我想起了歌德的话：“应当小心地把内视和观看区分开来”——则是这样一种经验的活动：它就是历史本身，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在完成的过程。那曾经存在的，即是已经发生的，而这就是历史。
　　每一个发生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它带有方向（“时间”）的标记，带有不可逆性的标记。那已经发生的，从此以后，即是既成的，而不再是生成的；是僵死的，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是属于不堪回首的过去的。我们的世界恐惧的情感就源出于此。相反，一切被认知的事物，都是无时间的（timeless），既无所谓过去，亦无所谓未来，而只是单纯的“在此”（there），因而具有持久的有效性，其实，自然定律的构成本身所要求的，就是它应当如是。定律和定律所统辖的领域，都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它们排除了偶然性和因果性。自然的定律是僵硬的、故而也是无机的必然性的形式。由此容易看出，为什么数学作为用数对既成之物的一种整理，一直且唯一只与定律和因果性有关。
　　生成没有定数。我们只能对无生命的东西进行计算、度量和解析，而只要是活生生的东西（the living），就必定与现存的东西（livingness）是相分离的。纯粹的生成，纯粹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皆是不可限制的。它超越于因果的领域之外，超越于定律和度量之外。一种深刻的和纯粹的历史研究，决不会寻求与因果定律相一致——或者说，如果它这样做，那它就没有理解自身的本质。
　　同时，历史，若加以正面处理的话，并不是纯粹的生成：它是一种意象，是从历史学家的醒觉意识中发射出来的一种世界形式，在那一醒觉意识中，生成主导着既成。通过科学方法抽取任何结果的可能性，要取决于既成之物在所处理的题材中所占的比例；依据此假设，在历史的情形中，那些科学方法总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比例越高，所呈现的历史就越是机械、越是合乎理性、越是符合因果。甚至歌德所理解的“活生生的自然”——它完全是非数学的世界图象——也包含有许多死气沉沉的僵死之物，使得他至少要科学地处理他眼前的东西。但是，当既成之物的这一内涵缩至非常小时，历史便会变成几近纯粹的生成过程，沉思和内视就会成为一种只能在艺术的形式中发生的经验。但丁在他的精神之眼的面前看作世界之命运的东西，他通过科学是不可能达致此境的，同样，歌德也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获知他在创作《浮士德》的伟大时刻所看到的东西，普罗提诺和乔尔丹诺·布鲁诺也不可能从科学研究中提取他们的内心视象。所有有关历史之内在形式的争论，其根源皆在此对比中。面对相同的对象或事实集合，每个观察者都根据自己的倾向而对整体产生不同的印象，这一印象是捉摸不定的和不可言传的，它构成了他判断的基础，赋予了他的判断个人的色彩。既成之物被把握的程度，在各人那里是不一样的，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在任务和方法上从来就无法达成一致。每个人都指责别人缺乏“明晰的思维”，不过，这一短语所表达的东西，并非唾手可得的，也不意味着程度的优越性或优先性，而只是意味着种类的必然差异。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科学。
　　不过，我们不要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想要科学地写作历史的愿望，归根结底会产生一个矛盾。只要真理和虚假的概念还具有有效性，真正的科学就必能达成：这既适用于数学，亦适用于历史科学的艰苦的准备工作，如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筛选。但是，真正的历史视象（在这一点上还仅仅是开始）属于意义的领域，在那里，关键的词不是“正确”与“错误”，而是“深刻”与“肤浅”。真正的物理学家不是深刻的，而是敏锐的：只有当他离开作出假设的领域，回眸那终极的事物时，他才是深刻的，但到了这个阶段，他就已经是一个玄学家了。自然可以被科学地处理，而历史只能被诗意地处理。老列奥波德·冯·兰克有一句名言，他说，司各特（Scott）的《昆廷·达沃德》（Quentin Durward）毕竟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小说。确实如此：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的好处，就在于它能使读者成为他自己的司各特。
　　另一方面，在数字和真知的王国里，存在着歌德所讲的“活生生的自然”，这是纯粹生成和自我构建的直接的视象，事实上，亦是上面所界定的历史。歌德的世界首要的是一个有机体，一种生存，因此，很好理解：为什么他的研究，甚至表面上看属于物理学一类的研究，没有以公式的方式把捉为数字、定律、因果关系等，或用它们来解析其对象，而是最高意义上的一种形态学；为什么他的著作既没有使用、也不必使用尤其西方的非古典的因果处理手段和测量实验。他的地壳研究永远不变地是地质学，而非矿物学，后者他称之为死气沉沉的科学。
　　再一次，我们要说，在上面两种世界观之间，根本不存在明确的边界。不论生成和既成之间的对立有多么之大，事实依然是，它们在每一种认识中是共存的。那只注意事物的生成和实现一面的人，就是在体验历史，那把事物当作既成和已实现之物加以解剖的人，就是在认识自然。
　　在每个人那里，在每种文化中，在每一文化阶段，都能看到一种固有的倾向，一种固有的气质和禀性，那就是喜欢把两种形式中的一种看作是理解世界的一种理想形式。西方人在很高程度上于历史的方面情有独钟，古典人则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总是着眼于过去与未来，来对我们面前的东西穷追不舍，而古典人只知道当下的存在和神话的环境。自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到瓦格纳，我们的音乐的每一个节拍，都在我们的面前呈现了一个生成的象征，而希腊人则是在他们的每一件塑像中来表达纯粹当下的象征。身体的节奏乃是基于各部分的同时性关系，而赋格曲的节奏则是基于在时间中连续的元素的前后关系。
　　三
　　因此，鉴于所有世界图象中都存在自然和历史这两种基本要素，必定也就有了两种原则：形式的原则和定律的原则。一个特定的世界图象越是确定地显示了“自然”的特性，那覆盖其上的就越多无条件的定律和数字；一个作为永恒生成的世界的图象越多纯粹的直观，其多样的和不可触知的要素就对数字越是陌生。“形式是某种运动的、生成的、流逝的东西；形态（formation）的学说即是转型（transformation）的学说；变形（metamorphosis）是整个自然的关键。”——歌德如是说。这一说法业已标识了他著名的“身临其境的幻想”，即静静地让幻想自身任由活生生的东西左右，与近代物理学真切的令人憋闷的程序之间的方法论差异。但是，不论那生成的过程怎样，总能发现一个由如许之多陌生的要素所构成的残余物。在严密的自然科学中，这一残余物采取的形式就是那些被强加的、必能发挥作用的必然的理论和假设，亦即那僵死的数字和公式。而在历史研究中，这残余物则呈现为一种编年学，呈现为日期和统计材料的数字结构，尽管数字之于生成的本质而言是陌生的，可它已经被如此顽固地编织进历史形式的世界中，以至于人们从不觉得它是侵入的。因为它缺乏数学的意义。编年学的数字区分的是独特地发生的诸种现实性，数学的数字区分的是不变的诸种可能性。一个突出的是意象，得出的是时代和事实的轮廓，为的是人们的理解。而另一个，力图建立的是定律本身，这即是其研究的目标和目的。编年学的数字是创造性地取自科学之科学即数学的科学手段，并且它就这样被运用，而丝毫不用考虑其特定的特性。例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下面两种表示法的意义：12×8=96和1813年10月18日。在数字运用中出现的这种差异，就如同在散文和诗歌中词语运用的差异一样。
　　还有一点也必须提一下。由于生成常常是既成的基础，并由于生成的世界图象表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因此，历史是原初的（original）世界形式，而自然——被充分阐述的机械世界——则是晚期的（late）世界形式，只有成熟文化的人们才能完全地使其现实化。事实上，包围着原始人类那淳朴心灵的黑暗 ——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只能通过原始人的宗教习俗和神话来认识这种心灵，这些习俗和神话整个地是充满着纯粹意愿的有机世界，是敌意的神灵和可亲的力量所构成的有机世界——彻彻底底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影响力的整体，它不可理解、不可界定、不可计算。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称这为“自然”（Nature），但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界”（nature），例如由某一认知理性所谋划设计的一种严密意象。只有孩子和伟大的艺术家的心灵此时能听到那久已被遗忘的原始人的世界的回声，但是，那回声依然存在，并且还不微弱，甚至也存在于僵硬的“自然界”一样的媒介物中，成熟文化的城市精神正在个体的周围无情地建造着这些媒介物。因此，科学的（“近代的”）世界观与艺术的（“不切实际的”）世界观之间的这种尖锐对抗，每个晚期时代的人们都会知道；那注重事实的人和诗人之间是不会也不可能相互理解的。故此，必定会出现一种历史研究的倾向，这一倾向必然地会把孩童式的、梦幻般的、歌德式的要素包括在内，它冒着会变成一种单纯的公共生活的物理学的巨大危险，把自己打扮得像一门科学，其实它是（用它自己朴素的语言来说）“唯物主义的”。
　　在确切的意义上说，“自然”是居有现实性的一种方式，这方式为极少数人所特有，且局限于伟大文化的晚期阶段的大都市人，局限于男性，甚至可能局限于参议员；而历史则是一种淳朴的、充满活力的、多少出自本能的居有现实性的方式，它为所有的人所共同分享。至少，一种是以数为基础的、非神秘的、可解剖的和已被解剖的“自然”，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智者派和达尔文主义者、近代物理学和化学等的自然，一种则是荷马和“埃达”、多立克式和哥特式的人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不受约束的“自然”。忽视这一区别，就是无视历史研究的整个本质。历史才是真正自然的，而科学家的确切的、机械地校准的“自然”则是心灵的人为的世界概念。故而，一个悖论就是：近代人发现，“自然”研究很容易，而历史研究很难。
　　趋于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倾向，在数学的划界和逻辑的区分中，在定律和因果关系中，比比皆是，且早就出现了。在所有文化的创始世纪，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倾向，尽管还很微弱，而在宗教性的世界概念的全盛时期，这种倾向就会烟消云散。在此我们可以想起的名字就是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但是很快，这些倾向就获得了更严格的特征：和那发自人的心灵却又不得不抵御人性侵袭的一切事物一样，它们不乏傲慢和独断。空间的和可理解的东西（理解在本质上是数，在结构上是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个体的整个外部世界的主导力量，既帮助形成感觉生活的简单印象，自身又得这些简单印象的帮助，由此去影响对因果关系和法定的关系作机械的综合，以至于，在最后，大都市人——例如底比斯（Thebes）、巴比伦、贝拿勒斯（Benares）、亚历山大里亚，或西欧的某个大城市——的敏锐意识，不得不屈从于如此一致的自然定律观念的压力，甚至当科学和哲学的偏见（除此之外，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断定心灵的这种状况恰恰就是心灵本身，而机械的世界图象恰恰就是世界本身的时候，那都市人的意识也不会对这一断言提出什么挑战。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这样的逻辑学家，就把空间的和可理解的东西置于主导地位，而柏拉图和歌德不仅拒绝这么做，还对这种做法大加批驳。
　　四
　　认识世界的工作——对于高级文化的人来说，这是表达自身本质的一种必需，是一种职责——当然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尽管其过程有科学或哲学之分，尽管其与艺术创造和直觉信念的亲密关系，对某个人来说可能是已感受到的，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有疑问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世界图象的形式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对于他来说（只要他还没有比较），这形式事实上就是世界“本身”。
　　鉴于“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区分，认识世界的工作必然地是双重的。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形式语言，且相互之间完全不同，并且，不论自然和历史二者在未经审察的和模糊的世界图象，如日常生活的世界图象中如何的相互重叠和混淆，它们都不可能有任何内在的统一性。
　　方向和广延便是区分历史的感受性和科学的感受性的两个显著特征，一个人要想使这两者同时在自己身上都创造性地发挥作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德语中 “Ferne”一词的双重含义（距离、遥远）是深具启示意义的。在一层含义上说，它意味着未来性，在另一层含义上说，它指的是分隔的空间间隔。读者不会不承认，历史唯物论几乎必然地把时间视作是一种数学性的维度，相反，正如每个地方的抒情诗人向我们显示的，对于天生的艺术家而言，远处的风景、云彩、地平线和落日给我们造成的距离印象，不需要未来意识的努力也能突显出来。希腊诗人否认未来，结果，他既看不到未来的事物，也不会吟唱它们；他只迷恋近处的东西，因为他整个地只属于当下。
　　自然科学的研究者，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性的推理者，不论他是像法拉第（Faraday）那样的实验者，还是像伽利略那样的理论家，再或是像牛顿那样的计算者，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所发现的仅仅是他能够度量、检验和处理的无方向的量（quantities）。经由数据，只能够把握量，只能够因果地确定量，也只能够以定律或公式来捕获量，而当这一切完成之后，纯粹的自然知识就算是尽其所能了。所有的自然定律都不过是量的联系，或者如同物理学家所指出的，所有的物理过程皆是在空间中兜圈子，希腊物理学家也许会——在不改变事实的前提下——把这一表述纠正为：“所有的物理过程皆是在物体间发生的”，这符合古典心灵的拒绝空间的情感。
　　历史方面的印象—过程与所有量的东西全然无关，它所影响的是一种不同的器官。对于作为自然之世界来说，是这样一些理解方式，而对于作为历史之世界来说，则是另一些理解方式，两者皆是固有的。我们知道它们，并每天都在运用它们，而没有（至今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对立。世上既有自然知识，也有人的知识；既有科学的经验，也有生命的体验。读者不妨把这种对比一直回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
　　所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都可描述为一种“形态学”。机械的和广延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发现和整理自然定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可称之为系统的（Systematic）形态学。有机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历史与生命以及所有负载着方向和命运之符记的东西的形态学，则可称之为观相的（Physiognomic）形态学。
　　五
　　在西方，用系统的方式处理世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达到并通过了它的顶点，而观相的方式的伟大时代尚未到来。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在这块土地上仍有可能存在的所有科学，都将成为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一种广泛的“观相学”的一部分。这正是“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意义所在。在每一科学中，在此科学的目标以及内容上，人们说的尽是有关自身的故事。科学的经验即是精神的自我认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刚刚谈论数学的一章，亦是观相学的一章。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位或那位数学家的意图，也不是学者本身或他的结论对知识积累的贡献，而是数学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他的作品作为他自身现象的一部分的表现，是他的知识和目标作为他的表现的一部分的特征。只有这些对于此处的我们最为重要。数学家即是一种文化的代言人，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那一文化，而他作为人格和心灵，作为发现者、思考者和创造者，则属于那一文化的观相学。
　　由于数学乃是对其自身所固有的、并为其有意识的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整个数的观念的阐发和显现，因此，每种数学皆是一种心灵的自白，而不论其表达形式是一个科学体系，还是（例如在埃及的情形中）一种建筑。如果确实地，一种数学的有意识的成就只属于历史的表面，那么同样确实的是，它的无意识的方面、它的数字本身、它建立其自足的形式世界的风格，这些就都是它的生存、它的血气的表现。它的从成熟到衰落的生命史、它的与创造性行为的深刻关系、与同一文化的神话和崇拜的深刻关系——诸如此类，都将是第二种形态学即历史形态学的研究题材，尽管这种形态学的可能性几乎还未被承认。
　　因此，历史的可见的前景，与个体的人的外部现象（如他的形象、他的禀性、他的风度、他的步态、他的言谈举止和行文布局），有着相同的重要性，而与他所说所写的内容，又迥然有别。在“人的知识”中，这些东西不仅存在而且重要。(禁止)以及所有对(禁止)的阐述——它们把(禁止)定义为“既成”之物，定义为必有一死的存在——皆是心灵的表达。但也因此，“人的知识”又意味着我称之为文化的那些最高级的人类有机物的知识，意味着它们的神采、言谈和行为的知识 ——我用来描述它们的这些术语，在个体的人的情形中已经用过，其意思都是一样的。
　　描述的、创造性的观相学，乃是挪移到精神领域的肖像艺术。唐·吉诃德、维特、于连·索雷尔（Julian Sorel），是各自时代的肖像，浮士德是某一文化整体的肖像。对自然研究者而言，形态学家就像是进行体系化的人，对世界的描绘还只是一种摹仿，需要“忠实于自然”，需要有画匠的“形似”，但归根结底，还只是在纯粹数学的线条上加工制作。但是，伦勃朗意义上的一幅真正的肖像就是观相学的，就是说，历史是在一瞬间被捕捉的。他的自画像系列其实就是（真正歌德意义上的）自传。伟大的文化的传记也应当这样来把握。“逼真性”方面，专业的历史学家有关事实和细节的著作，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历史的面孔就是由迄今为止我们还仅仅是依据个人的标准来评价的所有那些东西构成的，例如认为它们是有益的或有害的，是好的或坏的，是令人满意的或不满意的，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战争与艺术、科学与神、数学与道德。所有这一切，不论变成了什么，都只是一种象征，只是心灵的表现。一种象征，只有当拥有了人的知识的时候，它才能揭示自身。它讨厌定律的约束。它需要的是它的意义能够被感觉到。这样，研究才能达致一个最终的或最高的真理——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如一场）。
　　自然研究者可以教育出来，但明识历史的人却是天生的。他一下子就能抓住和穿透人与事的要害，且凭的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是学不来的，是说辞所不能训示的，而且只有在其极其强烈的时候才能有些微的显示。经由因果来确定、调整和固定方向，这些事，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做。这些都属于工作，但创造是另外一回事。形式与定律，描绘与理解，象征与公式，皆有不同的器官，它们的对立就类似于生与死、生产与毁灭的对立。理性、体系和理解，当它们在“认知”的时候，就是一种扼杀。那被认知的东西，成为了一个僵死的对象，可以度量和分解。相反，直观性的内心视象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内在地感受到的统一体中赋予具体的细节以生命和活力。诗歌和历史研究是一类的。计算和认知也是一类的。但是，正如黑贝尔在某个地方说的，体系不是空想出来的，艺术作品不是计算出来的，或者说（其实是一回事）不是苦想出来的。艺术家或真正的历史学家看到的是事物的生成过程，并能从它的轮廓来重新推定它的生成过程，而热衷于体系化的人，不论他是物理学家、逻辑学家，还是进化论者或实用主义的历史学家，只知道向那既成的东西讨教。和一种文化的心灵一样，艺术家的心灵是一种潜能，可以用一种古老哲学、一种小宇宙的语言来实现自身，使自己达致完成，趋于完美。体系化的精神是狭隘的，它从感觉中退缩（“抽离”），它是一种秋天的、正在消逝的现象，属于一种文化的最成熟状态。它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它的生命越来越拘制于城市之中，它随城市生和死。在古典世界中，只是自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学派到罗马时期才有科学，而古典世界的艺术，却是自有生存（existence）开始就出现了。又一次，可以用图表来说明这一点：
　　　　　　　　心灵　　　　　　世界
　　生存　　　　潜能→ 实现→ 现实性
　　　　　　（生命）　　↓
　　生成→既成
　　意识方向广延
有机的机械的
　　　　象征，肖像 　　　　数字，概念
　　↓　　 ↓
　　历史自然
　　世界意象　　节奏，形式　　　　张力，定律
　　　　　　观相的系统的
　　事实真理
　　因此，在寻求对统一的原则获得一个明晰的观念——我们对这两个世界的认识全都要依据这个统一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发现，受数学操控的认知活动总是与一个连续的当下在场有关（而且，认知活动越是纯粹，那关系就越是直接）。物理学家所处理的自然的图象，在那一给定时刻就展示在他的感官前。自然研究中一个不言自明、但依然坚定不移的前提性假设就是，“自然”对于每个意识和所有时代来说都是相同的。一个实验总具有一劳永逸的决定性意义；时间存在着，根本不容否定，但却从研究领域剔除掉了。真正的历史有赖于同样确定的相反的观念；它假定为它的源头的东西，是一种几乎无法描述的感觉官能，在其中，由于感官印象的不断变化，历史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它不可能掌握那所谓的时间的中心（我们在后面会考虑物理学家所说的“时间”的意思）。历史的图象——当然是人类的历史，是有机体的世界的历史，亦是地球和星系的历史——是一种记忆图象（memory-picture）。“记忆”，在这种联系中，被视作是一高级状态（当然不适合每种意识，例如仅仅处于低级程度的许多意识就不具备记忆的功能），一种完全确定的想象力，能使经验穿越sub specie aeternitatis（自然情况下）每一特殊时刻，成为由所有过去和所有未来所构成的某个整体中的一个点，因此，记忆乃是所有回望、所有自我认识、所有自白的必要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典人是没有记忆的，因而也无所谓历史，不论是对于他自身还是对于他周围的一切。歌德说：“没有人能论断历史，而只能以其自我体验历史。”在古典的世界意识中，所有的“过去”都被吸附在当下的“现在”中。把纽伦堡大教堂的雕刻家、丢勒（Dürer）、伦勃朗的全部历史意识拿来和希腊化时期的雕刻，例如著名的索福克勒斯雕像中的历史意识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前者诉说的是一种心灵的全部历史，而后者则把自己严格地局限于表现某个存在于当下时刻的特征，而对于这一存在何以是一个生命过程则不置一辞——尽管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谈论“生命历程”与一个纯粹的、永远是完成的而从不是生成的古典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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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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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形式世界的终极要素。
　　无数的形态出现，尔后又消失；累积，尔后又消融，有如数以千计令人眼花缭乱的、完全出于意识的可能性在那里汇聚——这就是世界历史第一次展示在我们的内在之眼面前时的图象。但是，在这表面上无政府的状态里，只有那敏锐的眼睛能探测到支撑所有人类生成的那些纯粹的形式，能深入到这些形式的云层中，使它们不情愿地显示出来。
　　但是，对于世界生成的整个图象，对于浮士德之眼所看到的一层压着一层的那厚厚的积云——天空、地壳、生命、人等等的生成——我们在此只能处理其中很小的一个形态学单位，我们习惯称之为“世界历史”，亦即歌德临了所轻蔑的那一历史，或6000年来高级人类的历史，但他没能深入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中的所有这些东西的内在同源性。那赋予这一飞逝的形式世界以意义和基质的东西，那迄今为止还被掩埋在一堆有形的“事实”与“日期”之下而几乎从未被深究过的东西，其实就是诸伟大文化的现象。只有当这些原初形式的观相学意义被认识、被感受到和被探究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说，人类历史的本质和内在形式作为自然的本质的对立面而获得了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理解了它们。只有在这种内视（inlook）和外视（outlook）之后，一种严肃的历史哲学才变得有可能。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依据其象征的内涵看清历史图象中的每一事实——每一观念、每一艺术、每一战争、每一人格、每一时代——才有可能不把历史看作没有内在秩序或内在必然性的过去事件的单纯总和，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有着严格的结构和重大关联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当它为观察者偶然的当下所接触时，不会突然消融于无形的、模糊的未来中。
　　文化是一种有机体，世界历史则是有机体的集体传记。从形态学上说，中国文化或古典文化的悠远历史乃是个体的人的小历史的确切等价物，亦是动物、树木、花朵的小历史的确切等价物。对于浮士德式的内心视象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种体验；如果我们想要学会认识那不断地在所有地方重复自身的内在形式，那么，植物和动物的比较形态学很久以前就已经给了我们方法。在一个接着的一个发生、成长，继而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和相互压制的诸种文化的命运中，浓缩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内涵。如果我们使它们的形态释放出来——这些形态直到现在为止还全被深掩在“人类进步的历史”这一老掉牙的说辞之下——让它们在精神上作为我们的过去与我们并列，那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特殊的或非本质的东西当中，区分出原始的文化形式，区分出作为理想支撑着所有的各别文化的那种文化。
　　我把一种文化的观念同它的可感觉的现象或表象区分开来，前者是这一文化的内在可能性的总体，后者则是这一文化作为一种已实现的现实性的历史体现。一种文化的观念乃是其心灵与活生生的(禁止)以及这一(禁止)在光的世界中可为我们的肉眼所感知的表现的关系。一种文化的这一历史，其实就是其可能性的逐渐实现，而其可能性的完成就等于是该文化的终结。阿波罗式的心灵——我们中有些人可能理解它并具有这种心灵——就是以这种方式与它在现实性的领域的展开关联着，与我们所谓的“古典”或“古代”关联着，考古学家、语文学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探究的就是它的有形的和可理解的遗迹。
　　文化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对于歌德的深刻但几乎不被欣赏的观念——他在他的“活生生的自然”中发现的，并一直将其作为他的形态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在此将在其最准确的意义上把它运用于人类历史的所有形态，不论是充分成熟的，还是在初期就被切断的，也不论是半展开的还是胎死腹中的。这是一种要“生活于”（living into）对象之中的方法，与对对象加以解剖的方法正好相反。“人所能获致的最高境界就是惊奇；如果原初的现象令他惊奇，他就该满足了；这现象再也没有更高的东西可以给他，而他也不该再在这现象的背后去追寻什么；在此，那现象就是极限。”原初的现象即是生成的观念的纯净呈现。对于歌德的精神慧眼来说，原始植物的观念就明确可见地呈现在已经出现甚至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别植物的形式中。在歌德对上颚的“颚间骨”作的著名研究中，他的起点便是脊椎动物的原初现象；在其他领域，他也曾以地质层积作为研究的起点，也曾以叶子作为植物机体的原初形式，或以植物的变形作为所有有机的生成的原初形式。在他对赫尔德宣布他的发现时，他曾写道：“同样的定律，可以应用到任何活生生的事物中去。”这是一种深入到事物的核心的看法，莱布尼茨可能就已经理解了这种看法，但我们这个达尔文的世纪却尽其可能地想避开这样的想象。
　　然而，在目前，我们正在寻找各种处理历史的方法，想以此完全地摆脱达尔文主义的方法，即那种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但这只是徒劳。一种精密的、明晰的、确知自己的意义与局限的观相的方法尚未出现，只有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方法之后，那观相的方法才会出现。20世纪有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去仔细地探究有机单位的内在结构——世界历史就是通过这结构并在这结构内完成自身的——把形态学上必然的形式与偶然的形式区分开来，并通过抓住事件的主旨去确定它们借以言说的语言。
　　七
　　浩瀚无际的人类存在，流入无边的河流中；溯流而上，是一大段黑暗的过去，在里面，我们的时间感完全丧失了界定的能力，只有那无有止息和安宁的幻想，在追忆着地质学上的各个时期，以逃避那永恒无解的奥秘；顺流而下，则是甚至更加黑暗而无尽的未来——这便是浮士德式的人类历史图象的基本构成。
　　在那浩淼无涯的水面上，漂过了各代人无尽而一致的涟漪。到处延展着光亮的火束，到处是舞动的火花，混淆着、搅动着平澈的镜面，不断变换、闪烁，而后消逝、熄灭。这些便是我们所谓的氏族、部落、民族、种族，它们把各代人统一在历史表面的某一有限地域内。这些东西在创造力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它们所创造的意象在持久性和灵活性方面也变化万千。而当那创造力衰竭时，所有观相的、语言的及精神的认同标志也会跟着消失，于是，其文化的各现象再次沉淀到各代的褶层中。雅利安人、蒙古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安息人、法兰克人、迦太基人、柏柏尔人（Berbers）、班图人（Bantus）等等，便是我们用来说明这类异质的意象所使用的名字。
　　但是，各伟大的文化也是在这一文化的表面完成其宏大的波动循环。它们突然地出现，然后膨胀成恢弘的轮廓，最后又平伏下去，终至消失，水波的表面再次回复为沉寂的荒原。
　　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过来，自动脱离了那原始的状态，从无形式变为一种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它在一块有着可确切界定的风景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就像植物一般。当这心灵以民族、语言、教义、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实现了其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它便会熄灭，而回复至原始的心灵状态。但是，其活生生的生存，那界定和展现各完成阶段的一系列伟大时代，乃是一种内在的热忱的奋斗，为的是维持其文化的理念，以对抗原始混沌的力量，对抗无意识深处的怨诉。不仅艺术家要反抗物质的阻力，反抗自身观念的窒息。事实上，每一文化都与广延或空间有着一种深刻象征的、几乎神秘的关系，它也要努力在广延和空间中并通过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一旦目标达成——文化的观念、其内在可能性的整个内涵皆已实现，并已变成外部现实——文化立刻便会僵化，它便会克制自己，它的血液便会冷冻，它的力量便会瓦解，它便会变成文明，我们可以在“埃及主义”（Egypticism）、 “拜占廷主义”（Byzantinism）、“满清主义”（Mandarinism）这样的字眼中，感受并理解这一点。它们就像一个已经衰老朽败的巨大原始森林，枯朽的树枝伸向天空，几百年，几千年，如同我们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所看到的。同样地，在罗马帝国时代，古典文明如巨人般地耸立着，仅仅有着青春、强壮与丰富的虚假外表，它剥夺了东方那年轻的阿拉伯文化的阳光与空气。
　　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些没落中，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每一个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个文化皆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西方文化最初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负着疑惧之情，呈现在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的初生时期。它使西欧的土地充满了浮士德式的风景，从游吟诗人的普罗旺斯到伯恩瓦德（Bernward）主教的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大教堂。春风吹拂着这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歌德说：“在古日耳曼的建筑作品中，人们看到一种繁荣的、异乎寻常的状态。任何直接面对这种繁荣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惊奇；但只有那能够洞察植物隐秘的内在生命及其力量的人，以及那能够观察到花蕊如何开放的人，才能逐渐地看到以完全不同的眼睛才可看到的东西，才能认识他所看到的一切。”那童稚的文化也会以同样的语调向我们诉说，例如早期荷马时代的多立克艺术、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早期阿拉伯）艺术、开始于第四王朝的埃及古王国的作品。那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在逐渐成熟的时候，为了给生存找到纯粹的、直接的表现，就如同一个惶惶不安的债务人，需要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恶的力量作斗争，直至最后获得并认识到那纯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现。一种文化越是接近于其存在的巅峰状态，它为自己所求得的形式语言就越是刚毅、严苛、有控制力、有强度，它对自己的力量就越是感觉到自信，而它的轮廓特征也越见清晰明朗。在春天，所有这一切还是模糊的、混淆的和试验性的，充满了孩子气的渴念和恐惧——萨克森和法国南部的罗马风格的哥特式教堂门廊的装饰、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狄甫隆的瓶绘等都是明证。但是，现在，我们在埃及的早期中王国时代、在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时代的雅典、在查士丁尼时代、在反宗教改革时代，皆能看到成熟的创造力那羽翼丰满的意识，我们在那一意识的自信自如中看到了费尽心机的、严格的、有节度的和奇迹般的表现的每一个别特征。我们还发现，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存在着那行将到来的完成的暗示；在这样一些时期，出现了阿美尼赫特三世的头像[即所谓的塔尼斯（Tanis）的 “喜克索人（Hyksos）的斯芬克斯”]、哈吉亚·索非亚（Hagia Sophia）的穹顶、提香（Titian）的绘画这样的创造。再往后，便是文化的“温柔”到临近“脆弱”的时期，那甜蜜的芳香有如十月的金秋时节，这个时期艺术上的表现有：克尼杜的阿芙洛狄忒（Cnidian Aphrodite）、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女郎柱廊、萨拉森人的马蹄形穹窿上的镶嵌图案、德累斯顿的茨威格宫、华托（Watteau）的绘画、莫扎特的音乐。最后，在文明的昏暗的破晓时刻，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作着半成功的创造，由此产生了古典主义，这是所有垂死的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再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义中，忧郁地回望着它的童年；到了最后，它也疲倦了、厌烦了、冷漠了，失去了生存的欲望，于是，正如帝国时代的罗马那样，它盼望能走出那漫长的白昼，而坠落到原始神秘主义（protomysticism）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里，回到坟墓里。这样便又出现了“第二信仰”（second religiousness）的轮回，晚期古典人又转向了密特拉（Mithras）、伊西斯（Isis）和太阳神（the Sun）的崇拜——诞生于东方的这些崇拜给心灵输入的是一种新的梦幻、恐惧和孤独。
　　八
　　“习性”（habit）这个术语常被用在植物中，来意指与植物自身相适应以及植物借以表现自身的特殊方式，如植物在光的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过程和持续性，由此使我们能够看到它。每一种植物经由习性而与所有其他植物区分开来，不论是其生存的每一部分或是每一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有用的术语运用于我们有关伟大的有机体的观相学，用它来言说印度的、埃及的和古典的文化、历史或精神的习性。在这个方面，习性的某种模糊的暗示常常是风格（style）概念的基础。因此，如果我们谈及某一文化在宗教、理智、政治、社会或经济等方面的“风格”，我们不是要强化而仅仅是想明确和加深那个词。空间中的生存的这种“ 习性”——包括个体的人的行为、思想、品行和气质在内——在整个文化的情形或生存中涵盖了高级的生命表现的总体。对某些特定的艺术分支的选择（例如希腊人的圆雕和壁画，西方人的复调音乐和油画）和对另一些分支的坚决拒绝（例如对阿拉伯人的雕塑的拒绝）；对秘传宗教（例如印度人）或大众宗教（例如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偏爱；对演说术（古典人）或写作（中国人、西方人）的偏好，这一切，作为精神交流的形式，全都是风格的体现。同样地，那五花八门的服装、行政制度、运输、社会礼节等等亦是如此。古典世界的所有伟大人物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群体，其精神习性与阿拉伯人或西方人的所有伟大人物的精神习性可以说是泾渭分明。我们甚至可以比较一下歌德和拉斐尔（Raphael）与古典人，在后者那里，赫拉克利特、索福克勒斯、柏拉图、阿尔西比亚德、忒密斯多克利、贺拉斯（Horace）、提比略（Tiberius）等，全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为一家人。每个古典的大都市——从西西里的叙拉古到帝国之都罗马，皆是同一生命感的体现和感觉图象——在布局和街道设计方面，在它的公共与私人建筑的语言方面，在其广场、胡同、庭院、建筑立面的类型方面，在城市的色调、喧闹声、街景和夜生活方面，皆与印度、阿拉伯或西方的世界城市有根本的不同。巴格达和开罗的气氛在被征服以后很久仍可在格拉纳达（Granada）感受到；甚至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马德里整个地就是现代的伦敦和巴黎的观相标记。而在这类事物的每一种差异性中，都存在着一种高度的象征主义。对比一下西方的直线透视和街道排列的倾向（例如卢浮宫的香榭丽舍大街的林荫道、圣彼得教堂前的广场）与萨卡拉大道（Via Sacra）、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和雅典卫城那几乎故意的复杂和狭窄，就可看出，后者的各个部分的排列是不对称的和没有任何透视的。甚至城镇的设计——不论是哥特式的毫无规划，还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时代的有意识的规划——也反映了与数学相同的原理：在一种情形下是莱布尼茨式的无限空间的数学，而在另一种情形下是欧几里得式的各自分离的物体的数学。但是，进一步地，其确定的生命绵延期（life-duration）和其确定的发展速度，也都属于某一类的“习性”。这两者都是我们在一种历史的结构理论中不得不考虑的特性。古典生存的节奏不同于埃及人或阿拉伯人的节奏；我们完全可以称希腊和罗马是“行板”（andante），而称浮士德精神是“活泼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
　　当把生命绵延期的概念运用于一个人、一只蝴蝶、一棵橡树、一片绿叶的时候，它其实包含了一个特殊的时间值，而与个别情形中的所有偶发事件完全无关。十年只是生命的一瞬，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几乎是同等的，而昆虫的变形在个别的情形中总是确切可知的和可以预测的几天的事。对于罗马人来说，“孩童期 ”（pueritia）、“青春期”（adolescentia）、“壮年期”（iuventus）、“成年期”（virilitas）、“老年期 ”（senectus）等概念具有某种几乎数学上的确切意义。毫无疑问，未来的生物学将——与达尔文主义即解释物种起源的因果的适者生存原理相反——把这些预先规定好的生命绵延期看作是其问题的一种新解释的出发点。一代的绵延期——不论其本性如何——乃是一个具有几乎神秘的意义的事实。
　　因此，这些关系对于所有的高级文化也都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迄今为止，它们仍未被认识。每一文化，一种文化的每一青春期、成熟期和衰败期，一种文化的每一内在的必然阶段和时期，皆有一确定的绵延期，这绵延期总是相同的，总是随同某一重要的象征一起反复出现。在本书中，我们无法解开世界的这一最为神秘的联系，但随着我们的讨论的深入，那些事实将会反复地出现，并将告诉我们它们在这里隐藏有多少秘密。所有文化的引人注目的五十岁的阶段，以及它的政治的、理智的、艺术的“生成”的节奏，都有什么意义？还有，巴罗克风格、爱奥尼亚风格、伟大的数学、阿提卡雕刻、镶嵌画、复调音乐、伽利略力学等等的300 年的周期又有什么意义？对于每一文化来说，一千年的理想寿命与个体的人活上“七十岁”相比又意味着什么？如同植物的存在是经由发叶、开花、抽枝、结果等在形式、外形和仪态上获得其表现一样，一种文化的存在则是经由其宗教的、理智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形态来获得其表现的。也就是说，正如歌德的个性就体现在《浮士德》、《色彩学》、《列那狐》、《塔索》、《维特》、意大利旅行、弗里德里克之恋、《西东集》、《罗马哀歌》等这些形式上各自迥异的话语中一样，古典世界的个性就体现在波斯战争、阿提卡戏剧、城邦、狄奥尼索斯崇拜上，同时也体现在僭主政治、爱奥尼亚柱式、欧氏几何，以及帝国时代的罗马军团、角斗士比赛、 “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等等上面。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每个个体的存在都有其各自的重要性，它们既是对其所属文化的各个时代的说明，亦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内在必然性。在我们每个人这里，在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自我的这一决定性时刻，内在生命的觉醒就已经开始了，而文化的内在生命的觉醒的时机尚须一段时日。我们每个人都是西方人，在其儿时的白日梦和游戏中，就不断生活在其哥特式的世界中——哥特式的大教堂、城堡、英雄传奇、十字军的“圣战”（Dieu le veult）、年轻的帕西伐尔的心灵誓约。每个年轻的希腊人都有他的荷马时期和他的马拉松时期。在歌德的维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热情的年轻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是每个浮士德式的（但决不是古典的）人都知道的，它是彼特拉克和抒情诗人（the Minnesänger）的青春期的重现。当歌德的《浮士德片断》脱稿时，他是帕西伐尔；当他完成《浮士德·第一部》时，他是哈姆雷特，只是随着《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他才成了19世纪的能够理解拜伦（Byron）的世界人（world-man）。甚至古典世界的老年期——真正晚期希腊主义那追逐时尚和不结果实的世纪，疲惫厌倦的才智的第二次童年——也可以在其多个伟大的老人那里得到研究。因而，欧里庇德斯的《酒神》就充分地预示了生命的远景，柏拉图的《蒂迈欧》则充分地预示了帝国时代的宗教调和主义（religious syncretism）；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和瓦格纳的《帕西伐尔》提前给我们揭示了我们的精神在接下来的世纪（就其是我们的创造力的最后世纪而言）里将要呈现的形态。
　　生物学用器官的“同源”（homology）概念来指谓形态学上的对等，以与关涉着功能对等的“类比”（analogy）概念相区别。这一重要的、且在结果上最富成效的概念，是歌德首先提出来的（他经由这一概念发现了人的上腭的颚间骨），而由欧文（Owen）运用到严格的科学形态中；我们也要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我们的历史方法中。
　　大家知道，对于人脑的骨结构的每一个部分，在直至鱼类的所有脊椎动物身上，皆能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部分，鱼的胸鳍，陆栖脊椎动物的脚、翅膀和上肢，皆是同源的器官，尽管它们已完全没有了相似之处。陆栖动物的肺，水生动物的气囊，亦是同源的，而肺与腮在另一方面说是同类的——就是说，在用途方面它们是相同的。还有，那一训练有素的和深刻的形态学洞见——它要求建立这种区别——是一个与目前的历史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东西，后者只是对基督与佛陀、阿基米德与伽利略、恺撒与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不加区分的德国与不加区分的希腊，加以肤浅的比较。随着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清晰，我们将认识到，一当严格的形态学方法得到了理解和培植，就可以有大量的观点提供给历史的慧眼。在此我们只提供几个例子。同源的形式有如：古典雕刻与西欧管弦乐、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与哥特式教堂、印度佛教与罗马斯多葛主义（佛教与基督教甚至连同类都算不上）；中国的“战国”时期与埃及的喜克索时期和罗马的布匿战争时期；伯里克利的时代与倭马亚王朝（Ommayads）的时代；《梨俱吠陀》（Rigveda）时期与普罗提诺和但丁时期。狄奥尼索斯运动与文艺复兴是同源的，与宗教改革是同类的。对于我们而言，正如尼采正确地说的：“瓦格纳是现代性的缩影”；而古典的现代性在逻辑上必定存在的对等物便是帕加马的艺术。（这种认识历史的方式中富有成效的一个基本观点，可以从研究本卷末尾所附的图表而获得。）
　　把“同源”原则运用于历史现象，可带给“同时代”（contemporary）这个词一个全新的含义。我所谓的“同时代”，指的是两个历史事实在各自文化的真正相同的——相关的——位置发生，因此，它们具有真正等同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说明了古典数学和西方数学完全同步的发展过程，我们不揣冒昧地把毕达哥拉斯描述为笛卡儿的同时代人，把阿基塔斯描述为拉普拉斯的同时代人，把阿基米德描述为高斯的同时代人。还有，爱奥尼亚风格和巴罗克风格的发展进程也是同时代地（contemporaneously）进行的。波吕格诺图斯（Polygnotus）与伦勃朗、波利克勒斯与巴赫在时代上是匹配的。宗教改革、清教运动，尤其是走向文明的转折，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同时地出现的；在古典文化中，这最后一个时期应当提到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名字，在我们西方文化中，则应提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名字。亚历山大里亚、巴格达、华盛顿的建造也是同时代的；古典时期的钱币和我们时代的复式薄记，第一代僭主统治与投石党运动（the Fronde），奥古斯都与始皇帝（Shih-huang-ti），汉尼拔与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同时代的。
　　我希望说明的是：在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经济、科学等方面所有伟大的创造和形式，在所有文化中无一例外地都是同时代地实现自身和走向衰亡的；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具有深刻的观相重要性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物；这种对等物应当在一种富有特征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种完全确定的编年学位置中去寻找。同时，如果我们想要把握诸事实的这种同源性，就必须对事物的可见的前景具有远比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惯常表现的要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和更为严谨的态度；例如，在那些历史学家当中，有谁敢设想在狄奥尼索斯运动中找到新教的对等物，设想英国清教运动之于西方人就犹如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所提供的可能性，远非以前的所有研究的野心所能企及，后者主要地满足于只就一些已知的方面来排列过去的事实（而且是依据一个单线的图式）——这些可能性包括：
　　不再把现在当作研究的极限；先行确定我们西方历史中还未完成的阶段的精神的形式、绵延期、节奏、意义和产品；借助于形态学的联系，来重构早已消失的和未知的时代，甚至过去的整个文化；采用与现代古生物学相同的方法，从某一个还未被发掘的骨架碎片中来推演出有关骨架结构和物种的广泛的和可信赖的结论。
　　如果我们得知了观相的节奏，就有可能从装饰、建筑、雕刻的散落的片断中，从没有联系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历史的各个时代的有机特征，并从艺术表现领域已知的要素中发现政治形式的领域对应的要素，从数学形式的要素中读出经济的要素。这是一种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实上，它根基于歌德的原初现象的概念——它已经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现在比较动物学中，但还可以扩展，直至迄今为止无人敢奢望的整个历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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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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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命运观念与因果原则
　　一
　　把这一思维的路线贯彻到底，我们便可获得一组对立，我们觉得，这一对立乃是接近和（就这个字眼所具有的任何一种意义而言）解决人类最古老也最严肃的谜语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仅有的关键。这就是命运观念（Destiny Idea）和因果原则（Causality Principle）的对立。完全可以说，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对立为何物，还不知道这一对立乃是世界构造的必要基础。
　　凡是真正理解了“心灵是一种生存的概念”这句话的意思的人，也必能理解心灵与确然的命运感之间的紧密关系，必会把生命本身（我们用它来指谓可能性之实现得以完成的形式）看作是有方向的，是每一路线中不可避免的，是命定的。原始人模糊地和恐惧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而对于高级文化中的人类来说，其确定性足以成为他的世界视象，尽管与这视象的沟通只有经由宗教和艺术，而决不能经由概念和证明。
　　每种高级语言均有大量这样的语汇，如幸运、厄运、关键时刻、使命等，它们事实上只是一种面纱。当我们深入到这些语汇的含义和意味时，没有一种假设、没有一种科学与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能发生联系。因为这些语词是象征，而不是概念。因为它们是我所谓的作为自然之世界的对立面的历史之世界的世界图象的重心。命运观念需要的是生命体验而非科学经验，是看的能力而非计算的能力，是深度而非才智。所有的生存皆有一有机的逻辑，一本能的、全然梦一般的逻辑，恰好与无机的逻辑相对立，与理解的逻辑和被理解的事物的逻辑相对立，这一对立犹如方向的逻辑与广延的逻辑的对立，而且没有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家，亚里士多德也好，康德也好，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对立。当他们告诉我们“判断”、“知觉”、“意识”、“回忆”这些概念的时候，他们全都是基于自己的理由；但对于“希望”、“幸福”、“绝望”、“忏悔”、“献身”、“安慰”这些词汇的意思，他们只能保持沉默。在此，那期望在活生生的领域找到理由和结果的人，或者说，那认为承认生命之意义的内在确定性与“宿命论”（Fatalism）或“命定论”（Predestination）是一回事的人，他们对所论的问题其实是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把源自生活的体验和获得的或可获得的经验混为一谈了。因果律是我们的整个觉醒的和推理的生存的标志，是合乎理性的、依附于定律的和可描述的。但是，命运这个词是用来指涉那不可描述的内在确定性的。我们借助某一物理的或认识论的体系，经由数字和理性的分类，只能揭示出因果的关系；但是，命运的观念只能经由艺术家的工作、借助肖像画、悲剧和音乐这样的媒质来加以传达。前者要求我们去进行区分，并在区分中去剖析和肢解，而后者要求我们的只有创造，因而，命运与生命唇齿相依，而因果律与死亡息息相关。
　　在命运观念中，心灵揭示的是它的世界渴望（world-longing），它的想要进入澄明、完成和实现其天命的欲望。没有一个人对它是全然陌生的，在一个人成为大都市中漂泊的“晚期”人以前，那原始的内心视觉还没有被只注重事实的感觉和机械化的思维所完全制服。甚至那时，在某个富有强度的时刻，那已被遗忘的内心视觉也会以一种可怕的清晰性回到人的心灵，在一瞬间瓦解世界表面的所有因果律。因为世界作为一个因果联系的系统不仅是一“晚期”的概念，而且是一极其精练的概念，只有高级文化的有热情的才智之士才能充满信心地掌握它——我们也许应该说，设想它。因果律的观念与定律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有定律的地方，就必有因果定律。但是，正如依据康德的观点，因果律的存在在于能思的意识的必然性，以及它与事物之本质的关系的基本形式，同样地，依据命运、天命、天职这样的概念，也必定有某个东西，那就是不可逃避的生命之必然性。真正的历史是充满宿命但却摆脱了定律的。人能够预言未来（实际上，确实存在某种洞见，能深刻地参透未来的秘密），但不能推算未来。观相的慧眼能使人从一张面孔上参透全部的生命秘密，或从一个时代的图象中总括出整个民族的心灵——并且这不需要刻意的努力，亦不需要什么“体系”——这种慧眼与所有的“原因和结果”根本不相关。
　　一个人若能理解不是观相地而是系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的光的世界，并能经由因果经验的方法使那世界成为他自己的理智思考的对象，那他最终必然会相信，每一活生生的事物皆可参照因果而获得理解——也就是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也没有任何内在的方向性。另一方面，若是他能像歌德那样——就此而言，人人皆能像歌德那样，只要他绝大部分的时候处于觉醒的时刻——任由他周围的世界的印象单纯地作用于他的感官，那他就能把这些印象视作一个整体加以吸收，能在它的生成过程中来感受既成。因果律的僵硬面具因为单纯的停止思考而被强化了。突然间，时间不再是一个谜，不再是一个概念，一种“形式”或“向度”，而成为了一种内在的确定性，成为了命运本身；而由于它的方向性、它的不可逆性、它的现存性，它被揭示为历史的世界图象的意义本身。命运和因果律是关系就犹如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因此，在两种可能的世界形式中——即历史和自然，所有生成过程的观相学和所有既成之物的体系——命运或因果律是无处不在的。在它们之间，有着生命感受与认识方法间的全部差异。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完整、自足但不唯一的世界的出发点。不过，毕竟，正如既成是基于生成一样，因果的知识则是基于命运的确然的感受。不妨说，因果律即是既成的命运，是创造无机物、且以理性的形式作为模型的命运。命运本身（康德以及理性的世界体系的其他所有建造者，皆以沉默的方式将它轻易打发了，因为他们的装备都是一些抽象物，根本不能触摸到生命）则超越了且外在于所有被理解的自然。不过，存在本身即是源头，只有它能赋予僵死的因果原则以机会，去在后来的文化戏剧的鲜活的和历史的场景中把它当作某一独断的思维的具体化加以描绘。古典心灵的生存，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方法的表象的条件，浮士德式的心灵的生存则是牛顿的方法的表象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文化都不能产生出自己的自然科学，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们的体系没有其文化的基础。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生成和既成、方向和广延是如何地相互包容、相互依存，而我们正是因此而处在历史的或“自然”的中心的。如果历史就是所有既成之物与生成过程在其中得以吻合的那种世界秩序，那么，科学工作的成果就尤其（inter alia）需要这样来处理；而事实上，对于历史的慧眼来说，物理学只有一种历史。氧气、海王星、重力、光谱分析，对这些东西的发现皆是因为命运才能在当时那样地发生。燃素理论、光的波动理论、空气动力学理论，也都是因为命运才得以出现的。我们要明白，它们只是对结果的说明，如此说来，它们只有就各自的阐述者而言才完全是个人性的，而其他的理论（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样可以发展得很完善。还有，当一种理论消失而另一种理论成为物理学家的世界的北斗星时，那也是因为命运和强有力的人物的结果。甚至连天生的物理学家也会谈及某个问题的“命运”或某个发现的“历史”。
　　反之，如果“自然”即是物的构成，在其中，生成过程在逻辑上应当体现在既成物中，活生生的方向应当体现在僵硬的广延中，那我们最好把历史看作是认识论的一章；实际上，如果康德记得把历史包括在他的知识体系内的话，他必定会这样处理它。十分重要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如同每一位天生的体系化理论家一样，在他看来，自然即是全世界（Nature is The World），而他在讨论时间时，并未提及时间有方向性和不可逆性，由此我们发现，他处理的乃是自然世界，对于另一世界即历史世界的可能性，他没有显示出感兴趣的迹象。也许，对于康德来说，这另一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因果律与时间没有任何瓜葛。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那些被称作康德主义者的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何以成了康德主义者，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太露骨的悖论。不过，西方物理学的每一个公式总是把“如何”和“多久”当作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来揭示。一当某个问题有了归宿，因果律就会把答案严格地局限在“某个东西发生了”这样的陈述上，而不关心它是何时发生的。“结果”必须是与“原因”有关的必然性。它们之间的距离属于不同的层面，那距离就存在于认识活动（这是生命的一个要素）本身的行为中，而不在于事物或被认识的事物之中。它具有可以克服方向性的广延物的本质，具有与时间相抵触的空间的本质，不过，时间和方向性作为更基础的东西，要先于空间和广延，且是空间和广延的基础。命运诉诸的是同样的程序；我们一开始具有的是命运的观念，只是到后来，当我们的醒觉意识恐惧地看着某个魔力将施于感官世界，并将克服那不可逃避的死亡之时，我们才把因果律看作是一种反宿命（anti-Fate），我们才用它去创造另一个世界，以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当因果之网逐渐地扩展到可见的表面时，就会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无有时间的绵延的图象——本质上，那就是存在，但却是充满了由纯粹思想的力量所赋予的种种属性的存在。这一倾向乃是一种认识的基础，所有成熟的文化对这种认识都很清楚，这认识就是：“知识即是力量”，那所谓的力量即是胜过命运的力量。抽象的学者、自然科学的研究者、用体系进行思维的思考者，他们的整个理智的生存都是基于因果原则，他们乃是对不可理喻的命运之力量的一种无意识的厌恶的“晚期”表征。“纯粹理性”否认自身以外的所有可能性。在此，严谨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处于永久的冲突之中。一方总想原地踏步，另一方总想不断前行。像康德这样的一个人必定总是觉得自己要高于贝多芬这样的人，就如同成人总觉得自己要高于孩子一样，但这并不能阻止贝多芬之流把“纯粹理性批判”视作是可怜又可鄙的哲学。目的论（Teleology）是科学里面愚蠢之极的胡言，它想机械地处理科学知识的活生生的内涵（因为知识意味着某个人想要去认识，尽管思维的实体可能是“自然”，可思维的行动却是历史），想这样把生命本身处理成一种颠倒的因果律，这种企图是一种错误的导向。目的论是对命运观念的一种戏谑，它把但丁的天命转变为学者的目标。它是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最深刻也最有特色的倾向，前者是所有文明中最抽象的文明的大都市人的理智的产物，后者的历史概念产生的根源和达尔文主义相同，并且和达尔文主义一样，它也杀死了一切有机的和命定的东西。因此，因果律的形态学要素即是一个原则，命运的形态学要素则是一种观念，一种不能被“认知”、被描述和被界定，而只能被感受和内在地生活于其中的观念。这一观念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或者整个地目空一切，或者——就像春天的人和各个季节后期每个真正有感触的人一样，如信徒、恋人、艺术家、诗人——整个地确信无疑。
　　因此，我们应当把命运看作是原初现象真正的生存模式，在那里，活生生的生成观念直接地向直观的内视打开了自身。故而，命运观念统摄着历史的整个世界图象，而因果律则是对象的生存模式，它从感觉世界中标记出一组清晰地区分的和清晰地界定的事物、属性和关系，因此，它是作为知性的形式统摄着自然世界，遍布于自然世界，后者乃是知性的一个“他者”（alter ego）。
　　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到：对于原始人或儿童而言，根本不存在总体上因果地安排的世界；而我们自己，尽管属于“晚期的”人们，故而其意识是由强有力的、能言善辩的思维所驯化的，所能做的——甚至在最紧张地关注的时刻（实际上，我们只有在那样的时刻才确实地是处在物理世界的中心）——不过就是断言，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所看到的因果秩序一直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性之中——只有在这个时候，探究因果联系在对自然的描述中的有效程度，或者说（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回事）探究被嵌入那一描述的命运，才会变得尤其的困难。甚至在我们处在觉醒状态的时候，也要以观相的方式穿着现实的、“活生生的神灵的外衣”，我们这样做是不自觉的，并要借助那根植于生命之深刻源泉的体验的力量。
　　相反，体系化的叙述乃是对摆脱了知觉的知性活动的表达，经由这一表达，我们便能把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精神图象带入同那一时刻的自然图象的一致性中，就如同那是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但是，这种安排方式有着自身的历史，我们一丁点也不能干预，因此，这种安排方式并不是因果的作用，而是命运的作用。
　　二
　　因此，通向时间问题的道路，在原始的渴念中就开始了，并贯穿于其更为明确的表述，即命运的观念中。现在，我们要尝试扼要地描画一下时间问题的内涵，因为这个问题影响了本书的主题。
　　时间这个字眼有一种魔力，可以唤起一种强烈的、早先称作“固有”（the proper）的个人性的东西，它具有一种内在的确定性，我们正是用它来对抗那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某种“陌生疏离”的东西，后者就充斥于感觉生命的混乱印象中。“固有”、“命运”、“时间”，这些是可以互换的字眼。
　　时间的问题，和命运的问题一样，被所有把自己局限于既成之物的体系化的思想家整个地误解了。在康德的著名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用来描述时间的方向性特征的。不仅如此，而且这一疏忽甚至从来未被人注意。但是，什么是有长度而没有方向的时间？我们只能重复说，一切活生生的东西皆有“生命”、方向、冲动、意志，以及活动的品质（movement-quality）——这一活动品质与渴念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而与物理学家所讲的“运动”（motion）没有一丁点的共同点。活生生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和不可逆的，是只此一次地、独特地发生的，它的过程整个地是力学所无法决定的。由于所有这些特性皆属于命运的本质，故而“时间”——其特性我们在这个词的读音中就可以实际地感受到，其在音乐中比在语言中、在诗歌中比在散文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亦具有这种有机的本质，空间则不具有。因此，尽管康德和其他人这么做了，可实际上，运用空间来把时间纳入一个一般的“批判”中，这是不可能的。空间是一个概念，而时间是一个意指某些不可想象的事物的字眼，它只是一个声音符号（sound-symbol），把它当作概念予以科学地运用，这根本上是对它的性质的误解。甚至“方向”这个词——遗憾的是，没有别的词可以替代——也因为其视觉的内涵而容易被误导。物理学中的矢量概念就是与此有关的一个例子。
　　对于原始人而言，“时间”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他生活简单，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别的某个东西而提出一个对立的东西。他有时间，但他对它一无所知。而我们所有的人所能意识到或觉察到的只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只是“在”（is），（亦即，它只是存在，在我们的感觉世界中存在，跟我们的感觉世界同在）——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在梦、冲动、直觉和行动中时，就是作为一种自我延展的东西存在着，当我们处在高度关注的时刻时，即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的存在。相反，“时间”是一种发现（discovery），这发现只能经由思考来进行。而我们却将其视作一种观念或概念来创造它，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开始觉察到，在我们生活着的时候，我们自己便是时间。只有高级文化——它们的世界概念已经达到机械的自然的阶段——能从它们对秩序井然的、可度量和可理解的空间的意识中导衍出时间的投射性意象，那是一种幻影（phantom）时间，它能满足它们想理解、度量和因果地安排所有一切的需要。这种冲动——是使生存变得精细复杂的一种符号，它在每种文化中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超越于实际的生命感受之外，形成了在所有高级语言中称作时间的东西，可对于城镇的才智之士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完全无机的量，它的流行是极具欺骗性的。但是，如果广延的那诸多特征——界限和因果律——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一个特征，实际上就是巫师的装备，我们固有的心灵总想用它去召唤和结合陌生的力量——歌德在某个地方曾经说到“那合乎理性的秩序的原则，它是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并能在我们所触摸到的一切事物上留下印记，就如同是我们的力量的象征”——如果所有的定律都只是我们的世界恐惧急于固定在仓皇的感觉上的一种束缚，或者说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深刻的必然性，那么，在因果律内发明可知的和可空间地表达的时间，便是这同一自我保护后来的行为，是一种想借助概念的力量把两种东西结合起来的尝试，这两种东西：一种便是那折磨人的内在之谜——这是一种双重的折磨；另一种则是那已经获得了力量的才智——虽然这力量只是发现才智自己受到了蔑视。一种微妙的仇视心理一直支撑着理智的过程，而借助这一过程，所有一切都被强行纳入度量和定律的领域与形式世界。活生生的东西经由空间的引入而被扼杀了，因为空间是死的，空间产生死亡。死亡与诞生相伴随，终结与完成相伴随。当女人孕育着世界恐惧的孩子的时候——由此而产生了两性之间的那种永久的仇视——就有某个东西在女人那里死亡了。当男人经由感觉世界的身体行为和理智世界的“认知”行为进行生育时，在一个真正深层的意义上说，他其实是在毁灭。甚至在路德那里，“认识”这个词也有附属的生殖意义。并且，和生命的“知识”一起——这知识对于低级动物而言是陌生的——死亡的知识已经获得了那种统摄人的整个醒觉意识的力量。经由时间的图象，现实的东西被变成了过渡性的东西。
　　单单创造时间这个名称，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行为。用一个名称去命名任何东西，就是用力量去制服它。这便是原始人的巫术的本质——邪恶的力量经由对它们的命名而被制服了，敌人的力量经由对他的名字施以某些巫术程序而被削弱或消灭了。
　　就所有体系化的哲学单纯用名称作为控制不可理解的东西亦即对于理智来说过于强大的万能力量的最后手段这一点而言，对世界恐惧的这种原始表达总有着某种意味。我们称这个或那个东西为“绝对”，我们立即便觉得自己是优越于它的。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归根结底是为了抵御那不可理解的东西。那被命名的、被理解的和被度量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被制服的东西，是失去了活力和变成了禁忌的东西。又一次，“知识即是力量”。在这句名言中，显示了唯心论者对待不可理喻之物的态度与实在论者对待它的态度之间的差异的根源；德语中“Scheu” 这个词的两种含义——尊重和厌恶——正好表现了这一差异。唯心论者喜沉思那不可理喻的东西，实在论者则喜欢降服它，把它机械化，并最终将其变成无关痛痒的东西。柏拉图和歌德谦卑地接纳那神秘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则将它打开并毁灭它。这种实在论最具深刻意味的例子，便是它对时间问题的处理。时间或者说生命本身的可怕的奥秘，充满了魔力，故而需要经由巫术的可理解性将其中立化。
　　“科学的”哲学、心理学和物理学有关时间的一切言论——其想当然地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从未被很好地提问过，这个问题就是：时间是什么？——根本没有触及到那一奥秘本身，而只是涉及到了一个在空间中形成的再现的（representative）幻影。实际时间的现存性、方向性和命定的过程被一种图形（figure）所取代，这图形从未紧密地吸纳时间，它只是一个线条，是可度量的、可分割的、可逆的，而不是那不可被描画的东西的肖像；实际时间的现存性、方向性和命定的过程被这样一种“时间”所取代，即它可以用诸如，，t2，-t这样的形式来数学地表达，在此，零时间或负时间这样的假设，至少可以说，还没有从这些形式中排除掉。显然，这种时间是与生命、命运和活生生的历史时间的领域全然无关的东西；它是一种纯粹概念的时间体系，甚至与那感觉的生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愿意，人们在任何哲学或物理学的论文中都只需用“时间”这个词来取代“命运”这个词；当语言使时间摆脱了感觉之后，人们也立即会看到，知性是如何迷失了其方向的，“时间和空间”这个词组为何是不可能的。那不是被经验和感受到，而只是单纯地被思考到的东西，必然地会采取空间的形式，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体系化的哲学家根本不可能从奥秘弥漫、回声悠远的象征即“过去”和“未来”中获得任何东西。在康德有关时间的言论中，甚至都没有“过去”和 “未来”这样的字眼，事实上，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关系可以把它们和这里所说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是，只有这种空间形式能够使时间和空间在功能上相互依赖，成为同一层次的量，正如四维矢量分析明确地显示的。早在1813年，拉格朗日就公开地把力学描述为一种四维几何，甚至牛顿谨慎使用的“tempus absolutum sive duratio”（绝对时间或绵延）概念也没能免却这一理智上不可避免的转换，即将活生生的东西转换为单纯的广延。在古代的哲学中，我找到了一种哲学，且只有这一种哲学，对时间作了丰富的、令人敬佩的描述；这就是奥古斯丁的哲学，他曾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还知道时间是什么；若是要我向人解释它，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现今的西方哲学家却在“回避”这个问题，正如他们全都这么做的，他们说：事物就在时间之中，一如在空间之中一样，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感知到的”。他们这么说只不过是在日常的解释之外给空间另设了一个解释，就如同我们可以任选两种东西，例如希望和电，来当作宇宙中的两种基本力量一样。我们确实不应该回避康德，他曾谈到了知觉的“两种形式”；知觉要对空间作出科学的理解是很容易的（尽管不是在那个词的日常意义上去“解释”它，因为那超出了人的能力），可要以同样的思路来处理时间必会招致惨败。《纯粹理性批判》及其“导言”的读者将会发现，康德对空间和几何的联系给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证明，但却小心翼翼地避免对时间和算术的联系也来个如法炮制。在此，他也没能超越对这两组概念之间的雷同加以阐明和持续的重申，正是这种雷同，诱使他想跨越那对于他的体系来说是致命的鸿沟。同“在哪里”和“如何”这两个问题相比，“何时”的问题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区别。空间、对象、数字、概念、因果律，这些东西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想把它们分开来独立处理都是不可能的，无数的错误体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力学乃是它们的白天的逻辑的一种复制，反之亦然。心理学所建立的思想的图象，以及同时代的物理学所描述的空间世界的图象，彼此间相互映衬。概念和事物、理性和原因、结论和过程，它们在意识的接受中如此整齐地一一对应，以至于抽象的思想家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屈从于以图示和图表的方式来讨论思想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列表就是明证。“哪里没有图例，哪里就没有哲学”，便是一条招人非议的原理——尽管有人并不承认——依据这一原理：所有专业的哲学家都反对“直觉”，他们内心里还觉得自己是十分高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康德总要不失时机地描述柏拉图的思维风格是“用华丽的言辞装点一派胡言的艺术”，为什么甚至在今天，大学讲堂里的哲学家还对歌德的哲学不置一词。每个逻辑的运作都可以被描画，每个体系都不过是一种处理思想的几何方法。因此，时间在体系中或者是根本没有位置，或者是成为体系的牺牲品。
　　这是对那一广为传播的错误认识的反驳，那一错误认识以表面的类比把时间和算术、空间和几何联系在一起，康德本不该屈从于这样的错误，尽管——一点也不奇怪——叔本华因为对数学一无所知而犯了这样的错误。由于活生生的计数行为总与时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数字和时间一直被人混为一谈。但是，计数并非数字，如同画画并不是画一样。计数和画画皆是一种生成过程，数字和图形皆是既成之物。康德及其他人心里一会儿想的是活生生的行动（计数），一会儿又想的是此行动的结果（已完成的图形的关系）；但这两者，一个属于生命和时间的领域，一个属于广延和因果律的领域。我在计算，这属于有机的事务，我所计算的东西，则属于无机的、逻辑的事务。数学作为一个总体——用一般的语言说，算术和几何——回答的是“如何？”和“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事物的自然秩序的问题。与这种问题相反的，则是事物的“何时？”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命运、未来和过去的历史问题；所有这些东西都包容在纯朴的人类都能充分地和明确地理解的编年学这个词中。
　　在算术和几何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立。每一种数字，正如我在先前的一章已经充分地说明的，都整个地属于广延的和既成的领域，不论是有如欧几里得的量，还是有如某一分析函数；可是，我们应当把反函数、二项式定理、黎曼平面、群论这些东西归在哪一类呢？康德的范畴表在他还没有提出之前就已经受到欧拉和达朗贝尔的反驳，只是由于他的后继者不熟悉他们的时代的数学，——与笛卡儿、帕斯卡尔、莱布尼茨这一代人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从自己的哲学的深度对自己时代的数学有着多么广泛的涉猎！——才使得有关时间与算术的关系的数学观点可以像一个传家宝一样几乎不加批评地代代相传。
　　但是，在生成与数学的任何部分之间，并没有一丁点的接触。实际上，牛顿深信（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哲学家），在他的流数积分的原理中，他已经解决了生成，因而也就是时间的问题——顺便说一下，其采取的形式较之康德要精细得多。但是，就连牛顿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支持者。维尔斯特拉斯曾证明说，连续函数是存在的，它们或者是根本不能被微分，或者是只能部分地被微分，自他以后，这一最为深入的想以数学的方法终结时间问题的努力便被抛弃了。
　　三
　　时间是空间的一个反概念（counter-conception），但又产生于空间的概念，如同生命的概念（与事实不同）的产生只是因为有思维的对立一样，亦如诞生和代际的概念（与事实不同）的产生只是因为有死亡的对立一样。这是所有意识的本质本身所固有的。正如任何感觉印象只有在它独立于另一感觉印象之后才能被说明一样，任何属于真正批判性的活动的理解，也只有通过确立一个新的概念作为已经在场的概念的另一极，或者通过一组内在地具有极性的概念的分离——只要它们还是单纯的构成部分，就不可能拥有现实性——才是可能的。人们一直相信——而且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所有根词，不论是表达物的，还是表达属性的，都是成对出现的；但到了后来，甚至在今天，人们还认为，每个新词所获得的含义都是其他某个词的一种反映。就这样，在语言的指导下，那无法使命运的确然的、内在的主观确定性与它的形式世界匹配起来的认识活动，居然创造了外在于空间的“时间”概念作为空间的对立面。但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既不能理解时间这个词，也不能理解它的含义。并且，只要构成世界的这一过程带有古典世界所拥有的那种特殊的广延风格，它就会导向一种极具古典意味的时间观，其与印度、中国和西方的时间观之间的区别，就犹如古典的空间与这些文化的空间的区别。
　　由于这一原因，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艺术创造有一种深意时，或者说，只有当艺术的表达语言以及它的效果不再是某种完全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时—— 仿佛它仍然处在金字塔建造者的时代，处在迈锡尼要塞或早期哥特式大教堂的时代——一种艺术形式的观点——又一次是一个“反概念”——才会出现。只有这时，人们才会突然意识到“作品”的生存，然后，第一次，那认识的眼睛才能够在每一活生生的艺术中区分出因果的方面和命运的方面。
　　在每件展现整体的人和整体的生存意义的作品中，恐惧和渴望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它们是且一直是不同的。艺术的整个“禁忌”的方面属于恐惧或因果 ——这禁忌的方面包括：艺术的动机储备，它们在严格的学派和长期的技艺培养中发展，小心翼翼地受到保护，并被虔诚地传达；艺术中可理解的、可学习的、属于数字的一切；色彩、线条、结构、秩序的整个逻辑，它构成了每个重要的艺术家和每个伟大时代的母语。但是，与“禁忌”相反的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对立，如同有方向的东西对有广延的东西，如同某一形式语言内命运的发展对它的三段论——只有在天才那里才会出现（就是说，只有在整个地属于各别艺术家的个人天赋中，如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激情、深刻性、丰富性，但凡与单纯技艺高超的形式相对立的一切），甚至要在天才之外，在种族创造力——它决定了整个艺术的兴衰 ——极度旺盛的人那里，它才会出现。这便是“图腾”的方面，由于它的存在——尽管所有的美学都曾经写过——故而世上根本没有无时间的和唯一真实的艺术方法，而只有艺术的历史，就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这历史的标记就是不可逆性的符号。
　　这就是为什么具有伟大风格的建筑——它是唯一能制服那陌生的和令人恐惧的东西本身亦即直接具有广延的石头的艺术——在所有文化中都自然地属于早期的艺术，且只是随着城市的各特殊艺术的更庸俗的形式，如雕像、绘画、音乐的出现，才逐步地取代了它的优先地位。在西方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当中，可能只有米开朗基罗经受了最严酷的世界恐惧的持久梦魇，也只有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中，没有从建筑艺术中摆脱出来。甚至他的绘画的表面也仿佛是石头，是既成物，僵硬而且厌世。他的作品因为宇宙秩序的力量而充满了痛苦的扭曲，那力量以物质的形式面对着他，挑战着他，而在充满渴念的列奥纳多的色彩中，我们看到的事实上是精神的愉快的物质化。但是，在每一重大的建筑难题中，有一个不可改变的因果逻辑，更别说数学的逻辑，获得了表现——在古典的柱式体系中表现为欧几里得式的横梁与立柱的关系，在“分析地”配置的哥特式拱顶的放射性体系中则表现为力量与块体的动态关系。别墅的建筑传统——在上面两种体系中都有迹可寻，它们甚至是埃及建筑必要的背景，事实上，它们总是出现在每一文化的早期阶段，而通常又会消失在此文化的晚期阶段——则是这种广延物的逻辑的全部总和。但是，方向和命运的象征主义则超越了这些伟大艺术的所有“技术”，是美学的方法所无法理解的。举例来说，这种象征主义就体现在，诸如：我们常常感受到的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之间对立（但莱辛和黑贝尔从未作过说明）；古代埃及浮雕中的连续场景，以及一般地，埃及雕像、斯芬克斯塑像、陵寝中的系列布置；材料的选择而不是处理（例如用最硬的花岗岩去确证未来，用最柔软的木料去否定未来）；个别艺术现象的出现而不是它的语法，例如阿拉伯图案胜过早期基督教绘画，巴罗克时期油画的隐退和室内乐的出现；埃及雕塑、中国雕塑和古典雕塑的旨趣的极度多样化，等等。所有这些皆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因此，不是数学和抽象思想，而是伟大的艺术显示了这种象征主义与同时代的宗教的亲缘关系，给时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钥匙，那一问题单单在历史的领域内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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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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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由上可知，我们是把文化视作一种原初现象，把命运视作生存的有机逻辑，并认为每一种文化必然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观念。事实上，这些结论从一开始就隐含在了这样一种感受中，即每一伟大的文化都不过是某个单一的、独特地构成的心灵的实现和形式。某一类人所不能感受到的，恰恰可以为另一类人所感受到（因为每一类人的生命都是其自身所固有的观念的表现），而对于那些还无法转译的东西，每种人各有自己的表达，例如，我们称之为“conjuncture”（关键时刻）、“accident”（偶然）、“Providence”（天命）或“Fate”（宿命）的东西，古典人称之为“Nemesis”（命运）、 “Ananke”（必然性）、“Tyche”（偶然）或“Fatum”（命定），阿拉伯人则称之为“Kismet”（命运），对于共享着这奥秘的每一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心灵结构来说，那些转译是十分清晰的。
　　对于古典形式的命运观念，我冒昧地称其为欧几里得式的。因此，俄狄浦斯（Oedipus）的感觉现实中的人格，他的“经验的自我”，甚至他的 σωμα（身体），正是被命运所追捕和抛弃的。俄狄浦斯抱怨克瑞翁（Creon）虐待他的“身体”（body），抱怨神谕者利用他的“身体”。埃斯库罗斯多次称阿伽门农（Agamemnon）是“高贵的身体，联军的统帅。”数学家们也不止一次地用σωμα这个词来表达他们所处理的“题材 ”（bodies）。但是，李尔王（King Lear）的命运则属于“分析的”类型——在此使用的“分析”这个词也在对应的数字世界有所暗示——他的命运就在于幽暗的内在关系。父亲身份的观念出现了；精神之线把自己编织进了无实体的和先验的行动，并由葛罗斯特（Gloster）家族的次要悲剧的对照而获得神秘的揭示。李尔在最后只是一个称谓，是某个无边界的东西的轴心。这种命运概念是“无穷小”（infinitesimal）的概念。它延伸至无穷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它对欧几里得式的实体性的生存不会有任何触动，而只会影响心灵。我们可以看一下介于愚蠢和在暴风雨之夜被遗弃于荒野之间的发疯的李尔，接着再看一下拉奥孔（Laocoon）家族的悲剧；前者是浮士德式的受难，后者是阿波罗式的受难。索福克勒斯也写了一部《拉奥孔》的戏剧；我们可以确信，在那里面决不会有纯粹的心灵痛苦。安提戈涅（Antigone）身陷囹圄，因为她埋葬了兄弟的尸首。想一想埃阿斯（Ajax）和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接着再想一想洪堡王子（Homburg）和歌德的塔索（Tasso）——其量与关系之间的差异难道不是可一直追踪到艺术创造的深度吗？
　　这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联系中。西方戏剧一般地被称之为性格剧（Character-Drama）。希腊人的戏剧则被绝妙地描述为情境剧（Situation-Drama）。在这一对反题中，我们可以发觉，那所谓的西方人和所谓的古典人各自感觉作为基本生命形式的东西，其实都处在悲剧和宿命的侵袭之下。如果我们用“不可逆性”来替代“方向”，如果我们让自己沉入“太晚了”这种话语的可怕的意义之中，在那里把稍纵即逝的现在托付给永恒的过去，那我们就能发现每一悲剧危机的深层基础。是时间使悲剧成其为悲剧的（It is Time that is the tragic），说悲剧本能地与时间联系在一起，这意思是说，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是有分别的；因此，伟大的“悲剧”只会在已经最为激情地证验了时间和最为激情地否定了“时间”的文化中出现。非历史的心灵的情感给予我们的是当下时刻的古典悲剧，超历史的心灵的情感提供在我们面前的西方悲剧处理的是整体生命的发展。我们的悲剧产生自对生成的不可改变的逻辑的感受，而希腊悲剧感受到的是当下时刻的非逻辑的、盲目的因果——李尔的人生内在地是向着灾难发展的，俄狄浦斯的人生则是没有任何警示地奔向情境的。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一种声势浩大的肖像艺术（在伦勃朗那里达到巅峰）与一种历史的和传记的艺术——正因它是这种东西，故而在古典希腊受到严厉的指责，尤其在阿提卡戏剧中达到顶峰——的兴与衰何以与西方戏剧同步发生。看一下在还愿画（votive offerings）中对写真性的画像的否定，特别要注意一下——自阿洛佩加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Alopeke）（约公元前400年）以后——当且仅当伟大的悲剧被“中期喜剧”轻快的社会片断推到背景处之后，“理想的”肖像这一缺乏自信的艺术是如何开始冒险前行的。基本上，所有希腊雕像都是标准的面具，就像狄奥尼索斯剧场的演员；所有的一切都以极其严格的形式付诸于表达，不论是身体的（somatic）姿态还是位置。从观相学上说，它们都是沉默无声的，是有形的，且必然地是luoti(被禁止)的——确定个体的性格头像只有到了希腊化时代才出现。再一次，我们想起了希腊数字世界以及它的具有实际结果的计算，与另一个数字世界，即我们自己的数字世界——在那里，各种函数、方程式，或一般地说，相同层次的公式元素之间的关系，是以形态学的方式被探究的，这些关系的特征就这样被固定在明确的定律中——之间的对立。
　　五
　　凭着经验的活生生的历史，以及历史尤其是个人生成的历史的生存方式，一个人得以和另一个人完全地区分开来。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完全独特的观察和理解作为自然之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这其实是一回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自然”，属于其他文化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自然的形式。但是，在一个更大程度上说，每一种文化——包括此文化中的所有个人（只有借助很小的区别才能把他们区分开来）——都拥有一个特殊的和特有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历史的图象和风格中，一般的生成与个人的生成、内在的生成与外在的生成、世界历史的生成与传记的生成，都直接地诉诸于人的感知、感受和体验。因而，西方人的自传倾向——甚至在哥特时代的口述自白的象征中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对于古典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西方人那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印度人的几乎梦幻般的无意识也是完全对立的。当麻葛式的人——原始基督徒或伊斯兰的成熟学者——使用“世界历史”这个词时，他看到了面前的什么？
　　但是，哪怕是想对另一文化的人所固有的“自然”形成一个确切的观念，也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在这个领域，尤其是那些可以认知的事物，都是因果地安排的，并是统一在一个可沟通的体系中的。对于我们而言，想要完全地洞察一个与我们自己的心灵构成完全不同的心灵所具有的“生成”的历史世界方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总是会有一个难以驾御的残余物，在我们的历史直觉、观相的智慧和有关人的知识中，占有或大或小的比例。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解决，依然是所有真正深刻的世界认识的前提条件。另一种人的历史环境乃是他的本质的一部分，我们若是对他的时间感、命运观、他的内在生命的犀利风格和犀利程度没有任何认识，也就不可能理解这另一种人。因此，就这些东西不是直接地坦白出来的而言，我们不得不从那陌生的文化的象征主义中来提取它们。正是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近那不可理解的东西，接近一种陌生的文化的风格，而属于此文化的伟大的时间象征才能由此而获得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选取钟表作为这些迄今为止几乎还未被理解的符号的一个例子。高度发达的文化的这一创造物，在人们考察它的时候，变得越来越神秘了。古典人没有钟表照样能处理事情，他的这种弃而不用多多少少是故意的。到奥古斯都时代，甚至更往后，白天的时间是根据人影的长度来估算的，尽管日晷和水钟——其设计遵循着严格的时间测算，并受到一种深刻的过去与未来的意识的影响——在更古老的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中已经普遍地使用了。古典人的生存——欧几里得式的、没有关系的、位置固定的——整个地就体现于当下时刻。没有什么能让他想起过去或未来。对于真正的古典人来说，考古学根本就不存在，它的精神反影（spiritual inversion），即星象学，也不存在。祭司和女巫，就像埃特鲁斯坎-罗马的“巫师”和“占卜官”一样，根本不能预言遥远的未来，而只能对某些有直接关系的特殊问题给出一些暗示。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真正的时间推算（因为奥林匹亚纪年法纯粹是一种文学性的权宜之计），实际上，要紧的不是历书的好与坏，而是这样一些问题：“谁使用它？”以及“国家生活需要它吗？”在古典城市中，没有东西用来意指时间的绵延，不论是古代还是将来的时代——对于遗迹根本不会认真地保护，也根本不会想到为未来各代造福；在它们那里，我们根本找不到刻意选择耐久的材料。多利安人（Dorian）的希腊对迈锡尼的石料技术不屑一顾，而改用木料或土坯，尽管迈锡尼人和埃及人的成就就摆在他们眼前，尽管这个地区出产一流的石料。多立克风格是一种木料风格——甚至在鲍萨尼亚斯时代，某些木构柱子仍在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中沿用。真正的历史器官是本书所论意义上的“记忆”，亦即，它能把某个人的过去或某个民族与某种世界历史的过去的意象作为一种持久的在场而保存下来，它是对个人的和超个人的生成过程的一种意识。那器官在古典的心灵构成中是不存在的。在古典的心灵构成中，根本没有所谓的“时间 ”。古典历史学家在其所固有的当下之背后所直接看到的是一种背景，这背景天然地缺乏时间性，因而也缺乏内在秩序。对于修昔底德来说，处于这一模糊背景中的是波斯战争，对于塔西佗来说，则是革拉古兄弟的暴动；罗马的大家族有一些传统是纯粹的传奇——杀害恺撒的凶手布鲁图斯就是一个明证，他对他的著名的 zhuanzhi统治的先祖有着坚定的信仰。恺撒的历书改革几乎被认为是为摆脱古典生命感而作的一次努力。但是，不要忘记，恺撒也设想过放弃罗马和把城邦转变为一个王朝式的帝国——其标志便是表示绵延期的徽章——这一帝国的重心就在亚历山大里亚，那里事实上是他的历书的诞生地。他的被谋杀，在我们看来，乃是体现在城邦和罗马城中的反绵延的情感的最后一次爆发。
　　甚至在那时，古典的人类还生活在自身的每时每天中；不论我们考虑的是个体的希腊人或罗马人，还是其城市、国家和整个文化，这都是同等真实的。尼禄（Nero）或卡里古拉（Caligula）的激动人心的庆典、宫廷狂欢和竞技场搏斗——塔西佗只有在描述这些而忽视偏远行省单调的生活进程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这些都是神化身体和当下的欧几里得式的世界感最终的和壮丽的表现。
　　印度人也没有类似的时间推算（这种缺乏就体现在他们对涅槃的表达中），没有钟表，故而也没有历史，没有生命记忆，没有关怀。历史上西方人引人注目地称作“印度历史”的东西对自己在实现自身时究竟做了什么没有一丁点的意识。处于吠陀时期和佛陀之间近千年的印度文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惊悸不定的睡眠者；在此，生命实际上就像是一场梦。我们西方文化对所有这一切有着无可比拟的陌生感。实际上，人类从未——甚至在“同时代”的中国的周朝也没有，尽管它有着高度发达的纪年和时代意识——像西方人这样有如此的觉醒意识，如此深刻地感受到时间，并意识到方向、命运和运动。西方历史是有目的的，印度历史是偶然的。在古典生存的岁月，在印度生存的世纪，几乎都没有计算，而只有此时此刻、此分此秒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历史危机，例如1914年8月的危机，甚至在其时刻已显而易见时，一个希腊人或一个印度人也不会对其悲剧性的张力有任何意识。西方人的深刻感受使他能在自身之内体验到的这些危机，一个真正的希腊人是不可能体验到的。在我们的村镇，自那成千上万的钟楼日日夜夜传来的钟声，把未来和过去结合在一起，把古典的当下时刻纳入一个伟大的关系中。那标志着我们的文化诞生的时代——萨克森诸帝的时代——亦是标志着转盘钟的发明的时代。没有精确的时间度量，没有与其必需的考古学（既成之物的保存、发掘和收集）相匹配的生成的编年，西方人就无法思考。巴罗克时代强化哥特式的钟楼的象征到怪诞的境地，从而发明了可以随身携带的怀表。
　　另一个象征和钟表的象征有着同样深刻的意义，也同样很少被理解，这就是所有伟大的文化经由仪式和艺术而加以神圣化的葬礼习俗。在印度，伟大的风格是始于陵寝，在古典世界，是始于骨灰盒，在埃及，是始于金字塔，在早期基督教世界，是始于地下墓穴和石棺。在文化之开端，难以数计的同样可能的形式一直混乱模糊地相互交叉着，它们都有赖于氏族的习俗和外部的必然性与便利。但是，每一种文化都必定会把其中的一种提升到最高象征的地位。古典人，遵循其深层无意识的生命感，选择的是火葬，这种消灭身体的行为，最有力地体现了欧几里得式的强调此时此地的生存类型。古典人是自愿选择没有历史、没有绵延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既没有保存，也没有消解，因而他选择了销毁（destroyed），不再拥有一个现在，或者说不再拥有一个伯里克利、一个恺撒、一个索福克勒斯、一个菲狄亚斯的身体。心灵由此而加入到芸芸众生中，在那里，氏族的活生生的成员只对（但不久就会停止）先祖崇拜和心灵盛宴表示敬意，并在其无形式的特性中，显示了对祖系即谱系树（genealogical tree）全然的对立，后者在西方的家族墓地中随历史秩序的所有标志一起被永恒化了。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就是印度的吠陀时代初期），没有其他文化与古典文化有类似之处。必须注意，多立克-荷马时代的春天，尤其是“伊利亚特”时期，人们怀着对一种新生的象征的全部热情投身于这种火葬行为；因为那些其业绩可能构成了史诗之核心的勇士，在迈锡尼、梯林斯（Tiryns）、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和其他地方的墓地里事实上几乎是以埃及人的方式埋葬的。当帝国时代石棺或“寿棺”（flesh-consumer）开始取代骨灰盒时，时间的意义变化又一次成为仪式变化的基础，就像在荷马时代骨灰盒取代迈锡尼的墓穴一样。
　　埃及人用石头纪念碑和象形文字来保存他们的过去，其意图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我们在四千年后仍能确定其国王统治的顺序，其尸体的永恒化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直到今天，伟大的法老们还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每一个面部轮廓都清晰可辨，而成为严酷的胜利的象征——而多利安国王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知道但丁以后的几乎每个伟人确切的出生和死亡日期，而且，我们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希奇。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虽然古典教育已臻至顶峰，可人们已不能确定地知道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原子论的创始者留基伯是否真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尽管乔尔丹诺·布鲁诺的生存还大可怀疑，尽管文艺复兴已成为纯粹的传说，可其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这些博物馆本身，我们把一切都收集于此，它们就是实际地可感的过去的残留物。这些博物馆不就是最高级的象征吗？它们不就是想要以木乃伊的形式来保存文化发展的整个“躯体”吗？
　　当我们在数不胜数的书籍中收集无数的资料时，我们不也是在西欧城市的这些无数讲堂上、在这些剥夺了每一个体实现其自身意图的瞬间——这瞬间乃是古典心灵所尊重的一种财富——的收集物中、且事实上是把那每个瞬间溶入了我们无有尽头和永不止息的时间中，来收集所有死去的文化的所有作品吗？看一下希腊人所谓的“Μουσειον”（纪念馆）的意义变化吧；在意义的变化中隐藏着多么深刻的意味啊！
　　六
　　正是这种原始的关切情感（primitive feeling of Care），主导着西方的观相学，也主导着埃及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观相学，是它进而又创造了性爱的象征主义（symbolism of the erotic），以家族系列的个体生存的形式表现着无休止的生命的涌动。古典人的由点形成的欧几里得式的生存，在这个方面跟在其他方面一样，所感知到的只是此时此地确定的生产或生殖行为，因而，在那里，我们发现，母亲临产的阵痛成为得墨忒耳崇拜的中心，而狄奥尼索斯崇拜则是以菲勒斯为象征（这一性符号整个地集中于某一时刻，并使过去和未来全都迷失于其中），它们在古典世界的各个地方多少都存在。相应地，在印度世界中，我们也发现了林伽姆（Lingam）的符号和雪山神女（Parwati）的崇拜者团体。在这两种情形中，人们都感觉自己就像是自然，就像是一株植物，就像是生成的无有意志、无有关切的要素。罗马的本土宗教以格尼乌斯（genius），亦即家族长老的创造力为中心。对于所有这些，西方心灵深刻的和有意识的关切是与母爱的符号相对立的，后者作为一种象征在古典文化中仅仅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远地平线处，亦即对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哀悼或者说（尽管这仅仅是希腊化时代的）克尼杜的得墨忒耳坐像。怀抱着圣子——代表着未来——的圣母，新的浮士德形式的马利亚崇拜，只是到哥特时代才兴盛起来，而到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那里获得了最高的表现。这一概念并不属于一般的基督教。相反，麻葛式的基督教就已经把作为“上帝之母”（Theotokos）、“生上帝者”的马利亚，提升为一个与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象征。给人以抚慰的圣母对于早期基督教-拜占廷艺术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如同她对于希腊人（尽管原因不同）而言亦是全然陌生的一样，尤其是浮士德的甘泪卿（Gretchen），由于无意识的母性身份的深层魔咒纠缠着她，她甚至比拜占廷和拉韦纳的马赛克中的所有马利亚形象更接近于哥特式的圣母。实际上，对她们之间的精神联系的假定因为下面的事实而完全破灭了，这一事实就是：圣母对待圣子就犹如埃及文化中伊西斯对待霍鲁斯（Horus）—— 她们都是照料、呵护的母亲——不过，这一象征在消失了一千多年（涵盖了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整个历程）之后，又经由浮士德式的心灵而再度苏醒了。
　　从母性的关怀到父性的关怀是有迹有寻的，在这一路途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时间象征中最高级的象征在某一文化和国家内的出现。孩子之于母亲的意义就是未来，即是说，是她自己的生命的延续，母爱事实上是两个不连续的个体生存的结合；同样地，国家之于男人的意义就是保护家庭和家乡、妻子和孩子的臂膀，是确保其未来的全体人民和它的效验的保障。国家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形式，它的在体育竞技意义上的“形式”和在高级意义上的历史，就是被视作“运动 ”（kinesis）而非“运动学”（kinema）意义上的国家。历史是作为母亲的妇女和作为战士与政治家的男人创造的。在此，又一次，高级文化的历史向我们显示了三种国家形态的例子，在那里，关切的要素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人的甚至在古王国时代（自公元前3000年开始）就存在的行政管理；中国人的周朝（公元前1169～前256年）的邦国，《周礼》描画了这一小国寡民的图象，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相信那本书的真实性了；以及西方的诸侯国，在其着眼于未来的特征的背后，有着卓越的对未来的强烈意志。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另外两个例子中——即在古典世界和印度世界中——可以看到一个根本上缺乏关怀而屈从于当下时刻及其偶然性的图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斯多葛主义和佛教身上可以看到（它们是这两个世界的古代倾向），可它们在否定历史的关切感，蔑视热情，轻视组织力量和责任感这些方面，是一样的；因此，不论是在印度的朝廷，还是在古典世界的集市，都从不为明天的事操心，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阿波罗式的人的 “及时行乐”（carpe diem）也可运用于阿波罗式的国家。
　　至于政治的方面，和历史生存的其他方面如经济的方面是一样的。勉强糊口的生活与以当下时刻的满足为指归的爱是一致的。在埃及，有着规模巨大的经济组织，在那里，这种组织充斥着整个的文化图象，在成百上千的绘画中向我们诉说着其工业和秩序的故事；在中国，其有关神灵和传说中的皇帝的神话整个地以神圣的耕作任务为中心；而在西欧，一开始是典型的教团（the Orders）农业，直至升到某一特定科学即“国民经济学”的高度，这一科学原则上只是一个有效的假设，其意图不在于说明已经发生的事，而是要说明将要发生的事。另一方面，在古典世界中，更不用说在印度，人们成天都在打算着，尽管有埃及的例子；不仅要从土地中获取财富，而且还剥夺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因果的剩余价值立即被花费在城市的下层民众身上。批判性地看一下古典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恺撒、亚历山大和西庇阿，甚至可以看一下克里昂和提比略·革拉古这样的革命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经济上有向前看的眼光。没有一个城市曾把某一城区的排水或绿化、把引进先进的耕作方法或新的家禽与植物品种当作自己的事务。赋予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以西方的意义，必定会误解其全部的意图。他们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支持者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教育这些人，使其成为土地的管理者，或提高意大利的一般家禽管理（husbandry）的标准，对于这些，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长远的观念——就让未来顺其自然地到来，不要想着对它有所作为。古典世界的这一经济上的斯多葛主义的确切反题就是社会主义，在此社会主义指的不是马克思（Marx）的理论，而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的普鲁士实践，后者比马克思早很多，且将取代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古代埃及的制度有着内在的相似，后者操心和关怀的是永久的经济关系，力求培养个体对整体的责任感，并视努力工作为对时间和未来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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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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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在所有的文化中，普通人日常所能观察到的生成——他自己的和他周围的活生生的世界的生成——的观相学，仅仅只局限于前景中的和可直接感知的方面。其经验之总和，不论是内在经验还是外在经验，充斥着他的仅仅作为一系列事实的白天的过程。只有杰出人物能在外表上充满历史骚动的平凡统一体的背后感受到深刻的生成逻辑。这一逻辑本身就体现在命运的观念中，它使得那杰出人物把白天和那外表的毫无意义的并置视作是纯粹的偶然。
　　然而，乍一看，“命运”和“偶然”（incident）在含意上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有人觉得，歌德前往西森海姆（Sesenheim）多少是出于偶然，可他前往魏玛（Weimar）却是出于命运。有人把前者看作是一个插曲，而把后者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一区分有赖于那个引人注目的人的内在品质。对于大众而言，歌德的一生就像是一连串偶然的奇闻逸事的组合，而极少数的人却惊奇地意识到那些哪怕最不显眼的事件中所固有的一种象征的必然性。因此，阿里斯塔库斯发现日心体系，对于古典文化而言可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偶然事件，可是，哥白尼的再发现对于浮士德式的文化而言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路德不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而加尔文（Calvin）是这样的一个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说这是一种命运是针对谁而言的——新教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是对于德国人而言的，还是对于一般的西方人而言的？难道提比略·革拉古和苏拉（Sulla）就是一种偶然而恺撒就是一种命运吗？
　　类此的问题完全超出了经由概念来运作的理解的范围。何谓命运，何谓偶然，这是个体心灵——以及文化心灵——的精神经验所决定的。已有的知识、科学洞察、定义，全都是无力的。不仅如此，那想要以认识论的方式把握它们的尝试，本身也都是无的放矢。因为，若是没有内在的确定性，命运就整个地是批判性的思维所难以驾驭的东西，我们就无法认识到那生成的世界。认知、判断、对认识对象的因果联系的建立（例如已经区分开的物、特性和位置之间的联系），其实都是一回事，那以判断的精神走近历史的人只能发现“数据”。但是，那在当下发生的事或在所再现的过去发生的事的深处运动的东西，其实就是天意或命定，它是既有的，且只是既有的，是与真正的悲剧在非批判的观察者那里所唤醒的同样惊人的和不可言说的确定性同在的。命运和偶然形成了一组对立，在那里，心灵不停地想穿上仅仅由情感、生活和直觉所构成，且只能在那些被称作圣人的人最主观的宗教和艺术创造中获得清楚的表达的东西。要想唤起活生生的生存的这种根基性的情感——它赋予历史图象一定的意义和内涵——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办法——因为“名称仅仅是一种声音和烟雾”——莫过于再次引用我用作本书的题词的那几句歌德的诗句来标志其基本的内涵。
　　“在无尽之中，自我重复
　　终要万川归一。无数拱顶
　　辐射交会，终为扶持
　　那巍峨的构型。
　　万物之川流，只眷恋生命
　　巨星和泥土。
　　任由一切孜孜不止
　　终要在上帝那里得永恒的安息。”
　　在历史之表面，是未被预知之物主宰着。每一个别事件、决定和人格都充满它的标记。没有人预先知道伊斯兰的风暴会在穆罕默德降临时来临，也没有人预先知道拿破仑会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倒台时出现。伟大人物的出现，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命运，全都是不可计算的。没有人知道一种刚刚有力地开始的发展是会以直线的方式像罗马贵族阶层那样完成其历程，还是会像霍亨斯陶芬王朝或玛雅文化那样注定要衰落。而且，即便是科学，它的命运与地球史内、甚至地球史外的每一动植物物种的命运完全是一样的，与地球本身和所有星体以及银河系的命运完全是一样的。微不足道的奥古斯都创造了一个时代，伟大的提比略却没有发挥什么效力。还有，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形式、教义和偶像、理论和发现的命运也都是这样。在生成的旋涡中，一个要素仅仅当另一个要素变成了（而且常常是持续地和将要持续地成为）一种命运本身之时才会屈从于命运——一个要素当另一要素创造了命运时才会随同表面的波纹一起消失，这些是不应用任何的“为什么”和“在哪里”来解释的，它们的出现皆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因而，奥古斯丁在某个深沉的时刻有关“时间”的那句话对命运也是有效的——“如果没有人问我，我还知道时间是什么；若是要我向人解释它，我就不知道了。”
　　同样地，偶然和命运的最高伦理表现，也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的“恩宠”（Grace）观念中——经由耶稣神圣的死而获得的恩宠，使自由意志得以可能。天性（原罪）和恩赐的极性——这一极性是情感或情感生活的一种投射，而不是博学的推理的一种精确化——包容着这一文化中每个真正重要的人的生存。甚至对于新教徒和无神论者来说，这种极性也是隐蔽的，尽管可能是隐藏在科学的“进化”观点之后（实际上，“进化论”乃是这一极性的直接后裔），但它是每一自白和每一自传的基础；恰恰是由于缺乏古典人的构成，使得借由语言或思想的自白对于他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正是伦勃朗的自画像的终极意义，亦是自巴赫到贝多芬的音乐的终极意义。我们不妨称其是与所有西方人的天性、天命或“内在进化” 的生命历程关联着的某个东西，但它是思想所不可企及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内在的确定性。但是，不论一个人将要做或想要做什么，那实际上都是某一决心的结果，这决心是突然的、令人惊讶的和不可预见的，它推动着某一更深层的必然性，并且，对于那扫视遥远过去的图象的眼睛而言，它明显地遵守着一个主要的秩序。当那被欲望的东西的命运得以完成时，我们忍不住要称其为不可思议的“恩宠”。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路德、罗耀拉（Loyola）、加尔文、詹森（Jansen）、卢梭、马克思愿望的是什么？他们在西方历史的潮流中所欲望的东西有哪些已经实现？那实现是出于恩宠还是出于命运？在此，所有理性主义的解析都将是无意义的。加尔文和帕斯卡尔的命定学说——他们都比路德和托马斯·阿奎那更为诚实，敢于从奥古斯丁的辩证法中推导出因果结论——之所以必然是荒谬的，就因为他们是经由理性来探寻这些秘密。他们抛弃了世界生成的命运逻辑，而陷入了概念和定律的因果逻辑；他们离开了直接直观的王国，而走向了机械的物的体系的王国。帕斯卡尔的可怕的心灵冲突就在于他努力想成为这样一种人：既有着强烈的精神渴望，又是天生的数学家，决心把最后和最严肃的心灵问题既归于某一伟大的本能信念的直觉，又归于并不伟大的数学计划的抽象的精确性。在这个方面，命运观念——用宗教的语言说，上帝的天命——被引入了因果原则的系统形式之内，例如，康德的心智活动的形式（生产性的想象）；因为那就是命定的意思，尽管由此一来，恩宠——有其来由的自由，或者说只能作为某一内在的确定性而被经验到的活生生的恩宠——只能是作为一种与不可避免的定律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力而出现，并要把宗教的世界图象转化为一个僵硬的和沉闷的机械体系。还有那些充满这一信念的英国清教徒，他们的覆灭不是因为任何消极的自暴自弃，而是因为他们热情的和太过坚定的确定性，即他们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这对于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自己难道还不是一种命运吗？
　　八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来阐述偶然性（或因果性），而不必冒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因果连续性的一种例外或违反的危险，因为自然并不是命运在其中运作的世界图象。凡是视觉摆脱了可感知的既成之物，把自己精神化为内心视觉（Vision），进而去包容世界并让原初现象而不仅仅是对象作用于它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拥有宏大历史的、超越自然的、超自然的视野，但丁和沃尔夫拉姆（Wolfram）的视野，还有晚年的歌德最清晰地体现在《浮士德》第二部最后一幕中的视野。如果我们在这一命运和偶然的世界中踯躅沉思一番，那我们很有可能会觉得，“世界历史”的插曲在数不清的星系当中的某一特殊星球的这个或那个阶段上演，纯属偶然；会觉得人这一特殊的动物类属居住在这个星球的外壳上，呈现着“知识”的奇观，并且依据亚里士多德、康德及其他人的全然不同的版本，只是以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来呈现，也都纯属偶然；会觉得作为这种“知识”的相反一极，恰好产生了“自然法”的这诸多条文，每一条都假定具有永恒而普遍的有效性，每一条都求助于一种假定的一般和共同的“自然”图象，也都纯属偶然。物理学——十分正确地——把偶然性逐出了它的视野，但物理学本身居然在地壳的冲积时期，独特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智性组合而出现，这还是偶然的。
　　偶然性的世界即是曾经现实的事实所组成的世界，我们满心渴望或焦灼地把这个世界当作未来来憧憬，我们把它当作活生生的现在来激发或压抑我们自己，我们快乐地或悲哀地把它当作过去来冥思。因和果的世界则是一个具有永久可能的世界，是我们通过解析和区分可以认识其无时间的真理的世界。
　　只有后一个世界是可以科学地把握的——因与果实际上跟科学是同一的。谁无视这个彼界，无视作为“神曲”（Divina Commedia）或神的戏剧的世界，他就只能看到一堆无意义的、混乱的偶然性，康德和大多数其他热衷于建构思想体系的人也是这样看的。但是，专业的和缺乏艺术性的历史研究，由于它只是单纯地收集和整理资料，就其所有的独创性而言，至多也不过是给予贫乏的偶然性以一种优越的标记。只有能看透形而上的东西的见识，能够在资料中体验到所发生的事变的象征，并因此而体验到将一种偶然提升为一个命运的象征。谁成为了自己的命运（像拿破仑那样），谁就不需要这种见识，因为在作为一个事实的他自己和其他事实之间，有一种具有形而上的节奏的和谐，这种和谐能赋予他的决断以梦一般的确定性。
　　正是这种见识，形成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独创性和力量。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思考都没能发现他身上的这种见识——他是一位注重偶然性的戏剧家。不过，这种偶然性正是西方悲剧的核心，而西方悲剧又正是西方历史观念的真实投影，经由它，才给我们理解那个被康德弄混了的“时间”世界提供了线索。在《哈姆雷特》中，政治处境、国王被谋杀、王位继承的问题，正好一起撞击着哈姆雷特忧郁的性格，这纯属偶然。或者，换用奥塞罗（Othello）的例子，伊阿古（Iago），这个在街上随处可见的庸俗的无赖，意图给以重创的那个人，正好在人格上整个地具有这种特殊的观相，这也纯属偶然。还有李尔！把那一掌有生杀予夺之大权的显位同那些致命的激情以及它们在女儿们身上的遗传联结在一起，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偶然（因此也更加“自然”）的呢？甚至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下列事实的全部意义，即莎士比亚的故事是边发现、边形成，并且在发现它们的时候，就赋予了它们内在必然性的力量，除了在罗马戏剧的情形中之外，再也没有一种戏剧有如此崇高的力量。因为力图理解莎士比亚的意志已经耗费在想在一种道德因果关系中、在一种“因此”中来建立“罪过”和“赎罪”的联系的无望努力中了。但是，所有这一切，既谈不上正确，也谈不上不正确——这些词语属于作为自然的世界，意味着有某种因果的东西在被评判 ——但却是流于表面的、肤浅的评判，就是说，与诗人对单纯的事实-逸闻所作的深刻的主观化背道而驰。只有感觉到这一点的人，才能够欣赏李尔和麦克白（Macbeth）登场时的那种至纯至真。不过，黑贝尔正好是相反的一面，他通过一种因果体系摧毁了逸闻的深度。他的情节中那些干巴巴的和抽象的人物—— 每个人都能本能地感觉到——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精神冲突的因果框架与历史地推动的世界情感和那一情感所固有的全然不同的逻辑是相矛盾的。这些人物没有生活，他们是通过得过且过来证明某种东西。人们感觉到了一种伟大的知性的在场，而不是一种深刻的生命的在场。我们获得的不是偶然性，而是一个难题。
　　进而，这一西方式的偶然概念跟古典的世界情感并因此跟古典的戏剧全然格格不入。安提戈涅的身上无论如何也没有可影响她的命运的任何偶然的性格。发生于俄狄浦斯身上的事情——跟李尔的命运不一样——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别的任何人身上。这便是古典的“命运”，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宿命（Fatum），它会影响 “(禁止)”（body），但决不依赖于人格的偶然性。
　　那种泛泛而论的历史，即便没有沉迷于资料的汇编，在流于表面的偶然性面前，也会止下脚步——这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们的命运，他们在精神上或多或少还只是普通人。在他们的眼中，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廉价的统一结合在一起，而且，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偶然性或偶发性，“他的好运道”（sa sacrée majesté le Hazard），是世界上最容易理解的事。在他那里，“他感觉不到”的历史的秘密逻辑被一种因果关系所取代，这种因果关系只是躲在幕后侍机出来证明自己而已。历史的逸闻前景应是同属一类的所有科学的因果关系猎手、所有的小说家以及见闻作家的竞技场，这么说是完全恰当的。当因为某个妒忌的廷臣想要离间某个将军与他的妻子的亲密关系而相互角力的时候，他们之间引发了多少的战争啊！有多少战斗是因为荒谬可笑的偶然性而得胜和失败的啊！只要想一想18世纪是如何撰写罗马历史的和今天是如何撰写中国历史的！想一想“代”（the Dey）用苍蝇拍拍打总督的故事以及其他类似的因为一些喜剧性的动因而激活历史场景的事件！就一切都明白了。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和亚历山大的死不是就像一个陷入困境的剧作家的金蝉脱壳之计吗，汉尼拔不就是古典历史的一个简单插曲、一次出乎意料的闯入吗；或者说拿破仑或多或少不就是一出情节剧的一个“过渡”吗？任何想在历史可见的具体事件的任何因果系列中去寻找历史的内在形式的人，如果他是诚实的，常常会发现那不过是一出不连贯的、滑稽可笑的喜剧；我完全可以设想，在《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中，酩酊大醉的“三雄”（Triumvirs）的舞蹈场景（几乎被忽视、但却是那一极其深刻的作品中最有力的场景之一），是出自于对历史悲剧中君王们的实用的历史观的蔑视。因为这正是那常常支配着“世界” 的方面，是激励有野心的少数人去介入世界的方面。正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只盯着这个方面，只盯着世界的理性主义的结构，卢梭和马克思才确信他们能通过一种理论来改变“世界的进程”。甚至有关政治发展的社会的或经济的解释——今天的历史著作还在试图对某一最高理想给出这样的解释（尽管其生物学的模型不断让我们对那种因果关系的基础产生怀疑）——也一直是极其浅表的和多余的。
　　拿破仑在比较关键的时刻对世界生成的深刻逻辑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并且在这些时刻，他对自己多大程度上即是命运、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命运总能未卜先知。他在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初曾经说：“我觉得自己正在趋向一个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目标。一当我达到了那一目标，一当我成为不必要的，一粒微尘便足以将我击碎。在那之前，全部的人类力量也不足以抵挡我。”这当然不是实用主义者的思想。在这种时刻，他能预知命运的逻辑对于特殊情形，比如优秀的人物或更有利的局势，所需求的是多么之少。设若他本人是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在马伦戈（Marengo）被打败了——那样的话，他所显示的意义，也会以别的形式被实现。一个曲调，在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的手中，就能有十分丰富的变化；对于一般的听众来说，它是整个地被变换了，而实际上，其本身根本没有改变——这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德国民族统一的新(被禁止)是通过俾斯麦这个人而完成的，自由战争（Wars of Freedom）是通过广泛的、几乎可以忽略不提的诸事件而完成的；但是，这两个主题，用音乐的语言说，都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出来”。即便俾斯麦早就被除职了，即使莱比锡战役打败了，对于1864～1866～1870年的系列战争，还是会有外交的、王朝的、革命的或经济的事实（作为一系列的“转调”）来替代——尽管不要忘记：西方历史，在其自身的观相的丰富性的压力下（要把观相的这种丰富性与观相的类型区别开来，因为甚至印度历史也有那种观相类型），在决定性的时刻所需要的——可以说——是对位学上的强重音，即战争或大人物。俾斯麦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要不是普鲁士国王的政策（更准确地说，个人趣味），民族统一有可能早在1848年春就已经在比1870年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实现了；不过，又一次，根据俾斯麦的说法，这将可能只是十分平淡地实现出来，以致这样或那样的一个结尾（coda）都可能是紧迫而又必要的。此外，那个主题——新(被禁止)的意义——并不会因为那些具有这样或那样形态的事实而整个地发生改变。即便歌德——可能——年轻时就死了，但他的“观念”不会死去。即便《浮士德》和《塔索》没有写出来，它们也会在一种深刻的神秘的意义中“表现出来”，尽管它们会缺乏诗人的阐释。
　　因为，即便说高级人类的历史要在各伟大文化的形式中实现出来是偶然的，即便说这些文化中的一种于公元1000年左右在西欧的觉醒是偶然的，可从觉醒的那个时刻起，它的路线图就已经被划定了。在每一时代中，都会有无限丰富、令人惊异的、不可预见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展现在具体的事实中，可是时代本身是必然的，因为生命的统一性就在它的里面。它的内在形式恰恰就是它所是的样子，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它的特殊的规定性。新发的事变会影响它的发展形态，使这一形态变得壮大或弱小、变得强盛或可悲，但它们不可能改变它。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不仅是一种特例，而且是一种特殊类型；因而，在宇宙的历史中，我们具有太阳和行星组成的“太阳系”类型；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中，我们具有“生命”类型，该“生命”有它的青春期、壮年期，有它的绵延期和繁衍生息；在“生命”的历史中，则有“人类”的类型；在那一人类的世界历史阶段，又有各个伟大文化的类型。而这些文化本质上是与众多植物相关联的，因为对于它们的生命的整个绵延来说，这些植物注定就是它们赖以生长的土壤。最后，一种文化的人们理解和体验命运的方式也是有类型的，不论其世界图象的色调对于这个或那个个体来说有多么的不同；我在此所说的并不是“真实”的问题，而是对于这个文化和它的这个阶段来说，这些方式本质上是必要的，这不是因为只有一个“真理”，而是因为你和我都属于这同一个时代。
　　正是因此，属于古典文化的欧几里得式的心灵只能体验到其在古典类型的偶然性的形式中的生存，因为这生存必定会出现在前景中。如果就西方心灵而言，我们能把偶然性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命运，那么，就古典心灵而言，则恰恰相反。命运即是力大无边的偶然之物——这恰恰是阿南克（Ananke）、海玛门尼（Heimarmene）、法图谟（Fatum）的意义所在。由于古典心灵并不真正地依靠历史而生活，因此它对命运的逻辑并不具有真正的感觉。我们不要受这些词的误导。希腊化时期最流行的女神就是提刻（Tyche），希腊人实际上无法将她与阿南克区分开。但是，偶然和命运被我们感觉像是全然对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存中所有根本的东西都依赖于这一对立的结果。我们的历史就是伟大的联系的历史，古典的历史——亦即它的充分的现实性，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历史学家（例如希罗多德）那里所获得的它的意象——则是逸闻的历史，是一系列具有可塑性的细节的历史。一般的古典生命的类型及其内部的每一个体生命的类型，都是逸闻的——在这个词完全严格的意义上说的。事件的可为感官感知的方面浓缩在反历史的、魔鬼般的、荒谬的种种偶然之上；它是对事变的整个逻辑的否定和否认。古典的人物悲剧的故事一概耗尽于那些嘲弄世界之意义的偶然性之上；它们所包含的意思正好是ειμαρμευη（接纳、分配）这个词所指涉的涵义，与莎士比亚的偶然性的逻辑正好相反。再看一下俄狄浦斯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整个地是外在的，既不是由属于他自己的任何主观性的东西所引发的，也不是那些东西所决定的，这些事情完全也可以发生在别的任何人身上。这正是古典神话的形式。与之相比，寄存于奥塞罗、唐吉诃德、维特这些人的命运中的则是必然性——那是这些人的整个生存以及这种生存与时间的关系所固有的，且是由这种生存和这种关系所支配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正是情境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区别所在。而且，这一对立在历史之中重复着——西方的每个时代都有其性格，古典的每个时代只表现为一种境遇。歌德的一生是充满了宿命的逻辑一生，恺撒的一生是充满了神秘的偶然性的一生，把逻辑引入到那里面是莎士比亚所干的事。拿破仑是一个悲剧性格，阿尔西比亚德则是悲剧境遇的牺牲品。占星学，在从哥特时期到巴罗克时期西方心灵认识它的时候所具有的形式中——甚至在否定它的时候，也受它的支配——是想要主宰一个人的整个未来的生命历程的；浮士德式的天宫图（horoscope），其最有名的范例可能就是开普勒为华伦斯坦绘制的那一幅，是以假定生存中有一个稳固的、有目的但还未实现的方向为前提的。但是，古典的神谕总是针对个别的情形提供建议，它是没有意义的偶然事件和时刻的真正象征；它承认由点所构成的、不连续的东西是世界进程的要素，因此祭司的话语整个地是恰当的，因为在雅典那是作为历史被写下和被体验的。有哪一个希腊人怀有历史向这样或那样或任何目标演进的观点吗？而我们——如果我们不具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能够反思历史或创造历史吗？如果我们按照时代的对应把忒密斯多克利之后的雅典的命运和路易十四之后法国的命运加以比较，我们必定会觉得历史情感的类型和这一情感之实现的类型常常是同一的。在法国，彻底地是逻辑的；在雅典，则是非逻辑的。
　　现在可以理解这一重要的事实的终极意义了。历史是一种心灵的实现，同样的类型支配着人们的历史创造，也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沉思。古典数学排除了无限空间的象征，因此，古典历史也这么做。不用多说，古典生存的场景是最小的一种，即各别的城邦，它缺乏开阔的视域和视野——尽管有亚历山大的远征这个插曲——正如阿提卡的舞台以其平展的幕墙将视域和视野切断一样，这与西方内阁外交和西方都城所追求的长远功效显然是相反的。并且，正如希腊人和罗马人既不知道也不愿（出于对迦勒底天文学的根本仇视）承认任何宇宙——除前景中的宇宙之外——是现实的一样；正如归根结底他们的神灵乃是宅神、城市神、田地神但决不是星宿神一样，他们所描述的也只是前景而已。在科林斯、雅典或希巨昂，我们都没有发现一件有远山、浮云和偏僻小镇的风景画；每一件瓶绘都是相同的构成元素，都有着欧几里得式的区分和艺术的自足性的形象。每一个山墙或中楣组件都是按系列而不是按对位建造。但是因此，生命体验本身严格地就是对前景的体验。命运不是“生命之历程”，而是一个人突然遭遇到的东西。这就是雅典以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和柏拉图的几何学来创作一个命运悲剧的方式，在那种悲剧里，命运恰恰就是我们在席勒（Schiller）的《墨西拿的新娘》（Bride of Messina）中所怀疑的那种命运。例如，体现在阿特柔斯（Atreus）家族的诅咒中的完全无意义的盲目的宿命，有助于非历史的古典心灵揭示其自身世界的完整意义。
　　九
　　我们现在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道德，这些例子尽管有些冒险，但在这个阶段应该还不会受到太多的误解。设想哥伦布（Columbus）是受到法国而不是西班牙的援助，事实上在当时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成为了美洲的主人，那么毫无疑问，赢得帝国皇位的就将是他，而不是西班牙的查理五世（Charles Ⅴ）。从罗马的劫掠（Sack of Rome）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早期巴罗克时代——在宗教、才智、艺术、政治和做派等方面实际上是西班牙的世纪——也将是以巴黎而不是马德里为学习的典范。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腓力（Philip）、阿尔瓦（Alva）、塞万提斯（Cervantes）、卡尔德隆（Calderon）、委拉斯开兹（Velasquez）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就会谈论事实上还未出生的法国伟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圆满地表达一个十分难解的观念的话。在这个时代中由西班牙的罗耀拉和他在精神上主导着的特兰托会议所明确地固定下来的教会的类型；西班牙军官们的战争技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们的外交，以及埃尔埃斯科里亚尔（the Escorial）的宫廷精神，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直延续到维也纳会议且某些本质的方面一直延续到俾斯麦之后的政治的类型；巴罗克的建筑；绘画的伟大时代；大城市的讲究仪礼的和文雅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将有可能由其他深刻的心智，比如贵族的或僧侣的，由腓力二世战争以外的其他战争，由维尼奥拉之外的另一位建筑师，由另一个宫廷所代表。偶然为西方的晚期选择了西班牙样式。但是，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其在大革命（或某个具有相同内涵的事件）中一定会最终实现——仍然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这样，法国革命也许会由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别的事件或发生在别的地方——比如说英格兰和德国——的革命所代表。但是，它的“观念”——它（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是从文化向文明的过渡，是无机的大都市对有机的乡村的胜利，从此以后，乡村在精神上将变成“外省”（the provinces）——是必然的，它发生的时刻也是必然的。要描述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就要使用划时代（epoch）（早就作为时代的同义词被模糊或被误用了）这个术语。当我们说一个事件是划时代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它标志着某一文化的进程中一个必然的、命定的转折点。纯粹偶然的事件乃是历史表面的一种结晶形式，它可能被其他合适的偶然事件所代表，但划时代是必然的和先行决定的。显然，就一种特殊的文化及其进程而论，一个事件是属于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还是属于一个插曲，这个问题是与该文化的命运观念和偶然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是与它的作为划时代的悲剧（例如在西方）或作为“插曲”的悲剧（例如在古典世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进一步，对于非个人的或匿名的划时代与个人性的划时代，我们还可以依据它们在历史图象中的观相类型加以区分。在属于第一类的“偶然”当中，我们包括了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被赋予了如此的构成力量，以致千千万万的人、整个整个的民族、众多时代的命运全都在他们的私人命运中获得体现；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在这里区分出两类人，一种是冒险家或成功人士，他们缺乏内在的伟大[就像丹东（Danton）或罗伯斯庇尔]；一种是历史的英雄，因为事实上，他的个人命运所展现的只是共同命运的特征。“雅各宾派”的有些名字可能很响亮，但他们要作为集体而非他们中的个人才属于支配那个时代的类型。因此，大革命的这个划时代的前一部分完全是匿名的，如同后一部分或者说拿破仑的时期属于最大程度的个人的一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些现象的巨大力量就完成了古典世界相应的划时代时期（公元前386～前322年）——其本身是流动的和没有保障的——需要几十年的暗中破坏工作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每个阶段的一开始，相同的潜能就已出现，必然性此后或是以伟大的个人的形式（亚历山大、戴克里先、穆罕默德、路德、拿破仑）、或是以具有强大的内在构成的几乎匿名的事变的形式（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不就以虚弱的和模糊的演进的形式[“狄阿多西”（Diadochi）和喜克索人统治时期、德意志王位空位期（Interregnum）]自行完成，此乃是所有文化的本质。在这些形式中，极有可能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中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必然性会先行受到所论文化的历史的因此也是悲剧的风格的影响。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悲剧——仍有待一个伟大的、有足够的力量去领会它和塑造它的诗人来发现——就是，他是通过以英国政策和那一政策所如此显著地代表的英国精神作为战斗的根基而成就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而他也正是通过这一战斗而在大陆实现了这一精神的胜利，这一精神随即在“民族解放”的伪装下变得日益强大，以致最终压服了他，把他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一直到死。因此，并不是拿破仑开创了扩张原则。那是从克伦威尔的清教主义的环境中产生出来并由大英殖民帝国将其付诸实施的。英国的哲学观念才是实质上的推动力量，它从接受英国熏陶的才智之士，例如卢梭和米拉波（Mirabeau），传播到革命军，甚至从瓦尔米战役（Valmy）——只有歌德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意义——的那一天开始就已成为他们所追逐的潮流。并不是拿破仑形成了那一观念，而是那一观念造就了拿破仑，当他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决心进而利用它去反对唯一的强国，也就是英国，后者的目标跟他自己的目标是一样的。他的帝国是法国血统但却是英国风格的法国血统的产物。再有，还是在伦敦，洛克（Locke）、舍夫茨伯利（Shaftesbury）、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尤其是边沁（Bentham），都建立了“欧洲文明”——即西方的希腊主义——的理论，然后培尔（Bayle）、伏尔泰和卢梭先后将其引到巴黎。因此，瓦尔米战役、马伦戈战役、耶那战役、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战役和莱比锡战役，正是在英格兰的这种议会主义、商业道德和新闻出版的名义下打响的，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是英国精神打败了西方的法国文化。首席执政官无意把西欧并入法国；他的首要目标是——请注意，这是每种文明肇始之时的亚历山大式的观念！——就是要以一种法国殖民帝国去取代大英殖民帝国。由此，法国在西方文化圈的优势就可以在一种实际上坚不可催的基础上奠定起来；它就可以成为查理五世的日不落帝国，但毕竟是从巴黎来进行管理，尽管有哥伦布和腓力；并且要把它组织得像是一个经济的、军事的单位，而不是像一个传道的、骑士的单位。命运在拿破仑身上的影响可能就有这么深远。但是，1763年的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已经决定了事实要跟法国作对，拿破仑的宏伟计划一再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变而受挫。在阿卡（Acre），几支小部队适逢其时地从英国军舰登陆：就在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签字之前，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时机，当时，整个密西西比盆地还是他的财产，他也同正在印度抵抗英国入侵的马拉塔（Maratha）势力有过密切接触；但是，又一次，一桩很小的海上偶发事件注定了他要放弃一份精心呵护的产业的全部。最后，当时，出于进行另一次远征东方的目的，通过对达尔马提亚（Dalmatia）、科孚（Corfu）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占领，他使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内湖，并同波斯的国王为进攻印度进行谈判，可亚历山大沙皇（Tsar Alexander）的反复无常打败了他，后者无疑一直是愿意支持拿破仑进攻印度的，他的帮助确实可以保证进攻的胜利。仅仅是在欧洲外部的所有联合失败以后，他才选择将德意志和西班牙合并，作为在与英国的对决中他最后的筹码，可也因此，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利用的是英国的革命观念，他所拥有的工具正是这种观念，他采取的这一步骤使他成为了“不再必要的”。
　　在某个时候是求助于西班牙精神去勾勒并吞世界的殖民体系，在另一个时候又求助于英国或法国精神去重塑那一体系。经由拿破仑这个浪漫主义的和深入人心的军事君主制的创立者而实现的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与“狄奥多西”的王国是类似的；经由一个讲求实际的恺撒所实现的一种21世纪的经济组合体，正好是“罗马至上权”的对等物。这些都是偶然，但它们都处在历史的图象中。但是，拿破仑的胜利和失败（这中间隐含的事实，是英格兰对法国的胜利和文明对文化的胜利），他的帝王尊严，他的陨落，他的 “大国”（Grande Nation）理想的破灭，意大利解放的插曲（在1796年跟在1859年一样，实质上这是换了一件政治外套，因为它作为一个民族早就变得不重要了），罗马-德意志帝国的哥特废墟的毁灭，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现象，在它们的后面，行进的是真正的和不可见的历史的伟大逻辑，并且正是在这一逻辑的意义上说，已在 “旧制度”中实现了其法国形式的文化的西方，最终以英国文明终结了这一文化。因此，作为“同时代的”划时代的时刻的象征，巴士底狱的风暴、瓦尔米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以及普鲁士的崛起，正好对应于古典历史的那些事实，如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高加梅拉（Gaugamela）战役[即阿贝拉（Arbela）战役]、亚历山大的印度远征以及罗马在森提努姆（Sentinum）的胜利。由此，我们开始理解了，在战争和政治剧变中—— 我们的历史著述最主要的题材——胜利并不是战斗的本质，而和平也不是革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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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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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凡是已经吸纳了这些观念的人，就不会理解不了，当最后因果律的原则在一种文化的“晚期”状态下获得其严格的形式——这一形式是那个状态所固有的，文化只有在这一形式中才能对世界图象实施绝对的统治——的时候，这一原则何以一定会对真正地体验历史的能力产生致命的影响。康德十分明智地把因果律建构为知识的必要形式，不必太多强调，这样做的意图就是想唯一地只用理性来理解人的环境。但是，尽管“必要的”这个词勉强还可以接受，可有一点被忽视了，就是，因果原则相对于某一个知识领域的这种局限恰恰使得它不能运用于沉思和体验活生生的历史。人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本质上说是根本不能加以比较的，但是，整个19世纪为了自然还是费尽力气想要推倒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围墙。人们越是试图历史地思考，他们就越是忘记了他们根本不应该在这个领域思考。他们在强行把一种空间的和反时间的因果关系的严密框架施加于某个有生命的东西之上时，他们就是在用一种物理的自然图象的构图去损害那生成之物的生动面容，使其适应他们自己晚期的、大都市的、因果思维的环境，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科学的根本的荒谬性，这一科学一成不变地把有机的生成误解作是生产既成物的机器，并力图以此来理解有机的生成。白天不是黑夜的原因，青年不是老年的原因，开花不是结果的原因。我们理智地把握的一切都有一个原因，我们以内在的确信有机地体验的一切都有一个过去。前者认识的是一种情形（case），这种情形一般地说是可能的，并且有一个固定的内在形式，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用什么方法，这形式的出现常常都是一样的；后者认识的是一种事态（event），这事态一旦曾经发生，将来就不会再发生。并且因此，当我们在我们的表层世界里或者是批判地和有意识地、或者是观相地和不自觉地把握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出结论就只能或者是从技术性的经验中，或者是从活生生的体验中，我们还会或者是把这个结论同空间中某个无时间的原因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同一种从昨天导向今天和明天的方向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大城市的精神拒绝成为不自觉的精神。它为一种机器技术——其本身就是依据令人惊讶的自然的最危险的秘密，即“定律”创造出来的——所包围，因此它力图也技术地，即“理论地和讲究实际地”征服历史。“有用性”或合目的性，是把一个同化于另一个的最好字眼。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认为历史是由因果自然的定律主宰着的——导致了把有用性的理想，如“启蒙”、“人性”、“世界和平”，确立为世界历史的目标，认为这目标通过“前进的步伐”就可以达到。但是，在这些框架中，命运感已经因为衰老而熄灭，随即出现了一种幼稚的、不计后果的勇气，它忘我地、雄心勃勃地心系于未来，急切地想作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因为只有青年才有一个未来，且才是未来，故而他也是那有方向的时间和命运的谜一般的同义词。命运永远是年轻的。谁用单纯的因果链条来替代命运，谁就甚至在还未实现的某物中事实上也只能看到旧的、过去的东西——方向即是渴望（wanting）。但是，谁是为了极度丰富的事物涌流中的某个东西而活，谁就不需要为目标和能力担心，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那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这就是对星座（Star）的信仰，这信仰从未离开过恺撒、拿破仑以及其他类型的伟大的实干家；并且，那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和每个年轻的氏族、民族、文化中最深地——尽管还有那种少年的多愁善感——隐藏着的就是这种信仰，它在所有这些东西的历史中向那些行动的和富于想象的人们扩展着，这些人是年轻的，不论他们是否年已花甲，他们甚至比那些最幼稚的只盯着一种无时间的功利主义的人还要年轻。对暂时呈现在周围世界中的一种意义的感受，在最初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那时，真正存在的、且通过默默的和无意识的体验而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图象的，还只有最切身的环境中的人和物。这个图象还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构成为整个文化的一般表达，那能够阐释这种图象的人，就是生命的唯一合适的法官，是历史的深刻的探索者。
　　在这一点上，在当下的直接表现与只在精神中呈现的过去的意象之间，换句话说，在作为事变的世界与作为历史的世界之间，呈现出了一个区别。行动的人（政治家和将军）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一个方面，沉思的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二个方面。一个人投入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为了去行动或去承受苦难；而要求第二个方面的则是编年学，那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伟大象征。我们既要往后看，又要朝着不可预见的未来向前生活，但是，甚至在孩童时期，我们的技术经验很快就把可预见物的要素引进了独特的事变的意象，就是，那不是从属于观相的事实而是从属于计算的被控制的自然的意象。我们把一个“猎物的头”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往后很快地就看作是食物；我们把闪电看作是一种危险，接着又看作是一种电荷。后来，在大都市里，这第二种看法，即把世界的投影僵化的认识越来越压倒第一种认识；过去的意象被机械化和物质化，并由此推演出一套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因果原则。我们开始相信历史定律，相信对历史定律的一种理性认识。
　　不过，科学历来都是自然科学。因果知识和技术经验只指涉已成的、广延的、已被理解的东西。如同生命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一样，知识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即是说，它是把可感的世界当作一个要素来理解，当作在空间中且从属于因果定律的东西来看待。因此，存在一种历史的科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记住，在每一个人的世界图象——它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理想的图象——中，既有属于自然的东西，又有属于历史的东西。没有自然，就没有活生生的和谐，没有历史，就没有因果的和谐。因为，在自然的领域内，尽管两个相同的、合乎规则的实验必定有相同的结果，但每一个实验都是占用一个日期而不是重现一个日期的一种历史事件。而在历史的领域内，过去的日期或资料（编年、统计、名称、形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网。“事实就是事实”，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论（Theoria），不论是在前一个领域还是在后一个领域。但是，历史本身就是“处于焦点中”的存在的条件，材料只是这种条件的一个帮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标是获取材料，理论只是这一目的的仆人。
　　因此，并没有一个历史的科学，而只有一个有关历史的辅助科学，它要查明那已有的东西。对于历史的见解本身而言，资料永远都是象征。反之，科学的研究属于科学，且只属于科学。它借助其技术的根源和目标去发现资料和因果方面的定律，别无其他；并且从它把目光转向别的某个东西的时刻起，它就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某个超科学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料才是不同的。后者一致地重复自身，前者决不会。后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实。不论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图象中显得多么密切相关，根本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如同一个人的历史图象的肤浅（因此是这个人本身的肤浅），毋庸置疑地是与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成正比一样，书写的历史的空洞无物，毋庸置疑地是与它在其中把建立纯粹事实性的关系作为其目标的程度成正比的。一个人对历史的体验越是深刻，他接受“因果”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假如读者考查一下歌德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活生生的自然 ”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几乎没有一丝因果的踪迹，也能得到表述。在歌德看来，时间并不是一种距离，而是一种感受。但是，对终极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体验实际上为一般的学者所拒绝，他们只是纯粹鉴别性地分解和整理，既不容许自己去沉思，也不容许自己去感受。反之，在历史的情形中，这种体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证明这样一个悖谬的合理性：一个历史的研究者越少与实际科学发生纠葛，就越是对他的历史研究有利。
　　再借一个图表阐述一下：
　　 心灵
　　生命，方向
　　命运-体验
　　独一无二地发生的和不可挽回的
　　“事实”
　　观相的机智（直观）
　　意识作为存在的仆人
　　“历史”的世界意象
　　生命体验
　　过去的意象
　　建构性的沉思：
　　（历史学家，悲剧作家）
　　为了探讨命运
　　指向未来的方向；
　　建构性的行动：
　　（政治家）
　　为了成为命运
　　世界
　　广延
　　因果知识
　　恒定地可能的
　　“真理”
　　体系的鉴别（理性）
　　意识作为存在的主人
　　“自然”的世界意象
　　科学方法
　　宗教。自然科学
　　理论的：神话和教义。假设
　　实践的：崇拜。技术
　　
　　　　　　　　　　　　　　　　
　　　　　　　　
　　　　十一
　　可以允许把一组或任何一组社会的、宗教的、生理的或伦理的事实确定为另一组这类事实的“原因”吗？理性主义的历史学派、甚至最新的社会学会回答说：“ 当然可以”。他们会说，那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我们对历史知识的深化。但事实上，对于“文明化的”人而言，总是暗含着以一个基础性的理性的目标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的世界其实就没有意义。并且，他在选择自己的基本原因的时候，总是放任自己于最缺乏科学性的自由中，而在这一自由中，毋宁说存在的是某种喜剧性的东西。一个人可以选择这一组或者另一组事实作为第一因——这是引起争议的无尽的源头——所有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学为基准来自称是对“历史进程”加以阐述。席勒在他的一个著名的陈词滥调中对这个方法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表述，在一首诗中，他说，“世界混乱 ”（Weltgetriebe）与“忍受饥饿和忍受爱”（durch Hunger und durch Liebe）是一致的；从理性主义进入到唯物主义的19世纪已经把这个看法变成了信条。效用崇拜达至顶点。以至于达尔文以他的世纪的名义牺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论。生命事实的有机逻辑被披着生理学外衣的力学所替代。遗传、适应、自然选择成为具有纯粹机械内涵的效用原因。历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空间中”的某个自然主义的运动所替代。（但是，不论什么东西，皆有其历史的或精神的“过程”吗，或者说有其生命“过程 ”吗？对于诸如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这样的历史“运动”，可以以科学的运动概念来加以处理吗？）“过程”这个词消除了命运，揭开了生成的秘密，并且，看哪！不再有世界事变的悲剧，而只有世界事变的一个准确的数学结构。“准确的”历史学家就在这结构之上来阐述这样一个前提，即：在历史图象中，我们的面前有一系列机械性的“状态”，适合我们作理性的分析，如同适合于一种物理实验或一个化学反应一样；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标都能被分组归类，作为在可见的表面的一个可理解的体系。这实在是简单得令人吃惊。人们一定会承认，对于一个极其肤浅的观察者来说，假设（就他的个性和这个假设的世界图象而论）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这样，饥饿和爱成为了“民族生活”的机械过程的机械原因。社会问题和两性的问题（两者都属于一种公众——全然公众——的生存的“物理学”或“化学 ”）成为了功利主义的历史的明显主题，因此亦是相应的悲剧的主题。因为社会戏剧必然地伴随有对历史的唯物主义处理，在歌德的《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ten）中最高意义上的命运，在易卜生的《海上夫人》（Lady from the Sea）中变成了不过是性的问题。易卜生和我们大城市里的所有理性诗人都只是建造——从他们的第一原因建造出他们的最后结果——但他们不会歌唱。作为艺术家，黑贝尔千方百计想要以其与其说是直觉的不如说是鉴别的气质去克服这种纯粹的散文化的因素，以便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诗人，因此他只能绝望地和整个地以非歌德的方式去推动他的情节发展。在黑贝尔那里，如同在易卜生那里一样，推动手段试图因果地塑造悲剧，他分解、再分解、变换、再变换他的逸闻，直到把它们形成为一个可证明某一结果的体系。这只要看一下他对犹滴（Judith）的故事的处理——如果是莎士比亚，一定会如其本然地处理，会在纯粹历险的观相魔力中觉察到一种世界奥秘。但是，歌德的警告——“我请求你，不要到现象背后去寻找什么东西。现象自己就是教训。”——对于马克思和达尔文的时代来说，已经成为不可理解的了。试图在过去的观相中去读解命运，试图把纯粹的命运表现为一个悲剧，这样的想法同样与他们格格不入。在这两者的领域，效用崇拜已在自身面前设置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他们所塑造的历史形态，不是为成为自身而存在，而是为证明某个东西而存在。每天的“问题”都得到“处理”，社会的问题被妥帖地“ 解决”，历史阶段，如同历史教科书所示，成为达成那一目的的手段。达尔文主义，不论对它所处理的东西是不是出于一种无意识，已经使生物学具有了政治上的效力。不管怎样，民主政治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已经在原生质中发生，蚯蚓为生存而作的斗争，已经给那些艰难地爬行的二足动物上了有用的一课。
　　由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学家无法从我们的最成熟的和最严格的科学——物理学——中汲取教训，谨慎的教训。即便我们同意他们的因果方法，他们运用这一方法时所体现的表面性也是一种卤莽。既没有理智的教规，也没有敏锐的见识，而只是放任一种怀疑主义，那是我们操控物理学假设的时候所固有的。因为物理学家对他的原子、电子、电流、力场，以及以太和物质的态度，与外行和一元论者对这些东西的朴素信念相距甚远。它们只是他交付于他的微积分方程式的抽象关系的一些影像，他在那些方程式中赋予了它们一些超现象的数字，如果他允许自己有一定的自由在几种理论中去选择的话，那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在它们当中发现任何现实性，而只想找到“惯用的符号”而已。他也知道，一个实验除了对周围世界的技术结构要有所了解之外，通过这一过程（这是通向自然科学的唯一路径）所能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那一结构的一种象征性的阐释——肯定不是流行的乐观意义上的“知识”。因为，自然的影像是才智的一种创造物和摹本，是它在广延物的领域中的一个“ 副本”（alter ego），认识自然也就是认识人自身。
　　如果说物理学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成熟的科学，那么，生物学——它的任务就是去探究有机生命的图象——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薄弱的科学。所谓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纯粹观相的活动，对于这一研究，除了借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过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说明。歌德研习矿物学，他的眼界同时自行结合到地质史的一个纲略中，在那里面，他所忠爱的花岗石的意义，几乎等同于我所谓的原始人（proto-human）在人的历史中的意义。他研究了一些著名的植物，研究了生物变形（metamorphosis）的原初现象，以揭示所有植物生存的历史的原始形式；进而，他又对在那时还没有被充分掌握的植被的纵向上升与螺旋上升的趋势提出了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他对骨化现象的研究整个地是基于对生命的沉思，这一研究使他在人身上发现了“颔间骨”（os intermaxillare），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脊椎动物的颅骨结构是从六种脊椎骨发展出来的。这所有的种种，没有用到一个因果律的概念。他感受到了命运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在《未完成之歌》（Orphische Urworte）中所表达的：
　　“你只能这样，你无法逃脱自我。
　　太初的神谕，往昔的先知，
　　皆已言之凿凿。
　　时间与任何权柄，
　　皆无法将生命的形态毁损。
　　凝神注意着，看那生命如何
　　展现自身。”
　　星体单纯的化学变化（chemistry）、物理观察的数学方面、生理学，本然地吸引着他；能够洞悉自然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实在太少了，因为他们属于体系，他们只关心既成的、僵死的和僵硬的东西的经验学问。这就是歌德反驳牛顿的基础——需要补充一句，也是双方都正确的一个例证，因为一方具有关于色彩单调的、有规则的自然过程的“知识”，而另一方即艺术家的体验是直观的-感性的“感受”。在此，我们有两个公然对立的世界；因此现在，需要对它们的对立的本质作最为严格的阐述。
　　历史的特征之一，是独特事实的，自然的特征之一，是连续可能的。只要我细察一下周围世界的意象，以便看清它必须借以实现自身的那些定律，不论它是必定会发生还是仅仅有可能发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间——那么，我就是在从事一种真正的科学工作。对于一个自然定律的必然性（并没有其他的定律）来说，与之相合的现象是经常发生，还是从来就不会发生，根本都无关紧要。就是说，它是独立于命运的。有成千上万种化合过程从没有也永远不会产生出来，但是，可以证明它们是可能的，因此是存在的——对于固定的自然体系而言，是存在的，尽管对于翻滚流转的宇宙的观相而言，可能是不存在的。一个体系是由真理组成的，一种历史则是依赖于事实的。事实前后相继，真理相互派生，这便是“何时”与“如何”的差别。曾经发生了闪电，这是一个事实，无需借助言词，只要用手指一指就能显明。相反，“出现闪电的时候，必定有雷鸣”，这是需要用一个命题或一句话来加以说明的。生命体验可以完全不需语言，而系统的知识只能通过语言。尼采在某个地方说过：“只有无历史的东西，才能被界定。”但是，历史是从当下朝向未来的生成，也是从当下回望过去的生成。自然则是超越一切时间的，它的标志就是广延，它没有方向的性质。因此，对一方而言，是数学的必然性，而对另一方而言，则是悲剧的必然性。
　　在醒觉生存的现实性中，审视的世界和接受的世界是相互交织的，正如在布拉班特（Brabant）挂毯中经和纬共同织成图画一样。每个定律必定——这对于知性来说是完全行得通的——都曾经是通过某个命运安排在一个才智的历史中发现的，就是说，它必定曾经属于体验的生命；每个命运则都会体现为某个可见的外形——例如某些人物、某些行动、某些场景，以及某些姿势——在那里，自然定律也正运行不辍。原始生命在命定的魔鬼性的统一面前是谦恭的；在成熟的文化的意识中，这一“早期的”世界影像与其他的、“晚期的”世界影像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在文明化的人那里，悲剧的世界情感屈从于机械化的才智。历史和自然在我们自己内部彼此对立，就犹如生命与死亡、永远生成的时间与永远既成的空间之间的对立。在醒觉意识中，生成和既成为争夺世界图象的支配权而斗争，两者的最高级和最成熟的形式（可能只有伟大的文化才具有），在古典心灵的情形中，就见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对立，在西方心灵的情形中，就见于歌德与康德的对立——此亦是具有永恒童稚的心灵所沉思的世界的纯粹观相学与具有永恒苍劲的理性所理解的世界的纯粹体系的对立。
　　十二
　　因此，在这里，我看到了西方哲学最后的任务，也是唯一的任务，它依然为浮士德文化的老年智慧所保留着，它似乎是我们几百年的精神演进命中注定的难题。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自由地去选择它的思想的道路和方法，但是，在此，有一种文化第一次能够预见到命运已经为它所选定的道路。
　　在我的眼前，一种迄今未被想象到的卓杰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似乎作为一种内心视象出现了，它实际上是西方心灵的方法，因而必定与古典心灵和我们以外的其他所有心灵格格不入——这是所有生存的一种综合观相，是所有渴望最高最后的观念的人类生成的一种形态学；它是一种责任，不仅要透视我们本有的心灵的世界感，而且要透视所有心灵的世界情，不论这些心灵是以何种方式包容了伟大的可能性，也不论它们是如何在现实性的领域把自己表现为伟大的文化。这个哲学观点——我们且只有我们借助我们的分析数学、我们的对位音乐、我们的透视绘画才得以拥有它——因为它的视域远远超出了体系论者的框架，故而需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慧眼，这个艺术家因为能感受到整个可感觉的和可理解的环境，故而将自己融入一种无限深刻的神秘关系。但丁是这样感受的，歌德也是这样感受的。从交织变幻的世界事变中提取一个千年的有机文化史，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当作一个人一样的东西，抓住它最深处的精神状态——这就是这种历史研究的目标。正如一个人透过伦勃朗的肖像或恺撒的半身塑像的面部轮廓看穿一切一样，新艺术也将在一种犹如一个卓杰的个人一样的文化的外表中沉思和理解伟大的、命定的线索。
　　尝试阐释一个诗人或一个先知、一个思想家或一个征服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去进入一个文化的心灵——古典的、埃及的或阿拉伯的——且是如此之密切，以便将其融入自我之中；去参与一个人的生命，参与由典型的人和情境、由宗教和礼仪、由风格和倾向、由思想和习俗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性，这将是体验生命的一种全新方式。每一个新时代、每一个伟大人物、每一个神，以及城市、语言、民族、艺术，总而言之，一切曾经存在的和将要存在的东西，都是具有高级象征意义的观相表征，因而，阐释它将属于一种新的“人物品鉴”（judge of men）。诗歌和战斗，伊西斯和赛比利（Cybele），节日和罗马天主教的弥撒，鼓风炉和斗剑游戏，伊斯兰教托钵僧和达尔文主义者，铁路和罗马道路，“ 进步”和涅槃，报纸，蓄奴制，货币，机器——所有这些全都是过去的世界图象中的符号和象征，是心灵要加以呈现和阐释的东西。“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我们要怀有不可思议的决心和全视能力，等着去揭开面纱。我们要去洞穿那些基于恐惧和渴望的不解之谜——原始人类情感中最深刻的问题——我们的求知意志（will-to-know）已经临照到时间、必然性、空间、爱、死亡、第一因等等“问题”。这里有奇妙无比的天体音乐，等着我们去倾听，但也只有极少数最深刻的心灵能够听到这音乐。有关世界事变的观相学将变成最后的浮士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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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宇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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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世界图象的象征主义与空间问题
　　一
　　一个观相类型的世界历史的概念由此而把自身扩展为一种包容一切的象征主义的更广泛的观念。在我们此处所设定的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其实就是要去探究曾经活着的过去的图象，去确定它的内部形式和逻辑，而命运观念则是这一研究所能深入的最深的限度。但是，这种研究，不论新的定位使其具有多大的综合性，也不过一种更广泛的论述的一个片断和一个基础。与之相平行，我们还有一种自然研究，它同样是片断性的，只局限于它自身的因果的关系系统。但是，悲剧的和技术的“ 运动”（如果我们用这两个词来区分有生命的东西和被认识的东西各自的基础）都不能穷尽生命本身。我们在醒着的时候既在生活又在认识，但除此之外，当我们的心灵和感官沉睡的时候，我们还是活着的。尽管黑夜会让每一双眼睛合上，可血液决不会沉睡。我们是在运动中运动着（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试着通过自科学那里借来的语言来指明那不可言表的东西，我们在沉睡时分以内在确定性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但是，只有在醒觉生存中，“这里”和“那里”才显得是一种不可简约的二重性。人自身所固有的每个冲动都有一个表现，人自身所感到陌生的每个冲动都会产生一个印象。因而，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不论使其获得理解的形式是什么—— 比如，“心灵”和“世界”，生命和现实，历史和自然，定律和感受，命运或上帝，过去和未来或现在和永恒——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意义，一个终极意义。使这一不可理解的东西变成可理解的东西的唯一手段，必定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把无论何样的一切都看作是像一个象征一样具有意义的。
　　象征是可感觉到的符号，是某一确定意义终极的、不可分的、尤其是不请自来的印象。一个象征，即是现实的一种特征，对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这特征具有一种直接的和本质上确定的意义，它是用理性过程所无法沟通的。多立克风格、早期阿拉伯风格或早期罗马风格的装饰的细部；村舍和家庭、交往、服装和礼仪等的形式；一个人的步态和风度，以及各样民族和各色人等的步态和风度；人和动物的沟通方式及共同体形式；另外还有自然及其树木、牧场、羊群、云彩、星空、月光和雷雨、植物的花朵和败叶、距离近和远等等全部的无声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宇宙给予我们的象征性的印象，我们可以觉察到这种语言，并且在我们反思的时刻，完全能听到这种语言。反过来，那从一般的人性中产生出来的家族、阶级、部落，最后还有文化，并将其如此集合在一起的，正是一种同源的理解的意识。
　　因此，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将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世界对其所包含的存在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觉醒过来的时候，立即有某个东西在“此”与“彼 ”之间扩展着自身。我们将“此”作为某个固有的东西而亲历着，我们将“彼”作为某个外来的东西而体验着。心灵和世界作为现实性的两极，有一种二重性；在后者中，既有我们因果地把握为事物和属性的阻力（resistances），也有我们借以感受存在、“神力”（numina）（“恰如我们自己一样”）的作用的冲动力（impulses）。但是，在那里面，还有一种事实上是消除其二重性的东西。现实性——与心灵相关的世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是有方向的东西在有广延的领域上的一种投射——恰如固有物（the Proper）在外物（the Alien）上映现自身；一个人的现实性，就是这样来意指自身的。通过一种具有创造性但无意识的行动——因为并不是“我”来实现可能性，而是作为可能性的 “它”通过我来实现它自身——象征的桥梁被投放在活生生的“此”与“彼”之间。由此，“那个”世界突然地、必然地、完全地从被我们所接受和记忆的要素中产生出来：由于理解那世界的是一个个体，故而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皆有一个独特的世界。
　　因此，有多少醒觉的存在，有多少类似于有生命的、类似于有感受的存在群，就有多少个世界。每个人都相信，他所谓独特的、独立的和外在的世界，是所有人所共有的，而实际上，它不过是每个生存中常新的、独特地发生的、不能重现的经验而已。
　　一个完整的意识等级系列，其底层是模糊、幼稚的直觉这样的根基或开端——在这个层次，对于一个心灵或具有自我意识的心灵来说，世上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世界——其顶层则是唯有具有充分成熟的文明的人们才能具有的高级的理智化的状态。这个逐级上升的系列同时也是象征主义的一种扩展，即从所有的事物只有一个包容一切的意义的阶段扩展到各自独立的和特殊的符号被区分开来的阶段。跟儿童、梦想家和艺术家的方式相仿，当我只是充满晦涩意义的世界的受动者的时候；或者当我觉醒过来但尚不具有极端敏感的思想和行动（这种状态在真正的思想家和行动的人的意识中是甚为少见的，远不及一般认为的那么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我的生命根本上还只能看作是一个仅仅觉醒的生命而言，我还只能继续且永远把我身上的全部内涵赋予外在于我的东西，这内涵既包括我有关世界一致性的半醒半梦的印象，也包括与那些印象叠加和结合在一起的因果定律及数字的僵硬世界。可事实并不仅仅是如此。甚至在纯粹数字的领域，也从不缺乏象征之物，因为我们发现，精致的思维会把不可言表的意义付诸于诸如三角形、圆以及数字7和12这样的符号。
　　这就是大宇宙的观念，即把现实性视作是与一种心灵相关联的所有象征的总和的观念。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外于这一具有意义的特性。所有的一切都具有象征的意义。从诸如外表、体形、风度（个体的、阶级的、民族的都是一样）这样的具体现象——它们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到诸如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所谓永恒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形式，所有的一切，皆是一种且仅仅是一种心灵的本质的体现。
　　同时，这些为一种文化或精神共同体的人们所亲历和体验的各别的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并且，直觉、感觉、思想从一方到另一方的沟通力的程度——也就是，使一个人以其自身的存在的风格，通过诸如语言、艺术或宗教这样的表达媒介，借助于其本身亦是象征的文字、声音、公式或符号等这些手段所创造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的程度——就取决于此种相互关联的程度的大小。一个人的世界与另一个人的世界相互关联的程度，有其固定的极限，到此极限，则彼此的理解就变成了自我欺骗。的确，我们只能十分不完备地理解印度或埃及的心灵，它们就体现在人物、习俗、神、根词、观念、建筑物及行动等等上面。希腊人，由于他们是非历史的，故而对外族精神的本质，连猜想一下都不会——他们的天真就是明证，他们惯常于天真地在外来民族的神和文化中去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神和文化。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外族哲学家所使用的αρχη（始基）、Atman（自性）或“Tao”（道）的流行翻译，都是以我们本有的世界感为前提的，我们的“同义词 ”都是从那种世界感中获取其意义的，而它现在则成为了某个外族的心灵表现的基础。类似地，我们也是参照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来阐述早期埃及肖像画和中国肖像画的特征的。在那两种情形中，我们都是在欺骗自己。或者，所有文化的艺术杰作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是活生生的——如我们所说是“不朽的”——这是另一种类此的幻想，这种幻想能够长久不衰，乃是因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是在本然的意义上来理解异族作品。有关我们的这种倾向，《拉奥孔》群雕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的影响和塞涅卡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影响就是例证。
　　二
　　象征作为已实现之物，属于广延的领域。它们是既成的而非生成的（尽管它们可能代表着一种生成），因此它们严格地局限于和从属于空间的法则。世上只存在可感觉的空间性的象征。“形式”这个词本身就指明了广延的世界中的某个广延之物，——甚至音乐的内在形式也不例外，我们将看到这一点。但是，广延是“醒觉意识”这个事实的标记，而这仅仅构成了个体生存的一个方面，且是与生存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因此，现实的醒觉意识的每个特征，不论是感觉还是理解，在我们的生成觉察到它的时刻，它就是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我们只能反思印象，用我们喜欢说的一个短语来说，“反复思考它们”，但对于动物的感觉生命而言已属过去的东西，对于人的按照语法规则进行的理解来说则属于正在逝去的、暂时的东西。正在发生的当然是暂时的，因为发生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每一种意义也都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探究一下圆柱的命运：例如在埃及的陵墓中，列柱标志着过客的道路；到了多立克柱廊那里，它们是围绕着建筑物的实体而结合在一起的；而在早期阿拉伯的巴西利卡（basilica）中，它们则支撑着建筑的内部；再到文艺复兴建筑的正立面中，它们提供的是努力向上的要素。正如我们看到的，旧的意义从未重复过；事物一旦进入广延的领域，便一去不复返了。很早以前，人们就感觉到：在空间和死亡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关系。人是唯一知道死亡的生物；所有其他的生物都只是在变老，但人具有一种整个地局限于当前时刻的意识，而在其他生物看来，这当前的时刻似乎就是永恒。它们活着，但它们就像基督教所讲的“天真无邪”的几岁的孩子一样，对生命一无所知，它们死去，它们看到死亡，但并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充分觉醒的人，人本身——他的理解力通过语言的习惯而从对视觉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才具有（除感受性而外）暂时的概念，也就是，将过去当作过去的一种记忆，对无可挽回的一种经验式的确信。我们即是时间，但我们也具有历史的意象，在这一意象中，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对的诞生，就像两个谜一样的东西。对于所有其他的生物而言，生命走过它的历程而不需猜测它的限度，例如不需对任务、意义、绵延和客体有自觉的知识。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刻的、重要的同一性，我们才在一个孩子身上常常会发现，其内在生命的觉醒是与某一关系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孩子突然抓住那没有生命的尸体，因为它已整个地变成了物质、整个地变成了空间的某样东西，与此同时，孩子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处于陌生的广延世界中的个别的存在。托尔斯泰曾经说：“从一个五岁的孩子到现在的我，只不过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新生的婴儿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这中间却有惊人的一段距离。”在此，在生存的决定性时刻，当人第一次成其为人，并体认到他在宇宙中无边的孤独感时，世界恐惧就第一次将自身揭示为实质上是人面对死亡、面对光的世界的极限、面对僵硬的空间而产生的恐惧。在这里，高级的思维也作为对死亡的沉思而出现了。每一种宗教、每一种科学研究、每一种哲学，都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出来的。每个伟大的象征主义都把它的形式语言附着在对死者的祀拜上，附着在安顿死者的形式上和死者的墓地的装饰上。埃及风格开始于法老的陵墓，古典风格开始于棺椁，阿拉伯风格开始于陵寝和石棺，西方风格开始于借僧侣之手每天重现耶稣牺牲、受难的大教堂。从这一原始恐惧中，还涌现了各种类型的历史感受，古典的历史感受在于它对生命丰盈的现在的留恋，阿拉伯式的历史感受在于它的赢得新生、战胜死亡的洗礼仪式，浮士德式的历史感受则在于它的使人配得上领受耶稣的圣体并因此获得不朽的忏悔。在我们对还没有成为过去的生命产生一种永远警醒着的关切之前，是不会有对已成为过去的东西的关切的。动物只有未来，但人却同时还知道过去。故而，每一种新生的文化都是在一种新的世界观中且随着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现而觉醒的，就是，它突然瞥视到死亡是可感觉的世界的奥秘。只有当世界末日临近的观念在西欧传播开来的时候（大约在公元1000年），信奉这种宗教的浮士德式的心灵才诞生了。
　　面对死亡深感惊异的原始人，用尽其全部的精神力量，力图洞穿和制服这个广延的世界及其因果关系无情的和永远在场的限制，这个充满了黑暗的强力的世界一直在威胁着他，使他归于终结。这种竭尽全力的防卫就深藏在无意识的生存中，但一当人们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冲动，真正地把心灵和世界投射为分离的和对立的，这就标志着个人的生命行为的开始。自我感和世界感开始发挥作用，所有的文化——内部的和外部的、孕育中的和正在进行的——作为一个总体只是这种人的存在的强化。从此以后，所有与我们的感觉相抵触的东西都不仅仅是阻力、或事物、或印象，如同对于动物和儿童来说一样，它也是一种表现。事物实际上不仅包含在周围世界中，而且具有意义，如同世界观中的现象一样。起初，它们只与人有某种关系，但现在又出现了人与它们的关系。它们已成为人的生存的象征。因此，每一真正的 ——无意识的且本质上必然的——象征主义都是死亡的知识出发来揭示空间的秘密。所有的象征主义都暗含着一种防卫；它是古老的双重意义上的深刻 “Scheu”（畏惧）的表现，它的形式语言既吐露了一种敌意，也表达了一种尊敬。
　　每一既成的事物都是必死的。民族、语言、种族和文化都是暂时的。从现在开始再过几个世纪，将不再有一种西方文化，不再有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如同罗马人在查士丁尼时代便不复存在一样。这不是说人类的世代延续会断裂；而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形式——是这种内在形式使那世世代代作为一个单一的姿态结合在一起的——将不复存在。“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是古典存在最有力的象征，不过，作为一种形式，它仅仅延续了几个世纪。但是，伟大文化的原初现象本身在将来某一天终归会消失，随之世界历史的戏剧也会消失；当然，还有人自己、地球上人之外的植物和动物生存的现象、地球、太阳、整个的太阳系，都会消失。所有的艺术都是必有一死的，不仅个人的制品，而且艺术本身，都是可朽的。将来某一天，伦勃朗的最后一幅肖像画和莫扎特的最后一支乐曲终将不复存在——尽管有可能着色的画布和五线谱还会存在—— 因为能够理解它们的讯息的最后的眼睛和最后的耳朵都将逝去。每种思想、信仰及科学也将随着其所处世界——在那里，它们的“永恒真理”是真实和必然的——的精神的消亡而立即死亡。就连星象的世界（star-worlds）——它的“曾经出现”，是一个恰当的世界与一种恰当的眼力的结合，如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天文学家——也已死亡了，因为我们的眼力与他们的眼力是不同的；而我们的眼力也终有一死。所有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动物并不知道这些；它所不知道的，在它所经验的周围世界中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说过去的意象会消失，那么赋予逝去的东西以深刻意义的渴望也会消失。因此，说到纯粹的人的大宇宙，我们可以运用那句常被引用的话，将其作为接下来的所有一切的一个格言：“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
　　由此我们不知不觉地被引回到了空间的问题，尽管现在这个问题采取了全新的和令人吃惊的形式。实际上，作为上述那些观念的伴生物，看样子，这个问题第一次可以获得解决——或者更温和地说，获得说明——如同通过命运观念可以使时间问题得到更好的理解一样。从我们觉醒的那一时刻起，命定的和有方向的生命就在现象的生命中显示为一种体验到的深度。一切事物都要扩展自身，但这还不是“空间”，还不是某个已确定的东西本身，而只是一种从运动着的此延续到运动着的彼的自我延展。世界体验是与深度（亦即远度或距离）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抽象的数学系统中，“深度”是作为“第三”向度而与“长度”和“宽度”并列在一起的；但是，把这三种要素列入同一等级，作为三者一体看待，自始便是一种误导，因为在我们对空间世界的印象中，这些要素毫无疑问并不是等价物，更别说是同源的。长度和宽度在经验中无疑是一种单位，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总量，但它们只不过是（有意使用这个说法）一种接受形式；它们代表着纯粹的感觉印象。但是，深度是表现的一种表征，是自然的一种表征，有了它，才有所谓的“世界”。
　　在“第三”向度与其他两个向度之间作这样的区分——不必说，这样讲是数学所全然陌生的——也是感觉的概念与沉思的概念之间的对立所固有的。广延一旦进入到深度，便把前者变成了后者；事实上，深度，在向度这个词字面的意义上说，是首要的且真正的向度。在它那里，醒觉意识是能动的，而在其他两者那里，醒觉意识完全是被动的。经由这一原本基本的和不可分析的要素而得以表现的，正是一个特殊文化所理解的某一特殊秩序的象征性内涵。深度的经验（这是接下来的所有一切所依赖的一个前提）是一种行动，这一行动不仅是创造性的，而且是全然不自觉而又必要的，可以说，自我由此才能将它的世界降至附属地位。自我从一连串的印象中形成一个形式的单位，一个影片般的图象，一当这单位和图象被知性所把握，它们便立即从属于定律和因果原则；因此，作为一个个体精神的投射，它们是暂时的和必有一死的。
　　不论理性如何抗议，毫无疑问，这个广延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它不仅在孩子与成人、自然人与城里人、中国人与罗马人之间，而且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依据他们沉思地或机敏地、能动地或温和地体验其世界的方式而发挥不同的作用。每个艺术家都是通过线条和音调来处理“自然”，每个物理学家——希腊的、阿拉伯的或德国的——都是把“自然”分解成终极的要素，他们何以不用同样的方法来发现同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自然，尽管每个人都相信他所拥有的自然同别的所有人的自然是一样的——这种天真，实际上正是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自我的救星。可自然是一种整个地充满最个人性的内涵的所有物。自然是某一特殊文化的一种函数。
　　三
　　康德相信，通过其著名的公式，即空间是作为所有世界印象之基础的知觉的形式，他已经解决了这一先验要素到底是先天存在的还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个大难题。但是，不容否认，无所用心的儿童和梦寐者的“世界”也以一种不可靠的和摇摆不定的方式拥有这种形式，只有对周围的世界作周密的、实际的、技术的处理 ——把它强加于自由运动的存在之上，这存在不像田野的百合花，它必须照料自己的生命——才能让感觉的自我延展固化成理性的三维性。而且只有成熟文化的城市人，才真正地生活在这种触目的觉醒中，只有对于他的思想来说，才有一个空间整个地是感觉生活的派生物，是“绝对的”、僵死的和外在于时间的；这个空间不是作为一种直观地感知的东西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理性地理解的东西的形式而存在。毫无疑问，康德在构想他的理论的时候，以如此无条件的确信在他周围所看到的就只是“空间”，这一“空间”决不会存在于像他的加洛林先辈那样僵硬的形式中。康德的伟大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先天形式”的观念，而不在于他将这一观念付诸运用。我们已经看到，时间不是一种“知觉的形式”，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一种形式——形式只存在于广延中——除了将其作为空间的对立概念，否则不可能界定它。但是，这里有更深入的一个问题：“空间”这个词真的涵盖了直观地感知的东西的形式内涵吗？除此而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知觉的形式”会随距离而改变。每个远处的山脉总“被知觉”为一个背景似的平原。没有人会自称他看到月亮像是一个人体；因为在人眼看来，月亮是一个纯粹的平原，只有借助望远镜 ——亦即当距离被人为地缩小的时候——才能进一步获得一个空间形式。因此显然，“知觉的形式”是距离的一种功能。而且，当我们对任何东西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切地记得我们在当时所接受到的印象，而只能“呈现给自己”一个从那些印象中抽象出来的空间的图象。但是，有关活生生的现实性的这种呈现，可能且必定会欺骗我们。康德误导了自己；他当然不会允许自己在知觉的形式与理性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分，因为他的空间概念原则上包括这两者。
　　正如康德通过把时间问题引入同一个本质上被误解的算术问题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一种幻影般的、缺乏有方向的生命品质、且因此仅仅是一个空间图式的时间，从而把时间问题弄混淆了一样，他也通过把空间问题同一种老套的几何学联系起来而使空间问题受到了损害。
　　就在康德的主要工作完成后的几年时间里，高斯发现了第一个非欧几何。这些非欧几何无可指责地证明了它们自身的内部有效性，因而也可以证明这样一点：严格来说，有好几种数学上的三维广延，它们全都具有一种先天的确定性，它们都不能被单独挑出来去表示真正的“知觉形式”。
　　假定古典的学院几何（因为它是康德常常想起的）在我们身边的自然的形式中可以得到再现，这是一个严重的、且在欧拉和拉格朗日的同代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在集中注意力于很小范围内进行观察的时刻，在所考虑的诸多关系十分单薄的情形中，活生生的印象和惯常的几何的规则肯定是接近一致的。但是，由哲学所论断的完全一致既不能由肉眼来证明，也不能由测量工具来证明。两者常常会在一定的精确性的范围内发生误差，这误差实际上是远远低于对确定众多的非欧几何哪一个是“经验的”空间的几何来说必要的误差。在大范围上和对于大的距离来说，在那里，深度的经验完全地支配着知觉图象（例如，比较一下看一个广阔的风景和看一幅图画），知觉形式跟数学处于根本的矛盾中。向窗下看一下任何林荫道，我们就会发现，平行线会在地平线处相交。西方透视及其他完全不同的透视如中国绘画中的透视，两者都同样地是基于这一事实，这些透视同它们各自的数学的根基问题的联系是无需争辩的。
　　经验的深度因其无限多样的形态而难以为每一种数字式的定义所捕捉到。全部的抒情诗和音乐，整个的埃及绘画、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按照假设，都否定了任何严格的、在空间中感觉和看到的那种数学结构，并且仅仅是因为所有现代哲学家对绘画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而他们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矛盾。对于“地平线”—— 在它之中且通过它，每一视觉意象逐渐地形成为一个确定的平面——是不能作任何数学处理的。风景画家的每个笔触都在批驳传统认识论的论断。
　　由于数学的量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三维”没有自然限度。但是，当这种命题与经验印象的表面及深度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原来的认识论的错误就会导向另一种错误，也就是，认为广延也是没有限度的，尽管事实上我们的视觉只能看到空间的被照亮部分，会止于特殊时刻的光的限度中，那限度可能是星空，也可能仅仅是明亮的部分。“视觉”世界就是光阻（light-resistance）的总体性，因为视象有赖于放射的或反射的光的存在。希腊人就处身于这种存在并停留于这种存在中。而西方的世界感已经产生了没有界限的宇宙空间的观念——这是一种具有无限的星际体系和无限距离的空间，超越了所有视觉的可能性——这是内心视觉的一种创造物，是不能通过肉眼完全实现的，甚至作为一种观念，它是以不同方式进行安排的文化的人们所感到陌生的和不可获得的。
　　四
　　因此，高斯的发现的结果——它整个地改变了近代数学的进程——证实，三维的广延有好几种同等有效的结构。就连问一下这些结构中哪一种相当于实际的知觉，都表明根本没有弄明白那个问题。数学，不论是不是运用了可见的意象和表征以方便研究，所关心的是整个地摆脱了生命、时间和距离的体系，是纯粹的数的形式世界，其有效性——不是事实-基础——是无时间的，并且就像别的一切事物一样，它是经由因果的逻辑而被人了解的，而非经验地确证的。
　　由此，活生生的直觉方式与数学的形式语言之间的区别，便昭然若揭了，空间的生成过程的秘密也因此被打开。
　　如同生成的东西是既成的东西的基础，持续的活生生的历史是已完成的死的自然的基础，有机的东西是机械的东西基础，命运是因果规律和因果地确定的东西的基础一样，方向乃是广延的根源。经由时间这个词所触及到的自身实现的生命的秘密，则形成了经由空间这个词所理解的作为已完成之物的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由它而指示出了我们的内心情感）。每一种实际的广延首先都是在一个深度经验（depth-experience）中且伴随深度经验一起被完成的，由时间这个词首先指示的恰恰是这种向深度和距离延展的过程——最初是感觉上的（主要是视觉上的），只是到后来才是理智上的——例如从平面上的半边印象迈向带有神秘的、显见的律动的按宇宙秩序排列的世界图象。我们觉得——并且这种感受将构成我们全面觉察到的状态——我们就处在一种环绕着我们的广延中；从这一原初印象必然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我们终究只能明白，实际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空间“向度”，这个向度从一个人的自我向外延展到远处、“彼处”和未来，三维的抽象体系其实是一个机械的表征，而不是生命的事实。通过深度经验，感觉被扩展到世界中。我们已经看到，生命中的方向性带有不可逆性的徽标，在我们想要感觉深度—— 这深度在世界中也是单向度的，就是说，是从我们自己向外延展，而不会从地平线向里延展——的本能倾向中，时间具有这同样的标记。人和动物的身体灵活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我们向前运动——朝着未来，每向前一步就不仅是向着我们的目标而且是向着我们的老年迈进了一步——我们觉得，每一次向后看一眼，看到的就是已成为过去、已成为历史的东西。
　　如果我们可以把被理解物的基本形式亦即因果律描述成是僵化了的命运，那我们也可以同样地把空间深度说成是僵化了的时间。不仅人，甚至连动物都感觉得到命运在周围发挥作用，他通过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闻一闻这样的活动来感知，并且在他的极其仔细的审察下，那活动变得僵化了，变成了因果性的。我们感觉到春天正在临近，我们事先就能感觉到春天的风景如何在我们周围舒展；但是，我们认识到地球在公转的时候还自转，春天的绵延期就在于九十个这样的地球运转，或九十天。时间产生空间，但空间消灭时间。
　　如果康德更准确一些，他就不会说“两种知觉形式”，而是会称时间是知觉的形式，而空间是被感知物的形式；这样，他就可能会明白这两者的联系。逻辑学家、数学家或科学家在绞尽脑汁的时刻只知道既成之物——经由他们的思考行为，它已经变得与单个的事件毫无关联；只知道真正系统化的空间——在那里，一切都具有可数学地表达的“绵延”的性质。但是，正是这一点向我们指示了空间何以始终是“生成的”。当我们的感官凝注着遥远的距离的时候，那距离就仿佛在我们的周围漂浮不定，可是，当我们感到惊愕时，那犀利的眼睛就会看到有一个严密而僵硬的空间。这个空间就在那里；其本身就是它存在的原则，它外在于时间，与时间无关，也与生命无关。在它里面，绵延期，消逝的时间的片断，是作为事物的一个已知属性而存在着。由于我们对于自己作为这空间中的一种存在太了解了，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也有一定的寿命和一个极限，我们的钟表中那运转不息的指针，就在不停地提醒着我们这一点。但是，僵硬的空间本身也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的理智的张力一告松懈，它便从我们周围世界的多姿多彩的形式中消失了——所以，它也是最基本、最有力的象征的一种符号和象征，也就是说，是生命本身的一种符号和象征。
　　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区别，便在于后者对深度有一种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体认，这体认强有力地支配着其对基本事件的意识（与此同时的是内在生命的觉醒）。孩子所缺乏的是对深度的象征性体验，他只能感觉到外部世界中的月亮，还不知道那东西的意义，但是，像原始人的心灵一样，他在梦一般的感觉连续体中慢慢苏醒。当然，孩子并不是没有广延物、尤其是十分简单的广延物的经验，而是没有世界知觉；他能感觉到距离，但他的心灵还不会和距离进行对话。随着心灵的觉醒，方向也首先获得了活生生的表现——古典的表现在于牢牢地依附于就近的和当下的事物，而排除距离和未来；浮士德式的表现在于有方向的能量，眼睛只看着最远的地平线；中国式的表现在于自由地到处漫游，不过是朝向某个目标；埃及式的表现在于一旦进入那道路就果断地封道。因此，命运观念在每一种生命轨迹中都有体现。只是由于它，我们才成为某一特殊文化的一员，该文化的成员都是通过一种共同的世界感以及由此而来一种共同的世界形式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深刻的同一性在某一文化的名义下把心灵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明确的生存，跟它对距离和时间的突然体认和它经由广延的象征而诞生的外部世界，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这个象征是且永远是那种生命的原始象征（prime symbol），它赋予那生命特殊的风格和历史的形式，使其内在的可能性在其中逐步地得以实现。广延的特定的原始象征是从特定的方向性中产生出来的，就是，对于古典世界观而言，这原始象征即为就近的、严格地限定的、自足的实体（Body）；对于西方的世界观而言，这原始象征即为无限广袤的、无限丰富的三维空间；对于阿拉伯世界观而言，这原始象征便是作为一个洞穴（Cavern）的世界。在这里，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消融于无：世界的这种原始形式是天生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的那种文化的心灵的原初所有物；而这种原始形式之被获得，是因为每个个体的心灵为了实现自己而不断重演那种创造性的行为，并在最初的童稚时期就向其命定的生存展现了深度的象征，如同刚刚出生的蝴蝶展开它的翅膀一样。对深度的第一次理解是一种诞生的行动——是肉身的存在在精神上的充实完成。在那一行动中，文化从其母体的风景中诞生出来，而且那一行动为其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所重复。这就是柏拉图称作回忆（anamnesis）的东西——可以把它和早期希腊人的一种信仰联系起来。世界形式的确定性——对于每一个苏醒的心灵来说，它是突然地出现的——从生成中产生出意义。然而，康德这位以先天形式的概念来建构体系的哲学家，力图从一个僵死的结果而不是沿着一条活生生的道路去解释这个谜。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考察作为一种文化的原始象征的那种广延。我们将从那里推导出这一文化的现实性的整个形式语言，推导出这一文化的观相方面，以和其他每一文化的观相、尤其是和原始人的周围世界中几乎整个地缺乏观相加以对比。因为现在，对深度的阐释升至为行动，升至为发挥作用的形式表现，升至为现实性的转型（trans-forming），并且这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生活的必然性（如同在动物的情形中），而首要的是为了从各种广延的要素（质料、线条、颜色、音调、运动）中创造出一个图象——这个图象在过去几个世纪以后常常还会在另一个文化的世界图象中有力地重现它的魅力，并告诉新人们它的作者借以理解世界的方式。
　　但是，原始象征不会自行实现；它要通过每个人、每个共同体、每个时代和划时代的形式感发挥作用，它支配着每个生命表现的风格。它是国家的形式、宗教性的神话和崇拜、伦理理想、绘画形式、音乐和诗歌形式、每种科学的基本概念所固有的——但它不是通过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因为，它不是语词所能表达的，因为语言和语词本身就源自于象征。每一具体的象征都是对原始象征的言说，但只是诉诸于内心的感受，而不诉诸于知性。当我们说——正如从此以后我们将要说的——古典心灵的原始象征是物质的和个别的实体，西方心灵的原始象征是纯粹的无穷空间的时候，通常是要有所保留的，即概念不能再现不可言状的东西，故而充其量，语词的声音有可能唤起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感受。
　　无穷的空间正是西方心灵一直在寻找、一直想在其周围世界中来看到其直接得以实现的理想；因此，前几个世纪的无数空间理论所具有的——尤其是其表面的“ 结论”——就是其作为一种世界感的症状的深刻价值。无限的广延在多大程度上是所有客观事物的基础？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得到更加热忱的思考；就仿佛所有其他的世界问题都有赖于空间的本质这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事实上不就是这样吗？那么，整个古典世界从未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口舌，实际上，甚至都没有置一辞去确切地勾画过这个问题，这一点何以没有引起注意？为什么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根本没有谈及这个问题？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忽视了在我们看来恰恰是所有问题中之问题吗？事实上，我们难道不应该看到，很久以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在他们的沉默这个事实中吗？根据我们的最深刻的感受，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空间世界，而这个空间世界就是我们的深度经验的真正派生物，它的巨大的空虚通过迷失于它之中的星际体系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这个意义上的一个“世界”能够为古典思想家所理解吗？简而言之，我们突然发现，康德以人类的名义、满怀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的热情来处理的那个“永恒的问题”是纯粹西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其他文化的才智之士根本提不出来的。
　　那么，古典人——他对他自己的周围世界的洞察力当然跟我们的一样的深刻——认为什么东西是所有存在的基本问题呢？那就是αρχη（始基）的问题，或者说，所有感觉上的可感知的事物的物质起源和基础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接近了那一事实的意义——不是空间的事实，而是使空间问题变成为西方心灵且只是西方心灵的问题这一点何以成为必然的宿命的事实。这一空间性本身在我们的宇宙观的方面是最真实、最崇高的要素，它把所有事物的实体性（substantiality）都吸纳到自身之内，又从自身之中产生出所有事物的实体性，而古典的人类（他根本没有用来表达空间的词，因此对空间也没有任何概念）一致地裁定空间是空无，亦即非存在（το μη ον）。我们今天强调它的这一否定的心情，绝不是夸大其辞。古典心灵的整个热情就在于这种排除行动，它借助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否定，即空间无法作为现实的东西去感觉，在空间中，其自身的存在根本无法加以表现。在这里，我们突然遭遇到另一个色调不同的世界。古典塑像在其宏伟的形体性中——所有的结构和富有表现力的表面，没有任何无形体的隐秘意图（arrière-pensée）——毫无保留地包容了在古典人的眼里所呈现的一切现实性。物质的、视觉上确定的、可以理解的、直接在场的——这个列举已穷尽了这种广延的全部特征。古典的宇宙，所谓的科斯摩斯（Cosmos），或所有就近的、可一览无余的事物的秩序井然的集合体，皆被那具体可见的天穹所囊括殆尽。再多就没有了。在我们这里认为必须把“空间”看作是这个天穹之后和之前的东西，在古典的世界感中是绝无其事的。斯多葛学派甚至着手把事物的属性和关系视作“实体”加以处理。在克律希波看来，神圣的普纽玛（the Divine Penuma）便是一个“实体”，在德谟克利特看来，观看的行为即是被看事物的物质粒子穿过我们的灵魂。古典的国家是一个由它的公民构成的实体，而它的法律只知道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还有，这种世界感最终极、最宏伟的表现就在于古典庙宇的石头实体中。内部没有窗户，由列柱紧紧地围合着；但列柱的外面找不到一条真正的直线条。每一段台阶，都有一点轻微上掠的倾向，每一级台阶，相对于下一级台阶，都上扬少许。山墙、屋脊、各个立面，全都呈弧形。每个柱子都有轻微的向外膨胀，没有一个圆柱是真正垂直的，两个圆柱之间，也没有真正等距的。但是，从四角到立面中心，膨胀、倾斜和距离的变化皆依据一个仔细地校准的比例而定，这样，整个建筑物就给人以神秘地围绕一个中心的印象。弧度的曲率非常精密，以致一定程度上说，它们是肉眼看不出来的，而只能被“感觉到”。但是，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深度方面的方向才被削弱了。我们的哥特式的风格是向上耸立升腾，而爱奥尼亚风格是盘旋呼应。我们的大教堂的内部因一种原初的力而向上提升，但神庙则是躺在一片庄严的寂静中。所有这些在浮士德式的神灵和阿波罗式的神灵的关系中以及对于各自的物理学的基本观念来说也同样真实。我们用紧张的运动、力和质量的原则，来对应于位置、质料和形式的原则，我们把最后的那个概念“质量”确定为力与加速度之间的恒定比率，不仅如此，我们最后还在容量和强度这两个纯粹空间的要素中把两者挥发掉。18世纪伟大的音乐大师们的器乐作为一种主导艺术出现，也是这种思考现实性的方法的必然结果——因为器乐是所有艺术中，其形式世界本质上与纯粹空间的沉思性的视象有紧密联系的唯一艺术。在它那里，与古典神庙与广场的雕塑相反，我们所具有的是无实体的音调王国，如音程、音阶。管乐从渐强到渐弱到停顿，以此来描画距离、光、阴影、暴风雨、浮云、闪电、轻柔的和超尘出世的色彩——想一想格鲁克和贝多芬的器乐吧。在我们的意义上说，它们与波利克勒斯的《法式》是“同时代的”，在那篇论文中，伟大的雕刻家为人体造型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这一规则直到吕西波斯以后还是权威。我们发现，包含四个乐章的奏鸣曲的严格法式[1740年左右由斯塔米茨（Stamitz）完成]——在贝多芬晚年的四重奏和交响乐作品中，以及最后在《特里斯坦》的音乐部分那孤独的、微弱到极小的音调世界中开始有所缓和——使自己摆脱了所有世俗的可理解性。心灵在无穷中获得放松、解救（Erlösung）和解决，从所有物质性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的这种原始情感，常常是我们的音乐在最崇高的时刻所唤起的，它们也让浮士德式的心灵中的深度能量获得了解放：相反，古典艺术品的效果就是要约束和结合，实体感（body-feeling）便是其保障，可以把视觉的注意力从远处引回到一种美不胜收的切近（Near）和寂静（Still）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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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宇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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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因此，每一种伟大文化都已具有了表达其世界感的秘密语言，这种语言只有那些心灵属于那一文化的人才能够充分地理解。我们不必欺骗自己。我们也许能够对古典心灵略识门径，因为它的形式语言几乎恰好是西方的形式语言的颠倒；我们多大程度上已经成功了或能够取得成功，这个问题必然形成了文艺复兴的所有批评的出发点，可它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得知印度人（想要去思考如此陌生的一种存在之表现，充其量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冒险）有可能设想过数字——依据我们的观念，它们既没有价值，也没有量和相关性，它们只有借助于位置才成为正数或负数，才成为大或小的单位——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想确切地重新体验作为这种数字之精神基础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看来，3永远是某个东西，不是正数就是负数；在希腊人看来，它无条件地是一个正数的量，即+3；但在印度人看来，它指示着一种还不存在的可能性，“某个东西”这个词还不适用于它，它处于可引入其中的存在和非存在这两种属性之外。因而，+3、 -3、1/3，都是次一级的、派生的现实性，它们以某种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的方式依存于神秘的实体（3）。这是这一点使得一种婆罗门式的心灵去把这些数字设想为自明的，设想为某一自身完整的世界形式的理想象征；对我们来说，这种数字就像婆罗门教的涅槃一样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涅槃是超越了生与死、睡眠与清醒、激情、同情与不同情的，同时又似乎是现实的，所以我们全然无法理解这些概念。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够产生出虚无作为一个真正的数即零的伟大概念，甚至在那时，这个零对于印度人之所以是零，是因为存在与非存在同样是外在的。
　　阿拉伯文化最成熟时期的思想家——他们包括像阿尔法拉比（Alfarabi）和阿尔卡比（Alkabi）这样的第一流的心灵——在辩驳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的时候，证明了实体本身并不必然地占有存在空间，并从“在某一位置的一种存在物”的特征推导出了这种空间的本质——亦即阿拉伯式的广延。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作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对立面是错误的或他们的思维是混乱的（因为我们就是如此轻率地谈论我们自己的脑子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它表明，阿拉伯精神具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世界范畴。他们反驳康德，或康德反驳他们，双方可以有同样精细的证明——论辩双方都确信他们各自的立足点是正确的。
　　当我们今天谈到空间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全都是以同一种风格去思考，恰如我们全都是使用相同的语言和文字符号一样，不论我们所考虑的是数学空间，还是物理空间、绘画的空间或现实性的空间，尽管所有强调（也必须强调）要把理解的同一性放在意义与感受的这种亲缘关系中的哲学思考，总是会受到质疑。但是，希腊人、埃及人或中国人就不可能重复体验到我们的那些情感，他们的艺术作品或思想体系也不可能向他们毫不含糊地传达“空间”之于我们的那种意义。再者，那些原始的概念源自于希腊人的十分不同的心灵构成，如αρχη（始基）、υλη（质料）、μορφη（形式），它们包含了希腊人的世界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构成。它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和遥远的。我们也许会采用希腊人的这些词，用我们自己的词来翻译它们，如“起源”、“物质 ”、“形式”，但那仅仅是模仿，是为深入一个情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最精微、最深刻的要素依然是无声的，尽管我们都能理解——而作的无谓的努力；就仿佛一个人力图为一个弦乐四重奏树立帕台农雕像，或者给伏尔泰的上帝塑一尊铜像一样。思想、生命和世界意识的主导特征同单个人的体征一样，是多样的和不同的；在那些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都有“种族”和“民族”的区分，人们是意识不到这些区分的，如同他们也不知道“红色”和“黄色”对他人和对他们自己是不是具有同样的意义。那滋润人类内在生命的同源的构成以及同一的世界形式之幻觉的东西，主要的是语言的共同象征；在这个方面，这种或那种文化的伟大思想家有着类似的色盲，因为每个人都觉察不到他自己的状态，而且对他人的错误都会付之一笑。
　　现在我可以得出结论了。原始象征是多种多样的。世界是通过深度经验成其为世界的，知觉则是通过深度经验而将自身扩展到世界的。原始象征的意涵是为它所归属的心灵且只为那种心灵而存在，这种意涵在醒与梦、接受与细察当中是不一样的，如同青年人与老年人、城里人与农民、男人与女人之间有所不同一样。原始象征实现的是每一高级文化的生存所依赖的那种形式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实现是出于深刻的必然性。所有基本的词汇，如我们的质量、实质、物质、事物、实体、广延这些词（以及其他文化语言中属于同一层次的大量词汇），都是象征，是必然的和由命运所决定的，而从无限丰富的世界可能性中以个别文化的名义唤起的那些可能性，对于这一文化而言是唯一有意义的，因此也是这一文化所必需的。它们中没有一个能确切地以其本然的样子转变成另一文化的经验生活和知识。这些原始概念没有一个永远常新。在文化心灵于其自身的土壤之上觉醒过来进入自我意识的那一刻——这个时刻对于能理解世界历史的人来说，实在包含着某种剧变的东西——原始象征的选择决定了一切。
　　文化，作为其心灵的总体表现是“既成的”，且可在姿势和作品中感知到，而作为心灵的必有一死的暂时实体，它讨厌定律、数和因果律；
　　作为历史的戏剧，它是世界历史总体图象中的一幅图象；
　　作为生命之伟大象征的总和，它是感觉和理解；
　　——这便是心灵唯一能借以言说它的经历的语言。
　　大宇宙也是个体心灵的一种性质；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怎么跟另一种文化的心灵相处。“无穷空间”，“贯穿于所有的理解”的空间——这是对我们西方人所本有的和特有的深度经验的阐释；对希腊人来说是虚无、对我们来说是宇宙的那种广延——它使我们的世界染上了古典的、印度的、埃及的心灵的调色板上所没有的颜色。一种心灵是在降A大调中聆听世界经验，另一种心灵是在F小调中聆听；一种是以欧几里得的精神理解它，另一种是以对位的精神理解它，第三种则是以麻葛的精神理解它。从最纯粹的分析空间或从涅槃到雅典的最具体的现实，有一系列原始象征，每一个都能从自身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且，如同巴比伦世界的观念或印度世界的观念，对于其后相继的五至六个文化的人们来说，是遥远的、陌生的和模糊的，同样，西方世界对于还未诞生的文化的人们来说也将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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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宇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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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阿波罗式、浮士德式与麻葛式的心灵
　　一
　　从此以后，我们将用阿波罗式的心灵这个名称（与尼采的用法很类似）来意指古典文化的心灵，这一心灵选择感觉地在场的个别实体作为理想的延展物类型。与之相反，我们则具有浮士德式的心灵，它的原始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度的空间，它的“实体”是西方文化，该文化随着10世纪的时候在易北河与塔古斯河之间的北方平原上罗马风格的出现而大放异彩。luoti(被禁止)塑像属于阿波罗心灵，赋格曲的艺术属于浮士德心灵。体现阿波罗心灵的有：机械静力学、奥林匹亚神的感性崇拜、政治上个体的希腊城邦、俄狄浦斯的宿命以及菲勒斯象征；体现浮士德心灵的则有：伽利略动力学、天主教和新教教义学、巴罗克时代的伟大王朝及其内阁外交、李尔的命运以及从但丁的贝亚德（Beatrice）到《浮士德》第二部最后一行诗句中的圣母理想。以轮廓线来界定单个形体的绘画是阿波罗式的，而借助光和阴暗对比来构型空间的绘画是浮士德式的——这便是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与伦勃朗的油画之间的区别。阿波罗式的生存是希腊人的生存，他描述他的自我是“索玛”（soma），他整个地缺乏内在发展的观念，因此也整个地缺乏实际的历史，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浮士德式的生存是随着对自我的深刻意识和内省而导引出来的一种生存，是在回忆录、反思、反省、展望和良知中所见证到的一种决断的个人性的文化。在奥古斯都时代，在位于尼罗河与底格里斯河、黑海与南阿拉伯之间的那些国家中，出现了阿拉伯文化的麻葛式心灵——尽管离我们很远，但能够通过各种借来的、吸收的和继承的形式同我们交谈——及其代数、占星学和炼金术、它的镶嵌工艺和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它的哈里发政权和清真寺，以及波斯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后古典的”宗教和摩尼教的圣事和塑像。
　　“空间”——此时是在浮士德术语的意义上说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与当下时刻的感觉呈现有着严格的区分，且是阿波罗式的语言，不论是希腊语还是拉丁语，所不能再现的东西。但是，阿波罗艺术所创造的表现空间同样是我们的艺术感到陌生的。早期古典神庙的十分小的内殿（cella）是一种静默的、幽暗的虚无，（最初）一种会腐烂的材料的结构，一种暂时的外壳，与麻葛式的圆殿和哥特式的本殿的永恒穹顶正相对照；其封闭的柱廊直白地传达出这样一个意义：无论如何，对于肉眼来说，这种实体不具有任何内部。在其他文化中，就没有如此重视坚固的地基和基座。多立克柱子是安插在地基中的，主殿常常被觉得是从下往上提升的（而文艺复兴的主殿是漂浮在它们的地基上的），各雕刻学派觉得雕像的稳固是他们主要的难题。因此，在古风时期的作品中，塑像的腿受到不恰当的强调，脚被安置在厚厚的底座上；并且如果衣饰笔直下垂，就要减少一部分折边，以显示出脚是直立的。古典浮雕是严格按照测体积术安置在一个平面上的，在各塑像之间固然有一个内部空间，但没有深度。相反，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风景画不过就是空间，每个细部都不过是空间的图解。在那种空间里，所有的实体都具有一种氛围的和透视的意味，纯粹就像是光和色调明暗处理的传递工具。在处理空间方面，这种脱离世界的极端例子就是印象主义。由于这种世界感，浮士德式的心灵在青春时期必然会导致一个建筑难题，该难题的重心就在于大教堂的拱顶的空间，从入口到唱诗班的位置都是动态的纵深。这一难题最终表现了该心灵的深度经验。但是，与之相联系的，跟麻葛的洞穴式的表现空间正好相反，是一种耸入广袤的宇宙的方面。麻葛式的屋顶，不论是圆拱还是筒拱甚或是巴西利卡式的水平横梁结构，是覆盖式的。斯特泽哥维斯基（Strzygowski）十分恰当地把圣索非亚的建筑理念描述为在一个封闭的外部包装下的一种内倾的哥特式渴念。另一方面，在佛罗伦萨主教堂中，穹顶笼盖着1367年修建的狭长的哥特式主体，同样的倾向在布拉曼特（Bramante）为圣彼得大教堂作的垂直向上的鼓座设计中也出现了，那个鼓座可以说是一个宏伟的“券花”（Excelsior），米开朗基罗以一个穹顶使其臻至完成，这个穹顶高而明亮地漂浮在巨大的拱顶上。古典世界把多立克围廊的象征同这种空间意义对立起来，它的围廊整个地是具体有形的，一下便能尽收眼底。
　　因此，古典文化开始于一个伟大的放弃（renunciation）。一种丰富的、生动的、几乎过分成熟的艺术伸手可及。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年轻心灵的表现，因此，自公元前1100年左右起，出现了一种粗犷的、狭窄的、在我们的肉眼看来贫乏而野蛮的早期多立克几何风格，与米诺斯王宫的风格恰好相反。在与我们的哥特文化的繁荣时期相对应的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古典世界没有任何建筑的迹象，只是在公元前650年左右——与米开朗基罗过渡到巴罗克风格属于“同时代”——多立克和埃特鲁斯坎的神庙类型才出现。所有“早期”艺术都是宗教的，这一象征性的否定与埃及和哥特式的肯定并无什么不同。火葬的观念同场所崇拜（cult-site）而不是建筑崇拜（cult-building）是相一致的；早期古典宗教把自己隐藏在卡尔卡斯（Calchas）、提瑞西阿斯（Tiresias）、奥菲斯、（可能还有）努玛（Numa）这些庄严的名字背后，它只有一些简单的仪式，当去掉建筑，亦即神圣的场所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建筑观念。因而，原始的祀拜设计是埃特鲁斯坎的会堂（templum），这种神圣的场所仅仅由占卜官以一条禁止通行的边界和在东边设立一个吉祥的入口来标记出其在地面的范围。“会堂”就修建在仪式举行的地方或国家权威的代表如元老院或军队的所在地。它存在的寿命取决于它的使用期限，一旦废弃不用，其魔力便会消除。可能只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古典心灵才真正地主导了自己，以致可以用一个建造的实体的可感形式来表达这种建筑的虚无。最终，欧几里得式的情感被证明比单纯不关心使用期限的情感要更强大。
　　相反，浮士德式的建筑同时大规模地兴建于一种新的虔诚[大约1000年时的克吕尼改革（Cluniac reform）]和一种新思想[1050年图尔的贝朗瑞（Berengar of Tours）与兰弗朗克（Lanfranc）之间就圣餐性质的争论]的第一次浪潮的时期，接着立即进入了雄心勃勃的设计；时常，例如在施派尔（Speyer）的情形中，整个社区的人数都不足以装满教堂，还有，时常发现，设计方案也不可能完成。这种建筑的热情的语言也是诗歌的语言。这些诗歌看似与南部的基督教赞美诗和仍为异教徒的北部的《埃达》没有关系，可它们同样暗含有空间上无限的韵律、有节奏的句法和想象。请把《震怒之日》（Dies Irae）同稍早的《沃卢斯帕》（Völuspá）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其中表达了同样坚强的想要克服和打破可见世界的一切阻力的意志。再也没有一种想象的韵律曾像古老北部的韵律那样辐射如此辽阔的空间和距离：
　　灾祸降临——永恒而长久
　　男人和女人——皆世间所生
　　惟我们两个——我和西格尔
　　相依永不分。
　　（Zum Unheil werden——noch allzulange
　　Männer und Weiber——zur Welt geboren
　　Aber wir beide——bleiben zusammen
　　Ich und Sigurd）
　　荷马式的六韵步诗体的重音如正午阳光下发出轻柔声响的树叶，是物质的节奏；但是，《史坦柏雷》（Stabreim），就像近代物理学的世界图象中的“势能”一样，在无尽的虚空中创造了一种强烈的压抑力，就像是高空之巅的黑云压境。在它的摇摆不定的不确定性中，所有的词和物都自行消融了——这是语言的动力学，而不是语言的静力学。同样的情形也表现于《死后重生》（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一诗的庄严韵律中。这其实也预示了伦勃朗的色彩和贝多芬的器乐：在那里，无穷的孤独感就仿佛是浮士德式的心灵的家。瓦尔哈拉（Valhalla）是什么？迁徙时代甚至墨洛温时代的日耳曼人不知道，它是初生的浮士德心灵所想象出来的。毫无疑问，在古典异教徒和阿拉伯基督徒的印象中，它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古代的作品和圣书，废墟、马赛克和袖珍画，这些过去文化的崇拜、仪式和教理，已经在各个方面都融入了新的生活。然而，这种瓦尔哈拉是超出一切可感知的现实性、在遥远而朦胧的浮士德式的地区漂浮的某种东西。奥林波斯山是依存于希腊故土的，教父们的伊甸园是宇宙某处的一个神秘的花园，可瓦尔哈拉不在任何地方。它迷失于无限中，它随同它的不和谐的神灵和英雄一起作为孤独的最高象征而出现。西格弗雷德、帕西伐尔、特里斯坦、哈姆雷特、浮士德，是所有文化中最孤独的英雄。读一下沃尔夫拉姆的《帕西伐尔》中内在生命的神奇觉醒。对森林的向往，对神秘的激情的渴望，对难以言喻的遗弃感的渴念—— 这便是浮士德式的心灵、也只是浮士德式的心灵的一切。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在《浮士德》第一部“复活节”一场中，这一动机带着其全部的丰富性重现了：
　　“有种不可思议的美妙憧憬，
　　驱使我去到原野和森林，
　　千行热泪从我眼中流迸，
　　我感到一个世界为我新生。”
　　这种世界体验，阿波罗式的人或麻葛式的人、荷马或福音书作者，全都一无所知。沃尔夫拉姆诗歌的(禁止)——在令人惊奇的耶稣受难日的早晨一场中，当那位对上帝和他自己都不甚满意的英雄遇到高贵的加万（Gawan），乃决定踏上朝圣之旅前往特维雷曾（Tevrezent）的时候——把我们带到了浮士德式的宗教的核心。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圣餐的神秘，即它能把领受圣餐的人同一个神秘的盟会、同唯一能赐予天福的教会联系在一起。在圣杯和圣杯骑士的神话中，人们能感受到德意志北部天主教信仰的内在必然性。与祭献给特定神庙的单个神的古典牺牲相反，在这里，处处且每天都在重复着一种永无尽头的牺牲。这是 9～11世纪“埃达”时代的浮士德式的观念，它在盎格鲁萨克森的传教士例如温弗雷德（Winfried）那里就已经有所预示，但只是到那时它才趋于成熟。主教堂以及教堂中施行奇迹的高耸祭坛，便是这一观念在石头中的表现。
　　为古典心灵再现科斯摩斯的多样的各别实体需要一个相似的万神庙——因此古代的宗教是多神教。单一的世界书卷，不论它被设想为是洞穴还是空间，则要求麻葛的或西方的基督教的独一神。雅典娜或阿波罗可以由一尊塑像来代表，但是，对于我们的情感来说，显而易见且早已如此的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上帝（Deity）只能是“表现”在一首管风琴赋格曲倾泄而出的旋律中，或是康塔塔和弥撒曲的庄严的行进中。从“埃达”中那些丰富多样的形象和同时代的圣徒传说到歌德，我们的神话的发展情形与古典神话的发展情形始终是相反的——在一种情形中，神界的持续分裂在早期帝国时期神灵的数不胜数中达到了顶峰；在另一种情形中，简化的处理导致了18世纪的自然神论。
　　麻葛式的天界等级制——天使、圣徒、三位一体的位格——在西方假晶现象的领域，已越来越苍白无力，越来越不为人们接受，尽管它得到教会权威的全部力量的支持；甚至魔鬼——哥特式世界戏剧中的伟大的反派角色——也已经从浮士德式的世界感的可能性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路德可能还会对它口诛笔伐，但它早就已经被困惑茫然的新教神学家们默默地打发了。因为孤独的浮士德心灵根本不会同意世界力量的二元性。上帝自身即是大全（All）。大约17世纪末的时候，这种信仰不再局限于图象表现，器乐作为其最后的、唯一的形式语言出现了：我们可以说，天主教信仰之于新教信仰，就如同祭坛的一小块地方之于清唱剧。但是，甚至德意志的神灵和英雄都被这种漠然的冷视和低落的情绪所包围。他们沉浸在音乐和夜色中，因为日光划定了视觉的范围，故而塑造的只是有形之物。夜色隐没了实体，日光隐没了心灵。阿波罗和雅典娜根本没有心灵。南方那透明的、永恒的日光依靠的是奥林波斯山，而阿波罗的时光是正午，其时伟大的潘神（Pan）睡着了。但是，瓦尔哈拉是无光的，甚至在“埃达”中，我们也能追踪到浮士德的书斋的那种深夜，伦勃朗的蚀刻画所捕捉到的和贝多芬的音色所传达的那种深夜。沃坦（Wotan）、巴尔德尔（Baldr）、弗里亚（Freya）都不具有“欧几里得式的”形式。他们如同印度吠陀的神一样，据说不能付诸于“任何塑像或任何画像一类的东西”；这种不可能性暗含着承认了一点：即永恒的空间，而非形体的复制——是对他们的降级，是对他们的亵渎，是对他们的否定——才是最高的象征。这是一种被深刻地感受到的动机，而这一动机正是伊斯兰和拜占廷的圣像破坏风暴的基础（需要指出，此二者都是在7世纪），亦是我们新教的北方十分相似的运动的基础。笛卡儿所开创的反欧几里得的空间分析不就是一种圣像破坏吗？古典几何学处理的是一种白天的数的世界，函数理论则是真正的黑夜的数学。
　　二
　　西方的心灵以其异常丰富的媒介——文字、音调、色彩、图画透视、哲学体系、传说、哥特式主教堂的空间性、函数公式——所表现的东西，也就是它的世界感，古代埃及的心灵（它与所有理论和学问的野心格格不入）几乎唯一地只直接借助石头的语言来加以表现。它不是围绕它的广延的形式、它的“空间”和它的“时间”来对措辞精雕细刻，它没有形成假设、数字体系和教理，而是在尼罗河的景观中默默无声地树起它的巨大象征。石头是无时间的既成物的伟大象征；空间和死亡似乎与它联系在一起。“在人们为活着的人建造之前”，巴霍芬在他的自传中说，“就已经在为死人而建造，甚至由于易腐烂的木结构对于活着的人所享有的时光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对于死者的永久住所就需要地上坚固的石头。最古老的崇拜是与标记埋葬地点的石头联系在一起的，最古老的庙宇建筑是与墓地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装饰的起源是与墓穴装饰联系在一起的。象征已经在墓穴中创造了自身。对着墓穴方向的所思、所感和默默的祈祷，是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只能由预示性的象征来暗示，这象征就立在不变的墓穴这个长眠之地”。死人再也没有欲求。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而只有空间——那是某种原地不动的东西（如果它确实是原地不动的话），是不会向着某个未来成熟起来的东西；因此，只有石头，只有持之以恒的石头，能表现死者是如何在活着的人的醒觉意识中映现出来的。浮士德式的心灵为了追随实体性的目标而寻求一种不朽，寻求与无穷空间的一种联姻，它在它的哥特式的飞升体系（我们可以指出，这与教会音乐中的“连续音”是同时代的）中放弃了石头，直到最后除了这种自我延展内有的深度和高度能量以外，没有什么是可见的。阿波罗式的心灵对死者施以火葬，看着它们形销肉蚀，因此，在它的文化的整个早期时代，还对石头建筑持排斥态度。埃及人的心灵认为自己在走向一条狭窄的、不可挽回的、预定的生命之路，直至最后来到死者的法官面前（“死者之书”，第125条）。这就是它的命运观。埃及人的生存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的过客的生存，他的文化的整个形式语言就是将这一主题译解成可感知的东西。如同我们把无尽的空间看作是北方人的原始象征，把实体看作是古典人的原始象征一样，我们也可以把道路这个词看作是埃及人的原始象征最明显的表现。奇怪的是，而且对于西方思想来说几乎不可理解的是，埃及人所强调的广延中的一个要素是深度上的方向的要素。古王国时期的陵墓，尤其是第四王朝的宏伟的金字塔陵墓，所再现的并不是我们在清真寺和主教堂中所发现的那种有目的的空间组织，而是一种有节奏地安排的空间连续。神圣的道路从尼罗河边的入口建筑，经过甬道、大厅、拱形正堂、有柱廊的房间，越来越窄，直通向死者的居室，同样地，第五王朝的太阳神庙不是“建筑物”，而是由宏伟的砖石结构围合起来的一条道路。浮雕和绘画通常都是排成一行一行，其强烈的印象迫使观看者只能在一个确定的方向观看。新帝国时期由公羊和斯芬克斯像组成的小道也具有同样的目标。对于埃及人来说，支配着他的世界形式的深度经验是如此强调方向，以致他或多或少把空间理解成一个连续的实现过程。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像对待距离这样得到严格的表现。人们必须移动，并且这样让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象征，以便能进入与象征主义的石头部分的关系。“道路”既意指着命运，又意指着第三向度。宏伟的墙体、浮雕、他所穿过的列柱廊，这些是“长度和宽度”；也就是说，仅仅是感官的知觉，而把它们延展到“世界”中的则是向前的生命。因而，埃及人体验空间，我们可以说，是在沿着其显著的要素的行进过程中，且是通过这一过程来体验；而在神庙的外面献祭牺牲品的希腊人就不会感受到神庙本身，我们的哥特世纪的人们则是在主教堂里祈祷，他们让自己沉浸在教堂里的静默的无限中。因此，这些埃及人的艺术必须把目标瞄准平面效果，而非其他，甚至在这一艺术运用立体手段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埃及人看来，国王陵墓上的金字塔必须是一个三角形，一个巨大的、富有表现力的平面，不论人们是从哪个方向走近它，这个平面都应把那“道路”切断，都应统率那里的景观。在他看来，内部通道和正堂的列柱，以及它们的昏暗的背景、它们的密集的排列、它们的铺张的装饰，整个地都显得像是垂直的画片，有节奏地伴随着僧侣们的行进。浮雕作品——与古典世界完全相反——谨慎地限制在一个平面上；在从第三王朝到第五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它从一根手指那么厚减少到一张纸的厚度，最后完全沉没在平面中。以直线、垂直线、直角为主导，并且完全没有透视缩短，支持着两维的原则，直至把这一方向的深度经验孤离起来，使该深度经验最终与道路及其终点的墓穴相叠合。似这等的艺术，是不允许紧张的心灵对浮雕有任何的偏离的。
　　这不正是那种使我们可以设想我们所有的空间理论都能付诸于文字的最高贵的语言的一种表现吗？这不正是石头中的一种形而上学吗——相较之下，康德的诉诸文字的形而上学就像是一种毫无助益的结巴？
　　然而，还有另一种文化，虽则在最基本的方面与埃及文化全然不同，可其中也有一种紧密关联的原始象征。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及其具有强烈的方向原则的“ 道”。但是，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wanders）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让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这里，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所有建筑物所共有的伟大的合规律性和统一性，这种合规律性和统一性与严格保持一条南北向总轴的原则相结合，使入口的建筑、旁侧的建筑、正堂和大厅在同一的同源设计中始终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导向了一种宏伟的设计，一种对地面与空间的绝妙支配，以致人们完全有理由说艺术家们是在用景观本身进行建造和思考。”墓地不是一个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lay-out），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在那里，花园是特殊的佛教教派的反映。能够说明建筑物的营造术及其平展的广延的，就是景观的营造术，且只是景观的营造术，其重点在于强调屋顶实际上就是表现性的要素。如同在建筑中要穿过门户、越过小桥、走过环绕山丘和院墙的曲径，最终才通向终点一样，绘画也会把观者从一个细部引到另一个细部；相反地，埃及的浮雕则支配性地把观者的目光集中在一个设定的方向上。“整个画面不会被一览而尽。时间的连续以空间要素的连续为前提，眼睛通过这些要素游走于其间。”埃及人的建筑是统摄着景观，相反，中国人的建筑是借景。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深度的方向都是将空间的生成当作一种持续在场的体验维持着。
　　三
　　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表现性的语言。而且，在其最早的尝试中——这些尝试可往后追至动物世界——它就是那种只为自身言说的能动的生存的艺术，它丝毫不会想到目击者的存在，尽管在目击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表现的冲动是不会诉诸于言语的。甚至在十分“晚期”的状况下，我们也常常看到，还没有艺术家与观众的结合，而只有一群艺术生产者全体在舞蹈、模仿或歌唱。作为在场众人之总和的“合唱”的观念从未完全从艺术史中消失。“在目击者的面前”，尤其是（正如尼采在某个地方指出的）在作为最高目击者的上帝的面前，只有比较高级的艺术能决定性地变成一门艺术。
　　这种表现，或者是装饰（ornament），或者是模仿（imitation）。两者都是比较高级的可能性，两者彼此间的极性在最初几乎是感觉不到的。在这两者当中，模仿肯定更早一些，且与生产性的种族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模仿是第二人称的观相观念的结果，正是由于它（或那种东西），第一人称才不自觉地被引诱进入到生命节奏的谐和中；相反，装饰是自我对自身的特殊特征产生意识的证据。前者广泛遍及动物世界，后者则几乎为人类所特有。
　　模仿产生于所有宇宙事物的秘密节奏。对于醒觉的存在而言，太一（One）似乎是分离的和扩展的；在它那里，有一个此与一个彼，一个固有的与一个外来的，一个小宇宙与一个大宇宙，它们在感觉生命中彼此是极性的，模仿的节奏的作用就是充当这种二分的桥梁。每种宗教都是醒觉心灵为接通周围世界的力量而作出的努力。模仿也是这样，它在最全神贯注的时刻整个地就是宗教的，因为它就是内在的能动性在作为心灵及形体的“此”与作为周围世界的“彼”之间的一种同一性，是两者的合一，一方变化了，另一方也随之变化。如同鸟儿在暴风雨中保持身体的平衡或浮标随波浪而动一样，我们的手指也会随进行曲的行进而不由自主地打着节拍。对他人的举止和动作的模仿也是会传染的，其中儿童尤其擅长此道。当我们“陶醉于”大家都熟悉的歌曲或进行曲或舞曲中的时候，这种传染性便达至了最高境界，因为这时，从许多单位中创造出了一个情感和表现单位，亦即一个“我们”。但是，一件“成功的”人物画或风景画也是画面的活动同画外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秘密律动在感觉中达至和谐的结果；正是观相的节奏的这种实现，要求绘作者必须是一个能在画面上把描绘对象的观念和心灵揭示出来的老手。在某些时刻，当我们毫无保留地投身于这种模仿时，我们全都是这样的老手，并且在这样的时刻，当我们在一个超乎感觉的节奏中跟着音乐和面部表情的表演而动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透过细微末节窥见到那伟大秘密。所有模仿的目标都是力求逼真；这意味着要强有力地让我们自己同化到一个陌生的东西中——这是一种换位（transposition）和变体（transubstantiation），从此以后，那太一便生活在它所描述或描绘的他一（Other）之中—— 而且这种力求逼真的模仿可以在各个方面唤起一种高度的一致感，从默默的吸纳和默认到最肆无忌惮的嘲笑以至性爱的最后的深度，这种一致是与创造活动不可分离的。从这种模仿中，出现了大众的圈舞[例如，巴伐利亚的“击鞋舞”（Schuhplattler）原本是从模仿山鹬的示爱舞步来的]，但这也是瓦萨里（Vasari）称赞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Giotto）是第一批返回模仿“自然”的人的时候所指的意思。这个自然即是青春时期的人们的自然，是迈斯·艾克哈特（Meister Eckart）的话中的所说的东西：“上帝是在所有生物中流溢出来的，所以所有的造物皆是上帝。”在这个周围世界中作为运动呈现出来让我们沉思的东西—— 因此亦是包含着我们的情感的意义的东西——我们通过运动而领会它。因此，所有的模仿，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都是戏剧性的；这戏剧性是在笔法或凿子的运动、歌曲的旋律线、宣叙的音调、诗歌的韵脚、事物的描述、舞蹈的步法中被呈现的。但是，我们在看和听中、且用看和听所体验到的一切，总是一个陌生的心灵，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和它结合在一起。只有在大都市的阶段，被理性所肢解和非精神化的艺术才会转向现今所理解的自然主义；也就是说，它模仿的是能够被科学地确定的可见外表的魅力和可感特征的主干。
　　接着，从模仿中分离出了装饰，成为一种不再追随生命的川流、而是刻板地面对那川流的东西。我们再也不是在陌生的存在中偷听观相的特征，我们已经建立了动机、象征，把它们刻印在那陌生的存在身上。我们的意图不再是为了假托（pretend），而是为了施法（conjure）。“我”来制服“你”。模仿只是一种利用手段的言说（speaking），这些手段就产生于当时，且是不可复制的——而装饰则是运用从言说中解放出来的语言，运用那具有绵延期、且根本不受个体支配的各种已有的形式。
　　只有活生生的事物能被模仿，且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被模仿，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对艺术家和观众的感官呈现自身。在那一意义上说，模仿属于时间和方向。所有为眼睛和耳朵而存在的舞蹈、素描、描述、肖像，不容置疑地是“有方向的”，因而模仿的最高可能性就是再现命运，不论是用音调、诗句，还是用图画或舞台。反之，装饰是摆脱了时间的某种东西：它是纯粹的广延，是固定的和平稳的。模仿是通过实现自身来表现某物，而装饰则只能通过把一已完成物呈现给感官来这么做。所以，它即是存在本身，是整个地独立于本源的。每种模仿都具有开始和结束，而装饰只具有绵延性，因而我们只能模仿一个个体的命运[例如，安提戈涅或苔斯狄蒙娜（Desdemona）]，而只有通过装饰或象征，我们才能够再现一般化的命运观本身（例如，多立克柱子所再现的古典世界的命运观）。前者只以创作才能作为前提，而后者还要求一种可获得的知识。
　　所有严谨的艺术，其形式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和句法，以及规则和法则、内在逻辑和传统。不仅对于多立克的小神庙和哥特的乡村教堂，对于埃及与雅典的雕刻流派和法国北部的教堂塑像，对于古典世界的画派和荷兰、莱茵河流域及佛罗伦萨的画派，都是这样；而且对于北欧吟唱诗人（Skalds）和德国吟游诗人（Minnesänger）当作一种技艺来学习和实践的固定规则（不仅包括对句子和音步的处理，而且包括对姿势和意象的选择），对于吠陀的、荷马的和凯尔特-日耳曼的史诗的叙事技巧，对于哥特式布道（包括方言和拉丁语）的谋篇布局和宣讲方式，对于古典时期雄辩家的散文，对于法国戏剧的规则等等，也都是这样。而在一件艺术作品的装饰风格中，所反映的是大宇宙的不可违反的因果律——如同某一特殊类型的人所看到和理解的那样。这两者都有体系。每一个都充满了生命的宗教方面——恐惧和爱。一个真正的象征既可以向人灌输恐惧，也可以使人摆脱恐惧；“正确”的象征具有解放的作用，“错误”的象征具有伤害和压制的作用。相反，艺术的模仿方面更接近于恨和爱的真正种族情感，从这些情感中，会产生丑和美的对立。这些都只与活生生的东西有关，它的内在节奏迫使或驱使我们进入与之相关的阶段，不论那是晚霞的阶段还是机器紧张喘息的阶段。模仿是美的，装饰是有意义的，在这里有着方向与广延、有机逻辑与无机逻辑、生命与死亡的区别。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即是“值得复制的”。它随我们而轻快地起舞，它驱使我们去模仿，去加入歌唱，去重复。我们的心跳加速，我们的脉搏急速地跳动，我们变得亢奋起来，直至我们的精神涌动不息。但是，由于它属于时间，所以它“有自己的时间”。象征则要求持久，而一切美丽的东西会随人、阶级、民族或种族的生命脉动而一起消失，那种生命脉动觉得它就像是一般宇宙节奏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古典雕塑和诗歌在古典人的眼里所呈现的“美”，与它们在我们眼里所呈现的美是不同的——它会随着古典心灵一起而不可挽回地消亡——我们在那里面认为美的东西只是对我们而存在的。不仅如此，在一种人看来自然为美的东西，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是自然为丑的——例如我们的所有音乐之于中国人，或墨西哥人的雕塑之于我们。对于同一种生命而言，由于其具有持久性这一事实本身而使人觉得习以为常的、习惯的东西是不可能美的。
　　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每一艺术在其最深处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对立。模仿是一种精神化，是一种激励；装饰是一种魅惑，是一种谋杀。一个是生成，另一个是既成。因此，一个与爱、尤其——在歌唱、放纵和舞蹈中——与使生存面对未来的性爱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是与对过去的关切、与回忆和葬礼结合在一起的。美的东西被充满渴念地追求着，有意义的东西则是灌输恐惧，没有什么对立能比活着的人的住所与死人的住所之间对立更为深刻的了。农民的村舍及其派生物，如乡村贵族的厅堂，被围起来的城镇与城堡，都是生命的宅第，是流转不息的血液的无意识表现，它们不是艺术所能创造的，也不是艺术所能改变的。家族的观念就显示在祖宗堂的设计中，世系的内在形式就显示在其村落的设计中——在许多世纪以后，在经历许多房主的变迁以后，仍然能显示出是何样的种族创建了它们——一个国邦的生活及其社会秩序就显示在城市的设计中（不是它的高度和侧影）。另一方面，高级的装饰是在死亡、骨灰盒、石棺、石碑、死者的陵墓等一系列僵硬的象征上来发展自身，除此之外，还有神灵的庙宇和教堂，它们完完全全是装饰，不是某一种族的表现，而是一种世界观的语言。它们完完全全是纯粹的艺术——恰如城堡和村舍不是这种东西一样。
　　因为村舍和城堡是艺术、尤其模仿性的艺术在其中被创作和制作的建筑物，是吠陀的史诗、荷马的史诗、日耳曼的史诗、武功歌、乡下人的舞蹈、领主和夫人们的舞蹈以及吟游诗人的故乡。相反，教堂是艺术，而且是唯一的不模仿任何东西的艺术；只有它是持久形式的纯粹张力，是体现在边、面、体上的纯粹三维逻辑。但是，村庄和城堡的艺术是源自于当时的倾向，源自于宴饮和游戏上的喧哗和兴奋情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时间的，是机遇的产物，“行吟诗人”这个名称就得自于发现，而即席创作——正如我们在今天的吉普赛音乐中所看到的——不过是种族性在时机的影响下对陌生的感觉的表现。所有精神性的艺术都把严格的学派同这种自由的创造力对立起来，在那些学派中，个体——在赞美诗中跟在建筑和雕刻作品中一样——是无时间的形式的逻辑的奴仆，因此在所有文化中，其风格史的开端都位于早期的祀拜建筑中。在城堡中，具有风格的是生活而不是结构。在城镇中，设计是一个民族的命运的影像，而拔地而起的尖塔和圆顶的侧影所诉说的只是建造者的世界图象中的逻辑，是他们的宇宙中“最初的与最后的事物”。
　　在世俗生命的建筑中，石头服务于一个世俗的目的，但在祀拜的建筑中，石头只是一个象征。没有什么东西对伟大建筑的历史的危害有如这样一个事实：把建筑的历史看作是建筑技术的历史，而不是看作发现建筑技术且在那里形成技术表现手段的建筑观念的历史。音乐乐器的历史也是这样，它们也是在某一调式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拱肋、飞扶壁、突角拱穹顶是特地为伟大的建筑设想出来的，还是或多或少业已存在的、随手拿来就用的权宜手段，对于艺术史来说，这个问题同弦乐器在技术上是源自阿拉伯还是源自凯尔特人的不列颠这个问题一样，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事实上，就制作者的身份而言，多立克柱子是借自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神庙，晚期罗马的圆屋顶构造是借自埃特鲁斯坎人，佛罗伦萨的法院建筑是借自北非的摩尔人。不过，多立克柱廊、万神庙（Pantheon）、法尔内塞家族的府邸（Palazzo Farnese）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是三种不同文化的原始象征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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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宇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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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因此，在每个文化的青春时期，肯定都会有两种装饰性的而非模仿性的艺术，即建造物（building）的艺术和修饰（decoration）的艺术。而在它之前，在那些希冀、酝酿的世纪里，基本的表现只能是属于狭义的装饰（Ornamentation）。例如加洛林时期，只能以它的装饰——比如建筑 ——作为代表，而由于缺乏理念，其建筑只能居于两种风格之间。同样地，就艺术史而论，迈锡尼时代的建造物没有一件遗迹留下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随着伟大文化的出现，突然产生了作为装饰的建筑，并且由于其巨大的表现力，以致仅仅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单纯的修饰本身就萎缩没落，敬畏地从那种建筑中退缩了。只剩下石头的空间、表面和棱角在言说。海夫拉（Chephren）的陵墓是数学简洁性的顶峰——到处都是直角、正方形和方形柱，哪里都没有装饰品、碑铭或莹记（desinence）——并且，只是在几代人过去之后，浮雕才胆敢冒犯那些空间的庄严魔力，张力才开始有所缓和。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Westphalia-Saxony）[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格尔纳罗德（Gernrode）、鲍林泽拉（Paulinzella）、帕德博恩（Paderborn）]、南部法国以及诺曼人的地区[诺里奇（Norwich）和彼得伯勒（Peterborough）]那高贵的罗马风格曾力图在一条线上、一个柱头上、一个拱门上赋予整个世界感一种难以言传的力量和尊严。
　　当文化青春时期的形式世界达到其最高峰时——而不是在此以前——命定的关系是：建筑为主，装饰为仆。“装饰”这个词在此是在最大可能的广泛意义上使用的。甚至按照常规，它涵盖了古典的单位动机，如静默的均衡对称或波形饰附件、阿拉伯风格的纹饰表面以及玛雅艺术的有点类似的表面样式、西周时期的“涡旋样式”（Thunder-pattern）及其他样式——它们再一次证明了景观毫无疑问是古代中国建筑的基础。但是，狄甫隆陶瓶的武士画像也是以装饰的精神构想的，并且，在更高程度上说，哥特式主教堂的塑像群也是如此。“这些形象是从观者的角度依立柱的方向布置的，而立柱的人像，就观者的角度而论，就像一首在各个方向向着天空扩散和传播其音响的交响曲中有节奏的形象一样彼此排列着。”除服饰、姿势和人物类型以外，甚至教堂音乐中唱诗班的结构和各个分组的平行运动也都是服务于居于绝对主导的建筑观念的装饰品。伟大的装饰的魔力一直是牢不可破的，直至“晚”期之初，建筑才堕落变成了一系列市民的、世俗的门类艺术，不停息地致力于令人愉悦的、机敏的模仿，并事实上成为了个人性的。那对时间和空间业已说过的话同样适用于模仿和装饰。时间产生空间，但空间消灭时间。在起初，僵硬的象征主义使一切活生生的东西石化了；哥特式的塑像是不容许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的，而只是一组以人体形式配置的线条。但是现在，装饰失去了其全部的被神圣化的僵硬性，越来越变成一种文雅的和举止有度的生活的建筑背景的修饰。文艺复兴的趣味被北方的朝廷和贵族世界（且只是被它！）纯粹当作这种东西，亦即当作一种美化的要素所采用。装饰的意味，在埃及的古王国与在中王国，在12世纪末期与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是全然不同的。而且，建筑也变成了描绘性的，并创造了类似的音乐，它的形式似乎总想模仿周围世界的图象中的某个东西。我们由此从爱奥尼亚柱头进展到科林斯柱头，从维尼奥拉中经贝尔尼尼进展到罗可可风格。
　　终于，当文明到来的时候，真正的装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整个伟大的艺术消亡了。其过渡形式就是——在每一文化中——这样或那样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前者是对早已存在的古代的和无心灵的装饰（规则、定律、类型）的一种滥情，后者则是一种模仿的滥情，不是模仿生命，而是模仿一种更古老的模仿。我们发现，建筑的趣味取代了建筑的风格。绘画的方法与写作的样式主义，不论是采取旧的形式还是新的形式，也不论是出自本土或是来自异邦，都只是随时髦的潮流而此生彼灭。不再有内在的必然性，不再有“学派”，因为每个人选择什么和从哪里选择都是随心所欲。艺术变成了工艺，且在所有门类中都是如此：建筑和音乐、诗歌和戏剧；最终，我们具有了一套图绘的和文学的惯用手段，缺乏任何深刻的意义，且依趣味决定其运用。我们面前所具有的，就是装饰的这一最终的或工业的形式——不再是历史的，不再处于“生成”的状态——不仅在东方地毯的样式中、在波斯和印度的金工的样式中、在中国瓷器的样式中，而且在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见到的埃及（和巴比伦）艺术中，都是这样。克里特岛的米诺斯艺术是纯粹的工艺品，是埃及的后喜克索趣味在北方的分化物；与之“同时代的”希腊化-罗马艺术大约从西庇阿和汉尼拔时代起也同样地服务于追求舒适的习惯和才智的展示。从罗马内尔瓦广场（Forum of Nerva）的修饰丰富的柱楣到后来西方的地方陶瓷，我们都可追踪到某一不可改变的工艺的稳固的构成，这种构成我们在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同样可以找到，并且我们可以假定在佛陀以后的印度和孔子以后的中国也同样能看到。
　　五
　　故而，主教堂和金字塔陵墓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且恰恰是在这些不同中，我们可以把握住浮士德心灵的强有力的现象，它的深度冲动拒绝去与一条道路的原始象征联系在一起，并且从刚刚开始起，它就渴望着超越每一视觉的局限。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伟大的萨克森人，如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和霍亨斯陶芬的皇帝——他们之所以遭致失败，是因为他们无视所有的政治现实，在他们看来，承认任何边界就等于是背叛他们的统治观念 ——的政治野心更为埃及的国家概念所不容呢？在这里，无穷空间的原始象征及其所有不可言喻的力量，进入了能动的政治生存的领域。除奥托诸帝（the Ottos）的形象以外，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亨利六世（Henry Ⅵ）和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的形象代表着北欧海盗-诺曼人，他们是俄罗斯、格陵兰、英格兰、西西里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还有伟大的教皇，如格列高里七世（Gregory Ⅶ）和英诺森三世——他们的目标同样是想使他们的可见的影响范围施及整个已知的世界。这正是始终漫游在无限中的圣杯骑士、亚瑟王和西格弗雷德传说的英雄与地理视野上温和得多的荷马的英雄的区别所在；也是把人们从易北河和卢瓦尔河引到已知世界的尽头的十字军与古典心灵借以创作《伊利亚特》的历史事件的区别所在——我们从那一心灵的风格中可以可靠地认定这些事件是局部的、有限的、完全可以理解的。
　　多立克心灵实现的是具体在场的个别事物的象征，同时还有意地拒绝所有远大的、影响深远的创造，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后迈锡尼的第一个时期才没有给我们的考古学家留下任何东西。这种心灵最后获得的表现，就是多立克神庙及其纯粹外部的效果，它把景观当作是一种块状的意象，但否认并在艺术上看不起内部空间，认为内部空间是一种非存在，根本不可能存在。埃及人的列柱支撑着大厅的屋顶。希腊人借用了那一主题，但赋予了它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意义——使内部建筑类型与外部完全分离。外部的柱廊一定意义上就像是一个被否定的内部的浮雕。相反，麻葛心灵和浮士德心灵是建造高度。当穹顶被置于具有象征意义的内部空间之上时—— 其结构预期分别采用了代数的数学和分析的数学——它们的梦中意象就变得具体了。在从勃艮第和佛兰德斯扩散开来的风格中，肋形拱门及其弦月窗和飞扶壁使围合的空间从包围自身的、可为感官所感知的表面中解放出来了。在麻葛式建筑的内部，“窗户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构件，还只是一种功用形式，远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说得粗率一点，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开孔。”当窗户实际上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的时候，出于艺术印象的缘故，它们还是被柱廊遮挡着，例如在东方的巴西利卡中。相反，作为建筑的窗户，是浮士德心灵所特有的，是这一心灵的深度经验最重要的象征。在它那里，可以感觉到一种想从内部向无限升腾的意志。同样的意志，也蕴涵在与这些拱门同宗的对位音乐中。首要的是，这种音乐那缥缈无形的世界，曾经是且仍然是哥特式的，甚至当很久以后，复调音乐升至“马太受难曲 ”（Matthew Passion）、“英雄”（Eroica）、“特里斯坦”和“帕西伐尔”那样的高度的时候，它因为内在必然性而成为了教堂式的，它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十字军时代的石头语言。为了摆脱古典的形体性的一切踪迹，浮士德式的建筑竭尽全力采用了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装饰，这种装饰以其对植物、动物和人做的不可思议的印象变形[莫阿萨克的圣皮埃尔教堂（St.Pierre in Moissac）]，来抗拒石头的限制力量，它把建筑的所有的线条都融入某一主题的旋律和变调中，把所有的立面都融入多声部的赋格曲中，把其雕塑的所有形体性都融入服饰皱折的音乐中。正是这种精神，赋予了我们的教堂窗户的巨大玻璃幕墙以深刻的意义，这些玻璃幕墙上绘有色彩缤纷的、半透明的且因此整个地无形体的绘画——这是西方文化的时空中所独有的一种艺术，与在古典壁画中所能想象到的形式恰好形成最完全的对照。在巴黎的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中，对形体性的这种摆脱可能是最为明显的。在那里，石头实际上消失于玻璃的微微鳞光中。而壁画同墙壁合为一体，它就画在墙壁上，且随墙壁一起发展变化，它的颜料作为材料是富有表现力的，在这里，我们运用颜料并不依承荷它的表面而定，而是有如管风琴的音符，在空间中自由地运动，而建筑的形态，也在无穷中保持着平衡。请把这些教堂的浮士德精神——近乎没有墙壁、高耸的穹顶、五彩斑斓的光的漫射、从中殿到唱诗席的升腾——同阿拉伯式的（亦即早期基督教的拜占廷式的）圆顶教堂比较一下。阿拉伯式的穹顶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巴西利卡或八角形主座的上空，它实际上也是对古典建筑在线脚和柱子中所体现出的自然重力原则的胜利；它还是对建筑形体、对“外部”的一种抗拒。但是，建筑外部的缺乏本身尤其强调了墙体的未被打断的连贯性，墙体把一切关闭在洞穴中，不容许有任何脱离它的想法和希望。一种巧妙地混合的球面形式与多边体形式的相互渗透；一件重荷如此巧妙地置放在一个石鼓上，以致看起来像是没有重量地悬浮在高空，然而又封闭了内部空间，没有一条出口可寻；所有结构的线条都被隐藏起来；通过圆顶中心部位的一个小开孔照射进来、但仅仅是为了更加突出地强调墙体的封闭性的模糊的光线——这一切便是我们在拉韦纳的圣维塔莱教堂（S. Vitale）、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耶路撒冷的岩顶穹顶寺（Dome of the Rock）这些艺术杰作中所看到的。埃及人把浮雕刻意地放置在平坦的底座上，为的是避免侧面深度的任何比例缩短的暗示，而哥特式建筑师在玻璃上绘画，为的是在没有平坦的底座的空间世界中进行描绘，麻葛式的建筑师则在墙上贴上眩目的、以金黄色为主调的马赛克和阿拉伯图案，因此他是把他的洞穴浸淫在非现实的、童话般的光中，而对于北方人来说，这种光在摩尔人的艺术中也一直具有诱惑力。
　　六
　　因此，伟大风格的现象是大宇宙（Macrocosm）的本质的流溢物，是一种伟大文化的原始象征的流溢物。谁不能充分地理解“风格”一词的内涵，认识到它指的不是一种形式集合，而是一种形式史，谁就不能把原始人类那片断的和混杂的艺术语言同历经多个世纪不断发展的一种风格的可理解的确定性结合在一起。只有伟大文化的艺术具有风格，这种艺术不再是唯一的艺术，它已经开始成为表现和意义的一种强有力的单元。
　　一种风格的有机历史总包含有一个“前”历史、一个“非”历史和一个“后”历史。埃及第一王朝的那一大堆刻板还不具备“埃及风格”。直到第三王朝时期，其作品才开始获得自己的风格——但那时，它们是十分突然但也十分明确地获得其风格的。类似地，加洛林时期则居于“多种风格之间”。我们看到那时接触到和探索了不同的形式，但没有一种获得内在必然的表现。亚琛大教堂（Aachen Minster）的建造者“思之凿凿，建之凿凿，但无法感之凿凿。”维尔茨堡（Würzburg）城堡（公元700年左右）中的圣母礼拜堂（Marienkirche）在萨洛尼卡（Salonika）[圣乔治教堂（St.George）]可以找到它的对应体；而具有圆顶和马蹄形壁龛的佩雷的圣杰米格涅教堂（Church of St. Germigny des Près）（约800年）几乎就是一个清真寺。并且，今日的俄罗斯艺术也是介于两种风格之间。原始的木构建筑及其陡峭的八边形帐篷顶（tent- roof）（从挪威一直迤俪至于满洲里），带有来自多瑙河上游的拜占廷动机的遗韵，而亚美尼亚-波斯的动机，则似乎是来自上高加索。我们当然会感觉到俄罗斯心灵与麻葛心灵之间的一种“有选择的亲缘关系”，然而，俄罗斯的原始象征，即没有边界的平面，在宗教和建筑中都没有获得确切的表现。教堂屋顶微微隆起，像小丘一般，但很少采用借景，而帐篷顶就座落在它的上面。帐篷顶的尖端还戴着被称作“柯柯施尼卡”（kokoshniks）的缀饰，压制和削弱着向上的倾向。它们既不像哥特式的钟楼那样耸立着，也不似清真寺的圆顶那样形成一种围合，它们只是座落在那里，因此强调了建筑的水平性，这种水平性的意义只能从外部来理解。当1760年左右的宗教会议（Synod）禁止采用帐蓬顶、规定只能采用正统的洋葱式圆顶的时候，沉重的圆顶被置放在纤细的圆墩上，圆墩的数目没有限定，它们都立在屋顶平面上。这还不是一种风格，只是一种风格的前兆，当真正的俄罗斯宗教觉醒的时候，这种风格才告觉醒。
　　在浮士德式的西方，这种觉醒在公元1000年以前不久发生了。在当时，罗马式风格盛行，突然出现了一种严格的动态的空间，取代了座落在不安全的地基设计上的流动的空间组织。从这时开始，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都被置于一种固定的关系中，墙壁为形式语言所渗透，那施展于墙壁上的形式是其他文化所未曾想象过的。也是从这时开始，窗户和钟楼被注入了各自的意义。其形式是预先就注定了的。只有它的发展仍需假以时日。
　　埃及的风格则始自于另一种类似的创造行为，它同样是无意识的，同样充满象征性的力量。道路的原始象征在第四王朝（公元前2930年）肇始之时突然出现。这种心灵在创造世界时的深度经验从方向因素本身获得了其实质。空间深度作为僵化了的时间、距离、死亡和命运本身支配着表现，长和宽的单纯的感觉向度成为一种护航式的平面，限制和规定着命运的道路。埃及的浅浮雕在设计上适合在近距离观看，且是连续排列，为的是使观看者能按规定方向沿着墙面看过去。这种浅浮雕的出现同样很突然，大约是在第五王朝初期。稍晚，斯芬克斯雕像、人像和石头的阶梯式陵墓的组合，更加强化着埃及人的世界所知道的那一趋向某一终点即坟墓的倾向。这只要看一下早期的柱廊如何不久就变成了巨大的、围合的、隔断了所有侧面角度的柱式体系，就可以清楚这一点了。这种形式在其他任何建筑中从未出现过。
　　这种宏伟的风格在我们看来是僵硬的和缺乏变化的。它当然与那种一直在追求着和恐惧着的激情没有了关系，因此只能赋予在几个世纪的川流中无有止息的个人运动以众多附属的特征。但是，反过来，我们不用怀疑，浮士德风格（这是我们的风格，从最初的罗马风格到罗可可和帝国风格）因为是对某个东西永无止息的持续追寻，故而其之于一种埃及风格来说，它的一致性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大。我们不要忘记，根据我们在此所运用的风格的概念可知，罗马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巴罗克风格、罗可可风格，皆只是同一个风格的各个阶段，在那一风格里，我们所看到的当然是一个可变的东西，而在具有不同眼光的人们的眼里，它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从实际的事实来看，北方文艺复兴的内在统一性，既显示在巴罗克时期罗马风格的作品数不胜数的重构中，也显示在罗可可时期晚期哥特作品的无数重构中，这一点也没什么惊奇的。在农民的艺术中，哥特风格和巴罗克风格是同一的，古老城镇的街道及其形形色色的山墙和正立面形成的纯粹和谐（在那里面，可归之于罗马风格或哥特文艺复兴风格或巴罗克风格或罗可可风格的确定属性通常是根本不可能的）显示出，家族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远比它们自身所认识到的要大。
　　埃及风格是纯粹建筑的，直至埃及心灵衰竭时都还是如此。唯有在这种风格中，装饰作为建筑的一种修饰性的补充，整个地是缺乏的。在这种风格中，是不允许娱乐艺术、供展示用的绘画、半身塑像、世俗音乐等等分支存在的。而在爱奥尼亚阶段，古典风格的重心，已从建筑转移到了一种独立的雕塑艺术；在巴罗克阶段，西方风格的重心转到了音乐，其形式语言转而支配了18世纪的整个营造艺术；在阿拉伯世界，自查士丁尼和科斯罗埃斯-努施尔伐（Chosroes- Nushirvan）以后，阿拉伯风格的图案把建筑、绘画、雕塑的所有形式都融入了现今我们称作工艺品的风格—印象中。但是，在埃及，建筑的统治地位从未受到挑战；仅仅是它的语言有所软化。在第四王朝的金字塔-陵墓（如海拉夫的金字塔）的陵寝中，出现了没有饰缀的多边形柱子。在第五王朝的建筑物（如萨胡里的金字塔）中，出现了装饰有植物的柱子。石头的莲饰和纸莎草枝条从代表着水面且由紫色围墙包围着的透明的雪花石路面高高地伸出。天顶上则缀饰有鸟和星星。从入口建筑到陵寝的神圣之路就像一条川流，代表着生活的图象——尼罗河本身与方向的原始象征合一了。故土景观的精神同源自于此的心灵结合在一起了。
　　在中国，虽不曾有激起人敬畏的塔门及其厚重的墙体和狭窄的入口，但却有把道路隐蔽起来的“精神之墙”[茔碑（yin-pi）]。中国人一俟来到这个世间，从此以后便追随那作为生命之途的“道”；如同黄河那高低起伏的风景可比之于尼罗河谷一样，中国园林建筑那千转百回的曲径，恰与埃及用石头围合起来的陵墓道路相对应。同样地，如同欧几里得式的生存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而同爱琴海众多的岛屿和海岬联系在一起一样，那遨游于无穷之境的热情的西方，则是与法兰克尼亚、勃艮第和萨克森的广阔平原联系在一起的。
　　七
　　埃及风格是一种勇敢的心灵的表现。对于它的严峻与力量，埃及人自己丝毫不觉得，也从不论断。他敢于面对一切，但不置一词。相反，在哥特风格和巴罗克风格中，对重力的胜利成为形式语言的一种完全有意识的动机。莎士比亚的戏剧公开处理意志与世界的致命冲突。古典人面对“强力”时也是软弱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恐惧和怜悯的καθαρσιs（净化），或者说阿罗波心灵在περιπετεια（突转）的时刻所获得的放松和恢复，是阿提卡悲剧念念在兹的效果。希腊观众在看到他所知道的某个人（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神话及神话英雄，并且就生活在他们当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命运的肆虐，面对强力完全束手无策的时候，或者他在看到那些英雄们义无返顾、悲壮赴死的时候，他自己的欧几里得式的心灵便获得一种惊人的提升。如果说生活不值得一过，那在失去它的时候就决不会有如此伟大的风范。希腊人无欲无刚，但他在承受中发现了一种激励人的美。甚至早期的《奥德修斯》中的人物也都有忍耐的美德，尤其阿喀琉斯，他是希腊男子汉的典范，他们都具有他这样的典型品质。犬儒派的道德、斯多葛派的道德、伊壁鸠鲁（Epicurus）的道德、σωφροσυνη（克制）和 αταραξια（镇定）的共同希腊理想、第欧根尼（Diogenes）的在浴缸里的θεωρια（思考）——所有这一切都标记着面对严峻的事实和责任时的怯懦，与埃及心灵的自负确实是不同的。阿波罗式的人推崇隐遁的生活方式，甚至为此而走上自杀之路，唯有在这种文化中（如果我们忽视某些有关的印度理想的话），自杀被视为一种高级的伦理行为，因而受到一种仪式象征的庄严对待。狄奥尼索斯式的狂喜就像是一种酣醉，这是埃及心灵所全然不知的。故此，希腊文化是一种小巧、轻快、简朴的文化。它的技术，与埃及文化或巴比伦文化的技术相比，是一种巧智的淫技。没有一种装饰像希腊人的装饰那样乏有发明，他们的雕刻的位置和姿势全都取决于某几个人。“由于形式贫乏——这是十分显著的，甚至于可以说，在其发展之初可能还比后来的情况要好一些——多立克风格把一切都系于比例和尺度上。”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在避免这不足上又是何其巧妙！希腊建筑及其荷重和承重墙的相称以及它特有的小尺度暗示了对难以处理的建筑难题的一种持久规避，这些难题，在尼罗河以及后来在最北方，实际上也都看到了，甚至在迈锡尼时代就已经知道了，当然也都没有得到解决。埃及人喜欢巨大的石制建筑物；这与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一致的，即他们只选择最难的作为他们的任务。但是，希腊人避免这种建筑；他的建筑自始便把小尺度作为自己的任务，故而不再把石头堆砌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此等建筑总体地考查一下，再把它同埃及、或墨西哥、甚或西方建筑的整体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惊奇于那一风格脆弱不堪的发展。多立克神庙只有为数不多的变化，且已经被用尽了。大约公元前400年的时候，随着科林斯柱头被发明，希腊建筑也已告终结，接下来的一切仅仅是已有的东西的修正。
　　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形式类型和风格种类几乎全盘的标准化。人们可以在其中选择一种，但对于它们严格的限定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某个方面说，这些限定已经涵盖了无限的可能性。有三种柱式体系，对应于每一体系，又有一种确定的线脚安排；为处理三陇板和排档间饰的交错在角上所产生的困难[维特鲁威（Vitruvius）早就将这视作是一个矛盾]，紧邻的各柱子的间距被缩小——没有人认为还能想出新的形式去适合那种情形。如果想要更大的开间，那就只有通过附加要素的迭加、并置等等来满足需要。因而，罗马大斗兽场（Colosseum）有三层列柱，米利都的狄德玛神殿（Didymaeum）前面也有三列柱廊，帕加马的巨人檐壁（Frieze of the Giants）是一系列看不到尽头的个别的和不连贯的动机。散文的风格类型和抒情诗、叙事和悲剧的类型也同样如此。一般来说，在基本形式上所花费的精力限于最低限度，艺术家的创造力被用于细部的精雕细琢。这是对静态类型的一种静态处理，它与永不停息地创造新类型和新形式领域的浮士德风格的动态丰富性形成了最尖锐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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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宇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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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伟大的风格进程中来看一下这个有机体。在此，如同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歌德是第一个具有这种视觉能力的人。在他的《论温克尔曼》一文中，他评论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Velleius Paterculus）说：“基于他的立足点，他不会把所有艺术看作是像其他所有有机体一样有着一个难以觉察的开端、一个缓慢的成长、一个辉煌的完成时刻以及一个逐渐的衰亡过程的活生生的东西，尽管它是呈现在个体的背景中。”这句话概括了艺术史的整个形态学。风格不是像波浪或脉动—节律那样一个接着一个。不是艺术家的个性、意志或心智创造了风格，而是风格塑造了艺术家的类型。风格，像文化一样，是最严格的歌德的意义上的一种原初现象，不论是艺术、宗教或思想的风格，还是生命本身的风格。如同“自然”一样，风格是觉醒的人的一种历久弥新的经验，是他在周围世界中的对应体（alter ego）和镜象（mirror-image）。因此，在一种文化的一般历史图象中，只能有一种风格，即文化的风格。过去的错误在单纯处理风格的各个阶段 ——罗马风格、哥特风格、巴罗克风格、罗可可风格、帝国风格——的时候就出现了，仿佛它们是和属于完全不同层面的单位诸如埃及风格、中国风格（甚或一种“ 史前”风格）处于同一层次的一些风格。哥特风格和巴罗克风格不过是同一形式类型的青春和老年时期，分别是西方风格正在成熟的时期和已经成熟的时期。在我们的艺术研究中，所缺乏的是对先入之见、对追求抽象的意志的超然和摆脱。除了在处理我们自身的时候有这样的麻烦以外，我们还对每一给我们留下强烈印象的形式领域进行分类，将其作为一种“风格”。不用说，我们的见识已经因为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而被进一步引向了歧途。但实际上，甚至最严格的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一件杰作，例如法尔内塞家族府邸的正厅，也是无限接近于索斯特（Soest）的圣帕特罗克卢斯大教堂（St. Patroclus）的拱廊、马格德堡（Magdeburg）主教堂的内部、18世纪南部德国城堡的楼梯间，而不是接近于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神庙或厄瑞克忒翁神庙（Erechtheum）。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多立克柱式与爱奥尼亚柱式之间，因此，爱奥尼亚柱式完全可以和多立克建筑形式结合在一起，如同晚期哥特风格同早期的巴罗克风格结合在一起一样，如纽伦堡的圣洛伦斯教堂（St. Lorenz）；或如晚期罗马风格同晚期巴罗克风格结合在一起一样，如美因茨的西唱诗席的美丽顶部。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学会在埃及风格内部区分古王国的要素与中王国的要素，其区别相当于多立克风格与哥特青春期时期的风格的区别，或爱奥尼亚风格与巴罗克成熟期风格的区别，因为从第十二王朝开始，这些要素就在最伟大的作品的形式语言中极其和谐地相互渗透。
　　摆在艺术史面前的任务就是写出各伟大风格的比较传记，它们作为同一种类的有机体全都拥有结构上同源的生命史。
　　在开始，刚刚觉醒的心灵的表现还是羞怯的、胆小的和赤裸裸的，因为这种心灵还在寻求自身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这关系尽管是其本身的创造物，但还呈现为陌生的和不友善的。在希尔德斯海姆的贝恩瓦德主教的建筑中，在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绘画中，在埃及第四王朝的立柱大厅中，都有着孩童般的恐惧感。艺术的二月则有着对一种即将来临的丰富形式和一种巨大的受到压抑的张力的深刻预感，这时的艺术依存于仍然整个地属于乡村、但却第一次以要塞和小镇装饰自己的景观。接着是向高级哥特时代、向具有柱式的巴西利卡和圆顶教堂的君士坦丁时代、向第五王朝神庙的浮雕装饰的高歌猛进。存在被理解了，神圣的形式语言被完全掌握了，并开始放射出光辉，风格已经成熟，成为有方向的深度和命运的宏伟象征。但是，火热的青春时期也要走向终结，心灵自身的内部开始出现矛盾。文艺复兴、狄奥尼索斯式的音乐对阿波罗式的多立克风格的敌视、450年拜占廷转向亚历山大里亚而抛弃安条克的过分享乐的艺术，这一切暗示了一个抵抗的时刻，一个有力或无力地渴望去摧毁那已经获得的东西的时刻。我们很难去说明这个时刻，任何这样的尝试在此都不合时宜。
　　接着，风格史开始了充满男子气的时代。文化开始转变为现在将支配乡村的大城市的智性，同时，风格也开始被智性化。伟大的象征主义消亡了；狂暴的超人形式衰败了；更加温和、更加世俗的艺术赶走了完美的石头的伟大艺术。甚至在埃及，雕塑和壁画也公然出现了更加多变的运动。艺术家出现了，并开始“设计”以前从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东西。生存再一次获得了自我意识，现在开始摆脱土地、梦幻和神秘，开始提问题，开始为了它的新职责的表现绞尽脑汁——例如，在巴罗克风格开始时，米开朗基罗怀着对限制他的艺术的那些东西的极度不满和抗拒而堆起圣彼得教堂的穹顶——在查士丁尼一世的时代，建造了圣索非亚教堂，以及拉韦纳的以马赛克装饰穹顶的巴西利卡——在埃及第十二王朝之初，希腊人在塞索斯特里斯的名义下开始进行融合——在希腊人决定性的划时代（公元前600年左右），它的建筑可能、甚至确定地表现了我们在希腊之子埃斯库罗斯那里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接着，出现了闪烁着秋天的微光的风格。心灵再一次描绘着自身的快乐，而这一次，它已充分意识到了自我的完成。思想家和诗人——卢梭、高尔吉亚（Gorgias）及他们在其他文化中的“同时代人”——已开始感受到这一点，并提出了“回到自然”的口号，这一口号在艺术的形式世界中呈现为对终结的一种敏感的渴望和预感。完全明晰的理智、愉悦的都市情调、一种行将离别的悲哀——这些便是这种晚期文化最后几十年的基调，塔里兰（Talleyrand）后来评论说：“要不是1789年真正向前跨出的一大步，人们便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Qui n’a pas vécu avant 1789 ne connaît pas la douceur de vivre）。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Ⅲ）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850年），埃及的那种自由的、充满阳光的、精致的艺术就体现了这样一点；产生了伯里克利时代那丰富宏丽的卫城及宙克西斯（Zeuxis）与菲狄亚斯的作品的那一短暂的满足而快乐的时刻，也是这般情景。还有一千年之后，在倭马亚王朝（Ommaiyads）时代，我们又在摩尔人的建筑的快乐仙境中遇到了这种基调，它的脆弱的柱子和马蹄形拱顶消融在彩虹般的阿拉伯图案和钟乳石装饰中，变得如雾如烟。再接着一千年以后，我们又在海顿和莫扎特的音乐、在德累斯顿的“牧羊女”、在华托和瓜尔迪（Guardi）的绘画中，以及在德累斯顿、波茨坦、维尔茨堡和维也纳的德国大建筑师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东西。
　　接着，这种风格消亡了。厄瑞克忒翁神庙和德累斯顿的茨威格宫的形式语言——充斥着才智、脆弱、随时会自行瓦解——被我们在希腊化的世界都市、公元 900年的拜占廷、北部的“帝国”样式中看到的平整的、衰老的古典主义所取代。迂腐的或折中的风格所短暂复活的形式反映了日落的结局——半心半意的和值得怀疑的真诚支配着艺术世界。我们今天仍处在这种状态——为了维持一种活生生的艺术的幻觉而同死的形式玩着乏味的游戏。
　　九
　　迄今尚没有人认为阿拉伯艺术是一独特的现象。只有当我们不再被那笼盖着青春的东方的艺术手法的后古典的艺术手法——不论它们是模仿古风，还是随意从固有的或外来的来源中选择自己的要素，皆早已失去了这些东西的内在的生命——的外表所欺骗时；只有当我们发现，早期基督教艺术、连同“晚期罗马”每一种实际上活生生的要素，事实上属于阿拉伯风格的青春时期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看到查士丁尼一世的时代确实可与查理五世或腓力二世的伟大时代主宰着欧洲的西班牙-威尼斯式的巴罗克风格并驾齐驱的时候，以及看到拜占廷的宫殿及其巨幅战争画和华丽场景——那一已消失的荣耀激发了像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这样的宫廷文人的创作热情——可与马德里、维也纳、罗马的早期巴罗克宫殿和鲁本斯（Rubens）与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伟大装饰绘画并驾齐驱的时候，才能形成一种观念。这种阿拉伯风格涵盖了我们的(被禁止)的整个第一个千年。因而它处在一般“艺术”史的画卷的一个关键的位置，它的有机联系是错误的惯常观念所觉察不到的。
　　奇怪的且——如果这些研究已给了我们看清这些潜在东西的视力——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去考察这一年轻的、与古典的才智尤其是与罗马的政治强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灵何以不敢起身追求自由，而是谦卑地臣服于平庸的价值-形式，力图满足于希腊语言、希腊观念和希腊艺术要素。心诚悦服地接受当时的强权，这在每一年轻文化中都存在，也是它尚处年轻时期的标志——哥特式的人在虔诚的尖拱空间及其柱像和流光异彩的彩色玻璃画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谦卑，人的在其金字塔、莲饰柱廊和布满浮雕的大厅的世界当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高度张力，都是明证。但是，在阿拉伯的情形中，还有一个附加要素，那就是，才智所臣服的，乃是实际上已经死亡、但还被视作是永恒的形式。可尽管如此，这些形式的传递和延续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比如对于哥特风格，在罗马的叙利亚，并没有以一种固有的自负去体察，也不是以其作为支撑，而是不自觉地感受着，只是随着其走向近乎可悲的没落，一个全新的形式世界才成长起来。在希腊罗马传统的伪装下，它甚至遍及罗马本身。万神庙和帝国广场的建造师都是叙利亚人。在其他例子中，再也没有一个例子有像这里这样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年轻心灵的原始力量，在这里，那心灵不得不通过彻底的征服去创造自己的世界。
　　与在其他每种文化中一样，在阿拉伯文化中，青春时期力图在一种新的装饰中，尤其是在作为那种装饰的崇高形式的宗教建筑中，来表现自己的精神。但是，对于这一丰富的形式世界的总体而言，人们（直到最近）所考虑的唯一部分就是它的西方方面，因此这一面也被视作是麻葛风格史的真正故乡和传统。实际上，如同在宗教、科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问题上一样，在风格的问题上，我们发现，西方风格仅仅是来自外部即帝国东部边界的一种余辉。里格尔（Riegl）和斯特泽哥维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想更进一步，想对阿拉伯艺术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必须抛弃许多语文学的和宗教的先见。不幸的是，我们的艺术研究尽管不再承认有宗教的边界，但却无意识地设定了这些边界。因为实际上，像晚期古典艺术、早期基督教艺术或伊斯兰艺术，这些东西在艺术的意义上都不是各自的信仰所固有的，也不是各自的信仰者共同体本身所拓展出来的。相反，这些宗教的总体性——从亚美尼亚到南阿拉伯和阿克苏姆，从波斯到拜占廷到亚历山大里亚——具有广泛一致的艺术表现，这种一致性超越了细节的矛盾。所有这些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波斯教、摩尼教、调和的宗教，都拥有祀拜建筑和（至少在它们的抄本中）第一流的装饰；不论它们的教义条文多么的不同，它们全都弥漫着一种同源的信仰，都以一种同源的深度经验的象征主义表现那信仰。在基督教、希腊主义、希伯来和巴力崇拜的巴西利卡中，在密特拉地下洞窟（Mithraeum）、玛兹达教的拜火圣庙和清真寺中，都有某个东西在言说着一种相同的精神：那就是洞穴感受（Cavern-feeling）。
　　因此，力图重新认识迄今完全被忽视的南阿拉伯和波斯神庙的建筑、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会堂的建筑、小亚细亚甚至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祀拜建筑，已成为一个必需的责任；就基督教的方面而论，需要去探究的不再仅仅是保罗派的西方，而且还有景教的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延伸到中国的东方，在那里，古老的记录有意义地称其建筑为“波斯庙”。尽管在所有这些建筑中，实际上至今仍未有任何东西特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我们还是完全可以设想，早先的基督教的发展与后来的伊斯兰教的发展都改变了某一祀拜地区的宗教，同时又不与其设计和风格相矛盾。我们知道，这是晚期古典神庙的情形：但是在亚美尼亚，有多少教堂曾经是最初的神庙呢？
　　这一文化的艺术中心，很明显的是在三个鼎足而立的城市——正如斯特泽哥维斯基所发觉的——即以得撒（Edessa）、尼西比斯（Nisibis）、阿米达（Amida）的交汇处。在此以西，是晚期古典的“假晶现象”的区域，即在以弗所和卡尔西顿宗教会议上战胜西方犹太教和调和宗教的保罗派基督教的区域。假晶现象的建筑类型，不论对犹太人来说，还是对异教徒来说，都是巴西利卡。它运用古典的手段去表现与之相反的内容，结果却没有办法从这些手段中摆脱出来——这就是“假晶现象”的本质和悲剧。“古典的”调和主义越是把一种寄身于欧几里得式的地区的崇拜修正变为具有不确定的不动产的共同体所信奉的崇拜，庙宇的内部的重要性就越是超过外部，但不必太多地改变设计、屋顶或柱子。空间感是不同的，但——首先——表现空间感的手段没有什么不同。在帝国时代的异教建筑，有一种可感觉到的——尽管迄今无人觉察到——运动，那就是从整个地具体有形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神庙——在那里，内殿是虚无的建筑表现——到只有内部才具有意义的庙宇。最后，多立克柱廊的外部图象被变换成四面的内墙。列柱排在无窗的墙壁前，代表对外空间的一种拒斥——也就是，对古典的观者来说，是对内空间的一种拒斥，而对麻葛式的观者来说，是对外空间的一种拒斥。因此，整个空间究竟是像在巴西利卡本身中那样被笼盖在里面，还是像在巴勒贝克（Baalbek）的具有巨大前厅而后来又变成了清真寺的一个立面、且可能是源自南阿拉伯的太阳神神殿中那样仅仅是内殿的空间，根本无关紧要。在这种建筑中，本堂由大殿延伸出来，并被一些厅堂团团围住，这不但在东方叙利亚大草原[尤其是豪兰（Hauran）]一带的巴西利卡类型的特殊发展中可以看出来，而且在作为导向祭坛的各阶段的门廊、本堂和唱诗席的基本布置中也有所暗示——因为耳堂（最初是大殿的侧厅）是通向暗处，只有本堂本身与后殿是对应的。这一基本意义在罗马的圣保罗教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假晶现象（古典神庙的倒转）支配着技术手段，亦即列柱和线脚。基督徒对卡里亚（Caria）的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神庙的重建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在那里，列柱内部的内殿被取消，而代之以列柱以外的一面新墙。
　　反之，在“假晶现象”的地区以外，洞穴感受自由地发展了它自己的形式语言，因而在这里，受到强调的是确定的屋顶（而在其他地区，对古典的世界感的抗拒只是导致了建筑内部的发展）。圆顶、穹顶、圆拱、肋拱的各种可能性作为技术方法在何时何地出现，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无关紧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大约在基督诞生和新的世界感出现的时候，一种新的空间象征主义就已开始利用这些形式，并对它们大大地加以发展了。这很有可能可以说明美索不达米亚的拜火神殿和会堂[可能还有南阿拉伯的阿赫塔（Athtar）的神殿]原本是圆顶建筑。当然，加沙（Gaza）的异教神殿也是如此，还有，早在保罗派基督教于君士坦丁时期掌握这些形式之前，来自东方的建造者就已经把它们视作迎合世界大都市人趣味的新奇玩意引进了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在罗马本身中，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鲁斯在图拉真时期就受雇建造“维纳斯和罗马”神庙的穹顶，而卡拉卡拉（Caracalla）的大澡堂的圆顶大厅和加列努斯（Gallienus）时期的所谓“医神密涅瓦”的神殿则是由叙利亚人建造的。但是，所有寺院中最早的杰作是哈德良重建的万神殿。在这里，皇帝毫无疑问是在模仿他在东方看到的祀拜建筑以满足自己的趣味。中央圆顶的建筑——在那里，麻葛式的世界感获得了其最纯粹的表现——扩展到了罗马帝国的疆域以外。对于从亚美尼亚甚至一直扩展到中国的景教来说，它是唯一的形式，如同它对于摩尼教徒、玛兹达教徒一样。并且当假晶现象开始瓦解、调和主义的最后崇拜开始消亡时，它也在西方的巴西利卡上成功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在法国南部——在那里，甚至晚至十字军时期还有摩尼教派——东方的形式被本土化了。在查士丁尼的统治时期，这一东方形式和西方巴西利卡的相互渗透，产生了拜占廷和拉韦纳的圆顶巴西利卡。纯粹的巴西利卡被推进到日耳曼的西方，在那里，经由浮士德式的深度冲动的力量，这种巴西利卡变成了主教堂。圆顶巴西利卡接着又从拜占廷和亚美尼亚扩展到俄罗斯，在那里，它逐渐地被视作是属于一种将注意力集中于屋顶的象征主义的建筑外部的一个要素。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一性论派和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波斯教的继承者伊斯兰教，将那一建筑形式发展至于淋漓尽致。当伊斯兰教徒把圣索非亚教堂变成清真寺的时候，他只是拥有了一宗古代财产。伊斯兰教的圆顶建筑，追随玛兹达教和景教的足迹，一直传到山东和印度。在西方的最南端，西班牙和西西里，清真寺也成长起来，而且在那里，风格看起来更像是其东方-亚美尼亚-波斯的样式，而非其西方-阿拉米-叙利亚的样式。而且，当威尼斯向拜占廷和拉韦纳（圣马可教堂）看齐的时候，巴勒莫（Palermo）的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的辉煌时代使得意大利西海岸的城市、甚至佛罗伦萨学会了欣赏和模仿这些摩尔人的建筑。实际上，有许多文艺复兴的思想认为是古典的动机就源自于此，例如由大厅所包围的大殿以及柱与拱的结合。
　　建筑是如此，装饰更是如此。在阿拉伯世界中，装饰十分早就克服了所有逼真的形象再现，并将其吸收在自身之中，由此而形成了“阿拉伯风格的图案”，这种图案进而与西方的年轻的艺术意图相遇，并迷住和误导了后者。
　　属于假晶现象的早期基督教之晚期古典艺术所显示的继承来的“外来物”与天生的“固有物”的装饰加形象的混合，跟（尤其是）法国南部和上意大利的加洛林的早期罗马风格所显示的倾向是一样的。在一种情形中是希腊化风格与早期麻葛风格的相互交织，在另一种情形中是毛罗-拜占廷（Mauro- Byzantine）风格同浮士德风格的相互交织。研究者必须对线条、装饰逐条逐个加以考察，以探测使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区分开来的形式感。在每一线脚中，在每一中楣中，都可看到有意识的旧动机与无意识的但却居于上风的新动机之间的隐秘战斗。有人被晚期希腊化和早期阿拉伯的形式感的这一普遍的相互渗透弄糊涂了，例如，在罗马的肖像或半身塑像（在这里，常常只有在头发的处理中，才呈现出新的表现方法）中；在一起显示——常常是在同一个中楣上——凿工和钻工的叶板滑槽中；在公元前3世纪的石棺中——在那里，一种乔托和皮萨诺（Pisano）式的童稚般的感受，同某种晚期的、大都市的、让我们或多或少想起大卫（David）或卡斯滕（Carstens）的自然主义交织在一起——以及在诸如马克森提巴西利卡（Basilica of Maxentius）和大澡堂及帝国广场的许多部分，这些在概念上仍十分古典的建筑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相互渗透。
　　不过，阿拉伯心灵的成熟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就像受到已经衰老坍倒的原始森林的遮挡和妨碍的年轻树木的成长一样。在这里，没有像在我们这里如此这般被感觉和体验到的辉煌时刻，在我们这里，与十字军同时，大教堂屋顶的木梁被封锁在肋形拱里，内部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和完成无穷空间的观念。戴克里先的政治成就因其荣耀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而失色不少：即因他是站立在古典的基础上，他必须全盘接受罗马城的行政传统；这足以使他的工作变成只是对过时的状态的单纯改革。其实，他是第一位哈里发。由于他，阿拉伯国家的这一观念才清晰地呈现出来。正是戴克里先的制度，连同比它早一点点且在各个方面都充当它的楷模的萨珊帝国的制度，使我们对在此应当已经完成的那一理想获得了最初的观念。但是，这种古老文化窒息年轻文化的情形，可谓比比皆是。甚至直到今天，我们所敬慕的古典的最后创造——普罗提诺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思想，伊西斯、密特拉和太阳神崇拜，丢番图数学以及，最后，从罗马帝国的东方边境流向我们、且仅仅以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为其据点的全部艺术——倘不是因为它们是古典的创造，我们不能、也不会如此尊重它们。
　　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阿拉伯文化在最终摆脱艺术的以及其他的禁锢以后，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激情，把自己猛然投向过去几个世纪实质上即已归属于它自己的所有地区。能够急切地感觉到自身、在其尚属年轻的时候便满心忧惧地注意到老年期的最初征兆，此乃是一种心灵的标志。麻葛人类的这种解放没有可比物。叙利亚在634年被其征服，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接受。大马士革和忒息丰在637年陷落。641年，埃及和印度被占领，647年迦太基、676年撒马尔罕（Samarkand）、710年西班牙，都纷纷陷落。732年，阿拉伯人攻到了巴黎的门口。全部积蓄的激情、被延搁的希望、预定的伟绩，都被压缩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而在其他文化缓慢的成熟过程中，这段经历足以构成若干世纪的历史。耶路撒冷门前的十字军、西西里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Hansa）、斯拉夫东方的条顿骑士、美洲的西班牙人、东印度的葡萄牙人、查理五世的日不落帝国、克伦威尔时期英格兰殖民势力的开端——所有这些的对等物在一次发射中就被发送出去，把阿拉伯人带到了西班牙和法国、印度和土耳其斯坦。
　　确实。所有文化（埃及的、墨西哥的和中国的除外）都是在某一更古老文化的监护下成长起来的。每一形式世界都显示出某一外来的品质。故此，哥特时期的浮士德心灵，由于早就被具有阿拉伯源头的基督教所敬奉，故而才能把握晚期阿拉伯的艺术遗产。一个确然无疑来自南方、甚至可以说是来自阿拉伯的哥特式风格，在勃艮第和普罗旺斯的教堂正立面大行其道，以石头的魔力支配着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外部语言，并在雕像和门廊、建筑形态、雕刻和金工中——还有在经院哲学的繁琐形象中，以及在极端西方的象征即圣杯传说中——同主宰着马格德堡（Magdeburg）大教堂外部、弗赖堡（Freiburg）大教堂细部和迈斯·艾克哈特神秘主义的北欧海盗的哥特式原始情感进行着无声的斗争。不止一个尖拱威胁着要冲破它的抑制线，要把自己转变成摩尔-诺曼建筑的马蹄拱。
　　多立克青春时期的阿波罗艺术——它最初的努力实际上被我们忽视了——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埃及要素，并通过这些要素而获得了它自己本有的象征主义。
　　但是，假晶现象的麻葛心灵没有勇气挪用外来手段而同时又不屈从于这些手段。这就是为什么麻葛心灵的观相仍然有待研究者去揭示的缘故。
　　十
　　因此，以简化的和能够处理的方式呈现自身于风格问题上的大宇宙观念，给未来提出了一大堆的任务要去解决。使艺术的形式世界变成可作为深入整个文化的精神的手段——通过在一种彻底观相的和象征的精神中来掌握它——这一事业迄今仍未超出显然尚不充分的思考的范围。我们几乎还没有觉察到，那里可能有一种有关所有伟大建筑的形而上基础的心理学。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纯粹广延的形式在被接纳进入另一种文化时所经历的意义的变化可能会带来什么。我们还没有写过柱式的历史，也没有对依存于艺术手段和工具中的深刻的象征意义提出过任何看法。
　　不妨看一下马赛克的情况。在希腊时代，它是由一块一块的大理石镶嵌而成的，它是不透明的，是有形体的欧几里得式的[例如那不勒斯的有关著名的伊苏斯战役（Battle of Issus）的镶嵌画]，它主要用于装饰地面。但是，随着阿拉伯心灵的觉醒，马赛克开始由玻璃构成，并配以熔凝的黄金，它只是贴在圆顶巴西利卡的墙上和屋顶上。这种早期阿拉伯的马赛克图象，就其阶段而论，正好相当于哥特教堂的玻璃画，两者都属于依附于宗教建筑的“早期”艺术。一个是通过光的进入来把教堂空间扩大为世界空间，而另一个是把教堂空间转变成魔力的空间，转变成金光闪闪的领域，使人们远离世俗的现实而进入普罗提诺、奥利金（Origen）、摩尼教派、诺斯替派、教父哲学家和启示录诗歌所描述的幻象。
　　再看一下把圆形拱和柱子统一在一起的美的概念；这一概念又一次是3世纪（或“高级哥特”时期）的叙利亚人——尽管不是北部阿拉伯人——的创造。这一动机——尤其是麻葛动机——的革命性的重要意义从未受到一丁点的承认；相反，它常常被认为是古典的，实际上，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它甚至是典型的古典的。埃及人忽视了屋顶与柱子之间的深刻关系；在他们看来，柱子只是一种植物性的柱子，代表的不是结实而是成长。相反，古典人——在他看来，石柱是欧几里得式的生存中所有的实体、所有的统一性、所有的坚固性的最强有力的象征——则按照最严格的垂直与水平、力量与负重的比例把它同线脚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在拱与柱子的这种统一中——文艺复兴以其悲喜剧式的错觉赞赏这种统一是完全古典的（尽管那一美的概念是古典既不拥有也不可能拥有的）——负重和惯量的实体原则被否定了，拱从纤弱的柱子中清晰而又大方地涌现出来。在此所实现的概念，既是对所有地球重力的摆脱，也是对空间的捕捉，而在这一要素与自由洒脱但又封闭着伟大的“洞穴”的圆顶的要素之间，有着意义类似的深刻关系。这两个要素显然都是且必定都是麻葛式的，它们在摩尔人的清真寺和 “罗可可”阶段的城堡中达于其逻辑的完成，在那里，轻盈纤细的柱子——常常是拔地而起，而不是以地面为基础——似乎是被某种秘密的魔力施了魔法，而赋予了不可胜数的凹槽、闪烁的装饰、钟乳石柱、饰有彩色塑像的穹顶的整个世界以力量。阿拉伯建筑的这一基本形式的全部重要性，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柱子与线脚的结合是古典的主题，柱子与圆拱的结合是阿拉伯式的主题，立柱与尖拱的结合是浮士德式的主题。
　　进一步地，以爵床叶饰（Acanthus）动机的历史为例。在形式上，例如雅典的利西格拉泰纪念亭（Monument of Lysicrates）所显示的，它是古典装饰中最独特的一种。它有实体，它是且一直是个体性的，它的结构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在帝国广场（如内尔瓦广场、图拉真广场）的装饰中，在马尔斯·乌尔托尔（Mars Ultor）神庙的装饰中，它显得更加凝重，也更为丰富；有机的搭配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致需要总体的研究，而充满表面的倾向也出现了。在拜占廷艺术中—— 三十年前，里格尔就注意到了它的“潜在的萨拉逊特征”，尽管他对这里所说明的联系没有任何认识——爵床叶饰被细化为无数的卷须饰品，它们被完全无机地配置在整个表面，例如在圣索非亚教堂中。在那里，古代阿拉米人的、已经在犹太装饰中使用的藤本和棕榈叶饰被加在了古典动机上。“晚期罗马”的马赛克路面和石棺边沿中那错花的边沿，甚至几何的平面样式，被引入并最终遍及波斯-安纳托利亚世界，灵活性和怪异性在阿拉伯风格的图案中达到顶峰。这是真正的麻葛动机—— 及至最后达到了反造型的程度，敌视图画和形体。它本身是无形体的，它脱离了客体，尽管它的无限丰富的图案就描画在这客体之上。这种动机的杰作——一座完全在装饰中展开的建筑——就是伽萨尼王朝（Ghassanids）在摩押（Moab）修建的麦撒城堡（Castle of Mashetta）的正立面。拜占廷-伊斯兰风格（迄今被称作伦巴第风格、法兰克风格、凯尔特风格或古北欧人的风格）的工艺一度侵入整个年轻的西方，并支配着加洛林帝国，这种工艺基本上被东方工匠所实践，或作为我们自己的编织工、金匠和武器制造者的典范被输入。拉韦纳、卢卡、威尼斯、格拉纳达、巴勒莫，是那时这种高度文明化的形式语言的有力的中心；在1000年的时候，当北方一种新文化的形式已经被发展和建立起来时，意大利还整个地被它所主导着。
　　最后，再看一下有关人体的观点的改变。随着阿拉伯世界感的胜利，人们的人体概念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在“梵蒂冈文集”所涵盖的100～250年期间几乎每一个罗马人的心目中，人们可以感觉到阿波罗世界感和麻葛世界感、肌肉的地位与“目光”的地位作为表现的不同基础之间的对立。甚至在罗马本身中，自哈德良时代起，雕刻家开始坚持使用钻头，这种工具整个地与欧几里得式的对石头的情感是相抵触的——因为凿子产生的是有限的表面，且事实上坚固了大理石块的形体的和物质的性质，而钻头在钻穿表面和创造光与阴影的效果的时候则否定了大理石的那些性质；并因此，雕刻家，不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失去了对 luoti(被禁止)现象的古老情感。人们只能看到肤浅的和空洞的安提诺斯（Antinous）雕像——而且这些东西十分确定地是“古典的”。在这里，只有头像在观相上令人感兴趣——它在阿提卡雕刻中根本就不存在。服饰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完全地支配着整个表象。卡皮托利尼博物馆（Capitoline Museum）里的凿像是明显的例子。瞳孔出现了，目光看着远方，因而作品的整个表现不再在于它的形体，而在于新柏拉图主义和宗教会议的决议、密特拉主义和玛兹达主义都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的“普纽玛”的麻葛原则。
　　异教徒“教父”扬布利柯（Iamblichus）在300年左右写了一本有关神像的书，认为在神像中，神性实质上是在场的，且能对观者发挥作用。与这种形象观念相反——这是一种假晶现象的观念——东部和南部地区则掀起了圣像破坏的风暴；这种圣像破坏运动的源头就在于艺术创造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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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音乐与雕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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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形式的艺术
　　一
　　高级人类的世界感为自己所找到的象征性表现的最明确的类型，除了我们所拥有的数学的和科学的展示领域及其基本观念的象征主义以外，便是那为数繁多的形式的艺术。形式的艺术，种类繁多且各不相同，在此我们也将音乐划归于其中；如果我们在艺术史研究的领域内来考察这些艺术，而不是把它们置于一个与绘画-造型艺术无关的类别，那我们在理解这一朝着一个目标的演进的意义时就能向前迈进一大步。因为在非文字的艺术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冲动，在我们认识到视觉手段与听觉手段之间的区分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区分之前，是不可能被理解的。去谈论视觉的艺术和听觉的艺术，并不能让我们有所深入。那不是把一种艺术与另一种艺术区分开来的问题。只有在19世纪的时候，才会如此过高地估计生理条件的影响，为的是将其运用于表现、概念或交流。克劳德·洛兰或华托的“歌唱性的”绘画实际上并不只是诉诸于肉眼，如同自巴赫以来的具有空间张力的音乐并不只是诉诸于肉身的耳朵一样。艺术作品与感觉器官之间的古典关系——我们也常常错误地想到这里所讲的这种关系——是与我们所认为的关系完全不同的某个东西，要比我们所认为的简单得多、也物质得多。我们阅读《奥塞罗》和《浮士德》，我们研究管弦乐的乐谱——也就是，我们用一种感官媒介取代另一种感官媒介，为的是让这些作品以其纯粹的精神对我们产生效果。在此，总是有一种力量，把我们从外部感官吸引到 “内在感官”，吸引到真正浮士德式的和整个地非古典的想象力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莎士比亚何以要不停地变换场景来与古典的地点一致形成对照。实际上，在极端的情形中，例如在《浮士德》本身的情形中，对作品的描述（亦即对它的全部内涵的描述）实质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音乐中也是这样的情形——在帕勒斯特里纳风格的无伴奏“合唱”（A capella）以及在海因里希·舒策（Heinrich Schütz）的受难曲的“复调合唱”中，在巴赫的赋格曲中，在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中，以及在“特里斯坦”中——我们都活生生地体验到了感觉印象背后的一个完整的别样世界。只有通过这后一种世界，作品的所有丰富性和深度才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以此为中介——通过和声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淡黄色、褐色、黑色和金黄色的形象，落日、层峦叠嶂的山峰、暴风雨、春天的景色的形象，以及颓败的城市和陌生的面孔的形象——它才能向我们倾诉自身的某些东西。贝多芬在失听之后写出了他最后的作品，这决非偶然——耳聋只会使他摆脱最后的镣铐。对于这种音乐来说，视觉和听觉同等地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且只是如此。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幻象的艺术享受是全然陌生的。他用肉眼感觉大理石，奥洛斯管（aulos）的浑厚音调几乎是绘声绘色地感动他。在他看来，眼睛和耳朵就是他希望接受的印象的整体的接收器。但是，在我们看来，甚至在哥特阶段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实际上，音调是某种延展的、有限的、可计数的东西，如同线条和色彩一样；和声、旋律、节奏同样也具有透视、比例、明暗对比和轮廓。那使两种绘画区分开来的差距可能要比使某个时期的绘画和音乐区分开来的差距大出很多。请就米隆（Myron）的一尊塑像思考一下这中间的差距：普桑（Poussin）的风景画艺术与同时代的室内康塔塔艺术是一样的；伦勃朗的绘画艺术与柏格兹特胡德（Buxtehude）、帕黑尔贝尔（Pachebel）和巴赫的管风琴作品的艺术是一样的；瓜尔迪的风景画艺术与莫扎特的歌剧艺术是一样的——它们的内在的形式语言近乎同一，以致视觉手段与听觉手段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这些绘画艺术与米隆的雕塑艺术相比，其差距何其之远。
　　“艺术科学”总是依附于各别艺术领域无时间的、概念性的界定，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证明问题的基础根本没有受到冲击。艺术是活生生的单位，活生生的东西是不能被分割的。博学的学究们首先做的常常就是把无限广袤的领域分割成由完全表面的媒介和技术标准所支配的局部，然后赋予这些局部永恒的有效性和不可变换（！）的形式原则。他们就是这样来把“音乐”和“绘画”、“音乐”和“戏剧”、“绘画”和“雕刻”分割开来。再接着，着手界定绘画“之”艺术、雕刻“之” 艺术等等。但事实上，技术的形式语言不过是实际作品的面具而已。风格并不是肤浅的桑泊（Semper）——算得上是达尔文和唯物主义的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种东西，即材料、技术和目的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艺术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是形而上秩序的一种揭示，是一种神秘的“必须”（must），一种命运。它与不同艺术的物质界限毫无关系。
　　因此，要是依据感官印象的特征来对艺术进行分类，就会在阐述中曲解形式的问题。因为我们怎么可能设定一个“雕刻”种类具有如此普遍的特征，以便承认从那一特征中可推导出普遍的规则呢？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什么是“雕刻”？
　　再说到绘画。根本就没有绘画“之”艺术这种东西，只要比较一下拉斐尔的基于轮廓线之作用的素描同提香的基于光和阴影之作用的素描，就不会觉得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如果认识不到乔托或曼特尼亚（Mantegna）的作品——是由笔触所创造出来的浮雕——与弗美尔（Vermeer）或戈雅（Goya）的作品——是在涂满颜料的画布上创造出来的音乐——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就不可能把握更深刻的问题。至于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和拉韦纳的马赛克，甚至都没有技术手段上的相似性可把它们归于所认为的同一种类，在蚀刻画与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艺术之间，或在原始科林斯式的瓶绘与哥特式的教堂窗户之间，或在埃及的浮雕与帕台农的浮雕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呢？
　　如果说一种艺术真的有边界的话——它的心灵的既成形式的边界——那也是历史的而非技术的或生理的边界。艺术是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体系。根本没有一种艺术门类可贯穿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甚至在（例如在文艺复兴的情形中）所谓的技术传统暂时地欺骗我们相信古代艺术规则具有永恒有效性的地方，也根本上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在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中，没有什么东西与多那太罗（Donatello）的雕塑或西纽雷利（Signorelli）的绘画或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正立面有任何关系。本质上，“十五世纪”（Quattrocento）是与同时代的哥特风格而不是其他东西有关。古代希腊的阿波罗类型是受到了埃及肖像画或早期托斯卡纳的埃特鲁斯坎墓穴绘画的表现方式的“影响”，这一事实所意味的东西恰恰就是巴赫利用外来的主题创作赋格曲的事实所意味的东西——他表明他能用那一主题来进行表现。每一个别艺术——中国的山水画、埃及的雕塑或哥特式的对位音乐——都是曾经存在的，它将随着它的心灵和它的象征主义的消失而一去不复返。
　　二
　　有此认识之后，则有关形式的概念便告豁然开朗。不仅技术工具，不仅形式语言，而且艺术门类的选择本身，都被看作是一种表现手段。一件杰作的创造之于个体的艺术家来说——《夜巡》之于伦勃朗或《纽伦堡的名歌手》之于瓦格纳——所意味的东西，正是某一种类的艺术的创造，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之于一种文化的生命史所意味的东西。它是划时代的。除了最纯粹的外部因素，每种这样的艺术都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个别有机体。它的理论、技术和传统全都分享有它的特征，且不具有任何永恒的或普遍的有效性。当这样的一种艺术诞生的时候，当它走完其生命历程的时候，它究竟是消亡了，还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为什么这样或那样的艺术在某一特殊的文化中是主导，或为某一特殊的文化所不具备——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意义上的形式的问题，恰如为什么个体的画家和音乐家无意识地回避某些阴影和和声，或相反，显得特别偏爱某类阴影和和声，以致作者的特性就整个地根基于此，这是形式的另一个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性尚未被理论、甚至当今的理论所承认。不过，恰恰是从这个方面、从艺术的观相的方面说，艺术是可以理解的。迄今还有人认定——对认定所涵盖的重大问题不加些许的考查——在传统的分类框架（其有效性是想当然的）中被详加说明的几种“艺术”是一切时代和地点最可能的艺术，如果在特殊情形中缺乏其中的某一种，乃是由于偶然缺乏创造性的个人、必需的环境或伯乐式的赞助人去指导“艺术”走上它的“正轨”所致。在此，我们所采取的乃是我所谓的把因果原则从既成的世界移至生成的世界的做法。如果对于活生生的东西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对于它的命运及其可能的表现和独特发生的必然性毫无洞察力，人们就得求助于实在的和显见的“因果”来建构他们的艺术史，因而这种艺术史必将是由一系列仅仅表面一致的事件所组成。
　　我在本书之开篇文字中就已经揭示了一种经由“古代”、“中古”和“近代”诸阶段构成的线性的“人类”进步观点的肤浅性，这一观点使我们对各高级文化的真正历史和结构视而不见。艺术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当的显著例子。人们假定艺术的大量持久的、完全确定的局部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进而依据——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去处理这几种局部的历史，当然，在这里，印度艺术、东亚艺术、阿克苏姆和示巴的艺术、萨珊王朝和俄罗斯的艺术全都被排除在外，它们即便不是全部被忽视，至多也只是作为增补而存在。没有一个人发觉这样的结果恰好证明了方法的不充足；框架就在那里，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且不惜任何代价把事实供给给框架，任其驱谴。就这样，一种无效的起伏不定的进程被笨拙地描画出来。静态的时代被描述为“自然的暂时休止”，当某种伟大的艺术实际上消亡了时，就被称之为是“没落”；而当一种真正摆脱了先见的慧眼看到另一种艺术在另一种景观中产生出来、并表现出另一种人性的时候，就被称之为“文艺复兴 ”。甚至在今天，我们还被教导说，文艺复兴是古典的再生。由此人们得出结论说，重新拾起被认为已经虚弱不堪甚至已经消亡的艺术（就此而言，现代乃是直接的战场），通过有意识的改革纲领或强行的“复兴”而使它们重新焕发生机，这是可能的和正确的。
　　不过，恰恰是在一种伟大艺术的终结、在印象中突而其来的终结——欧里庇得斯时代阿提卡戏剧的终结、米开朗基罗时代佛罗伦萨雕刻的终结，以及李斯特（Liszt）、瓦格纳和布鲁克纳（Bruckner）时代器乐的终结——这个问题上，这些艺术的有机特征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我们足够详尽地考察一下，就不难相信，没有一种伟大的艺术曾经“再生”。
　　在金字塔的风格中，没有什么东西传递给了多立克风格。没有什么东西把古典神庙同中东地区的巴西利卡联系在一起，因为单纯把古典柱式当作一种结构要素接纳过来——尽管在一个表面的观察者看来，那是最重要的事实——实际上跟歌德在《浮士德》的“瓦卜吉司之夜”一幕中利用古老的神话一样，没有什么重要性。真心地相信古典艺术或任何古典艺术在15世纪的西方再生，需要有罕见的想象力。一种伟大的艺术不仅会随同文化一起消亡，而且会在其内部消亡，我们从音乐在古典世界中的命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伟大的音乐的可能性在多立克青春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过时的斯巴达音乐在后代音乐家[当别的地方雕塑艺术还仅仅处在婴儿时期的时候，泰尔潘德罗斯（Terpander）、泰勒塔斯（Thaletas）和阿尔克曼（Alcman）在斯巴达就已经很有影响]的眼里的重要性？——不过晚期古典世界将其压制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麻葛文化以正面肖像画、深浮雕、马赛克的方式尝试的一切，最终都拜服在阿拉伯风格的脚下；在夏特尔、兰斯、班贝格（Bamberg）、瑙姆堡（Naumburg）的哥特式主教堂的阴影中，以及在彼得·菲舍尔（Peter Vischer）的纽伦堡和韦罗基奥（Verrocchio）的佛罗伦萨涌现的雕塑性的一切，面对威尼斯油画和巴罗克器乐而消亡了。
　　三
　　帕埃斯图姆的波塞冬神庙和乌尔姆的大教堂，最成熟的多立克作品和最成熟的哥特作品，是不同的，恰如具有形体性的有限表面的欧几里得几何不同于参照空间轴标来确定点在空间中的位置的分析几何。所有古典的建筑都是从外部开始，所有西方的建筑都是从内部开始。阿拉伯建筑也开始于内部，但它就止于那里。有一种且只有一种心灵，即浮士德心灵，渴望一种能穿过墙壁指向无限太空、并能使建筑的外部和内部都成为同一世界感的补充意象的风格。巴西利卡和圆顶建筑的外部可能是装饰的场所，但它不是建筑物本身。当观者走近的时候，所获得的印象，仿佛它是某种起保护作用的东西，某种隐藏秘密的东西。在洞穴的微光中，形式语言只为信仰者而存在——那是最高级的风格典范所共有的因素，是最简单的密特拉神庙和地下墓穴所共有的因素，是一种新的心灵原始而有力的语言。现在，一当日耳曼精神掌握了这种巴西利卡类型，所有的结构部分立即出现了的惊奇的转变，不论是就位置还是就意义而言。在此，在浮士德式的北方，建筑的外部形式，不论是教堂还是一般的住宅，开始与支配内部安排的意义发生了关系，这种意义在清真寺中是揭示不出来的，在神庙中是不存在的。浮士德式的建筑具有一种全貌（visage），而不仅仅是一个立面（柱廊的正面毕竟只是四周的一个面，而中央圆顶的建筑，原则上甚至没有所谓的正面），并且，与这一全貌、这个前部相关联的是一排柱身，它或是像施派尔主教堂那样沿着宽广的平面延伸开来，或是像兰斯教堂最初设计的无数尖顶那样直指天空。正立面的动机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向他诉说着建筑的内在意义，这一动机，及其各具特色、为数繁复的窗户，不仅支配着单个的主建筑，而且支配着我们的街道、广场、城镇的所有方面。
　　早期阶段的伟大建筑是所有后来艺术之母；它决定了后来艺术的选择及其精神。因此，我们发现，古典造型艺术的历史是不知疲倦地努力实现某一个理想的历史，也就是说，是征服自由站立的人体，使其成为纯粹真切的现在的容器的历史。luoti(被禁止)人像的庙宇之于古典艺术，就犹如有音乐伴随的教堂之于浮士德艺术——从最早的对位作品到18世纪的交响乐作品。我们迄今还没有理解阿波罗艺术的这种世俗倾向的情感力量，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纯粹物质的、无心灵的形体（因为形体的神庙也没有“内部”！）何以成为了古代浮雕、科林斯陶绘、阿提卡壁画全都渴望获得的对象——直到波利克勒斯和菲狄亚斯时代，才显示出已充分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以一种令人惊奇的盲目假定这种雕刻是官方的和普遍可能的，假定它事实上是“雕刻艺术”。我们已经写出了它的历史，将其视作与所有民族和所有时期都相关的东西，甚至在今天，我们的雕刻家还在未经证明的文艺复兴学说的影响下，把luoti(被禁止)人体说成是雕刻“之”艺术最高贵、最真实的对象。然而实际上，这种雕塑艺术、这种自由地站立在基座上且从所有侧面都能欣赏到的luoti(被禁止)艺术，在古典文化中且只在古典文化中存在，因为只有那种文化十分确定地拒绝为了空间而超越感官局限。埃及雕塑总是想让人从前面去看——它是平面浮雕的一种变体。以表面上古典的方式构想的文艺复兴雕塑（一当我们打算认真地思考它们，就惊奇地发现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不过是一种半哥特式的回忆。
　　这一严格的非空间艺术的演进，历经了三个世纪之久，从公元前650年一直到公元前350年，这个时期从多立克风格的完成和同时出现的力图使形象摆脱埃及正面法的局限的倾向，一直延展到希腊化时代伟大风格的终结及其幻觉绘画的来临。这种雕刻永远也不能被正确地理解，除非把它看作是最后的和最高级的古典艺术，看作是从一种平面艺术中涌现出来的、先是遵循继而又克服了壁画的艺术。毫无疑问，其技术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柱式在形象处理方面的试验，或用于遮盖庙宇墙壁的横木板；毫无疑问，在这些地方都有对埃及作品的模仿（米利都的座像），尽管希腊艺术家很少有人曾见到埃及作品。但是，塑像作为一种形式理想可通过浮雕追溯到古代陶绘，壁画也是源自于此。跟壁画一样，浮雕是依托于实墙的。一直到米隆时代，这种雕刻都可视作是脱离了平面的浮雕。最后，雕像被当作是独立于建筑体的自足实体被处理，但是它本质上仍是墙前面的一个剪影。深度方面的方向被排除在外，作品在观看者的面前正面地展开。甚至米隆的马西亚斯（Marsyas）像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或按照缩小的比例令人惊叹地复制到陶瓶或钱币上。因此，在公元前650年以后的两种主要的“晚期”艺术中，壁画拥有确然的优先性。为数不多的几种类型总是首先在瓶绘中被发现，这种瓶绘常常只有很晚期的雕刻才可与之匹敌。我们知道，奥林匹亚西山墙的半人半马怪群像是根据一幅绘画制作出来的。在埃伊纳岛的神庙上，从西山墙到东山墙，依次从壁画特征发展到人体像特征。这一变化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因波利克勒斯而得以完成，从此以后，群像成为严谨的绘画的典范。但是，从吕西波斯起，完全立体的和“全方位”的处理成为彻底逼真主义的，一切以“事实”为准绳。直到那时，甚至在普拉克西特列斯的情形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主题在一个侧面或平面的发展，其清晰的轮廓只有在某一个或两个角度看才是充分有力的。但是，独立雕刻的绘画源头的一个确然无疑的证据，就是彩饰大理石的运用——这种运用是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所不知道的，它们认为它是野蛮的——我们可以同样来谈论黄金象牙雕塑和交错运用黄铜的彩饰，这种金属已经拥有自身的闪闪发光的金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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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音乐与雕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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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西方艺术的相应阶段在公元1500～1800年这三个世纪，这正处在晚期哥特风格的终结和标志着伟大的浮士德风格之终结的罗可可风格的衰落之间。在这个时期，与持续的追求空间超越的意志的意识成长相适应，器乐发展成为主导的艺术。起初，在17世纪，音乐利用的是乐器的富有特色的音色，以及弦乐和管乐、人声和乐器的音效的对比，它们都是用来进行描绘的手段。它的（完全无意识的）雄心就是要与提香、委拉斯开兹和伦勃朗这样的大师一较高下。它描绘图景[在从加布里埃利（Gabrieli）（卒于1612年）到科莱利（Corelli）（卒于1713年）的奏鸣曲中，每一乐章都显示了一个装饰优雅的主题，并确立了通奏低音作为背景]，渲染英雄般的场景（在田园康塔塔中），以旋律线描画一幅肖像[在蒙特威尔第（Monteverde）的“阿里安娜的悲歌 ”（Lament of Ariadne）（1608年）中]。随着德国大师们的出现，所有这一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绘画并没有带给音乐更多的东西。音乐本身变成了绝对的：恰恰是音乐（又一次完全无意识地）支配着18世纪的绘画和建筑。并且越来越明确的是，雕刻从这一形式世界的更深刻的可能性当中悄然消失了。
　　那把先前时候的绘画与之后时候的绘画——即从佛罗伦萨画派到威尼斯画派——区分开来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把拉斐尔的绘画和提香的绘画当作两种全然不同的艺术区分开来的东西——就是那把绘画同浮雕联系起来的一种雕塑的精神，而另一种音乐的精神是在可见的笔触与氛围的深度效果的技术中发挥作用的，这种技术与弦乐和管乐齐奏的半音技术有着亲缘关系。我们在之前拥有的是一种对比而不是一种过渡，对事实的辨认对于我们理解这些艺术的有机体是至关重要的。在此，不论在哪里，我们都得提防抽象的“永恒的艺术法则”的假设。“绘画”仅仅是一个词。哥特式的玻璃画是哥特建筑的一个要素，是它的严格的象征主义的仆人，恰如埃及艺术、阿拉伯艺术及这个阶段的任一其他艺术都是石头语言的仆人一样。穿着服饰的形象是像教堂一样被建造起来的。其衣服褶皱是具有极端真实性和严格表现性的一种装饰。从自然主义的模仿的角度批评它们过于“僵硬”，整个地是隔靴搔痒。
　　同样地，“音乐”也仅仅是一个词。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有某种音乐，甚至在任何真正的文化出现之前，甚至在动物当中，就是这样。但是，古典时期的严肃音乐不过是诉诸于耳朵的一种雕塑艺术。四度音阶、半音、等音，都具有一种结构的意义而非一种和声的意义：但是，这正是形体与空间的差异。这种音乐是单声部的。它所运用的为数甚少的乐器，全都在音调造型的能力方面有所发展；因此自然地，它拒绝埃及的竖琴，这个乐器在音色方面可能与拨弦古钢琴接近。但是，首要的是，旋律——跟从荷马时代到哈德良时代的古典诗歌一样——被定量地而不是按照重音来处理；也就是，音节、它们的音质和它们的长短，决定节奏。只需很少的几个片断，就足以向我们显示这种艺术的感觉魅力是外在于我们的理解力的某种东西；但是，这一事实本身也促使我们去重新考虑我们有关雕塑和壁画所意图的与所实现的印象的观念，因为我们并没有也不能体验这些东西作用于希腊人的眼睛的魅力。
　　在我们看来同样不可理解的，是中国音乐：在那里，依据接受了教育的中国人的观点，声无哀乐。反过来，在中国人看来，整个西方音乐无一例外地是进行曲。这是我们的生命的节奏动感在信奉无声之“道”的中国心灵身上产生的印象，其实，也是我们的整个文化在一个不同的人性身上产生的印象——我们的教堂的本堂和我们的多层的正立面的方向能量，我们的绘画的深度透视，我们的悲剧和叙事的推进，更别说我们的技术以及我们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整个过程。我们自己的血液中本来就有重音，因而我们注意不到它。但是，当我们的节奏与一个陌生的生命的节奏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种难以忍受的不一致。
　　还有阿拉伯音乐，那是又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迄今我们只通过假晶现象的媒介——例如拜占廷的赞美诗和犹太人的圣歌所再现的——注意到它，甚至我们知道这些，也仅仅是由于它们作为交替圣歌（antiphons）、应答圣咏（responsorial psalmody）和安布罗斯圣咏（Ambrosian chants）已渗透到远及僻地的西方教会。但是，不言而喻的是：不仅以得撒以西的宗教（调和祀拜，尤其是叙利亚的太阳神崇拜、诺斯替教和曼达派），而且以东的宗教（玛兹达教、摩尼教、密特拉教、伊拉克的会堂以及适逢其时的聂斯脱利派），都拥有相同风格的圣乐；与此并行的还有一种轻快的世俗音乐（尤其是在南阿拉伯和萨珊骑士中间的音乐）；两者都在统治着从西班牙到波斯的广大地区的摩尔风格中达到了顶峰。
　　从所有这些宝藏中，浮士德心灵只借用了少数几种教会形式，而且在借用它们的时候，当时就对它们作了彻底的改造[10世纪的于克巴尔德（Hucbald）和阿雷佐的圭多（Guido d’Arezzo）]。旋律的重音和节拍产生了“进行曲”，复调音乐（就像同时代诗歌中的节奏）则产生了无限空间的意象。要理解这些，我们就必须区分音乐的模仿方面和装饰方面，并且，尽管由于所有音调创造物都具有稍纵即逝的性质，所以我们的认识总局限于我们自己的西方的音乐史，但这已足够揭示出音乐发展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是所有艺术史中主导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一是心灵、景观、情感；其二是严格的形式、风格、学派。西欧有伟大风格的装饰音乐（相当于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雕塑式的音乐），这种风格是与教堂的建筑史联系在一起的，并与经院主义和神秘主义有着密切关联，它的规则就存在于位于塞纳河（Seine）与斯海尔德河（Scheldt）之间的高级哥特风格的故乡。对位音乐同飞扶壁体系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它的源头是福布尔东（Fauxbourdon）和迪斯康特（Discant）的“罗马式”风格及其简单的平行与对立的转调。它是人声的一种建筑术，并且就像群雕和玻璃画一样，它只有在这些石头穹顶的背景中才是可想象的。同这些穹顶一起，它是一种高级的空间艺术，这空间即是利雪的大主教奥里斯梅的尼古拉斯通过引入坐标系来赋予其意义的空间。这是真正的“复兴 ”（rinascita）和“改革”（reformatio），正如弗洛里斯的乔基姆在12世纪末就已经看到的——是在一种新艺术的形式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新心灵的诞生。
　　与之相伴随，在城堡和乡村中，则出现了一种世俗的模仿性音乐，一种游吟诗人、行吟诗人或吟游诗人的音乐。作为一种“新艺术”（ars nova），它在1300年左右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时代从普罗旺斯的朝廷远游到托斯卡纳贵族的宫殿。它由一些简单的旋律构成，这些旋律以短歌（canzoni）、牧歌（madrigals）、狩猎曲（caccias）的主歌和副歌打动人心；它还包括一种优雅的轻歌剧（galante operetta）[亚当·德·拉阿尔（Adam de la Hale）的《罗班和玛丽翁的故事》（Robin and Marion）]。公元1400年以后，这些形式导致了齐唱的形式——回旋曲和拟叙事曲。所有这些都是面对公众的“艺术”。场景都是依据生活来描绘，如恋爱的场景、狩猎的场景、骑士的场景。其关键点在于旋律的创新，而不在于其直线进行的象征主义。
　　因而，城堡和教堂在音乐方面跟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明显不同的。教堂本身就是音乐的，而城堡则是创造音乐的。一个是始于理论，另一个则是始于即兴演奏：这正是醒觉意识与活生生的生存、精神性的歌手与骑士歌手之间的区别。模仿最接近于生命和方向，因而要从旋律开始，而对位音乐的象征主义则属于广延，且要通过复调来意指无穷的空间。结果，一方面是“永恒”规则的总成，另一方面则是取之不竭的民间旋律的蕴藏，甚至18世纪还在开掘这蕴藏。同样的对立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阶级对立中亦艺术地揭示了自身。佛罗伦萨的朝廷趣味天然地反感对位音乐的精神；严格的音乐形式从经文歌（Motet）经由邓斯塔布（Dunstable）、班舒瓦（Binchois）和迪费（Dufay）（1430年左右）到四声部撒的演进，整个地是在哥特建筑的魔圈内进行的。从弗拉·安杰利科到米开朗基罗时期，伟大的尼德兰人只在装饰性的音乐中居于统治地位。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发现佛罗伦萨没有一个人了解严格的风格，所以不得不延请迪费。并且，在这个地区，列奥纳多和拉斐尔是以绘画为业，而在北方，欧克赫姆（Okeghem）（卒于1495年）及其乐派和若斯坎·德普雷（Josquin des Prés）（卒于1521年）把人声的正规复调引向了完满之境。
　　向“晚期”时代的过渡在罗马和威尼斯是有预兆的。随着巴罗克风格的出现，音乐方面的领导地位转到了意大利。但同时，建筑不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艺术，而是形成了一组浮士德式的特种艺术，油画在其中居于中心地位。大约1560年的时候，人声的帝国在帕勒斯特里纳和奥兰多·拉索（Orlando Lasso）（两人都卒于1594年）的圣乐（cappella）风格中走向了终结。人声的力量再也不能表现渴慕无限的激情，可它为器乐即管乐和弦乐的齐奏开辟了道路。随即，威尼斯出现了提香式的音乐，这是一种新的牧歌，在它的盛衰中，衍生了一种乐谱（text）的意识。哥特风格的音乐是建筑的和声乐的，巴罗克风格的音乐是图画的和器乐的。一个在于建造，一个则在于借助动机来运作。因为所有的艺术都已变成都市的，因而也变成了世俗的。我们从超个人的形式过渡到了大师的个人表现，在1600年之前不久，意大利产生了通奏低音，这种技术需要的是艺术行家而不是虔诚的参与者。
　　从此以后，伟大的任务就是要把音体（tone-corpus）扩展成无限，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它融入音调的无限空间中。哥特音乐已经把乐器发展成了有确定音色（timbre）的诸多家族。但是，新生的“管弦乐队的乐器”（orchestra）不再在意人声所加的限制，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可与其他声部相结合的声部来对待——与之同时，我们的数学也从费马的几何分析发展到了笛卡儿的纯粹函数分析。在扎利诺（Zarlino）的《和声惯例》（Harmony）（1558年）中，显示了一种真正的纯粹音调空间的视角。我们开始在装饰性的乐器和基础性的乐器之间作出区分。旋律和华饰一起生产动机，在发展中，这导致了赋格风格的形式中对位音乐的再生，弗雷斯科巴尔第（Frescobaldi）是其中的第一位大师，巴赫是其顶峰。与人声的弥撒曲和经文歌相对立的，是巴罗克风格的清唱剧[卡里西米（Carissimi）]、康塔塔[维亚达纳（Viadana）]和歌剧（蒙特威尔第）的宏伟的、按管弦乐方式构想的形式。不论是把一个低音旋律与主声部进行对比，还是让诸主声部在通奏低音的背景下相互对比，富有表现品质的音响世界总是在音调空间的无限性中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相互提升、相互阐明、相互威胁、相互压服——音乐整个地相互作用，且几乎无法觉察，除非借助同时代的分析观念。
　　从早期巴罗克的这些形式出发，在17世纪，发展出了组曲、交响曲、大协奏曲这些奏鸣曲式的形式。音乐的内部结构和乐章的构成、主题的展开和变调，越来越稳固地确立起来。由此而达成了一种伟大的、极其动态的形式，在那一形式中，音乐——现在完全是无实体的——被科莱利、亨德尔（Handel）和巴赫提升成为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艺术。当牛顿和莱布尼茨在1670年左右发现微积分的时候，音乐的赋格风格也成熟了。并且当1740年左右欧拉开始明确地阐述函数分析的时候，斯塔米茨和他的同代人也发明了装饰音乐最后的、最成熟的形式，即作为纯粹的和无限的变调的工具的四分乐章。因为在那个时候已开始迈出这一步。赋格曲的主题为“即是”（is），新奏鸣曲乐章的主题为“生成”（becomes），至于展开的问题，在一种情形中为一幅图象，在另一种情形中为一幕戏剧。我们获得的不是一系列的图象，而是一种循环的连续，这种音调语言的真正源泉，在于我们最深刻、最诚挚的音乐最后实现的可能性——那就是弦乐。小提琴当然是浮士德心灵所想象的和为表现其最后的秘密所发明的所有乐器中最高贵的乐器，在弦乐四重奏和小提琴奏鸣曲中，它当然也会让人体验到完全是启发出来的最具超越性的和最神圣的时刻。在此，在室内乐中，西方艺术作为一个整体达到了其最峰。在此，我们的无穷空间的原始象征被完整地表现，如同波利克勒斯的《持矛者》完整地表现紧张的形体状态的原始象征一样。当一种充满难以言喻的渴念的小提琴旋律在空中回荡，并通过塔蒂尼（Tartini）、纳尔迪尼（Nardini）、海顿、莫扎特或贝多芬的管弦乐化而使其在空中扩展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就处在一种艺术的氛围中，除这种艺术之外，只有雅典的卫城可以营造这样的氛围。
　　故此，浮士德式的音乐成为浮士德式的艺术的主导。它取消了雕塑般的造型艺术，只容许瓷器般小巧的艺术——整个地是音乐性的、精致的、非古典的和反文艺复兴的艺术——这种艺术（作为西方的一种发明）与室内乐的兴起属于同一时代，且同时臻至完满非凡之境。而哥特式的雕塑彻头彻尾地是建筑的装饰，是人造的墙树作品（espalier-work），罗可可的墙树作品就是伪造型艺术最显著的典型，这种伪造型艺术是完全臣服于音乐的形式语言的结果，并且由此可以看出，主宰被呈现的前景的技术与隐藏在那一技术背后的表现语言可能相抵触到何等的程度。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柯塞沃克（Coysevox）（1686年）在卢浮宫的屈身维纳斯像与该像在梵蒂冈的古典原型：在前一种造型中，雕像是音乐的替身，在后一种造型中，雕像就是其本身。诸如“断奏”、“渐快”、“行板”、“ 快板”这些术语可最好地描述我们在此所讲的那种运动，那种线条的流动，那种在石头本身的存在中的流动性，这种存在就像瓷器一样已或多或少失去了其完美的坚实性。因此，我们才觉得雪花大理石不好保养。也因此，我们才觉得参照光和阴影的效果进行创作完全是非古典的倾向。这与提香以来的油画的原则完全一致。18 世纪的蚀刻画、素描或群雕中称作“色彩”的东西，实际上指的就是音乐。音乐支配着华托和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的绘画，以及戈布兰家族（Gobelins）的艺术和水粉画；并且自那时起，我们不是出现了色调（colour-tones）或音色（tone-colours）这样的习惯用语吗？这些语汇不是意味着承认了那两种艺术之间最终的同源性吗？——尽管两者在表面上并不相似。还有，这些相同的语汇当被用于任一古典艺术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吗？但是，音乐并没有在此止步；它还把贝尔尼尼的巴罗克建筑变换成了与它自身的精神相一致的东西，并从这一精神中创造了罗可可风格，一种超越性的装饰的风格，光（或者更确切地说，“音调”）作用于其上，把天顶、墙壁和其他一切构件与实物融入复调和和声中，以建筑的颤音、节拍和行进，去实现这些大厅与柱廊的形式语言同它们所构想出来的音乐的形式语言之间的同一。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是可见的室内乐的这种晚期的和不久便消亡的仙境的故乡，是弧线的家具和化妆间、诗歌中和瓷器上的牧羊女的故乡。它是西方心灵借以完成其高级风格的表现的最后的秋天余辉。并且，它最终在议会时期的维也纳消亡和熄灭了。
　　五
　　文艺复兴的艺术，从其众多方面的这一特殊方面考虑，乃是对多声部的浮士德式的森林音乐的精神的反抗，在那个时候，这种音乐已为统御西方文化的全部形式语言作好了准备。它是这种反抗意志在成熟的哥特风格中所作的公开论断的逻辑结果。它从不否认它的源头，可它只是维持着一种简单的反抗运动的特征；因此必然地，它仍然依赖于原初运动的诸般形式，它所体现的只是这些形式作用于一个犹豫不决的心灵的后果。因此，它没有真正的深度，不论是理想的还是现象的。就前者而论，我们只需想一想哥特式的世界感将自己投射到整个西方景观之上的那种炽热的激情，立即就可以看到那众多的卓越的心智——学者、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 在1420年左右开创的究竟是何样的一种运动。在前者，对于一种新生的心灵来说，生与死的问题才是关键；在后者，趣味才是关键。哥特式的心灵整个地只抓住生命不放，并深入到其最隐秘的角落，由此而创造了一种新人和一个新的世界。从天主教的观念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国家理论，从骑士的比武到新的城市形式，从主教堂到村舍，从语言结构到乡村少女的婚纱，从油画到江湖艺人（Spielmann）的歌曲，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同一种象征主义的标记。但是文艺复兴，当它支配了某些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尽其所能了。它丝毫也没有改变西欧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感受。它至多只能渗透到服装和行为举止中，但它不可能触及到生命之根——甚至在意大利，巴罗克式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哥特式的世界观的一种延续。在但丁和米开朗基罗之间，根本没有出现真正的伟人，而他们两人的立足点皆在它的范围之外。就后者而论——现象的或表面的深度——文艺复兴从未触及到民族，甚至在佛罗伦萨本身也是如此。对于那些有心人来说，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属于那种伟人——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秩序的一种现象，并且当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深层的暗流一直在稳定地流向哥特式音乐的巴罗克风格——的时候，那一现象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文艺复兴作为一种反哥特风格的运动和作为复调音乐的精神的一种反动，在狄奥尼索斯运动中有其古典的对等物。这是多立克风格和雕刻的阿波罗式的世界感的一种反动。它不是“源自”于色雷斯的狄奥尼索斯崇拜，而仅仅是采用这一崇拜作为反对奥林匹亚宗教的一种武器和这种宗教的一种对立象征，恰如在佛罗伦萨，将古风崇拜召来只是为了证明和确证业已存在的情感而已。希腊的公元前7世纪以及（因此）西欧的15世纪皆属于伟大的反抗时期。在这两者的情形中，我们实际上都出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早已就位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观相上支配着其整个时代的历史，尤其是其整个时代的艺术世界——换言之，这是心灵试图反抗它最终所理解的命运的立足点。这些内在的反抗力量——浮士德的将这一个与另一个分离开的第二种心灵——力图改变文化的意义，抛弃、摆脱或逃避文化的无情的必然性；面对要在爱奥尼亚和巴罗克风格中实现其历史命运的召唤，它顿生一种焦灼。这种焦灼在希腊是与狄奥尼索斯崇拜及其音乐的、非物质化的、瓦解身体的极度亢奋紧密关联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则是与崇拜古代及其人体造型艺术的传统紧密关联的。在每一种情形中，都有意识地和故意地引入了外来的表现手段，为的是通过一种针锋相对的形式语言的力量来给那些受压制的情感提供其自身的重要性和热情，这样就使它们能够去反对那川流 ——在希腊，那川流从荷马和几何学那里流向斐狄亚斯，在西方，则是从哥特式教堂、经由伦勃朗，流向贝多芬。
　　从一种反抗运动的特征可知，对于文艺复兴来说，要界定它正在反对的东西，要比确定它所瞄准的目标更为容易。这是所有文艺复兴研究的难点。在哥特风格（以及多立克风格）中，恰恰相反——人们是为了某个东西而斗争，而不是要反对它——而文艺复兴的艺术与反哥特的艺术基本上就是一回事。文艺复兴的音乐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美第奇宫廷的音乐是南部法国的“新艺术”，而佛罗伦萨的杜莫大教堂（Duomo）的音乐则是低地德意志的对位音乐，两者本质上都是哥特式的，是全体西方的财富。
　　习惯上为文艺复兴所采用的那一观点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一种运动自诩的意图是多么轻易地被误认作为它的深刻意义。自布克哈特以来，批评已经批驳了一切个人性的假定，即所谓是那个时代的主导精神推进了其自身的倾向——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可以继续在前一意义上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当然，有人立即意识到，当哥特风格传到阿尔卑斯山南部的时候，尤其是在建筑的方面，并一般地在艺术的表象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那一印象所引发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本应使我们对它产生不信任，使我们转而自问哥特风格与“古代”风格之间想当然的区分实际上是否仅仅就是同一形式世界的北方与南方方面之间的差别。在西班牙有许多东西给人以“古典”的印象，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南方的，如果一个门外汉面对着佛罗伦萨的新圣马利亚教堂（St. Maria Novella）的巨大回廊或斯特罗兹府邸（Palazzo Strozzi）的正立面，并被问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哥特式的”，他必定会猜错。反之，精神的急剧变化应当不是发生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而仅仅是在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因为托斯卡纳在艺术的方面不过是意大利世界中的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上意大利整个地属于带有拜占廷色彩的哥特式；尤其锡耶纳则是反文艺复兴的一个真正的纪念碑，罗马已经是巴罗克的故乡。但是，事实上，景观的变化与情感的变化是一致的。
　　在哥特风格的实际诞生中，意大利确实丝毫不占份。在1000年的时候，这个国家仍绝对地处在东方的拜占廷趣味和南方的摩尔人趣味的支配之下。当哥特风格第一次在这里扎根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成熟的哥特风格，它以一种强度和力量移植至此，这种强度和力量，我们在任何伟大的文艺复兴创造中都看不到——想一想 “圣母悼歌”（Stabat Mater）、“震怒之日”、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arine）、乔托和西蒙·马尔蒂尼（Simone Martini）吧！与此同时，它又受到南方的光的照耀，后者的陌生性事实上在适应中被软化了。它所压制或排斥的，不是——如人们所认为的——古典的某些还苟延残喘的世系，而是纯粹拜占廷萨拉逊人的形式语言，这种形式语言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吸引着感官——在拉韦纳和威尼斯的建筑中，甚至在自东方输入的丝织品、器皿、武器的装饰中。
　　如果文艺复兴果真是古典世界感的一种“再生”（不论其所指的意义是什么），那它何以不以结构封闭的实体的象征去取代围合的和有节奏地安排的空间的象征呢？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相反，文艺复兴整个地和唯独地实践的是哥特风格为其所规定的一种建筑空间，它与那一空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作为北方 “狂飙突进”的替代，它呼吸的是阳光明媚的、自由自在的、果断明决的南方的明朗恬静的空气。它没有产生新的建筑观念，它的建筑成就的范围几乎被局限于正立面和庭院。
　　现在，诉诸于表现的努力集中于房屋的临街一面或修道院的侧面——那里装有许多窗户，且始终具有精神的意义；这种关注乃是哥特风格的特征（而且与它的肖像画艺术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与世隔绝的庭院本身，从巴勒贝克的太阳神神庙到艾勒汉卜拉宫（Alhambra）的狮王宫，则真正地是阿拉伯式的。在这种艺术当中，帕埃斯图姆的波塞冬神庙只是孑然一身，无所关联：无人参观，无人研究。同样地，佛罗伦萨雕刻是非阿提卡风格，因为阿提卡风格是自由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立体”（in the round）造型艺术，而佛罗伦萨的所有雕像都感觉背后有一个壁龛的幽灵，哥特式的雕刻家把他的真实的古人就安置在这壁龛中。在形象与背景的关系中，在形体的结构中，夏特尔教堂的“国王头像”的大师们和班贝格教堂的“乔治”圣坛的大师们展现了“古风式的”表现手段和哥特式的表现手段同样的相互渗透，我们所具有的这些表现手段，在乔凡尼·皮萨诺、吉贝尔蒂甚至韦罗基奥的表现方式中，既没有被强化，也没有被置于冲突之中。
　　如果我们从文艺复兴的模式中抽掉所有起源于罗马帝国时代以后的要素——也就是，那些属于麻葛形式世界的东西，那就什么也不剩下了。甚至从晚期罗马的建筑本身中，抽掉所有源自希腊的伟大时代的要素，那文艺复兴的那些模式便会一个接一个消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在所有那些模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个模式便是圆拱和柱式的组合，这一动机实际上支配着文艺复兴的建筑，且由于它的南方特性，我们也将其看作是文艺复兴建筑的特征中最高贵的一种。这种组合无疑完全是非哥特式的，但在古典风格中，它也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它代表了源自叙利亚的麻葛式建筑的主导动机。
但是，正是在那时，南方从北方接受了那些决定性的冲动，它们首先帮助南方整个地摆脱了拜占廷风格，接着帮助它从哥特风格步入了巴罗克风格。在阿姆斯特丹、科隆和巴黎之间的地区——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的风格史中与托斯卡纳相对立的一极——已经创造了同哥特式建筑结合在一起的对位音乐和油画。由此，迪费在 1428年、魏拉尔特（Willaert）在1516年来到教皇的礼拜堂制作圣乐，后者并于1527年创立了威尼斯乐派，这对于巴罗克音乐来说是至为关键的。魏拉尔特的继承人是安特卫普的德·罗雷（de Rore）。一个佛罗伦萨人委托雨果·凡·德·胡斯（Hugo van der Goes）为新圣马利亚教堂完成波尔蒂纳里祭坛画，并委托梅姆灵（Memline）画了一幅“最后的审判”。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绘画作品（尤其是低地国家的肖像画）发挥了巨大影响。在1450年，罗杰·凡·德·韦登（Rogier van der Weyden）自己来到佛罗伦萨，他的艺术在那里受到赞赏和模仿。1470年，于斯特斯·凡·根特（Justus van Gent）把油画介绍到翁布里亚（Umbria），而墨西拿的安托内洛（Antonello da Messina）则把他在尼德兰学到的技法带到了威尼斯。在菲立比诺·利比（Filippino Lippi）、吉朗达约（Ghirlandaio）、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绘画中，尤其是在波拉约洛（Pollaiulo）的雕刻作品中，“荷兰”味是何其浓郁，而“古典”味是何其稀薄！还有在列奥纳多本人的作品中，亦是如此。甚至今天的批评家也很少认真地承认哥特式的北方对文艺复兴的建筑、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的影响的真正程度。也正是那个时候，布列克森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尼古拉·库萨（1401～1464年）把“微分”原则引入了数学，他从上帝作为无限存在的观念出发进行推导，得出了数的对位方法。莱布尼茨就是从库萨的尼古拉那里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使他得以展开了他的微积分；并由此，那一推动力被铸造成为一件武器，动力学的、巴罗克式的和牛顿式的物理学借此而确定地克服了南方物理学的富有特色的静力学观念，后者有阿基米德的一臂之力，甚至在伽利略那里还在有力地发挥作用。
　　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是音乐表面上被从浮士德艺术中驱逐出去的时刻。事实上，有几十年的时间，在古典的景观与西方的景观唯一接壤的地区，即佛罗伦萨，确实一直高举着——以一种本质上形而上的和本质上防御性的卓杰努力——古典的意象，且是如此之令人信服，它持续到了歌德时代以后，尽管其更为深刻的旨趣照例只是反哥特式的，并且，如果不细加评判，而只是诉诸我们的感受，我们甚至会觉得它对今天仍是有效的。洛伦佐·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和利奥十世（Leo the Tenth）的罗马——在我们看来，那便是古典之所在，是最隐秘的渴望的永恒目标，是我们的罪恶之心的唯一解救之地，可也是局限我们的视界的场所。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且只是因为它是反哥特式的。阿波罗式的精神与浮士德式的精神的对立在此再清晰不过了。
　　但是在此，对于这种幻觉的范围，请不要产生任何误解。佛罗伦萨的人们所创作的壁画和浮雕，与哥特式的玻璃画和拜占廷式的以金色为底色的马赛克是相矛盾的。这是西方历史中雕刻被列为最高艺术的时刻。绘画中的主导要素是对称的形体、井然有序的群像、建筑的结构方面。背景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仅仅是帮助填补自足在场的前景形象之间和后面的空间。在这里，绘画实际上一度处在雕塑的支配之下；韦罗基奥、波拉约洛和波提切利都是金匠。不过，同时，这些壁画也丝毫不具有波吕格诺图斯的精神。这只要翻看一下古典瓶绘的图集——不是在个人的选本或复制品中（那会给人错误的观念），而是在合集中，因为这是同一种类的古典艺术的合集，在那里，原件是十分丰富的，足以使我们对隐藏在那一艺术背后的意志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据这一研究，文艺复兴精神的完全的非古典性会跃入我们的眼帘。乔托和马萨乔（Masaccio）在创造一种壁画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表面上看只是阿波罗式的感受方式的一种复兴；但是，作为这一艺术之基础的深度经验和广延的观念，并不是阿波罗式的非空间的和自足的实体，而是哥特式的场域（Gothic field）。不论背景多么的靠后，它们都是存在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再度发现有南方的充足的阳光、清澈的空气、正午的宁静；动态的空间在托斯卡纳且只在托斯卡纳被改变了，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是营造静态空间的大师。尽管空间的场域被描画出来了，但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不受限制且像音乐一样一直渴求深度的生存、而是作为在感觉上可界定的生存来描绘的。空间在平面的各个层次被赋予了一种实体性和秩序，而素描、分明的轮廓、所界定的表面，以一种表面上接近于希腊理想的关切而受到研究。不过，总是有这样一个差别，即佛罗伦萨以透视的方法把空间描画为单数的，以与复数的事物形成对比；而雅典是把事物呈现为独立的单个存在，以与一般的虚无形成对比。而在比例方面，随着文艺复兴的(禁止)渐渐平息下去，这一倾向的顽固性也开始消退，从布兰卡奇礼拜堂（Brancacci Chapel）中马萨乔的壁画到梵蒂冈“施坦查”（Stanze）中拉斐尔的壁画，直到列奥纳多的晕涂法（Sfumato），都把轮廓线融入到了背景中，以此来把一种音乐理想引入绘画，以取代浮雕理想。这一隐秘的动力学在佛罗伦萨的雕刻中同样明显——想要为韦罗基奥的骑马塑像寻找一种阿提卡对等物，那纯属徒劳。这种艺术是一个面具，是一种精英趣味，时常还是一种喜剧——尽管喜剧决不会这么堂皇地上演。哥特形式的难以言喻的内在纯粹性，常常使我们忘记它所具有的是一种多么过度的本土力量和深度。哥特式，必须再重复一遍，是文艺复兴唯一的基础。文艺复兴甚至从没有触及真正的古典风格，更别说理解它或“接受” 它。佛罗伦萨精英的意识整个地处在文学的影响之下，它欺世盗名地把这一运动的反面因素正面化——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潮流对于自身的性质是多么缺乏意识。它们的伟大作品，没有一件不是伯里克利的同时代人、甚或恺撒的同时代人当作全然外来的东西加以拒绝的。它们的宫殿庭院是摩尔人的庭院，它们的置于纤细的立柱之上的圆拱是源自叙利亚。契马布埃教导他那个世纪的人用画笔去模仿拜占廷的马赛克艺术。在文艺复兴的两座著名圆顶建筑中，佛罗伦萨的圆顶教堂是晚期哥特的杰作，而圣彼得大教堂则是一座早期的巴罗克建筑。当米开朗基罗动手要把后者建造成如同“万神庙置于马克森提巴西利卡之上”的时候，他提及的是两座纯粹早期阿拉伯风格的建筑。至于装饰——确实有一种真正的文艺复兴装饰吗？在象征的力量方面，当然没有什么装饰可与哥特式的装饰相媲美。但是，那种轻快而雅致的装饰——它有着自身的一种真正内在的统一性，并吸引了全欧洲的注意——的起源是什么？在一种“趣味”的故乡与其所运用的表现手段的故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在皮萨诺、马亚诺（Maiano）、吉贝尔蒂和德拉·奎尔恰（Della Quercia）的早期佛罗伦萨动机中发现有许多是北方的。在所有这些圣坛、陵墓、壁龛、门廊中，我们必须在外部的及可转变的形式（爱奥尼亚柱式本身是双重的转变，因为它原本源自埃及）与把这些形式当作手段和符号加以运用的形式语言的精神之间作出区分。一种古典的要素或构件，只要它所表现的主题是非古典的，它就等于变成了某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其意义不在于那事物本身，而在于其被运用的方式。但是，甚至在多那太罗那里，这样的古典动机也要比成熟的巴罗克风格少很多。至于一种严格的古典柱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不过，在有些时候，文艺复兴艺术成功地实现了某些音乐所不能再现的惊奇之事——对完全的邻近性的天福般的感受，对纯粹的、宁静的和自由的空间效果的感受，摆脱了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热情的运动后那种明快、整齐而自由的感受。这不是古典的风格，但却是对古典生存的一种梦想，是浮士德心灵为了能够忘却自身所能作的唯一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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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音乐与雕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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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现在，随着16世纪的到来，西方绘画出现了划时代的决定性转变。北方的建筑和意大利雕刻的委托人阶层消失了，绘画成为了对位式的、“如画的 ”（picturesque）、追求无限的。色彩变成了音调。绘画的艺术确立了与康塔塔和牧歌的风格的亲缘关系。油画的技术成为意在征服空间和把事物融入那空间的艺术的基础。自列奥纳多和乔尔乔内（Giorgione）开始，印象主义出现了。
　　在实际的绘画中，对所有要素都有一种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迄今仍被因果地置入、被看作一种填充、被看作一种空间，且几乎不为眼睛所注意的背景，获得了一种绝对的重要性。并且出现了一种在其他文化中找不到匹配者的发展，甚至在中国文化中也找不到，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它与我们的文化是如此之接近。背景作为无限的一种象征胜过了感官可感知的前景，最后[在这里存在着图绘（depicting）风格与线描（delineating）风格之间的区别]，浮士德心灵的深度经验在画面的运动（kinesis）中被捕捉住了。曼特尼亚的平面层次的空间浮雕，到丁托列托那里被融入了有方向的能量，故而在后者的画面中，出现了一种无限的空间宇宙的伟大象征，把个别事物全当作偶然的东西包容在自身之中——那个伟大象征就是地平线（horizon）。现在，风景画要有一条地平线，一直以来，我们认为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以致我们从没有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有一条地平线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何时没有的，且为什么没有？事实上，在埃及的浮雕、拜占廷的马赛克或古典时代的瓶绘和壁画中，甚至在希腊化时代的瓶绘和壁画中——尽管有着对前景的空间处理 ——根本就没有地平线的踪迹。这条线，位于天地交汇处那如幻的氤氲之气中，作为有关远处的完整而有力的象征，包含了画家所理解的“微分”原则。正是从这种地平线的遥远性中，涌现了绘画的音乐性，而且因为这一缘故，荷兰伟大的风景画画家都只画背景和大气，也恰恰是因为相反的缘故，“反音乐性的”大师，如西纽雷利、尤其是曼特尼亚，只画前景和“轮廓”。因此，正是在地平线中，音乐战胜了雕塑，广延的热情战胜了它的实体。不用说，伦勃朗的画面根本没有前景。在北方，对位音乐的故乡，很早就对地平线和被强调的距离的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而在南方，阿拉伯-拜占廷绘画的单调的、明确的金色背景一直居于主导。纯粹的空间感的第一次明确出现见于1416年左右的“贝里公爵的祈祷书”（Books of Hours of the Duke of Berry）[在尚蒂伊（Chantilly）和都灵（Turin）]。从此以后，这种空间感逐渐地且牢固地主宰了绘画。
　　同样的象征意义也附着在云彩上面。古典艺术对云彩如同对地平线一样的不关心，文艺复兴的画家处理云彩带有某种游戏的表面性。但是，早期哥特风格很在意云朵，并以一种神秘主义的远视洞察它们；威尼斯人，尤其是乔尔乔内和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发现了云彩世界和其千变万化的存在的全部魅力，它们以其山峦叠嶂般的条块和镂状布满天空。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和尼德兰人则将它的意义强化到悲剧的层次。艾尔·格列柯（El Greco）则把云彩象征主义的伟大艺术带到了西班牙。
　　伴随着油画和对位音乐一起，园林艺术也告成熟了。在这里，通过悠长曲折的池塘、砖墙、林荫道、远景、回廊等，而在自然本身这块画布上加以表现，这与致力于线性透视的绘画所体现的是相同的倾向。早期佛兰德斯艺术家把线性透视视作是他们的艺术的基本问题，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阿尔贝蒂（Alberti）和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则对其作了系统的阐述。我们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对透视的这种阐述，对画面（不论是风景画还是建筑的内部空间）作为一个局限于画框而在深度上大大强化的场域作的这种数学式的神圣化，恰好在这个特殊时期提出来，这并不全然是一种巧合。它是对原始象征的一种宣告。透视线条的交汇点是在无穷远处。古典绘画没有透视，恰恰是因为它回避了无穷远，否决了距离感。因此，为了获得空间与距离的效果而有意操控自然的园林在古典艺术中是不可能的。在雅典也好，在罗马也好，本身都没有园林艺术：只有帝国时代才以源自东方的背景框架（ground-schemes）来满足它的趣味，看一下保存下来的那些“花园”的任何设计，就足以显明它们的长度之短和它们的边界之重要。不过，西方的第一位园林理论家阿尔贝蒂早在1450年就规定了环境与房屋的关系（也就是环境与置身其间的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从他的规划到路多维希（Ludovisi）别墅和阿尔巴尼（Albani）别墅的花园，我们可以看到向纵深的透视角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法国，自弗兰西斯一世[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开始，狭长的湖面是具有相同意义的附加物。
　　因此，西方园林艺术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宏伟的罗可可园林的“视景点”（point de vue），其所有的林荫道和修剪整齐的篱笆小径都朝向“视景点”，视觉从视景点延伸出去，最后没入远景之中。这个要素甚至在中国园林中也是缺乏的。但是，那个时代[例如在库伯兰（Couperin）那里]的田园音乐中那些银光闪闪的远景画面正好可以与之匹敌。视景点为我们真正理解这一使自然本身去言说人类象征主义的形式语言的显著方式提供了一把钥匙。它原则上同我们的数学中把有限的数字图象融入无穷数列有着亲缘关系：如同余数的表达揭示了数列的终极意义一样，没入无限的视觉恰是园林向一种浮士德式的心灵所揭示的自然的终极意义。只有我们西方人，而不是希腊人或盛期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才会为了使他们的视觉能够远及无限的远景而珍视和寻求那高耸入云的山峰。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渴念——渴望与无涯的空间茔然独处。勒诺特尔（Le Nôtre）和法国北部的那些风景园艺师的伟大成就——开始于富凯（Fouquet）的维孔宫（Vaux-le-Vicomte）那划时代的创造——就在于他们赋予了“视景点”这一象征如此高的重要性。试比较一下美第奇时代的文艺复兴公园与西方的那些公园，前者能够一览而尽，轻快、舒适、浑圆一体；而后者的喷水装置、雕像行列、树篱、曲径回路，皆直观地暗示着悠长的距离。西方油画的命运在园艺史中再一次得到了表述。
　　但是，对悠长的距离的感受，同时也即是对历史的感受。在遥远的距离中，空间变成了时间，而地平线则意指着未来。巴罗克花园即是晚秋时节的花园，是临近终结时期或落叶时期的花园。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则意味着仲夏的正午。它是无时间的，在其形式语言中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想起终结。是透视法的出现，开始唤醒某种过渡的、短暂的和最终的东西的预兆。在所有西方语言的抒情诗中，表示距离的词都具有一种悲秋的意味，这是人们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抒情诗中所看不到的。在麦克弗森（Macpherson）的“莪相民谣”和荷尔德林那里，在尼采的“酒神赞歌”（Dionysus-Dithyrambs）中，最后在波德莱尔、魏尔伦（Verlaine）、格奥尔格（George）和多伊姆（Droem）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东西。晚期诗歌中萧瑟的花园林荫道、国际大都市中没有尽头的长街、大教堂里的柱廊、远处群山的山峰——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构成我们的空间世界的深度经验，在最后的分析中，即是我们的命运、既定的方向、时间、不可复返的生命的内在确定性。在这里，在将地平线当作未来的体验中，我们直接地和确然地意识到了时间同所体验的空间活生生地自我延展的“ 第三向度”的同一性。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我们把17世纪印在凡尔赛花园之上的同一有方向的命运的特征，也印在了我们的大都市街道的设计上。我们让街道像长长的飞矢一样延伸到遥远的深处，甚至丝毫不关心保存我们的城镇的古老的历史部分（因为这些部分的象征主义现在对我们不再有预兆的力量了），而古典世界的大都市却在它的延伸中固执地保留着交错的、弯弯曲曲的小巷，以使阿波罗式的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众实体之中的一个实体。在这里面，通常来说，实际的所谓需求物，不过是一种强有力的内在冲力的面具而已。
　　因此，随着透视法的兴起，绘画的更深刻形式和丰富的形而上意义开始集中在地平线上。在文艺复兴的艺术里，画家就已经阐述而观众就已经如其所是地接受了画面的内涵，即把它们当作是自足的和跟主题同在的。但是，从此以后，那些内涵变成了一种手段，仅仅是传达口头表达所无法表述的某个意义的工具。随着曼特尼亚或西纽雷利的出现，铅笔素描成为不用色彩完成的绘画——实际上，在有些情形中，我们只能惋惜说艺术家没有止步于漫画。在雕塑性的素描中，色彩也仅仅是一种补充。另一方面，米开朗基罗告诉提香，他并不知道怎么去画画。“客体”，亦即由所画的轮廓、邻近的东西和材料所确切地固定的东西，事实上失去了它的艺术现实性；但是，由于艺术理论仍由文艺复兴的印象所支配着，由此而引发了针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而进行的奇怪的和没完没了的冲突。对那一问题的错误阐述，使我们看不到它的实际的和深层的意义。所要考虑的第一点就是，究竟应把绘画看作是造型的艺术还是音乐性的艺术，亦即看作是事物的静力学还是空间的动力学（因为在这里体现了壁画技术与油画技术之间的对立的本质）；第二点要考虑的是古典的世界感与浮士德式的世界感之间的对立。轮廓界定材料，而色调阐释空间。但是，第一流的绘画都具有可直接感知的性质——它可以叙事。反之，空间本质上是超越性的，是诉诸于我们的想象力的，而在受其支配的艺术中，叙事要素会使十分有力的倾向变得柔弱和模糊。因此，那些能够感觉到那一隐秘的不和谐但却误解了它的理论家，会求助于内容与形式的表面对立。这个问题纯粹是西方的，它最显著地揭示了，当文艺复兴走向终结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器乐宣告出现时，绘画要素的意义是如何发生完全的颠倒的。对于古典的心智来说，根本不存在这个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在阿提卡的雕塑中，形式和内容两者完全是同一的，且是在人体中被确认的。
　　巴罗克绘画的情形因为下面的事实而进一步复杂化了，那就是，它还包含了一般的大众感受与更敏锐的感受性之间的对立。欧几里得式的可感知的一切也是大众的，因此，真正的大众艺术都是古典的。基本上说，正是大众艺术的这种大众的感觉特征，构成了它对于浮士德式的才智之士而言难以言喻的魅力，使他们不得不去为自我表现而斗争，不得不通过艰苦的搏斗来赢得他们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对古典艺术及其内容的沉思是纯粹的新生：在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为之斗争，一切都自由地自行提供。同类的某种东西，也被佛罗伦萨的反哥特倾向获得了。拉斐尔在其创造性的许多方面都显然是大众的。但是，伦勃朗不是，也不可能是。从提香开始，绘画变得越来越富有性爱的色彩。诗歌也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哥特式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性爱的——但丁和沃尔夫拉姆就是明证。欧克赫姆和帕勒斯特里纳的弥撒曲，或巴赫相关主题的作品，是一般的会众所无法理解的。普通民众是由莫扎特和贝多芬培育出来的，他们一般地把音乐看作是视某人的心境而定的东西。自启蒙时代发明“为全体的艺术”（art for all）这个短语以来，音乐厅和剧场便影响着人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程度。但是，浮士德艺术不是“为全体”的，且本质上也不可能这样。如果现代绘画不再对任何人而只对少数（且人数一直在下滑）的爱好者有吸引力，那是因为它抛弃了对连大街上的人也能理解的事物的描绘。它把现实的性质从内容转向了空间——根据康德的看法，只有通过空间，事物才能存在。并且，随同那困难一起，形而上的要素已经进入了绘画，这个要素不会对门外汉妥协。相反，对于斐狄亚斯而言，“外行”这个词根本没有意义。他的雕刻完全是诉诸于实体性的东西，而不是诉诸于精神性的视觉。一种没有空间的艺术先天地是形而上的。
　　七
　　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原则。在一幅绘画中，把事物无机地相互叠置或并列在一起，或是前后排列而根本不重视透视或相互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本不强调它们的现实性对空间结构的依赖——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这种依赖的否定——这样做是可能的。原始人和儿童在他们的深度经验把他们的世界的感官印象或多或少引入某一基本秩序之前，就是这样画画的。但是，这种秩序在不同的文化里依据这些文化的原始象征的不同而有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如此自明的那种透视法的创作，乃是一个特例，其他任何文化的绘画对它既没有认识，也不打算认识。埃及艺术选择以迭加的行列来再现同时发生的事件，由此减少画面视角的第三向度。阿波罗式的艺术把人物和群像分开安置，故意回避在再现的平面中出现时空关系。波吕格诺图斯在德尔斐的奈达斯礼厅（Lesche of the Cnidians）的壁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没有任何背景去把各个场景联系起来——因为这样的背景会对下面的原则形成挑战：只有事物是现实的，而空间则是非存在的。埃伊纳神庙的山墙，弗朗索瓦巨爵（François Vase）和帕加马的巨人檐壁饰带上众神的排列，全都是没有有机特征的、分离的和可相互变换的动机按波形合成的方式创作的。只是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出现了连贯系列的非古典的动机[帕加马祭坛的忒勒福斯（Telephus）壁画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例子]。在这个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情感是真正哥特式的。它实际上把群像的组合引向了如此完美的高度，以致它的作品仍是后来所有时代的典范。但是，群像的排列全都与空间无关。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就是色彩斑斓的广延在光阻（light-resistances）自身之内创造的一种无声的音乐，理解的眼睛能把它当作事物和生存加以把握，能从一种看不见的颤动和节奏行进到距离中。由于这种空间排列，由于其不知不觉地以空气和光的透视取代了线性透视，文艺复兴本质上已经被打败了。
　　现在，从文艺复兴在奥兰多·拉索和帕勒斯特里纳那里的终结一直到瓦格纳，从提香一直到马奈、马雷（Marées）和莱布尔（Leibl），伟大的音乐家和伟大的画家一个接一个蜂拥而出，而雕塑艺术却整个地变得无关紧要了。油画和器乐朝着哥特风格所理解而巴罗克风格所实现的目标有机地发展着。两种艺术 ——是最高意义上的浮士德式的艺术——在其风格的限度内都是原始现象。它们有一种心灵、一种观相，因而也有一种历史。并且在这方面，它们是仅有的。雕刻从此以后所能实现的，只是在绘画、园林艺术或建筑的阴影中的少数美丽而偶然的片断。西方的艺术并不真正需要这些片断。不再有绘画风格或音乐风格的意义上的雕塑风格。根本没有连贯一致的传统或必然的统一性把马代尔纳（Maderna）、古戎（Goujon）、普杰（Puget）和施吕特尔（Schlüter）的作品联系起来。连列奥纳多也开始公然蔑视凿子：他至多只是承认青铜铸件，且是出于其绘画般的长处的缘故。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米开朗基罗，对于后者来说，大理石块仍是真正的要素。不过，甚至米开朗基罗在老年也不再能有成功的雕塑，后来的雕刻家的伟大再也不是伦勃朗和巴赫意义上的。毫无疑问，他们有聪明的和有趣味的表现，但没有一件作品是“夜巡”或“马太受难曲”同一水平上的，没有东西像这些作品那样能表现全人类的整个深度。雕塑艺术已经脱离了文化的命运。它的语言现在再也没有意义了。在伦勃朗的肖像画中所具有的东西，在一件半身塑像中根本无法传达出来。就在这时和此后，时常也会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雕刻家，像贝尔尼尼或同时代的西班牙派的大师们，或像毕加尔（Pigalle）和罗丹（Rodin）（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实质上超越了装饰的范畴而达到伟大的象征主义的水平），但这样的一位艺术家常常显见地或是文艺复兴迟来的模仿者，例如托瓦尔森（Thorwaldsen）；或是冒充的画家，例如乌东（Houdon）和罗丹；或是一位建筑师，例如贝尔尼尼和施吕特尔；或是一位装饰家，例如柯塞沃克。并且其现场的表现，只是更清晰地显示出，这门艺术已无法负载浮士德式的重负，故在浮士德式的世界中已不再负有任何的使命——因而，它也不再拥有一种心灵或一种具有特殊的风格发展的生命史。相应地，在古典的世界里，音乐是那种失败的艺术。最早的多立克风格可能是其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开端，可到爱奥尼亚风格成熟的世纪里（公元前650～前350年），它不得不让位于两种真正的阿波罗艺术，即雕刻和壁画；由于拒绝了和声和对位法，它由此不得不放弃作为一种更高级艺术的有机发展的要求。
　　八
　　
　　严格的古典绘画的风格把自己的调色板局限于黄色、红色、黑色和白色。这一独特的事实很早以前就被人们注意到了，并且由于人们只是在表面的和确定的质料的原因中去寻找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故而为了说明它，人们提出了一些不严格的假设，例如想当然地认为希腊人有色盲。甚至尼采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曙光》（Morgenröte），426节]。
　　但是，这种绘画在其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要回避蓝色甚至蓝绿色，且只是从绿黄色和蓝红色来开始其允许的音调的音阶？那决不是因为古代艺术家不知道蓝色及其效果。许多神庙的排档间饰都有蓝色背景，以便与三陇板形成鲜明对照；商业绘画则运用在技术上可行的一切色彩。在古代卫城的作品和埃特鲁斯坎的陵墓绘画中，就有真正的蓝色马匹；而将头发着色成鲜亮的蓝色则十分普遍。在高级艺术中禁止使用蓝色，无疑是古典的原始象征强加于欧几里得式的心灵的。
　　蓝色和绿色是天空、海洋、丰饶的原野、南方正午的日影、黄昏、远山的颜色。它们本质上是大气的而非实体的颜色。它们是冷色，它们脱离现实，它们会唤起扩张、距离、无有边界的印象。
　　因此之故，它们被排除在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之外。也是因此之故，从威尼斯画派一直到19世纪，一种“微分的”蓝绿色作为空间创造的要素贯穿于我们的透视法的油画的整个历史中；它是基本的和最最重要的基调，支撑着我们意欲的整个色彩效果，就如同通奏低音支撑着整个管弦乐队一样；而温暖的黄色和红色基调，则被节制地运用，且要依赖于这一基本基调。拉斐尔和丢勒在服饰中时常——在那时是很罕见的——使用的，并非丰满的、华丽的和大家都熟悉的绿色，而是一种不确定的蓝绿色，以千万种细微的差别幻化为白色、灰色和褐色；这是某种具有深刻的音乐性的色彩，整个画面氛围被浸染其中（最著名就是戈布兰家族的织染）。我们称之为空气透视法以区别于线性透视法——亦可称之为巴罗克透视法以区别于文艺复兴透视法——的那种品质几乎唯一地只有赖于此。我们发现，它具有越来越浓郁的深度效果，例如在意大利的列奥纳多、圭尔奇诺（Guercino）、阿尔巴尼（Albani）那里，在荷兰的雷斯达尔（Ruysdael）和霍贝玛（Hobbema）那里，但尤其是在从普桑、克劳德·洛兰、华托到柯罗（Corot）这些伟大的法国画家那里。蓝色同样是一种透视色，总是与黑暗、暗淡、虚幻不实的印象有着某种关系。它也不会对我们形成一种挤压，它会拉着我们进入远处。歌德在《色彩学》（Farbenlehre）中称其为“令人着魔的虚无 ”。
　　蓝色和绿色是超越性的、精神性的、非感觉性的色彩。它们在严格的阿提卡壁画中付之阙如，却因此在油画中成为主导。而黄色和红色则是古典的色彩，是质料性的、切近的、充满血性的色彩。红色是典型的带有性幻想的色彩——因而是唯一能对动物产生作用的色彩。它的最佳匹配就是菲勒斯象征——因而塑像和多立克柱式也是它的最佳匹配——而纯粹的蓝色则可以使圣母的斗篷显得空灵飘渺。色彩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每一伟大的画派中作为一种被深刻感受到的必然性而被确立起来。紫色作为一种偏蓝的红色，乃是不再生育的女人和过着独身生活的僧侣的色彩。
　　黄色和红色是大众的色彩，是群众、孩子、妇女和野蛮人的色彩。而在威尼斯画派和西班牙画派中，那些伟大的人物忠爱一种壮丽的黑色或蓝色，对这些色彩所固有的那种冷峻怀有一种无意识的感受。至于红色和黄色这两种阿波罗式的、欧几里得式的多神论的色彩，甚至在社会生活的方面都只为前景所独有；它们迎合的是喧闹不宁的集市日和休假日的心绪，适合于表现一种臣服于古典“宿命”（Fatum）之盲目偶然性的生命的朴素的临在性（immediateness），也就是，适合于表现那种点式的生存（the point-existence）。但是，蓝色和绿色——浮士德式的、一神论的颜色——是孤独、关切的颜色，是关联着某个过去和某个未来的某种现在的颜色，是命运的颜色，这命运从内部支配着宇宙的天命（dispensation）。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阐述了莎士比亚式的命运与空间的关系和索福克勒斯式的命运与个别实体的关系。所有真正超越性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原始象征整个地要求的是克服表象，要求的是与表象作斗争的生命，而不是接受表象的生命——对空间有着跟对蓝色和黑色一样的形而上的倾向。歌德在对大气中的“内视觉颜色”的研究中，对空间的观念与色彩的意义之间的联系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在《色彩学》中所阐发的东西，跟我们在此从空间与命运的观念中推导出来的象征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阴郁的绿色作为命运的颜色在格吕内瓦尔德那里有最有意义的运用。在他的《夜》（Nights）中，空间的难以言喻的力量只有伦勃朗可与之匹敌。并且，在这里，暗示出一种思想，即：是否可以说他的蓝绿色——他就常常用这种颜色来覆盖大教堂的内部——是一种特定的天主教的颜色？——应当明白，我们所谓的“ 天主教的”一词严格地指的是浮士德式的基督教（以圣餐作为其中心），它创立于1215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而完成于特兰托宗教会议。这种颜色及其肃穆庄严的气氛，与早期基督教-拜占廷绘画的辉煌灿烂的金色背景有天壤之别，亦与着色的希腊神庙和雕像的轻快的、灵动的“异教”的颜色有天壤之别。必须注意，这种颜色的效果与黄色和红色的效果全然不同，它有赖于作品在室内的陈设方式。古典绘画强调自身是一种公共的艺术，西方绘画则强调自身是一种暗艺术。我们的伟大的油画，从列奥纳多到18世纪末，整个地不是为了表现明亮的日光。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跟室内乐与自由摆放的雕像之间相同的对立。对这一差别的流行解释仅仅是流于表面的；埃及绘画的例子就足以反驳它，如果那种反驳完全必要的话。无限的空间对于古典的世界感而言意味着完全的虚无，而蓝色和绿色的运用，以及它们的消融切近性和创造遥远性的力量，乃是对前景及其单位实体的绝对主义的一种挑战，因而也是对阿波罗艺术的意义和意图本身的一种挑战。对阿波罗式的视觉而言，在华托的色彩中，画面必定缺乏所有的本质，是一些几乎不可言表的空虚和非真理的事物。通过这些颜色，视觉通过光的折射所感知的画的表面被有力地托付给周围的空间，而不是托付给被包围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颜色在希腊的绘画中付之阙如而在西方的绘画中成为主导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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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音乐与雕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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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阿拉伯艺术是借助于它的马赛克和绘画的金色背景来表现麻葛式的世界感。这种背景色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且具有其象征性的目的，我们通过拉韦纳的马赛克，通过早期莱茵尤其是北意大利的大师——他们一直完全处在伦巴第-拜占廷法式的影响之下——的作品，最后但不是至少，通过以拜占廷式的紫色抄本为原型的哥特式的书籍插图，可以了解到这种底色的那些方面。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三种文化的心灵以大相径庭的方式去完成十分相似的任务。阿波罗文化承认在时间和地点中直接在场的东西是唯一现实的——因而它反对把背景当作绘画的要素。浮士德文化极力冲破所有的感觉障碍物而通向无限——因而它借助透视法来把绘画观念的重心投射到距离之中。麻葛文化则把所有的事变看作是以其精神实体充盈于世界洞穴中的神秘力量的一种表现——因而它用一种金色的背景，也就是，通过某种超越于所有自然色彩之外的色彩，来隔离所描绘的场景。金色并不是一种颜色。与纯粹的黄色相比较，它通过由其闪闪发光的表面所产生出来的金属般的、漫射的光辉，给人以一种复杂的感官印象。颜色——不论是与平滑的墙面结合在一起的着色的实体（壁画），还是画笔所调配的颜料——是自然的。但是，金属般的光泽，在自然状态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是非尘世的。它生动地唤起那一文化的其他象征，如炼金术和喀巴拉、哲人之石、圣经、阿拉伯风格的图案、《一千零一夜》的传说的内在形式。闪烁的金色，使场景、生命和形体与它们的实体性存在相脱离。普罗提诺学派或诺斯替派就事物的本质、事物之于空间的独立、事物的偶因所教导的一切——在我们的世界感看来不过是一些自相矛盾的和几乎不可理喻的概念——也隐含在这种神秘的宗教般的背景色的象征主义中。实体的本质是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所争论的一个首要论题，如同它后来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学派那里一样。苏哈拉瓦迪（Suhrawardi）区分了作为实体之第一存在的广延与作为实体之偶因的宽度、高度和深度。奈萨姆（Nazzâm）公开反对原子的有形的实体性和填充空间的特征。诸如此类的这些观点，体现了自斐洛（Philo）和保罗到伊斯兰哲学最后的伟大人物的阿拉伯式的世界感的形而上学说。它们在宗教会议有关基督的实体性的争论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因而，金色背景在西方教会的圣像学中具有明确的教义意义。它是对圣灵的生存和活动的一种公开肯定。它再现了基督教世界意识的阿拉伯形式，它具有如此深刻的一种恰当性，以致一千多年来，这种背景色的处理在再现基督传说的方面被视作是于形而上层面——甚至伦理层面——唯一可能的和合适的处理。当“自然的”背景及其湛蓝色的天空、遥远的地平线和深度透视开始出现在早期哥特艺术中的时候，它们第一次具有了世俗的和尘世的表象。它们所意涵着的教义的改变，尽管没有被公开承认，但无论如何是被感觉到了，挂毯的背景就是明证，通过它，空间的真正深度被一种虔诚的敬畏感所包裹着，以此来伪装那不敢展示出来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即当浮士德式的（日耳曼天主教的）基督教通过悔罪的圣礼制度而获得对自身的意识——一种穿着旧的外装的新宗教——的时候，透视的倾向、色彩和对大气空间的支配在方济各会士的艺术中转变了绘画的整个意义。
　　西方基督教之于东方基督教的关系就如同透视的象征之于金色背景的象征的关系——而最后的分裂（schism）的发生在教会中和在艺术中几乎是同时的。风景画背景中所描绘的场景与上帝的动态的无限性也是同时被理解的；还有，与宗教绘画的金色背景一起，有关上帝的麻葛式的、本体论的问题从西方的宗教会议中也同时消声匿迹了，那一问题曾经在尼西亚、以弗所、卡尔西顿及东方的所有宗教会议中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
　　十
　　威尼斯画派发明了可见的笔触（visible brush-stroke）的画法，并将其作为空间形成和准音乐的动机引入了油画中。佛罗伦萨的大师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挑战消除画笔的所有转折——以便生产出纯粹的、轮廓清晰的、平滑的色块——的手法，这种手法自许是古典的，可其实是在哥特艺术中才有运用。结果，他们的画面有某种空气的存在，某种被确然地感觉到的东西，这东西与自上阿尔卑斯地区席卷开来的哥特式的表现手段固有的运动品质是相反的。15世纪运用色彩的方式是对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否定。只有在仍然持久可见且一定程度上历久弥新的技法中，历史的感受才会流露出来。我们的愿望就是想在画家的作品中不仅要看到已成的东西，而且要看到正在生成的东西。这恰恰是文艺复兴时期想要回避的。佩鲁吉诺（Perugino）所画的衣饰并不能向我们透露有关其艺术源头的任何信息；它是现成的、给定的、单纯在场的。但是，个人化的笔触——在提香的晚期作品中第一次作为全新的形式语言而出现——乃是画家品性的表现，是蒙特威尔第的管弦乐色彩中的典型特征，是同时代的威尼斯牧歌的旋律流动的典型特征：色线和节拍直接并置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迭加，相互交织，并把无有终结的运动引入色彩的平面要素中。时间的几何分析也是这样使它的对象成为生成物而不是存在。每一绘画在其完成中都有一种历史，且不会伪装那历史；一个站在那历史面前的浮士德式的人会觉得他也有一种精神的演进。在一个巴罗克大师的任何伟大的风景画面前，“历史的”这个词足以使我们觉得那里面有一种意义，它整个地相异于一件阿提卡雕塑的意义。其他旋律是这样，不安宁的、没有轮廓的笔触也是这样，它是永恒生成的宇宙那动态的稳定性的一部分，是有方向的时间和命运的一部分。油画风格与素描风格的对立不过是历史的形式与无历史的形式、内在发展的肯定与否定、永恒性与暂时性的一般对立的一个特殊方面。一件古典的艺术作品是一个事件（event），一件西方的艺术作品是一个行为（deed）。前者是此时此地的点的象征，后者是活生生的进程的象征。这种笔迹的观相——是一种全新的、无限丰富的、个人的，且为西方文化所特有的装饰——纯粹地和完全地是音乐性的。把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极度的快板”（allegro feroce）跟凡·代克（Van Dyck）的“运动的行板”（andante con moto），或圭尔奇诺的小调（minor）跟委拉斯开兹的大调（major）加以对比，绝非异想天开。从此以后，“速度”（tempo）的概念就包含在一幅绘画的实现中，并会不时地提醒我们这种艺术是一种心灵的艺术，这种心灵，与古典心灵相反，什么也不会忘记，也不会让曾经的东西被忘记。临空的笔触直接地融入事物的可感的表面中。轮廓融入明暗对比中。观者必须站在相当远的一个位置来从我们的着色的空间价值中获得任何有形的印象，甚至有颜色的和活动的空气本身也常常能使事物浮现出来。
　　与此同时，在西方绘画中出现了另一个具有最高意义的象征，这象征使所有颜色的现实性越来越削弱——那就是“暗褐色”（studio-brown）。这是早期佛罗伦萨画派以及更早的佛兰德斯画派和莱茵画派的大师们所不知道的。帕赫（Pacher）、丢勒、荷尔拜因（Holbein），也都对此一无所知，尽管他们有着极度热忱的空间深度的倾向。这种褐色开始流行，只是16世纪最后几年的事，它并不否认它承传的是列奥纳多、施恩告尔（Schöngauer）和格吕内瓦尔德的背景的“微分”绿色，只是相对于事物而言，它具有的力量更为强烈一些，它使得绘画中空间与物质的战斗走向了决定性的终结。它甚至胜过了更为原始的线性透视法，虽然后者并不能摆脱其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建筑动机的联系。在暗褐色与印象主义者的可见的笔触的技巧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和具有深刻暗示性的联系。最终，二者都把感官世界——某些时刻和某些前景的世界——中可感知的存在融入了大气般的景貌中。线条从音调-画面中消失了。麻葛式的金色背景只是梦想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来控制和随意地冲决那支配着世界洞穴内的有形生存的法则。但是，这些绘画中的褐色开辟了纯粹形式的一种无限性的愿景。因此，它的发现标志着西方风格在其生成过程中达到了一个顶峰。与以前的绿色相比，这种颜色当中有某种新教的东西。它预期了18世纪的夸张法的（hyperbolic）北方泛神论，在歌德的《浮士德》的“序幕”中天使长就宣讲了这种泛神论。李尔所处的氛围和麦克白所处的氛围就与之相似。同时代的器乐对越来越自由的半音（chromatics）[德·罗雷、卢卡·马伦齐奥（Luca Marenzio）]和对借助弦乐与管乐齐奏来形成音调实体的渴望，恰好相当于油画想要借助这些无限制的褐色阴影和直接并置在一起的色块的对比效果，从纯粹的颜色中创造出画面的色彩（pictorial chromatics）的新倾向。从此以后，这两种艺术通过各自的音调和色彩的世界——即色调（colour-tones）和音色（tone- colours）——传播着一种最纯粹的空间性的氛围，这一氛围所包容和负载的不再是形体——例如有形体的人类——而是不受拘制的心灵。因而，在伦勃朗和贝多芬的最深刻的作品中，所获得的是一种内在性，这种内在性能解开最后的秘密本身，这种内在性，阿波罗式的人力图以其严格的形体艺术来牵制它。
　　从此往后，旧的前景色彩即黄色和红色——古典的色调——被用得越来越少，且常常是作为它们意欲强调的距离和深度的对比来运用（尤其是弗美尔，当然还有伦勃朗）。这种营造氛围的褐色是文艺复兴时期全然陌生的，它是所有色彩中最不真实的色彩。它是在彩虹中并不存在的一种重要色彩。世上有白色、黄色、绿色、红色的光，也有其他的颜色最纯的光。但是，纯粹褐色的光是超出了我们所知道的自然之可能性的。在乔尔乔内的画中出现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绿褐色、银色、潮湿的褐色、深金色的色调，在荷兰的伟大画家那里变得越来越大胆，而到18世纪末又开始消失无形，它们有着共同的品质，即它们消除了其有形的现实性的性质。因此，它们包含了几乎宗教的信仰财富；我们觉得，在这里，我们距离波尔罗亚尔、莱布尼茨不远。另一方面，对于康斯太布尔（Constable）——他是文明时期的绘画的创始人——来说，力图表现的是一种不同的意志；他从荷兰画派那里学来的褐色本身在他那里所意指的并不是荷兰人所讲的意思——命运、上帝、生命的意义——而只是罗曼司、感受性、对某个逝去的东西的渴念、对行将死亡的艺术的伟大过去的一种怀念。最后，德国的大师们也是这样——莱辛、马雷、施皮茨韦格（Spitzweg）、迪泽、莱布尔——他们的迟来的艺术是一种浪漫的回顾，是一次谢幕，褐色色调显得只是一件珍贵的传家宝。在他们的内心中，并不愿与这一伟大风格的最后遗骸告别，他们宁可不自量力，去充当那个时代主流趋势的反对者——那是无心灵和残害心灵的室外画（plein-air）的时代，是海克尔（Haeckel）的时代。若是能正确地理解（好像还从未被正确地理解过），伦勃朗式的褐色与新画派的室外画的这场斗争，不过是心灵针对理智和文化针对文明所发起的绝望的抵抗的又一次例证，是象征的必需艺术反对大都市的“应用”艺术——对建筑、绘画、雕刻和诗歌都产生了影响——的又一次例证。由是观之，褐色的意义体现得很充分了。它消亡的时候，那整个的文化也随之消亡了。
　　只有具有最伟大的内在性的大师——尤其是伦勃朗——才能最好地理解这种色彩。他的最具感染力的作品都有着这谜一般的褐色，它的源头就处在哥特式教堂的窗户的深沉之光中，以及有着高耸的穹顶的哥特式本堂的微光中。伟大的威尼斯画派——提香、韦罗内塞、帕尔马（Palma）、乔尔乔内——的金色色调总是让我们想起已经消亡的古老北方的彩色玻璃画的艺术，而他们自己对这种艺术几乎一无所知。在这里，文艺复兴及其有意的色块也可看作仅仅是一个插曲，是自我意识的表面的一个事件，而不是西方心灵的基本浮士德式的本能的产品，而威尼斯绘画的这种明亮的金褐色把哥特式和巴罗克式联系起来了，把古老的彩色玻璃画的艺术和贝多芬的阴沉的音乐联系起来了。并且在时间上，它与尼德兰乐派的魏拉尔特和西普里安·德·罗雷的作品、老加布里埃利以及由他们所创立的威尼斯乐派的作品的巴罗克风格的色彩音乐的确立正好同时。
　　因此，褐色成为心灵的富有特征的色彩，尤其是具有历史倾向的心灵的色彩。我认为，尼采在某个地方谈及的就是比才（Bizet）的“褐色”音乐，但这个形容词更适合于贝多芬为弦乐器所写的音乐以及管弦乐，甚至晚及布鲁克纳还常常用一种褐色的金黄色的扩张音调来填补空间。所有其他的色彩都只具有附属功能 ——因而弗美尔所使用的明亮的黄色和朱红色强行闯入了几乎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空间，并强调那是真正形而上的，而伦勃朗所使用的黄绿色和血红色的光至多只是发挥空间象征主义的作用。相反，在鲁本斯——杰出的表演家而不是思想家——那里，褐色几乎缺乏思想，是一种阴影的色彩。（在他和华托那里，“天主教的”蓝绿色反驳着使用褐色的优先地位。）所有这些显示了任何特殊的手段在具有内在深度的人们手里是如何变成像伦勃朗的风景画那样能唤起高度超越性的一种象征的，而对于其他的大师来说，它有可能仅仅是一种有益的临时技术手段——或者换句话说，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某种与“内容”相对立的东西的理论意义上的技术性的 “形式”，与伟大的作品的真正和实际的形式没有任何关系。
　　我已经称褐色是一种历史的颜色。这么说的意思是：它使所绘空间的氛围能指示方向和未来，它制服了任何被再现的暂时要素的肯定性。其他的表现远方的颜色也有这种意义，它们导致了西方象征主义的一种重要的、相当独特的和异乎寻常的延展。希腊人最终选择青铜甚至镀金的青铜胜过选择着色的大理石，因为前者能更好地表现（通过这一现象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散发出来的光辉）一切有形物的个体性的观念。现在，当文艺复兴时期发掘出这些雕像的时候，发现它们经过许多世纪以后变成了黑色和绿色。历史的精神，及其虔诚和渴望，紧紧地依附在上面——并且从那时起，我们的形式感已经把表现距离的这种黑色和绿色正典化了。今天，我们的眼睛发现它是欣赏青铜艺术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它成为一个事实的具有反讽意味的说明，即这一整个的艺术门类不再与我们相关。一座教堂的圆顶或一个青铜人像若是没有能把短距离的光辉转变成远距离的时间和地点的基调的铜锈，那对我们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难道还没有达到人为地制造这种铜锈的地步吗？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把腐烂提升到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艺术手段的层次。希腊人把铜锈的形成看作是作品的毁坏，我们对此几乎不用怀疑。不仅如此，在说明其“久远的”品质时，希腊人还基于精神的理由回避绿色。铜锈是可朽性（mortality）的一种象征，因而是以一种醒目的方式与时间度量（time- measurement）的象征联系在一起，与葬礼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了浮士德式的心灵对遥远过去的废墟和证据的渴望与关切，它的收集古玩、手稿和钱币的偏好，它对罗马广场、庞贝古城的朝圣，以及对文物出土和语文学研究的热衷，这一切早在彼特拉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希腊人何时烦心过克诺索斯或梯林斯的废墟呢？每个希腊人都知道他的“伊利亚特”，但没有一个人曾想过去发掘特洛伊山丘。相反，我们被一种秘密的虔诚所感动，想要去保护坎帕尼亚（Campagna）的高架水渠、埃特鲁斯坎的陵墓、卢克索（Luxor）和凯尔纳克（Karnak）的遗址、莱茵河畔的废弃的城堡、罗马防线（Roman Limes）、赫尔斯费尔德（Hersfeld）和鲍林泽拉，以免它们变成十足的垃圾——但是我们是把它们当作废墟来保护，我们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觉得，重建会损害它们的某些不确定的方面，那些方面是永远不能复原的。在古典的心智看来，这样来尊重曾经的往昔那经过风雨剥蚀的证据实在是可笑之极。那只会使没有言说现在的一切从视线中消失；古老的东西是无法保存的，因为它是古老的。在波斯人摧毁旧雅典以后，雅典市民任由柱子、雕像、浮雕——不管有没有遭到破坏 ——躺在卫城墙上，为的是从一个历史清白的地方重新开始——既往的垃圾堆就是公元前6世纪的艺术最丰富的源头。雅典人的行为与古典文化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那一文化曾把火葬提升到重要的象征的层次，而不屑把日常生活同一种编年连接在一起。我们的选择则通常相反。克劳德·洛兰类型的伟大的风景画若是没有废墟便是不可想象的。英式花园及其氛围的暗示——1750年左右取代了法式花园，为了艾迪生（Addison）的“自然”、为了教皇和感受性而抛弃了后者的伟大的透视观念——把可能是最令人惊讶的、一度被斥之为胡闹的新奇玩意，即人工废墟，引入了它的动机系列中，为的是加深所展现的风景的历史特征。埃及文化修复其早期时代的作品，但决不会冒险把废墟当作过去的象征加以修建。再者，实际上，我们所爱的并非古典的雕像，而是古典的残像（torso）。那残像已经包含有一种命运：在它里面有着某种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暗示的东西，而我们的想象力乐于去填充那失去的躯干的空白，给它加上一些不可见的线条的脉动和波动。一种好的修复——以及无尽的可能性的秘密魅力全都成为过去。我斗胆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将其变换成音乐的，古典雕刻的遗迹才能真正地为我们所把握。绿铜、风化成黑色的大理石、塑像的残片，对于我们的内在之眼来说，所取消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我们可以把这称之是“如画”——崭新的塑像、建筑和修整一新的花园并没有如画的画意——这个词在这个方面来说恰好意味着，这种风雨剥蚀的深刻意义与暗褐色的深刻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归根结底，二者所表现的都是器乐的精神。波利克勒斯的“持矛者”，当它以闪闪发亮的青铜色、以流光溢彩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立在我们面前时，其对我们的影响能与它处在被风化的时代的状态给我们的影响相比吗？梵蒂冈的赫拉克勒斯残像，如果某一天那遗失的部分被发现和被修复了，它还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我们的古城的高塔和圆顶，如果被涂上新的铜色，它们还能保持其深刻的形而上的魅力吗？年代，对于我们跟对于埃及人一样，可以使所有的一切显得高贵。可对于古典的人来说，它只会贬低它们的价值。
　　最后，请看一下西方悲剧的情形；看一下同样的情感是如何使得它更偏爱“历史的”素材——这样做决不会更有力地证明实际的甚至可能的主题，而只会更有力地说明那些遥远的和古色古香的主题。浮士德式的心灵所需要的、且必须要的，不能通过任何只具有纯粹当下的意义而缺乏时间或地点的距离的事件来获得表现，也不能通过古典类型的悲剧艺术或无时间的神话来获得表现。因此，我们的悲剧是有关过去和未来的悲剧——然而后一种是把人当作一种命运的承载者来加以表现，一定意义上说，《浮士德》、《培尔·金特》（Peer Gynt）和《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就代表这一类。但是，我们没有有关现在的悲剧，那种悲剧与19世纪平凡的社会剧没有关系。如果莎士比亚偶尔想要表现当下的任何重要的东西，他至少会把场景移到他从没有生活过的外国的某个地方——尤其偏爱意大利，而德国诗人尤其偏爱英格兰或法国 ——这样做常常是为了摆脱阿提卡戏剧甚至在神话的主题中都要强调的时间和地点的就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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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音乐与雕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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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裸像与肖像
　　一
　　我们已经把古典文化描述为一种实体的文化，而把北方文化描述为一种精神的文化，并且不是毫无某种保留地为了一种文化而贬低另一种文化。尽管文艺复兴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异教与基督教之间进行各种对比的趣味基本上属无谓之举，可这还是导致了一些决定性的发现，只要人们已经明白如何到那些公式的背后去寻找源头。
　　如果一个人的环境（不论其他方面怎么样）之于他就如同一个大宇宙之于一个小宇宙，只是许多象征的一个大集合，那这个人自己，就他属于现实的结构而论，就他只是现象的东西而论，他必定包含在一般的象征主义之中。但是，在他给跟他自己类似的人造成的印象中，那具有象征之力量，亦即自身就具有概括能力且能明白地呈现那个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意义的东西，会是什么呢？艺术可以给出回答。
　　但是，这个回答在不同的文化中必然有所不同。如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一样，每个人对生命也会有不同的印象。就人的想象方式——形而上的、伦理的、艺术的想象都是一样——而言，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东西是：个体不是觉得自己是诸实体中的一个实体，就是相反，觉得自己是无穷空间中的一个中心；他不是把他的自我精细地区分为孤独的独特性，就是相反，把它看作实质上是普遍共通感的一部分；他不是肯定在他的生命的节奏和进程中具有方向的特征，就是相反，否定那一特征。在所有这些方式中，伟大文化的原始象征获得了体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感，但生命理想是与之一致的。从古典的生命理想中，产生了对感觉时刻无保留的接受，从西方的生命理想中，产生了为克服那样的时刻而作的激烈的斗争。阿波罗式的心灵是欧几里得式的和由点形成的，它把经验的可见的形体视作是它自身存在方式的完整表现；浮士德式的心灵则是浪迹天涯，它发现这种表现不在于人身（person）、身体（σωμα），而在于个性（personality）、性格（character），怎么称呼，意思都一样。对于真正的希腊人来说，“心灵”，在最后的分析中，就是他的身体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界定它的。对于浮士德式的人来说，“身体”乃是心灵的容器——歌德就是这样觉得的。
　　但是，这种不同造成的结果就是，不同文化各自在人的艺术的选择和形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格鲁克表现阿米达（Armida）的悲伤是以一支旋律结合着乐器伴奏下阴郁凄苦的音调，而帕加马的雕刻家则是通过使每一块肌肉说话来取得同样的效果。希腊化时期的肖像画力图在头部结构中来描画一种精神类型。而在中国，灵隐寺（Ling-yan-si）的圣人头像则是通过它们的目光和嘴角的神态来讲述一种完整的个人的内在生命。
　　必须强调的是，古典艺术把身体变成唯一的代言者的倾向，并不是种族性中有过多肉欲成分的结果[对讲求节制（σωφροσυνη）的人来说，放纵是决不允许的]，它不是——正如尼采所认为的——不受限制的精力和火热的激情纵情的逸乐。这种东西更接近于日耳曼基督徒或印度武士的理想。阿波罗式的人和阿波罗式的艺术所能够要求于自身的，不过是对身体现象（phenomenon）——这个词在此取的是完全字面的意义——的顶礼膜拜，例如四肢的富有韵律的比例，肌肉的和谐的构型。这不是与基督徒相对的异教徒的风格，而是与巴罗克风格相对的阿提卡风格；因为是巴罗克式的人类（基督徒或不信仰者、僧侣或理性主义者）第一次彻底地抛弃了对可感知的身体（σωμα）的崇拜，实际上是把身体的外化（alienation）推到了凌乱不整的极端，这种邋遢在路易十四的随从当中曾盛行一时，满头的假发、袖口的花饰、带扣的鞋子，形成一整套的装饰，包裹着身体。
　　因而，古典的雕塑艺术，自从其形式完全脱离了实际的或想象的幕墙的拘制，而置身于开放、自由、独立无依的境地之后，看起来便如同诸实体之中的一个实体，再顺此逻辑往下发展，终至luoti(被禁止)人像成为它唯一的主题。尤有甚者，与艺术史中所记述的所有其他种类的雕刻不同，在古典雕刻中，它对这种身体的边界表面的处理，在解剖学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欧几里得式的世界原则被推到了极端；任何形式的包裹物都与阿波罗式的身体现象相冲突，不论这冲突是多么的轻微；且必定暗示着周围空间的存在，不论这暗示是多么的微弱。
　　在这一艺术中，高级意义上的所谓装饰整个地就存在于结构的比例中和支撑与重荷方面的对等轴线中。不论是立像、坐像还是卧像，永远都是稳定的，身体，就像围廊一样，没有内部，也就是说，没有“灵魂”。肌肉浮雕的意义——在圆浮雕中有十足的展现——与自我闭合的列柱的意义是一样的；二者都包含了作品的形式语言的全体。
　　把后来的希腊人引向这种艺术的——这是一种其成就已趋尽善尽美的狭义的艺术——是一种严格的形而上的理性，是其对自身最高的生命象征的一种需要。认为外部表面的这种语言是最完备、最自然、甚至最显见的再现人体的方式，那是不正确的。完全相反。如果文艺复兴及其有关自身倾向的热情洋溢的理论和巨大的误解没有继续支配我们的判断——在雕塑艺术本身整个地疏离于我们的内在心灵很久以后——我们就不用等到今天还去考察阿提卡风格的这种独特特征。埃及和中国的雕刻家都不曾梦想过用外在的解剖学去表现他们的意义。在哥特式的形象作品中，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肌肉的语言。用无数的人像和浮雕（夏特尔大教堂就不下一万个这样的形象）装点巨大的哥特式框架的人形窗花格并不仅仅是装饰；早在1200年左右，就运用甚至比最宏伟的古典雕塑作品还有宏伟得多的雕塑去表现设计的方案和目的。因为这些雕像群构成了一种悲剧单位。在此，通过甚至比但丁还要早的北方的艺术，浮士德式的心灵的历史感——对于它而言，有关悔罪的深刻的圣事乃是精神的表现，而告解的仪式则是真正的老师——被强化到一种具有悲剧之丰富意义的世界戏剧的高度。弗洛里斯的乔基姆正是这个时候在他的阿普利亚密室里所看到的世界的图象——不是把世界看作宇宙秩序，而是看作三个相继的世界时代的神圣历史——工匠们在兰斯、亚眠和巴黎的大教堂中以从“堕落”到“最后的审判”的系列表象表现出来了。这每一个场景，这每一个伟大的象征形象，在神圣的建筑物中都有其重要的位置，在宏大的世界诗中都有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每一个个体的人也都能感觉到他的生命历程是如何作为装饰被安置在神圣的历史的规划中的，并能在悔罪和告解的形式中体验到其与这历史的个人联系。也因此，这些石头的形体不仅仅是建筑的仆人。它们有着其自身的深刻的和特殊的意义，其与纪念性的陵墓相同的意义，自圣丹尼斯（St. Denis）的皇家陵墓以后便获得了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对一种个性的言说。恰如古典的人意欲以其对外在的身体的完美展现（因为希腊艺术家的全部解剖学灵感最终都在这里显示出来），意欲在对其边界表面的处理中、且通过这种处理，去穷尽活生生的现象的全部本质一样，浮士德式的人在肖像画中同样逻辑地发现了他的生命感最真实的、唯一详尽的表现。希腊人对luoti(被禁止)的处理是一个伟大的特例；在这里且只在这里，luoti(被禁止)像导向了一种高级的艺术。
　　裸像与肖像迄今还未被视作是对立的双方看待，因此，其在艺术史中的表象的充分意义还未被理解。不过，正是在这两种形式理想的冲突中，两个世界的对立第一次获得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在luoti(被禁止)雕像那里，一种生存在外部结构的构成中显示出了自身；另一方面，在肖像画这里，人的内部亦即心灵也终于言说了自身，如同一座教堂的内部通过其正立面或面部向我们言说一样。清真寺没有任何立面，因而穆斯林和保罗派的破坏圣像运动——在利奥三世（Leo Ⅲ）统治时期传到了拜占廷以外的地区——必然把肖像要素完全从形式的艺术中赶了出去，以致从此以后，他们的艺术只有一些固定的有人形的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在埃及，雕像的立面相当于建筑的塔门，相当于神庙设计的正面；它是从石块形体中强有力地浮现出来的，正如我们在塔尼斯的“喜克索斯芬克斯像”和阿美尼赫特三世的肖像中所看到的。在中国，雕像的立面就像是一处风景，充满了皱纹，但几乎没有传情达意的表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肖像画是音乐性的。容貌、嘴部表情、头和手的姿势——这些东西都是具有最微妙的意义的赋格曲，是由多个声部合成的一首乐曲，只有有理解力的观者才能够听到。
　　但是，为了更详尽地把握西方肖像画比较于埃及和中国的肖像画而言的意义，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西方语言在墨洛温时代开始的一种深刻变化，这一变化预示了一种新的生命感受的诞生。这一变化同样扩展到了古日耳曼语和世俗的拉丁语中，但它只影响了属于即将来临的文化的各个国家所说的语言（例如挪威语和西班牙语，但不包括罗马尼亚语）。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这些语言的精神及其相互的“影响”，那这一变化就还是不可理解的；对它的解释应求助于人类的把单纯的语言用词方式提升到象征的层次的精神。“我”这个字，拉丁文是“sum”，哥特语是“im”，而我们如今的德语是“ich bin”，英语是“I am”，法语是“je suis”；“你”这个字，也从“fecisti”，分别变成了“tu habes factum”、“tu as fait”、“du habes gitân”；还有“人”这个字，也有“daz wîp”、“un homme”、“man hat”等各种形式。这一变化迄今仍是一个谜，因为各语言家族皆被视作是一种存在，但当我们在习语中发现了一种心灵的反映时，那种神秘感就解除了。在此，浮士德式的心灵为了自己的运用，重新改造了具有最多变的源头的语法材料。这一特殊的“我”的出现是个性观念开启的第一缕曙光，这一观念很久以后将创造出悔罪和个人救赎的圣事。这一“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从），助动词“have”和“be”(禁止)行为者和行为之间，以替代表达受动的物体的“feci”，这样就用力的中心之间的一种功能取代了实体的世界，用一种动力学的句法取代了静力学的句法。这个“我”和“你”，乃是了解哥特式肖像画的关键。一幅希腊肖像画是一种态度——它不是一种自我坦白，不论是对它的创造者还是对有理解力的观者。但是，我们的肖像画描绘的是某种“特殊的”（sui generis）东西，是某种曾经发生和决不会再发生的东西，是一种生命史在某个时刻的表现，是一个世界中心，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别的一切都属于周围世界，恰如语法的主语“我”在浮士德式的句子中是力量的中心一样。
　　我们已经说明，广延物的经验的源头，就在于活生生的方向、时间、命运之中。在独立自足的luoti(被禁止)形体的完美“存在”中，深度经验已经被切除了，但一幅肖像画的“容貌”便可把这一经验带向超感觉的无限。因此，古代艺术是切近的、可感知的和无时间的东西的艺术，它更偏爱简洁的动机，最简洁的动机，两个动作之间的停顿，米隆的运动员在掷出铁饼之前的最后一刹那，或帕奥尼乌斯（Paeonius）的“胜利女神”展翅临空的最初一刹那，或是在身体的旋转已经完结而舞动的衣饰还没有平息下来的时候——这时的姿势既缺乏持久性，也缺乏方向，既与未来相脱离，也与过去相脱离。 “veni，vidi，vici”恰好是类此的另一种姿势。但是，在“我——到来，我——观看，我——征服”中，在句子构建的每一刻，都有一种生成存在。
　　深度经验是一种生成，且会影响一种既成；它既意指时间，又激活空间；它既是宇宙的，又是历史的。活生生的方向向着地平线和未来行进。早在1230年，巴黎圣母院的圣安娜入口的圣母像就在梦想着这种未来；后来的科隆的威廉大教堂的“莲花圣母像”也是这样。早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之前，克劳斯·斯吕特（Klaus Sluter）为第戎（Dijon）的加尔都西修道院（Chartreuse）雕刻的“摩西之泉”中的摩西就已经在沉思命运了，甚至西斯廷礼拜堂的“女巫像”（Sibyls）在乔凡尼·皮萨诺（Giovanni Pisano）的皮斯托亚圣安德烈教堂布道坛（1300年）上的女巫形象中就有了预示。最后，在哥特式的陵墓中，也有许多形象——它们依然有赖于命运的漫长旅程，它们与阿提卡墓地的石碑上所再现的无时间的庄严而快乐的生活完全相反。西方肖像画在每一种意义上说都是无限的，因为它是1200年左右开始从石头中觉醒过来的，到17世纪又已完全成为音乐性的。它处理它的人物，不仅仅是把他当作作为自然之世界的中心，其现象要从他的存在中获得形状和意义；而是首要地把他当作作为历史之世界的中心。古典的雕像是当下的“自然”的一块切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连古典的诗歌，也只是诗句的雕塑而已。这就是我们觉得希腊人是无保留地沉浸于自然这一感受的根源。但我们也决不会完全地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与希腊风格相比较而言，哥特式风格是“非自然的”。当然是这样，因为它超乎自然之外；只是我们多此一举，每每不情愿承认：我们的感受已经觉察到希腊风格有一种缺憾。西方的形式语言其实要更为丰富——肖像画固然属于自然，但也属于历史。自1260年起，在圣丹尼斯的皇家墓地工作的每一位伟大的尼德兰雕刻家的陵墓，荷尔拜因、提香、伦勃朗或戈雅所画的肖像画，都是一个传记，而一幅自画像就是一个历史的自白。一个人做自白，不一定是去坦白自己的什么行为，而是在把那一行为的内在历史置于最后的审判跟前。行为是公开的，而它的根源却是个人的秘密。当新教徒或自由思想家反对口头告解的时候，他从未想到，他所拒斥的仅仅是那一观念的外部形式，而不是那一观念本身。他拒绝向牧师告解，但他向自己、向朋友、向所有其他人告解。北方诗歌总体上就是一种坦白的告解。伦勃朗的肖像画和贝多芬的音乐，也是如此。拉斐尔、卡尔德隆和海顿对神父坦陈的东西，这些人诉诸于他们的作品的语言。一个人被迫保持沉默，是因为甚至在终极事物中所能采取的伟大的形式压制了他……制服了他，就像荷尔德林。西方人是生活在他的生成的意识中的，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过去和未来。希腊人则是生活在点式的、无历史的、重(禁止)的状态。希腊人无法进行真正的自我批评。如同 luoti(被禁止)雕像的现象完全是非历史的人体的拷贝一样；而西方的自画像则恰好相当于“维特”或“塔索”的自传。此二者对于古典的人来说，都同等地和完全地是陌生的。没有什么东西像希腊艺术这样是非人格的；要斯科帕斯（Scopas）或波利克勒斯给自己塑一尊雕像，那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看一下菲狄亚斯、波利克勒斯或波斯战争之后任何一位大师的作品，我们不是会在眉头、嘴唇、鼻梁、失明的眼睛中看到全然非人格的、植物性的、无心灵的生命的表现吗？我们不是会自问这是不是那甚至能暗示内心体验的形式语言吗？米开朗基罗倾注全部的热情去研究解剖学，但他所展现出来的现象的身体，永远都是所有关节、肌肉、内部器官的活动的表现；并非出自特别的意图，那位于皮肤之下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在现象中展现出来。那便是他称之为生命的肌肉的一种观相，而不是它的体系。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人的命运，而非物质性的身体，已经成为形式感的出发点。与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赫尔墨斯”雕像的整个头部相比，米开朗基罗的“奴隶”雕像的手臂要具有更多心理学的意味。相反，米隆的“掷铁饼者”纯粹是按其本然的样子来处理外部形式，与内部器官没有任何关系，更别说“心灵 ”了。我们只需选取这个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将它跟古埃及的雕塑，比如“老村长”（Village Sheikh）或国王菲奥普斯[佩皮（Pepi）]的雕像，或是再跟多纳太罗的“大卫”作一比较，立即就能明白，所谓参照其物质性的边界来认识一个纯粹的身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希腊人（并且这一点在米隆那里同样显著）最谨慎地避免的，就是在头像中让某个内在的或精神的东西成为现象的。我们一旦理解了希腊雕像的这一特征，则即使是这一伟大时代的最美的头像，也迟早会让我们感到乏味。因为以体现我们的世界感的透视法来看，这些头像是愚蠢的和呆板的，缺乏传记的要素，缺乏任何命运感。那个时代如此强烈地反对还愿画像，并不是空穴来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者的雕像，是一种好战的姿势的代表。一直到吕西波斯时代，都没有出现一尊单独的性格头像，而只有一些面具。再者，总体地考虑一下希腊人的塑像，他们是用什么办法避免给人这样的印象：头部是身体的特别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头像如此之小、姿势如此之缺乏意义、再现如此之不够完美的缘故。它们总是作为身体之一部分被处理，就像手臂和大腿一样，而从未作为“我”的中心所在或象征看待。
　　最后，我们甚至可以看一下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4世纪的许多头像的女性般的（更别说女人气的）外观，这两个世纪的这些作品，乃是整个地想要在雕像中排除个人性格的努力的后果，但它无疑不是刻意为之。我们也许可以正当地得出结论说，这种艺术的理想的面部类型——当然不是为人民的艺术，就像后来的自然主义的肖像或雕刻所同时表现的——是通过拒绝再现个体的或历史的特征的所有要素而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逐渐地缩小纯粹欧几里得式的视野而获得的。
　　相反，伟大的巴罗克时代的肖像画，则把我们原本视作西方人的空间距离结构的绘画式对位法的各种手段——褐色点染的氛围、透视法、动态的笔触、颤动的色调与光线等——运用于历史的距离中，并且在它们的帮助下，成功地把身体处理为某个内在地非物质性的东西，处理为某一支配空间的自我的高级表现的处所。（这个问题，欧几里得式的壁画技术是无力解决的。）如此一来，全部的绘画只有一个主题，一个心灵。请看一下伦勃朗对手和额头的处理[例如在其蚀刻画“六镇长 ”（Burgomaster Six）或是卡塞尔一位建筑师的肖像画中]，甚至更晚的马雷和莱布尔的作品中对手和额头的处理——皆可发现，他们在精神上已达到使这些东西非物质化的程度，空灵而又抒情。把这些作品中的手和额头跟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波罗像或波塞冬像的手和额头比较一下，便可知两者之间的差异了！
　　哥特式时代也曾深刻而真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它的作品中给身体披上了衣饰，但不是为了作品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在衣饰的装饰中发展出一种形式语言，以与在生命的赋格曲中的头部和手的语言相应和。这样一来，便也可以与对位音乐中的各声部的关系，以及巴罗克音乐中与管弦乐的主声部相对的“通奏低音”的声部的关系，达成一种应和。在伦勃朗那里，服饰的低音旋律和头部的动机总是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
　　像哥特式的穿戴衣饰的人像一样，古代埃及的雕像也否认身体的内在重要性。如同前者是通过以一种纯装饰的方式处理穿戴来强化头部和手的表现性一样，后者则凭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崇高观念（至少在雕刻中是这样）让身体——当它立在一个金字塔或一个方尖塔中的时候——保持着一种数学式的设计，而把个人的要素局限在头部。下垂的衣饰，在雅典意味着对身体意识的揭示，而在北方则意味着对它的掩饰；在前一种情形中，结构变成了身体，在后一种情形中，结构变成了音乐。并且从这一深刻的对比中，涌现出了在高级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有意识地欲望的艺术理想与无意识地坚持的艺术理想之间所进行无声的斗争，在那场斗争中，前者 ——反哥特式的——常常只取得表面的胜利，而后者——变成为巴罗克风格的哥特式的——总是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
　　现在可以概述一下阿波罗式的人性理想与浮士德式的人性理想之间的对立了。裸像与肖像的相互关系，就如同身体与空间、瞬间与历史、前景与背景、欧几里得式的数字与分析的数字、比例与关系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塑像是根基于大地的，音乐（并且西方肖像画即是音乐，心灵即是色调的织物）则没有限制地侵入和渗透到空间中。壁画是依附于墙壁的，是在墙壁上创作的，而油画，即画布、画板或其他板料上的“绘画”，是摆脱了场地的局限的。阿波罗式的形式语言仅仅是揭示既成，浮士德式的形式语言则首要的是显示生成。
　　正是因此，儿童的肖像画和家族的集体肖像画是西方艺术中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在阿提卡的雕刻中，这类动机是全然缺乏的，并且尽管在希腊化时代，丘比特或裸童（Putto）嬉戏的动机深受欢迎，但它作为一种存在显然与其他存在不同，它根本不是作为一种正在成长或生成的人而存在。儿童联系着过去与未来。在所谓具有象征意义的每一表征人类的艺术中，儿童的形象总意指着在现象之流变中的一种持存，意指着生命的无有终结。但是，古典的生命在瞬时的完美中耗尽了自身。其个体无视时间的距离；他的思维中所理解的人，只是他在周围所看到的跟他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未来世代中的人类；因此，从没有一种艺术像希腊艺术这样，如此着意地忽视儿童的逼真再现。请考察一下我们自己的艺术自哥特时代早期到罗可可时代末期——以及尤其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创作的那众多的儿童形象，并且请看一下，在一直到亚历山大时代的古典艺术中，你能否找到一件重要的作品，刻意在所描绘的男人或女人的形体的旁边安置任何作为那一男人或女人身体之前的存在的儿童的要素。
　　无穷无尽的生成变化，是在母性的观念中获得理解的。作为母亲的女人，本身即是时间，即是命运。正如深度经验的神秘行为是从感觉中形成广延和世界一样，肉身的人也是通过母亲而成其为这个世界的一个个体成员的，在那里，他由此而具有了一种命运。时间和距离的所有象征，也就是母性的象征。关切（care），则是我们对未来的基本感受，所有的关切都是母性的。它就表现在家族和国家的形态与观念中，表现在作为此二者之基础的遗传原则中。关切既可能被肯定，也可能被否定——一个人既可以充满关切地活着，也可以无忧无虑地活着。同样地，时间既可以在永恒之光中被看到，也可以在瞬时之光中被看到；怀孕与生产的戏剧，或哺乳的母亲及其孩子的戏剧，可以被所有艺术手段选择来作为生命之象征加以表现，使其成为可理解的。印度艺术和古典艺术选择的是第一种，埃及艺术和西方艺术选择的是第二种。在菲勒斯和林伽（Lingam）中，以及在多立克柱式和阿提卡雕像的现象中，有某种纯粹与现在无关的东西。但是，哺乳的母亲指向的是未来，她是古典艺术中完全缺乏的形象。她不可能以菲狄亚斯的风格来处理。人们觉得这种形式与那一现象的意识是相反的。
　　但是，在西方的宗教艺术中，母性的表征或再现是所有任务中最高贵的。随着哥特时代的到来，拜占廷的上帝生母（Theotokos）变成了Mater Dolorosa，即上帝之母。在日耳曼神话中，她则显形为（无疑只是来自加洛林时代）弗丽嘉（Frigga） 和弗劳·霍勒（Frau Holle）。同样的情感也出现在游吟歌手的诸如太阳女郎、世界女郎、爱情女郎这些美丽的幻想中。早期哥特式人类的全景中为某种母性的情感、某种关切的和有韧性的情感所弥漫着，而日耳曼的天主教——当它已经成熟至能充分意识到自身，并怀着一种冲动创立了它的圣事和创造了它的哥特风格时——在世界图象之中心置放的不是受苦的救世主而是受苦的母亲。1250年左右的时候，在兰斯大教堂的伟大的雕像史诗中，在主入口中心的主要位置，安放了圣母的雕像，而在巴黎和亚眠的大教堂中，这里还是基督的雕像；也大约是在这个时候，阿雷佐和锡耶纳的托斯卡纳画派（锡耶纳的圭多）开始把母爱的含义注入传统的拜占廷上帝生母的形象中。而在拉斐尔的“圣母像”中把那一方式引向纯粹人性类型的巴罗克风格以后，恬静的母亲形象——奥菲丽亚、甘泪卿——在《浮士德》第二部的荣耀的结尾中，在与早期哥特式的马利亚形象的结合中，使母性的秘密显露出来了。
　　与这些类型相反，希腊人总把女神想象成像雅典娜那样的亚马逊女战士（Amazons），或是像阿芙洛狄忒那样的荡妇（hetaerae）。在产生古典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基本情感中，与之相关的丰饶性总具有一种植物性的特征——如同在其他联想中一样，在这一联想中，σωμα（身体）这个词最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现象的意义。想一想这种艺术的杰作吧，如帕台农神庙东面山墙的三个强有力的女性人体雕像，将其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这个最高贵的母亲形象作一对比。在后者那里，身体整个地消失了。圣母自己即是所有的距离和空间。与西格弗里德的母亲般的战友克里姆希尔特（Kriemhild ）相比，《伊利亚特》中的海伦只是一个高等（禁止）而已，而安提戈涅和克吕泰墨斯特拉则像是亚马逊女战士。连埃斯库罗斯对克吕泰墨斯特拉身上所体现的母亲悲剧也只是沉默以对，这是多么奇怪啊！美狄亚（Medea）的形象至多只是浮士德式的“Mater Dolorosa”（上帝之母）的一种神话式的颠倒；她的悲剧不是未来或孩子的悲剧，由于她的爱人，由于那个完全属于当下的生命的象征，她的世界崩塌了。克里姆希尔特为了她的未出生的孩子复仇——正是这个未来谋杀了她——但是，美狄亚只是为了过去的幸福复仇。当古典雕刻——尽管它属于晚期艺术—— 开始将神灵的形象世俗化的时候，它在尼多斯的阿芙洛狄忒女神像中创造了女性形式的古代理想——那仅仅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客体，它不是一种性格或一种自我，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最终，普拉克西特列斯干脆大胆地把女神展现为完全的luoti(被禁止)。这一创新遇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人们觉得那是古典的世界感衰落的一个标志；称其为色情象征主义并无不当，它与古老的希腊宗教的高贵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也恰恰是在那时，一种肖像艺术大胆地现身了，继之而来的，是一种形式的发明，这就是迄今未曾为人遗忘的半身塑像。不幸的是（在这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艺术研究错误地把这视作是“那种”肖像艺术的“开端”。实际上，哥特式的面部表情诉说的是个体的命运，甚至埃及人的面部表情——尽管是一种僵硬的形式主义的形象——也具有个体的人的可辨认的特征（因为否则它就无法作为死者的高级灵魂即他的“卡”的住所），而希腊人则发展了对典型表征的趣味，恰如同时代的喜剧生产了标准的人物与情境、且赋予其固定的名称一样。“肖像画”的与众不同，不在于其个人的特征，而仅仅在于其所贴的标签。这是孩提和原始人的一般习惯，它与名称魔力联系在一起。名称有助于把握被命名物的某种本质，有助于把它作为一个客体看待，从此成为对于每个观者来说富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僭主刺杀者（Tyrannicides）的塑像，（埃特鲁斯坎的）卡皮托里神庙（Capitol）的国王塑像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获胜者的“圣像般的”肖像，都属于这类肖像，也就是说，它们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有名称的形象。但是，现在，在后来的阶段，出现了一个附加的因素——向门类艺术和应用艺术发展的时代倾向，这一倾向也产生了科林斯柱式。雕刻家所展现的是生命阶段的各个类型，是我们错误地译作“性格”而实际上是指公众的行为与态度的“种类”和“模式”的ηθοs（情态）；因而，希腊世界有“此类”（the）大指挥官、“此类”（the）悲剧诗人、“此类”（the）催人泪下的演员、“此类”（the）凝神贯注的哲学家。这就是真正理解著名的希腊化肖像的关键所在，对于这种艺术，根本提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它的作品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性的生命的表现。作品是具以某个死去很久的人的名字——索福克勒斯的塑像制作于公元前 340年左右——还是具以某个活着的人的名字，如克里西拉斯的伯里克利雕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阿洛佩加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Alopeke）才开始强调人物的外部构造中的个人特征，而也只有吕西波斯的兄弟吕西斯特拉图斯（Lysistratus）不加任何后续修正地复制了[正如普林尼（Pliny）告诉我们的]那一主题的面部的一个熟石膏模型。这种肖像根本不是伦勃朗意义上的肖像，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雕像中，心灵是缺失的。罗马的半身像那杰出的逼真性，尤其被误解为有一种观相的深度。但实际上，那把高级作品与这种工匠的和爱好者的作品区分开来的东西，是恰好与马雷或莱布尔这类人的艺术意图相反的一种意图。也就是说，在这类作品中，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被揭示出来的（brought out），而是被置入的（put in）。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雕像，创作雕像的艺术家生前可能见过演说家本人。在这里，身体外表的特殊性得到强调，也许是被过分强调（那时他们称这是“对自然的忠实”），可是，他以如此想象的趣味创作的这位“严肃的大演说家”的性格类型，与我们所见的、根据不同基础创作的那不勒斯的埃斯基涅斯（Aeschins）和吕西阿斯（Lysias）的肖像，并无什么不同。那无疑是忠实于生命的，但它是以古典人所感觉的样子，即典型的和非人格化的样子忠实于生命。我们是用我们的眼睛去沉思那结果，因此对它有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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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音乐与雕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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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终结之后勃兴起来的油画时代，一个艺术家的深度，可以经由他的肖像画的内容而得到准确的度量。对于这个准则，几乎没有例外。那种绘画的所有形式（不论是单人画像还是在场景中的画像，也不论是组画还是群像）基本上都令人有肖像画的感觉；它们的意图是否是这样，这无关紧要，因为画家个人在这方面没有选择的余地。最具启发意义的事情，莫过于考察：在一种真正的浮士德式的艺术家的手中，甚至于裸像本身何以也会转变成一种肖像式的创作。不妨以两个德国大师为例，即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和提尔曼·里门施奈德（Tilmann Riemenschneider），他们很少为理论所问津，并且他们（与丢勒相反，后者对审美的微妙性的喜爱使其面对外来的倾向比较容易适应）的创作具有一种绝对的纯朴性。他们很少画裸像，即便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显得全然不能把他们的表现力集中在直接在场的、限于特定的平面的身体性。人的现象的意义，以及因此这现象的表征的意义，整个地还停留在意念之中，且始终是观相的，而不是解剖学的。同样的情形也可以说明丢勒的《路克蕾齐娅》（Lucrezia），尽管他临摹过意大利的作品，但其艺术意图与意大利绘画完全相反。一件浮士德式的裸像，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而，我们在柔弱无力的裸像表征（可回溯至古代法国大教堂雕刻的雅各像）上，也常常看到的颇有性格的头部，也因此常常看到，那令我们厌恶的艰涩的、克制的、模糊的性格，很明显，这是努力迎合古典的形式理想的结果——其所表现的那些牺牲不是由心灵而是由后天培育的理解力所提供出来的。在列奥纳多之后的所有绘画中，没有一件重要的或独特的作品是从欧几里得式的luoti(被禁止)人体的存在中获取其意义的。在这里引证鲁本斯的例子，那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把他所描绘的肥胖的身体中那没有约束的动力学，在任何方面同普拉克西特列斯甚至斯科帕斯的艺术相比较，也是不着边际。恰恰是由于他的伟大的感性特征，他才如此不同于西纽雷利的身体的静力学。如果说世上确曾有一位艺术家把“生成”最大程度地注入到luoti(被禁止)之美中，确曾历史地处理身体的华丽壮观，并传达出自作品内部涌现而出的、完全非希腊的观念，那这人必定是鲁本斯。比较一下帕台农山墙上的马头跟鲁本斯的《亚马逊人之战》中的马头，立刻就能感受到同一现象要素的这两种概念之间深刻的形而上的对立。在鲁本斯那里（再一次让我们回想起阿波罗式的数学和浮士德式的数学之间的典型对立），身体不是呈现为巨大，而是呈现为关系。关键的不是它的外部结构的特征，而是从那特征中涌现出来的生命的充盈和从青春到老年的生命之路的轨迹，在那里，把身体变成火焰的“最后的审判”，成为作品的主导动机，并在活跃的动态空间的网络中与身体相互交织在一起。像这样一种综合的风格，完全是非古典的；甚至连古典作品中常出现的精灵，当柯罗画它们的时候，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随时准备溶入反映无穷空间的色块中。这当然不是古典艺术家描摹裸像时的意图。
　　同时，同样需要把希腊的形式理想——在雕刻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足的存在单位——跟从乔尔乔内到布歇（Boucher）的画家一直借以展示其聪明才智的那些徒具美丽的形体的形式理想区分开来，后者只是肉身上静止的生命，是某一门类的作品，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愉悦的感觉（例如“穿着皮草的鲁本斯夫人”），并且与具有高度伦理意义的古典luoti(被禁止)像完全相反，它们几乎没有任何象征的力量。因此，尽管这些人的绘画是巨大的，但他们不论在肖像画方面还是在风景画的空间再现方面，都没能达到最高水平。他们的褐色和他们的绿色以及他们的透视法，皆缺乏“信仰”，缺乏未来和命运。他们只在基本形式的领域是大师，当这一形式被实现时，他们的艺术也就被耗尽了。是他们构成了一种伟大艺术的发展史的实质方面。但是，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超越了他们，达到一种能够囊括世界的整个意义的形式时，如果他的世界是古典的，他必定会把对luoti(被禁止)的处理推到完美境地，可如果他的世界是我们北方的，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伦勃朗从未在这一前景的意义上画过一幅luoti(被禁止)画，如果说列奥纳多、提香、委拉斯开兹[还有现代画家中的门采尔（Menzel）、莱布尔、马雷和马奈]确曾画过这样的作品，那也是少而又少的；甚至那时，不妨说，他们把人体画得像风景画。肖像画永远是试金石。
　　但是，没有人凭借诸如西纽雷利、曼特尼亚、波提切利甚至韦罗基奥这些人的肖像画的品质而断定他们是大师。1330年坎格兰德（Can Grande）的骑马雕像是比巴托洛米奥·科列翁尼（Bartolommeno Colleoni）骑马像更高意义上的一幅肖像；拉斐尔的肖像画[最有名的诸如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的肖像是在威尼斯画派的塞巴斯蒂安·德尔·皮奥博（Sebastian del Piombo）的影响下创作的]，在人们对他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的欣赏中，完全被忽视了。只是由于列奥纳多，肖像画才开始受到严肃看待。在壁画技术和油画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立。事实上，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总督”[洛雷丹（Loredano）]是第一件伟大的油画肖像画。在这里，也显露出一种文艺复兴的性格，以作为对西方的浮士德精神的一种反抗。佛罗伦萨的这个插曲，其实是尝试用裸像作为人的象征，来取代哥特风格的肖像（不同于以恺撒半身像而为人知的晚期古典艺术的“理想的”肖像）。因此，逻辑上说，文艺复兴的整个艺术应当是缺乏观相特征的。不过，浮士德艺术意志的强大暗流不仅在中意大利的比较小的城镇和画派中，而且在伟大的大师本人的本能中仍保持着活力，哥特传统从未被打断。不仅如此，哥特艺术的观相方面甚至使其成为了南部luoti(被禁止)像的主导，尽管这一要素是南部所感到陌生的。它的创造不是通过对其边界表面的静态界定来向我们说话的人体。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从面部遍及人体各个部分的沉默的展示，具有鉴赏力的眼睛在这里觉察到的，正是托斯卡纳的luoti(被禁止)同哥特风格的衣饰的深刻的同一性。二者都是外表，都没有界限。米开朗基罗在美第奇礼拜堂的斜躺着的luoti(被禁止)人像整个地和完全地是一种心灵的容貌和言说。但是，首要的是，每一个头部，不论是画出来的还是模铸出来的，本身就是一幅肖像，甚至当那些头部是神或圣徒的头部的时候，也不例外。罗塞利诺（Rossellino）、多那太罗、贝尼德托·德·马亚诺、米诺·达·菲耶索莱（Mino da Fiesole）的全部肖像作品，在精神上是如此接近于凡·爱克（Van Eyck）、梅姆灵和早期莱茵大师的肖像画作品，以致两者之间常常难以区分。我坚持认为，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真正的文艺复兴肖像艺术，也就是说，在那种肖像艺术里，恰好有一种艺术感觉可以将斯特罗兹府邸的庭院同兰齐敞廊（Loggia dei Lanzi）区分开来，将佩鲁吉诺同契马布埃区分开来，并能把自身运用于某一容貌的处理中。在建筑中，新的作品很少在精神上是阿波罗式的，而以反哥特的方式进行创造却是可能的，但是，在肖像画中，就不能这样。它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所特有的一种象征。米开朗基罗拒绝了那一任务：如果他以满腔热情致力于追求一种造型理想，他定会把它看作是对所从事的肖像艺术的一种放弃。他的“布鲁图斯半身像”与他的美第奇雕像一样很少是肖像，而波提切利的美第奇肖像是现实的，并且显然是哥特式的。米开朗基罗的头像是正在升起的巴罗克风格的一种转喻，甚至它们与希腊化作品的相似也只是表面的。不论我们对多那太罗的“乌扎诺 ”（Uzzano）半身像评价有多么高——那可能是那个时代和那个圈子最重要的成就——我们都必须承认，它也几乎不能与威尼斯画派的肖像画相提并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古典的裸像来克服哥特式的肖像——以完全非历史的形式来克服历史的和传记的深刻形式——这种克服，或至少这种愿望的出现，与哥特式的意识中自我省察的能力和艺术自白的能力的衰落，几乎是同时的，且相互联系着的。真正文艺复兴的人并不知道精神发展的意义。他只求完全外在地生活着，这正是十四世纪文艺复兴的绝好机会和取得伟大成功的原因。在但丁的“新生”与米开朗基罗的十四行诗之间，并无诗人的自白，也没有高级的自画像。文艺复兴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是同一种类型的西方人，在他们看来，“孤独”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生命历程是依据一种宫廷式的生存而完成的。他的情感和印象完全是公共的，他既没有隐秘的不满，也没有秘密的保留，相反，同时代的伟大的尼德兰人的生命却匍匐在他们的作品的阴影中。补充说一句，正是因为这一点，那有关历史距离、绵延期、关切和沉思的另一个象征，亦即国家，也从处于但丁和米开朗基罗之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视野中消失了，但这么说有道理吗？在“反复无常的佛罗伦萨 ”——其伟大的人们一个一个都受到粗暴的虐待，其在政治创造方面的无能，与西方的其他国家形式相比，近乎十足的怪物——并且，更一般地说，凡是反哥特的（在这一联系中，意味着也是反王朝的）精神在艺术和公共生活方面表现出活力的地方，其国家为美第奇家族、斯福尔扎家族（Sforzas）、博尔吉亚家族（Borgias）、马拉泰斯塔家族（Malatestas）以及破败的共和国开辟的是一种真正希腊式的悲伤。只有在那个城市，雕刻没有任何支撑物，在那里，南方音乐如鱼得水，在那里，哥特风格和巴罗克风格在乔凡尼·贝利尼那里手拉手走到了一起，而文艺复兴运动一直是偶然涉猎的事务，在那里，出现了一种肖像画的艺术，并因此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和一种追求政治永久性的意志——这个城市就是威尼斯。
　　四
　　文艺复兴运动生来就是一种挑衅，因而其创造的本能缺乏深度、广度和持久性。它是一个且只是一个在理论的方面比在才能演示方面更具一致性的时代，是唯一一个——与哥特时代和巴罗克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理论地阐述的意图先于（常常是超出）演示能力的时代。虽然各别的艺术被强行变成一种古典主义雕刻的附属物，但这一事实在最后的分析中并不能改变它们的本质，而只能使它们的种种内在可能性逐渐枯竭。就媒介物的规模的性质来说，文艺复兴的主题并不是很大；它的魅力实际上就来自它的朴素本身，因此我们常常疏忽一点：那使莱茵画派和佛兰德斯画派与之区分开来的，正是它们对极其不准确的问题作的哥特式的纠缠。文艺复兴的富有诱惑力的平易和明晰，主要地依赖于逃避——在华而不实的简单规则的帮助下，逃避更深刻的反抗。对于具有梅姆灵的灵性或格吕内瓦尔德的力量的人们来说，诸如托斯卡纳的形式世界所具有那样的条件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无法在形式世界中且通过形式世界来发挥自己的力量，而只能反抗形式世界。由于我们在文艺复兴大师的形式中看不到软弱，所以我们很容易高估他们的人性的力量。在哥特时期，还有在巴罗克时期，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深化和完成其艺术语言的过程中来实现他的艺术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唯一必须做的，就是去摧毁它。
　　在列奥纳多、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情形中也是如此，他们是继但丁之后意大利仅有的真正的伟大人物。哥特时期的大师，他们在其所从事的艺术中不过是默默无声的工作者，然而他们却达到了这一艺术传统和这一艺术领域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1600年的威尼斯画家和荷兰画家，他们也都是纯粹的艺术工作者—— 可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却出现了这样三个人：他们不单是“雕刻家”或“画家”，而且还是思想家，并且这些思想家必然地不仅忙于寻求艺术表现的所有可行的手段，而且还永不停息地和不知餍足地投身于除此而外的其他无数事物，努力达至他们的存在的真正本质和目标，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岂不意味着他们“根本就不属于 ”文艺复兴的氛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悲剧幻觉的支配下，这三个巨人所渴望的是美第奇意义上的“古典”；不过，他们自己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拉斐尔在线条方面、列奥纳多在表面方面、米开朗基罗在人体方面——粉碎了那个梦想。在他们身上，被误导的心灵正在觅路回归于其浮士德式的起点。他们的本意是想用比例来取代关系，用素描来取代光和空气的效果，用欧几里得式的人体取代纯粹的空间。但是，他们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有创作出一件欧几里得式的静态雕刻——因为那只可能在雅典出现一次。在他们的所有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秘密的音乐，在他们所有的形式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运动的品质和朝向距离与深度的倾向。他们所行的路，不是通向菲狄亚斯，而是通向帕勒斯特里纳，而他们来到这里的出发点，不在罗马废墟，而在大教堂的宁静的圣乐。拉斐尔解冻了佛罗伦萨的壁画，米开朗基罗解冻了佛罗伦萨的雕塑，列奥纳多则已经开启了伦勃朗和巴赫的梦想。实现时代观念的努力越是强烈和越是有意识，那努力就越是难以感知。
　　然而，哥特式和巴罗克式是某种已在的东西，而文艺复兴只是一种理想，跟所有的理想一样，它的理想也是不可企及的，但同时又弥漫于时代的意志中。乔托是哥特式的艺术家，提香是巴罗克式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则仿佛是（would be）文艺复兴式的艺术家，而其实不是。在他那里，雕塑艺术就其所有的野心来说，显然被绘画精神所支配——而且还是这样一种绘画精神，在那里，北方的空间透视法是隐含的。甚至在1520年的时候，优美的比例、纯粹的规则，也就是，有意识的古典的比例和规则，还被觉得是贫乏的和拘泥于形式的。米开朗基罗放置在桑迦洛（Sangallo）的法尔内塞府邸（Palazzo Farnese）的纯粹“古典的”正立面上的上楣，从严格的文艺复兴的观点看，无疑是对外形的一种损害，但是他本人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觉得它远远胜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成就。
　　如同彼特拉克是第一位全身心把自己奉献给古代的佛罗伦萨人一样，米开朗基罗是最后一位这样的佛罗伦萨人。但是，那不再是一种完全的奉献。弗拉·安杰利科的方济各基督教精神，及其谦谦的君子之风和宁静的、沉思性的虔诚——成熟时期文艺复兴的作品所具有的南方的精致可归之于此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现在走到了它的终点。反宗教改革的伟大精神是宏伟的、充满生气的、壮丽多姿的，它在米开朗基罗那里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艺复兴的作品中，有某个东西在当时是为使作品成为“古典的”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对于基督教-日耳曼的世界感来说，那只是一种刻意的高贵的外装；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圆拱和立柱的结合，这一深受喜爱的佛罗伦萨动机，是发源于叙利亚的。但是，请把15世纪的伪科林斯柱式跟实际的罗马废墟——要记住，这些废墟已被认识且是在现场！——的柱式作一比较。只有米开朗基罗不能容忍这种不伦不类。他所需要的且必定需要的是明晰性。在他看来，形式的问题是一桩宗教的事情；而在他看来（且只在他看来），宗教的事情就是一切，此外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解释这个人的那种孤独可怖的挣扎，他确实是我们的艺术中最不幸的形象；在他的形式中，那些片断的、痛苦的、不餍足的、可怕的形象，令他的同时代人感到惊惧。他的天性中有一半在把他拉向古典的形式，并因此使他走向了雕刻——我们都知道，那时刚刚发现的“拉奥孔”群像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没有一个人曾比他更加诚实地努力想用凿子开出一条通往一个被埋葬的世界的道路。他所创造的一切，他已经以雕刻的方式表达了——以雕刻的方式，也就是，在他使用这个词所指的、且只是他所指的意义上说的。“世界，在伟大的潘神身上呈现”，当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中引入海伦的时候，他意欲处理的要素，就是阿波罗世界的那个强有力的感性的具体在场——而这也正是米开朗基罗在画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竭尽全力想要以艺术的存在把握和固定的东西。壁画的每个技法——巨大的轮廓、巨大的外观、簇拥在一起的luoti(被禁止)形象、色彩的物质性——在这里最后一次为了解放存在于他身上的异教信仰、高级文艺复兴的异教信仰被发挥到极致。但是，他的第二种心灵，即哥特式基督徒但丁的心灵和热衷于伟大的扩张的音乐的心灵，则在相反的意义上吸引着他；他的合唱式的设计在精神上显然是形而上的。
　　他的创作，是为把艺术家的整个个性投入石头的语言中所作的最后的努力，他为此而勤奋不懈。但是，这种欧几里得式的材料，使他的努力落空了。他对那种材料的态度不是希腊式的。在它的存在特性中，被凿刻而成的雕像与试图通过其艺术作品去发现某种东西、而不是去拥有其中的某种东西的世界感是相矛盾的。对于菲狄亚斯而言，大理石是一种吁请人们赋予其形式的宇宙材料。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和卡拉蒂亚（Galatea）的故事就表现了那种艺术的本质。但是，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大理石是必须被征服的顽敌，是他为解救他的思想而必须加以摆脱的囚牢，就像西格弗雷德解救布伦希尔德一样。人人都熟悉他进行工作的方法。他不是从所预想的形式的每个方面去走近那冰冷的粗砺的石块，而是以一种强烈的正面攻击去击打它，对它进行砍削，仿佛砍削空间一样，一层一层地砍削那材料，越来越深入地掘进，直到他所要的形式呈现出来，而雕像的各个部分，也逐渐地从石块中显形出来。面对那既成的事物——死亡——人类总感到一种世界恐惧，其总想以振动不息的形式来制服和捕获那死亡的意志，也许从没有比在米开朗基罗身上表现得更公开的了。在西方，再没有别的艺术家，其与石头的关系有如米开朗基罗——既如此之密切，又如此强烈地想要主宰之。石头就是他有关死亡的象征。在石头中，有着一种敌对的原则，而他的魔鬼天性总是驱使他去制服这原则，不论他是从石头中雕刻出雕像，还是用石头来堆砌出伟大的建筑。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只处理大理石的雕刻家。青铜作为铸模，允许铸模者同绘画倾向作出妥协，因而它吸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艺术家和更柔顺的希腊人。可这位巨人与此全然无涉。
　　瞬时性的人体姿势是古典雕刻家所创造的，可这种浮士德式的人却对它无能为力。在这里，跟在爱的问题上完全一样，浮士德式的人在那一问题上所发现的，主要地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结合行为，而是但丁的伟大的爱以及充满关切的母爱。米开朗基罗所理解的爱——也是贝多芬所理解的爱——只可能是非古典的。它有其天然的形貌（sub specie aeternitatis），而不受感觉和时间的影响。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是塑像——是祭献给希腊偶像的——但那些塑像的心灵否定或主宰着可见的形式。他欲望的是无限，如同希腊人欲望的是比例和规则一样，他拥抱过去和未来，如同希腊人拥抱现在一样。古典的眼睛沉浸在雕塑的形式中，但米开朗基罗以精神的慧眼去观看，他突破了即时感觉的前景语言。并且不可避免的是，经过艰苦的努力，他最终摧毁了这种艺术的条件。大理石对于他那追求形式的意志来说太贫乏无力了。他不再是雕刻家，而是变成了建筑家。及至暮年，当他只是创作一些未完成的片断，诸如《龙大尼尼圣母》（Rondanini Madonna），几乎没有从粗稿中凿削出他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其艺术作品的音乐倾向显示出来了。终于，那渴望对位形式的冲动再也强抑不住了，他根本不满足于他为其耗费了一生的艺术，不过仍受到不可遏制的追求自我表现的意志的支配，他打破了文艺复兴建筑的法式，创造了罗马的巴罗克风格。他用力量与体块的竞争取代了材料与形式的关系。他以集束的形式来组合柱子，再不就是把它们分开放进壁龛中。他用巨型壁柱来纵贯上下，赋予立面一种奔放高耸的特质。度量屈从于旋律，静态屈从于动态。浮士德式的音乐就是这样而列居其他所有艺术之首的。
　　随同米开朗基罗一起，西方雕刻的历史走向了终点。在他以后，所具有的仅仅是对它的错误的理解或追忆。他的真正继承人是帕勒斯特里纳。
　　列奥纳多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本质上，他的精神往前延及到了下一个世纪，他不属于托斯卡纳的理想的范围，如同米开朗基罗因为每一种心灵束缚而被局限于托斯卡纳的理想一样。只有他既没有成为雕刻家的野心，也没有成为建筑师的野心。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奇特的幻觉，即以为借助于解剖学的研究，便可获致希腊人的感受和希腊人对外部结构的崇拜。但是，当列奥纳多研习解剖学的时候，他不是像米开朗基罗那样，为了雕塑的缘故去研究前景解剖学，或者说人体的表面的拓扑学，而是为了内在秘密的缘故去研究生理学。米开朗基罗力图把人类生存的全部意义都纳入活生生的人体语言中，而列奥纳多的研究正好相反。他的深受赞赏的晕涂法，乃是借空间之名拒绝有形边界的第一个标志，而这一技法本身也是印象主义的出发点。列奥纳多是从内部开始，从我们内部的精神空间开始，而不是从所谓的明确的轮廓线开始；当他完成（也就是，如果他真正完成了，如果他没有给画面留下任何未完成的地方）的时候，色彩的实体就像是画面的真正结构一种单纯表达，那结构是某种无形的和不可言述的东西。拉斐尔的绘画诉诸于平面，他就在平面中来安排他的秩序井然的群像，他以一种比例适当的背景来切分整体。但是，列奥纳多只知道一个空间，一个广袤而永恒的空间，他的人物事实上是漂浮在那一空间中。一个是把各别的相邻事物全都纳入一个画框之内，另一个则是从无限中切分出一个部分。
　　列奥纳多发现了血液的循环现象。但并不是文艺复兴的精神把他带到了这里——相反，是他的整个思想历程，使他正确地走出了他的时代的概念。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画家式的解剖学只注意各部分的形式和位置，而不注意它们的功能或函数。用数学的语言说，那种解剖学是与分析法相反的体积测量术。文艺复兴时期不是已经发现，为了给所描绘的伟大场景作好充分的准备而必须去研究尸体，为了既成之物而必须去压制生成之物，为了使古典的 αταραξια（镇定自若）能为北方的创造力所理解而必须考察死去的人吗？但是，列奥纳多，就像鲁本斯所做的那样，研究的是人体的生命，而不是像西纽雷利那样去研究人体本身。他的发现与哥伦布的发现属于同时代，这两个人有一种深刻的亲缘关系，因为他们都意味着无限对可感知的现在的物质性有限的胜利。一个希腊人会关心像他们这样的问题吗？希腊人很少去探究他们自己的肌体组织的内部，如同他们也很少去探寻尼罗河的源头一样；这些问题可能会危害他们的存在的欧几里得式的构成。另一方面，巴罗克时期则真正地是伟大发现的时期。“发现”这个词本身就有某种明确的非古典的意味。古典的人真正关心的，不是去揭开宇宙的东西的面纱或物质外衣，可这恰恰是浮士德式的天性中最典型的冲动。新大陆、血液循环以及哥白尼宇宙的发现，几乎都是同时完成的，归根结底，它们是完全等同的；黑色火药（亦即远程武器）的发明和印刷术（远程读物）的发明也早不了多少。
　　列奥纳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发明家，对于他的整个天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发明。画笔、凿子、解剖刀、计算用的铅笔、画图用的圆规——所有这一切对于他而言，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之于他，就犹如航海罗盘之于哥伦布。当拉斐尔给已经清晰画出的轮廓填上颜色时，他就是在用每一个笔触呈现有形的现象，但列奥纳多，在他的红色粉笔草图和他所画的背景中，则是用每一根线条去揭示空气的奥秘。他也是第一个曾用心钻研航空学的人。飞翔、使自我脱离大地翱翔、让自我迷失于浩瀚的宇宙中——这种野心不正是最高层次的浮士德精神吗？事实上，这不正是我们的梦想的实现吗？我们难道没有注意到基督教的传说在西方绘画中是怎样成为这一主题的辉煌的变形的吗？所有被描绘的上天入地的图景，漂浮在云彩中的神圣的形象，天使和圣徒的至福的超尘出世，对摆脱地球重力的恒久强调，这一切都是心灵高飞远举的象征，是浮士德式的艺术所特有的，是拜占廷式的艺术所全然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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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音乐与雕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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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文艺复兴的壁画向威尼斯画派的油画的转变，是精神历史的一部分。要辨认这一变化的过程，我们就必须理解那些十分细微的和微妙的特征。从马萨乔在布兰卡奇礼拜堂的《彼得与纳税钱》，经由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给乌尔比诺（Urbino）的费德里戈（Federigo）和巴蒂斯塔（Battista）的形象配上的高远的背景，到佩鲁吉诺的《基督授予钥匙》，在几乎每一件作品中，壁画的技法都在同侵入绘画领域的新形式争胜，尽管拉斐尔在梵蒂冈的“施坦查” 的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发展，几乎是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一进行中的综合变化的唯一例证。佛罗伦萨的壁画瞄准的，是各别事物的现实性，并是在一种建筑背景中来创造这些事物。相反，油画看见和处理的，是总体的、一直在增强其确然性的广延，它把所有对象仅仅当作广延的表征物看待。浮士德式的世界感创造了它所需要的新技术。它抛弃了素描风格，如同自奥里斯梅时代起坐标几何抛弃那一风格一样。它把与建筑动机联系在一起的线性透视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通过色调的细微过渡来处理画面的空气透视。但是，文艺复兴艺术——它既无法理解自己的深刻倾向，也无力完善它的反哥特原则——的一般条件使那一过渡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和困难的过程。每个艺术家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跟随潮流。有人用油彩在裸墙上图绘，并由此而被指责他的作品会消亡（例如列奥纳多的《最后的晚餐》）。有人则是直接图绘画面，就仿佛那是在画壁画（例如米开朗基罗）。有的人冒险，有的人猜疑，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则被吓跑了。通常，这就是手与心、眼与工具、艺术家所欲望的形式与时代所欲望的形式之间的斗争——也是雕塑与音乐之间的斗争。
　　据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列奥纳多所作的巨大努力，可以理解乌菲齐博物馆（Uffizi）的《博士来拜》这幅漫画。那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探索之作。直到伦勃朗时代以前，像那样的探索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他超越了所有的视觉度量，超越了那时被称作素描、轮廓、搭配和组合的一切，他无所畏惧地向前推进，去挑战永恒的空间；一切形体的东西都像哥白尼体系中的行星一样漂浮着，也像巴赫式的管风琴赋格曲的音调一样在昏暗的教堂中飘荡着。在当时所能容许的技巧的可能性中，要表现如此动态的一种距离意象，当然只能是留下一件未完成的作品。
　　在代表文艺复兴最高峰的《西斯廷圣母》中，拉斐尔用轮廓包容了作品的全部内涵。那是西方艺术最后的伟大线条。而且，使拉斐尔成为最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是，这时的绘画传统业已因内心情感的强度而几乎紧绷到了临界点，而他确实没有纠缠于这些难题，甚至根本不曾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但是，他把艺术带到了不再逃避那困境的边缘，他在有生之年，在此形式世界的内部实现了艺术最大的可能性。一般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单调乏味，而没有认识到他的设计意图何在。读者诸君，请再看一看那变得寻常的圣母像。你可曾注意到那些变成了婴儿头部、环绕着放射状的中心人物的彩色小云朵？——这些云朵是圣母注入了生命的大量未出生者。我们在《浮士德》第二部那令人惊讶的终局中再次看到了具有同样意义的这种灿烂的云霞。在拉斐尔那里透露出的对文艺复兴情感所取得的那种内在胜利，并不是由于他身上的那种崇高的独特性的魅力。我们一瞥之下，就能理解佩鲁吉诺，可是对于拉斐尔，我们只能是自认为了解了。他的线条本身——其素描的特征乍一看似乎是古典的——是某种漂浮在空间中的、超凡的、像贝多芬的音乐一样的东西。在这类作品中，拉斐尔是所有艺术家中最不清晰的，甚至还没有米开朗基罗那么清晰，后者的意图在作品的所有片断中还是显见的。在弗拉·巴托洛米奥（Fra Bartolommeo）那里，物质性的边界线仍整个地是主导。它就是整个的前景，而作品的整个意识，则经由对人体的界定而得到详尽的处理。但是，在拉斐尔那里，线条是沉默的、带有期待的、隐蔽的，且是在极度的张力中等待着融入无限，融入空间和音乐中。
　　列奥纳多已经处在边界线的那一边。《博士来拜》已经就是音乐。在这件作品中，以及在他的《圣哲罗姆》（St. Jerome）中，他没能超出褐色的底绘，没能超出“伦勃朗式的”阶段，也没能超出未来世纪所用的空气氛围的褐色，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环境影响使然。在他看来，意向的完整实现和清晰的表达，只能在这一状态下才可在作品中获得完成，向色彩领域（因为那一领域仍处在壁画风格的形而上局限中）迈出任何一步，都会摧毁他已经创造的东西的灵魂。色彩的感受，以其全部的深度，它的象征主义后来成为了油画的手段，而达芬奇担心的是壁画“技巧 ”（slickness）会破坏他的观念。他对这种绘画的研究显示了他与伦勃朗的蚀刻画——这一艺术的故乡也是对位音乐艺术（佛罗伦萨人并不知道这种艺术）的故乡——之间紧密的关系。可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他们处于佛罗伦萨的传统之外——只有色彩被保留下来，为的是实现达芬奇在此所追求的目标，塑造出一个色彩的世界，来补足空间，而不是捕捉事物。
　　也是因此之故，列奥纳多（在经过无数次尝试之后）决定在《最后的晚餐》中任由基督的头部处于未完成状态。他的时代的人们对于肖像画的理解，远不及伦勃朗的理解那么成熟，即把它理解成是从动态的笔触、光和色调中来庄严地构建起一个心灵史。但是，只有伟大的列奥纳多能够把这种局限体验为一种命运。其他人仅仅是专心于画头部（以他们各自的画派所规定好的技法），而列奥纳多——在这里，他也是让手部开口说话的第一人，并且是第一位观相的艺术大师——则有着无限宽广的目的。他的心灵是着落于遥远的未来，尽管他的作品中那属人的部分，他所画的眼和手，遵从的仍是时代的精神。可以断定，他是三位大师中最为自由的。他已经远离了米开朗基罗那有力的天性徒劳地与之斗争的东西。化学、几何分析、生理学（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也是列奥纳多的）、火器技术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他比丢勒更深刻，比提香更大胆，比他的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为广博，本质上说，他就是专事未完成作品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torsos）。米开朗基罗这位晚出的雕刻家也是这样，但却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而到了歌德的时代，对于《最后的晚餐》的画家来说不可企及的东西，已经被实现且被超过了。米开朗基罗努力再一次把生命纳入一个僵死的形式世界，列奥纳多则感受到了未来的一个新的形式世界，歌德则预言了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形式世界出现。在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之间，便是浮士德式的文化的成熟时代。
　　六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处于完成阶段的西方艺术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论的所有历史的深刻必然性。我们已经学会了把艺术理解为是基本现象。我们不再认为因果的运作可以赋予那一发展的故事以统一性。相反，我们确立了一种艺术的命运观念，承认艺术是文化的有机体，是有诞生、成熟、衰老和永久死亡的有机体。
　　当文艺复兴——及其最后的幻觉——走向终结时，西方心灵已获得了对自身的力量和可能性的成熟意识。它已经选择了它的艺术。作为一种“晚期”阶段，巴罗克时期知道，如同爱奥尼亚时期已经知道的，其艺术的形式语言意味着什么。艺术已从一种哲学的宗教变成为一种宗教的哲学。大师巨匠风起云涌，取代了众多默默无名的学派。在每一文化的巅峰时期，我们皆可看到由庞大的伟大艺术群构成的壮观景象，它们作为一个单位，通过作为其基础的原始象征的统一性，而井然有序地联系在一起。阿波罗艺术群——包括瓶绘、壁画浮雕、列柱建筑、阿提卡戏剧和舞蹈——是以luoti(被禁止)雕像为中心。浮士德艺术群则围绕着纯净无穷的空间理想而构成自身，其重心则在于器乐。各精彩的头绪从这个中心辐射出去，进入所有精神性的形式语言，使我们的微分数学、我们的动力学、耶稣会士的宣传、我们的著名的“进步”口号的力量、近代机器技术、信用经济学、从事王朝外交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全都交织成精神表现的一个庞大总体。以大教堂的内在节奏为开始，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帕西伐尔”为终结，艺术对无穷无尽的空间的征服从1550年左右起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就在此前一直居于主导的平面几何变成我们的数学中最不重要的分支的时候，雕塑也随同米开朗基罗一起在罗马走到了它的尽头。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出现了扎利诺的和声和对位理论（1558 年），以及通奏低音的作曲方法——这一技法乃是音响世界的一种透视法和一种分析法——而这种音乐的姊妹，即北方的微积分数学，也在这时问世。
　　油画和器乐、空间艺术，现在开始进入各自的王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两种本质上属于古典文化的物质性的和欧几里得式的艺术，亦即圆雕和严格的平面壁画，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相应时期获得其重要性的。而且，在前一种和后一种情形中，绘画都是首先成熟的。因为在那两种情形中，在二维平面上的绘画不如固体的铸模或在非物质的广延中的作曲那么有野心，但却比它们更容易为人们所掌握。1550～1650年的时期完全是油画的时期，如同公元前6世纪完全是壁画和瓶绘的时期一样。空间和人体的象征主义，在一种情形中是由透视法来表现，在另一种情形中是由比例来表现，但在这两种情形中，它们都仅仅是由绘画艺术暗示出来，而不是由它们直接地展现出来。这些艺术，在每一情形中都只能把各自的原始象征（例如它们在广延中的种种可能性）当作在一个图绘的表面上的幻象来加以生产，它们确实能够暗示和唤起理想——古典的或西方的，正如在每一情形中所显示的——但它们不能够实现理想；因此，它们在“晚期”文化的道路上总是作为最后的高峰到来之前的突出物而出现。伟大的风格越是临近它的完成点，一种由极端清晰的象征主义所展示的装饰语言的趋势就越是关键。伟大的艺术群被进一步简化。1670年左右，就在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的时候，油画已达到了它的可能性的极限。它的最后几位伟大的大师都已去世或行将去世——委拉斯开兹死于 1660年，普桑死于1665年，弗朗斯·哈尔斯死于1666年，伦勃朗死于1669年，弗美尔死于1675年，牟利罗（Murillo）、雷斯达尔和克劳德·洛兰死于1682年——我们只需提及少数几位比较重要的继承者的名字[华托、荷加斯、提埃坡罗（Tiepolo）]，立刻就能感觉到一种艺术的衰落和终结。也是在这个时期，如画的音乐的伟大形式也告消亡。海因里希·舒策于1672年去世，卡里西米于1674年，普赛尔（Purcell）于1695 年，相继去世——这是康塔塔的最后几位伟大的大师，他们围绕着意象主题用无限多样的声调和乐器的音色进行表现，他们描绘了优美的景色和伟大的传奇场景的真实图象。随着吕里（Lully）（卒于1687年）的去世，蒙特威尔第的充满英雄气的巴罗克歌剧的心脏也开始停止了跳动。管弦乐、管乐和弦乐三重奏的旧的 “古典”奏鸣曲的命运也是一样，因为它本是赋格曲风格中意象主题的一种发展。从此以后，那种形式成为大协奏曲、组曲、为独奏乐器所写的三段式奏鸣曲这些最后成熟的东西的形式。音乐摆脱了人声所固有的实体性的残迹，而成为绝对的艺术。音乐的主体不再是意象，而是一种具有孕育能力的函数，只存在于自身的演进中，且只通过自身的演进而存在，因为诸如巴赫所实践的赋格曲风格只能看作是一个微分和积分的持续不断的过程。纯粹的音乐对绘画的胜利，可以从海因里希·舒策晚年写作的“受难曲”中——那是新的形式语言的可见的曙光——以及从达尔·阿巴科（Dall’Abaco）和科莱利的奏鸣曲、亨德尔的清唱剧和巴赫的巴罗克对位音乐中，标示出来。从此以后，这种音乐成为浮士德式的艺术，我们完全可以把华托描述为是画家中的库伯兰，把提埃坡罗描述为是画家中的亨德尔。
　　在古典世界中，相应的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60年，当时，最后一位伟大的壁画家波吕格诺图斯将其所继承的伟大风格拱手让给了波利克勒斯所代表的自由的圆雕。在那之前——甚至晚至波吕格诺图斯的同时代人米隆和建造奥林匹亚山墙的大师们——一种纯粹平面艺术的形式语言一直支配着雕像艺术的形式语言；因为，如同绘画的形式越来越向着以内部素描的迭加来表现色彩的剪影的理想发展一样——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最后，所描绘的浮雕与平面的图画之间几乎没有了差别——雕刻家也把自行呈现给观者的正面的轮廓看作是时代精神、文化类型的真正象征，是他意欲用他的形象来展现的东西。神庙山墙的领域构成了一幅图画；从恰当的距离去观看，它就能产生与其同时代的红色瓶绘系统给予人的那种印象。到波利克勒斯的时代，纪念碑式的墙上绘画已经让位于板上绘画，亦即“绘画”本身，而不论是用蛋黄还是用蜜蜡来调和颜料——这明显地暗示出，那个伟大的风格已经移居别处。阿波罗多鲁斯的阴影画法的野心，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所谓的明暗对比法和空气透视法，而十足是雕刻家意义上的圆雕铸模法；至于宙克西斯，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过，他的作品缺乏“时代精神”。因而这一更新的古典绘画及其精巧性和人性的魅力，实与我们的18世纪的作品相当。两者都缺乏内在的伟大性，两者都试图借助精湛技巧的力量去以那唯一的和终极的艺术的语言进行言说，而在每一情形中，这种艺术都只是代表着更高意义上的装饰而已。因此，波利克勒斯和菲狄亚斯与巴赫和亨德尔是并行的；如同西方的音乐大师们将严格的音乐形式自绘画的技法中解放出来了一样，希腊的雕刻大师们也终于将雕刻从其与浮雕的关联中解放了出来。
　　并且，随同雕塑和音乐各自的这种充分发展一起，这两种文化也各自走到了它们的终点。数学式的严密的纯粹象征主义变得可能了。波利克勒斯可以制定出他的人体比例“法式”了，他的同时代人巴赫则可以生产出“赋格艺术”和“平均律钢琴曲集”了。在这两种相继出现的艺术中，我们具有了充满意义的纯粹形式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后而完美的成就。比较一下浮士德式的器乐的音调实体以及那一体系内部的弦乐实体（在巴赫那里，也是管风琴的实际统一体）跟阿提卡雕塑的人体。比较一下“形象”（figure）这个词对于海顿的意义跟它对于普拉克西特列斯的意义。在一种情形中，它是声音体系中有节奏的动机的形象，在另一种情形中，它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这个概念都来自数学，并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其最终达到的目标，都是艺术的精神与数学的精神的结合，因为分析（诸如在音乐中）和欧几里得几何学（诸如在雕塑中）都充分理解了它们的任务和它们各自的数字语言的终极意义。美的数学和数学的美从此变得不可分离。音调的无穷空间和大理石或青铜的圆雕人体，都是对广延的世界的直接阐释。它们分别属于作为关系的数字和作为度量的数字。在壁画中和在油画中，在比例的法则中和在透视的法则中，数学的东西只是被暗示出来，但音乐和雕塑这两种终极的艺术，则本身就是数学，在这两个艺术的巅峰上，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阿波罗艺术和浮士德艺术。
　　随着壁画和油画的退场，绝对雕塑和绝对音乐的伟大大师一个接一个鱼贯而出。紧随波利克勒斯之后，有菲狄亚斯、帕奥尼乌斯、阿尔卡姆内斯（Alcamenes）、斯科帕斯、普拉克西特列斯、吕西波斯。巴赫和亨德尔之后，出现了格鲁克、斯塔米茨、小巴赫兄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在他们的手上，有一整套令人惊奇的、且现在久已被遗忘的乐器，有一个经由西方精神的发现和发明，而被创造出来的完整的魔术师的世界，希望以更多更好的音调和材料来帮助增强音乐表现的效果，——在他们的管乐中，充满了伟大的、庄严的、华美的、优雅的、反讽的、欢乐的和悲哀的形式，有着完美的、有规则的结构，这些形式如今已没有人能够理解了。在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18世纪的德国，无论事实上还是实际的效果上，都是有一种音乐文化弥漫于整个的生命中。它的典型类型便是霍夫曼的“乐队指挥克赖斯勒”。如今，这种作品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还有，随着18世纪的到来，建筑最后也宣告死亡了，淹没和窒息于罗可可的音乐中。对于西方建筑那最后一次奇妙而脆弱的发展，批评无情地奏响了，但却无法认识到它的源头在于赋格曲的精神，它的非比例和非形式，它的幻境缥缈、变幻无常和闪烁不定，它对表面与视觉秩序的摧毁，皆不过是音调和旋律对线条和墙壁的胜利，是纯粹空间对质料、绝对生成对既成的凯旋。它们不再是建筑，这些修道院、城堡和教堂及其流动变幻的立面、入口和“华而不实的”庭院，以及它们的壮观豪华的楼阁、陈列室、画廊和密室：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石头的奏鸣曲、小步曲、牧歌，是拉毛粉饰、大理石、象牙、优质木材的室内乐，是涡旋形和旋涡花饰的短歌小调，是飞檐和遮檐的节奏。德累斯顿的茨威格宫是全世界的建筑中最地道的音乐性作品，它的装饰就像是古提琴的音调，是小型管弦乐队的即兴的快板。
　　德国在这个世纪出现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并因而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建筑师[柏培尔曼（Poppelmann）、施吕特尔、贝尔（Bähr）、诺伊曼（Neumann）、菲舍尔·冯·埃尔拉赫（Fischer von Erlach）、丁岑霍费父子（Dinzenhofer）]。在油画方面，德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反，在器乐方面，她是最重要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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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音乐与雕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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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有一个词：“印象主义”，只是在马奈时代才成为一个通用的名词（因此最初，它是作为像巴罗克和罗可可一样的贬义词使用的），但它恰倒好处地概括了从油画演化而来的浮士德式的艺术方法的特殊品质。但是，当我们只是一般地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中，既没有想到这一概念应有的意义的广度，也没有想到它应有的意义的深度：我们认为，印象主义是一种已走向老年的艺术的一个系列或派生物，这个艺术事实上整个地就属于印象主义，且自始至终只属于印象主义。那么，所谓一种“印象”的模仿究竟是什么？是某种纯粹西方的东西，某种与巴罗克观念甚至哥特式建筑的无意识的目标相关、而与文艺复兴的有意识的目标针锋相对的东西。它难道不意味着这样一种倾向吗——即一种醒觉意识出于自身的深刻必然性而倾向于把纯粹的无限空间感受为最高的和无条件的现实，以及把所有感官意象感受为“那一现实之内”的附属的和有条件的现实？这是一种可以体现在艺术创造中、但除此之外还有上千种其他出口的倾向。康德的“空间作为先天感性形式”的公式不是就像始于列奥纳多的整个运动的一个口号吗？印象主义是欧几里得式的世界感的一种颠倒。它试图尽可能地远离雕塑的语言，而尽可能地接近音乐的语言。那些能够接受和反射光线的事物之所以能对我们发生作用，不是因为那些事物就在那里，而是因为它们“本身”仿佛不在那里。那些事物甚至不是实体，而只是空间中的光阻，它们的幻觉般的密度，将经由笔触而揭开面纱。那被接受和被处理的东西，便是这种光阻的印象，它们被当作某一超越性的广延的简单函数而得到缄默的评价。艺术家的内在的慧眼穿透事物的实体，突破它的物质性的边界表面的魔障，而把它祭献给至上的空间。由于这种印象，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之下，艺术家便在感觉要素中感受到了一种无限的运动品质，这与壁画中的那种雕塑式的“不动心”（Ataraxia）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希腊决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印象主义；如果说世上有一种艺术必须原则上排除印象主义，那就是古典的雕刻。
　　印象主义是一种世界感的包罗万象的表现，因此它显然必定弥漫于我们的“晚期”文化的整个观相中。于是，我们有一种印象主义的数学，它公然地和有目的地超越了所有的视觉局限。那就是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后发展起来的分析数学，数字“实体”、集合、多维几何等幻觉式的意象就属于这种数学。还有一种印象主义的物理学，它所“关注”的不是质量点（mass-points）的实体系统，而是这样一些单位：它们显然只是可变系数之间的一些固定关系。还有印象主义的伦理学、悲剧和逻辑学，甚至（在虔敬派那里）还有一种印象主义的基督教。
　　画家或音乐家作为艺术家，他的艺术就在于：用了了几笔、几个色块或几个音调创造出一个意味深远的意象，一个迎合浮士德式的人的眼睛或耳朵的小宇宙；也就是，通过某个客观的东西，亦即那强使现实变成现象的东西，以其稍纵即逝的和无形无体的暗示，来展示受到魔力控制的无穷空间的现实性。这种使固定不变的事物运动起来的艺术的胆识，可谓是史无前例。从提香晚年的作品一直到柯罗和门采尔，物质在笔触、破碎的色彩和断续的光的神秘压力下，就像一摊溶液般地颤动着和涌动着。印象主义所追求的目标，跟巴罗克音乐是一致的：巴罗克音乐注重的是“主题的”表现，而不是旋律的表现，它以和声的魅力、乐器的音色、节奏和速度等每一种手段，来强化“主题”的效果；而印象主义艺术，从提香时代的模仿性作品到瓦格纳的主导织体，则发展出了一种音调式的图画，捕获了一个全新的情感和体验的世界。当德国音乐达到其巅峰状态时，这种艺术也渗透到了抒情诗中（那就是德国的抒情诗，因为在法国，那是不可能的），并产生了一系列完整的精致的杰作，从歌德的“浮士德初稿”到荷尔德林最后的诗作——都只有片断性的了了几行，虽一直未受注意，更别说被收入选集，但却囊括了其体验和情感的全部世界。在小范围来说，它是继续在重复哥白尼和哥伦布的成就。再也没有一种文化，相对于它所运用的手段来说，有如此动态印象的装饰语言。每一个点或色块，每一个天籁之音，都释放出惊人的魅力，以其具有空间创造能量的新鲜要素持续不断地滋润着人们的想象力。在马萨乔和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沐浴于空气中的现实人体。接着，列奥纳多第一个发现了空气的明与暗的过渡、柔和的边线、消溶于深度中的轮廓、各别形象不可分离地置身其中的光和阴影的区域。最后，在伦勃朗那里，客体消融于单纯的色彩印象中，形式失去了其特殊的人性特质，成为笔触和色块的搭配，作为充满热情的深度-节奏的要素而诉说着。被如此处理的距离，用来意指着未来，因为印象主义所抓住和掌握的东西，理论上说，是一个独特的和不可重复的瞬间，它不是存在之中的一处风景，而是存在之中的历史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刻。如同在伦勃朗的肖像画中不是要处理头部的解剖学的轮廓，而是要展现头部的第二容貌一样；如同他的笔触的艺术所捕获的不是眼睛而是神态、不是眉毛而是体验、不是嘴唇而是感觉一样；印象主义绘画一般地呈现给观众的，也不是前景的自然，而再一次是第二容貌，是风景的神态和心灵。不论我们能否理解克劳德·洛兰的天主教的-英雄气的风景、柯罗的“乡村风景速写”、克伊普（Cuyp）和凡·霍延（Van Goyen）的江海河堤与乡村，我们总是会看到一种观相意义上的肖像，某种独特发生的、未可预见的东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带到光线之中。在对风景的性格和观相的这种热爱中——其动机在壁画艺术中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与古典艺术格格不入的——肖像画的艺术从直接的人物肖像扩展到了间接的人物肖像，扩展到了把世界当作自我或自我世界的一部分来加以呈现，在那里，画家画的是他自己，观众看到的也是他自己。因为从自然向距离的扩展反映了一种命运。在这种悲剧性的、凶暴的、悲欣交集的风景的艺术中，有某种东西是另一文化的人未曾想过的和无法感知的。凡是面对这种形式世界去谈论希腊主义的幻觉绘画的人，必定不能区分最高级的装饰与无心灵的模仿或对显见物依样画葫的模仿。如果吕西波斯说（正如普林尼告诉我们的）他是按照人看起来的样子去再现，那他的志气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门外汉、一个野蛮人的志气，而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志气。伟大的风格、意义、深刻的必然性，全都付之阙如；甚至石器时代的穴居者也会这么画。实际上，希腊化时期的画家在选择的时候能做的远不止于此。甚至晚至庞培的壁画和罗马的“奥德赛”（Odyssey）风景画都包含着一个象征。在每一情形中，被处理的都是一组物体——石头、树木甚至作为众实体中之一种实体的“大海”！没有任何深度，而只有物体的迭加。当然，在所再现的客体中，必然有一个或多个是最远的（或更确切地说，最不切近的），但这纯粹是一种技术的奴隶，与浮士德式的艺术那明亮的、超尘出世的距离没有任何关系。
　　八
　　我已经说过，油画在17世纪末随着它的伟大的大师一个接一个告别人世而走向了没落，因而自然而然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印象主义（在流行而狭隘的意义上说）是19世纪的产物吗？是否因为有了印象主义，西方的绘画多活了两个多世纪？它是否迄今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不要受到表象的欺骗。不仅在伦勃朗与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或康斯太布尔之间，西方的绘画存在一个死寂的空挡——因为当我们思考高级象征主义的活生生的艺术的时候，18世纪伦勃朗式的纯粹装饰性的艺术家是不计算在内的——而且，进一步说，自德拉克洛瓦和康斯太布尔那里开始的东西，尽管整个地有着技术上的延续性，但与自伦勃朗那里终结的东西是全然不同的。在19世纪（以1800年为分界，并且属于“文明”时期），那成功地唤醒了一个伟大文化的绘画上的幻觉的新的绘画插曲，本身就已经选择 “外光派”这个词来描述它所特有的特征。这个描述就足以表明那一稍纵即逝的现象固有的意义。它意味着人们在有意识地、理智地和毫不留情地拒绝出于一种急中生智而发明的所谓“褐色颜料”，因为对于这种颜色，伟大的大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居然把它看作是唯一真正的形而上的色彩。各画派尤其是荷兰画派的绘画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一色彩之上的，而在罗可可艺术中，它不可挽回地消失了。这种褐色，作为空间无限性的象征，对于浮士德式的人类来说，不过是从单纯的画布中创造出来的一个精神性的东西，而现在，人们却十分突然地把它看作是对自然的一种冒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即那种心灵——对于它来说，这种超尘出世的色彩是某种宗教的东西，是渴念的符号，是“活生生的自然”的全部意义——已经悄悄地滑脱了？西方大都市的唯物主义本已经灰飞烟灭，而现在又重新燃起这一奇异的、短暂的火光——只维持了两代人的短暂的火光，因为随着马奈的一代的离去，一切又都归于终结。我已经（正如读者将回想到的）把格吕内瓦尔德、克劳德、乔尔乔内的高贵的绿色描述为是天主教的空间色彩，而把伦勃朗的超越性的褐色描述为是新教的世界感的色彩。另一方面，外光派及其新的色谱体系则代表着非宗教的精神。印象主义从贝多芬的氛围和康德的宇宙膨胀又一次回落到地表。它的空间是被认知的，而不是被体验的；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沉思的；在它里面有和谐，但没有命运。库尔贝（Courbet）和马奈的风景画提供给我们的，是机械的物理对象，而不是田园式的感受世界。卢梭有关“回到自然 ”的悲剧性的正确预言就充斥于这种行将消灭的艺术之中——回到自然也一天一天地步入了衰老之年。现代的艺术家是工匠，而不是创造者。他把不连续的色谱胡乱并置在一起。微妙的技法，灵动的笔触，让位于粗陋的庸常性，让位于点、面、庞大而无机的体块的堆砌、混合和信笔涂鸦。泥水匠的刷子和泥刀，出现在画家的工具箱里；画布上的油漆底色被运用到画作的设计中，并在本应空白的地方充塞着。这是一种危险的艺术，猥琐、冷漠、病态——一种过度敏感的神经的艺术，但也是最高程度上的科学，热衷于征服一切技术上的障碍，对程序有着敏锐的论断。它是从列奥纳多到伦勃朗的油画的伟大时代的“放纵的附属品”；它真正的故乡只能是波德莱尔的巴黎。柯罗的银灰色的风景，及其灰绿色和褐色的情调，仍在梦想着古代大师的精神；但库尔贝和马奈所征服的，是赤裸裸的物理空间、“现实的”空间。列奥纳多所代表的沉思性的发现者，让位于绘画的实验主义者。柯罗的永恒的童稚，虽属于法国，却不属于巴黎，他在任何地方或者说一切地方都能发现他所要的超越性的风景；可是到了库尔贝、马奈、塞尚（Cézanne），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痛苦地、艰涩地、无有心灵地描绘枫丹白露的森林、阿让特伊（Argenteuil）的塞纳河畔、或阿尔勒（Arles）著名的河谷。伦勃朗那雄浑有力的风景，本质上是属于宇宙的，而马奈的风景，则只局促于火车站的一隅。外光派画家是真正的大都市居民，他们事实上是从西班牙和荷兰的那些极少引起人注意的源头——委拉斯开兹、戈雅、霍贝玛、弗朗斯·哈尔斯——来获取其空间音乐的标本的，为的是（在英国风景画家、后来又在来自日本的所有“高雅趣味”的帮助下）以经验的和科学的方式对那些源头进行重新的阐述。那是与自然经验相对的自然科学，是与心相对的头，是与信仰相对的知识。
　　在德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在法国，那是割断与伟大画派的联系的问题，而在德国，则是与伟大画派决一雌雄的情形。因为在如画的风格中，如同从洛特曼（Rottmann）、瓦斯曼（Wasmann）、K.D.弗里德里希（K.D.Friedrich）、龙格（Runge）到马雷和莱布尔所实践的，一种连续的演进正是绘画技巧的基础，就连一种新风格的画派也需要一个封闭的传统作为支撑。最后的德国画家的软弱和力量就尽在于此。法国拥有自身的一个持续的传统，从早期巴罗克到夏尔丹（Chardin）和柯罗，并且在克劳德·洛兰与柯罗之间、鲁本斯与德拉克洛瓦之间存在着活生生的联系，而18世纪所有伟大的德国人都是音乐家。在贝多芬之后，这种没有内在本质的改变的音乐被回移到绘画中（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样式之一）。正是在绘画中，印象主义繁荣得最久，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因为这些人的肖像画和风景画都弥漫着一种秘密的、充满渴念的音乐气氛，甚至在托马（Thoma）和勃克林的身上，也还残留着一种艾兴多夫（Eichendorff）和默里克（Mörike）的气息。但是，只有一个外国教师才可以提供在本土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于是，这些画家全都去了巴黎，在那里，他们研究和临摹1670年的旧大师的作品。马奈和他的圈子也是这样。但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即法国人在这些研究中发现的，只是对他们的许多代艺术中本已具有的东西的一种回想，而德国人接受的是全新的和完全不同的印象。结果是，在19世纪，德国艺术的形式（除音乐之外）是一种过了季节的现象——不论在目标上还是手段上，都是急促的、焦渴的、融合的、混乱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时代逃过他们的注意。德国音乐或法国绘画花了几个世纪所达到的水平，德国绘画只用两代人就实现了。行将断气的艺术需要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个最后的手段必须由一个多变的种族经由其整个的过去来达成。因此，就连像马雷和勃克林这样的高级浮士德式的人物，在与形式相关的一切事情上，也都有着一种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德国音乐及其自信的传统（想一想布鲁克纳）中，是决然不可能的。法国印象主义者的艺术，在它的纲领中也有明确的显示，因此在心灵上太过贫乏，以致无法以这样的一种悲剧来揭示它们。相反，德国文学与德国绘画的状况相同；从歌德时代起，每部重要作品都意图建立某个东西，并觉得有义务论断某个东西。正如克莱斯特（Kleist）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莎士比亚和斯丹达尔（Stendhal）的影子，并竭尽全力无目的也无结果地想要改变和抛弃它们，努力把两个时代的心理艺术融合为一个单位一样；正如黑贝尔极力想把从哈姆雷特到罗斯梅肖尔姆（Rosmersholm）的所有问题归入一个戏剧类型一样；门采尔、莱布尔、马雷也极力想把老的典范和新的典范——伦勃朗、克劳德、凡·霍延和华托、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纳入某一种绘画形式。门采尔早期的内景已经预示了马奈圈子和莱布尔的所有发现，在库尔贝尝试并且失败的地方，门采尔几乎少有不成功的，而马奈等人的绘画作品，不过是复兴了过去的大师们所使用的那种形而上的褐色和绿色，且对内心体验有着充分的表现力。门采尔实际上是重新体验和重新唤醒了普鲁士的罗可可风格的某些东西，马雷则是重新体验和重新唤醒了鲁本斯的某些东西，莱布尔则在他的“弗劳·格顿”中重新体验和重新唤醒了伦勃朗的肖像画的某种东西。进而，17世纪的暗褐色是与另一种艺术并置在一起的，那就是热情的浮士德式的蚀刻画艺术。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伦勃朗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大师；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有某种新教的东西使得它属于与南方天主教画家的那种蓝色氛围的作品和戈布兰挂毯完全不同的范畴。莱布尔是运用褐色的最后一位艺术家，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蚀刻画家，他的刻板，具有伦勃朗风格的无穷性，包含并揭示着无限的奥秘。最后，在马雷那里，有着伟大的巴罗克风格的强力意念，但是，尽管籍里柯（Géricault）和杜米埃等人勉强还可以用肯定的形式去捕捉这种意念，可马雷——因为缺乏一个传统来赋予他那种力量——已无力把它纳入画家的现实世界中。
　　九
　　最后的浮士德艺术，在《特里斯坦》中宣告死亡了。这部作品是西方音乐的伟大试金石。西方绘画根本没有创造出此类的作品作为其终局——相反，马奈、门采尔、莱布尔的影响，及其对“自由的光”和被复活的过去的大师的风格的结合，都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意义上的属于“同时代”的阿波罗艺术，则在帕加马雕刻中走到了它的尽头。帕加马是拜洛伊特的对偶体。其著名的祭坛本身，实际上是晚出的作品，且可能根本不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品；我们不得不假定，曾经有一个发展的世纪（公元前330～220年）现在已湮没难寻了。不过，尼采对瓦格纳和拜洛伊特、对《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伐尔》的所有指控——颓废不振、虚骄夸张等等——可一字不差地适用于帕加马雕刻。这种雕刻的一件杰作——一部真正的“指环” ——便是我们还能见到的大祭坛的中楣上的“巨人之战”（Gigantomachia）。这里同样有着虚骄夸张的表现，同样运用了来自古代的、受到怀疑的神话动机作为表现的主题，同样有着对神经的狂轰乱炸，却也（尽管内在力量的缺乏是不可掩饰的事）同样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的力量感和高耸的伟大感。《法尔内塞公牛像》（Farnese Bull）和《拉奥孔群像》的古老模型，无疑就属于这种艺术。
　　创造力衰落的征兆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生产某个完满的和完整的东西，艺术家现在需要从形式和比例中解放出来。其最明显的——尽管并不是最重要的 ——体现就是对“巨大”（the gigantic）的趣味。在这里，巨大的体量不像哥特风格和金字塔风格那样是内在伟大的表现，而是对自身缺乏这种伟大的一种掩饰。在华而不实的体量方面的这种虚张声势，乃是所有初生的文明所共有的——我们在帕加马的宙斯大祭坛、被称作“罗得岛巨像” 的《查理的赫利俄斯》（Helios of Chares）、罗马帝国时代的建筑、埃及新帝国时期的作品、今天的美国摩天大楼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更具暗示意义的东西，是这种任意浮夸和漫无节制的作风，它蹂躏并粉碎了数个世纪以来所确立的艺术传统。在拜洛伊特和帕加马，令人不可忍受的，是那超人的尺度，是有关形式的绝对数学，是一种伟大的艺术那悄悄成熟起来的语言所内有的命运。从波利克勒斯到吕西波斯，以及从吕西波斯到高卢集团的雕刻家，其间所经历的道路，与从巴赫、经由贝多芬到瓦格纳的道路，是十分相似的。较早的艺术家觉得自己是大师，较晚的艺术家觉得自己是伟大形式的笨拙的奴隶。甚至普拉克西特列斯和海顿都能在最严格的法式的范围内自由地和快乐地发言，而吕西波斯和贝多芬只能通过加重他们的声音来创作。所有活生生的艺术的符号，“必将”（will）、“必须”（must）、“能够 ”（can）的纯粹和谐，目标的不言自明，创作过程的下意识，艺术和文化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在柯罗和提埃坡罗、莫扎特和契玛罗萨（Cimarosa）那里，母语仍然是真正的主导。在他们之后，对母语的肢解过程便开始了，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现在没有人能流利地言说母语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自由和必然性是同一的；但是现在，人们把自由理解为事实上意味着没有规则可循。在伦勃朗或巴赫的时代，“失败”还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而对于我们，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惟此而已。形式的命运就在于种族或流派，而不在于个体的私人取向。在一个伟大传统的笼罩下，连一个次要的艺术家也能获得充分的成就，因为活生生的艺术使他同他的任务、使他的任务同他常保持直接的接触。如今，这些艺术家再也不能实现他们的所想，因为艺术传统所熏陶出来的本能已经死亡，已经被贫乏的理智的运作所替代。这个时期所有的艺术家都有这样的经历。马雷无力完成他的伟大的设计。莱布尔也无法让他自己晚年的绘画作品达于完成，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以致使它们变得更加冷漠和僵硬。塞尚和雷诺阿（Renoir）的最优秀的作品都是未完成的，因为不论他们怎么努力，都无法做得再多。马奈在画了三十件作品后便江郎才尽了，他的“马克西米连皇帝的枪杀”尽管在每一本画册和研究性的著作中都居于显著位置且受到极大关注，但它根本没有达到戈雅在《5月3日的屠杀》中毫不费力地处理同一题材时所达到的高度。巴赫、海顿、莫扎特以及18世纪成百上千不知名的音乐家，按照常规都是很快就完成其大多数作品，可是瓦格纳却很清楚他知道，他只能在他的艺术天赋处于最佳状态下，通过集中全部的精力于“最后的一搏”，来达到他的艺术的高峰。
　　在瓦格纳和马奈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关系，这一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但波德莱尔以其对颓废的准确无误的鉴赏力而立即就能辨认出来。对于印象主义者来说，艺术的极致和巅峰，即是从色块和笔触中召唤出一个空间世界来，这也正是瓦格纳用三小节的音符所实现的东西。心灵的整个世界全汇集到这三个小节中。星光熠熠的午夜星空、飘逝而去的云彩、深秋、恐惧和忧愁的清晨、对阳光普照的远景的突然一瞥、世界恐惧、即将来临的厄运、绝望及其最后的挣扎、毫无希望的希望，等等，所有这些印象，在瓦格纳之前没有一个作曲家认为是可以捕捉住的，而他却用一个动机的了了几个音调就鲜明地描画出来了。在这里，西方音乐同希腊雕塑的对比达到了最大极限。一切都淹没在无形体的无限性中，甚至不再有一条线性的旋律，可以从模糊的音群中挣扎出来，获得其本身的明晰性，而只有那模糊的音群，以奇异的汹涌之力，挑战一个想象的空间。动机从幽暗可怕的深渊中徐徐升起，通过一缕耀眼的阳光而瞬间蔓延开来。接着，它又嘎然而止，令我们为之一颤。它咆哮，它低语，它威胁，然后又立刻消失于弦乐的领域，只是在无限的远处复起返回，有轻微的缓和，在一个双簧管的声部低诉，接着是一个新鲜丰满的精神性的音色倾泄而出。不论怎样，对于以前的那些具有严格风格的绘画和音乐作品，是不能加以这样的词语来描绘的。有一次，有人问罗西尼如何看待“胡格诺教徒 ”的音乐；他回答说：“那是音乐吗？我从未听过类似的东西。”这种判断，雅典人一定也时常用来描述亚洲画派和希巨昂画派的新绘画，并无太大差别的意见，一定也流行于埃及的底比斯用来描述克诺索斯和泰勒阿马尔奈（Tell-el-Amarna）的艺术。
　　尼采评说瓦格纳的所有言论也适用于马奈。表面上看，他们的艺术是向原始、自然的回归，是对沉思性的绘画和抽象的音乐的反动，他们的艺术实际上意味着向大都市的野蛮主义的一种让步，意味着在野性与精致的混合中所体现出来的感性消解的开始。作为艺术历程中的一步，它必然也是最后的一步。像这种人工虚饰的艺术，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有机的未来，它即是艺术终结的标志。
　　因而，苦涩的结论是：随着西方的形式的艺术的终结，所有的一切也将不可挽回地走向完结。19世纪的危机只是垂死的挣扎。跟阿波罗式的艺术、埃及艺术和其他一切艺术一样，浮士德式的艺术也将衰老而终，在实现了它的内在可能性之后，在完成了它在其文化进程中的使命之后，它便一去不返了。
　　今天我们视作艺术而从事的——不论是瓦格纳以后的音乐，或是塞尚、莱布尔、门采尔以后的绘画——只是无力低能和虚伪造作。随便往哪里看，我们还能找到伟大的人物，来证明说还有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必然性的艺术吗？随便往哪里看，我们还能找到自明的必然的任务，说它们在等着这样的艺术家去完成吗？看一看所有的展览馆、音乐厅、剧场，我们只会发现勤奋的工匠和喧闹的笨蛋，他们快乐地为市场制作着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为公众所“理解”，在他们看来，艺术、音乐、戏剧早就不是什么精神的必需品了。今天被称作艺术的那些东西和被称作艺术家的那些人，在内在的尊严和外在的显位上是处于何样的层次啊！与当今欧洲的全部音乐和绘画领域相比，在任何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或在任何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当中，都可能有更多的才智、更多的趣味、更多的人物和更多的才干。即便对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说，他所制作的艺术中通常有一百件是多余的，但只要一个伟大的传统（因而一种伟大的艺术）还存在，甚至这些多余的东西也是有某种价值的。我们可以原谅这上百件多余物的存在，因为他们在传统的总体中是各个伟大人物从事创造的基石。但是今天，我们所具有的只是这些多余物，成千上万的多余物，“为生存”而作的艺术（仿佛还振振有辞！）。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那就是：今天，即使关闭了每一家艺术学院，也丝毫不会影响到艺术的发展。自公元前 200年的亚历山大里亚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想了解的一切，那就是，世界都市为了忘却它的艺术已经死亡，乃努力创造出一片艺术的喧闹景象。在亚历山大里亚，与在我们这里的世界城市中一样，我们发现人们在追逐各种幻觉，如艺术进步、个人特性、“新风格”、“始料不及的可能性”、理论的喋喋不休、假装时髦的艺术家、把名片当作哑铃的举重者——以诗人自居的“文人”、表现主义的恬不知耻的笑剧，则被艺术市场组织为“艺术史的一个阶段”，而实际上，这个艺术市场所思考、所感受、所建构的，不过是一种工艺而已。亚历山大里亚也有所谓的问题剧作家和票房艺术家，它偏爱这些人胜过偏爱索福克勒斯，它也有所谓的画家，发明一些新潮流来成功地吓唬他们的公众。我们今天还有所谓的“艺术”吗？充斥着一大堆乐器的人工噪音的伪造的音乐；充斥着愚蠢的、色情的和招贴的效果的伪造的绘画，每隔十余年就从上千年的形式财富中编造出一些新奇的“风格”，事实上，那根本就不是风格，因为谁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编造它；一种不诚实的雕塑从亚述、埃及、墨西哥不加区分地东偷一点，西借一点。不过，“芸芸众生”的口味也只能接受这种玩意儿，且将其作为时代的表现和符号；其他的一切、“坚守”旧的理想的一切，则只是下里巴人的东西而已。
　　过去的伟大装饰已变成像梵语或教会拉丁语那样的真正的死语言。受到尊敬和遵循的，不是它的象征主义，而是它的木乃伊，被勉强维持的，也只是它所偏爱的形式的遗产，并在全然无机的形式中被重塑。每个现代时代都把变化当作发展，以旧风格的复兴和联合来取代实际的生成。亚历山大里亚也有它的前拉斐尔派的喜剧作家以及前拉斐尔派的瓶绘、坐椅、图画和理论，还有前拉斐尔派的象征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和表现主义者。在罗马，一会儿流行希腊-亚洲的样式，一会儿流行希腊-埃及的样式，一会儿（普拉克西特列斯之后）又流行新阿提卡样式。第十九王朝——埃及文化的现代时代——的浮雕布满了怪异的、无意义的、无机的城桓、塑像和柱子，看起来就像是古王国艺术的十足的戏仿。托勒密时期的伊德富的霍鲁斯神庙（Horus-temple of Edfu）在空洞的折衷主义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至今还只处在我们自己的这一发展路线的开端，可我们的街道和广场的风格就已是浮华不实的和任意武断的。
　　在某些时候，就连渴望改变的力量都消失了。拉美西斯大帝如此之快就把他的先辈们的建筑挪为己用，铲去他们在碑铭上的名字而刻上自己的名字。同样的艺术无能的意识使君士坦丁（Constantine）用取自其他建筑的雕刻来装饰他的罗马凯旋门；但是，早在君士坦丁以前——事实上早在公元前150年——古典的艺匠就着手复制古代的杰作，这不是因为这些作品获得了起码的理解和欣赏，而是因为再也没有办法进行原创。不要忘记，这些复制者是他们的时代的艺术家；因此他们的作品（依据当时的样式以这样或那样的风格进行模仿）代表了那时的创造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所有的罗马肖像雕塑，不论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不论是姿势还是风采，都可回溯到少数几种希腊类型；这些复制多少还是忠实于风格的，是与luoti(被禁止)塑像相吻合的，而头像则被掌握了技巧的粗俗艺匠完全按“逼真性”来复制。例如，著名的身穿甲胄的奥古斯都雕像就是以波利克勒斯的“持矛者”为原型的，正如——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世界的相同阶段的第一位预言者——伦巴赫（Lenbach）仰赖伦勃朗、马卡特（Makart）仰赖鲁本斯一样。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从阿马西斯一世（Amasis Ⅰ）到克娄巴特拉时期]，埃及风格也以同样的方式依样画葫。从古王国到中王国的伟大时代所追求的东西没有获得持续的发展，我们发现其样式的变化依据的是这一王朝或那一王朝的趣味。在吐鲁番（Turfan）出土的文物当中，就有印度戏剧的遗物，与基督诞生属于同时代，且在所有方面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后的迦梨陀娑（Kalidasa）的作品。如我们所知，中国绘画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显示出一种演进，而只是显示了各种样式的沉浮；这种不连续性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最后的结果是一套固定的形式无尽的、工艺式的重复，这是我们今天在印度艺术、中国艺术、阿拉伯-波斯艺术中都可以看到的。绘画和建筑、诗歌和器皿、家具、戏剧和乐曲——所有的一切都是仿作。在几个世纪内，更别说在几十年内，我们再也已经无法依据艺术的装饰语言来推算任何东西了。因此，它无疑已处在所有文化的最后一幕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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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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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论心灵的形式
　　一
　　每一个专业的哲学家总是不作认真的考察就相信据他看来能为理性所掌握的某物（Something）是存在的，因为他的整个精神生存就有赖于这个某物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每个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不论他如何抱有怀疑主义的态度，总会有这样的一个点，在那里，批评终将归于沉默，而信仰将由之开始；在那里，甚至最严格的分析的思想家也要停止运用他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那里，分析将遭遇分析自身，将遭遇这样一个问题，即它的难题能否得到解决，甚或是否真的存在。康德毫不怀疑这个命题：“通过思去建立思的形式是可能的”，虽则在非哲学的眼光看来这个命题是可疑的。还有一个命题：“有一种心灵，它的结构是科学可以把握的；通过把有意识的生存行为批判地分解为心理的要素、功能、情结的形式，我所能确定的，就是我的心灵。”这个命题迄今还未有心理学家表示过怀疑。不过，恰恰是在这里，他应当提出最强有力的怀疑。一种抽象的精神的科学真的可能吗？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所发现的东西与他所寻找的东西是同一的吗？为什么心理学——在此不是指有关人的知识和生命的体验，而是指科学的心理学——总是哲学诸学科中最肤浅、最没有价值的，为什么这一领域是如此之空洞以致它整个地成为平庸的心智和贫乏的创建体系者的地盘？理由无须远求。“经验”心理学的不幸就在于，它甚至都没有一个在一切科学的技术意义上所理解的对象。它的研究和解答是同影子和幽灵的战斗。心灵是什么？如果单凭理性就能回答这个问题，那科学“从一开始”（ab initio）就是不必要的了。
　　在今天的成百上千的心理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对“那”意志——或愧疚、焦虑、妒羡、气质、艺术意向——给出一个实际的分析或定义。这是自然的，因为只有体系可以被分解，并且我们只能用概念来界定概念。精微妙识的才智之士不会玩什么概念区分，貌似有理地考查感觉的、有形的状态与“内在的过程”之间的联系的人，决不会去碰在此所追问的东西。意志——这根本不是概念，而是一个名称，一个像上帝一样的原始称谓，是表示某物的一个符号，对于这个某物，我们有一种直接的内在确定性，但我们永远也无法描述它。
　　我们在此所处理的是学究气的探究所永远无法理解的某个东西。每种语言都会给精神性的东西标以一些莫名其妙的、复杂的标签，这并非毫无意义，那是由此警告我们，那精神性的东西是理论的综合或体系的排列所无法理解的。在此，我们没有什么可去排列的。批判的（从字面上说，亦即分解的）方法只适用于自然之世界。比起用抽象思维的方法去肢解心灵来说，用解剖之刀或酸液去肢解贝多芬的某个主题要容易得多。自然知识和人的知识无论是目标还是方法，皆无共同之处。原始人把“心灵”——先是其他人身上的，接着是自己身上的——体验作一种“神意”（Numen），恰如他了解外部世界的神意，并以神话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印象一样。他用来表示这些东西的语汇，是一些象征，一些声音，对于有耳朵、可以去倾听的他来说，它们不是对不可描述之物的描述，而是对它的暗示。它们唤起的是一些意象，一些类象（likenesses）（《浮士德》第二部意义上的）——这是直至今日人们所发现的唯一的精神交流的语言。伦勃朗可以借助一幅自画像或一幅风景画来向那些跟他具有内在亲近感的人揭示他心灵中的某些东西，或如歌德所说，是“神灵让它去言说他所历受的东西”。心灵的某些不可言喻的悸动，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两小节旋律、一个几乎无法觉察的动作，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具有感受力的人。那就是心灵的真正语言，它是局外人所无法理解的。只有作为言说、作为诗的要素的语言可以建立起那种联系，而作为概念、作为科学论文的要素的语言是做不到的。
　　“心灵”，对于已从单纯的活着、感觉着的状态发展到警觉的、敏锐的状态的人来说，乃是一种源自十分原始的生与死的体验的意象。它同思维同样的古老，也就是说，同思考（深思熟虑）与看的有力的分离同样的古老。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由于每一种自由活动的存在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理解那个世界，因此，经过日积月累，技术的和经验的具体体验成为永久的资料库，一当人们掌握了言说能力，就会把那些资料收集整理成他所理解的东西的一种意象。这便是作为自然之世界。那不在我们周围的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我们会在我们自己身上和他人身上预感到“它的”在场，并且它会借助“它的”观相的生动有力在我们身上激起想要认识它的焦渴和欲望；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沉思性的或反思性的反面世界的意象（image of a counterworld），这乃是我们借以看到肉眼所永远感到陌生的东西的一种方式。心灵的意象是神话性的。但是，只要我们以宗教的精神来沉思自然的意象，则心灵的意象在精神的宗教的领域便始终是作为目标而存在；只要“自然”受到批判性的分析考察，则心灵的意象便会变成一个科学的概念，且在科学批判的领域成为目标。如同“时间”是空间的一种反概念一样，“心灵”则是“自然”的一种反世界，因而它是可变的，其变化有赖于自然概念在不同时刻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已经说明了，“时间”，作为对一种肯定性的度量的一种理论的否定，作为那非广延的东西的一种具体化，是如何从永远运动的生命所拥有的具有方向性质的感受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也已经说明了，时间的所有“特性”——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对这些特性作冷静的分析来解决时间的难题——在才智之士那里是作为空间特性的颠倒而被逐渐构建和整理出来的。完全相同的是，精神性的东西的概念是作为世界的概念的否定和颠倒而存在的，空间的极性概念（“外部”/“内部”）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对立的两极恰如其分地互为说明。因此，每一种心理学都是一个反物理学。
　　想从永远神秘的心灵中得出一个“精确的”科学纯属徒劳。但是，晚期城市必定有抽象思维的需要，它迫使“内在世界的物理学家”通过更多的虚构去阐发一个虚构的世界，通过更多的概念去阐发概念。他把非广延物转换为广延物，他建立起一个体系，将其当作“理由”来说明只能观相地呈现的东西，他还相信，在这个体系中，他掌握了他眼前的“此一”心灵的结构。但是，在所有的文化中，这种人挑选来向他人说明他的智性劳作之结果的那些词汇，都将背叛他。他谈论意识的功能、主要动机和界限；他谈论精神过程的进度、广度、强度和身心平行。所有这些词汇都是自然科学所运用的表达式所固有的。“意志与客体相关”，这便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空间意象。“意识”和“无意识”极其明显地只是“表层”和“底层”的派生物。在现代意志理论中，我们遇到了电动力学的所有语汇。意志功能和思维功能的说法与一个动力系统的功能的说法完全一样。要分析一种情感，就是要在它的位置建立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轮廓，接着再通过定义、分割、度量来对这个轮廓作出数学的描述。这种类型的所有心灵考察，不论作为一种大脑解剖学的研究如何的卓有成效，都充满了机械的局部概念，它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一种想象的空间中以一些想象的坐标系来运作的。“纯粹的”心理学家完全没有觉察到他是在复制物理学家的方法，但是，一点也不奇怪，实验心理学的这些最朴素的方法得出的正统的结论是令人沮丧的。脑电图和联想走势图作为再现的方式，与视力测试表完全一致——它们都表现了意志或情感的“进程”；都处理的是同类的空间幽灵。我是理论地界定某些心理的能力还是以图表的方式界定相应的大脑区域，这并没有什么区别。科学心理学已经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意象体系，在那里，它完全确信地运作着。每个个体的心理学家的每一个体的论说，经考察证明，都只是这个意象体系的一个变体，都只符合于当时有关外部世界的科学的风格。
　　摆脱了与看的一切联系的清晰思维的前提，就是把一种文化语言当作它的器官，这种语言是由那一文化的心灵将它作为支撑其表现领域的一个部分创造出来的；并且立即，这种语言本身也创造了一个有关世界意义的“自然”，一个语言的宇宙，在它的里面，抽象概念、判断、论断——对数字、因果律、运动的表达——可以导出一个机械的、有决定意义的存在。因此，在任何特定时期，心灵的流行意象即是流行语言及其内在的象征主义的一种函数。西方的所有浮士德式的语言都有意志概念。这种神话式的实存全都自发地体现在动词的变形中，那种变形使我们的语言跟古典语言、并因此使我们的心灵跟古典的心灵决定性地区分开来。当“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从）替代了“feci”（从事）的时候，内在世界的一个新的神意就开始言说了。与此同时，在特殊的标签下，在西方所有的心理学的科学的心灵图象中，都出现了意志的形象，出现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形象，尽管不同的学派以不同的方式对它下了不同的定义，但其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二
　　因此我认为，科学心理学（补充说一句，当我们试图“向自己描画”我们自身或他人的心灵之悸动的时候，我们在无意识中实践的就是这同一种心理学）由于其无能发现甚或走近心灵的本质，故而只是简单地在一种象征之上加上另一种象征，以此来集体地构成文化人的大宇宙。跟其他一切不再是生成而只是既成的事物一样，科学心理学用一种机械论取代了一种有机论。在它的充满我们的生命感受（并且，如果说其中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一定就是“心灵”）的图象中，我们忽视了命运的品质，忽视了生存的必然的方向性，忽视了生命在其历程中所要实现的可能性。我不认为“命运”这个词在任何心理学体系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也知道，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没有此种要素的体系更远离实际的生命体验和人的知识的。联想、统觉、情感、动机、思想、感觉、意志——所有这一切都是僵死的机械论的概念，是构成我们的“心灵科学”的无意义总体的单纯拓扑学。一个考虑的是生命，一个发现的是一种装饰性的概念模式。心灵永远是其本身所是的样子，是某个既不能被思考又不能被再现的东西，它即是那奥秘，即是那永远的生成，即是那纯粹的体验。
　　这种想象的心灵实体（第一次姑且这样直接地称呼它）不过是形式的确切的镜像（mirror-image），在那镜像里，成熟的文化人可以看到他的外在世界。在这个人那里跟在另一个人那里一样，深度经验皆是广延世界的实现。不论由有关外在的知觉来看，还是由有关内在的概念来看，皆是时间这个基本的词眼所暗示的那个奥秘创造了空间。跟世界意象一样，心灵意象也有它的方向深度、它的地平线、它的边界性或它的无边界性。“内在之眼”是看，“内在之耳”是听。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有关内在秩序的独特观念，这种内在秩序跟外在秩序一样，也带有因果必然性的标识。
　　也是因此，本书中针对高级文化的现象所说的一切，都需要比迄今已有的任何研究广泛得多、丰富得多的心灵研究。因为我们现今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一切 ——在这里，我们不仅指体系化的科学，而且在更广泛意义上指有关人的观相学知识——是与西方心灵目前的状态有关，而不是——正如人们迄今毫无缘由地假定的 ——与一般的“人类心灵”有关。
　　一种心灵意象不过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心灵的意象。没有一个研究者能够超越他的时代和他的圈子的状态与局限，并且，不论他“认识”或“认知”的东西是什么，那认知本身在所有情形中都必定包括选择、方向和内在形式，因而“从一开始”就是他固有的心灵的表现。原始人从自身的生命的事实中抽离出一种心灵意象，并使其从属于醒觉意识的基本经验的构型运作（自我与世界的区分、自我与你的区分），从属于存在的基本经验的构型运作（身体与心灵的区分、感知性的生命与反思性的生命的区分、性欲的生命与情感的生命的区分）。并且由于思考这些问题的都是有思想的人，故而总是有一种内在的神意[灵魂、逻各斯、卡、罗阿克（Ruach）]作为其他东西的对立面而产生出来。但是，这种神意在个体情形中的种种倾向和关系，以及由各种精神要素形成的概念，如形形色色的力量或实体、统一性、两极性或多样性等等，标志着这个思想家自一开始就是他自己的特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当某人确信他可以从一个陌生文化的心灵的实际运作中来了解这心灵的时候，作为这一认识之基础的心灵意象，实际上乃是这人自己的心灵意象。在这个方面，新的体验很容易被纳入业已存在的体系，并且毫不奇怪，最终，他会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具有永恒有效性的形式。
　　实际上，每一文化都有自身的系统的心理学，恰如它具有自身的人的知识和生命体验的风格一样；并且，如同连每一文化的各个独立的阶段——例如经院主义时代、智者派时代、启蒙时代等等——都形成了只与它自身有关的关于数字、思想和自然的特殊观念一样，每个各别的世代也都在它自身的心灵意象中映现着自己。当我们试着去理解一个日本人的时候，就会发现，西方世界有关人的最好论断也都是错误的，反之亦然。但是，当我们试着用自己的语言的基本词汇去移译阿拉伯语或希腊语的基本词汇的时候，就连最博学的人也同样会出错。“Nephesh”不是“animus”，“âtmân”不是“soul”，我们在我们的标签即“ 意志”之下持续地发现的东西，古典人在他的心灵图象中根本发现不了。
　　若是用一个东西去替换另一个东西，那我们要去怀疑在一般思想史中几度出现的各别的心灵意象的巨大重要性就不再可能了。古典的、阿波罗式的人，欧几里得式的人，都是由点构成的存在，他们把心灵看作是一个由一组杰出的部分构成的宇宙，柏拉图称它是νουs（理智、努斯）、θυμοs（灵魂）、 επιθυμια（欲望），并把它分别同人、动物和植物相比较，甚至在有一个地方分别把它同南方人、北方人和希腊人相比较。在这里被复制的东西似乎就是古典时代所看到的自然，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可感知事物的总体，相反地，空间则被看作是非存在，是虚空（Nonent）。那么“意志”在这个领域的什么地方？或者我们的那些函数联系的观念在什么地方？再或者我们的心理学的其他创造物在什么地方？我们真的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不如我们的可靠吗，并且我们没有看到连我们当中的每个门外汉都觉得显而易见的东西吗？或者意志在这里缺失的原因跟空间在古典数学中和力在古典物理学中的缺失的原因是相同的吗？
　　反之，随便看一下西方的心理学，你总能发现一种函数性的而决非实体性的排列。我们从内部接受到的所有印象的基本形式是y＝f（x），并且那是因为函数是我们的外部世界的基础。思维、感觉、意志——西方心理学家不可能超出这个三合一的组合，不论他多么想这么做；甚至在哥特式思想家有关意志或理性何者第一性的问题上的争论中，有人就已经提出，那一问题其实是力与力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古代哲学家究竟是自己提出了原创的理论，还是在奥古斯丁或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这些理论，这无关紧要。联想、统觉、意志过程——你愿意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我们的心灵图象的这些要素无一不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函数类型，其在形式上根本是非古典的。因而，这种心理学对心灵的考察，不是观相地去暗示它的特征，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物理的对象去论定它的要素，因此，当心理学遭遇到运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就陷入了一片茫然，那是十分自然的。古典的人也有其内在的爱利亚式的难题，而经院哲学家对于意志或理性何者第一性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则预示了巴罗克物理学中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无法就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确然无疑的论述。在浮士德式的和埃及的心灵意象中（在那里，一切都是力的体系和中心），有方向的能量受到特别的肯定，而在古典的以及印度的心灵意象中（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圆满解决），则否定了这种能量；不过，恰恰因为这种肯定所涉及的不过是时间要素，故而与时间格格不入的思维发现自己常常会陷入自相矛盾中。
　　浮士德式的心灵意象和阿波罗式的心灵意象是正好相反的。所有古老的对立又一次出现了。在阿波罗式的心灵意象中，我们具有的是——如果可以这样称呼—— 心灵实体，而在浮士德式的心灵意象中，我们具有的是作为想象单位的心灵空间。实体是由诸多部分组成，而空间则是过程的场所。古典人是以雕塑的方式构想他的内在世界。甚至荷马的风格也显露了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显示给我们的，是余音不断的、古老的神庙传统，例如在冥王哈得斯（Hades）那里，死者其实是身体的极易辨认的复制品。前苏格拉底哲学，及其有关心灵的三个井然有序的部分：λογιστικον（理性的）、επιθυμητικον（渴望的）、θυμοειδεs（热情的），同时可以作为“拉奥孔群像”的暗示。在我们的情形中，那是音乐的特征；内在生命的奏鸣曲以意志作为第一主题，以思想和情感作为第二主题；乐章由一种精神性的对位法的严格规则所限定，而心理学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这种对位法。这些最简单的要素像古典的数字和西方的数字一样陷入了一个反题——即一方面是量，另一方面是精神性的关系——而阿波罗式的生存的精神静力学，σωφροσυνη（克制）和αταραξια（镇定）的测体术理想，正好与浮士德式的生存的心灵动力学相对。
　　阿波罗式的心灵意象——柏拉图的以νουs（理智）作为御车人的双套马车的比喻——在麻葛式的心灵出现的时候立刻就销声匿迹了。它其实在晚出的斯多亚学派那里就已经消失了，在那里，首座教师基本上都来自说阿拉米语的东方，到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甚至在城市本身的文学中，它就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回想之物。
　　麻葛式的心灵意象的标志是一种严格的有关两种神秘实体即精神和心灵的二元论。在这两者之间，既无古典的（静力学的）关系，亦无西方的（函数性的）关系，而只有一种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构成的关系，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只好称之为“麻葛式的”关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将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伽利略的物理学跟炼金术和哲人之石进行对比来说明之。尤其中东地区的心灵意象，更有赖于这一关系，由于其内在必然性，阿拉伯文化的“哥特式”青春时期（0～300年）出现了各种心理学，尤其是神学。圣约翰的福音书就属于这个时期，诺斯替派、早期教父、新柏拉图主义者、摩尼派的著作，以及《塔木德》和《阿维斯塔》的教义文本也都属于这个时期；还有，罗马帝国的疲惫的心灵也属于这个时期，这一心灵现在只体现在信仰中，其来自年轻的东方即叙利亚和波斯的哲学对生命甚少关注。甚至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伟大的波塞多纽（Posidonius）就是一个真正的闪米特人和青春期的阿拉伯人，尽管他的庞杂的学问还穿着古典的外衣，他在内心中对古典的生命情感与这种麻葛式的心灵结构之间的完全对立深有所感，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对立。在弥漫于身体之中的心灵实体与从世界洞穴堕入人性之中的心灵实体之间，存在着独特的价值差别，后者具有抽象的神性，能使所有的分有者获得一种共通感（Consensus）。正是这一“精神”，唤起了高级世界，并通过这种创造而战胜了单纯的生命、“血肉之体”和自然。这是构成自我的所有情感之基础的原始意象。它有时见于宗教，有时见于哲学，有时又见于艺术。这只要看一下君士坦丁时代的肖像画及其对无限者一动不动的凝视——那种眼神代表着πνευμα（生气）。普罗提诺和奥利金都感觉到了它。保罗，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4节中，在σωμα ψυχικον（有血气的身体）与σωμα πνευματικον（有灵性的身体）之间进行了区分。而大家也都知道，在诺斯替派当中，则流行一个双重的即肉身的或灵性的迷狂的概念，以及使人成为低级的和高级的，即成为心灵（psychics）和精神（pneumatics）的分有概念。晚期古典文献（普鲁塔克）中就充满了源自于东方的νουs（理智、努斯）和ψυχη（血气）的二元论心理学。不久，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就与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了，并且它还导致了世界历史作为人的戏剧从创世到最后审判（以上帝的干预作为手段）的框架，这一框架是诺斯替派、基督徒、波斯人、犹太人所共有的，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抛弃。
　　这一麻葛式的心灵意象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学派中获得了其严格的科学完成。阿尔法拉比和阿尔铿迭（Alkindi）彻底地处理了这种麻葛式的、在我们看来错综复杂和难以把握的心理学的问题。我们不可低估它对西方的年轻的和完全抽象的心灵理论（不同于自我情感）的影响。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哲学，跟哥特艺术一样，从摩尔人的西班牙、西西里和东方汲取了它的许多形式。不要忘记，阿拉伯文化是已建立的启示宗教的文化，这些宗教全都具有一种二元论的心灵意象。喀巴拉以及犹太哲学家在所谓的中古哲学——例如由早期哥特哲学紧随其后的晚期阿拉伯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在此只提及著名的且很少被理解的斯宾诺莎（Spinoza）。他是生活在隔都（Ghetto）的孩子，他与同时代的设拉子（Schirazi）——麻葛文化的最后一位晚出的代表—— 是浮士德式的情感的形式世界所感到陌生的。作为巴罗克哲学的一位谨慎的学生，他竟然想给他的体系披上西方思想的色彩，但归根结底，他整个地属于阿拉伯的两个心灵实体的二元论的范围。而且这是他的学说为什么缺乏伽利略和笛卡儿的力的概念真正的和内在的原因。这一概念是动力学的宇宙的重心，且事实上是麻葛式的世界感所感到陌生的。在哲人之石的观念（它隐含在斯宾诺莎的神作为“第一因”的观念中）与我们的自然图象的因果必然性之间，并无任何联系。因此，他的决定论恰恰是正统的巴格达智慧所坚持的那种东西——“Kismet”（命运）。“另一种几何学”方法的故乡应当到这里来找——这种几何学是“塔木德”、“阿维斯塔”和阿拉伯“卡拉姆”（Kalaam）所共有的；但是，它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的表现，在我们的哲学看来，就像是一种异想天开。
　　曾经一度，这种麻葛式的心灵意象被再次召唤出来。德国浪漫主义觉得哥特式哲学家们那魔术般的纠缠不清的思绪，具有与修道院和城堡的十字军理想、甚至萨拉森人的艺术和诗歌同样的魅力——当然其对这些遥远的事物了解甚少。谢林（Schelling）、奥肯（Oken）、巴德尔（Baader）、格雷斯（Görres）以及他们的圈子沉迷于阿拉伯犹太教风格的贫瘠的沉思，他们十分自满地觉得那种沉思是“幽暗的”和“深刻的”——可对于东方人来说，它们根本不是那样——他们理解那些沉思，可只是片面地理解，他们希望他们的听众也有同样的准误解。在这一插曲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一点是晦涩的魅力。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结论说，浮士德式的思维最清晰、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概念——例如，正如我们在笛卡儿或在康德的《导论》中已经看到的——在一个阿拉伯学者看来，同样是模糊不清的和莫名其妙的。对于我们而言真实的东西，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是虚假的，反之亦然；这对于不同文化的心灵意象都是有效的，对于它们的科学思维的每一其他产品也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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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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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哥特式的世界观及其哲学的终极要素作一分离的研究，这一工作要留给未来有胆识的人去做。恰如大教堂的装饰和同时代的原始绘画一直对背景中是采用金色的氛围还是采用开阔一点的氛围——即对自然中的上帝是采用麻葛式的方面还是采用浮士德式的方面——难以作出取舍一样，这种早期的、胆怯的、不成熟的心灵意象，在把自身呈现在这个哲学中的时候，也混合着源自不同方面的特征，即一方面是源自基督教-阿拉伯形而上学及其精神与灵魂的二元论，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北方的还未公开的功能性的心灵力量的暗示。这种不一致构成了有关意志或理性何者第一性的冲突的基础，此乃是人们一会儿在旧的阿拉伯哲学的意义上、一会儿又在新的西方哲学的意义上来加以解决的哥特式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有关心智的这个神话——它通过不断地变换伪装而伴随于我们的哲学之始终——使得它与其他一切问题鲜明地区分开来。晚期巴罗克时代的唯理论以自信有加的城市精神决意要维护理性女神的伟大力量（例如康德、雅各宾派）；但几乎就在19世纪刚过去不久，人们（尤其是尼采）又回过头来求助于更强有力的公式：“意志高于理智”（Voluntas superior intellectu），这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西方人的血气所钟。最后一位伟大的体系化哲学家叔本华已经把它归纳为另一个公式：“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并且，决意要反对意志的只是他的伦理学，而非他的形而上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明了地看到某一文化内部的哲学思考的深刻基础和意义。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浮士德式的心灵历经许多世纪的艰辛，就是想去描画一幅自画像，而且是一幅与其世界肖像密切一致的自画像。哥特式的世界观及其意志和理性的斗争，事实上就是十字军、霍亨斯陶芬帝国、大教堂的人们的生命感的一种表现。这些人们就是这样子来看待他们的心灵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心灵意象中的意志与思维相当于外部世界的意象中的方向与广延、历史与自然、命运与因果律。我们的基本性格的这两个方面，在我们的原始象征亦即无限广延中已有所显现。意志把未来和现在联系起来，思维把无限和此处联系起来。历史的未来即是距离的生成，无边界的世界地平线即是距离的既成——这便是浮士德式的深度经验的意义所在。方向感作为“意志”和空间感作为“理性”被想象为是一实存，是近乎传奇的图象；我们的心理学家自内在生命中抽象出来的图象，必然地就是出自此种实存。
　　称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意志文化，这只是其心灵的明显的历史意向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我们的第一人称的习惯，我们的“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从）——亦即我们的动态的句型——如实地呈现了源自这种意向及其肯定性的方向能量的“行事方式”，这方式不仅支配着我们的作为历史之世界的图象，而且还支配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本身。这种第一人称耸立于哥特式建筑之上；尖顶即是一个主格的“我”，飞扶壁亦是一个主格的“我”。因此，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的整个浮士德式的伦理学即是一个“更高者”（excelsior）——是主格的“我”的实现，是对主格的“我”的一种伦理施为，是通过信仰和劳作对主格的“我”的一种确证；是为了主格的“我”及其幸福而尊重作为邻居的“你”；最后且在最高意义上说，是主格的“我”的不朽。
　　真正的俄罗斯人不屑一顾地视作虚荣的东西就是这个“我”，且恰恰是这个“我”。俄罗斯的心灵是无意志的，其原始象征是无边界的平面，它就是在平面的兄弟世界中成长起来的——谦卑的、自我奉献的。把“我”当作与邻居的关系的出发点，通过“我”对近邻亲人的爱而在道德上提升“我”自己，为“我”自身的行为而感到愧疚，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西方虚荣心的特征，同我们西方的耸入云霄的教堂一样是傲慢自负的。他们常常把我们的教堂拿来和他们的平面的教堂屋顶及其为数不多的圆顶进行比较。托尔斯泰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就像照料他的指甲一样照料他的道德的“我”；这正好暴露了托尔斯泰属于大彼得主义的假晶现象。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有在一个“我们”当中才是某个东西。他的错误即是全体人的错误，就连认为他的罪是他自己所特有的，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自负与虚荣。这种观念也支撑着麻葛式的心灵意象。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同样的情感使得他称自己为我们所误译的那个称号：“人子” 。正统教会的共通感也是非个人的，并称“我”为一种原罪。将真理当作选民匿名的一致同意的观念是真正的俄罗斯观念，这一观念也是非个人的。
　　古典的人整个地只属于“现在”，他同样没有那种支配我们的世界意象和心灵意象、并把我们的所有感官印象视作通向远方的道路，从而将我们的内心体验视作一种未来情感的方向能量。他也是无意志的。古典的命运观和多立克柱式的象征无疑都没有给那种方向能量留有位置。作为从凡·爱克到马雷的每一幅真正的肖像画之隐秘主题的思维与意志的斗争，在古典的肖像画中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在古典的心灵意象中，思维[或νουs（努斯）]、内在的天神宙斯，总伴随着动物和植物性的脉动的全然无历史的实在[θυμοs（意志）和επιθυμια（欲望）]，它们全然是肉身性的，全然缺乏趋向某个目标的有意识的方向和本能。
　　浮士德式的心灵原则的实际名称，是属于我们的，且只属于我们，其对于古典心灵是无关紧要的。名称，就其本身而言，只是一种声音而已。空间也只是一个词汇，可以有上千种不同的口音——数学家的和哲学家的，诗人的和画家的——其所表达的只是同一个难以言述的东西；表面上看，一个词是所有人所共有的，但却有着一个我们所赋予的、且只是我们赋予的形而上的基本涵义（under-meaning），在那一涵义上说，它只对我们的文化是有效的。为我们所拥有而希腊人完全不知晓的，倒不是“意志”的概念本身，而是我们赋予它的高级的象征意义的环境。根本上说，在具有深度的空间与意志之间，并无任何区别。表现了其中的一个，也就因此而表现了另一个，而古典的语言根本不能表现它们。浮士德式的世界图象的纯粹空间不仅仅是广延，而且是伸向远方的强有力的广延，比如对纯粹感觉的东西的克服，比如一种张力和倾向，又比如一种精神性的权力意志。我完全意识到这些迂回的说法有多么的不充分。可是，要用确切的术语去表示我们与印度文化或阿拉伯文化的人各自称之为空间的东西之间，或各自在这个词中所感觉和想象到的东西之间的差别，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有某些根本的区别可以通过各自的数学、艺术形式、尤其是生命的直接表现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基础而得到证明。我们将看到空间与意志的同一性在哥白尼和哥伦布的行为中——以及在霍亨斯陶芬王朝和拿破仑的那些行为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但是，换句话说，那也是物理学中的力场和势能概念的基础，是那些不可能为任何希腊人所理解的观念的基础。 “空间作为先天的感性形式”，巴罗克哲学长久以来孜孜以求、而由康德最终阐述出来的这个公式，意味着对心灵之于外界的优越性的肯定；自我就是通过那形式去主宰这个世界的。
　　这一点在油画的深度透视法中获得了表现，那种透视法使图画的空间领域的那种无穷之感要取决于观者，他在选择他与图象的距离的时候，也就确定了他对图象的主导权。正是距离的这种魅力，产生了充满阳刚之气和历史感的风景的类型，这是我们在巴罗克时期的绘画和花园中都可以看到的，其在数学及物理学的矢量概念中也有所表现。几个世纪以来，绘画一直在为表现这种象征——它包含了空间、意志和力量这些词所指示的一切——而奋斗。因此，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形而上学中，一直有用成双成对的概念（诸如现象与物本身、意志与观念、自我与非自我）来表达所有相同的、纯粹动态的含义的倾向，以及——与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万物的创造者的观念完全相反——想确立物对精神的一种函数性的依赖关系的倾向。古典的形而上学把人看作是众实体中的一个实体，把知识看作是从认知对象到认知者而不是相反的流程的一种接触。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和德谟克利特的视觉理论根本不承认感知者在感知活动中有任何能动的参与。柏拉图从不认为——正如康德坚持认为的——自我是超越性的作用领域的中心。在他的著名的洞穴比喻中，被囚禁者是真正的被囚禁者，是外部印象的奴隶，而不是外部印象的主人——是普通的太阳的光线的接收者，而不是照耀宇宙的他们自身的太阳的光线的接收者。
　　我们的意志与我们的想象空间的关系，在物理学的空间-能量概念中可再一次得到证明——那完全是一个非古典的概念，在那里，连空间内部也呈现为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呈现为其中的一种原始形式，因为“容量”和“强度”的概念就有赖于这一形式。我们觉得意志与空间、伽利略和牛顿的动力学的世界图象与将意志作为其重心和参照中心的动力学的心灵图象具有同一的意义。二者都是巴罗克式的观念，是完全成熟的浮士德文化的象征。
　　虽则常常有人认为“意志”崇拜是一切基督教世界——尽管不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且因此是从早期阿拉伯时代精神中派生出来的，可这是错误的。那种联系仅仅是历史表面的一种现象，那种推论是得不出来的，因为它把诸如“voluntas”（意志）这样的词和概念的（正式）历史同它们的命运的进程混为一谈了，由此而忽视了发生于那一进程中的、深具象征意义的含义变化。当阿拉伯心理学家——例如穆尔塔达（Murtada）——讨论多种“意志”的可能性的时候，一种意志是同行动结合在一起，一种意志是在行动之先独立存在的，还有一种则跟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再有一种意志只是意欲之母，显然，他们是在更深刻的含义上和在结构上全然不同于浮士德心灵意象的心灵意象的基础上使用那个阿拉伯词的。
　　对于每个人来说，不论他属于哪一种文化，心灵的要素就是一种内在神话中的神。宙斯是对于外在的奥林波斯山而言的，νουs（努斯）是对于内在世界而言的，每个希腊人全都知道他拥有的这种东西，是其他心灵要素的加冕之王。“上帝”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上帝作为广袤的世界、宇宙的大能、永远在场的创造者和提供者，也就是“意志”——从世界的空间到心灵的想象空间都有所反映，且必然是作为一个实际的在场被感觉到。与麻葛文化的小宇宙中的二元论、与罗阿克（ruach）和尼斐施（nephesh）、普纽玛和灵魂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大宇宙中的上帝和魔鬼的对立——对波斯人来说是奥尔穆兹德（Ormuzd）和阿赫利曼（Ahriman），对犹太人来说是雅赫维（Yahwe）和别西卜（Beelzebub），对穆罕默德的信徒来说是安拉（Allah）和埃不里斯（Eblis）——简而言之，是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的对立。并且请进一步注意，在西方的世界感中，这些对立的双方是怎么样联结在一起的。意志的出现，要依据“理性”与“意志”之间谁是第一性的哥特式斗争的情形而定，当其成为精神一神论的中心时，魔鬼的形象就会从实际世界中消失。在巴罗克时代，外部世界的泛神论也直接导致了内在世界的泛神论；作为“世界”之反题的“上帝”这个词总是——不论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形中如何受到干扰——确切地意指着与心灵相关的“意志”一词所指谓的含义，也就是：影响着处在其领域内的一切的力量。我们的思想一当为了科学而抛弃了宗教，我们就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中获得了双重的概念神话。“力”、“质量”、“意志”、“情绪”这些概念，都不是依据于客观的经验而是依据于一种生命情感而生的。而达尔文主义不过是这种情感的一个特别肤浅的表述。希腊人就不会像我们的生物学这样在一种绝对按部就班的活动的意义上使用“自然”这个词。“上帝的意志”对于我们是一个累赘的修饰——上帝（或如有人说的：“自然”）不过就是意志。文艺复兴以后，上帝的概念摆脱了旧的感觉的和个人的特征（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近乎是数学的概念），逐渐地变得与无限空间的概念同一了，并在变得这样的时候变成了超越性的世界意志。因此，在1700年左右的时候，绘画不得不让位于器乐——这唯一的艺术最终必能明确地表达我们对于上帝的感受。请考虑一下与此相反的荷马的神的情形。宙斯被特别强调不具有支配世界的全部权力，而只是“primus inter pares”（同类中的最先者），是众实体中的一个实体，这是阿波罗式的世界感使然。盲目的必然性，古典意识的宇宙秩序中所固有的阿南克，决不依宙斯而定；相反，是神从属于阿南克。埃斯库罗斯在《普罗米修斯》的一个有力的段落中很率直地说到了这一点，甚至于在荷马那里，就能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例如在 “众神的争吵”那一节，在宙斯拿起命运的天平——不是为了决定而是为了获悉赫克托尔的命运——的那个关键段落里。因此，古典心灵及其各个部分和它的属性，只是把自己想象为居住着几个小神的奥林波斯山，并且，让这些部分相互保持和平和和谐，此乃是希腊人的σωφροσυνη（克制）和αταραξια（镇定）的生命伦理的理想。有许多哲学家通过称心灵中最高级的部分即νουs（努斯）为宙斯主神来表达过这种联系。亚里士多德赋予了他的神灵以独特的 θεωρια（思）即沉思的功能，这也是第欧根尼的理想——这是一种完全成熟的静力学的生命，与我们的18世纪的理想中那同等成熟的动力学的生命正好相反。
　　因此，心灵意象中被称作“意志”的谜一般的某物，或者说第三向度的激情，是巴罗克时期十分特殊的创造物，就像油画的透视法、近代物理学的力的观念和器乐的音调世界一样。在每一情形中，哥特时期就已经预示了这些理智化的世纪最终趋于完满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试图考虑与所有其他生命的特色（cast）相矛盾的浮士德式的生命的特色，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要牢牢地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志、空间、力、上帝这些重要的词汇，是以浮士德式的情感的内涵为支撑，且充满了这种内涵，它们是一些象征，是维系伟大的和同源的形式世界——这些东西就在这一形式世界中表现自身——的有效框架。迄今为止，一直有人相信，在这些方面，他们所牢牢掌握的是一系列的永恒事实，是事实本身，它们迟早会被批判性的研究的方法认真地看待、“认识”和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这一幻觉，心理学也有份。但是，认为这些“普遍有效”的基本原理仅仅属于巴罗克风格的理解和领会，认为它们作为表现形式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并认为它们只对西方类型的才智之士是“真实的”，这些观点改变了那些科学的整个意义，使我们觉得它们不仅是系统的认知的主题，而且在更高意义上也是观相研究的对象。
　　巴罗克建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开始于米开朗基罗用动力学的要素即力和体量取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构造学要素即支撑和负重的时候。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修建的帕齐礼拜堂表现了一个开阔敞亮的组合，而维尼奥拉在罗马修建的耶稣堂（Gesù）的正立面则是变成了石头的意志。那一新的风格因其教会的形式而被命名为“耶稣会”教堂，而实际上，在维尼奥拉和札柯摩·德拉·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的成就与代表着教会纯粹而抽象的意志的伊格那提乌斯·罗耀拉修会的创造之间，确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如同在那一修会的不可见的运作和无限的范围与积分和赋格曲的艺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样。
　　因而，从此以后，如果我们谈到心理学、数学和纯物理学中一种巴罗克甚至一种耶稣会的风格，想必读者不会感到惊讶。动力学的形式语言——用容量和强度的能量对比取代质料和形式的无意志的身体的对比——乃是那些世纪的所有心智创造所共有的。
　　四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文化的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他已创造的心灵意象所要求于他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十分一般地把西方物理学的主题阐述为是效应空间，那我们事实上也就已经界定了当代人所具有的生存的种类、生存的内容。具有浮士德的本性的我们，习惯于在我们的生命体验的领域根据个体的效用而不是根据他的雕塑般的静态外表来考察他。我们根据一个人指向内部或外部的活动来衡量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整个地根据这种定向来判断所有的意向、理性、力量、信念和习惯。我们用以归纳这个方面的词就是性格。我们习惯于谈论头部和风景的“性格”；装饰、笔触和手法的“性格”；整个艺术、整个时代和整个文化的性格。富有特色的艺术首先是巴罗克音乐——在其旋律的方面和乐器的方面都是一样。在这里，又一次，一个词成为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一种在所有文化尤其是浮士德文化中所强调的东西的暗示。“性格”这个词与“意志”一词之间的深刻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意志属于心灵意象，性格属于生命图象，西方的生命观对于西方人来说是自明的。人皆有性格，这是我们所有的伦理体系的基本命题，虽则它们在其形而上的或实践的律令方面有所不同。性格是在世界的川流中——个性，生命与行动的关系——形成自身的，性格是人对人所产生的一种浮士德式的印象；尤其富有意义的是，正如在物理学的世界图象中已经证明（尽管要经过最严密的理论考察）把力的矢量观念跟运动的观念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矢量天生具有方向的品质）一样，想在意志与心灵、性格与生命之间给出一个严格的区分也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文化的盛期，确切地说是自17世纪起，我们就把“生命”这个词看作是意欲的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同义词。诸如生命力、生命意志、活力这些表述在我们的伦理文献中随处可见，它们的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如果是在伯里克利的时代，甚至都无法把它们翻译成希腊人自己的语言。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要求普遍有效性的道德信念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种文化作为一个高级的同源的存在，都具有与其自身相适合的道德构成。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道德。尼采是第一个提及这一观点的人；但是他没有再进一步去提出一个超越“善”（所有的善）与“恶”（所有的恶）的道德的真正客观的形态学。他依据他自己的尺度评价了古典的道德、印度人的道德、基督教的道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而没有把它们的风格理解为一种象征。不过，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探测到道德本身的原始现象，那一定是西方人的历史观。然而，我们似乎只是现在才成熟到足以进行这样的研究。人类作为一种能动的、好战的、不断进步的整体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而且自弗洛里斯的乔基姆和十字军以来就一直是）如此必要的一个观念，以致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很难意识到自身只是西方所特有的一种假设，只在一个季节显得生动和有效。例如，对于古典的精神来说，人类似乎只是一个静止的集合体，因此，它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我们可以从荷马时代一直追述到罗马帝国时代。更一般地说，我们将发现，浮士德式的生命感的巨大能动性，几乎只有中国人和埃及人的生命感堪可匹敌，而古典的生命感的极端消极性，大概只有印度人的生命感可以一比。
　　如果说曾经有一群民族一直在面对面地进行着“生存之战”，那一定是古典文化。所有的城市，不论大小，相互进行着不懈的战斗，没有任何计划或目的，没有任何仁慈之心，只是在完全反历史的本能的刺激下进行着生死较量。但是，希腊伦理学——除赫拉克利特以外——并没有把斗争定为伦理原则。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都宣扬切忌将斗争作为一个理想。而排除阻力可以更恰当地称作是西方心灵的典型冲动。能动性、自我决断、自制，这都是它的信条。抵抗生命的舒适前景，抵抗瞬间即逝的印象，抵抗那近处的、可触知的和唾手可得的东西，为赢得普遍性和持久性、为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而奋斗——这些便是所有浮士德式的律令的集大成，这些律令，自最早的歌德到康德和费希特，然后再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体系和我们的技术中所展现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力量与意志，都无不贯彻始终。从古典的角度看，及时行乐（carpe diem）和存在的餍足，乃是古典生命的目标，与之截然不同，歌德、康德和帕斯卡尔，教会和自由思想家视作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乃是能动的、好战的和渴望胜利的存在。
　　由于所有动力学的（不论是绘画的、音乐的、物理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形式所关心的是无限的关系的展现，其所处理的不是古典物理学所处理的个别的情形及个别情形的总和，而是典型的进程或过程及其功能原则，故而，必须把“性格”理解为原则上一直包含在生命的展现过程之中的东西；在根本没有这种恒定物的地方，我们就说它“缺乏性格”。所以，性格——借助于它的形式，一个能动的生存才能把本质上最高级的恒定性跟细节上最大的可变性结合起来——是一部优秀的传记（例如歌德的“诗与真”）所必须具有的东西。相比之下，普鲁塔克的真正古典的传记仅仅是趣闻逸事的汇编，它们按照编年强扭在一起，而不是排列成历史发展的图象。几乎不容辩驳的是，在涉及到阿尔西比亚德、伯里克利或诸如此类的任何纯粹阿波罗式的人物时，只有这第二种传记是可以想象的。他们的经历缺乏的不是素材（mass），而是关系；有许多有关于他们的原子性的东西。同样地，在科学的领域，希腊人不只是忘记在他的经验数据库中去寻找一般的定律；实际上，在他的宇宙秩序中，那些定律根本就无迹可寻。
　　由此言之，研究性格的科学，特别是观相学和笔迹学，在古典领域可能无用武之地。古典人的笔迹，我们当然一无所知，但我们却知道，它的装饰——与哥特式的装饰相比较——有着不可思议的朴素性，故而在性格表现方面很虚弱——只要想一想波形饰和爵床叶饰的情形，就清楚这一点了。另一方面，在无时间的平展性方面，也从未超越这一点。
　　不用说，当我们回头审视古典的生命感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发现，在那里有某个具有伦理价值的基本要素正好构成了“性格”的反题，如同其雕塑构成了赋格曲的反题、欧几里得几何学构成了解析几何的反题、形体构成了空间的反题一样。我们发现这要素就是风度（Gesture）。正是风度，给一种精神的静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古典的词汇中，与我们的词汇中的“个性”（personality）一词相当的是προσωπον（风度、角色、面具），即 “persona”——也就是角色或面具。在晚期希腊语或罗马语中，它指的是人的公共方面和外表，对于古典人来说，这相当于人的本质和内核。人们描述一个演说家演讲，就说他很有僧侣或战士的προσωπον（神采或风度）——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性格或风格。描述奴隶的时候，则是使用απροσωποs（没有风度）——亦即他缺乏公共场合的举止或形象——而不是ασωματοs（无灵的）——亦即他还是有心灵的。在罗马人的观念中，所谓命运指派某人担任国王或将军的角色，也是使用persona regis（国王角色）、imperatoris（皇帝角色）这样的词。阿波罗式的生命特色在此显而易见。其所指示的不是个性（亦即不是内在个性在能动的渴求中的展现），而是与一种不妨说属于雕塑性的存在理想严格地适应的持久的和自足的风度。只有在古典的伦理中，美才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不论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如σωφροσυνη（克制）、καλοκαγαθια（高贵）或αταραξια（镇定）——它始终都代表着一组井然有序的、可触知的和公共的显见特征，它是对其他人而言的，而不是某人自己所特有的。在这里，一个人乃是外向的生命的客体，而不是外向的生命的主体。纯粹的现在、当下的时刻、前景，不是被征服的，而是被展现的。内在生命的概念在这一联系中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的短语ζωον πολιτικον（城邦的动物）——是完全不可翻译的，通常翻译时，只能附上一个西方的含义——的意思是：一个寂寞独处的人，只能是虚无[还有什么能比一个雅典的鲁宾逊·克鲁梭（Robinson Crusoe）更荒谬不经的呢！]；人只有集群的时候，只有聚集在市场或广场上的时候，才可算是某个东西，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其邻里的映像，并这样且只有这样来获得一个真实的现实性。这也是用作城市市民的短语σωματα πολεωs（街市出没者）所涵摄的全部含义。因而我们看到，肖像画作为巴罗克艺术的中心，与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性格的人的表征是同一的，而在阿提卡的黄金时代，一个人作为角色在举止方面的表征，必然地有赖于luoti(被禁止)雕像的形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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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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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这一对立进而产生了彼此间在所有方面都根本不同的悲剧形式。浮士德式的性格戏剧与阿波罗式的举止高贵的戏剧事实上不过是共有一个名称而已。
　　十分有意义的是，自塞涅卡起而不是自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起（恰如同时代的建筑是与帝国罗马而不是与帕埃斯图姆联系着一样），巴罗克戏剧越来越强调把性格而不是事变当作悲剧的重心，当作一个精神坐标系（不妨这样表达）的源头，以此依据戏剧场景的事实与性格的关系来赋予那些事实确定的位置、意义和价值。结果便出现了并不必然地表现为可见形式的意志的悲剧，出现了强力的悲剧，内在运动的悲剧，而索福克勒斯的方法则尤其要借助“报信人”的巧妙设计来使事变最小化，使事变在幕后发生。古典悲剧是与一般的情境而不是与特殊的个性联系着的。亚里士多德特别地把这描述为μιμησιs ουκ ανθρωπων αλλα πραξεωs και βιου（不是对人的模仿，而是对活动、尤其是生活的模仿）。在《诗学》——这确实是我们所有的诗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中，他所谓的ηθοs，亦即处于不幸境遇中的理想的希腊人的理想的举止（bearing），与我们的性格概念（那是指自我的决定行为的特性）毫无共同之处，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面 ”全然不同于黎曼的代数方程式理论中的同名概念一样。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多少世纪中，我们习惯上把ηθοs翻译为“性格”，而没有把它译解为（确切的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角色”、“举止”或“姿势”；我们还习惯于用“行动”（action）来再现μυθοs（神话），即一种无时间性的重复行为；并从行动（doing）中派生出了δραμα（动作）。奥赛罗、唐吉诃德、“恨世者”（Le Misanthrope）、维特、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都是性格角色，悲剧就是这些人在其各自的环境中形成的纯粹生存。他们的斗争——不论是反抗这个世界还是别的世界甚或他自己——都是由他们的性格而不是由来自外部的某个东西强加于他们的；心灵被置于充满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的矛盾关系的罗网中。相反，古典的舞台人物是角色而不是性格；相同的人物一次又一次反复出现——老人、凶手、恋人，所有人物都戴着面具、踏着木屐、行动迟缓。因而，在古典戏剧中——甚至在古典晚期——面具是具有丰富象征性的必然性的一个要素，而我们的作品若是没有富有特色的场面，就根本不会上演。去强调希腊剧场的巨大尺度，那根本就是不着边际的回答，因为就连流浪艺人——甚至肖像雕塑——都戴着面具，并且在那里，只要精神上需要有一个更切近的布景，所需的建筑形式必定很快就会出现。
　　在一种性格悲剧中，所发生的事乃是长久的内心发展的结果。但是，在降临于埃阿斯和菲罗克忒忒斯、安提戈涅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身上的不幸中，他们的心理经历（甚至假定他们真的有那些经历）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决定性的事件突而其来、没有来由、无情地降临到他们身上，它也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结果降临到别的人身上。哪怕那另一个人属于相同的性别，这悲剧的发生也不是必然的。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把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区分为行动戏剧与事件戏剧。浮士德式的悲剧是传记性的，古典悲剧是逸闻性的；也就是说，一个处理的是整个生命的意义，另一个处理的是单个时刻的内涵。例如，俄狄浦斯或奥瑞斯忒斯（orestes）的整个内心的过去同突然降临到他们人生中途的毁灭性的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必定是有一种命运像一道闪电一样全然盲目地击中了他们，或是有另一种命运同生命的历程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是不可见的命运之线，把这个特殊的生命同所有其他生命区分开来。但是，在奥赛罗——心理分析的杰作——的过去的生存中，哪怕是最细微的特征，也会影响到灾变的发生。种族仇恨、作为贵族阶层的一名暴发户的那种隔离心态、作为军人和自然之子的摩尔人、中年单身汉的寂寞感——所有这一切都有其意义。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也是这样——只要把这些人物性格的揭示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的人物揭示比较一下，就清楚这一点了。他们的悲剧是地地道道的心理揭示，而不是外部素材的归纳汇总。心理学家——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它指的是精神转折点的优秀的研究者（现今已与诗人几乎难以区分了）——是希腊人所全然不知的。在心灵的领域也好，在数的领域也罢，希腊人都不是分析的；心理学与古典心灵是背道而驰的，希腊人怎么会这样呢？“心理学”事实上是西方塑造人物的方式的一个恰当的命名；这个名称对伦勃朗的肖像画和对“特里斯坦”的音乐、对斯汤达的于连·索雷尔和对但丁的“新生”都同等有效。而在其他任何文化中，是找不到它的同类的。如果说古典艺术审慎地排除掉的就是这种东西，那是因为心理学是艺术借以把人物把握为具体的意志而不是把握为σωμα（生命）的形式。称欧里庇得斯是心理学家，就等于是承认了我们自己对心理学的无知。甚至在北方单纯的神话中，它的灵巧的矮神、它的笨拙的巨人、它的逗乐的小精灵、它的洛基（Loki）、巴尔德尔及其他形象，这些都有着多么丰富的性格啊！宙斯、阿波罗、波塞冬、阿瑞斯，其实都是“人”，赫尔墨斯是“年轻人”，雅典娜是更为成熟的阿芙洛狄忒，至于那些小神——正如后来的雕塑所显示的——只有借助标签才可辨认。毫无疑问，阿提卡舞台的人物也同样如此。在沃尔夫拉姆·冯·艾申巴赫、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那里，悲剧是个体的，生命是自内而外发展的，是动态的、函数性的，生命历程只有参照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才能被充分理解。但是，在雅典的伟大悲剧家那里，生命是来自外部的，它是静态的、欧几里得式的。重复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与世界历史有联系的词汇来说，毁灭性的事件在前者那里是划时代的（epochal），在后者那里仅仅是插曲性的（episodic），甚至死亡的终局在构成生存的一系列十足偶然的事变中也仅仅是最后的一环而已。
　　一部巴罗克悲剧不过是这一同样具有方向的性格在光的世界中的成长和展开，这性格就像是一条曲线而不是一个方程式，就像是动能而不是势能。可见的角色（person）即是作为势能的性格，行为则是性格的展开。在古典主义那数不清的追忆和一直隐藏在追忆背后的误解中，这些已成为我们的悲剧观的全部意义。古典的悲剧人物是欧几里得式的实体，在某个它无法选择且不能改变的位置被海玛门尼（Heimarmene）所击倒，但在自虚无临照着它的表面的光的照耀下，这实体被认为是无论如何不可毁容的。这正是古典人称阿伽门农是ναυαρχον σωμα βασιλειον（联军的统帅）的意义所在，也是俄狄浦斯的σωμα（性命）隶属于神谕的意义所在。直至亚历山大时代，希腊历史的重要人物都以其缺乏伸缩性而令我们震惊；显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生命斗争中经历了我们所知道的发生在路德和罗耀拉身上的那种内在的转变。我们在希腊戏剧中倾向于——常常倾向于——称作“性格化”的东西，不过是事件在主人公的ηθοs（举止）上的反映，而不是个性在事件上的反映。
　　因此，我们这些浮士德式的人把戏剧理解为是能动性的放大，乃是出于我们自身的深刻必然性；而希腊人把戏剧理解为是被动性的放大，也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深刻必然性。一般地说，阿提卡悲剧根本没有“行动”可言。秘仪（Mysteries）纯粹是δραματα（动作）或δρωμενα（表演），亦即是仪式表演，正是从秘仪形式及其“突变”中，埃斯库罗斯（他自己就是一个厄琉息斯秘仪的信徒）衍生出了他所创造的高级戏剧。亚里士多德描述悲剧是对事变的模仿。这种模仿又等于是对秘仪的“亵渎”；我们知道，埃斯库罗斯进而还把厄琉息斯秘仪祭司的法衣变成了阿提卡舞台的正规服装，并因此而受到指控。因为 δραμα（行动）本身及其从悲伤到快乐的转换，不在于所叙述的故事，而在于它背后的仪式行为，这些行为在观众的理解和感觉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与此一非荷马式的早期宗教的要素相联系的是另一要素，即一种粗俗的祭奠——得墨忒耳和狄奥尼索斯的春天节庆的滑稽的（不论是(禁止)崇拜歌的还是酒神颂的）场景。模仿动物的舞蹈和伴歌是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534年）置于演员或“应答者”的前面的悲剧歌队的萌芽。
　　真正的悲剧是从庄严的死亡悼歌[哀歌（threnos）、挽歌（naenia）]发展起来的。在某个时期，酒神节（那也是一次心灵盛宴）的轻快的演出变成为哀歌作者的合唱队，萨提尔剧（Satyr-play）逐渐湮没无闻。公元前494年，弗里尼库斯（Phrynichus）创作了“米利都失陷记” ——并不是一出历史剧，而是米利都妇女的悼歌——由此引发公愤而被处以一大笔罚金。埃斯库罗斯则因引进了第二位演员而使古典悲剧的本质得以实现；悼歌作为既定的主题从此以后从属于人类巨大痛苦的视觉呈现而成为当下的动机。前景的故事[μυθοs（神话）]并不是“行动”，而是仍然构成τραγωδια（英雄剧）本身的合唱队的颂歌的诱因。它是非物质的，不论事变是由叙事还是由讲解来暗示。观众感受到庄严的基调，觉得自己和他自己的命运就在那悲情的言辞中揭示出来了。在他的身上，περιπετεια（突转）——造成神圣的场面的中心要素——发生了。不论讯息和传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为人类不幸举行的仪式化的悲悼永远都是全剧的重心，正如我们特别地在“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俄狄浦斯王”中比较多地看到的。但是，很快地——就在波利克勒斯的纯粹雕塑胜过壁画的时候——出现了高于悲歌的崇高场景，以表现人类对苦难的忍受，表现英雄的态度和μυθοs（神话）。主题不再是充满英雄气的施为者——他的意志激流般迸涌而出，以抵抗那异己的力量或自己心中的恶魔——而是无意志的忍耐者——其肉身的生存被无缘无故地摧残毁灭。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所开始的地方，恰好是歌德最有可能收场的地方。李尔王的疯癫是悲剧行为的结局，但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是在戏剧开场之前就已经被雅典娜逼疯了——这就是性格人物和受动人物之间的不同。恐惧与怜悯事实上——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希腊悲剧带给希腊（且只是希腊）观众的必然效果，从希腊人对最有效果的场景的选择中，立即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运气（περιπετεια）和辨认（αναγνωρισιs）的激发人怜悯的逆转就属于这种场景。在前一种情形中，支配性的印象是φοβοs（恐惧），在后一种情形中，则是ελεοs（怜悯），并且，在观众身上所生的καθαρσιs（净化）以他的生存理想为前提的，这理想便是变得αταραξια（镇定）。古典的心灵是纯粹的“现在”、纯粹的σωμα（形体），是静态的和由点所构成的存在。看到这种心灵因神灵的嫉妒或因可能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警告就将任何人致之死地的盲目的偶然性而受到伤害，乃是一切经验中最恐怖的经验，是打击希腊式的存在的根基的东西。可对于酷爱挑战的浮士德式的存在来说，这恰好是激发其生命能动性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发现自己的自我获得救赎；看到太阳再度升起，可怕的乌云在遥远的地平线自行消散；欣喜若狂于庄严的法相受到尊敬，看到遭受煎熬的神话心灵再次复活——这就是καθαρσιs（净化）。但是，这要以一种我们全然陌生的生命感为前提，而对于καθαρσιs（净化）这个词，几乎无法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感受。可它却支配着巴罗克和古典主义的所有审美生产和审美论断，它凭借着我们在古代文本面前所表现出的绝对的谦逊和顺从，说服我们相信这便是我们自己的悲剧的精神基础。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悲剧的效果恰好相反。它不是要使我们摆脱事变的可怕的压力，而是要激发我们身上的能动的动力学的要素。它唤醒了一个热情充沛的人类的原始情感，如张力、危险、暴烈的行动、胜利、犯罪的刺激性和乐趣，征服和毁灭的欣喜——这些情感自北欧海盗、霍亨斯陶芬王朝和十字军时代以来就蛰伏在每个北方心灵的深处。那也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的效果。希腊人是不会忍受如“麦克白”这样的悲剧的，一般来说，也根本不会理解这种有力的方向性的传记艺术的意义。诸如理查三世、唐璜、浮士德、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戈罗（Golo）这样的人物形象——从头到脚都是非古典的——在我们身上唤醒的不是同情，而是深刻的和奇异的羡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神秘的想要承受痛苦、分担苦难的欲望（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同情”），显而易见，这便是我们的亚历山大里亚阶段的文学的主导动机，甚至今天，当浮士德式的悲剧最后以其最终的形式即德国的形式得到处理时也是如此。在“感觉的”历险记和探险记中，以及在最近刚刚出现的活动影剧（cinema-drama）（相当于晚期古典的摹拟剧）中，不可遏制的浮士德式的想要征服和发现的冲动的残余仍是显见的。
　　在戏剧呈现的形式——它们是诗人观念的补充——方面，阿波罗式的视野与浮士德式的视野之间有着对应的差异。古代戏剧是一件雕塑品，是一组感觉上颇像浮雕的感人场景，是一种以幕墙的确定平面为背景进行配置的大型木偶表演。这种呈现，整个地展现的是富有想象力的姿态，是被庄严地叙述而不是被描述的传说中为数甚少的事实。西方戏剧的技巧的目标刚好相反——它指向的是连续不断的动作，并严格地排除刻板静态的时刻。著名的地点、时间和行动的“三一律”，正如在雅典无意识地展现的（尽管并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乃是古典的大理石雕像类型的一种释义，并且和大理石雕像一样，暗示了古典人、城邦人、属于纯粹现在的人和具有风度的人对于生命的一种感受。“三一律”完全是一种有力的否定性，是对过去和未来的否定，是对所有精神性的超距作用（action-at-a- distance）的一种拒斥。它可以用一个词来归纳：αταραξια（镇定）。不要把这种“三一律”的规则同罗马民族的戏剧中表面上相似的规则混为一谈。16世纪的西班牙戏剧唯“古典”规则的权威马首是瞻，但在这里很容易看到“尊者有责”（noblesse oblige）的影响；卡斯蒂利亚（Castilian）的显贵只是遵照“尊者有责”的要求，而对那些规则的原始意义一无所知，实际上是根本不愿费神去思考它。伟大的西班牙戏剧家，尤其是蒂尔索·德·莫利纳（Tirso da Molina），采用了巴罗克风格的“三一律”，但不是将其作为形而上的否定，而是将其作为高雅谦恭的精神的纯粹表现，并且，西班牙“堂皇风格 ”（grandezza）的谦卑的学生高乃依（Corneille）就借用了这种“三一律”。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如果佛罗伦萨人任由自己去模仿古典雕刻 ——人人都对这种雕刻惊叹不已，但没有人握有有关它的最后的标准——那是不会有任何害处的，因为在那时，北方雕塑根本不会造成这种后果。但是，悲剧的情形就不一样。在这里，一种强有力的戏剧，即纯粹浮士德式的戏剧，可能已经具有了想象不到的形式和胆识。可是，盲目信仰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后果就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即便有莎士比亚的全部伟大性，条顿戏剧也没能摆脱被误解的传统的魔力。如果巴罗克戏剧一直处在骑士史诗和哥特式的复活剧与神秘剧的影响之下，一直是清唱剧和受难剧的近邻，而从未听说过希腊戏剧，那从巴罗克戏剧中还有什么东西不会产生呢！一种源自对位音乐之精神、摆脱了雕塑性的艺术固有的但在这里毫无意义的局限的悲剧，一种自奥兰多·拉索和帕勒斯特里纳发展而来的——可与海因里希·舒策、巴赫、亨德尔、格鲁克和贝多芬的作品并驾齐驱，但整个地是自由的——具有自身的纯粹形式的戏剧诗：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却没有发生；并且，古希腊的整个壁画艺术已经失去的、而我们的具有内在自由的油画艺术所拥有的，只是幸运的环境而已。
　　六
　　“三一律”并非阿提卡戏剧的充分条件。它还需要用表情僵硬的面具来替代面部表演，由此来防止精神被性格化，这与阿提卡的情感禁止逼真性的雕塑有着相同的旨趣。它需要比活人更大的形象，为此它借助于厚底靴，借助于垫衬和褶皱，来使演员增高增大，直至他几乎都不能移动，这样，就可以减少演员的个体性。最后，它还要求单音调的歌唱，由此它借助固定在面具上的口状物来使演员发声。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脚本（歌德、莎士比亚以及我们的透视幻觉的精神并非不需要阅读脚本）几乎无法传达这些戏剧的深刻意义。古典的艺术作品整个地是为古典人的眼睛甚至肉眼而创造的，秘密只有当诉诸于感觉形式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注意力集中于希腊悲剧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浮士德风格的任何真正悲剧必定会觉得难以忍受，那就是合唱队的始终在场。合唱队是原始的悲剧，因为没有它，ηθοs（性格）就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自我，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格，但风度只有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才是有意义的。
　　这种合唱队作为群体，是西方的孤独的或内在的人及西方的独角戏的理想对立面；这种合唱队总在那里，是每个“独白”的见证；这种合唱队，在舞台生命中跟在现实生命中一样，是用来抵制面对无限和空虚而产生的恐惧的：这种合唱队是真正阿波罗式的。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自我反省；用来替代斗室中的独自饮泣的那种炫示性的公共悲悼；充斥于诸如《菲罗克忒忒斯》、《特拉基妇女》（Trachiniae）这整个一系列剧作中的眼泪和悲恸；独处的不可能；城邦的情感；我们在观景殿的阿波罗像（Belvedere Apollo）中看到的这一文化的被理想化的女性气质，等等，全都在合唱队这一象征中显露出来了。与这种戏剧相比较，莎士比亚的戏剧只是一种独角戏。甚至在对话中，甚至在我们感觉到角色之间有巨大的内在距离的群体场景中，每个人根本上也只是在同自己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克服这种精神性的隔膜。在哈姆雷特身上跟在“塔索”身上，在唐吉诃德身上跟在维特身上，我们都同样能感觉到这一点，但就连沃尔夫拉姆·冯·艾申巴赫的帕西伐尔身上，也充满和标识着一种无穷感的意识。这一区别同样存在于所有的西方诗歌与所有的古典诗歌之间。我们所有的抒情诗，从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到歌德，再从歌德到我们的行将朽木的世界城市的诗歌，全都是内心独白，而古典的抒情诗则是合唱的抒情诗，是在观众面前的一种歌唱。一种是在内心、在无言的默读中当作无声的音乐来接受的，另一种则是在公共场合诵读的。一种属于静静的斗室，是借助于书籍来传播的，另一种则属于它被大声朗读的场合。
　　因而，尽管厄琉息斯秘仪和色雷斯酒神显灵节的庆典是在夜间举行的，可泰斯庇斯的艺术还是发展起来了，且依据其最内在的本性的需要，发展成为一种属于清晨和正午的场景。相反，我们西方的市民剧和受难剧——源起于各教区的布道，且首先是由教堂的牧师所创作、接着由广场上的普通人在节日(禁止)时的清晨来演出的——却在不知不觉间发展成为一种黄昏与黑夜的艺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演出就已经是在傍晚举行，到歌德时代，艺术作品与光的布景之间的恰当关系终于达到了它的目标，可给人以所需的神秘之感。一般地，每一艺术和每一文化，在一天之中，总有一段具有其自身的意义的时间。18世纪的音乐是黑夜的音乐，是诉诸于内在之眼的音乐，而雅典的雕塑则属于晴朗无云的白天。通过比较永恒地隐蔽在“微弱的宗教之光”中的哥特式雕塑与爱奥尼亚式的代表正午的乐器即长笛，我们便可以看到上面的对比决非表面的。烛光是对作为事物之反面的空间的确证，阳光则是对它的否定。在夜晚，空间的宇宙压服了物质，在正午，事物和邻近性彰显了自己，而空间则被否定。同样的对比也存在于阿提卡的壁画与北方的油画、赫利俄斯和潘神的象征与夜晚星空和落日斜晖的象征之间。在午夜，尤其是圣诞后的十二个漫长的夜晚，我们的死者的亡灵也会外出游荡。在古典的世界里，心灵只属于白天——就连早期教会还在说δωδεκαημερον（十二个祭日）；但随着浮士德式的心灵的觉醒，这些日子变成了“第十二夜”。
　　古典的瓶绘和壁画——尽管这一事实从未引起注意——不表达一天中的时间刻度（time-of-day）。没有阴影暗示太阳的状态，没有天穹显示星星。没有早晨，也没有夜晚；没有春天，也没有秋天；而只有一片纯粹无时间的光亮。出于同样显见的原因，我们的油画则是在相反的方向向一种想象的黑暗发展，而且也与一天中的时间刻度无关，从而构成了浮士德式的心灵空间的富有特色的氛围。可尤为重要的是，在其意图中，自一开始就想参照一天中的某个时间——也就是历史地——来处理画面的领域，在那里，有早晨、有落日的斜晖、有远山的天际线上的最后微光、有烛光闪烁的房间、有春天的牧场和秋天的树木、有灌木丛和山地的长短不一的影子。但是，它们全都为一种柔和的暗影彻底地笼罩着，可那暗影并不是源自天体的移动。事实上，稳定不变的亮色和稳定不变的微光分别是古典风格和西方风格的标志，不论是在绘画中还是在戏剧中；我们不是也可以把欧几里得几何描述为一种白天的数学，而把解析几何描述为一种黑夜的数学吗？
　　场景的变换——希腊人无疑会视作是一种亵渎——在我们看来几乎是一种宗教的必然，是我们的世界感的定则。在“塔索”的固定场景中，似乎有某种异教的东西。我们内在地需要一种有透视和广阔背景的戏剧，一个能摆脱感觉局限且能把整个世界吸纳于自身的舞台。在莎士比亚——他诞生于米开朗基罗逝世的时候，而止笔于伦勃朗出生的时候——那里，戏剧的无限性、对所有静力学的局限的狂热颠覆，都达到了最高峰。他笔下的树木、海洋、幽径、花园、战场都很遥远，没有边界。舞台上仅仅几分钟，就有几年飞逝而去。处于愚蠢和无情之间的疯子李尔在暴风雨之夜被弃之荒野，其不可言状的孤独的自我迷失于空间中——这就是浮士德式的生命感受！诸如此类的场景距离几乎同时代的威尼斯音乐内在地看见和内在地感觉到的风景不过一步之遥；因为在伊丽莎白的（Elizabethan）舞台上，全部的东西都仅仅是被暗示出来的，那内在之眼从几个暗示中就可以为自己复现出世界的影象，场景——常常是不自然的——就在那影象中展现出自身。这些场景是希腊舞台全然无法把握的。希腊的场景决不会是一处风景；一般来说，它什么也不是，我们至多可以把它描述为是可移动的雕像的基座。在那里，角色就是一切，在戏剧中和在壁画中都是如此。时常有人说古典人缺乏对自然的感受。古典人确实对浮士德式的自然没有感觉，那是空间和风景的自然。可古典人的自然是形体，如果我们可以让自己再次沉浸于这种情感，我们立刻就能理解希腊人借以审视运动中的有力的luoti(被禁止)浮雕的眼力。这——而不是云彩、星星和地平线——就是他所理解的“活生生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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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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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故而，凡是感觉上邻近的东西，定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因而亦是已有的所有文化都可以理解的。在生命感的表现方面，古典文化是最大众的，浮士德文化是最不大众的。所谓一种创造是“大众的”，意思是说它令第一次来到它面前的人一眼就能瞥视到其所有的秘密，能在其外部和外表上使它的意义具体化。在任何文化中，所谓一种要素是“大众的”，意思是说，它是从原始状态和原始想象中未加改变地传递下来的，一个人从孩提时代就理解了它，而不必费力去把握任何实际上新奇的方法或立场——并且，一般地说，它是对感官直接地和直率地呈现的，相反地，它就仅仅是被暗示出来的，是要求人们去发现的——由少数人、有时是少而又少的极少数人去发现。世上有大众的观念、作品、人物和风景。每一文化都有其自身十分确定的、内在于其所有的施为中的玄奥的或大众的特征，只要这些施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平凡的事物是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精神广度上以及深度上的差异，而玄奥的事物是要强调和强化那些差异。最后，就这样或那样的醒觉的人的原始深度经验——也就是，他的生存的原始象征和他的周围世界的性质——的这两个方面来说，纯粹“大众的”和朴素的东西总要把自身跟实体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文化的创造物与该文化的人之间一种显然非大众的关系则属于无限空间的象征。
　　古典几何学是孩童的几何学，是所有普通人的几何学——欧几里得的“原本”就像是今天用英语写成的一本教科书。日常的心智总把这看作是唯一真实的和正确的几何学。所有其他类型的自然几何学——它们都是可能的（并且事实上，它们已经被发现了，虽然要经过巨大努力去克服大众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只对专业数学家的圈子是可以理解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著名的“四根说”就属于每个纯朴的人和他的“本能的”物理学，而通过研究放射性得出的同位素的观念，就连对密切同源的科学的行家里手也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古典的一切，一眼就能领会，不论是多立克神庙，还是雕像、城邦、祀拜；那里根本没有背景和秘密。但是，请把一个哥特式主教堂的立面同山门（Propylaea）、把一幅蚀刻画同一个瓶绘、把雅典人民的政策同现代内阁制的政策比较一下；请考虑一下这样一个事实的意义：我们的每一个划时代的诗作、政策和科学都要求一整套的解释性文献，并且那些解释还不是绝对准确无误的。对于每个希腊人来说，帕台农的雕刻就在“那里”；可巴赫及其同时代人的音乐只是对音乐家来说的。我们有研究伦勃朗类型的绘画的专家，有研究但丁的学者，也有对位音乐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说许多许多的人都可以成为瓦格纳派，说他的音乐决不是为受过训练的音乐家而作，这无异于是对瓦格纳的羞辱——有一定道理的羞辱。但是，我们听说过古典时代有菲狄亚斯的专家甚或荷马学者吗？而在我们这里，有我们迄今热衷于当作人性所共有的弱点加以处理的一系列现象的解释——在道德哲学、更恰当地说情节剧的范围内——但事实上，那些弱点只是西方生命感的症状，例如“被误解的”艺术家、“忍饥挨饿”的诗人、“受到嘲笑”的发明家、“超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等等。这些都属于一种玄奥文化的类型。这种类型的命运的基础就在于距离的激情，在于被掩盖起来的追求无限性的欲望和追求权力的意志，这种类型是浮士德式的人类的领域——在所有的阶段——所必然具有的，如同它们在阿波罗式的人类当中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在西方历史中，每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目标。米开朗基罗曾经说他的风格是为矫正愚蠢而存在的。高斯隐瞒他的非欧几何的发现达三十年之久，因为他害怕“比奥蒂亚人的喧闹”（clamour of the Boeotians）。只是到今天，我们才把哥特式教堂艺术的大师同泛泛之辈区分开来。但是，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每一位画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这只要对照着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或毕达哥拉斯去想一想乔尔丹诺·布鲁诺、莱布尼茨或康德，就清楚了。所谓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德国哲学家能为街上的行人所理解，所谓属于荷马的简朴性与高贵的结合在任何西方语言的文学中是找不到的，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尼伯龙根之歌》的语言是艰涩的、意味深长的；至于但丁，在德国，假装能理解他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一种文学的装腔作势。我们在西方文化中处处可见的一种东西，在古典文化中是绝不存在的——那就是特立独行的形式。其所有阶段的文化，例如普罗旺斯文化和罗可可文化，都在最高程度上是精挑细选的和不请自来的，它们的观念和形式，除了对少数的上等人的阶级而外，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甚至文艺复兴时期也不例外，因为，尽管它自许是要复兴古代文化——这种文化显然不是唯一的（non-exclusive），而是直接地开放给所有人的——可事实上，它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圈子或某些个别特选的心灵的创造物，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拒绝大众性的趣味——而且，不论这种超拔的意识多么的深刻，我们都能从佛罗伦萨的情形中看出点什么，在那里，一般的大众只是无所用心地、或瞠目结舌地、或厌恶地欣赏着选民们的作品，有时——例如在萨沃那洛拉的例子中 ——还会转而跟他们决裂。相反，每一个阿提卡的市民都属于阿提卡文化，谁也不会被排除在外；并因此，深刻与肤浅的区分——这对于我们是如此之关键和重要 ——对于它来说来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大众和肤浅是同义的，在艺术中跟在科学中都是一样；但对于古典人来说，根本不是这样。
　　再看一下我们的科学。每一种科学无一例外地在其基本原理之外还有一些“高深的”领域是门外汉所无法理解的——这些领域也是我们的追求无限性的意志和方向能量的象征。最新的物理学的最后几章是为公众而写的，这样的公众充其量也不过一千人；现代数学的难题甚至只有更小的圈子才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的“大众 ”科学根本没有价值，它精神错乱（détraquée）、胡言乱语。我们不仅有属于艺术家的艺术，而且有属于数学家的数学、属于政治家的政治[报纸读者的无知大众（profanum vulgus）对它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古典的政治决不会超出广场（Agora）的视野]、属于“宗教天才”的宗教和属于哲学家的诗学。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对广泛影响的渴望视作是一个充分的标识，西方科学的起步和已然可感的没落皆可由此而知。巴罗克时代的那种莫名的玄奥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负担，是能力萎缩和那种谦卑地坦露局限的存在的距离感变得迟钝的一种征兆。极少数还保持着传统的优良品质，如结论和推导的深度与能量，并且没有受新闻风格沾染的科学——它们确实是极少数，因为仅凭理论物理学、数学、天主教教义、可能还有法学，就将它们列举穷尽了——都是对十分狭窄的一帮特选的专家而言的。而且正是这种专家以及他的反面即门外汉，是古典生命中整个地缺乏的，在那里，人人都是无所不知。对我们而言，专家和门外汉的两极性有着一种高级象征的全部意义，当这种距离的张力开始变弱时，我们的浮士德式的生命也就萎缩了。
　　由此可以就西方科学在其最后阶段（将覆盖，或者很有可能不会覆盖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的进展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世界都市的肤浅和琐细程度的增加，将驱使艺术和科学走进书刊亭，走进车间，遗存下来的文化的精神将越来越把自己局限于狭窄的圈子；并且在那里，由于远离广告，它将用如此深奥的观念和形式进行工作，以致只有一小撮卓异的才智之士能够赋予它们意义。
　　八
　　在古典的艺术作品中，根本不会想到去建立同观众的关系，因为这需要个别客体的形式语言能够断言和利用存在于那客体跟周围的无限空间之间的关系。一尊阿提卡的雕塑是一个完全欧几里得式的实体，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全然自足。它既不能言说，也不能注视。它对观众完全没有意识。不像其他每种文化的雕塑形式，它整个地只为自身而存在，而无需与任何建筑秩序搭配；它是众个体中的一个个体，是众实体中的一个实体。而且那些有生命的个体仅仅觉得它就像是一个邻居，而不会觉得它是一种四处弥漫的影响力，一种能跨越空间的效能。阿波罗式的生命感受就是这样获得表现的。
　　觉醒的麻葛式艺术立即颠倒了这些形式的意义。在君士坦丁时代的风格中，雕像和肖像画中的眼睛都大而炯炯有神，且十分明确地凝视着前方。它们是两种心灵实体中较高级的普纽玛的体现。古典的雕刻家把眼睛雕刻得像是盲人的，但现在，学生辈不屑于这样了，眼睛被不自然地放大，凝视着在阿提卡艺术中从不承认其存在的空间。在古典壁画中，头部是相互向对方偏转的，但在拉韦纳的马赛克中，甚至在早期基督教的晚期罗马石棺的浮雕作品中，它们总是面对着观众，它们的整个精神容貌都固定地朝向观众。神秘的和完全非古典的是，观者的区域被一种来自艺术作品中的世界的超距行为所侵犯。这种魔术般的东西，在早期佛罗伦萨和早期莱茵的以金色为背景的绘画中还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列奥纳多以后的西方绘画的情形，它对自身的使命有充分的意识。它如何把无穷的空间处理得就像是某个独特的东西，能够把绘画和观众都视作是一个空间动力学的单纯重心呢？充盈的浮士德式的生命感、对第三向度的激情，牢牢支配着绘画的形式，支配着图绘的平面，并以一种闻所未闻的方式改变着它。绘画不再是为自身而存在，也不再凝视着观众，而是把观众纳入自己的范围。由画框各边所界定的部分——透过某点所窥视到的区域，与舞台区域可谓是异曲同工——代表着宇宙空间本身。前景和背景的所有趋向都迷失于物质性和邻近性中，其目的不在于标记而在于揭露。遥远的地平线把那一区域推向无限的深处，邻近前景的色彩处理削弱了由画布形成的理想的分隔平面，并由此扩大了那一区域，以便观众能身临其境。现在，选择使画面最具感染力的角度的不是观众；相反，是画面给观众指定位置和距离。横向的范围也被处理了——从1500年起，画面越出画框以外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大胆。希腊的观众是站在波吕格诺图斯的壁画的前面。我们是沉浸到画面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被空间处理的力量拉进了画面之中。空间的统一由此被重新确立起来，在画面的各个方向被扩大的无限性为西方透视法所支配着；并且从透视法中开出了一条道路，直达我们的无所不包的天文学的世界图景，并以其巨大的开辟热情通向无尽的远方。
　　阿波罗式的人不需要观察浩瀚的宇宙，其哲学体系全都对宇宙保持了沉默。它们只知道有关可触知的现实事物的难题，而对于“事物”之间是什么，提不出任何积极的或有意义的回答。古典的思想家视地球天体——他就站立在它上面，它[甚至在喜帕恰斯（Hipparchus）那里]被包裹在一个固定的天体中——为一个完整的和既定的世界，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这里的动机的深度和秘密，几乎会被理论自始至终试图以某种不会危及到地球的第一性的方式把这些天体的秩序与地球的秩序联系起来的顽固做法吓一跳。
　　把这一点同哥白尼——毕达哥拉斯的“同时代人”——的发现在西方心灵中引发的巨大骚动以及开普勒借以考察行星轨道的规律的深刻的敬畏精神——他发现，那些规律是来自上帝的一种直接启示，因而不敢怀疑那轨道是圆形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形式都不配作为这种启示的象征——作一比较。在这里，出现了传统的北方的生命感，以及北欧海盗的无限性渴念。这也是浮士德式的富有特色的发明即望远镜的意义，因为这种东西能穿透肉眼所看不见的和权力意志所无法企达的空间，能扩展我们拥有的宇宙的范围。真正的宗教情感——甚至在今天，当我们第一次胆敢去观察星空的深度的时候，还被这种宗教情感所深深吸引；莎士比亚的最伟大的悲剧也是想唤醒相同的权力感受——对于索福克勒斯来说，是所有不敬中的大不敬。
　　因此，我们对天体“穹顶”的否定是一种解决，而非一种感官经验。有关星空之性质的现代观念——或者更谨慎地说，由眼睛和望远镜所传送的光的亮度所指示的广延的性质——决然不是取决于确然的知识，因为我们在望远镜中所见到的，是大小不一的发光的小圆面。摄影底片印制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图象——不是一个更清晰的图象，而是一个不同的图象——诸如我们所渴望的内在一致的世界图象的结构，其实取决于通过我们自己所框定的大量的、常常十分大胆的假设（例如距离、大小和运动的假设）而把两者联系起来。这种图象的风格与我们自己的心灵的风格是一致的。在实际的事实中，我们不知道一个星星的亮度和另一个星星的亮度究竟有多大的差异，也不知道它们在不同的方向是否会有变化。我们不知道光在无边的空间中是不是会改变、消失或者熄灭。我们不知道我们地球上的有关光的性质的概念以及由此而推导出来的所有理论和规律是不是具有超出地球的直接环境的有效性。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光的亮度；我们所理解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象征。
　　哥白尼世界观的强劲崛起——那仅仅属于我们的文化，并且，若是冒险作出甚至现在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的论断，那么，每当一种将来的文化的心灵觉得自己受到了那一世界观的威胁时，那一世界观必定会且将会被故意废弃——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定性，即有形物的静力学，即固态的地球的想象的优势，从此以后将从宇宙中消失。直到那时，被视作或无论如何被感觉为一种实体的量的天体，比如地球，一直被看作是与它处在两极的平衡中。但是现在，支配宇宙的是空间。“世界”的意思就是空间，星星不过是数学上的点，是无边星际中的小球体，其作为物质性的东西不再能影响我们的世界感。德谟克利特曾试图（为了阿波罗文化，他当然试图）确定一种实体的存在在宇宙中的范围，他想象一层钩状的原子是宇宙的皮肤，而一种不知餍足的饥渴驱使我们不断地走向远方，哥白尼的太阳系——已经由乔尔丹诺·布鲁诺扩展到上千个这样的星系——在巴罗克时代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扩展；而今天，我们“知道”，整个的太阳系，大约35000000个星系，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而且可以肯定是有限的）恒星系，这个恒星系构成为一个自转的椭圆，沿着银河带有它的近似的赤道。太阳星系以相同的速度和方向穿过这个空间，就像候鸟的迁徙。这样的一组星系在武仙座中有一个奔赴点，它是由我们的太阳和众多的亮星如御夫座α星、天琴座α星、天赢座α星和猎户座α星组成的。这个巨大的星系的轴——它的中点离我们太阳系现在的位置不远——有470000000米，和地球至太阳的距离一样长。每一个夜晚，星空同时赋予我们源自3700年前的印象，因为那是从最外围到地球的光年距离。在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的图象中，这个时期相当于涵盖整个古典和麻葛时代且可回溯到埃及文化在第十二王朝时期的(禁止)这段时间。这个方面——再重复一遍，是影像而不是经验知识的东西——对于浮士德文化来说是一个高级的和高贵的方面，但对于阿波罗文化来说它是可怕的和令人敬畏的，是对它的存在的最丰富的条件的一种灭杀。他觉得它是十足的拯救，当一个范围毕竟，不论多么远，被发现时。但是，受我们身上的深刻必然性驱使的我们只需要自问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之外还有任何东西吗？在如此遥远以致甚至由我们的天文学所确立的维度相比之下都太小了的这个体系有集合吗？只要把感官观察考虑在内，一个绝对范围似乎就已经达到了；光和重力都不能通过这一缺乏群的外部空间给予生存的符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完全是一种思维的必然性。我们的精神激情，我们的不停息的想在象征中实现我们的生存观念的需要，在我们的感官知觉的这种局限下煎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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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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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同样地，古代的北方种族——在其原始心灵中，浮士德精神业已觉醒了——也在它们的暗淡的微光中发现了使它们获得解放的航海的艺术。埃及人熟悉航海，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减轻劳动的牟利手段。他们曾沿着朋特（Punt）和叙利亚沿岸航行，那时他们还没有发明带浆的划船，但是，公海航行的观念——它意味着一种解放，意味着一种象征——并不在于公海本身。航海，真正的航海，是对欧几里得式的陆地的一种胜利。在我们的14世纪之初，火炮和罗盘，也就是，远程武器和远程交往（中国文化也必然自行发明了这些工具）几乎同时出现（并且与油画和复调音乐的形成时期相一致）。那是北欧海盗和汉萨同盟的精神，作为这些混沌未开的民族的精神，不同于希腊人及其本地的骨灰瓮，他们堆起巨大的坟丘，作为对广阔原野上的孤独的灵魂的一种怀念。那是那些用火葬船把他们的死去的国王送到海上、动人心魄地体现他们对无限的阴郁的渴望的人的精神。古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的精神驱使他们驾着轻舟——在预示着浮士德精神之诞生的 10世纪的时候——远洋到美洲。但是，古典人类对埃及人和迦太基人已经实现的非洲环航根本没有兴趣。有一件事实显示了他们的生存多么具有雕塑性，甚至对于交流也是这样，这个事实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历史上最紧张的战事之一——的消息从西西里传到雅典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通报。甚至希腊人的心灵在哈得斯那里也被集合为没有力量、渴望或情感的难以让人兴奋的阴影（ειδωλα）。但是，北方的死者汇聚在暴风雨的不停息的军队中。
　　处于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发现同一文化层次的事件是，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的拓殖。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未曾开辟航道的远方、对一切未知的和危险的事物怀有某种冒险的渴望，而希腊人小心翼翼地、点对点地沿着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已经开辟的航道前行，他们的好奇心决不会扩大到赫丘利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和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的范围以外，就像这两者之于他们一样，很容易达到。雅典人无疑听说过通往北海、刚果、桑给巴尔岛（Zanzibar）、印度的通道——在尼禄时代，印度南部顶点的位置已经为人所知，巽他群岛（Sunda）也是一样——但是，雅典人对这些都视而不见，恰如他们对待古代东方的天文学知识一样。甚至当我们称作摩洛哥和葡萄牙的大陆已经成为罗马的行省时，仍然没有出现大西洋航行，加那利群岛仍然不为人知。阿波罗式的人对哥伦布式的渴望毫无感觉，如同他对哥白尼的发现一样。希腊商人尽管也有获利的欲望，可一种深刻的形而上的羞耻心阻止他们去开拓疆域，不论是在地理学的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只关注邻近的事物和前景。城邦的生存，那种把国家当作雕塑的惊人的理想，与来自海洋民族的广大世界的一个庇护所是同样的真实——尽管古典文化，迄今的所有文化中，只有古典文化对于海岛有一圈海岸线，不是一个大陆的扩展，而是作为它的故乡。甚至希腊主义及其所有技术多样性的倾向都没能使它自己摆脱把海军限制在海岸线的带浆的划船。亚历山大里亚的军舰建造师能够修建长260英尺的巨型船只，就此而言，蒸汽船原则上被发现了。但是，有些发现具有一个伟大的和必要的象征的全部激情，并能揭示那象征内的深度，另一些发现则仅仅是才智的游戏。对于阿波罗式的人来说，蒸汽船属于后者，而对于浮士德式的人来说，它属于前者。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且赋予发现和发现的运用以深刻或肤浅之特征的大宇宙中，它或者是杰出的，或者是无意义的。
　　哥伦布和瓦斯柯·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发现扩展了无有边界的地理视野，使世界海洋同陆地的关系就如同空间的宇宙同地球的关系。并且那时，浮士德式的世界意识内部的政治张力第一次得到了释放。对于希腊人来说，希腊就是且永远是地面上最重要的部分，但随着美洲的发现，西欧成为了一个巨大整体中的一个行省。从此以后，西方文化的历史具有了地球的特征。
　　每一文化都拥有一个固有的家和祖国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难以理解的，是无法诉诸于语言的，它充满了晦涩的形而上的关系，但它的倾向是清楚明白的。把有形的和欧几里得式的个体同城邦联结在一起的古典的家的情感正好是北方人的谜一般的“乡愁”（Heimweh）的反题，后者具有某种音乐性的成分，是崇高的和非世俗的。古典人把他从他本地城市的卫城所能看到的东西认作是“家”。雅典的地平线终止的地方，是另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祖国”的地平线开始的地方。甚至晚期共和国时代的罗马把“patria”（故乡）理解作不过是Urbs Roma（罗马城），甚至不是拉丁姆，更不是意大利。古典世界，随着它走向成熟，把自己融入了一个大量的point-patriae（故乡点），它们之间的实体性的分离的需要产生的仇恨的形式比蛮族带来的任何仇恨还要激烈得多。因此，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承认所有行省都可以享受罗马公民权，可以说是麻葛式的世界感取得胜利的所有证据中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这一授予根本上废除了古代的、雕塑般的公民观念。现在有了一个王国，因此有了一种新的成员。罗马的军队概念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在真正古典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我们所讲的普鲁士军队（Army）意义上的罗马军队，而只有“兵团”（armies），也就是像（如我们所说）军团一样的确定构成，是有限的和可见的当下的实体，通过指派一个Legatus（督训官）去进行指挥——例如可以是exercitus Scipionis（训练有素的西庇阿家族）、Crassi（克拉苏家族）——但决不会是exercitus Romanus（训练有素的罗马人）。正是那位通过敕令废除了“罗马公民权”的观念和通过把所有外来的神灵等同于罗马公民的神灵而铲除了罗马公民的神灵的卡拉卡拉，创造了非古典的和麻葛式的帝国军队观念，某种体现为独立的兵团的东西。这些兵团现在具有了某种意义，而在古典时代，它们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存在着。古代的“fides exercituum”（严格磨练）被按照名单进行的“fides exercitus”（严格操练）所取代，并且我们所具有的，不是每一个兵团所特有的并受到其督训官仪礼式的尊重的个体的被想象为实体的神灵，而是所有兵团所共有的一种精神原则。在相同意义上，东方人——而且不仅仅是基督徒——的“祖国”情感在帝国时代也经历了这样的意义变化。阿波罗式的人，只要他仍保持着他固有的世界感的任何有效的残余，就会在真正有形的意义上把“家乡”看作是他的城市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个概念让人想起阿提卡悲剧和雕塑的“地点的统一 ”。但是，对于麻葛式的人来说，对于基督徒、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摩尼派、聂斯脱利派和穆罕默德信徒来说，它没有任何可与地理现实联系起来的意义。而对于我们来说，它意味着自然、语言、气候、习惯和历史的不可见的统一——不是大地而是“乡村”，不是点式的在场而是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不是一个由人、住所和神灵组成的单位而是一种观念，这一观念在无有止息的漫游中、在深刻的孤独感中定型，这一观念最好的遗迹，就是古代德国人对南方的冲动，从萨克森王国的皇帝到荷尔德林和尼采。
　　因此，浮士德文化对扩张（extension）——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精神的——有着难以遏制的偏好。它想要——没有任何实际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象征本身——抵达北极和南极。它通过把全球转变成一个单一的殖民体系和经济体系而走向了终结。每一个思想家，从迈斯·艾克哈特到康德，都曾想使“现象的 ”世界从属于认知性的自我自封的支配权，每一个领袖，从鄂图大帝（Otto the Great）到拿破仑，也是如此。他们的野心的真正目标是无边的；同样地，伟大的法兰克王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野心在于世界君主制，格列高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在于“日不落帝国”，今日的帝国主义为了帝国主义的野心而爆发了世界大战，且将继续为此而争斗很长一段时间。古典人出于内在的原因而不可能是一个征服者，尽管有亚历山大的带有浪漫气息的远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分辨出他的同伴内心的犹豫不决和无奈，而不必把它解释为是“证明规则的特例”。力图摆脱束缚因素，追求更远的目标和自由，这一永不停息的欲望乃是北方人的幻想生物——矮神、小精灵、小魔怪——的本质，可这种欲望是希腊的德尔亚德（Dryads）和奥里亚德（Oreads）所全然不知晓的。希腊的子邦（daughter-cities）在地中海沿岸矗立有上百个，但没有一个哪怕是做一丁点真正的尝试去征服和渗透到内地。远离海边定居意味着将看不见“家乡”，而离群索居——美洲的捕兽者和草原部落的理想生活，亦是很久很久以前冰岛传奇英雄的理想生活——则是完全超出古典人类的可能性的东西。移民美洲——陆陆续续，一个接一个，每人都有自己的缘由，但都深受离群索居的愿望的驱使——西班牙征服、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诸如此类的戏剧都基于对自由、避世、完全独立的不可遏制的渴望，基于对所有局限、对任何形式的家乡情感的巨人般的蔑视；这些戏剧是浮士德式的，且只是浮士德式的。其他文化，甚至中国文化都没有这种东西。
　　相反，希腊的移民就像孩子一样都离不开母亲的怀抱。从旧城市中出来创建一个新城市，完全是一模一样，同样的市民，同样的神灵，同样的习俗，同样的不会让唇齿相依的海洋离开视线，同样的在广场寻求ζωον πολιτικον（政治动物）的熟悉生活——对于阿波罗式的生活来说，这便是场景变换的范围。对我们来说，行动自由（尽管并不总是实际的状态，但无论如何是一种理想的、正确的状态）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限制是所有奴役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从古典的角度看，罗马的经常被误解的扩张必须重新看待。它不过是祖国的一种外扩（extension）；它把自己完全局限在已经为被他们剥夺的其他文化的人所占领的地区。并不存在具有霍亨斯陶芬王朝或哈布斯堡王朝特色的动力学的世界框架的暗示，也不存在一种可与我们自己时代的帝国主义相媲美的帝国主义的暗示。罗马人未曾尝试渗透到非洲内陆。他们后来发起战争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什么野心，也不是因为来自内部的某个有意义的刺激。他们毫无遗憾地放弃了德意志和美索不达米亚。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一切放在一起认真地考察——哥白尼的世界图象向我们今天拥有的星际空间的方面的扩张；哥伦布的发现向西方全面控制地球表面的发展；油画和悲剧场景的透视法；崇高的家乡情感；我们的文明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征服太空、探索极地、攀登几乎不可能的高山的顶峰的渴慕——我们就能看到，浮士德式的心灵的原始象征亦即无限空间在各处的出现。而且，西方的那些特殊的（形式上独一无二的）被称作“意志”、“力量”和“行为”的心灵神话的创造必须看作是这一原始象征的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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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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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佛教、斯多葛主义与社会主义
　　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考察道德（morale）的现象了，亦即考察有关生命本身的理智的阐释，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从那里可以去探测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中最广泛和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为了这种探测，我们需要一种人们至今还没有真正获得的客观性。不论我们怎么看待道德，它都不是那种可提供自我分析的道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不是通过考察我们的行为、目标、标准理应如何，而是仅仅通过诊断存在于其阐述形式中的西方情感。
　　在道德这个问题上，西方的人类无一例外地全都处在一种庞大的视觉幻象的影响之下。每个人都要求别人如何如何。我们常常充满信心地说：“你应当如何”，事实上，这意思就是：你应当、能够而且必须如此这般地去改变、去形成或去安排什么，以使其合乎秩序；并且我们相信这种秩序的效能以及我们加诸于其上的名称是不可动摇的。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且只有这才算是道德。在西方伦理学中，任何事物都具有方向，都具有权力诉求，都具有影响远方的事物的意志。在这一点上，路德跟尼采、教皇跟达尔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跟耶稣会士，完全是一回事；对于所有各方来说，道德的肇端乃是对普遍而永恒的有效性的一种诉求。对于浮士德式的心灵而言，这是一种必然性，是理应如此的。凡是“以别的方式”进行思考或教导的人，都是有罪的，是胆小鬼，是敌人，应当毫不留情地将其打倒。你“应当如何”、国家“应当如何”、社会“应当如何”——这种道德形式对于我们而言是不言自明的；它也代表了我们所谓的“道德”一词的唯一真实的含义。但是，在古典世界、在印度或在中国，都没有这样的形式。例如，佛陀为取（take）与弃（leave）给出了一个典范，而伊壁鸠鲁则提供了另一个忠告。不容否认，两者都是高级道德的形式，但两者都不包含意志要素。
　　我们完全不曾觉察到的，是我们的道德动力学的特殊性。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在伦理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经济的意义上）即是力图代表全人类来实现其自身的观点的一种世界情感，那我们无一例外地——不管是否愿意，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全都是社会主义者。甚至尼采，“奴隶道德”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决然不可能以古典的方式把他的热忱只局限于他自身。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人类”，他攻击一切与他自己不同的人。相反，伊壁鸠鲁发自内心地毫不介意他人有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行为，他从没有在人类的“改造”上耗费心思。古典的理想根本不在意（απαθεια）世界的进程——那种东西是浮士德式的人类想要主宰的全部事务——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两者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承认，有一类事物，既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αδιαφορα）。在希腊，如同有一个诸神的万神殿一样，也有一个道德的万神殿，正如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的和平共处所显示的；但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虽则公开声称超越了善与恶 ——自始至终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眼看着人类非他所愿地生活着，他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和完全非古典的欲望，想穷毕生之力去“改造”他们——当然，“改造”这个词是在他自己的意义上、且只是在那个意义上使用的。那构成伦理一神论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全新的和深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内容的，正是这种东西，正是这种普遍的价值重估。所有的世界改良者，都是社会主义者。故而，根本没有什么古典的世界改良者。
　　道德律令作为道德的形式是浮士德式的，且只是浮士德式的。叔本华在理论上否定生命意志，或者说尼采决计肯定它，这根本就不重要——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差别，是个人趣味和品性使然。重要的是使叔本华成其为伦理现代性之先驱的东西，那就是，他也觉得整个世界是意志，是运动、力量和方向。这一基本的情感，不仅是我们的伦理学的基础，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全部伦理学，其余的都只是私生子。不仅我们所谓的能动性，而且我们所谓的行动，都彻头彻尾地是历史的概念，充盈着方向能量。它们是存在的证明，是存在的献词，因为那种人的自我具有朝向未来的倾向，觉得当下时刻的现在并不是充盈的存在，而只是伟大的生成复合体的一个划时代、一个转折点——进而还觉得当下时刻的现在作为一个整体，既是他个人的生命，也是历史的生命。这一强力和独特的意识乃是更高级的浮士德式的人的标记，但是，哪怕是在其最不重要的族类中，也不是全然没有这种意识；而且，正是这种意识，能把浮士德式的人的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同每一古典的人的行为区分开来。它也是性格与风度、有意识的生成与单纯受动的雕塑性的既成、悲剧中意志与承受磨难之间的区分所在。
　　在浮士德式的人的眼里，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一个目标的运动。他自己也只能在那种状况下生活着，因为对他而言，生活就意味着斗争、征服，意味着去赢得胜利。为生存而斗争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形式，甚至在哥特时代就出现了（它显然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的基础），19世纪并没有发明它，而只是把它变成了机械的-功利主义的形式。可是，在阿波罗式的世界中，并没有这种方向性的运动——赫拉克利特的“生成”[ηοδοs ανω κατω（上升和下降的道路）]中那种既无目的亦无目标的上升下降与此无关——那里没有“新教主义”，没有“狂飙与突进”，没有伦理的、理智的或艺术的“ 革命”，去攻打和摧毁那存在之物。爱奥尼亚风格和科林斯风格出现在多立克风格之侧，并没有提出任何唯一而普遍的有效性的诉求，但是，文艺复兴就排斥了哥特风格，古典主义就排斥了巴罗克风格，每一种西方文学的历史都充满了针对形式问题的斗争。甚至我们的修道院制度，及其圣殿骑士、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等等，也都是作为一种盟会运动形成的，与早期基督教隐修院的“苦修”构成鲜明对比。
　　要背叛浮士德式的生存的这种基本形式，更别说改变它，那完全超出了浮士德式的人的能力。甚至在反对这种形式的努力中，也是以此为前提。有的人反对“进步的”观念，但他始终把他的斗争视作是一种进步。另一些人致力于“复辟”，但他的意图事实上是发展的一种延续。“非道德”只是一种新的“道德”，同样会提出第一性的诉求。权力意志即是不宽容——这就是浮士德式的追求统治的意志。相反，阿波罗式的情感及其由共存的各别事物组成的世界，事实上是宽容的。但是，如果说逆来顺受或宽容与无意志的不动心（Ataraxia）是一致的，那么，对于西方世界及其无限的心灵空间的唯一性（oneness）和它的张力结构的独一性（singleness）来说，那或者是自我欺骗，或者就是衰落的标志。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对形形色色的基督教信条之间的差别要宽容，也就是，不要为此操心，但是，就它自身与整个教会的关系而言，一当它获得了别的方面的权力，立刻唯独就没有宽容。浮士德式的能动的和强力意志的本能，在倾向上跟它自己的哥特式教堂一样，是垂直的，跟它自己的“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从）一样，是直率的，它只关注距离和未来，它也要求对它固有的能动性要宽容，但只对此宽容，也就是，要给此留有余地或空间。例如，请看一下：当城市民主制要求赋予自己无限制的实现它自身的自由，并调整“公”法以使其因时而变的时候，它究竟多大程度上打算在教会的宗教权力的管理问题上同教会保持一致。每个“运动”都想要取得胜利，而每一古典的“姿态”只想着是此（be），从不操心邻人的心性。为赞成或反对时代的潮流而斗争，推动宗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促进建构、重建或解构——所有这些都是非古典的作为，如同它也是非印度的作为一样。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一对古老的反题，一种是只渴望着存在的人的悲剧，一种是只渴望获胜的人的悲剧。
　　把基督教同道德律令联系在一起是十分错误的。不是基督教改变了浮士德式的人，而是浮士德式的人改变了基督教——他不仅使它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赋予了它全新的道德方向。基督教所称的“他”变成了“我”，变成了激情豪迈的世界的中心，变成了个人忏悔这项伟大圣事的基础。甚至在浮士德式的伦理学中，权力意志也热忱地渴望把一个自身特有的道德确立为普遍的真理，把它强加于人性之上，并重新阐释、征服或毁灭以其他方式构建的一切——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代表我们自己的特性了。并且，借助于这种权力意志，哥特时代的青春时期便曾使耶稣的道德教谕发生了一次深刻的——但迄今还没有被人理解——内在转变。一种从麻葛式的情感中涌现出来的安详自若的精神道德，一种被认为必将获得救赎的道德或行为，一种其知识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圣恩行为来领受的道德——被重塑为一种具有律令力量的道德。
　　每一个伦理体系，不论在源头上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都与伟大的艺术尤其是建筑艺术有联系。它事实上是具有因果特征的命题的一种结构。意图运用于实际的每个真理的提出，都有一个“因为”和一个“所以”。在那些体系中，还有一种数学的逻辑——如佛陀的“四谛说”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并且每一种都有一个通俗的表述。在这些由所获得的真理构成的学说中，缺乏不加批判的血气的逻辑，可正是这种逻辑产生了社会阶级和从事实践的人的那些行为规范（习俗），并使其成熟起来（例如十字军时代骑士的义务），对于这些行为规范，只有当某人违犯了它们的时候，我们才会在意识中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一个系统化的道德信念事实上是一种装饰，它不仅体现在道德训诫中，而且体现在戏剧风格甚至艺术动机的选择中。例如，中庸即是斯多葛派的动机。多立克柱式则是古代生命理想的具体体现。正是因为如此，巴罗克风格才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排除一种古典的“秩序”；其实，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因为某些深刻的精神本能而被警告要与这种秩序保持距离。同样地，麻葛式的圆顶向俄罗斯式的洋葱式穹顶的转变，中国的曲径通幽的景观建筑，哥特教堂的钟塔，也都是出于这样的本能。每一个都是从其文化的醒觉意识中产生出来的特殊的和独特的道德信念的一种影像。
　　二
　　古代的谜团和困惑现在自行解决了。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道德，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正如每一个画家和每一个音乐家的身上都有某种东西由于内在必然性而不会浮现到意识中、但却先验地支配着他的作品的形式语言，并使那一作品与每一其他文化的作品区分开来一样，一种文化的人所持有的每一生命概念必定也先验地（在最严格的康德的意义上说的）拥有一种结构要比所有暂时的判断和欲求更深刻，并会给这些东西的风格打上特殊文化的标记。个人的行为，就其文化的原始感受而论，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可能是行“善”，也可能是作“恶”；但是，他的行为所依据的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结果，而只是一个论据（datum）。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身的规范，这规范的有效性始终以该文化本身为归依。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普遍的有关人性的道德。
　　由此言之，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更深意义上的任何真正的“皈依”。任何一种有意识的有赖于信念的行为都是一个原始的现象，是一种已发展成为“无时间的真理”的生存的基本倾向。使用什么样的文字或画面去表现该行为，这并不重要，不论它显得是某一神灵的旨意或是哲学沉思的结果，不论它是表现为命题或是表现为象征，也不论它是对固有的信念的宣告或是对外来的信念的反驳。反正它就在那里。它能够被唤醒，能够以学说的形式被理论地表述，我们可以改变或改善它的理智工具，但我们不能生产它。正如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世界感一样——甚至在试图改变它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遵循传统的路线，并且只能是肯定它而不是推翻它 ——我们也无力改变我们的醒觉存在的伦理基础。我们时常在作为科学的伦理学和作为责任的道德之间作出某种口头的区分，但是，正如我们所理解的，责任的核心并不会由此而产生出来。如同文艺复兴不能复活古典的动机或从阿波罗式的动机中产生出除一种南方化的哥特动机、一种反哥特的动机之外的任何东西一样，我们也不能使某个人皈依一种外在于他的存在的道德。我们今天可以把价值重估（transvaluing）说成是我们全部的价值；我们作为世界都市市民可以“追溯到”佛教或异教或一种浪漫主义的天主教；我们可以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支持一种个人主义，或像社会主义者那样支持一种集体伦理——但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所愿望和所感觉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皈依神智论（Theosophy）或自由思想派（Freethinking）或现今从自称的基督教到自称的无神论（或相反）中的任何一种，都只是语言和概念的改变，是宗教的或理智的表面的改变。我们的这些“运动”，没有一种改变过人。
　　为所有的道德建立一种严格的形态学，乃是未来的一个任务。在这里，尼采又一次是向新的立场迈出本质的一步的第一人。但是，他没能考察他自己的条件，即思想家自己将置身于“善与恶之外”。他既想做一个怀疑论者，又想做一个先知，既想做一个道德批评家，又想做一个道德的传福音者。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要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就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在尼采这里也是一样，就算把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全加在一起，他最远也只是走到了门口——并且还是站在门外。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他更出色。我们面对巨大的财富——既包括道德方面的，也包括其他形式语言方面的——茫然不知所以然。甚至那位怀疑主义者都无法领会他的任务；归根结底，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概念，来作为衡量其他东西的标准，那一概念也受到他的特殊气质和私人趣味的影响。现代的革命者——施蒂纳（Stirner）、易卜生、斯特林堡、萧伯纳——也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设法隐瞒了新公式和口号背后的事实（不仅对自己隐瞒，也对他人隐瞒）。
　　但是，一种道德，就像一尊雕刻、一首乐曲、一幅绘画一样，也是表现某种生命感的自足的形式世界；它是一个根本上不可改变的论据，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在其历史周期的范围内永远是真实的，超出了那一周期，就永远是不真实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诗人、音乐家或画家来说，他们的那些个作品都是有机的单位，对于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高级个体来说，它的那些个艺术门类也都是有机的单位；油画作为一个整体，luoti(被禁止)雕塑作为一个整体，复调音乐作为一个整体，充满韵律的抒情诗作为一个整体，等等，全都是时代的，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是生命的重要象征。在文化的历史中，跟在个体生存的历史中一样，我们处理的是可能事物的现实化；这就是内在精神生成为一种世界的风格的故事。在这些伟大的形式单位——它们自行成长，自行完成，并在一系列预先决定的人类世代中走向终结；它们在经过几个世纪之后，将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的身旁，我们可以看到一组浮士德式的道德以及全部阿波罗式的道德也作为高级的个体而存在着。它们之所是，即是它们的命运。它们是论据，揭示（或科学洞识，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只是使它们以一定的形态显示给意识。
　　有某种几乎不可描述的东西把从赫西俄德（Hesiod）和索福克勒斯到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的所有理论集合在一起，并把它们集体地同从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和阿伯拉尔（Abelard）到易卜生和尼采所教导的东西对立起来，甚至耶稣的道德教谕也只是一个普遍道德的最崇高的表现，这个普遍道德在马西昂（Marcion）和摩尼、斐洛和普罗提诺、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奥古斯丁和普罗克洛（Proclus）那里获致的是不同的形式。所有的古典伦理学都是姿态的伦理学，所有的西方伦理学都是行为的伦理学。另外，所有的印度伦理学体系和所有的中国伦理学体系也都形成了各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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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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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想象得到的每种古典伦理学都把人建构为一个个体的静态实存，建构为众实体中的一个实体，而所有西方的道德价值体系则把人当作在一个无穷整体中的影响的中心。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一种超距作用的情感，亦即是第三向度的道德情感；关切——关切那些与我们共处的人，关切我们身后各代的人——的基本情感即是它无处不在的标志。因此，在我们看来，在埃及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有某种社会主义的东西，而相反的倾向，如个体的泰然自若、无欲无求、静态的自足，则让我们想起印度伦理和由它所塑成的那种人。佛陀座像（“眼帘低垂”）和芝诺的不动心并非全然格格不入。古典人的伦理理想在他的悲剧中有所体现，在悲剧的净化作用中有所揭示。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阿波罗式的心灵的净化，意味着它摆脱了那些不是阿波罗心灵的东西的重负，而不是摆脱了距离和方向的要素。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斯多葛主义不过是它的成熟形式。戏剧在庄严的时刻所产生的效果，即是斯多亚学派希望向整个生命领域传播的东西；也就是，雕塑般的自持和无意志的心态。因而，καθαρσιs（净化）这个概念不是跟佛教的涅槃理想十分相似吗？——后者成为佛教的要义无疑是十分“晚的”，但其作为一个本质却是贯穿于印度历史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还有，这种相似性不是使理想的古典人和理想的印度人彼此十分接近，并使他们都跟其伦理体现在莎士比亚式的具有动态演进和灾难的悲剧中的人区分开来了吗？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觉得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尤其是第欧根尼坐在恒河边这个观念并不是荒谬可笑的事，可是，如果第欧根尼出现在西方都市中，则一定会被当作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另一方面，广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原型，即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尼罗河的政治形态中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尼采在看待他自己的时代的时候更少带有偏见、更少浪漫主义的气质去维护某些伦理创造，那他必定会发觉一种特殊的、在他的意义上的基督教的怜悯的道德在西欧土地上其实并不存在。我们不要被诸如人类定则之类的词眼所误导，而误解它们的真实意义。在人所具有的道德与人认为他所具有的道德之间，有一种十分模糊、十分不稳定的关系，且正是在这里，一种无懈可击的心理学可谓是无价之宝。怜悯是一个危险的词，尼采自己——尽管他无疑是一位艺术大师——和别的人都未曾探讨这个词在不同时代的意义（理论的和效果的）。奥利金时代的基督徒的道德十分不同于圣方济各时代的基督徒的道德。在此，我们没有机会去探询浮士德式的怜悯——在骑士社会中体现为献身、热情奔放或者诸如此类的种族本能——比照于麻葛式基督徒的宿命论的怜悯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它想象为是超距作用和实践的动力学，或（从另一个角度说）想象为一种自负的心灵对自身的要求，再或者想象为是一种专横的距离感的表达。一组固定的伦理术语，例如我们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所拥有的那些术语，必定涵盖着大量的不同观念以及甚至更大量的不同意义。当一种如我们这样具有历史的和反思的气质的人类把表面的东西当作为真实的意义加以接受，并把理想视作仅仅是为认识而存在的主题时，那实际上只是证明了它对过去的尊敬——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即是对宗教传统的尊敬。一个充满信心的经文，并不是它的真实性的保证，因为人很少能意识到他自己的信仰。跟深刻的精神现实性相比，口号和学说常常或多或少是大众的和外在的。我们对《新约》的训诲所表示的理论上的尊敬，事实上跟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对古代艺术所表示的理论上的尊敬属于同一层次；如同后者并不曾改变作品的精神一样，前者也不曾改变我们西方人的精神。我们时常引用为宗教精神之代表的“托钵修会”、“摩拉维亚教会”和“救世军”（Salvation Army），数目少得出奇，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故而，它们其实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整体——亦即浮士德式的基督教道德——中的一些特例。那种道德其实并不是路德或特兰托会议阐述出来的，而是所有具有伟大风格的基督徒——英诺森三世和加尔文、罗耀拉和萨沃那洛拉、帕斯卡尔和圣特雷莎（St. Theresa）——内心所涌现的，甚至在潜意识中，这还与他们自己的公开教诲相抵触。
　　我们只需将纯粹西方的男子气的德行（manly virtue）概念跟希腊理想中十分女性气质的αρετη（美德）作一比较：前者被尼采名之为“moralinfrei”virtù（“英雄的”德行），西班牙人称之为grandezza（高贵），在法国巴罗克时期则为grandeur（庄严）；而后者在实际的运用中，对我们而言，即是享乐（ηδονη）的能力、沉着平静的气质（γαληνη，απαθεια）、无欲无求，尤其是十分典型的αταραξια（镇定自若）。尼采曾提及所谓的“金发碧眼兽 ”（Blond Beast），并认为它就体现在他评价甚高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典型中（因为它实际上不过是伟大的霍亨斯陶芬时代的德国人的一种复制品），这种人与无一例外地呈现在每一古典伦理中和体现在每一个有价值的古典人身上的那种类型，恰好形成对照。浮士德文化已经制造了一长串心肠很硬的人，而古典文化就从没有这种类型。因为伯里克利和忒密斯多克利天性温和，跟阿提卡的καλοκαγαθια（高贵品格）相一致，亚历山大属于从没有睡醒的浪漫主义类型，恺撒则属于狡黠的计算者类型。汉尼拔这个外来者只是他们所有人当中的“一员”。早期的这些人们，当荷马把他们呈现出来时——例如奥德修斯和埃阿斯这类人物——按照我们的判断，他们不过是十字军骑士当中的一些怪异的形象。他们的天性本来是十分女性气的，可也有兽性的一面——一种重新界定的、属于他们自身的兽性——希腊人的野蛮就属于这一种。但是，在北方，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和霍亨斯陶芬的伟大皇帝，皆出现在文化的肇始时期，其周围则环绕着狮王亨利（Henry the Lion）和格列高里七世这样的巨人。接着出现了文艺复兴、红白玫瑰党之争、胡格诺战争、西班牙征服者、普鲁士选帝侯和国王、拿破仑、俾斯麦、罗得斯等各样的人物。还有什么其他文化曾出现过相似的人物吗？在整个希腊历史中，何时有过类似于1176年这么有力的场景呢？——以莱尼亚诺战争（Battle of Legnano）作为前景，以伟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伟大的韦尔夫王朝（Welf）突然揭开的争端为背景。大迁徙时期（Great Migrations）的英雄、西班牙的骑士、普鲁士的纪律、拿破仑的精力——古典文化又有多少这样的人和事呢？还有，在浮士德道德的盛期——从十字军到世界大战的时期——我们在何处见到过“奴隶道德”、逆来顺受、助祭的博爱（deaconess’s Caritas）这样的东西？它们只存在于这个时期虔诚而恭敬的道德言辞中，在别的地方根本没有。那些典型的僧侣，本身就是浮士德式的；想一想古代德意志帝国的那些在马背上领导他们的教徒投入血腥的撕杀的大主教，或那些强行要使亨利四世、腓特烈二世这样的人驯服的教皇；想一想奥斯特马克（Ostmark）的条顿骑士团，想一想路德在古代北方的异教世界挑起的对抗罗马教廷的挑战，想一想塑造法国的那些伟大的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马扎林（Mazarin）、夫勒里]。那就是浮士德式的道德，如果我们无视其在西欧历史的整个领域中的影响，那必定是对其真实的情形视而不见。在这些伟大的例证中，有一种世俗的激情，表现了一种使命意识，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理解浮士德式的道德的那些伟大的精神激情，那些勇往直前、不可阻挡的博爱（Caritas），那是一种动力学的博爱，全然不同于古典的中庸和早期基督教的温柔。在德国神秘主义者、德国和西班牙骑士团、法国和英国加尔文派所实践的那种怜悯中，总有一种强硬性（hardness）。在俄罗斯，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将一个心灵融入众多心灵的兄弟之爱的博爱类型；而在浮士德式的心灵中，博爱乃是一个心灵超出其他心灵之上。在这里的定则也是“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从）。而个人的博爱，只是为了要在位格的上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一个个体而实施的。
　　这就是为什么“怜悯”的道德在日常意义中自有这个词以来就一直受到我们的尊敬，有时还成为思想家所希望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原因。康德下定决心要拒斥它，事实上，它与“范畴的律令”完全是抵触的，根据那一律令，生命的意义乃在于行动，而不在于听任柔弱无力的意见。尼采的“奴隶道德”是一个幽灵，他的主人道德则是一个现实。它不需要定则去保证它的效能——它就存在于此，它不同于古代的定则。脱去他的浪漫主义的善变的面具和他的超人的模糊的幻象，他所谓的“人”剩下的就只是浮士德式的人本身，这种人今天是，甚至在传说的年代，就是一种有能量的、必然的和动力学的文化的典型人物。不论在古典世界中可能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时代的伟大而卓越的实干家都是这样的伟大实干家，他们的超前思想和关切会影响千百万人，会影响伟大的政治家和组织者。“一种高级人类，由于其在意志、知识、财富和影响上的巨大优势，使他们能够利用民主制的欧洲作为他们最上手、最灵活的工具，来插手地球的命运，同时作为艺术家去塑造‘人’ 自身。够了——当人们抛掉以前的东西而重新学习政治的艺术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到来了。”尼采在一篇比已完成的著作凝练得多的未刊稿中如是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才能，否则就会被因为旧的选择错误而强加于我们的民主制所毁灭。”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也如是说。尽管萧伯纳的哲学视野总体上是有局限的，但他比尼采更具实践才干和更少意识形态限制，在《巴巴拉少校》中，百万富翁安德谢夫特（Undershaft）的形象把超人理想翻译成了现代的非浪漫主义的语言[事实上，现代也是尼采的真正源泉，尽管他是通过马尔萨斯（Malthus）和达尔文而间接地论及到它]。正是具有伟大风格的这些讲求实际的人，才是凌驾于其他人的命运之上的权力意志在今天的代表，因而也是一般的浮士德伦理的代表。这种人不会向梦想家、“艺术家”、弱者和“失败者” 撒播他们的钱财，以满足无限的博爱之心；他们只会把钱财用于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亦即对未来精打细算的人。他们跟这些人一起寻求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给各代的生存创造了一个力的中心，这中心将比一代人活得更久。单纯的金钱也能够产生出观念，创造出历史，罗得斯——其实，他是只有到21世纪才会显示出重要性的那种人的先驱——在任意处置他的财产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理应如此。一个肤浅的判断，一个不能内在地理解历史的人，必定不能区分大众的社会道德主义者和人性传道者的文学饶舌跟西欧文明的深刻的伦理本能。
　　社会主义——在其最高的且非它的拐弯抹角的意义上说——像其他每一种浮士德式的理想一样，也是唯我独尊的。它的流行仅仅可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甚至被它的倡导者完全误解了，那些人把它描述为是一系列的权利而不是一种责任，描述为是康德律令的废除而不是强化，是方向能量的减弱而不是加强。其对于“福利 ”、“自由”、“人性”这样的理想，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学说所具有的微不足道的和表面的倾向，也不过是对浮士德伦理的否定——是跟伊壁鸠鲁的“快乐”理想的倾向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快乐的状态乃是古典伦理的现实总和和实质。这里恰好提供了一个有关快乐情感的实例，从所有外在的表象上看，它都是一样的，但在一种情形中，它意味着一切，而在另一种情形中，却意味着虚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描述古典伦理的内涵就是博爱主义，是由个体施及于自身、施及于他的肉身（soma）的一种恩惠。亚里士多德就赞成这有观点，因为他恰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φιλανθρωποs（仁爱）一词的，古典主义时期最优秀的人物，尤其是莱辛，对此深感不解。亚里士多德曾描述阿提卡悲剧对阿提卡观众的影响是泛爱的。悲剧的突转可以使观众从自我怜悯的状态摆脱出来。在早期希腊化时期，也存在一种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理论，例如在卡利克勒斯（Callicles）那里——自然要以严格的、有形体的欧几里得式的人为先决条件。阿尔西比亚德是第一种道德理想的典型。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他在当时成为他那种人的最大典型，可他也被认为是古典的高贵（Kalokagathia）的类型，并由此而受到赞赏。但是，普罗塔戈拉甚至更为明显，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本质上具有伦理的意味——人（每个为自己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是一种雕塑式的心灵的主人道德。
　　四
　　当尼采第一次写下“重估一切价值”这个短语的时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数个世纪的精神运动终于寻到了自己的定则。重估一切价值，此乃是每一种文明最基本的特性。因为一种文明的肇始就是：它将重塑前此存在过的所有文化形式，以另样的方式理解它们，以另样的方式实践它们。它所能为之事，不过就是重新阐释，在此所具有的这种消极特性，是这一性格的所有时期所共有的。它认定真正的创造行为已经发生过了，而它只需要着手继承庞大的现实性即可。在晚期古典时期，我们发现，这一情形就发生在希腊化罗马的斯多葛主义的内部，这也是阿波罗式的心灵漫长的垂死挣扎。在从苏格拉底——他是斯多亚学派的精神之父，在他身上，内心枯竭和城市智性主义的最初征象已经明显可见了——到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间隙当中，以往古典的每一生存理想都经过了价值重估的历程。在印度的情形中，婆罗门式的生命的价值重估到阿育王（Asoka）（公元前250年）时期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佛陀之前和佛陀以后的吠檀多派（the Vedanta）写下的著作，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自己呢？甚至现在，浮士德心灵的伦理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那一心灵被伟大城市的石头围堵起来时，它的基本伦理也受到价值重估过程的影响。卢梭是这种社会主义的祖先；跟苏格拉底和佛陀一样，他是一种伟大文明有代表性的代言人。卢梭对所有伟大的文化形式和所有重要的传统的拒斥，他的著名的“回到自然状态”的口号，他的讲求实际的理性主义，就是明确无误的证据。文明的这三位代言人，每一个都埋葬了一段千年的精神深度。每一个都对人类宣讲了他们的福音，但这只是对具有城市才智的人类，这种才智厌倦了城镇和晚期文化，它的“纯粹的”（亦即无心灵的）理性渴望摆脱这些东西及其权威的形式和它们的坚固性，渴望摆脱不再属于活生生的联合体因而受到嫌恶的象征主义。文化为争论所湮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伟大的19世纪的那些名字——我们把他们同这出伟大戏剧的大军，如叔本华、黑贝尔、瓦格纳、尼采、易卜生、斯特林堡，联系在一起——我们立刻就能领会尼采在他的未完成的杰作的片断性的前言中故意但正确地称作虚无主义的来临的意思。每一种伟大的文化都知道这种虚无主义，因为它的深刻的必然性是这些强有力的有机体的终局所固有的。苏格拉底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佛陀亦然。世上有一种埃及的或阿拉伯的或中国的祛心灵化的人类，同样也有一种西方的祛心灵化的人类。这不仅仅是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宗教变革和艺术变革的问题，更不仅仅是任何形式的可感知的或事实上的改变的问题，而是心灵在充分实现了它的可能性以后的状态的问题。要指出希腊主义和现代欧洲的巨大成就是很容易的，但却于事无补。大规模的奴役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进步”和不动心（Ataraxia）、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近代科学、帕加马和拜洛伊特、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社会状况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状况，都仅仅是历史表面的症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外在的生活和行为，不在于制度和习俗，而在于最深刻和最后的事物，那就是世界大都市的人类以及外乡外省的人类的灵性的完成。对古典世界来说，这种状况是随罗马时代而出现的；对我们来说，则要到公元2000年左右才会出现。
　　文化和文明，一个是心灵的活生生的实体，一个则是心灵的木乃伊。对西方的生存来说，两者的分际在大约180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即一方是地处偏远的生命，它有着自身的、通过内部的成长而形成的充盈性和确然性，有着从哥特式的童稚时期到歌德和拿破仑这种伟大的、不间断的演进；而另一方则是我们的伟大城市那秋天般的、人工的、无根的生命，受才智所构建的形式的支配。文化和文明，一个是诞生于大地母亲的有机体，一个是从固化的结构发展而来的机械物。文化人过着灵性的生活，文明人则是在空间中、在实体和“事实”中过着外在的生活。前者感受为命运的东西，后者理解为因与果的联系，故而文明人是唯物主义者——在这个词对文明且只对文明有效的意义上说——不论他是否愿意，也不论他所主张的佛教、斯多葛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学说是否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对哥特时期和多立克时期的人来说，对爱奥尼亚时期和巴罗克时期的人来说，艺术、宗教、习俗、国家、知识、社会生活，这一整个广泛的形式世界，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实施和实现，没有必要先对它们有所“认识”。他们轻而易举就获得了对文化的象征主义的支配权，就像莫扎特在音乐中所获得的。文化是不言自明的。对这些文化形式的陌生感；觉得这些形式只是创造的自由需要摆脱的负担；企图彻底清点已有的形式库存，以便借理性之光使它变得更容易计算；过分地把思维强加于创造力的不可思议的品质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心灵开始厌倦的症状。只有病人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当人们建构一种非形而上的宗教来对抗已有的祀拜和教义的时候；当人们建立一种“自然定律”来对抗历史定律的时候；当在艺术中发明了一种风格来取代再也不能被生产和被驾御的那种风格的时候；当人们把国家设想为一种不仅能被改变而且必须加以改变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显然有某种东西确定地崩溃了。最高形态的无机物，即世界都会本身，就耸立在文化景观的中间，它的人类被连根拔除，被纳入它之中，为它所利用。
　　科学的世界是表面的世界，是实践的、无心灵的和纯粹广延的世界。佛教、斯多葛主义、社会主义的观念都依赖于这种世界。在这里，生命不再是某种自明的东西——几乎不再是意识的问题，更别说有所选择了——也不再当作出于上帝意志的命运而被接受，而被看作是一个问题，以理智所看到的样子得到呈现，通过“功利主义”或“理性的”标准得到评判。这根本上就是这三者的全部意义。大脑支配着一切，因为心灵已放弃了一切。文化人无意识地生活着，文明人则是有意识地生活着。世界都市——怀疑的、实践的、人工的——只是代表着今天的文明。位于它的大门口的系于土地的农民根本不算什么。“人民”指的是城市人民，这是一种无机的群众，是某种流动的东西。农民不是民主制的——这再一次是一个属于机械的和都市的生存的概念——因此他被忽视，被轻蔑和被唾弃。随着旧的“等级”——贵族和僧侣——的消失，农民成为唯一的有机的人，成为早期文化仅有的残迹。他在斯多葛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都没有位置。
　　因而，在歌德的悲剧的“第一部”中，浮士德是孤寂的深夜的热情学者，逻辑上说，他是“第二部”和新世纪的浮士德的前身，是一种纯粹实践的、目光远大的、方向向外的能动性的典型。在他身上，歌德从心理学上预示了西欧的整个未来。他就是取代文化的文明，是取代内在有机体的外在机械物，是作为熄灭的心灵的石化的才智。如同开头的浮士德之于结尾的浮士德是文化对文明一样，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之于恺撒时代的罗马，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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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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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只要一种正趋于完成的文化的人还继续自然地和不加怀疑地过着以前一样的生活，则他的生命就自有一种安身立命的品行。这就是本能的（instinctive）道德，虽则它可以有上千种有争议的形式来伪装自己，但该文化中的人自己并不会无所适从，因为他内在地拥有那种道德。但是，一当生命衰竭了，一当人踏上了大城市——它们本身就是才智的世界——的人工的土地，且需要一种与他自己现在的生命相适应的理论，道德就变成了一个问题。文化的道德是其中的人所本有的，文明的道德则是其中的人所寻求的。一个太过深刻，以致逻辑的手段对它都黔驴技穷，另一个则是逻辑的一种函数。迟至古典文化的柏拉图和迟至西方文化的康德，伦理学仍不过是一种辩证法，是一种概念游戏，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完成，归根结底，还不是什么真正必需的学问。对康德来说，“范畴的律令”还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陈述，是对根本不成问题的东西的抽象陈述。但是，对于芝诺和叔本华来说，便不再是如此。发现、发明或强行编造出某个形式来作为存在之定则，已成为必需之事，并且这形式不再依附于本能；因而，基于此点，便出现了文明化的伦理学，它不再是生命本身的反思，而是知识对生命的反思。我们觉得，在所有这些深思熟虑的体系——充斥于所有文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存在某种人工的、无心灵的和半真理的东西。它们不是那种深奥的、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故配得上跟伟大艺术并列在一起的创造物。所有高级风格的形而上学、所有纯粹的道德直觉，面对一种突然临现的需要而消失殆尽了，那是一种实践的道德的需要，这道德想要支配那再也不能支配自身的生命。直到康德，直到亚里士多德，直到瑜伽学派和吠檀多派的学说，哲学还是一系列伟大的世界体系，在那里，形式的伦理学只占了十分适中的位置。但是现在，它已变成了以一种形而上学为背景的“道德哲学”。知识论的热情不得不让位于硬性的实践需要。社会主义、斯多葛主义和佛教，就是这一类型的哲学。
　　对世界的观察，不再像埃斯库罗斯、柏拉图、但丁和歌德那样是从高处进行，而是从暴虐的现实的角度着眼，这种观察其实就是用井蛙之见去取代鸟瞰。这种取代是从文化坠落到文明的绝好度量。每一种伦理学都是一种心灵的命运观的表述——英雄的或实践的，伟大的或平凡的，男子气的或衰老的。因此我把道德区分为悲剧的道德和平民的道德。一种文化的悲剧道德，所认识和把握的乃是存在之重，但它也由此带出了一种自负的情感，使那重负变得可以忍受。埃斯库罗斯是这样，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婆罗门哲学的思想家也这么认为；但丁和德国天主教也是如此。我们在路德主义的坚定的战斗赞美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Ein’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中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在“马赛曲”中仍可听到它的回声。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佛陀时代的教派和19世纪的平民道德，则为智取命运设计了相当多的战斗计划。埃斯库罗斯创造的是宏大的风格，斯多亚学派创造的是谦卑的风格——不再表现生命的充盈，而是表现生命的卑微、冷漠和空虚——罗马人的宏大风格所实现的，全是要强化这一同样理智的冷漠和空虚。伟大的巴罗克大师——莎士比亚、巴赫、康德、歌德——的伦理激情，是一种男子气的意志，即想要内在地支配自然事物，因为它觉得这些事物远远低于它自身；近代欧洲的国家措施、人性理想、世界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等，则表现了另一种意志，即想要从处于相同层次的事物中外在地廓清一条道路：可在这两种意志之间，有着相同的关系。和其他的东西一样，这也是跟古典的出于必然的忍耐力相反的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但事实是，物质的成就的巨大跟形而上的成就的伟大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缺乏深度，缺乏以前的人称作上帝的东西。浮士德式的行为（deed）的世界感，曾经在自霍亨斯陶芬王朝和韦尔夫王朝到腓特烈大帝、歌德和拿破仑这每一个伟人身上，都是充盈有力的，而现在，这种世界感平息下来，成为一种工作（work）的哲学。这样一种哲学不论是攻击工作还是捍卫工作，都不会影响工作的内在价值。行为的文化观和工作的文明观的关系，就如同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姿态跟第欧根尼的姿态的关系。一个是承受和忍受，另一个是懒散。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所展示的是科学的行为，但近代物理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的工作。并且，尽管有来自叔本华到萧伯纳的宏篇大论，日常的和具有“深厚的人类理性”的平民道德，才是我们所有有关生命的揭示和讨论的基础。
　　六
　　进而言之，每一种文化都各有自身的精神消亡的方式，此方式乃是出自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之必然性。故而，佛教、斯多葛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终结现象，在形态学上是彼此相当的。
　　因为连佛教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它的更深刻的意义一直受到误解。它不是——例如——像伊斯兰教和詹森派那样的一种清教运动，不是像狄奥尼索斯浪潮之于阿波罗世界那样的一种宗教改革，也——更一般地说——不是像吠陀宗教或使徒保罗的宗教那样的一种宗教，而是疲惫的世界都市人的一种最后的和纯粹实践的世界情感，在这种人的身后，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而在他们的前面，又没有任何未来。它是印度文明的一种基本情感，因而既相当于斯多葛主义和社会主义，又与它们属于“同时代”。这种彻底世俗的和非形而上的思想的精髓，可见于佛祖在贝拿勒斯（Benares）附近的著名布教，那就是为这位王子哲学家赢得第一批信徒的 “四谛”说。它的根基在于理性主义的及无神论的数论派哲学，它完整地接受了这一哲学的世界观，恰如19世纪的社会伦理学来自18世纪的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斯多亚学派（尽管它表面上是吸收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是源自普罗塔戈拉和智者派一样。在这每一特例中，都是以万能的理性作为出发点去讨论道德，而宗教（在信仰任何形而上的东西的意义上）并不曾进入视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其原始的形式上比这些体系更加是非宗教的——我们在此所关心的，正是这些体系本身，而非它们的属于文明的晚期阶段的派生物。
　　佛教拒斥一切有关神和宇宙问题的沉思；对于它来说，只有现实生命的自我和行为才是重要的。并且它对心灵也没有确定的认识。印度早期佛教的心理学家有关心灵的观点，正是今天的西方心理学家和西方“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把内在的人简约为一堆感觉和诸多电化学的能量的集合。比丘那先（Nagasena）告诉国王弥兰陀（Milinda）说，他出行用的马车的各部分并不是马车本身，“马车”只是一个词，心灵也只是一个词。精神的要素可名之为 Shandhas（蕴），是暂时的。这与联想心理学的观念完全一致，事实上，佛陀的学说包含有许多唯物主义的成分。正如斯多葛派挪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思想并将其局限于一种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样，正如基于达尔文学说的社会主义乃是歌德的深刻的发展观的机械化（在黑格尔的帮助下）一样，佛教也是这样对待婆罗门教的karma（业）的观点，亦即一种能动地实现自身的存在的观念（在我们的思想中，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它常常极其唯物地把这种东西视作是要历经变化的世界物质。
　　在我们面前，已经有了三种形式的虚无主义——在尼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每一种虚无主义中，昨日的理想，或者说历经多个世纪成长起来的宗教的、艺术的和政治的形式，已经被解体了；不过，甚至在这最后的行为中，在这种自我遗弃中，每一特定的文化都运用了自己的整个生存的原始象征。浮士德式的虚无主义 ——易卜生或尼采、马克思或瓦格纳——是自己粉碎了那些理想。阿波罗式的虚无主义——伊壁鸠鲁、安提西尼（Antisthenes）或芝诺——是看着它们在眼前分崩离析的。印度的虚无主义则是从它们那里退回到自身之中。斯多葛主义把目标指向个体的自我照料，指向雕塑式的和纯粹当下的存在，而不顾及未来、过去或邻人。社会主义则对同一主题作动态的处理；它和斯多葛主义一样是防御性的，但它所捍卫的，不是生命的姿态，而是生命的展开；更确切地说，它是以守为进，因为它通过强有力的向远方的突进把自身传播到一切的未来和全人类，在某一种政体形式下把全人类结合在一起。佛教——在宗教研究中，只有纯粹的粗浅涉猎者会把它跟基督教加以比较——是西方语言的词汇几乎无法复述的。但是，谈论一种斯多葛主义的涅槃并以第欧根尼式的人物为例，应当是允许的，甚至一种社会主义的涅槃的概念，也应当有其正当性，因为欧洲的疲惫的心灵掩盖了它在世界和平、人性和人类的兄弟情谊的口号下对为生存而挣扎的逃离。不过，所有这些无论如何都未能接近佛教的涅槃概念的奇异的深奥性。当一种古老文化从其最后的完善形式走向死亡，且事实上还紧紧依附于对于它自身来说最本质的财产和它的形式与内容以及生而具有的原始象征的时候，涅槃仿佛就是这一文化的心灵。在佛教当中，没有东西可以称作是“基督教的”，在斯多葛主义中，没有东西可以在公元 1000年的伊斯兰教中找到，孔子与社会主义之间，也同样没有东西是共同的。“即使两个东西是同一的，也没有什么是共同的”（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这句话——它应当出现在一切处理活生生的和独特地发生的生成物而不是逻辑地、因果地和数字地处理可理解的既成物的历史著作的扉页——尤其适用于文化运动的这些最后的表现。在所有文明中，存在不再为心灵所弥漫，而是变得为才智所弥漫，但是，在每一各别的文明中，才智皆具有一种特殊的结构，且隶属于一种特殊象征主义的形式语言。恰恰是因为存在的这种个体独特性——其在无意识中运作的时候，总在历史表面仿照最后阶段的创造物——使得这些例证在历史地位方面相互间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它们付诸表现的东西，在各自的情形中是不同的，但它们如此这般将其付诸表现的这一事实，标志着它们彼此是“同时代的”。佛教对充盈的、决断的生命的克制，有着斯多葛派的味道；而斯多葛派的相同的克制，则有着佛教的味道。阿提卡戏剧的净化作用与涅槃观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净化的文化情感是，伦理社会主义——尽管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还没有获得其自身最后终将拥有的明确的、坚定的屈从形式。也许接下来的几十年将赋予它一个成熟的表述，就像克律希波赋予斯多亚学派那样。但是，甚至现在，当社会主义获得了更高级的形式而其吸引力变得更加狭隘的时候，当它的倾向变成了罗马-普鲁士式的全然非大众的自我约束与自我放弃伟大的责任感的倾向的时候，在社会主义当中便有了一种斯多亚派的面孔；在它蔑视短暂的快乐和及时行乐的时候，则有一种佛教的面孔。另一方面，在它作为一种大众理想单单有力地向下和向外发展自身的模式中，在它以一切的名义成为个体的享乐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只为自己的享乐主义）的模式中，它显然又具有伊壁鸠鲁派的面孔。
　　每一种心灵都有它的宗教，这仅仅是它的生存的另一种表达。它借以表现自身的所有活生生的形式——所有的艺术、学说、服装；所有的形而上学的和数学的形式世界；所有的装饰；每一种柱式、每一首诗和每一个观念——根本上都是宗教的，且必须是宗教的。但是，从文明肇始时起，这些便再也不能如此了。如同每一文化的精髓皆是宗教一样，——故而，每一文明的精髓则是非宗教——文化与宗教、文明与非宗教，乃是同义语。谁在作为委拉斯开兹之反面的马奈、作为海顿之反面的瓦格纳、作为菲狄亚斯之反面的吕西波斯、作为品达（Pindar）之反面的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创造性中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就无法认识到艺术中所谓的最优秀意味着什么。甚至罗可可艺术在其最世俗化的创造中也仍是宗教的。但是，罗马的建筑，甚至在它们是神庙的时候，也是非宗教的；在古罗马的宗教建筑中，具有宗教意味的乃是受麻葛式的心灵的侵入的万神庙，这是第一座清真寺。大都市本身作为古老的文化城镇的反面——亚历山大里亚作为雅典之反面，巴黎作为布鲁日（Bruges）之反面，柏林作为纽伦堡之反面——直至最后的细节、直至街面、直至立面的枯燥的智性，都是非宗教的。相应地，属于大都市的形式语言的伦理情感也是非宗教的和无心灵的。社会主义是浮士德式的世界感，但已变成了非宗教的；“基督教”的字样（甚至仅限于“真正的基督教”）总是挂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嘴边，在他们看来，它似乎只是本质上“不带教条的道德”而已。相比较于奥菲斯宗教，斯多葛主义也是非宗教的；相比较于吠陀教，佛教也是非宗教的；罗马斯多葛派赞成和奉行皇帝崇拜，后期的佛教徒热忱地否定他的无神论，或社会主义者称自己是最热心的自由思想家，甚或去信仰上帝，这都无关宏旨。
　　在从文化到文明的转折点，亦即文化的更年期，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人类永久地失去其精神的生育能力和以建造来取代生育的位置的转变时期，活生生的内心信仰的这种消亡——逐渐地甚至只是言说着一个人的存在中最不重要的要素——变成了历史的世界图象中的现象。没有生育能力——在其全部直接的严肃性上理解这个词——是大都市的谋士的标志，是已完成的命运的标记；历史象征主义最有影响的事实之一，便是那一转变不仅体现在伟大艺术的消亡中，而且十分核心地体现在无有子嗣和“种族自杀”的文明化的和无根的层面，这一现象并非我们自己所特有，而是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那里就已经被发觉且为人们所悲悼——当然已经回天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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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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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至于这些新的和纯粹智性的创造物的活生生的代表，每一没落时代都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新秩序”的人们的身上，我们对此毫不怀疑。他们是流动的世界都市的芸芸众生（Populace），是无根的城市群众[正如雅典人所称呼的，οι πολλοι（庸众）]，他们取代了民族，取代了源自泥土和农民性的文化初民（Culture-folk）——甚至当他们生活在城镇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的市场上的游手好闲者，是我们自己的对应时代的报纸读者；是那时和现在分别创造了一种才智平庸的祀拜和一种依赖于广告的教会的“受教育者”；是出没于剧场、娱乐场所、运动场和“畅销书”市场的人。斯多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的对象就是这种出现于文化晚期的群众，而不是“人类 ”，在埃及的新帝国、佛教的印度和儒家的中国，都有与此等同的现象。
　　相应地，还有一种富有特色的公共影响的形式，即讽刺（Diatribe）。这种形式最早是希腊化时期的一种现象，其在所有文明中都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它彻头彻尾地是辩证的、实践的和平民的，它以无约束的小巧灵活的煽动取代了伟大文化的人古老的、有意义的且影响深远的创造，以目标取代了观念，以谋划取代了象征。所有文明所共有的扩张要素，外部空间对内部精神空间的帝国主义式的取代，也是这种东西的体现。还有量取代质，传播取代深化。我们不要把这种仓促的、肤浅的活动跟浮士德式的权力意志混为一谈。它整个地意味着创造性的内在生命已走向终结，理智的生存只能通过在城市空间中的外在影响来物质地维系。讽刺必然属于“非宗教的宗教”，是“心灵治疗”所要采取的富有特色的形式。它看起来就像是印度的讲道、古典的修辞和西方的新闻。它不是诉诸于最好，而是诉诸于最多，它对手段的评价根据的是由其所取得的成功的量。它以靠演讲和写作为生的才智的淫技（intellectual male-prostitution）取代了古代的思想性，这种淫技充斥和支配着世界都市的大厅和市场。如同希腊化哲学整个地是修辞性的一样，左拉（Zola）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的社会伦理体系则是新闻性的。即便说基督教在其原始的扩张中是与这种精神的淫技纽结在一起的，那也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的关键点几乎总是被忽视。原始基督教是一种麻葛式的宗教，它的创始人的心灵完全没有能力从事这种缺乏机智或深度的野蛮活动。是保罗把这种希腊化的实践引入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与原始共同体确定的对立相反——罗马至上权的喧闹的、城市的、煽动性的公共性。保罗的希腊化特性可能很微弱，但也足以使他成为古典文明的外在部分。耶稣是把渔夫和农民召集到自己周围，保罗则致力于大城市的集市场所和世界都市的宣传形式。“异教徒”这个词（异教的人或乡野村夫）今天还在告诉我们这种宣传最终影响的是什么人。在保罗与博尼法斯（Boniface）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啊！那实际上就是直接的对立！后者是行走于树林与孤寂的山谷之间的热情洋溢的浮士德式的人；还有快乐的生殖力旺盛的西多会修士与斯拉沃尼亚东部的条顿骑士之间也是如此。在这里，再次闪现着文化青春的气息，文化在一处农民的风景中盛开着、渴望着，且直到19世纪，当那一风景和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都已衰老，从而步入一个奠基于世界都市、且由群众居住着的世界的时候，讽刺在里面出现了。真正的农民阶级很少进入社会主义的视野，如同它也很少进入佛陀和斯多亚派的视野一样。只有现在，在西方的世界都市中，保罗类型的等同物才出现了，且是以基督教的或反基督教的形象、社会的或神智论的“原因”、自由的思想或宗教幻想的创造等等形式出现的。
　　向一种仍然具有生命的东西——亦即作为一个事实的生命，可生物学地依照因果关系而不是命运来加以认识的生命——的这一决定性的转向，特别地体现在人们现在转向消化、营养和卫生的哲学的伦理情感中。人们怀着宗教的热忱来处理酗酒的问题和素食主义的问题——这显然是“新秩序的人们”、井蛙之见的世代必须对付的最严重的问题。宗教，正如其在新文化的当口代表着新生的东西——吠陀教、奥菲斯教、耶稣的基督教、古代日耳曼骑士的浮士德式的基督教——的时候所显示的，甚至一看到这种问题就已经感觉到了该文化的堕落。现今，一种东西从它们那里出现了。若是没有一种身体的饮食去与其精神的饮食相匹敌，佛教便是不可想象的；在智者派当中，在安提西尼的圈子中，在斯多亚派和怀疑派那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亚里士多德也著书讨论酗酒的问题，还有一大批的哲学家也涉猎了素食主义的问题。在此，阿波罗式的方法与浮士德式的方法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犬儒派把自己的消化问题理论化了，而萧伯纳把它看作是“日常问题”。一个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关心，另一个则是对它津津乐道。甚至尼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也在他的《瞧，这个人》中滋滋有味地谈论着这些问题。
　　八
　　让我们再次把社会主义（与同一名称的经济运动无关）当作文明的伦理学的浮士德式的例证评说几句。它的朋友认为它是未来的形式，它的敌人则把它看作是堕落的标志，两者都同样是对的。我们全都是社会主义者，不管是否意识到，也不管是否出于自觉。甚至对它的抵抗，也要套用它的形式。
　　同样地且同等必然地，所有晚期的古典人都是不自知的斯多葛主义者。整个罗马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具有一种斯多葛式的心灵。真正的罗马人，虽则是斯多葛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可比起希腊人，也是更严格的斯多葛主义者。基督诞生前几个世纪的拉丁语是最有力的斯多葛式的创造物。
　　伦理社会主义是最有可能在目标的方面达成一种生命感的；因为生命的那被感觉为时间和命运的有方向的运动，一旦僵化以后，便会采取一种有手段和目标的心智机器的形式。方向是活生生的，目标是死的。热情洋溢的前进的能量一般地是浮士德式的，而机械的残余——“进步”——则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两者的关系犹如身体与骨骸的关系。也正是两者的一般品质，使社会主义跟佛教和斯多葛主义区分开来；佛教和斯多葛主义，连同它们各自的涅槃和不动心的理想，跟社会主义一样，在设计上也是机械的，但它们对后者的动力学的扩张能量、后者的追求无限的意志和对第三向度的激情一无所知。
　　不管伦理社会主义在前景中的外观如何，它都不是一个有关同情、人性、和平和热情的关切的体系，而是一种权力意志。对它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幻觉。它的目标彻头彻尾地是帝国主义的；它所讲的福利，是扩张意义上的福利，也就是说，不是病人的福利，而是应该被赋予且必须被赋予行动自由的精力旺盛的人的福利，不管有没有财富、出身和传统的障碍。在我们西方人当中，情感的道德，以快乐和有用性为指归的道德，决不是终极的本能，不论我们怎么说服自己。康德必定是道德现代性的领袖和前驱，他（在这个方面他是卢梭的学生）从他的伦理学中排除了同情的动机，提出了“行动，以便……”的公式。这种风格的所有伦理学所表达的和意欲表达的，就是追求无限的意志，这种意志要求征服暂时、现在和生命的前景。取代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行”的口号，我们甚至在培根时代就有了“知识即力量 ”的口号。斯多葛派如其所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世界，但社会主义者想要在形式和实质上来组织和重塑世界，想用他自己的精神去填充世界。斯多葛派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社会主义者则是对世界发号施令。康德要让整个世界具有他的观点的形式，由此把“纯粹理性批判”的观念移到伦理的领域。这就是范畴律令的终极意义，他在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务中都引入了这种律令——仿佛你所实践的箴言，经由你的意志，已成为所有人的定律。这一zhuanzhi的倾向，甚至在时代最浮表的现象中也屡见不鲜。
　　将被赋予形式的不是姿态和态度，而是能动性。正如在中国和埃及，生命的价值只是就它的行为而论。由于有机的行为概念的机械化，导致了一般所理解的工作的概念，那是浮士德式的作用力的文明化的形式。这种道德，这种坚持要赋予生命最能动的、可以想象的形式的倾向，乃是比理性更强大的东西，它的道德规划—— 尽管它们从未受到如此礼遇，获得如此内在的信任和如此热烈的拥护——只有就它们存在于、或是错误地以为就存在于这种作用力的方向上而言，才是有效的。否则，它们就仍然只是单纯的语词。我们不得不在所有的现代主义中区分出两种东西：一种是大众方面的闲适（dolce far niente），及其对健康、快乐、自由自在以及普世的和平——简言之，它的想当然的基督教理想——的渴望；一种是更高级的心态，只有它能评价人的行为，但它（和浮士德式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既不能为群众所理解，也不为他们所欲望，因为它把目标、故而还有工作过分理想化了。如果我们把罗马的“panem et circenses”（面包与马戏）（伊壁鸠鲁-斯多葛式的生存的终极生命象征，归根结底，也是印度式生存的终极生命象征）同北方（以及古代中国和埃及）的某个相应的象征比照起来看的话，那这个象征就是“工作的权利”。这正是费希特（Fichte）的彻底的普鲁士（以及现在的欧洲）的国家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在其演进的最后的可怕阶段，它将在工作义务中达到顶峰。
　　最后，我们要在“aere perennius”（亘古长青）的意义上思考一下拿破仑式的绵延意志（the will-to-duration）。阿波罗式的人总是回望一个黄金时代；这可以使他从忧心于尚未到来的时代的困扰中解脱出来。社会主义者——《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则是具有历史关切的人，他视未来是他的任务和目标，认为当下的短暂幸福相较而言是没有价值的。古典精神及其神谕和预言只需要知晓未来，但西方人却要造就未来。第三王国就是日耳曼人的一个理想。从弗洛里斯的乔基姆到尼采和易卜生——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说，渴望抵达彼岸之矢——每一位伟人都把他的一生跟某个永恒的黎明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的一生就是一种奇异的感情迸发，是一个把荷马时代从墓穴中召唤出来的梦幻。拿破仑的一生则是为未来而不是为他自己或为法国而做的苦工。
　　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又一次想起，每一不同的伟大文化都以其自身的特殊方式描画着世界历史。古典人把他自己和他的运气只看作是静态的、与自己同在的现在，而从不问“从何而来”或“往何处去”。在他看来，普世的历史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这便是看待历史的静力学方式。麻葛人把历史看作是创造和破坏的伟大的宇宙戏剧，看作是心灵与精神之间、善与恶之间、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一种严格地界定的、以某一个突转作为其(禁止)的事变——看作是救主的临现。浮士德式的人则在历史中看到的是一种正向着某个目标展开的张力，它的“古代-中古-近代”系列是一个动力学的意象。他无法以其他任何方式来向自己描述历史。这个三段论的框架其实并不是世界历史本身，不是一般的世界历史。但是，当它以浮士德式的风格被构想出来的时候，它便成了世界历史的意象。它的开始和它的终结皆随西方文化的开始和终结而行，两者之间有着真正的一致；社会主义，在最高意义上说，则正是这一框架的逻辑的顶峰，是自哥特时期起就暗含在它那里的结论状态的形式。
　　在这里，社会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和佛教相反——成为了悲剧性的。最具深刻意义的是，尼采如此完全明确和确定地处理何者应予毁灭、何者应予重估，可一当他着手讨论往何处去、讨论目标的时候，他自己立刻就迷失在模糊的一般性中。他对颓废的批评是无可辩驳的，但他的超人理论却是一个空中楼阁。易卜生——“ 布兰德”与“罗斯莫庄”、“皇帝与加利利人”和“建筑师”——也是一样，黑贝尔、瓦格纳以及其他一切人也都如此。在那里都有一种深刻的必然性；因为自卢梭以后，浮士德式的人对于与生命的伟大风格有关的东西，很少抱有希望了。有些东西已经走到了终点。北方的心灵已经耗尽了其内在的可能性，它的动态的力量和恒心，曾经还表现在有关未来的世界历史幻象——千年幻象——中，而现在不过是单纯的压力，是渴望创造的激情，是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心灵，其实就是意志且只是意志。它需要一个目标来作为它的哥伦布式的渴望；它必须至少赋予它固有的能动性以一种意义和一种对象的幻觉。故而，比较敏锐的批评家发现，在所有的现代性中，甚至在其最高级的现象中，皆能找到赫伽马·艾克达尔（Hjalmar Ekdal）这类人物的踪迹。易卜生称此为“生命的谎言”。这个谎言就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全部才智中，它不仅将自身运用于宗教、艺术或哲学的未来，而且运用于某一社会伦理的目标或某个第三王国。因为在它的最深处，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朦胧的情感，而一切此类激昂的热情，都是心灵的努力，这努力不会、也不可能止息下来去欺骗自己。这就是产生尼采的紧张的“轮回”概念的悲剧的处境——《哈姆雷特》一剧的动机的倒转——对于“轮回”概念，除了尼采自己，没有人真正相信，他紧紧抓住不放，以免使命感从他那里溜走了。这种生命的谎言是拜洛伊特的基础——拜洛伊特似乎是某种东西，而帕加马本就是某种东西——它的线索贯穿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结构中，政治的、经济的和伦理的，这使得它自己忽视了自身的终极含义中所代表的文化灭绝的严重性，而是仍保持着自身生存的历史必然性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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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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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现在可以对哲学史的形态学说上几句了。
　　根本就没有哲学“自身”（in itself）这样的东西。每一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哲学，那是它的总体的象征性表现和形式的一部分，这些表现和形式有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法；哲学是一种理智的装饰，同建筑的装饰和形式的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长远的角度看，思想家在各自学派的内部运用语言阐述什么样的“真理”，这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在这里，如同在每一伟大的艺术中一样，基本的要素是形式的学派、惯例和已有的形式储备。问题——问题的选择、问题的内在形式——要比答案重要得多。因为它是一个大宇宙把自身呈现给某一特殊文化的有理解力的人的特殊方式，那一文化已先验地决定了提出这些问题的整个必然性，以及提问的方式。
　　古典文化和浮士德文化，同样还有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自身固有的提问方式，并且在各自的情形中，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是一开始就被提出来的。现代的那些问题，没有什么是哥特时期未曾见过并付诸于形式的，希腊化时期的那些问题，对于古代的奥菲斯神庙教谕而言，没有什么不曾是必然要提出的。
　　心智的日趋精细化是在这里表现为口传传统，还是在那里表现为书籍；这些书籍是像在我们自己中间这样为“我”的个人创作，还是像在印度那样为匿名的、流动的文本汇编；其结果是一套可理解的体系，还是像在埃及那样，最后秘密的微光在艺术和仪式的表现中隐隐欲现，这一切都不重要。不论有什么样的变化，哲学作为有机体的一般进程都是一样的。在每一青春时期的开端，与伟大的建筑和宗教密切相关的哲学乃是一种强有力的形而上生存的理智回声，它的任务就是在用信仰之眼看到的世界意象中去批判地建立神圣的因果律。其所作的基本的区分——不仅科学的，而且哲学的——是取决于而不是源自于相应的宗教的要素。在文化的这种青春时期，思想家，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实际的地位上，即是教士。如同哥特时期和吠陀时期各有其经院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一样，在荷马时期和早期阿拉伯时期亦复如此。随着晚期时代的开始，而不是更早，哲学成为城市的和世俗的，摆脱了对宗教的依附，甚至胆敢把宗教本身当作认识论批评的对象。婆罗门、爱奥尼亚和巴罗克哲学的伟大主题，皆是认识的问题。都市精神把目光转向了自身，为的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任何认识的高级判断都不可能超出自身之外，为此，思维开始向高等数学靠拢；在世界中居于主导位置且接受崇高任务的不再是教士，而是政治家、商人和发明家，他们有关思维的观念也取决于生命的深刻经验。从泰勒斯到普罗塔戈拉，从培根到休谟，都属于这个系列的伟大思想家，还有前儒家和前佛陀时代的系列思想家，虽然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属于处于此类系列之终点的哲学家，在他们之后，则是文明哲学的开始。在每一文化中，思维之形成相当于其哲学达致一个顶峰，思维总是从一开始就提出问题，并以日益增强的理智的表现的力量来回答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的，这种表现具有装饰的意义——直至其力量耗尽为止；接着，这种思维开始走向没落，在这时，认识的问题在所有方面都成为毫无意义的陈腐的重复。接下来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时期，最初都是宗教形态的，最后则都是理性主义形态的——在这时，思维和生命仍包含着某些混沌的东西，仍有一些未被开发的储备，可使它们有力地进行创造——再接着是一个伦理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生命本身现已变成了世界都市的生命，它似乎是在召唤探索，可又不得不依靠哲学创造力的仍然可资利用的残余来说明自身的行为和恒心。在形而上学的时期，生命还可以揭示自身，在伦理的时期，生命则成为了伦理的对象。在前一个时期，哲学在宏大意义上说还是“理论的”（沉思的），在后一个时期，哲学必然地是实践的。甚至康德的体系，在其最深刻的特征上说，也首先是沉思的，只是往后才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得到阐述和安排。
　　我们在康德对数学的态度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证据。一个人若是没有深入到数字的形式世界中，若是没有把数字的形式世界当作一种象征主义与之共呼吸，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家。事实上，创造分析数学的，正是巴罗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柏拉图也属于同样的情形，虽则要作必要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笛卡儿和莱布尼茨与牛顿和高斯并肩，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与阿基塔斯和阿基米德并肩，他们都处于数学发展之巅峰。但是，在康德那里，哲学家跟数学家一样，业已变得微不足道了。康德不再钻研他那个时代已精微无比的微积分了，如同他也不吸收莱布尼茨的定理一样。亚里士多德的情形也是一样。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哲学家也可以称之为是数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和浪漫派全都不通数学，芝诺和伊壁鸠鲁也是这样。叔本华在这个领域薄弱到近似无知，尼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数字的形式世界从哲学的视野中消失时，哲学也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从此以后，它缺乏的不仅是结构的力量，而且还有被称作思维的伟大风格的东西。叔本华本人承认他是一个半吊子的思想家。
　　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伦理学的地位从作为抽象理论的一个从属要素迅速攀升。从此以后，它便是哲学，其他的分支皆被纳入它的里面，实践的生活成为思考的中心。纯思的激情沉陷了。形而上学昨天还是作为主妇，现今便成了女仆；它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为实践的观点提供一个基础。而且这个基础还变得越来越多余。蔑视和嘲笑形而上学不切实际，蔑视和嘲笑哲学“以假乱真”，已成为习惯。在叔本华那里，前三本书实际上是为第四本书而存在的。康德对自己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实际上，纯粹的而非应用的理性，一直是他的创造的中心。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和以后的古典哲学中，也存在完全相同的差别——一方面，一种形式的伦理学并不能为宏伟的、想象的宇宙秩序添加任何东西，另一方面，伦理学本身作为纲要、作为必然性，又特别地以一种散乱的形而上学作为基础。例如，尼采，由于整个地没有逻辑的顾虑，故而草草地打发了这些理论，而我们对他的哲学本身的理解，与此也没什么不同。
　　大家都知道，叔本华并不是从他的形而上学中得出悲观主义的，而是相反，他是通过悲观主义推导出他的体系的，这种悲观主义早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萌发了。萧伯纳这位最重要的见证人在他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指出，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叔本华的哲学而拒绝他的形而上学——在这里，他十分准确地区分了两个东西，一是使叔本华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位思想家的东西，再就是因为某个陈腐过时的传统坚持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哲学所必不可少而被包括在他的体系中的东西。没有人曾这样去划分康德，即使想这样做，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对于尼采，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觉察到，他的“哲学”彻头彻尾地是一种十分早的内心体验，可他却借助几本书迅速地且常常不成功地掩饰了他的形而上学的需要，他甚至从未想过去准确地陈述他的伦理学理论。按照传统的需要（但事实上是多余的），把活生生的合时的伦理思想叠加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这在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就何谓一种文明哲学的本质这一点而论，我们无疑需要这样的做法。
　　严格的形而上学已经耗尽了它的可能性。世界城市已经确定地征服了土地，现在它的精神在塑造着与其自身相适应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向的是外在的、无心灵的必然性。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用“智能”（brain）这个词来替代“心灵”一词。并且，既然在西方的“智能”中，追求权力的意志，对未来的专断取向，想要组织一切人和一切事的意图，都需要实践的表现，故而，伦理学，由于它越来越失去了跟其形而上学的过去的联系，便逐渐具有了社会伦理和社会经济的特征。始自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当代哲学，就它代表着时代的精神[不过，例如，洛采（Lotze）和赫尔巴特（Herbart）是代表不了的]而言，乃是一种社会批判。
　　斯多葛派关注的是他自身的身体，而西方人则致力于使身体成为社会的。黑格尔式的哲学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无政府主义（施蒂纳）、不断提问的社会戏剧（黑贝尔），这决非偶然。所谓社会主义，即是一种已改用伦理的、进而律令式的语调的政治经济学。只要还存在一种形而上学（也就是，直到康德时代为止），政治经济学就仍是一门科学。但是，一当“哲学”成为实践的伦理学的同义词，它就会取代数学成为思考世界的基础——由此才有了库辛（Cousin）、边沁、孔德、穆勒（Mill）和斯宾塞（Spencer）的重要性。
　　随意选取材料并不是哲学家的专有，哲学的材料并非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世上根本没有永恒的问题，而只有从某一特殊的存在的感受中产生出来、且由这一存在提出的问题。“一切无常事，不过譬如一场”，这句话也适用于一切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其存在的理智的表现，而且是精神的可能性在概念、判断和思维结构——它们就包含在哲学创作者的活生生的现象中——的形式世界中的实现。任何这样的哲学，从头至尾、从最抽象的命题到最能说明问题的个性的特征，皆是一种既成之物，其所反映的领域，从心灵到世界，从自由王国到必然性的王国，从稍纵即逝的活物到有向度的-逻辑的存在，涵盖深广；可也正是因此，它是必朽的，它的生命有着事先规定好的节奏和绵延期。因此，对它们的选择，必要从属于严格的必然性。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对于它而言且只对于它而言重要的东西。天生的哲学家的标志，就是他能以自信的眼力看清他的时代和他的主题。离开了这一点，哲学生产中就不会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就只会有技术性的知识和为建构严密的体系与概念所需的工业。
　　因此，19世纪的富有特色的哲学，只能是生产意义上的伦理学和社会批判——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且因此，其最重要的代表（除了实际的实践家）就是剧作家。他们是浮士德式的行动主义的真正哲学家，与他们相比，讲堂里的哲学家和体系制造者实在算不了什么。这些无关紧要的空谈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去写和重写哲学史（而且是什么样的历史啊！——不过是日期和“结论”的汇编），以致今天已无人知道哲学史是什么样子或可能是什么样子。
　　幸亏这样，才使得这个时代的思想中那深刻的有机统一性迄今还没有被认识。它的本质，从哲学的观点看，可以在这样一个提问中得到明确的说明：在多大程度上，萧伯纳可算是尼采的学生和完成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带有任何讽刺的旨趣。萧伯纳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一直在沿着与真正尼采相同的方向——也就是，对西方道德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探索前行；而作为诗人，他又阐发了易卜生的最终精义，致力于使易卜生身上的艺术创造力跟实际的讨论达致平衡。
　　除开尼采身上晚出的浪漫主义气质决定了他的哲学的风格、腔调和态度而外，他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唯物主义年代的一个门徒。那吸引他以如许的激情走向叔本华的东西，乃是（虽然他自己或别的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叔本华在其学说中借以摧毁伟大的形而上学和（这么做毫无意义）嘲讽他的老师康德的要素；可以说，那就是将巴罗克时代的所有深刻观念加以修正，使其成为可感知的和机械的概念。康德以不充分的语汇——但却隐藏着一种有力的和几乎不可理解的直觉—— 将世界的直观说成是表象或现象。而在叔本华那里，这世界已变成了智能现象（brain-phenomenon）的世界。在他那里，从悲剧哲学到哲学民粹主义的转变是彻底的。我们引述一段话就够了。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说：“意志作为物自身构成了人的内在的、真正的和坚不可摧的本质；然而，这物自身是没有意识的。因为意识是由理智决定的，而理智仅仅是我们的存在的一种偶然，因为它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而这大脑又（借其依赖性的神经和脊髓）仅仅是一种结果，一种产品，不仅如此，甚至只是有机体剩余部分的一种寄生虫，因为它并不能直接干预有机体的活动，而只能通过调节有机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帮助自我保存的目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最直白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叔本华，跟他之前的卢梭一样，并非没有从英国感觉主义者那里借用什么。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以世界都市人的功利主义的现代性精神去误读康德。理智作为求生意志的工具、作为为生存而挣扎的武器，这类观念，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给以了奇特的表述——那是因为他对哲学界的看法就是：当1859年达尔文的主要著作出版时，叔本华就已是一位时髦的哲学家。与谢林、黑格尔和费希特相反，叔本华是一位哲学家，且是唯一的哲学家，但他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很容易为平庸的理智所吸收。他引以为自豪的清晰性，时刻都有可能助长人们将其揭示为多余的东西。他还提出了许多定则，以营造出深奥莫测和唯我独尊的氛围，他所呈现的文明化的世界观是完整的和易于吸收的。他的体系是达尔文主义的预告，而康德的话语和印度人的概念不过是外衣。在他的《论自然界中的意志》（1835年）一书中，我们发现，他已经提出了自然界中为了自我保存而斗争的观点，在那里，人类理智是作为那一斗争的主要武器，性爱则被看作是依据生物兴趣而进行的无意识的选择。
　　达尔文（通过马尔萨斯）以其在动物学领域取得的势不可挡的成功而提出了那一观点。达尔文主义的经济源头主要见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一体系是从人与高等动物之间的相似性中推导出来的，可一当把它用于植物世界的层次，就不再合适了，一当有人正儿八经地想把动物及其意志倾向（自然选择，模仿）运用到原始的有机形式中，那肯定会变得很荒谬。对于达尔文主义者来说，去证明这一点，意味着要对一系列事实进行排列和形象化的呈现，以便他们与他的“进化论”的历史的 -动力学的基本情感保持一致。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说，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观念总和，在那里，共同的一点仅在于，它们都把因果律原则运用于活生生的事物，因此这一点乃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结果——在18世纪就已经为人所知。卢梭早在1754年就倡导了一种猿人理论。达尔文所原创的东西，仅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体系，而它里面的这一潜在的政治要素，正可以解释它的流行。
　　这个世纪的精神统一性在这里已有充分体现。从叔本华到萧伯纳，每个人都在把同一原则发展成为形式，虽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甚至包括诸如黑贝尔这类对达尔文一无所知的人）都是进化观念的一个分支——而且采取的都是肤浅的文明化的形式，而非深刻的歌德的形式——不论他的结论是带有生物学的印记还是带有经济学的印记。在进化观念本身之中，也存在进化，那一观念彻头彻尾地是浮士德式的，它揭示了（与亚里士多德的无时间的隐得来希观念形成最鲜明的对比）我们对无限未来的急切的冲动，揭示了我们的意志和目标感，这种意志和目标感是浮士德精神所固有的和特有的，以至于成为了一种先验形式，而不是我们的自然图象中已被发现的原则。在进化论的进化中，我们发现同样的变化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生，那就是从文化到文明的转变。在歌德那里，进化是垂直上升的，在达尔文那里，却是平面展开的；在歌德那里，进化是有机的，在达尔文那里，却是机械的；在歌德那里，进化是一种体验和象征，在达尔文那里，却是一种认知和定律。对歌德来说，进化意味着内在的实现，对达尔文来说，却意味着“进步”。达尔文的为生存而斗争——他是在自然之内而不是从自然之中得出这一点的——只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推动伟大的现实走向相互对抗的原始情感的一种平民形式；但是，莎士比亚在他的当作命运的人物身上内在地看到的、感觉到的和实现的东西，达尔文主义却理解为是因果联系，并将其表述为一种表面的功用体系。正是这一体系而非这一原始情感，才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宣讲、《群鬼》的悲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问题的基础。只有叔本华——他的谱系中的第一人——怀着恐惧之心来领会他的进化论知识的意思——那正是他的悲观主义的根源；而他的追随者瓦格纳的“ 特里斯坦”的音乐，便是其最高的表现——至于晚期的人们，尤其他们当中的尼采，则是满怀热情地面对这一体系，尽管事实上那热情时常是被迫无奈的。
　　尼采与瓦格纳——伟大性所孕育的德意志精神的最后产物——的决裂，标志着尼采的学派效忠在悄悄发生改变，他在不知不觉地从叔本华向达尔文靠拢，从形而上学的表述迈向同一世界感的生理学表述，从对那个方面的否定转向了对它的肯定，而事实上，这个方面是二者所共有的，一个在其中看到的是生命意志，另一个则把这意志看作是为生存的斗争。在其《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文中，尼采还在用进化表示一种内在的成熟过程，但“超人”则被看作是进化作为机械力的产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是无意识地对抗《帕西伐尔》或者说两个福音传教士相互敌对的一种伦理上的结果，可后者在艺术上还整个地支配着前者。
　　但是，尼采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他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不是他的口号，而是他的本能，是社会主义的，是实践的，他的目标是歌德和康德从未花一点心思想过的人类的福利。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分离只是人为的和表面上的。正是这一点使得萧伯纳在《人与超人》（是他在过渡时期创作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的第三幕中可以通过细微可实际上完全合乎逻辑地转向“主人道德”的倾向以及对超人的构想来达致他自己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禁止)。在这里，萧伯纳只是以无比的明确性和对普通事物的充分关注表现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未完成稿以瓦格纳式的戏剧性的和模糊的浪漫主义风格所说过的东西。我们在尼采的论证中所发现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和后果，这些东西都是出自现代公共生活的结构的必然性。尼采在一系列模糊的观念，如“新价值”、 “超人”、“世界感”中举棋不定，他拒绝或害怕赋予它们更确定的形态。可萧伯纳却这么做了。尼采发现，达尔文式的超人观念会引出繁殖（breeding）的概念，但他就此止步，让它处在一种夸夸其谈的阶段。萧伯纳则探询了那一问题——因为若是对它什么也不做，那在谈论它的时候就会无的放矢——因此他问道：如何才能达致繁殖？并回答说，为此就需要把人类变成一个配种站。但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这仅仅是暗含的结论，尼采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得出这个结论，或者说他太挑剔，而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非要谈论系统的繁殖——一个完全唯物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概念——就必须准备回答这样的问题：谁能繁殖，在哪里和如何繁殖？但是，尼采太浪漫了，以致无法面对过于散文化的社会结果，无法让诗人的观念去接受事实的检验，他忘了说：他的整个学说作为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分支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进而要以社会主义的强迫（compulsion）作为手段；一种高级人类的系统繁殖需要以一个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作为先行条件；这一“狄奥尼索斯式的”观念，就其包含着一种共同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超拔的思想家的私人事务而论，是民主的，不论你怎么理解它。这就是“你应当如何”的伦理力量的极致；为了把他的意志的形式强加于世界，浮士德式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超人的繁殖必定伴随着“选种”（selection）的概念。尼采从他写作格言的时候起，就不自觉地是达尔文的学生，但达尔文自己则是根据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趋势重写了18世纪的进化观，并把那种趋势投射到高等动物的世界中。马尔萨斯研究了兰开夏（Lancashire）棉纺工业；1857年，我们就已经在巴克尔（Buckle）的《英国文明史》中看到了一个只适用于人而不适用于动物的完整体系。
　　换句话说，浪漫派的这最后一位代表的“主人道德”的源头——可能很奇怪，但十分有意义——恰恰就是所有理智的现代性的源头，是英国工厂的氛围。被尼采当作文艺复兴的一种现象加以接受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与达尔文的“模仿”概念十分近似（甚至有明显的关联）。事实上，那也是马克思（马尔萨斯的另一位著名信徒）在政治的（而非伦理的）社会主义的圣经《资本论》中探讨的东西。这就是“统治者道德”（Herrenmoral）的谱系学。被移植到现实主义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域的权力意志，在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中找到了它的表达形式。无疑，尼采作为一个个体，已站在了这个伦理哲学家系列的最高峰，但是在这里，萧伯纳，这个党派政治家，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才接近尼采的高度的。在今天，权力意志是由公共生活的两极——劳动阶级和金融巨头及智能阶级——代表着，并且比曾经的博尔吉亚家族更为有效。萧伯纳最优秀的喜剧中的百万富翁安德谢夫特是一个超人，尽管尼采这个浪漫主义者决不承认他的理想会是这样一个形象。尼采一直在谈论重估一切价值，一直在谈论“未来”的哲学（附带说一句，这仅仅是西方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非洲的未来），但是，当他的思想的迷雾居然从狄奥尼索斯的遥远精神中冒出来并被浓缩为任何可感的形式时，权力意志对他而言就带有匕首加毒药的伪装，而不是罢工加“谈判”的伪装。不过，他说他第一次产生那一观念正是他看到普鲁士政体在1870年投身于战斗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戏剧不再是文化时代古老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一种煽动、争辩和论证的形式。舞台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化的建制。尼采自己时常想以戏剧形式来表达他的观念。瓦格纳的尼伯龙根诗学，尤其它的第一稿（1850年），表现了他的社会革命观念，甚至在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循环之后，当他完成《指环》时，他的西格弗里德仍是第四等级的一个象征，他的布伦希尔德仍是“自由妇女”的象征。1859年《物种起源》阐述的性选择的理论，在同时期的《西格弗里德》第三幕中和《特里斯坦》中以音乐的形式得到了表现。实际上，瓦格纳、黑贝尔和易卜生，全都同时着手把尼伯龙根的素材戏剧化，这决非巧合。黑贝尔——他在巴黎了解了恩格斯的作品——深感震惊地发现（在1844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他自己的有关其时代的社会原则的概念——当时他打算在《时代往何处去》一剧中揭示这个概念——居然跟《共产党宣言》有关未来的概念完全一致。而且，在第一次结识了叔本华（1857年3月29日的信件）以后，他同样惊奇地发现，《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跟作为他的霍罗费伦斯（Holofernes）及他的《希律与玛丽安娜》（Herodes und Mariamne）之基础的倾向之间有着亲密关系。黑贝尔的日记——以1835～1845年的日记最为重要——是（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个世纪最深刻的哲学努力之一。若是在尼采那里发现有关于此的完整表达，那一点也不奇怪，虽则尼采并不知道他，也一直没有达到他的层次。
　　因此，19世纪真正有影响力的哲学必定都以权力意志作为其真正的主题。它以文明化的理智、伦理或社会的形式来思考这种权力意志，并将其描述为生命意志、生命力、实践的动力学原则、观念、戏剧形象。（这个随萧伯纳的去世而告终结的时期正相当于公元前350～前250年的古典时期。）19世纪的其他哲学，用叔本华的话说，是“哲学教授们的‘教授’哲学”。这个世纪的哲学的真正里程碑式的作品有以下这些：
　　1819年，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生命意志第一次被当作唯一的真实（原始力）提出来；但是，古老的唯心主义仍然很有影响力，所以，它被提出来是为了被否定。
　　1836年，叔本华：《论自然界中的意志》。预告了达尔文主义，但有形而上学的伪装。
　　1840年，蒲鲁东（Proudhon）：《什么是财产？》，无政府主义的基础；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秩序与进步”的公式。
　　1841年，黑贝尔：《犹滴》，戏剧中第一次提出了“新妇女”和“超人”的概念；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1844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建立；黑贝尔：《玛丽亚·玛格达莱娜》，第一部社会戏剧。
　　1847年，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黑格尔和马尔萨斯的综合）。
　　以上是划时代的几年，在那里，经济学开始支配社会伦理学和社会生物学。
　　1848年，瓦格纳：《西格弗里德之死》；西格弗里德作为社会伦理革命家，法夫尼尔宝藏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
　　1850年，瓦格纳：《艺术与气候》；性的问题。
　　1850～1858年，瓦格纳、黑贝尔、易卜生的尼伯龙根诗学。
　　1859年（这一年，象征性的作品同时出现），达尔文：《物种起源》（经济学运用于生物学）；瓦格纳：《特里斯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863年，J.S.穆勒：《功利主义》。
　　1865年，杜林（Dühring）：《资本和劳动》——一部鲜为人知但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1867年，易卜生：《布兰德》；马克思：《资本论》。
　　1878年，瓦格纳：《帕西伐尔》。第一次把唯物主义融入了神秘主义。
　　1879年，易卜生：《娜拉》。
　　1881年，尼采：《曙光》；从叔本华向达尔文的过渡，道德作为生物现象。
　　1883年，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但披着浪漫主义的伪装。
　　1886年，易卜生：《罗斯莫庄》；尼采：《善与恶的彼岸》。
　　1887～1888年，斯特林堡：《父亲》和《朱丽小姐》。
　　从1890年起，时代的结语临近了。出现了斯特林堡的宗教作品和易卜生的象征主义作品。
　　1896年，易卜生：《约翰·加伯利·伯克曼》；尼采：《超人》。
　　1898年，斯特林堡：《到大马士革去》。
　　从1900年起为最后的现象。
　　1903年，魏宁格（Weininger）：《性别和性格》；这个时代里唯一一部认真尝试复活康德的著作，并把康德同瓦格纳和易卜生关联起来。
　　1903年，萧伯纳：《人与超人》；达尔文和尼采的最后综合。
　　1905年，萧伯纳：《巴巴拉少校》；可回溯到其经济根源的超人的类型。
　　由此，伦理时期随同形而上学一起耗尽了自身。以费希特、黑格尔和洪堡（Humboldt）为铺垫的伦理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左右达到了其巍峨的巅峰，到世纪末则进入了重复的阶段。20世纪尽管仍保留着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伦理哲学已经为一种日常的经济学问题的实践所取代，只有追随者（Epigoni）还以为那种伦理哲学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西方的伦理气质将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但它的理论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西方哲学还可能有第三个且是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观相的怀疑主义的阶段。世界的秘密相继以知识的问题、评价的问题和形式的问题出现。康德把伦理学看作是知识的对象，19世纪把它看作是评价的对象。怀疑主义将把二者纯粹地当作一种文化的历史表现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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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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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赫尔姆霍兹在1869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指出，“自然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去发现作为一切变化之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动力；也就是，决心投身于力学。”这一投身于力学的决心意味着以定量化的基值（base-values）亦即广延和位置的变化来指涉一切质的印象。进一步说，它还意味着——如果我们记得生成与既成、形式与定律、意象与概念的对立——用一种在数字上和结构上可以度量的秩序的想象图象去指涉所见的自然图象。所有是西方力学皆有一特殊倾向，就是用度量来征服才智，因而，它势必要在一个具有某些恒定要素的体系中来寻找现象的本质，而体系中的这些恒定要素，很显然，是需要用度量来加以充分的和总括的鉴别的，赫尔姆霍兹从这些要素中区分出了运动（在日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将其视作最重要的要素。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一界定是明确而全面的，但对于深究这一科学信念之历史的怀疑主义者来说，情况远非如此。对物理学家来说，现今的力学是一个逻辑体系，里面有明晰、意义独特的概念以及简单、必然的关系；而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它乃是西欧精神结构所特有的一种图象，尽管他承认这图象有着最高程度和最令人信服的说服力。不言而喻的是，没有任何实践结果和发现能证明那种理论、那个图象的“真理性”。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力学”似乎是各种自然印象不言而喻的综合。但是，它仅仅是似乎如此。什么是运动？一切质的东西可还原为永远相似的无数点的运动，这一先决条件本质上难道不是浮士德式的吗，不是其人性所共有的吗？例如，阿基米德并不觉得自己理应把他所看到的力学置换为运动的心理图象。运动一般地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的量吗？它是一个表示视觉经验的词吗，或者说它是自那一经验中得出的一个概念吗？它是由经验地产生的事实之度量所发现的数字吗，或者说是从属于那一数字、由那一数字表示出来的图象吗？如果某一天物理学真的成功地达到了它意想的目标，成功地设计出了一个由定律所支配的“运动”的体系，一个有关那些运动背后的作用力的体系，但凡可以为感官所理解的东西皆可纳入其中——它由此就算是对所发生的事获得了“知识”吗，甚或说就算是向这一成就迈进了一步吗？然而，力学的形式语言因此就不再只是一种教条吗？相反，它不就是像根词一样的神话的容器吗，这容器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要构建经验，并且在这一情形中是要尽可能严密地构建经验？什么是力？什么是原因？什么是过程？还有，甚至在它自身的定义的基础上，物理学果真有特殊的问题吗？它有对于所有世纪都同等有效的对象吗？它甚至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想象单位，使它能以此为参照来表达它的结论吗？
　　答案可以预想。近代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个庞大的指涉（indices）系统，里面有各种名称和各种数字的形式，我们由此可像探究一架机器一样去探究自然。同样地，它还有一个可确切界定的目标。但是，若作为历史的一个片断来看，则物理学完全是由致力于物理研究的人的生命中的命运和偶然、以及研究过程本身所集合而成的，故此，就对象、方法和结论等方面而论，物理学就像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和实现，是那一文化之本质中的一个有机的和内含的要素，而它的每一个结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物理学——它仅仅存在于文化人的醒觉意识中——认为，它在它的方法和结论中所发现的东西，业已在那里，那是它研究的基础，亦是那研究所固有的，不论是其对象的选择还是其研究的方式。物理学的发现，单就其想象性的内涵（必须与它们的可形诸书面的公式区分开来）来看，颇具一种纯粹神话的性质，甚至在诸如J.R.迈耶（Mayer）、法拉第和赫兹（Hertz）这些缜密严谨的物理学家的心目中，也这么认为。故而，在每一自然定律中，即便它在物理的意义上是真确的，我们还是要在无名数与数字的命名之间、在清晰划定的范围与对范围的理论解释之间作出区分。公式只代表通用的逻辑数值，代表纯粹的数字——也就是说，只代表客观的空间——以及有边界的要素。但是，公式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例如S=1/2gt2这个表达式，除非某人能在心理上把这些字母跟某些特殊的词汇及其象征意义联系起来，否则便毫无意义。但是，每当我们用词汇来说明这些死的符号，赋予它们血肉、形体和生命，简言之，使它们在世上有一种可感知的意义，我们就跨越了单纯科学秩序的范围。θεωρια（观视、形象）有意象、幻象的意思，正是这种东西使人们能从一个图形-字母的公式中了解到一个自然定律。一切真确的东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每一种物理观察的构想，全是为了替一些想象的预设找出其实际的基础；若能成功地从中得出结果，就可以使这些预设比以前更有说服力。若是没有这些预设，则物理学的结论就只是一堆空洞的图形符号。但事实上，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摈弃这些预设。即便一个研究者能把他所知的每一个假设全置之脑后，可一当他开动他的思维，去投入他自以为明确的研究工作时，便不是由他在控制那工作的无意识形式，而是由工作的无意识形式在控制他，因为，在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中，他永远是一个属于他的文化、他的时代、他的学派、他的传统中的人。信仰和“知识”，是人类仅有的两种内在的确定事物，但是，在这二者中，信仰更为古老，它支配着一切认识的条件，即便那些条件从不会如此确切地呈现。因而，作为一切自然科学之支撑的，是理论而不是纯粹的数字。文化人的潜意识中，总有着对真正科学的渴望，因为这真正的科学（再重复一遍），乃是文化人的精神所特有的，而有了这渴望，那一精神才能够在它所掌握的自然的世界意象内去理解、深入和综合。单纯苦苦地为度量而度量，永远只不过是一些偏狭的心智的可怜嗜好而已。数字仅仅是秘密的钥匙，且仅此而已。无知无识的人永远只会为数字自身之故而在上面浪费时间。
　　康德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我认为，在每一种自然哲学的学科中，唯一可能的就是在其中像发现数学那样去发现真正的科学。”他说的是对的。在此，康德心中的意思，是想在既成物的领域作一些纯粹的限定，直至只在那个领域能够（在任何特殊阶段）看到定律和公式、数字和体系。但是，一个没有文字的定律，一个仅仅由一系列图形符号构成的定律，只能看作是一个工具，甚至不能看作是在这一纯粹状态中完全有效的一种理智运作。每个学者的实验，不论什么样的实验，同时都是主宰该学者思路的那种象征主义的一个例证。一切用文字语言表述出来的定律都是已被激活、被赋予活力、充满那一——且只是那一——文化的本质的秩序。至于作为一切精确研究的先决条件的“必然性”，在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其中的两种，亦即精神的和活生生的东西所固有的必然性（因为它就是每一个体研究行为的历史何时、何地且如何开始其行程的命运）以及认识对象所固有的必然性（西方描述它的流行名称就是因果律）。如果说一个物理公式的纯粹数字代表一种因果必然性，那么，一个理论的生存、诞生和生命绵延就是一种命运。
　　每个科学事实，甚至最简单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包含一种理论。一个科学事实乃是一个独特发生的事件在醒觉存在那里留下的印象，一切都取决于那一存在、取决于该事实为之或曾经为之而发生的存在，究竟是、或曾经究竟是古典的还是西方的，是哥特式的还是巴罗克式的。比较一下闪电在一只麻雀身上跟在一个机敏的物理研究者身上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差异，想一想那个观察者看到的“事实”比那只麻雀看到的“事实”所包含的东西要多多少。近代物理学家动不动就忘记了：甚至像量、位置、过程、状态和物体的变化这些词都特别地代表着西方的意象。这些词总能激发一种有意义的感受，这些意象则是一种有意义的感受的反映，它们对于语言描述来说太微妙了，难以跟古典的、或麻葛的、或其他文化的人类进行沟通，就像这些人类的微妙的思想和感受难以跟我们沟通一样。科学事实的此种特征——亦即它们成为认识对象的方式——完全受这一感受的支配；并且，果真这样的话，那么，诸如作用、张力、能量、热量、或然性这类复杂的理智概念就更有理由如此了，它们中每一个都包含一个有关其自身的纯科学的神话。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意象是出自毫无偏见的研究，且从属于某些确然有效的条件。但是，阿基米德时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在对我们近代的理论物理学做一番彻底研究以后，必定会说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断言如此武断花哨、纠缠不清的概念是科学，尤其是怎么能说它们是来自实际事实的必然结果。他必定会说：“所谓科学地证明的结论，其实应当是如此这般”；随即他还会在他的肉眼和他的心智借以确定“事实”的相同要素的基础上来提出各种我们的物理学家听起来荒谬绝伦的理论。
　　那么，在我们的物理学的领域，以逻辑的内在确定性发展出来的那些基本概念究竟是为何而存在？极性化的光射线，飘忽不定的离子，飞驰和碰撞的气流，磁场，电流和电波：它们不就是浮士德式的幻象吗？——跟罗马风格的装饰、哥特建筑的垂直上升、北欧海盗向未知海域的航行、哥伦布和哥白尼的渴望何其相似。这个形式和图象的世界不就是跟同时代的透视法的油画艺术、器乐艺术完全和谐一致地成长起来的吗？简言之，它们不就是我们的热情的方向感、我们的第三向度的激情，在想象的自然图象以及心灵意象中所获得的象征性的表现吗？
　　二
　　由此可知，一切有关自然的“认识”，甚至最精确的认识，都是基于一种宗教信仰。物理学家给自己设定作为目标形式——即认为自己的任务（也是所有这种想象机器的目标）就是还原自然——的纯力学，是以一个教义，亦即哥特时代的宗教的世界图象为前提的。因为西方才智所特有的物理学，是从这一世界图象中发展出来的。但凡科学，没有不存在这种无意识的前提的，这前提研究者无法控制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醒觉文化的最初时期。但凡自然科学，没有不存在一种先行的宗教的。在这一点上，天主教的世界观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二者是以不同的语言说同样的事。甚至无神论者的科学也有它的宗教；近代力学完全就是沉思性的信仰的复现。
　　当爱奥尼亚风格在泰勒斯那里或巴罗克风格在培根那里达到其顶峰的时候，当人类已经发展到其都市阶段的时候，他的自信使他开始关注与乡村的更原始的宗教相反的批判科学，将其视作是看待事物的一种优先态度，并强调他进行思考时的唯一焦点就是真知，就是要去经验地和心理地解释宗教本身——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其他的东西去“征服”它。现在，高级文化的历史表明，“科学”是一种暂时的景观（transitory spectacle），仅仅属于那种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秋季和冬季，并且在古典思想、印度思想、中国思想、阿拉伯思想的情形中，要完全耗尽它们的可能性，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古典科学在坎尼战役和亚克兴战役之间的时期里消失了，让位于“第二信仰”的世界观。由此可以预见到我们的西方科学思想抵达其演进极限的日期。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派此一理智的形式世界优越于其他的形式世界。每种批判的科学，跟每种神话和每种宗教信仰一样，皆取决于一种内在的确信。不论这确信的种类，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名称上，如何的繁多，其在基本原则上皆没有区别。因此，任何借自然科学之名对宗教的指责，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我们太过自以为是，总以为自己能建立永久的“真理”以取代那些“人神同形的”概念，其实，所有的概念，都是“人神同形的”，因为这有这种概念才是真正存在的。每一确实可能的观念，其实都是其作者的存在的反映。所谓“人是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的说法——这对每一历史的宗教都是有效的——对每一物理理论也同样有效，不论其想当然的事实基础如何的稳固。古典科学家认为光存在于从光源传播到观者的肉眼中的有形粒子中。对于阿拉伯思想而言，甚至在以得撒（Edessa）、累西那（Resaïna）、庞巴迪西亚（Pombaditha）的犹太-波斯人的学园的阶段（对于波菲利来说也是这样），事物的色彩与形式的呈现根本不需要某个媒介的干预，而是以一种魔幻的、“精神的”方式被带到视力（seeing-power）面前，并且认为这视力是实体性的，就居存于眼球中。这便是伊本·海丹（Ibn-al-Haitan）、阿维森纳（Avicenna）及“忠诚兄弟会”（Brothers of Sincerity）所传授的教义。此种光作为一种力、一种推动力的观念，甚至自1300年左右就在巴黎奥卡姆主义者——以萨克森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ony）、布里丹（Buridan）和坐标几何的发现者奥里斯梅为中心——当中广为流行。每种文化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过程意象，那意象只对那文化本身是真确的，只有当那一文化本身是鲜活的且能实现自身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意象才是鲜活的。当一种文化走到了它的终点的时候，当那些创造性的要素——想象力、象征主义——消亡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是“空洞的”公式，是死体系的骨架，另一文化的人就只能在字面上来读解它，就会觉得它毫无意义或价值，或是机械地把它保存起来，再不就干脆蔑视和忘记它。数字、公式、定律并不能意味什么，它们只是空无。它们必须有一个形体，只有活生生的人类——为了内在地创造它们，这人类把他的生命投射到它们之中，且通过它们来投射自身，通过它们来表现自身——能赋予它们一定的意义。因而，根本没有绝对的物理科学，而只有各别的物理科学，它们在各别文化内部产生、繁荣和消亡。
　　古典人的“自然”的最高艺术表征在于luoti(被禁止)雕像，从那里逻辑地生长出了一种身体的静力学，一种指向切近的物理学。阿拉伯文化拥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清真寺的洞穴穹隆，从这种世界感中，产生出了炼金术及其神秘有效的实体观念，诸如“哲学水银”（philosophical mercury）之类，这既不是一种物质，也不一种属性，而是某种经过金属的生命变形可以把一种金属转变成另一种金属的东西。至于浮士德式的人的自然观念所引发的后果，则是一种广度无限的动力学，一种指向远处的物理学。因此，属于古典文化的，是物质和形式的概念，属于阿拉伯文化的，是具有可见或神秘属性的实体观念（与斯宾诺莎的观念十分接近），而属于浮士德文化的，则是力和质量的观念。阿波罗式的理论是一种宁静的冥思，麻葛式的理论则是作为恩宠手段的静默的炼金术知识（甚至在这里也可以觉察到力学的宗教源泉），而浮士德式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运作的假设。希腊人问：什么是可见的存在的本质？我们问：支配生成的不可见的动因有何样的可能性？对希腊人而言，是心满意足地专注于可见物；对我们来说，则是满足于操控性地对自然和按部就班的实验进行提问。
　　不但问题的表述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各有不同，而且连基本的概念也是这样。它们在各自那种文化且只在那种文化的情形中才是象征。古典的一些根词 απειρον（虚无）、αρχη（始基）、μορφη（形象）、υλη（质料）等都无法译成我们的语言。用“prime-stuff”（基本质素）来移译αρχη，便失去了其阿波罗式的内涵，使那个词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外壳，听起来十分陌生。古典人看到他眼前的空间中的“运动”，他便以 αλλοιωσιs（位移）——物体位置的变动——来加以理解；而我们西方人，则从我们经验运动的方式中演绎出一种过程的概念，一种“进行”的概念，以此来表达和强调我们的思想在自然进程中必须要设定的要素——方向能量。自然的古典批评家把可见的、并置在一起的状态视作是原本就迥异的，恩培多克勒著名的“ 四根说”就是例证——亦即，固态且有形的土，非固态但有形的水，无形的气，以及古典精神无疑会因为其形体性而将其视作是能产生最强烈的视觉印象的火。相反，阿拉伯的批评家所讲的“要素”是理想的，暗含着秘密的构成和组合，故而能为肉眼界定事物的现象。如果我们能更近地贴近这种情感，我们就会发现，固态和液态的对立对于叙利亚人来说所意味的东西完全不同于它对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希腊人来说所意味的东西，后者看到的是形体性的程度差异，前者看到的是神奇属性的差异。因此，这一对立对于前者，产生出来的是化学要素作为一种神奇实体的意象，一种秘密的因果关系可使那要素从事物中浮现出来（也可使其再消失于事物之中），那一要素甚至会受到星象的影响。在炼金术中，对于事物的雕塑式的现实性——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诗人所谓的“体质”（somata）——以及它的为图发现自己的本质而消融和摧毁体质一事，有一种深刻的科学怀疑。它跟伊斯兰和拜占廷的鲍格米勒派（Bogomils）的怀疑一样，是一种真正的捣毁圣像运动。它揭示了对现象之自然的可感知形象的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可那一形象对于希腊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所有早期宗教会议中出现、并导致了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的分离运动的有关基督位格的冲突，即是一种炼金术的问题。这类事决不会发生在古典世界，因为古典物理学家决不会一面探究事物，而同时却又否定或消灭事物的可感知的形式。也正是因此，根本就没有一种古典化学，也不会有对有违阿波罗式的表征的实体的任何理论化。
　　阿拉伯风格的化学方法的出现，展开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感。它的出现，一举终结了阿波罗式的自然科学，终结了力学中的静力学。这个发现，与一个神秘的名字赫耳墨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Hermes Trismegistus）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此人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跟普罗提诺和丢番图属于同时代。同样地，正当西方数学经由牛顿和莱布尼茨获得确定的解放的时候，西方的化学也经由斯塔耳（Stahl）和他的“燃素说”（Phlogiston theory）而摆脱了阿拉伯的形式。化学与数学一样，成为纯粹的分析。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年）早就已经把提炼黄金的麻葛式努力转变成一种药剂科学——在这一转变中，人们不过是在揣测一种被改变的世界感。接着，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6～1691年）发明了化学解析的方法，从而出现了西方的元素概念。但是，不要误会了接下来的变化。所谓近代化学的创立，不过就是建立一种“化学”观念，以区别于意指炼金术士的自然观的化学观念。斯塔耳和拉瓦锡（Lavoisier）已经处在这一创立的转折点。事实上，这也是真正化学的终结，它消融于纯粹动态的理解系统中，被巴罗克时代由伽利略和牛顿所奠定的力学观所吸收同化。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是说明形体性的状态的，而拉瓦锡的元素说——他的燃烧理论的提出恰逢1771年对氧的成功离析——是说明人的意志可以理解的能量系统的，“固态”和“液态”成为描述分子间的张力关系的单纯术语。通过我们的分析和综合，自然不仅被追问或被制服，而且被施暴。近代化学是有关行为（Deed）的近代物理学的一个篇章。
　　我们所谓的静力学、化学和动力学——近代科学使用的这些词仅仅是传统的区分，但却没有更深刻的意义——实际上是阿波罗式的心灵、麻葛式的心灵、浮士德式的心灵各自的物理体系，每一种都是在自身的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且其有效性只限于同一种文化。与这些科学一一对应，我们在数学上有欧几里得几何、代数学和高等解析几何；在艺术上则有雕塑、阿拉伯风格图案和赋格曲。我们可以通过各自对待运动问题的立场来区分这三种物理学（当然要记住，其他文化可能且事实上产生的是其他类型的物理学），并分别称它们是有关“状态”、“秘密的力”以及“过程”的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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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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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现在，人类思想把自然的意象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量的形式单位——以便能通过因果推理、度量和计算，一句话，通过机械的区分来予以把握——的倾向（总是倾向于因果的意念），在古典的、西方的和其他一切可能的物理学中，必然要导向一种原子的理论。有关印度科学和中国科学中的原子论，我们只知道它们一度存在过这样一个事实，其详情则不甚了了；而阿拉伯科学中的原子论，甚为繁复，以致直到现在，似乎仍难以讲得清楚。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以及阿波罗式的科学，我们所知却相当丰富，足以去观察两者之间在这里也存在的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对立。
　　古典的原子是一种极小的形式，西方的原子则是一种极微小的量，而且还是一种极微的能量。在前一方面，观念的基本条件是可感知性、感觉的切近性；在后一方面，则是抽象性。近代物理学的原子论概念——不仅包括道尔顿式的（Daltonian）或“化学的”原子，而且包括电子和热力学的量子（quanta） ——使得人们越来越需要那种真正浮士德式的内心视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乃是高等数学的许多分支（诸如非欧几何和群论）的先决条件，且是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一个活动的量子被认为是一种广延要素，与任何的可感觉的性质无关，亦与视觉和触觉全无关联，对于它来说，“形状”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对于一个古典的研究者来说，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莱布尼茨的“单子”就已经是这种东西，卢瑟福（Rutherford）的由带有正极的原子核跟行星式的负极的电子所构成的原子的图象，以及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通过以普朗克（Planck）的“量子”来解释这个原子结构而想象出的原子图象，更是这种东西。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形式、大小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它们是纯粹雕塑性的单位，正如“原子”这个名称所表明的，是“不可分的”，但只是构型上的不可分。而西方物理学的原子，其所谓的“不可分” 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它们就像是音乐的形象和主题；它们的存在或本质在于振动和辐射，它们与自然过程的关系，一如“动因”对“运动”的关系。古典物理学考察的是在既成物的图象中这些终极要素的方面，而西方物理学考察的是它们的运作；在前者那里，基本的概念是质料与形式，在后者那里，则是容量与强度。
　　有一种原子的斯多葛主义，也有一种原子的社会主义，这些术语分别描述的是原子的静力学的雕塑观念和动力学的对位观念。这些观念与对应的伦理学的意象的关系即是每一定律和每一定义所要考虑的对象。一方面——德谟克利特的那些繁多而混乱的原子，聚集在那里，就像有病一样，出于盲目的偶然性而东奔西突；跟索福克勒斯一样，德谟克利特称这是αναγκη（命运），就像俄狄浦斯被命运所追逐一样。而另一方面——西方的原子是抽象的力点（force- points）系统，在和谐、活泼、由能量所主宰的空间（就像一个“场”）中运作，就像克服了一切阻力的麦克白一样。这两种基本情感的对立造就了两种力学的自然图象的对立。根据留基伯的观点，原子是在“自己的”虚空中飞动；德谟克利特也认为碰撞与反碰撞只是位移的一种形式。亚里士多德把各别的原子运动解释为偶然的，恩培多克勒则言及了爱和恨，阿那克萨戈拉则认为是相聚与分离。所有这一切也都是古典悲剧的要素；阿提卡舞台上的角色就是以这种方式彼此相关的。进而言之，这些自然而然也是古典政治中的要素。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小城市，是沿着海岸线和岛屿星布的政治原子，每一个都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自身，然而又需要相互支持，其闭琐和相互的戒备达到了荒诞的地步，到处都为古典历史中无计划的、无秩序的事变所累，今天才刚刚崛起，明天就又毁灭了。相反地——我们的 17、18世纪的邦国，不过是政治的力场，内阁成员和伟大的外交家则是有目的的方向和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中心。古典历史的精神和西方历史的精神实际上只能通过把这两种心灵视作是对立面方可得到理解。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来言及原子观念，将其视作各自物理学的基础。创造了力的概念的伽利略和创造了αρχη（始基）概念的米利都人，德谟克利特和莱布尼茨，阿基米德和赫尔姆霍兹，都是“同时代人”，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在相同的才智阶段的成员。
　　但是，原子论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要更为深远。前已述及，浮士德式的心灵——它的存在就在于克服在场，它的情感是一种孤独感，它的渴望在于无限性—— 是如何将它对孤独、遥远和抽象的需要置入它所有的现实性、它的公共生活、它的精神的和艺术的形式世界之中的。这种遥远的情怀（用尼采的话说），对于古典心灵来说是极端陌生的，因为在那里，人所需要的一切，是切近性、相互的支持和共同体。正是这一点，使得巴罗克的精神跟爱奥尼亚的精神、古代政制的文化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的文化，区分开来。也正是这种情怀，使得英雄的行动者跟英雄的受难者区分开来，在西方物理学的图象中，这种情怀显现为一种张力。张力的观念是德谟克利特的科学中所没有的；因为在碰撞与反碰撞的原理中，已意味着拒绝承认有一种支配着空间并与空间同一的力的存在。相应地，意志的要素也是古典心灵意象中所缺乏的。在古典人或古典的国家、古典的世界观之间，根本——对于所有的争吵、嫉妒和仇视而言——就没有内在的张力，没有对遥远、孤独、支配地位的深刻而急切的需要；因此，在宇宙中的原子之间也就不会有任何张力。张力的原理（在势能理论中得到了阐发）根本无法翻译成古典语言，也是古典心智所无法理解的，虽则它已经成为西方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它的内容是从能量概念即自然中的权力意志中推导出来的，因此，它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的，而对于古典思想，它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
　　故而，每一种原子理论，皆是一个神话而非一种经验。在它里面，各文化通过其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冥思性的创造力而揭示出它最深的本质及内在的自我。认为广延是自身存在的，是独立于认知者的形式感和世界感的，这不过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批评观。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想象他能割断与生命因素的联系的时候，忘记了认识活动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就如同方向与广延的关系，忘记了只有通过方向的活生生的品质，那被感觉的东西才能延伸至远方和深处，才能变成为空间。被认知的广延物的结构乃是认知者的存在的一种投射。
　　我们已经说明了与心灵的觉醒故而亦与属于此心灵的外在世界之创造活动相同一的深度经验的极度重要性。单纯的感觉印象只包括长度和宽度，只有活生生而必然的阐释行为——跟别的一切活生生的东西一样，这种行为也具有方向、运动和不可逆性（这些性质，在我们的意识中综合而为时间一词）——才能增加深度的向度，并由此而形成现实性和世界。在此，生命本身作为第三向度而进入经验。“遥远”这个词既指涉未来又指涉地平线的双重意义，就显露了此向度的深刻意义，广延本身就是由此而被唤起的。生成之物会变得僵化和成为过去，由此也立刻就成了既成之物；生命会变得僵化和成为过去，由此也立刻变成了所知物的三度空间。思维与存在，或者说想象物与广延物的同一性，是笛卡儿和巴门尼德共同的基石。“我思故我在”不过是深度经验的一种简单表述——我认识，故我在空间中。但是，在这种认知的风格中，故而亦在认知结果的风格中，特殊文化的原始象征形成了。在古典意识中，完整的广延即是一种感觉的和形体的在场。而西方意识仿照自身的样子所获致的广延则是一种超越性的空间，并且当它对它的空间的思考越来越具有超越性时，它便在程度上发展出了容量和强度的抽象极性，这与古典文化中物质与形式的视觉极性，恰成鲜明的对照。
　　但是，由此而论，在所知物中，活生生的时间不可能重现。因为它已作为深度进入已知，进入恒定的“生存”，故而，绵延（亦即无时间性）与广延是同一的。只有认知的过程具有方向的标记。把“时间”一词运用于物理学上那种想象性的、可度量的时间向度中，实为一种错误。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错误是否为无可避免之事？如果我们在任何物理陈述中以“命运”一词来取代“时间”一词，我们立刻会感觉到纯粹的自然根本不包含时间。因为物理学的形式世界所能延展的幅度，应恰是数字和概念的同源的形式世界所能延展的幅度，而我们已经看到：在数学的数字和时间之间，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哪怕最微小的关系（尽管康德不这么认为）。然而，这与周围世界的图象中的运动事实又发生抵触。故而这便成为爱利亚学派所未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存在（或思维）与运动互不相容；运动并不“存在 ”，而只是“显现”。
　　在此，又一次，自然科学成为教条的和神话式的东西。时间和命运这两个词，对于任何直觉地使用它们的人来说，触及的是最深刻的深度上的生命本身——是不可与生活经验分离开的生命整体。可另一方面，物理学——亦即观察理性——又必须把它们分离开来。活生生的经验“本身”在心理上摆脱了观察者的行为之后，便成为死板的、无机的、僵硬的对象，而现在则成为“自然”，成为向彻底的数学处理开放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知识乃是一种度量的活动。甚至我们在观察时，我们同时也在生活，故而我们所观察的事物，是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在自然图象中有一个要素，是醒觉意识及其世界之间的连系物，经由它，生命不但能时时刻刻存在，而且能在我们周围的一条连续长流中生成变化。这一要素即是所谓的运动，它与作为一个图象的自然本身相抵触，可是它却代表着此一图象的历史。因此，恰如知性（Understanding）是自感觉中抽象（借助于语言）出来的、数学的空间是自光阻（“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样，物理上的“时间”也是自运动的印象中抽象出来的。
　　物理学探究自然，因此它只知道作为长度的时间。但是，物理学家也生活在这个自然的历史当中，因此他不得不把运动看作是一种可在数学上确定的数量大小，看作是在实验和写下的公式中获得的一组纯粹的数字。基尔霍夫（Kirchhoff）说过：“物理学，即是对运动作完整而简单的描述。”这确实一直是物理学的目标。可是，问题并不是在图象之中的运动，而是图象本身的运动。运动，在物理学的自然中，不过是一种导致连续意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认识对象是无时间的，是与运动格格不入的；它那“已经生成”（becomeness）的状态就意味着这一点。只有被认知物的有机的次序，才能产生运动的印象。物理学家所接受的“印象”一词，并不是指施于“理性”的印象，而是指施于那整个人的印象，而那个人所作用的对象，并不是“自然”，而只是整个的世界。而且那还是作为历史之世界。因此，“自然”乃是诸文化在各自情形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所有的物理学都是对运动问题的一种处理——生命本身的问题，即蕴涵在运动问题之中—— 而物理学处理运动问题，不是以为有一天能解决此问题，而正是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运动的奥秘在人的身上唤醒了死亡的恐惧。
　　因此，如果自然知识是一种精微的自我认识——自然被理解为图象，被理解为人的镜像——那么，尝试去解决运动问题，即是自我为了掌握它自身的奥秘之踪迹、它自身的命运而作的一种认识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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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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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只有观相学的机智——如果具有创造性的话——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且事实上，它已经自远古时起就在艺术中、尤其是在悲剧诗中这么做了。只有纯思的人，才会对运动感到茫然不解；而对于冥思者来说，它是不言而喻的。前者不论如何完整地把他的困惑还原为体系，其结果都是体系化的，而非观相学的，是逻辑地和数字地排列的纯粹的广延，在那里，除了既成的死物而外，没有任何活生生的东西。
　　正是这一点使得歌德——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计算者——发现，“自然没有体系。它只有生命，它就是生命，是从一个未知的中心到一个不可知的境界的连续性。”对于还没有在自然中生活而只是认识自然的人来说，自然有一个体系。但是，它仅仅是一个体系，再无其他，运动则是它里面的一种矛盾。那矛盾可能会被灵活的定则掩盖起来，但它会继续存在于那定则的基本概念中。德谟克利特的碰撞与反碰撞、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从14世纪奥卡姆主义者的“动力因”到辐射的量子理论中的力的概念，全都包含有这个矛盾。读者不妨在一个物理系统之内把运动设想为那一系统的老化过程（ageing）（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正如观察者的生命经验所显示的），这时，他立刻且明显地会感觉到，在“运动”一词及其所有派生的观念中固有的宿命性，才是它们的不可克服的有机内容。但是，跟老化没有任何关系的力学，必定也跟运动没有关系；因此，既然没有一个科学体系不包含有运动问题，那么，一个完整而自足的力学就是不可能的。不论是这个地方还是在那个地方，任何体系总会有一个有机的出发点，使当下的生命可以由此进入体系之中——这个出发点就是一个连接着有心智的婴儿与有生命的母亲、亦即思维与思维者的脐带。
　　这也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浮士德式的自然科学和阿波罗式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没有一种“自然”是纯粹的——在它之中，总有某种历史的东西。如果人是非历史的，像希腊人那样，那他的总体的世界印象便吸附在一种纯粹由点形成的现在中，他在每一个别时刻的自然意象便是静态的、自足的（也就是，将过去和未来排除在外的）。时间作为数量很少出现在希腊物理学中，如同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的观念中就不包含时间因素一样。相反，如果人是历史地构成的，那他的自然意象便是动态的。数字作为对既成之物的确定评价，在非历史的人的情形中是度量，在历史的人的情形中则是函数。一个只是对现在的东西的度量，一个只是对有过去和未来或者说有一个过程的东西的探究。而这一差异的结果便是：运动问题的内在不连贯性在古典理论中被掩盖起来了，而在西方理论中被推到了前景中。
　　历史是永恒的生成，故而也是永恒的未来；自然是既成，故而也是永恒的过去。可是在这里，似乎发生了一个奇异的逆转——生成已经失去了其之于既成的优越性。当人类的才智从自己的领域即既成中往后看的时候，则生命的方面便会颠倒过来，承载着目标与未来的命运的观念，转变成机械的因果原理，而这一原理的重心，则在于过去。于是，空间的经历被提升到瞬时的生命之上，而时间，则被空间的世界系统中的长度所取代。然而，既然在创造性的经验中，广延出自于方向，空间来自于生命，则人类知性把生命当作是一种进入无机空间的历程，显然只是一种想象。生命把空间视作是在功能上属于自己的一种东西，而心智却把生命视作是空间中的一种事物。命运会问：“往何处去？”，因果律会问：“自何地而来？”故而，所谓建立一个科学的系统，意味着从既成的和已经实现的事物出发，沿着一个机械地构想的过程倒溯回去，也就是通过把生成变化的过程处理为一种空间的长度，以追寻“原因”。但是，人是不能往回生活的，而只能往回思考。时间和命运其实是不能逆转的，所能逆转的，只是物理学家所谓的“时间”，他把他公式中的时间视作是可以分割的量，尤其是一种否定性的或想象的量。
　　这一乖谬的困境一直是存在着的，尽管很少有人看出这是天生的和必然的。在古典科学中，爱利亚学派拒绝承认在运动中来思考自然的必然性，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逻辑的观点，认为思维即是一种存在，并由此推论，被认知物与广延是同一的，故而知识与生成过程是不可兼容的。他们的批评一直未被反驳，也不能反驳。但是，他们并不能阻碍古典物理学的演进，因为古典物理学是阿波罗式的心灵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故而超乎一切逻辑困难之上。而在巴罗克时代由伽利略和牛顿所奠定的所谓“古典”力学中，也一再基于动力学的思路，寻求对运动问题提出一种无懈可击的解答。一种觉得自己的自我受到某个困难的威胁的思想，以其不知疲倦的全部激情一直在反复阐述着力的概念，这一阐述的历史不过就是为了给运动找到一种无懈可击的、数学的和理论的形式而作出努力的历史。其最后一次严肃的尝试 ——像其他各次尝试一样，必然要归于失败——即是赫兹作出的。
　　赫兹没有找到所有困惑的真正源头（迄今还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做到了这一点），他企图整个地消除力的概念——他觉得，一切力学体系中的谬误应在这样或那样的基本概念中去寻找，这是正确的——而把整个的物理学图象建立在时间、空间和质量这三种量上。但是，他没有发觉，时间本身（作为一种方向因素，它呈现在力的概念中）是一个有机的要素，没有了它，就不可能表达出动力学的理论，可是有了它，就不可能获得清晰的答案。进而言之，撇开这一点不说，力、质量和运动的概念所构成的乃是一个教条式的单位。它们互为条件，以致应用其中的任何一项，自一开始即已暗中牵涉到另外两项。有关运动问题的整个阿波罗式的概念，即已暗含在根词αρχη（始基）当中；而有关它的整个西方的概念则暗含在力的观念中。质量的观念只是力的观念的补足物。牛顿——具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气质——在阐明“力”和“运动”这两个词时，说到质量是力的附着点，是运动的承载者，这也只是表达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世界感。13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也是这样来想象上帝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牛顿在他的名言“假设不是杜撰”（hypotheses non fingo）中无疑拒斥了形而上学的要素，但同时，他在建立他的力学的时候彻头彻尾地是形而上学的。力即是西方人的机械的自然图象；就如同意志之于他的心灵图象，以及无限的上帝在他的世界图象中的地位一样。物理学的这三种基本观念远在第一位物理学家诞生之前，即已根深蒂固，因为它们是深植在我们的文化最早期的宗教的世界意识中的。
　　六
　　由此显见，物理学中的必然性概念也有一个宗教根源。不要忘记，支配着我们的才智之士之自然理解的机械的必然性，是以生命本身之中的另一种有机的和命定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后者创造，前者限制。一个是来自内在的确信，另一个则是来自论证；这就是悲剧的逻辑与技术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与物理的逻辑之间的区分。
　　进而，必然性内部的许多差别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愿正视最敏锐的洞识的科学（有关因果关系的科学）所论定和假设的。在此，我们面临着一个既十分十分困难又十分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种自然知识即是（不论哲学如何表达这一关系）认识活动的一种函数，这认识活动在每一情形中都有其特殊的风格。因此，一种科学的必然性具有的是适应于才智的风格，这立即把形态学的差异引入了认识的领域。在自然中，甚至在不可能表达为自然定律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一种严格的必然性。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属于科学中自明的、本有的表现形式的自然定律，对于其他文化的人来说却并不如此。它们以一种特殊的理解形式、故而亦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自然的形式为前提，那就是独特的浮士德式的形式。而在机械的必然性的概念中，并不存在内在地荒谬的东西，在那里面，每个个别的情形在形态学上皆是自足的，不可以准确地复现，故而在那里，所获得的知识也不可能被归于一个一致有效的公式。在这种情形中，自然显得（从形态学上说）像是一个同样不会重复出现、也缺乏周期性的无限小数。因此，毫无疑问，它也是古典心智所设想的一种必然性——这种心智的情感显然以它们的基本的物理概念为基础。例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固有运动就是这样来排除先行计算运动的任何可能性的。
　　自然定律是认识对象的形式，在那里，各别情形集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高级的单位。活生生的时间被忽视——也就是，那情形是否发生、何时发生或如何发生，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问题不在于编年的顺序，而在于数学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撼动这种计算，我们的追求制服自然的意志就是基于这种意识。那其实就是浮士德式的意识。只有从这一角度看，神迹才显得像是自然定律的一种裂隙。麻葛式的人在神迹中看到的只是一种力量的运作，这力量非所有文化的人所共有，也绝不与自然定律相矛盾。古典的人，根据普罗塔戈拉的观点，只是万物的尺度，而非万物的创造者——这一观点不自觉地全然忘记了通过定律的发现和运用来征服自然。
　　因此，我们看到，因果原则只是一种西方的现象，更严格地说，只是一种巴罗克的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其在形式上的必然性是自明的，那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学和哲学所共同承认的真理基础。因果原则是不能证明的，因为以西方语言提出的所有证明以及由西方心智所导引的任何实验，都已先行预设了自身的存在。在每一问题中，对问题的阐述本身就包含了证明的胚芽。一种科学的方法即是该科学本身。毫无疑问，自然定律的观念和物理学作为“经验科学”的概念——自罗吉尔·培根以来，一直被坚持着——先验地包含了这种特殊的必然性。相反，古典的认知自然的模式——它是古典的存在模式的他者（alter ego）——就不包含这种必然性，而其科学的地位并不因此在逻辑上有所削弱。如果我们仔细深入地研究一下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和亚里士多德（在他身上，包含着古典的自然沉思的全部）的言论，尤其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诸如αλλοιωσιs（位移）、αναγκη（命运、必然性）、 εντελεχεια（静止）这些关键术语的内涵，就会惊讶地洞察到一个迥异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意象。这一世界意象是自足的，故而对于这种确定的人类而言，是无条件地真确的。而我们意义上的因果律在此毫无用武之地。
　　阿拉伯文化的炼金术士或哲学家也在他的世界洞穴内部假定了一种与动力学的必然性全然不同的必然性。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定律形式的因果连结，而只有一种原因，那就是上帝，它直接地决定着一切的结果。从这一观点看，相信自然定律，就是怀疑上帝的全能。如果出现了一条规则，那是因为它也邀上帝喜悦；但是，认为这个规则是一种必然性，就等于是屈服于魔鬼的引诱。这也是卡涅阿德斯（Carneades）、普罗提诺和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态度。这种必然性也是《福音书》、《塔木德》和《阿维斯塔》的基石，而炼金术的技术也是以它为基础的。
　　数字作为函数的概念与动力学的因果原则有关。两者皆是相同的才智的创造物，是相同的精神性的表现形式，是相同的对象化的和“既成的”自然的构成原则。事实上，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不同于牛顿的物理学，就是因为一个所选择的出发点是视觉上的给定物，而另一个所选择的出发点是从它那里推导出来的抽象关系。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中的“事实”是事物，它们就存在于所知物的表面；但是，浮士德式的科学的事实是关系，一般来说，它们是外行所看不见的，它们只能被理智地把握，针对它们的交流需要一种只有专业的研究者能充分理解的代码语言。古典的、静力学的必然性是在变动的现象中直接可见的，而动力学的因果原则只存在于事物的背后，它的趋向是要削弱甚或废除它们的可感知的现实性。例如，不妨看一下依据近代物理学所假设的其意义同“磁体”表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
　　能量守恒的原理，经J.R.迈耶阐述之后，已被十分严肃地视作具有一种通俗易懂的理论的必然性，可事实上，它只是利用物理学中的力的概念对动力学的因果原则的一种重述。诉诸于“经验”，以及争论判断究竟是必然的还是经验的——用康德（他自欺欺人地大谈二者之间的高度流动的分界线）的话来说，即判断究竟是“先天的”抑或是“后天的”——这些都是西方的特征。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比把“经验”当作真确的科学的源泉更加自明和明确的了。浮士德式的基于假设的运作和度量方法的运用实验，不过是这种“经验”系统而详尽的利用。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在如此一个“经验”的概念及其活跃的动力学意涵中，已隐含着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对于其他文化的人来说，都不曾也不可能有意义如此丰富的“经验”。故而，当我们拒绝承认阿那克萨戈拉或德谟克利特的科学结论是经验的成果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古典的思想家不能解释事实，而只是在浪掷幻想，相反，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在他们的综论中找不到构成我们的意义上的“经验”一词的因果要素而已。显然，我们还没有对这种纯粹浮士德式的经验概念的独特性加以充分的思考。它与信仰之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且完全是表面的。因为在感觉和理智上真确的经验，就结构而论，其实与（正如我们经常称呼的）内心经验、与西方人的深刻的宗教气质（例如帕斯卡尔，他成为一个数学家和成为一个詹森主义者是出于同一种必然性）在他们的存在的重大时刻所获知的那种洞识是完全一致的。对我们而言，经验意味着一种心智的活动，它并不只局限于接受、认知和排列短暂而纯粹当下的印象，而是会探询和回忆这些印象，以便克服它们在感觉上的在场性，把它们纳入到一个无限的统一体中，使它们在感觉上的歧异性消融于其中。因此，我们意义上的经验具有从特殊到无限的趋向。正因如此，它与古典科学的感受恰好对立。对我们是通向获得经验之道者，对希腊人是通向失去经验之路。故而希腊人避免采用强而有力的经验的方法；故而他的物理学不是强有力的展现定律和公式、从而无情地制服在场的感觉的体系（“知识才是力量”），而是印象的集合——秩序井然的、因感觉意象而变得生动强烈的、轮廓清晰的——自然在这里仍保持着其自持的完整性。我们的精确的自然科学是律令性的，而古典的自然科学是——字面意义上的——θεωρια（静观的），是消极的沉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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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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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每一种自然科学的形式世界，皆对应于其适当的数学、适当的宗教、适当的艺术的形式世界。一位深刻的数学家——当然不是指一个熟练的计算者，而是指一个人，任何能感受到他内在的活生生的数字精神的人——必定知道：通过数学的形式世界，他可以“认识上帝”。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对此的认识，丝毫不亚于帕斯卡尔和莱布尼茨的认识。特伦提乌斯·瓦罗在他的考察古代罗马宗教的著作中（题献给裘力斯·恺撒的）以罗马人的严谨区分了“公民神学”（theologia civilis）（所有得到官方承认的信仰）、“神秘神学”（theologia mythica）（诗人和艺术家的想象世界）和“自然神学”（theologia physica）（哲学沉思）。把这个运用于浮士德文化，托马斯·阿奎那和路德、加尔文和罗耀拉的教诲皆属于第一类；但丁和歌德的教诲皆属于第二类；科学的物理学，就其公式的背后总有诸多意象而论，则属于第三类。
　　不仅原始人和儿童，而且高等动物，都能自发地从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经验发展出一个自然的意象，把所观察到的经常发生的技术暗示尽数囊括其中。鹰“知道” 在什么时机猛扑向猎物；孵蛋的鸣禽“知道”貂从何处靠近；鹿“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在人身上，所有感官的这种经验变得狭隘了，可眼睛的经验更敏锐了。但是，随着现在外加上了语言交流的习惯，理解活动逐渐从看当中抽离出来，并从此以后独立发展成为推理的能力；接着又在即刻理解的技术中加上了反思的理论。那种技术主要用于可见的切近事物和一般的需要，反思的理论则主要用于遥远的和可怖的不可见物。于是，在日常生活的琐细的知识的旁边，信仰确立起来了。它们再接着发展，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知识和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技术，在神话的上面又出现了祀拜。一个教导如何去认识“神意”，另一个教导如何去征服“神意 ”。因为在显著的意义上说，理论彻头彻尾地是宗教的。只是在很晚的时候，科学理论才从宗教中发展出来了，且是经由已获知方法的人。离开了此，就不会有变化。物理学的意象世界仍是神话式的，它的程序仍是召唤事物中的力量的祀拜，它所形成的意象和它所运用的方法一般地仍依赖于适当的宗教的意象和方法。
　　从文艺复兴晚期的时候起，上帝的观念，在每个人的具有崇高意义的精神中，已逐渐接近于纯粹的无限空间的观念。依纳爵·罗耀拉的“属灵操练 ”（exercitia spiritualis）的上帝也是路德的“坚固保障”（ein’feste Burg）的上帝，是帕勒斯特里纳的即兴曲（Improperia）和巴赫的康塔塔中的上帝。他不再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穹隆高耸的主教堂中以位格在场的天父，不再是哥特式画家如乔托和斯蒂芬·洛赫纳（Stephen Lochner）所感受到的关切的与温柔的上帝，而是一种非人格的原则：不可想象，不可触知，在无限中神秘的运作。个性的一切残迹都消融于不可感的抽象之中，只有伟大风格的器乐能再现这样一种神性，在它的面前，绘画都衰落了，渐渐地涣散了。正是这种上帝感构成了与古典正好相反的西方的科学的世界图象，如它的“自然”，它的“经验”，故而还有它的理论和它的方法。推动质量运动的力——那正是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中所画的东西；是我们从罗马耶稣堂的原型到德拉·波尔塔和马代尔纳的主教堂立面的(禁止)，从海因里希·舒策到18世纪教堂音乐的超验的音响世界，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的东西；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充分扩展到无限的世界生成场景的东西。那也是伽利略和牛顿用公式和概念所捕捉到的东西。
　　“上帝”这个词以不同的方式回荡在哥特式教堂的拱顶下、在摩布隆（Maulbronn）和圣伽伦（St. Gallen）修道院中，以及在叙利亚的巴西利卡和罗马共和国的神庙中。浮士德式的教堂的特征是森林式的。与巴西利卡的平顶正好相反的本堂在侧廊上方强有力的提升；柱式的变化——柱基和柱头作为空间中自足的个体而存在着，柱身和束柱拔地而起，向高处延展成为一个无限的细部，并且线条和分支相互交错；把墙壁消融于自身之中的巨大的窗户和充满神秘的光的内部空间——这些都是一种世界感在建筑中的实现，这种世界感在北方平原的高耸的森林中首先找到了自己的象征，落叶林及其神秘的窗花格暗影、在观者的头上永不止息的叶子的呜咽声、在树干上挣扎着要脱地而去的树枝。我们不妨想一下罗马风格的装饰及其与树木的感觉的深刻的相似。无限的、孤独的、幽暗的树木成为且仍是所有西方建筑形式的秘密渴念，以致当其风格的形式能量熄灭时——在晚期哥特风格和相近的巴罗克风格中是一样的——受控制的抽象的线条语言立刻把自己融入了自然主义的枝杈、嫩芽、细枝和叶子中。
　　柏树与松树给人的印象是具体的、欧几里得式的，它们不可能成为无穷空间的象征。但是，橡树、山毛榉和菩提树若有若无的光斑映现在它们荫密的形体上，使人有一种虚无缥缈、无垠无限的精神之感。柏树的枝干发现它的垂直倾向在它的果球的确定(禁止)中有最终的完成，而橡树的枝干似乎永无止息和永不满足地向着它的最高端发展。在桉树中，挣扎向上的枝桠似乎真的赢得了对树冠之统一体的胜利。它的枝干方面是某种消融的东西，某种扩张到了空间之中的东西，正是因为这种可能性，世界树伊格德拉西尔（World-Ash Yggdrasil）成为了北欧神话中的一个象征。其枝桠的沙沙声，有着古典诗人所无法体会到的魅力——因为它超出了阿波罗式的自然情感的可能性——这沙沙声带着它的秘密问题：“自何处来？”“往何处去？”，使它的表象淹没在永恒性之中，并带着与命运、与历史和绵延的感受、与方向的性质的一种深刻关系，驱使着焦灼的、关切的浮士德式的心灵趋向于无限遥远的未来。也是因此之故，以深沉而高昂的音调回荡在我们的教堂里的管风琴，与奥洛斯和基特拉那平直而坚实的音调相比起来，似乎根本不知有边界，不知有约束，因而成为了西方信仰事务中专用的乐器。教堂与管风琴构成了一个象征的统一体，一如神庙和雕像。管风琴制作的历史，是我们的音乐史中最丰富感人的一章，那其实就是一个渴望森林的历史，是渴望以具有西方式的上帝恐惧的真正神庙的语言来进行言说的历史。从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诗歌到《特里斯坦》中的音乐，这种渴望生生不息，硕果累累。18世纪的管弦音调也是孜孜不息，以期更接近于管风琴的主调。“悬留 ”（schwebend）一词——用于古典的事物上，简直毫无意义——在我们的音乐理论、油画、建筑以及巴罗克式的动力物理学中，都十分的重要。你若站在一棵茎干挺直的大树下，而头上是风雨交加，闪电雷鸣，这时你立刻可以体会到那种推动质量的力的概念的全部意义。
　　从有意识的生存的这样一种基本感受出发，我们便能接着在周围世界中产生出一种内在的神圣观念，而且这种观念会逐渐地越来越趋于明晰。有意识的知觉接受了外部自然中的运动的印象后，便会感受到一种具有陌生力量的几乎无可名状的疏离的生命，并会追溯此等印象的来源，将其归于所谓的“神意”，归于一个他者（The Other），而此一他者显然也具有生命。对陌生疏离的运动感到惊讶，乃是宗教与物理学共同的起源：宗教与物理学，分别是灵魂和理性对自然（周围世界）所作的阐释。而那些陌生的“力量”也即是恐惧的或可亲的敬畏感以及批判性的研究所共同的最初目标。在此既有一种宗教经验，也有一种科学经验。
　　现在，重要的是考察各文化的意识是如何在理智上凝结其原始的“神意”的。它把有意义的语词——名称——加诸那些神力之上，以此来对它们施以魔法（抓住或约制它们）。借助于名称，使它们屈从于拥有那名称的人的理智力量。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全部的哲学、全部的科学，以及以任何方式与“认识活动”相关的一切，根本上不过是一种被无限精致化的、将原始人的名称魔力运用于“陌生的”力量的方式。正确的名称（在物理学上，为正确的概念）就像是一种魔术似的符咒。宗教上的神和科学上的基本概念，最初都只是一些咒语似的名称，而与之相关联的则是一种在感觉上渐渐趋于明确的观念。一种神意（Numen）的结果便是一个神灵（Deus），一个概念的结果便是一种观念。对于最博学的人们而言，“物本身”、“原子”、“能量”、“重力”、“原因”、“演进”等等东西的命名，其所传达的意义就如“刻瑞斯”（Ceres）、 “孔苏斯”（Consus）、 “雅努斯”（Janus）、 “维斯塔”（Vesta）这些词之于拉丁姆农民一样。
　　对古典的世界感而言，与阿波罗式的深度经验及其象征主义协调一致的个别实体即是“存在”。因此，逻辑地说，这实体的形式，当它在光中呈现自身的时候，就被看成是它的本质，看成是“存在”一词的真正意思。还没有获得形态的东西，还不是一种形态的东西，就什么也不是。以此一情感为基础（其强度是我们不可能想象的），古典精神创造了与“他者”的非形式的形式的对偶概念，亦即其本身并不存在而仅仅是实际“存有”（Ent）的补充、且只具有第二性的和附属的必然性的基质、αρχη（始基）、υλη（质料）。在这些情形中，很容易看到古典的万神庙如何必然地会作为一个与普通人类并置在一起的高等人类的产物、作为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一组已完满形成的形体具体地在场呈现而出现，而在非本质的质料方面，是不会显示出来的，因此只能屈从于同一宇宙的和悲剧的必然性。
　　浮士德式的世界感对深度的体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这里，真正的存在看起来就像是作为存在的纯粹有力的空间。因此，感觉上所感受到的东西，十分有意义地指明为充实的东西，被觉得像是次一级的事实，是华而不实的、值得质疑的东西，是哲学家或物理学家在发现存在之真正内涵之前必须先行加以克服的阻力。西方怀疑主义从未把目标针对空间，而总是只针对可触知的事物。空间是更高级的观念——力只是对它的一种不太抽象的表达——并且质量只是作为一个与空间对偶的概念才出现的。因为质量是在空间之中且逻辑上和物理上皆依赖于空间的东西。从光的波动说——这是作为一种能量形式的光的概念的基础——必然可以得出相应的质量的假说，亦即“发光的以太”的假说。质量的定义和把性质归之于质量的假设皆得自于具有一种象征的全部必然性的力的定义（而不是相反）。所有古典的实体性概念，不论它们作为实在论的概念或唯心论的概念，相互间多么的不同，都区分了“有待形成之物”，亦即一种只能越来越趋近于明确的非存在，跟形式的基本概念，不论这形式属于何样的特殊的哲学体系。西方所有的实体性概念则区分出了“有待运动之物”——它无疑也是一种否定物，但只是相对于不同的肯定性的一极的另一极。形式与非形式、力与非力——人们尽可能明确地把这些词归为两极，而这种两极性在两种文化中都是世界印象的基础，且包含了其所有的印象方式。比较哲学迄今不准确地和误导地用“物质”一词所表示的东西，在一种情形中指的是形态的基础，在另一种情形中指的是力的基础。没有两个概念能完全地区分开。因为在这里所说的是对上帝的感受，是一种价值感。古典的神灵是最高的形态，浮士德式的神灵是最高的力。“他者”是其精神与存在的尊严不相一致的非神者；对阿波罗式的世界感来说，这种非神的“他者”即是没有形态的实体，对浮士德式的世界感来说，则是没有力的实体。
　　八
　　科学家习惯于假定神话和上帝观念只是原始人的产物，并认为，随着精神文化的“进步”，这种形成神话的能力便告流逝。可事实上，情形恰恰相反。如果历史的形态学在今天不是一片几乎未开拓的处女地的话，则我们早就可以发现，一般认为无所不在的神话诗人的创造力，其实只局限于特定的时期。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到：一种心灵的这种以自身的形象、特征和象征——它们之间有着相似性和一致性——来填充其世界的能力，主要并不专属于原始人的世界与时代，而是特别地属于各伟大文化的青春时期。每一具有伟大风格的神话都出现在一个觉醒中的精神之开端，它是该精神的最初构建行为。它不可能出现在别处。它一定是出现在文化的青春时期。
　　我认为，一个原始初民——如提尼泰时期的埃及人、居鲁士之前的犹太人和波斯人、迈锡尼联军的英雄、大迁徙时期的日耳曼人——以一定方式拥有的宗教观念，还不是更高意义上的神话。它充其量只是一些零散的和无规则的特征、依附于各种名称上的祀拜、片断的传奇人物形象的总汇，但它还没有一个神圣的秩序，还不是一个神话有机体。如同我不把这个阶段的装饰视作是艺术一样，我也不把这个时期的这些东西视作是神话。由此可以说，在处理今天甚或在早先的那些世纪流行于明显是原始民族当中的各种象征和传奇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保持最大的谨慎，因为在那千百年中，世上的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与其迥异的某个高级文化的影响。
　　因此，有多少种文化和早期建筑，世上便有多少种伟大神话的形式世界。根据这一假设，我们所关心的将不是那些先驱——近代的民间传说因为缺乏一个指导性的原则而只能在其未发展成熟的混沌的想象中摸索，并因此迷失了自身；而是相反，我们所关心的是还未被视作属于这一范畴的某些文化表达。就古典和西方文化而言，一种新宗教的伟大世界意象的出现，分别是在荷马时代（公元前1100～前800年），及对应的条顿骑士时代（公元900～前1200年），也即是所谓的史诗时代，不早也不晚。在印度与埃及文化中，对应的时代分别为“吠陀时期”和“金字塔时代”；终有一天，我们将会发现，埃及的神话事实上是在第三王朝和第四王朝之间的时期趋于成熟而达到深度的。
　　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了解到，那些充盈于德意志的帝国时代、历时三世纪之久的宗教直觉的神话创作的无限丰富性。这时所出现的，正是浮士德式的神话。迄今为止，由于一些宗教上、学术上的成见，使我们在处理这些神话时，总把天主教的成分排斥于北欧异教的领域之外，反之亦然。结果，我们对这一形式世界之广袤和统一视而不见。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些差异存在。因为当时基督教的观念圈子内意义的深刻改变，与大迁徙时期古老的异教崇拜之统一，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来看，其实是完全同一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欧的民间传说形成为一个整体；尽管其庞大的素材是极其古老的，尽管接着又把极其晚近的素材跟新的外部经验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更加有意识的处理而得以丰富，但却是在那时——不早也不晚——赋予了它象征的意义。埃达史诗中的伟大的上帝传奇，以及饱学的僧侣们所作的福音诗中的许多主题，都属于这种传说；日耳曼的很多英雄故事，如西格弗里德与谷德伦（Gudrun）、迪特里希（Dietrich）与韦兰（Wayland）；还有由古代凯尔特传奇演变而来的无数骑士传奇——在法国的土地上同时大量出现——如“亚瑟王与圆桌骑士”、“圣杯”、“特里斯坦”、 “帕西伐尔”、“罗兰”等等，都属于此类传说。此外，可以归于此列的——与对耶稣受难的故事所作的精神重估相比，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对于受难故事来说却有着无比深刻的意义——还有天主教的圣徒传（hagiology），其最丰富的高产时期在10至11世纪，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童贞女马利亚的生平传记，以及罗赫（Roch）、西贝德（Sebald）、塞维林（Severin）、方济各、贝纳德（Bernard）、欧迪利亚（Odilia）等圣徒的生平。还有，“黄金传奇”（Legenda Aurea）的编录约在1250年——正是宫廷史诗和冰岛吟游诗的繁荣时节。北欧的伟大的瓦尔哈拉诸神和南德意志的“十四个帮手”中的神话人物是同时代的；并且，与《沃卢斯帕》（Völuspa）中的拉格纳勒克（Ragnarök）、《众神的黄昏》并列在一起，我们在南日耳曼的神话《穆斯皮利》（Muspilli）中也看到了一种基督教形式。这种伟大神话的发展，像英雄史诗一样，在早期文化中达到了顶峰。它们分属于两种原始等级，即僧侣和贵族；它们的故乡在教堂和城堡，而不是在下面的这种乡村：在那里，民族的简单的传奇世界存活了几个世纪，并被称作“传说”、“大众信仰”或“迷信”，不过只与高级沉思的世界不可分离。
　　在这些宗教创作中，能将终极意义显示得最为清晰的，莫过于有关瓦尔哈拉的传说。瓦尔哈拉的观念并不是日耳曼所原有的，甚至大迁徙时期的各部落也完全不具有这等观念。它正好是在这个时期于新崛起于西方土地上的各民族意识中突然地形成的，并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故而，它与我们从荷马史诗中所知的奥林波斯山是同时代的，并且，正如瓦尔哈拉在源头上与日耳曼无甚关系一样，奥林波斯山与迈锡尼亦少有渊源。而且，仅仅对于那两个高级等级来说，瓦尔哈拉是出自海尔（Hel）的观念；而在民族的信仰中，海尔仍是死者的王国。
　　这种浮士德式的神话与传说的世界及其完全一致的表现或象征主义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迄今为止还未被认识到，不过，西格弗里德、巴尔德尔、罗兰、《救世主》（Heliand）中的国王基督，是有着不同名称的同一个形象。瓦尔哈拉和阿瓦隆（Avalon），圆桌骑士和圣杯骑士团，马利亚、弗丽嘉和弗劳·霍勒，都分别意指着相同的形象。另一方面，有关物质性的主题和要素的外部源头——神话研究在这里花费了过多的热情——是一个其重要性并不比表面看到的更为深刻的问题。就一个神话的意义而言，它的源头证明不了任何东西。“神意”本身作为世界感的原始形式是一个纯粹的、必然的和无意识的创造，它是不可传递的。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接受的东西——通过“皈依”或值得称道的模仿——对于它自身的情感而言只是一个名称、一个外衣和面具，决不会是那另一方的情感本身。我们对古代凯尔特人和古代日耳曼人的神话主题的处理，必须像博学的僧侣处理古典形式的遗产一样，像西方教会接受东方的全部基督教信仰一样，只把它当作浮士德式的心灵在这些世纪创造其自身的神话结构所用的素材。神话通过他们的心智和他们的口传抵达生命的那些人究竟是各别的吟游诗人、传教士、教士还是“民族”，这并不重要；基督教观念表达其形式的环境是否会影响那已经抵达的生命的内在独立性，这也不重要。
　　在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青春时期的神话在各自的情形中皆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在第一种文化中是静力学的，在第二种文化中是麻葛式的，在第三种文化中则是动力学的。考察一下每一神话形式的细节，便会发现：在古典神话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姿态，在西方神话中则是一种行为，作为前者之支撑的是一种存在，而作为后者之支撑的是一种意志；在古典神话中，有形体和可触知的东西、感觉上圆满的东西，压倒了一切，故而其崇拜方式的重心在于感觉印象式的崇拜；可是在北欧神话中，是空间和力量压倒了一切，故而其信仰主要为教义式的，重心在于渲染空间与力量的主宰。这些年轻心灵最早期创作，使我们认识到：奥林匹亚诸神的形象、古典的雕刻与形体式的多立克神庙之间；穹顶的巴西利卡、上帝的“圣灵”与阿拉伯风格的图案之间；瓦尔哈拉与马利亚神话、高耸的本堂与器乐之间，都有着某种关系。
　　阿拉伯式的心灵在恺撒与君士坦丁之间的若干世纪里产生了自己的神话——其充满奇想的大量祀拜、幻象和传说，我们今天几乎无法探询，诸如叙利亚的巴力崇拜以及伊西斯和密特拉崇拜这样的调和祀拜，不仅在叙利亚的土地上输出了，而且发生了转变；《福音书》、《使徒行传》和《启示录》也出现了惊人的融合；基督教、波斯教、犹太教、新柏拉图主义、摩尼教的传说，以及天使、天父的圣灵和诺斯替派的圣灵在天上的等级制，也都处于融合的过程。在《福音书》的受难故事 ——此即是基督教民族的史诗——中，(禁止)了耶稣童年时期的故事和“使徒行传”；在与之同时代的琐罗亚斯德传说中，我们看到了早期阿拉伯史诗的英雄形象，如同我们在古典史诗中看到阿喀琉斯以及在浮士德式的史诗中看到西格弗里德和帕西伐尔一样。客西马尼园和各各他的情景与希腊的最高贵的雕像和日耳曼的传奇同处一个层次。这些麻葛式的幻象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垂死的古典文化的压力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古典文化的精神在事物的本质方面是无法交流的，尽管它持之以恒地输出了它的形式。现在，要去估计给定的阿波罗要素在古代基督教神话获得其于奥古斯丁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确定性以前被接受和被重估的程度，已几乎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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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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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由此言之，古典的多神教有其自身的风格，与其他任何文化的世界感的概念不在同一范畴内，无论表面上是何等的肖似。这种有诸神却没有主神的宗教，只在希腊文化中曾经存在过，也只在希腊文化中，luoti(被禁止)雕像才成为其艺术的整个表现。
　　自然，如古典人就其周围所感受和认识到的，是形体完美的实体性事物的总和，故而除此形体外，其他形体皆不可奉为神。罗马人觉得，基督教把耶和华当作唯一的真神，本身即有一种无神论的成分在内。对罗马人而言，一神即是无神。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大众情感中对哲学家的极度厌恶也可归于这一点，因为哲学家多是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而对于数学家、律师和诗人而言，神即是实体，且是最完美的σωματα（实体）；而多样性本是实体的一种属性。ζωον πολιτικον（城邦的动物）的概念对于神亦如对于人一样，是有效的；没有什么比唯一性、独一性和自足性更令他们陌生的；故而，在他们看来，除了具有永恒的邻近性的方面，否则没有生存是可能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事实是：在希腊各城邦中，代表遥远世界（the Far）的神意的星神完全付之阙如。太阳神赫利俄斯只在半东方的罗得岛受到崇拜，月神塞勒涅则根本无祀拜可言。二者都仅仅存在于艺术的表现方式中（它们在荷马的宫廷史诗中就只是这种形象），是瓦罗归入“神秘神学”而非“公民神学”一类的要素。古罗马的宗教——在那里，古典的世界感表现得具有特别的纯粹性 ——完全不知拜日、月、风、云为神。森林的骚动与森林的寂静、狂暴的风雨与汹涌的浪涛，完全主导了浮士德式的人们（甚至前浮士德式的凯尔特人和条顿人）所理解的自然，并在浮士德式的神话中被赋予了特殊的特征，可是，古典的人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在古典文化中，只有具体的事物——如炉子与门，树丛与土场，这条特定的河流，那座特定的山丘等——才能凝缩为他的存在。我们发觉，一切遥远的东西，一切在其中包含了无垠无际、无形无体之暗示的东西，并因此一切把空间当作存有（Ent）和神圣引入被感受的自然之中的东西，全都从古典神话中排除出去了，且一直被排除着；因此，如果在巴罗克的风景画中有着确切的意义和灵魂的云彩与地平线，在古典的无背景的壁画中全都付之阙如，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古代神的无限多样——每棵树、每个春天、每间房屋、甚至房屋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个神——意味着每一可触知的事物全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故而在功能上没有谁是从属于另一个东西的。
　　阿波罗式的自然意象与浮士德式的自然意象的基础，在各自语境中分别表现为两种对立的象征：各别的事物与整一的空间。奥林波斯山和冥府哈得斯都是感觉上完全可以确定的地方，可是北欧神话中的矮人国、小鬼邦、妖魔国，以及瓦尔哈拉和尼弗尔海姆（Niflheim），都是在宇宙空间中某个不知所在的地方。在古罗马的宗教中，“大地之母”（Tellus Mater）并不是万物之母（all-mother），而只是一块可见的耕作地。森林神浮努斯（Faunus）即是树木，河神沃尔图耳努斯（Vulturnus）即是河流，谷种的名称即是谷神刻瑞斯，而收获物的名称即是农神孔苏斯。当贺拉斯在凛冽的天穹下说道“在冷峭的天地间！”（sub Jove frigido）之时，他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在这些情形中，罗马人甚至从不尝试在拜神的地方制作任何神像来供其膜拜，因为这等于是复制了神的形象。甚至在很晚期的时代，不仅罗马人，而且希腊人，都本能地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当雕塑艺术变得越来越亵渎神明的时候，便越来越与大众信仰、虔诚的哲学不能相容。在屋子里，门神雅努斯即是门，灶神维斯塔即是灶，房屋的两项功能，既被客体化了，亦被神化了。希腊的河神[如常常变形为一头水牛的阿刻罗俄斯（Achelous）]，即确指一条河，而不是意味着，譬如说，此神居住在河中。牧神潘与森林神萨提尔即是指正午的原野和草地，是界限明确的，有形象，也有生命。至于护树神女神特瑞亚德（Dryads）与哈马特瑞亚德（Hamadrayads）即是指树木；在许多地方，个别的大树确实被尊奉为树精，人们向其敬献花冠和还愿贡品，尽管它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相反地，在北欧神话中，小精灵、矮神、女巫、女战神瓦尔基里（Valkyries）及作为其族类的在午夜游荡的“幽灵军”，则丝毫不带有此等地域化的物质性的色彩。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水神奈亚德（Naiads）即是河泉，可是北欧神话中的水精、女巫、树妖、棕仙则是一些幽灵，并不局限于河泉、树木、房舍中，总想要逃脱出来，自由漫游。这正好是雕塑式的自然情感的对立面，因为在这里，万物仅仅被经验为另一些空间的存在。希腊神话中的山泽女神——也就是春天女神——在想要访晤英俊的牧羊人时，她是具有人形的，可是北欧的林仙则是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头发中长着睡莲，半夜从她所居住的池塘深处偷跑出来。凯泽·巴尔巴罗萨（Kaiser Barbarossa）曾在屈夫霍伊瑟山（Kyffhäuser）的洞穴里酣睡，而维纳斯夫人（Frau Venus）则是在霍塞尔堡（Hörselberg）酣睡。由此看来，浮士德式的宇宙似乎厌恶一切实质而具体的事物。我们总在万物中猜度着另外的世界，总觉得那些事物的硬度和厚度仅仅是外表，总认为有些天赋特异的人具有透视峭壁危崖而看到地层深处的能力——这一特征在古典神话中注定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寻幽探秘的心向，岂不正是我们的物理学理论、我们的每一项新假设的秘密意图？其他文化皆没有这么多关于深山潭底的宝藏神话；关于其中居有另外的人类的神秘的地下王国、宫殿、花园的传说。可见世界的整个实体性，都为浮士德式的自然情感所否定，对于它而言，归根结底，并没有任何事物属于地球，唯一真实的只是空间。正如哥特式风格消融了我们教堂的石头形质一样，这种神仙传说也消融了自然的物质性，使其成为无数幽灵似的形式和命运之线，可以发散出一切的力量，可以向无垠无际的宇宙发出讯息。
　　古典的多神教不断强调在形体上将其神个体化，这在其对“异教的神灵”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古典人而言，埃及人的神、腓尼基人的神、日耳曼人的神，只要能想象出形象来，便与他自己的神一样的真实。在他的世界感里，所谓此类其他神“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说法根本没有意义。当他接触到其他国家的这些神时，他也会向它们表示尊崇。跟一尊雕像或一个城邦一样，那些神也是具有地域性的欧几里得式的实体。它们是切近的存在物，而不是一般空间的存在物。例如，如果一个希腊人旅居于巴比伦，这样宙斯和阿波罗离他很远，他便有足够的理由特别地尊崇当地的神。这就是雅典的那些供奉着“未知之神”的祭坛的意义所在，而后来的保罗以一种麻葛式的一神教观点来衡量它，便是犯了严重的误解。这些乃是希腊人还不知其名、但为一些大海港[比雷埃夫斯（Piraeus）、科林斯及其他港口]的外地人所崇拜，因而希腊人也随之加以尊奉的神。罗马人在其宗教法和妥善保存的律则，例如“万民法”（generalis invocatio）中以古典的清晰性表达了这一点。由于宇宙是万物之总和，而神本身也是万物的一类，所以，必须承认，甚至对于那些神，罗马人并未与之发生实际的和历史的联系。他并不知晓它们，或者说他只把它们认作是他的敌人的神，可它们确曾是神，因为对于他而言，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这便是李维（Livy）在其《罗马史》第8卷的那句神圣话语的意义：“di quibus est potestas nostrorum hostiumque”（谁能够是我们的敌人）（Ⅷ，9，6）。罗马民族承认它自身的神的圈子只是暂时局限于此，在吟颂了它们的名称以后，最后都以祈祷结束，这样就不至于侵犯其他神的权利。依据它的圣律，对外国地区的并吞涉及到要把与这个地区及其神相关的所有宗教律条都挪移到罗马城中——从逻辑上说，这当然是来自古典的附加的（additive）神感。承认一个神灵跟接受其祀拜的形式根本不是一回事；因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佩西努斯的众神之母（Great Mother of Pessinus）在罗马由于西比尔神谕的告令而得以被接受，但是，那些主持她的祀拜——这种祀拜有着全然非古典的特质——的祭司是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的，不仅罗马公民，甚至他们的奴隶，都被禁止进入这个祭司阶层，否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女神的接受使古典的世界感获得了满足，但她的受到轻视的仪式的个人化表演又使这种世界感受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形中，元老院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尽管全民族及其与东方要素的日益融合对这些祀拜有一种喜好，并且在帝国时代，军队借助其编制而使其成为麻葛式世界感的一种工具（甚至是主要的工具）。
　　这使得我们更容易理解那些受到尊奉的男性神的祀拜是如何成为这种宗教的形式世界中的一个必需要素的。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把古典现象和与之有着表面的相似的东方现象明确地区分开来。迄今为止，人们仍把罗马的皇帝崇拜——亦即尊奉活着的王公的“格尼乌斯”（genius）和当作“先帝”的晏驾先王的“格尼乌斯”——同纪念统治者的尊奉（在小亚细亚地区，尤其是在波斯，这是一种习俗），以及后来意义十分不同的哈里发崇拜（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可以看到其完整的形成过程）混为一谈。不论这些象征性的形式在帝国的东部是如何密切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可在罗马本身，古典类型被明确地和纯粹地实现出来了。很久以前，这类希腊人[例如索福克勒斯、来山得（Lysander），尤其是亚历山大]就已经不仅被他们的奉承者拥戴为神，而且在一个完全确定的意义上被人民视作是神。可这毕竟只是从神化某一个物——诸如一片小树林、一口井，或一尊在有限意义上说是表现某个神的雕像——走向神化一个伟人（起先还只是作为一个英雄，接着便作为一个神）的过程的一小步。在这一情形中，跟在别的情形中一样，受到尊奉的乃是世界基质、非神性的要素在其中得以实现的完满形态。在罗马，执政官在他获选的那一天要穿上卡皮托利尼的朱庇特（Jupiter Capitolinus）的盔甲，在当选后的那几天，他的脸上和手臂上甚至还要涂上红色，为的是增强他跟那穿着法衣的主神的雕像之间的相似性，使他的“神意”可立刻得到体现。
　　十
　　在帝国时代的最初几个世代里，虽然通常并没有任何外在仪礼或神话形式之类的改变，可古代的多神教却已逐渐消解，而成为麻葛式的一神教信仰。一种新的心灵已经出现，它虽然生活在旧的形式中，但却有着新的模式。原来的神名称仍然袭用，可它们掩盖了其他的神力。
　　在所有晚期古典的崇拜中，诸如大神母伊西斯和赛比利，太阳神密特拉、索尔（Sol）和塞拉庇斯（Serapis）等等的神性，已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地方化的和具有形体的存在。在古代的时候，雅典卫城入口处的山门上供奉着赫耳墨斯，而在相隔几步远的地方，亦即后来修建厄瑞克忒翁神庙的那个位置，则是作为阿格劳洛斯（Aglaure）的丈夫的赫耳墨斯的祀拜场所。在罗马卡皮托尔山的最南端，靠近朱庇特·弗里特利乌斯（Juppiter Feretrius）的圣殿[那里供奉的并非神像，而是一块叫作“西利克斯”（silex）的神石]的地方，是至尊者朱庇特（Juppiter Optimus Maximus）的祀拜场所；当奥古斯都为后者修建大神庙的时候，他谨慎地避开了前者的神意所凭附的那块地方。但是，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朱庇特·多立克努斯（Juppiter Dolichenus）或索尔·因维克图斯（Sol Invictus）的崇拜，已变成“到处都是两个或三个神共用一个名称”。所有这些神，越来越被认为单一的神意，尽管某一特殊的祀拜的信徒相信自己确实知道该神意的真正形态。于是，那个伊西斯神可以有“成千万个不同的名称”。在此之前，不同的名称，代表的是众多在形体和地域上各不相同的神；可是如今，这些名称只是每个人心中唯一的真神的不同称号而已。
　　这种麻葛式的一神教信仰，就体现在所有的宗教创造中，这些创造来自于东方，而后泛滥于整个帝国——亚历山大里亚的伊西斯神及太阳神为奥勒利安（Aurelian）（巴尔米拉的巴力）所崇信，密特拉崇拜则受到戴克里先的保护（其波斯形式在叙利亚已被完全重塑），迦太基的巴力女神[母神坦尼特（Tanit）、塞勒斯提斯女神（Dea Caelestis）]，则为塞普提姆·塞弗茹斯（Septimius Severus）所崇奉。这些神的输入，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只是增加了具体的神的数目。相反，它们吸纳了古代的神，而且以这种方式逐步剥除了古代神的可描绘的形态。就在这个时候，炼金术也取代了静力学。与此对应地，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不是神像而是象征——诸如圣牛、羔羊、圣鱼、三角形、十字架——走到了前景中。在君士坦丁的时代，古典宗教的残余回声几乎不再“在此呈现”（in hoc signo vinces）。对人类的表征的厌恶之情在此业已确立，终至发展为伊斯兰和拜占廷时代对神像的禁止。
　　直至图拉真时代——在阿波罗式的世界感的最后特征脱离希腊土地以后很久——罗马的国家崇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重起欧几里得式的倾向并增加其神的世界。在罗马，属地和属民的神已经与获得承认的崇拜场所及其祭司和仪式和谐相处，而这些神本身作为完全确定的个体又与更古老的神联系着。但是，从那个时候起，麻葛式的精神甚至在这里也开始赢得了立足之地，尽管遭遇到了一些令人敬佩的抵抗，尤其集中在少数几个最为古老的贵族家族。作为实体的神像本身从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越性的神性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再依赖于感觉证据；各种各样的习俗、节日和传说相互交融。当217年卡拉卡拉终结罗马神与外来神之间在圣礼及合法性方面的所有区分时，当吸纳了所有古代女神的神力的伊西斯实际上成为罗马的第一个女神（并因此成为基督教最危险的敌人和教父们所仇视的最令人讨厌的目标）时，罗马已成为了一个东方国家，成为了叙利亚的一个宗教管区。这时，多立克（Doliche）、佩特拉（Petra）、巴尔米拉和以得撒的巴力神开始融入太阳神索尔的一神教信仰中，后者早就是且仍然是[直到它的代表李锡尼（Licinius）在君士坦丁之前垮台为止]帝国的主神。到这时，问题已不在于古典神与麻葛神之间——基督教极少面临来自古代神的威胁，因此它能对它们抱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在于：哪一种麻葛式宗教有权给古典帝国的世界指定宗教形式？古代雕塑般的情感的衰落在皇帝崇拜所经过的各个阶段可十分清晰地辨认出来——先是经由元老院的决议把死去的皇帝纳入国家神的范围[公元前 42年将尤里乌斯奉作“先帝”（Divus）]，由祭司团把他和他的雕像从以纯粹本土的仪式供奉的先祖的雕像当中移开；接着，从马可·奥勒留开始，祭司的圣职仪式（并且立即还有神庙的建筑）对于被神化的皇帝不再有更多的帮助，因此之故，宗教情感现在被一般的“templum divorum”（先帝陵）所满足；最后，先帝谥号简单地被用作皇室成员的封号。这一演进的终结标志着麻葛式情感的胜利。我们将看到，在碑铭中有各种各样的名称[诸如大母神伊西斯-马格纳（Isis-Magna）、母神朱诺-阿斯塔特-贝洛纳（Mater-Juno-Astarte-Bellona）或密特拉- 索尔·因维克图斯-赫利俄斯（Mithras-Sol Invictus-Helios）用来指某一个有生命的主神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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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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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无神论这一论题，迄今为止，心理学家和宗教学家仍认为没有什么仔细研究的价值。虽然已有许多文字讨论到它，并且实际上是来自两种人，一方面是出于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之手，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宗教的狂热分子。但是，从没有人提及无神论的种类；也没有人将它当作一种个别而明确的现象，当作正面的、必然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现象，而予以分析性的研究；更没有人认识到，无神论是如何地被时代所局限的。
　　“无神论”是某一世界意识的先验构成部分，还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表达？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天生的还是皈依的？有一种无意识的感受觉得宇宙已经成为没有神灵的，这一感受本身就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有意识的认识，认为“伟大的潘神已经死了”吗？有所谓的早期的无神论者，例如多立克时代或哥特时代的无神论者吗？存在人们坚持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形吗？还有，另一方面，存在全部都不是或至多部分地是无神论者的文明化的人吗？
　　不用争辩（这个词本身在所有语言中已显示了这一点）：无神论本质上是一种否定，它指的是一种精神观念之前奏（foregoing），故而是这一观念的前身，它并不是一种毫发无损的构建力量的创造性行为。但是，它否定的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否定？谁是否定者？
　　若正确地理解，则无神论是一种已经实现了自身、耗尽了其宗教可能性、且正坠落于无机状态的精神的必然表现。它与人们对真正的宗教信仰的活生生的渴念与需求是完全相容的——它就好似浪漫主义，是对那一去不复返的东西亦即文化的一种追忆。无神论作为人的一种情感创造物，很可能是他所觉察不到的，它也从不会干扰他的思维习惯，或向他的信念提出挑战。若我们能够领悟到，何以虔诚的海顿在聆听了贝多芬的一些音乐之后，称贝多芬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们便可以理解这一点了。无神论，不是随文化的黄昏而来的，而是随文明的开启而来的。它属于大城市，属于大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只是机械地接受他的先辈亦即文化的创造者有机地寄身其中的东西。就古典的上帝感受而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不自觉的无神论者。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斯多葛主义、体现了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和体现了印度现代性的佛教，都是无神论的，尽管它们都可能且的确是满怀敬意地使用“上帝”这个词。
　　但是，如果世界感及世界意象的这一晚期形式，作为我们的“第二信仰”的序幕，是对我们现有的宗教的一种否定，则它的结构在各个文明之中当然会有所不同。世上的任何一种宗教，无不具有一个只属于其自身、也唯一只针对自身的无神论的对立面。人们一直把在其周围延展的外部世界，正如在不同的情形中所显示的那样，或是体验作由秩序井然的实体所构成的宇宙，或是体验作一种世界洞穴，或是体验作一个效能的空间，但是，他们再也不能活生生地经验到存在于外部世界之中的那种神圣的因果律。他们只能以一种渎神的因果律，亦即本身即是或者欲望成为包罗一切的机械的因果律，来认识那个世界。世上有古典类型的、阿拉伯类型的和西方类型的无神论，它们在意义和实质上彼此不同。尼采基于他所谓的“上帝已死”而阐述了一种动态的无神论，倘若古典的哲学家要表达其静态的、欧几里得式的无神论，则须宣称“住在圣地的诸神都已死了”。前者指示出无穷的空间已经失去了神性，后者则表示无数的实体已经失去了神性。但是，死的空间和死的事物，正是物理学中的“事实”。无神论者还不能体验到物理的自然图象与宗教的自然图象之间的差别。只有语言以其精微的感觉来区分出智慧（wisdom）和才智（intelligence）——它们分别代表着心灵的早期和晚期，以及心灵的乡村状态和世界都市状态。才智发出的声音甚至就是无神论的。没有人会把赫拉克利特或迈斯·艾克哈特描述为才智之士，但苏格拉底和卢梭显然是才智的而不是“智慧的”。“才智”这个词有“无根”的意思。只有从斯多葛派、社会主义者或典型的非宗教人士的角度看，才智的缺乏才是可蔑视的事。
　　每一活生生的文化，不论其是否意识到，其精神皆是宗教的，且就是宗教。它存在着、生成着、发展着、完成着，此即是它的宗教。从没有一种文化的精神是非宗教的；它至多也只是如美第奇的佛罗伦萨人那样，玩弄着非宗教的观念游戏而已。但是，世界都市的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是他的历史位置的一个标记。即便他痛苦地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和无聊，即便他热忱地渴望成为宗教的，他也没有力量达于此。世界都市中的所有信仰都取决于自我欺骗。一个时代所能有的虔诚的程度，在其对待宽容的态度中便可略见一斑。我们说一个人宽容，或是因为那形式语言看起来表达了在其自身的亲身体验中觉得是神圣的东西，再不就是因为那体验不再包含能产生此类感觉的任何东西。
　　在古典世界中，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宽容”（Toleration）其实是无神论之反面的一种表现。神意与崇拜的多样性乃是古典的宗教的概念所固有的，那承认它们具有有效性的东西，并不是古代信仰的宽容，而是它的虔诚的自明性的表现。反之，凡是要求唯我独尊的唯一性的人，事实上显示了自身是不信神的。在其世界图象只是个别实体之集合的人的眼里，基督徒和犹太人都算是且必然是无神论者；并且当帝国时代不再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时，古典的古老的神情感本身便宣告终结了。另一方面，尊重地方祀拜的形式——不论是什么样的；尊重神像；尊重献祭仪式和宗教节日，一直是古典的人们所期望的，凡是嘲弄或亵渎它们的人，立即会领会到古典宽容的限度——雅典的赫耳墨头柱（Mutilation of the Hermae）的丑闻和对亵渎厄琉息斯秘仪的审判便是明证，也就是，它们都是对感觉要素的不敬的模仿。但是，对浮士德式的心灵（我们再次看到了空间与实体、在场的征服与接受的对立）而言，构成信仰之本质的，并不是可见的仪式，而是教条。凡被视作不信神的东西，皆是有背于教义的。所谓的空间精神的异端概念，就源自于此。一种浮士德式的宗教，就其本性而言，是不容许任何良知的自由的，因为良知的自由与这一宗教的那种侵略性的空间的动力学精神相抵触。甚至自由思想本身也不容存在。在火刑柱之后，是断头台；在焚书之后，是禁书；在布道的压制之后，是出版的压制。在我们西方人当中，没有信仰不是依伴着某种类型的宗教裁判的。以适当的电动力学的意象来表达，则宗教的信仰无异于一个力场，它按照自身的强度来调整场内所有的心灵；若不能如此，即表示缺乏信仰——以教会的术语来说，即是不信神。相反地，对阿波罗心灵来说，所谓的不信神乃是对祀拜的蔑视——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ασεβεια”（亵渎）；在这里，它的宗教根本不承认态度的自由。在这两种情形中，在神情感所要求的宽容与它所禁止的宽容之间，有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
　　现在，在这里，晚期古典哲学的智者式的斯多葛派的沉思（跟一般的斯多葛气质不同）与宗教情感发生了抵触。并因此，我们发现，雅典人民——那为“未知之神”建造祭坛的雅典人——对不信神者的控诉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样的无情。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因对祀拜提出了诚实的看法而受到指控的古典思想家的历史人物的名单。苏格拉底和狄亚哥拉斯因为“ασεβεια”（亵渎神明）而受到控告；阿那克萨戈拉、普罗塔戈拉、亚里士多德、阿尔西比亚德都是因为逃跑了才得以幸免。在雅典，仅仅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几十年间，因为对崇拜的大不敬而受到控告的人数，就不下百人。在控告普罗塔戈拉以后，曾为了销毁他的著作挨家挨户搜查。在罗马，类此的行为（就历史所提供给我们的线索而言）在公元前181年就开始，当时，元老院下令公众焚毁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数书”（Books of Numa）。接下来又是对哲学家个人和整个学派的一连串的排挤打压，再后来又是一系列的指控，以及公众的焚书，只要是有背于宗教的。例如，仅在恺撒时期，伊西斯的崇拜地就五次被执政官下令摧毁，提比略还把伊西斯神像扔进台伯河。拒绝在皇帝的雕像面前献祭被视作是一种违法的冒犯。所有这些都是针对着体现在对可见的祀拜的理论的或实践的蔑视中的“无神论”——在该词的古典意义上说——而采取的措施。除非我们能把我们对待这些东西的西方情感付诸实施，否则我们不可能透彻地理解作为对待它们的古典态度之基础的世界意象的本质。诗人和哲学家可以编织神话，随意地改变神的形象。对感觉资料作教条式的解释是每个人的自由。诸神的历史在萨提尔剧和喜剧中可以作为消遣的对象——这并不违背它们的欧几里得式的生存。但是，神像、祀拜以及信仰的造型表现，是不允许任何人妄自触及的。早期帝国时代的优美的心灵不再采用任何严肃意义上的神话，而是小心翼翼地遵行公众的祀拜，尤其是遵行所有祀拜中最深刻真实的皇帝的祀拜——这并不是出于矫揉虚饰。而在另一方面，成熟的浮士德文化中的诗人和思想家，则可以随心所欲“不去教堂”，不做告解，在宗教集会日可以呆在家里，在新教的氛围中不与教会发生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却不可以触犯教条，这在任何教仪、任何教派——甚至那些包含自由思想的教派——中都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事情。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对于神话全不信仰，然而却能虔诚地谨守仪礼形式，启蒙时代的那些人，例如莱辛和歌德，就是这种人的同类，他们无视教会的一切仪礼，但却从不怀疑“信仰的基本真理”。
　　十二
　　如果我们从研究自然情感如何变为形式的问题，转而注意自然知识如何形成为体系的问题，我们便会明白，才智之士是如何通过把上帝或神灵当作一切意象之源头，来寻求使周围世界变得可以理解的。歌德曾经对里美尔（Riemer）说：“理性跟世界一样的古老；甚至孩子也有理性。但是，理性并不是在所有的时代中皆能以同样的方法运用于相同的对象。较早的世纪是在想象的直觉中获得其观念的，而我们的时代则把观念变成了概念。以前是将伟大的人生观赋予各样的形态，将其变成神灵；而今天则是将它们变成概念。因此，以前是创造力比较巨大，而现在则是摧毁力或分解的艺术比较得势。”牛顿力学中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与近代动力学的论述中那种近乎纯粹的无神论，其实有着相同的色调，乃是同一基本情感的肯定的和否定的表述。一个有关必然性的物理学体系，必然具有其文化心灵的一切特性，因为它本就属于这个心灵的世界形式。巴罗克时代的自然神论，亦与其动力学与解析几何有相同的心灵归属；自然神论的三个基本原则：上帝、自由、不朽，用力学的语言来说，便是伽利略的惯性原理、达朗贝尔的最小作用原理和迈耶的能量守恒原理。
　　现今我们极其一般地称作物理学的东西，实际上是巴罗克时代的产物。在这个阶段，我们若是把依赖于引力假设和（整个地是非古典的且决非朴素的）超距作用的观念或质量的引力和斥力的观念的表征模式，特别地同维尼奥拉所创立的耶稣会风格的建筑联系起来，并据此而称前者是耶稣会风格的物理学，读者想必不会觉得这是自相矛盾吧；另外，我还可以这样称微积分——它也是在恰当的时候和在恰当的地方必然地出现的——是耶稣会风格的数学。在这一风格里面，一个能深化实验技巧的有效假设便是“正确的”；因为罗耀拉所关心的，跟牛顿一样，不是对自然的描述，而是描述的方法。
　　西方物理学就其内在的形式而言，是教条式的，而非仪礼式的。它的内容即是跟空间和距离相同一的力的教条，是空间中的机械作用（比照于机械姿势而言）的理论。因此，它的倾向一直就是要克服表象的东西。它开始于一种完全阿波罗式的物理学的感觉分类，即把物理学分成视觉的物理学（光学）、听觉的物理学（声学）和触觉的物理学（热学），它逐步地削弱所有的感官印象，并以抽象的关系系统来取而代之；这样，在有关以太中的动力学运动的观念的影响下，热辐射现今借 “光学”——这个词已与视觉没有任何关系了——之名获得了处理。
　　“力”是一种神秘的量，这量不是产生于科学实验，相反，是它界定了科学实验中的先验结构。它是唯一的浮士德式的自然概念，只有它而不是磁体概念，才能思考其力场包括一块磁铁在内的磁力，只有它而不是发光体的概念，才能思考辐射能量，只有它，才能把诸如“电”、“温度”、“放射性”这样的概念人格化。
　　这种“力”或“能量”实际上是已被僵化为一个概念的神意（且决不是科学经验的结果），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可以看到这一点：以“热力学第一定律”而为人所知的基本原理，根本不曾言及能量的本质，因此假定“能量守恒”的观念是此定律的固有部分，完全可以说是不正确的（虽则在心理上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实验的度量，就事物的特性而言，只能设定一个数字（number），此数字我们（同样十分重要）命名为“功”（work）。但是，我们的思维的动力学模型要求我们把“功”当作能量的一种差额（difference）来看待，虽然能量的绝对值本身只是一种虚构物，不能以确定的数字来衡量。因此，正如我们所说的，能量的计算总是需要一个不确定的附加常数；换句话说，我们总是极力维护我们的内在之眼所形成的能量的意象，尽管实际的科学实践与此并无关系。
　　这便是力的概念的起源。所以我们无法对之加以定义，一如我们无法界定其他非古典的名词如意志和空间一样。因为这其中总会有一个被感觉到的和凭直觉领会到的剩余物，使得每种个人化的定义都几乎成为其作者本人的一种宗教性的信条。每一个巴罗克式的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皆有其个人的内在经验，并且他总想以某些名词来表达这种经验。例如，歌德就从没有定义他的世界力（world-force）的观念，可对于他自己来说，那观念即是一种确定性。康德称力是物自身的一种现象：“我们认识空间中的实体或物体只是通过力。”拉普拉斯称力是一种未知物，尽管其功用全为我们所知；牛顿想象其为一种非物质的超距离的作用力。莱布尼茨称Vis viva（活力）为一种量子，它与物质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单位，就是他所谓的单子；而笛卡儿，以及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都不愿在运动和被推动物之间给出一个基本的区分。我们甚至发现，在哥特时代，除潜力（potentia）、活力（virtus）、驱动力（impetus）这样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些外围的名词，如动力（conatus）、驱力（nisus）之类，在这些概念中，力与推动物体运动的原因显然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天主教的、新教的和无神论的力的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但是，斯宾诺莎——他是一个犹太人，故而在精神上是麻葛文化的一份子——根本不能吸收浮士德式的力的观念，故而力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毫无地位。而基本观念的隐秘力量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证据是，亨利希·赫兹——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物理学家当中唯一的犹太人——竟然也是唯一企图通过消除力的观念来解决力学的两难困境的物理学家。
　　力的教条是浮士德式的物理学的唯一主题。所谓那一科学分支以静力学的名义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体系和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其实是一种虚构。“近代静力学” 跟“算术”和“几何学”处于同样的位置，如果继续在字面的和原始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那它们在近代的分析中便全无意义，便只是古典科学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空洞的名称，它们被保留下来，只是因为我们要对所有古典事物表示尊敬，而这种尊敬使我们迄今为止还无法摆脱它们甚或认识到它们的肤浅空洞。世上根本没有所谓西方的静力学——这即是说，对力学事实的解释，对西方精神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可它并不是基于形式和实体的观念，甚至也不是基于空间和质量的观念，实际上，那种解释是与时间和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读者可以在他所愿意的任一领域来检验我所说的。甚至“温度”——在我们所有的物理的量中，它最明显地具有静力学的、古典的和消极的表象——也只有当被引入一种力的图象，亦即热量的图象时，才能在我们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那一图象是由物体的原子极度活跃的、微妙难察的、不规则的运动所构成，而温度则是表示这些原子的平均活力（mean vis viva）的。
　　晚期文艺复兴运动不但认为自己继续发扬了古典的雕塑，而且认为自己复活了阿基米德的物理学。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它都只是为巴罗克的形式作好了准备，并且它这样做是出自哥特式的精神。其图象-主题就属于这种静力学，正如在曼特尼亚的作品以及在西纽雷利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其轮廓和姿势后代人觉得僵硬而且冷漠。动力学开始于列奥纳多，在鲁本斯那里，硕壮的身体的运动业已达到极限。
　　晚至1629年，文艺复兴的物理学的精神才在耶稣会士尼古拉·卡比奥（Nicolaus Cabeo）所阐述的磁学理论中有所体现。他认为，以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为模型，是注定（就像帕拉第奥论建筑的著作中所说的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的—— 这不是因为那一模型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与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相冲突，后者经由14世纪的思想家和研究者而摆脱了麻葛式的路线，而现在已经获得了完全属于自身的表现其世界知识的形式。卡比奥避开了力和质量的概念，把自己局限于古典的形式和实体概念——换句话说，他从米开朗基罗晚年的和维尼奥拉的建筑回到了米开罗佐（Michelozzo）和拉斐尔的建筑——他所构建的体系是完整自足的，但于未来毫无重要性。一种被构想为个别物体的状态而非无穷空间中的力的磁学理论，是无法使浮士德式的人的内在之眼获得象征性的满足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关遥远的理论，而不是有关切近的理论。牛顿的数学-力学原则要求的是使一种动力学获得纯粹而统一的阐述，这一任务是由另一个耶稣会士在1758年首先完成的，他就是博斯科维奇。
　　就连伽利略都仍处在文艺复兴的情感的影响之下，对于这种情感来说，力与质量的对立，若是想在建筑、绘画和音乐中创造伟大的运动的要素，它便是奇怪的和令人不舒服的。因此，伽利略把力的概念局限于接触力（冲力），而他对力的观念的系统阐述也没有超出动量（运动的量）守恒的范围。他一味只关注被推动性（moved-ness），而羞于谈论任何激情的空间。直到莱布尼茨时，才首先在论战的过程中，继而经由积极地运用他在数学上的发明，而发展出真正自由而有方向的力（活力）的观念。直到这时，动量守恒的概念才让位于活力守恒的概念，数量的数字才让位于函数的数字。
　　质量的概念也是直到后来才成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在伽利略和开普勒那里，它的位置被体积的概念所占据，是牛顿明确地把它视作函数性的——作为上帝之函数的世界。所谓质量（现今把它界定为某一物质系统方面力与加速度之间的恒久关系）跟体积的大小并无比例关系，这一结论是文艺复兴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尽管有行星的证据。
　　但是，即便如此，伽利略还是对运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在一种真正的、仅仅靠着质料和形式的概念支撑起来的静力学中，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对阿基米德而言，位移跟形式相比毫无意义，后者才是一切有形存在的本质；因为，如果空间即是非存在，那么关心实体的外部能有什么作用呢？事物并不是运动的函数，相反，事物是自身运动。牛顿是第一位完全摆脱了文艺复兴情感的物理学家，他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认为物体能越过空间本身产生引力和斥力。距离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力。这种观念本身完全摆脱了所有感官所能感知的内涵，以致连牛顿本人也觉得不甚自在，事实上，是这种观念主导了他，而不是他主导了这个观念。正是巴罗克本身的精神及其朝向无限空间的倾向，激发了这个对位的和全然非雕塑的概念。此外，在它里面，还有一个矛盾。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对这种超距离的作用力给以充分的定义，还不曾有人理解离心力究竟是什么。地球绕轴旋转的力是这一运动的原因，抑或是恰恰相反？或是这两者是同一回事？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其本身来考虑，究竟是一种力还是另一种运动？力与运动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假定行星体系中的位移是离心力作用的结果；也确实是如此，那么，星体就应该偏离它们的轨道，可事实上它们并未这样，故而我们必须还要假定有一种向心力存在。所有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在此确实无法达至那诱使赫兹去一举消除力的概念并（通过在位置与速度之间完全人为地设定一些严格的连接物）去把他的力学体系简约为接触（冲力）原理的那种秩序和明晰性。但是，这仅仅是掩盖而不是消除了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所本有的特征，是根植于动力学的本质的东西。“我们在谈论力的时候能把力的根源归于运动吗？”当然不能；但我们能摆脱西方精神中天生但却无法确定的那些原始概念吗？赫兹本人并没有尝试实际地运用他的体系。
　　现代力学的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困难，并未曾为法拉第所创立的势能理论所解除，虽则物理思想的重心已从物质的动力学转向了以太的电动力学。法拉第是著名的实验家，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幻想家，在近代的物理学大师中，唯有他不是数学家，在1846年，他说，“无论空间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为虚空还是为物质所充满，我都认为，空间的任一部分，除了力，以及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在此，很清楚，在认识者身上，有一种定向的倾向，具有其有机的和历史的深刻内涵，有一种要使他的认识过程鲜活起来的倾向。在这里，法拉第与牛顿在形而上学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牛顿的超距作用力所指向的神话背景，也是这位虔诚的物理学家所拒绝考察的。然而，这样一条可能引起一种明白清楚的力的定义的途径——亦即从世界而不是上帝出发，从自然的运动状态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出发的途径——同时也能导向能量概念的阐述。现在，能量的概念，与力的概念之不同，乃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有方向的量，而不是一种方向，并且它与莱布尼茨的“活力”概念也只是在数量上近似。不要忽视的是：在此质量概念的本质特征已被能量所取代；实际上，连能量的原子结构之类的古怪观念也已被严肃地讨论过。
　　然而，基本词汇的这种重新安排并不曾改变我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世界力及其基础是确实存在的。运动的问题，一如以往一样，未得到解决。从牛顿到法拉第 ——或者说从贝克莱到穆勒——这一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宗教的行为观念（deed-idea），被非宗教的做功观念（work-idea）所取代。在布鲁诺、牛顿和歌德的自然图象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在行动中展现着自身，而在近代物理学的自然图象中，是自然自己在运作；因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意义上的每一 “过程”都是或应当是以能量的消耗来加以度量，而能量的消耗量，即对应于“被束缚的能量”形式的功之数量。
　　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发现迈耶的决定性的发现，在时代上恰可呼应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甚至经济学的体系也使用了同样的概念；从亚当·斯密以来，价值问题便与劳动量（quantity of work）发生了关系。相对于魁奈（Quesney）和杜尔哥（Turgot）而言，亚当·斯密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从有机结构转向了机械结构。作为近代经济理论之基础的“劳动”（work）概念具有纯粹动力学的意义，在经济学家的语言中，有一些术语恰好对应于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熵、最小作用等命题。
　　因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力的中心概念自从在巴罗克时代产生以后所经历的各个连续的阶段，以及它与伟大的艺术和数学的形式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便可以发现：（1）在17世纪（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力的概念的形成是图象式的，且与在1630年左右走向消亡的伟大的油画艺术颇为协调；（2）在18世纪（拉普拉斯与拉格朗日的“古典”力学），力的概念获得了赋格风格的抽象特性，且与巴赫的音乐相一致；（3）随着文化达至它的终点和文明化的才智压倒了精神，力的概念则出现在纯粹分析的领域，尤其出现在多项复变函数的理论中，无此，则力的概念的最现代形式便无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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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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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但是至此，不容否认的是，西方物理学正趋近于其可能性的极限。归根结底，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西方物理学的使命只是把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转形为一种理智知识，把文化青春时期的信仰形式转形为精确科学的机械形式。并且，虽则这项使命还将有一段时间继续去搜求越来越多实践的、甚至“纯粹理论的”结果，可这些结果本身，不论何等种类的，皆属于一种科学的表面历史。只有该科学的象征主义和其风格的历史，才属于它的深度所在。可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那些深度中，我们的科学的本质和内核正在迅速地解体。直至19世纪末，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处在动力学的自然图象的一种内在完成、一种日渐纯粹、日渐严格和完满的方向—— 接下来，那种曾把它带向理论的最高明晰性的东西，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溶剂。这种发展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事实上，现代物理学的高级才智们，根本还不曾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来自一种固有的历史必然。这一情况与古典科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内在地完成其自身时，处于同样的相对阶段。分析数学到高斯、柯西和黎曼那里已实现了它的目标，而今天，剩下来的工作，只是弥补它在结构上的缺漏而已。
　　这也是那种突然而致命的怀疑所发生的源头。该怀疑所指向的事物，包括甚至昨天还是物理学理论中不可挑战的基础，包括能量原理的意义，包括质量、空间、绝对时间等概念，以及一般的因果律。这种怀疑不再是巴洛克时代那带来丰硕成果的怀疑，已不再能把认识者与他的认识对象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它是一种会影响某一自然科学本身的可能性的怀疑。不妨略举一例：目前正迅速增强的、对运算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其目标只在于结论的或然率，而先行放弃了绝对的科学精确度 ——这本是充满希望的较早各代的科学家的信条——这种发展不是正好体现了一种无意识的怀疑主义的深度么！
　　当一种自足的、自我一致的力学的发展的可能性将永远地止息时，那样的时刻就临近了。正如我已经说明的，每一种物理学必定在运动问题上惨遭失败的下场，因为在运动问题上，活生生的认识者个人总是古板地强行挤进认识对象的无机的形式世界之中。但是在今天，不但这一困境仍然内在于一切最新的理论之中，而且三个世纪以来的才智工作已把它尖锐地带入了焦点所在，以至于无视它的存在已成不可能的事。自牛顿以后，万有引力理论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可如今，也只能被当作一个有着时代局限的、靠不住的假设。至于能量守恒原理，如果假定能量在无穷空间中是无穷大的，则这一原理也毫无意义可言。接受此一原理，便与空间的三度结构不能相容，无论这结构是无限的，是欧几里得式的，或是（如非欧几何所呈示的）球面的且具有“有限但无有边界”的体积，结果都是一样。因此，能量守恒原理的有效性只能局限于一种“自足的、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系统”，可这样的一种限制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但是，象征性的无穷正是浮士德式的世界感在这一基本观念中所要表达的东西，亦即那不过是对不朽与世界灵魂的观念所作的机械的和广延的再观念化。事实上，知识从那一情感中不可能成功地形成一个纯粹的系统。再有，发光的以太不过是近代动力学的一个理想假设，经由以太的存在，每一运动便可获得可动的性质，但每一个有关以太之构成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假设，均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告破裂；尤其是，开尔文爵士（Lord Kelvin）已经以数学的方式证明：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不受抗力干扰的光导体结构存在。另外，依据弗雷内尔（Fresnel）的实验的阐释，光波是横向的；故而以太必定是一种刚体（确实带有奇怪的性质），但这样的话，弹性定律也必适用于以太，这样一来，光波又成了纵向的了。麦克斯韦-赫兹的光电磁理论的等式——事实上是具有不容置疑的有效性的纯粹无名的数字——排除了任何力学对以太的解释。因此，再加上相对论的结论，如今的物理学家已认定以太只是纯粹的真空。但是，这终究与推翻动力学的图象本身无甚差别了。
　　自牛顿以后，质量恒定的假设——力的恒定的对偶体——已获得无可争议的有效性。但是，普朗克的量子论，以及尼尔斯·玻尔由此得出的有关原子的精微结构的结论——实验的经验已经证明其为必然——已摧毁了这一假设。每一自足的系统，除动能之外，还具有一种与此系统不可分离的辐射热能，故而，纯粹凭质量的概念是无法表征这一系统的。因为，如果质量可用活动的能量来加以界定，那它事实上不再可能在热力学状态维持恒定。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强行让量子论去适应构成巴洛克“古典”力学的那些假设；尤其是，连同因果连续性的原理一起，牛顿与莱布尼茨所奠定的微积分的基础都受到了威胁。但是，如果这些还只是足够严重的怀疑，则相对论的毫不容情的犬儒式的假设可谓是击中了动力学的心脏要害。经由A.A迈克耳逊（A.A. Michelson）的实验的支持——该实验表明光速不受介质的运动的影响；并经由洛仑兹（Lorentz）和闵可夫斯基在数学上的预备工作，确立了相对论的特定倾向，就是要摧毁绝对时间的概念。天文学的发现（在此，现今的科学家完全是自欺欺人）既不能确定相对论，但也不能反驳它。“正确”与“不正确”并不能作为检验相对论的假设的标准；问题在于，在经由无数有关辐射和热力学的假设所人为地发展出来的混乱观念中，相对论本身能否作为一种有用的假设站住脚。但是，无论如何，相对论已经消除了那些物理的量的恒定性，而把时间的因素加入了恒定性的定义中。并且，不像古代的静力学，西方的动力学所知道的，也只是这些物理的量而已。再也没有有关长度和刚体的绝对的度量。由此，绝对的量的限度的可能性，以及因此“古典”的质量作为力与加速度之间的恒定比值的概念，都宣告坍塌——随后，另一种作用量，即能量和时间的乘积，被当作一种新的常数确立起来。
　　如果我们能弄清楚，卢瑟福与玻尔的原子观念所表示的无非是：实验观察的数字结果突然被配以原子内的一幅行星世界的图象，而不再是从前所以为的原子星群的图象；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些空中楼阁般的假设现今是如何飞速地涌现的，而每个矛盾又是如何立刻被一个匆忙间新制造出来的假设所掩盖的；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何等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意象互相间是矛盾的，也与“古典的”巴洛克力学相抵触——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观念化的伟大风格已经走到了终点；并且，如同在建筑及形式艺术中一样，一种专门从事假设建构的工艺已取代了它的位置。只是我们在实验技术方面的那些极端杰出的成就——是它的时代的真正的产物——隐藏了象征主义崩溃的事实。
　　十四
　　在以上这些没落的象征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构成热力学第二定律之主体的“熵”的概念。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是对动力学的本质的通俗阐述，但它并没有说到西欧心灵的构成特性，即对于这一心灵而言，自然只有在对位式的动态的因果律（与亚里士多德的静态的、雕塑式的因果律相反）的形式中才必然是可见的。浮士德式的世界图象的基本要素不是姿态，而是行为和——机械地思考——过程，而第一定律只是将这些过程的数学性质置入变量和常量的形式之中。但是第二定律却更进一步，对自然事变显示了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并不曾先验地受到动力学的概念基础的影响。
　　从数学上看，熵是一种数量，由一个自足的物体系统的瞬间状态所固定，而在一切物理的与化学的变化下，其量只能增加，而绝不会减少；我们最乐于见到的，是熵保持不变的情况。熵，像力与意志一样，是一种内在地清晰而有意义的事物（对任何人而言，这个形式世界是可理解的），但对它的阐述，却因人而异，绝不能使人人都感满意。在此，又一次，在世界感要求表达的地方，才智显得力不从心。
　　一般而言，按照熵的增加与否，自然过程可分为两类：可逆的和不可逆的。在任何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中，自由的能量被转变为受束缚的能量；如果这种死能量要再次变成活能量，唯有通过在某一继发过程中把活能量的剩余量瞬间地合并，方有可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煤炭的燃烧——即是，如果想把水的潜能转变为蒸汽的压力，进而造成运动，就必须把储存在煤炭中的活能量转化为由二氧化碳的气体形式所束缚的热能。由此可见，在世界的整体中，熵不断地在增加；也即是，动力系统显然在趋向于某一终极状态，不论此状态究竟是什么。不可逆过程的例子有很多，诸如热传导、扩散作用、摩擦现象、光的发射，以及化学反应等等；而可逆过程的例子，则有万有引力、电的振动、电磁波与声波等。
　　迄今还没有人充分地体会到的东西，并且那导致我们把熵的理论（1850年）当作是标志着西方智性的那一杰作即古老的动力物理学开始走向瓦解的东西，就是理论与实际的深刻对立在这里第一次被引入到理论本身之中。第一定律已经画出了因果性的自然事变的严格图象；但第二定律通过引入不可逆性而第一次把属于直觉的生命的趋向带入到机械的逻辑的领域，以致同该领域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如果把熵的理论一直推展到它的结论，则结果是，第一，在理论上，所有的过程都必须为可逆的——这是动力学的基本假定之一，而在能量守恒定律中得到了极其严格的再度确认——但是，第二，在事实上，自然的过程全部都是不可逆的。甚至在实验室的实验的那种人为条件下，哪怕最简单的过程也不是真正地可逆的，即是说：一种状态一旦过去，便不可能被重新确立。故而，目前状态下的科学体系，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引入了一种“原初无序”的假设，以平复理智的假说与实际的经验之间的矛盾。一个物体的“最小粒子”（只不过是一个意象）整个地表现着可逆的过程，可是在实际的事物中，最小粒子处于不规则的运动中，而且相互干扰；所以，观察者所经验到的，只有不可逆的过程，而通过取其发生次数的平均概率，不可逆过程便与熵的增加联系在了一起。如此一来，熵的理论便成了概率计算中的一章，我们已经以统计学的方法取代了精确科学的方法。
　　显然，此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跟编年学一样，统计学是属于有机的范畴，属于流变的生命、属于命运和偶然，而不属于定律的世界，也不属于没有时间的因果原则。如人们所知道的，统计学尤其适用于描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即是说，适合于描述历史的发展。在伽利略和牛顿的“古典”力学中，统计学是毫无地位的。而现在，突然之间，要想理解那一领域的内涵，或者要想使那一领域的内涵变得可以为人所理解，只有经由统计学的方法，只有在或然率的观点下——而不能在巴洛克思想家一致主张的先验确定性的概念下——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对象其实正是我们自身。在这种情形下，“被认识的”自然，即是我们经由活生生的体验所了解的自然，即是我们在我们自身的生命中所体会到的自然。而理论所断定的东西（以及存在本身必须断定的东西） ——即是，这一理想的不可逆性在现实中决不会发生——只不过是陈旧的严格的理智形式的遗骸，是与对位音乐构成为一对孪生姊妹的伟大的巴洛克传统的遗迹。但是，诉求于统计学的方法即以表明：那一传统所规范和赋予效力的力量已经耗尽了。生成与既成、命运与因果律、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等要素开始混淆在一起。有关生命、生长、衰老、方向和死亡的各种公式，也都奔涌而出。
　　从这一观点看，这就是世界过程中的不可逆性必定意味着的东西。它不再是物理的“t”（时间）的表达，而是真正历史的、内在地体验到的、且与命运同一的时间的表现。
　　巴罗克物理学从里到外是一种严格的体系，只要它的结构未受到此类理论的打击，只要它的领域绝对地摆脱了那表现偶然和纯粹或然性的任何东西，它就还是这样一种严格的体系。但是，一当这些理论出现，它就变成了观相学的。“世界的过程”由此被展现出来。世界末日的观念带着其本质上不再是公式的公式面纱出现了。某种歌德式的东西进入了物理学——如果我们了解了歌德在《色彩学》中对牛顿的激烈反驳的深刻意义，就能认识到此处所意味的东西的整个重要性。因为在这里，直觉的幻想在反驳理性，生命在反驳死亡，创造性的意象在反驳一成不变的定律。自然知识的批判性的形式世界作为被唤起的对立面从自然感受、上帝感受中产生出来。在此，在文化晚期的终点，它已抵达了最遥远的距离，正在开始返回家中。
　　因此，又一次，在动力学中作为效能的意想的力量以它的魔法召唤着浮士德式的人的历史激情的伟大象征，即关切——那是对最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展望，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性的研究，是一种预见的状态，是自白和回顾，是响彻我们所有的乡村并度量着生命之过去的钟声。时间一词的时代精神总指向一个目标。这种时代精神，只有我们能感受到它，只有器乐能传达它，而雕塑艺术就不能。而它的这一目标在西方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生命意象中都有体现——如第三王国、新时代、人类使命、进化的结局。并且，它在熵中也有体现，即作为所有浮士德式的“自然”注定的终结状态。
　　方向感，作为过去与未来的一种关系，已经暗含在神话式的力的概念中，而这个教条式的形式世界整个地就依赖于这一概念；同时，它将在对自然过程的描述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因此，无须赘言，熵作为无数自然事件借以聚集为一个历史的和观相的单位的才智形式，从一开始就整个地为一切物理的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当它一出现（它注定会在某一天出现），就作为科学归纳的一个“发现”扬言获得了来自物理学体系的所有其他理论要素的“支持”。动力学在接近其目标时越是耗尽它的内在可能性，其图象中的历史特征就越是决定性地走到前景，命运的有机必然性就越是坚定地与因果律的无机必然性相并而行，方向就越是要与纯粹广延的因素即容量和强度一决雌雄。这一过程的经过情形，已由一系列属于同类的大胆假设所显现的外观标示出来了。这些假设表面上都只是由实验结果得出的，而事实上，早在歌德时代，浮士德的世界感和神话就已经想象了这些假设的出现。
　　这尤其体现在有关原子裂变的古怪的假设中，这一假设可以解释放射性的现象，根据那一假设，铀原子虽在所有外力作用之下，却能保持自身本质不变，达数百万年之久；但是倏忽之间，没有什么确定的原因，骤然爆发，将其最小的粒子散布于空中，而速度高达每秒数千公里。在放射性原子群中，只有少数能被命运所选中而造成放射现象，其邻近的原子却全不受影响。故而，在此所呈现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图象，而不是“自然”图象；虽然统计学的方法在这里也已证明为必要的，我们仍几乎可以说：在放射性的原子中，数学的数字已为编年学的数字所取代。
　　由于诸如此类的观念，浮士德心灵的神话诗的力量正返归于其源头。在哥特时代之初——那正是第一座机械钟被制造出来的时期——出现了世界末日、拉格纳勒克、诸神的黄昏的神话。跟古代日耳曼所有著名的神话一样，拉格纳勒克（不论是以《沃卢斯帕》的形式，还是以基督教形式的《穆斯皮利》）很可能或多或少模仿了古典的尤其是基督教启示录的动机。不过，它是浮士德式的心灵而非其他心灵的表现和象征。奥林匹亚诸神是没有历史的，它不知道生成，不知道划时代的时刻，也不知道任何目标。但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满怀激情地投入遥远的距离。其力量、意志皆有一个目标，目标所在之处，即为探索之眼所及的终点。油画的透视法利用灭点所表达的；巴洛克公园利用其“最佳视点”（point de vue）所表达的；分析数学利用其无穷数列的第n项所表达的——一言以蔽之，一种由意志所导向的结论，在此皆获得了概念的形式。《浮士德》第二部中，浮士德走向了死亡，因为他已达到了他的目标。瓦格纳《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的神话，则表现了这一事实的古老的、非宗教的形式；而熵的理论，则显示了它在今日的形式——作为一种内在地必然的演进之完成的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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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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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要勾勒西方科学的最后阶段。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日渐西坠的没落之路已赫然在目。
　　这种向前展望不可逃避的命运的能力，也是历史才能的一部分，而历史的才能，乃是浮士德心灵所特具的天赋。古典文化已经死亡，如我们也将死亡一样，但它死得无知无觉。它相信一种永恒的存在，故而到了最后，它的日子还过得心满意足，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神赐予的礼物。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历史。在我们面前，有一场最终的精神危机，行将席卷整个的欧洲和美洲。它的进程究竟如何，晚期希腊化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预示。理性的独裁——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极致——在每一种文化中都代表着壮年与老年之间的那一个时代，且仅此而已。它的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对精确科学、对辩证法、对理论论证、对因果原则的崇拜。爱奥尼克时代就属于古典文化的老年，在我们的情形中，巴洛克时代属于理性上升的时刻。而现在的问题是：它下降的曲线将表现为何种形式？
　　我预言，就在这一世纪——相当于亚历山大里亚主义的科学批判的世纪、大收获的世纪、最终公式化的世纪——将出现一种内在性的新要素，来推翻科学的追求胜利的意志。精确科学必定要利用它本身的利剑发动攻击。首先，在18世纪，科学的方法已经用尽；接着，在19世纪，它的能力也告衰竭；而现在，它的历史角色已受到批判性的反思。但是，从怀疑论的立场看，我们还有一段通向“第二信仰”的路途要走。然而，这已是文化的尾声，而不是序幕了。在那时，人们不再需要证明，人们只是欲望信仰，而不是解析。
　　个体自暴自弃，将书本束之高阁；文化自暴自弃，不再用高级科学的才智来展现自身。但是，科学只存在于数代伟大学者的活的思想之中，而书本如果不能活在人们的身上，并产生有力的影响，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了。科学的结论就只是一个理智传统中的一些编目。再也没有人将科学结论的获得视作一个事件，长达两世纪之久的对精确科学成就的狂欢庆祝已经让人烦厌，而这一切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死亡。文化本身的心灵再也没有充足的个体性，它只能通过把越来越少、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创造性的研究者推向当时的领域来表现它的个体性。亚里士多德死后不久的公元前3世纪是古典科学的伟大世纪；而等到阿基米德去世，罗马人登场的时候，它便几乎走到了终点。我们的伟大时代在19世纪。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如高斯、洪堡、赫尔姆霍兹等，到1900年业已凋零殆尽。在物理学领域、化学领域、生物学领域以及数学领域，大师们纷纷离世，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杰出人物渐行渐弱的局面，只剩下一些拾荒者，在排列、收集和最终完成科学的成果，一如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任何事物，只要不属于生命中实践的一面——诸如政治学、技术或经济学——便都呈现出共同的症状。在吕西波斯之后，再也没有伟大的雕刻家、伟大的艺术家堪称是命运中人；同样地，在印象主义者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画家；在瓦格纳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音乐家。恺撒主义的时代既不需要艺术，也不需要哲学。厄拉多塞尼和阿基米德是真正的创造者，接下来的波塞多纽和普林尼只是有鉴赏力的收集者，最后到托勒密和加伦（Galen），就仅仅是模仿者了。并且，如同油画和器乐在若干世纪内便耗尽了其可能性一样，力学也是如此，它在1600年左右萌生新芽，到今天已现衰败之象。
　　但是，在帷幕落下之前，历史的浮士德精神尚有一项工作可做，这是一项迄今从未做过、甚至从未有人以为是可能的工作。这即是：尚待写下一部各精确科学的形态学，去研究所有的定律、概念、理论如何内在地互相扭结在一起，而构成文化的诸般形式；以及它们在浮士德文化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意义何在。这就要把理论物理学、化学、数学作为一组象征予以再处理——这将是以一种直观的、再度宗教性的世界观，对机械的世界观作的确定性的征服；是以一种最终的和最有效的观相方法，将系统的方法击溃压服，并将之作为一种表达和象征而吸纳于自身的领域之内。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如19世纪那般，去追问作为“化学亲和力”或者“抗磁力”之基础的有效定律究竟为何物——甚至，我们其实会惊诧，第一流的心智何以会沉迷于这一类的问题不能自拔。到那时候，我们将追问：属于浮士德精神的这些形式从何而来？它们何以只专属于我们的这种人性？我们所获得的数字，以如此图象式的伪装而成为现象的东西，这其中可否有深刻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甚至尚不曾觉知到：在我们的著名的客观价值和经验之中，有多少只是伪装，只是意象和表现。
　　各分离的科学——知识论、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正在加速地彼此趋近，而折合于结果的完全同一性。这一结局将是各形式世界的融合反应，在一方面，表现为一个数字的系统，而本质上是函数性的，可被约简为一些基本的公式；另一方面，则是一小组的理论，成为这些分子的公分母。这种融合，最终可以看出来，将是披着现代外衣的文化春天的神话，故而可以简约为——且是必然可以简约为——图象性的、观相的、深具象征意义的基本特征。这种折合现在还看不到，理由是因为，自从康德——事实上，是自莱布尼茨——以来，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掌握所有精确科学的各项问题。
　　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前，物理学和化学还彼此陌生，但今天，它们已不能分开处理——光谱分析、放射性、热辐射就是明证。在五十年以前，描述化学的本质还几乎不需要数学，可今天，化学元素已逐渐变成了复变关系中的数学常数，并由于元素在感觉上的可理解性，使其成为数量的最后踪迹，就像以古典的和雕塑般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术语一样。生理学正在变成有机化学的一章，并开始利用微积分的方法。古代物理学的分支——依据实体在每一感官中的感觉而区分出声学、光学和热学 ——已融合为一种物质的动力学和一种以太的动力学，这些学科再也不能保持其前沿具有数学的明晰性。对认识论作的最新的讨论，现在已跟高等分析和理论物理学的讨论结合在了一起，已形成为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领域，例如，相对论就属于或者说应当属于这样的一个领域。有关放射性的辐射理论借以表达自身的符号语言，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以感觉的具象形式。
　　化学一度想要尽可能明确地界定元素的诸般性质，诸如化学价、原子量、亲和力、反应性等等，现在却着手要摆脱这些可感觉的特征。元素在性质上的不同，是依其出自何种化合物而定。但它们被表现得是不同的单元所构成的复合物，而实际上，这些复合物是作为更高级的单元（“实际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只是在放射性的方面，呈现出深刻的差异。透过辐射能的放射现象，衰变不断在进行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提到某个元素的生命期（lifetime），这与元素的原始概念以及由拉瓦锡所创造的近代化学的精神有着形式上的抵触。所有这些倾向使得化学的观念非常接近于熵的理论，并暗示了因果律与命运、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它们也指示了我们的科学正在追求的道路，即一方面，趋向于发现其逻辑的结果与数字的结果跟理性本身的结构是同一的；另一方面，趋向于揭示这整个的穿着这些数字外衣的理论不过是浮士德式的生命的象征性表现。
　　在这里，在我们的研究该要得出其最后结语的时候，我们必须提一下一个真正浮士德式的理论——“集合论”。这是我们的科学的这整个形式世界中最有份量的理论之一。它与较早的数学形成了最尖锐的对比；它处理的不是单个的数量，而是由所有的、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定形态学的相似性的数量（或物体）所构成的集合体，例如所有平方数的集合，或是某一特定类型的所有微分方程式的集合。它把这样的集合想象成一种新的单位，一种新的较高等级的数字，并使其服从于一些新的、迄今很难想象的尺度，例如“势”、“阶”、“相等”、“可计算性”等，并基于这些尺度而为其设定了一些定律和运算方法。由此而实现了函数理论的最新扩展。渐渐地，这种函数理论吸收了我们整个的数学，现在，它已利用“群论”有关函数特征的原理和集合论的有关变数的价值的原理去处理变量。数学哲学已充分觉察到：对于数字的本质作的这些终极的沉思，正在与对纯逻辑方面的思考熔合起来；并且还讨论到一种逻辑的代数的问题。对几何公设的研究也已成为认识论的一章。
　　所有这一切所追求的目标，尤其是每一位自然研究者心中视作推动力的东西，即是要实现一种纯粹的数字超越，要完全地、一无遗漏地征服可见的表象，并以一种意象性的语言来取代表象。这种语言是一般人不能领会的，也是感官认知不能达致的——但却是浮士德式的无穷空间的伟大象征赋予了它内在而必然的尊贵地位的语言。这些最终判断的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把我们的文化的心灵重新跟早期哥特式的宗教形式联接起来了。无机的、被认知的、被解析的周围世界，即作为自然与系统的世界，一直在向深处发展，直到它成为函数数字的纯粹领域为止。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数字是每一文化中最原始的象征之一；故而，通向纯粹数字的道路，即是醒觉意识向其自身的秘密的返回，是醒觉意识对其自身的形式的必然性的揭示。目标一旦达成，则萦绕于自然科学周围的庞大的、全无意义的、陈腐的结构便告分崩离析。这一结构毕竟只是“理性”的内在结构，是自以为能够克服可见性并由此而抽取真理的文法。但是，在这一结构之下显现的，却又一次是最早期也最深刻的东西，即神话、即时的生成、生命本身。科学越是自以为脱离了人神同形的始源，便越是逃离不了人神同形的表现。它逐步地摆脱了自然图象中多样的人性特征，可到最后却发现，它自以为已尽在掌控之中的纯粹的自然，其实只是纯粹而完整的人性本身。从哥特式的心灵中成长起来的，本是城市的精神，是非宗教的自然科学的他者，这精神终至遮蔽了宗教的世界图象。但是如今，在科学时代的落日斜晖中，在高歌猛进的怀疑主义的兴起中，乌云已经消散，清晨的寂静风景再度出现，格外分明。
　　浮士德式的智慧所指向的最终课题——虽然它只有在其最兴盛的时刻才能认识到这一课题——就是要把一切的知识都融入一个庞大的形态学的关系系统中。事实上，就意义、形式语言与实体而论，动力学和分析数学，跟罗马风格的装饰、哥特式教堂、基督教-日耳曼的教义以及王朝邦国是同一的。它们言说的是相同的世界感。它们的诞生、它们的衰老，都与浮士德文化相始终，它们使这一文化在有生之世、在空间中上演了一出历史的戏剧。把诸种科学的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将是伟大的对位法艺术的全部标志。无穷的世界空间中的无限微分的音乐——这正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永不止息的深刻的渴望，正如那秩序井然的、雕像般的、欧几里得式的宇宙是古典心灵的最大满足一样。那种结合——浮士德式的理性借用一种逻辑必然性将其阐述为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的因果律，进而又把它发展为一种独断的、勤奋的、变革世界的科学——乃是浮士德式的心灵留给未来文化的心灵的伟大遗产，是一种具有无限的超越形式、但继承者很可能会忽视的遗赠。然后，经过这一番挣扎追寻之后，西方科学已精衰力竭，它将返回到它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