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推理的交界

一 铁伊这个名字背后尽管只跟着屈指可数的八部作品，但每一部都让人印象深刻。只要翻开她的作品，一种奇异的魔力便开始显现。 即使在推理迷中，对于推理类型的偏好也大相径庭。无法归类的铁伊更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推理作家分道扬镳。她不隶属于任何一特定流派，毫不受制于推理小说的固定模式，始终特立独行，另辟蹊径，其中最典型的一次尝试莫过于本部《时间的女儿》。 将历史作为推理的解题对象，应该是铁伊的首创，这次可靠的尝试给人带来石破天惊之感。400年的历史定论只因对一张忧郁的脸引起的偶然兴趣，而被全然撬动。 这张脸在不同人的解读下，被作不同的定性：一个过于尽忠职守的人，一个杞人忧天者；也许是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对大事宽松，却对小事斤斤计较的人，一个潜在的胃溃疡患者，一个从小就为病所苦的人……唯一不存在分歧的地方是：所有看过一眼的人都不反对这是一张愁苦、散发正面气质的脸，于是“很喜欢观察脸”的格兰特探长这次在病床上开始了一起史上时间跨度最大的疑案破解。 历史就像迷宫一样复杂迷离，它在后人心目中是否有一幅清晰的图像难以确定，当后人出于好奇闯入这片未知领域，走入真相的朦胧地带，总能看到部分被锐化，而另一部分被羽化，为防止很多疑点不留痕迹地消失，推理就成为了检验历史逻辑的必要思维之一。 推理总是让我们联想到凶案、谋杀、诡计、谜底；历史又让我们联想到英雄、罪人、争战、夺权，是铁伊找到这两者的交汇处，用推理之器介入历史，从而不啻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因历史无规律的变动为谎言的炮制提供了时间便利，总有一些真相面临被谎言世代封存的宿命，造成被遮蔽的历史现状。那些对真相怀抱热情的后来者不甘于沉浸在无头绪的困惑中，对历史的种种面貌难以裁度：一些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捧为英雄，另一些人又是因为什么沦为被丑化的对象。种种前后矛盾之处总勾起后人翻案的冲动。而铁伊就是这其中一个勇敢之人。 二 一切只因为格兰特对脸孔有独特的研究癖好（这在之前的《歌唱的沙》就已经不可救药地体现出来了），奇异的面容总是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项兴趣不但是纯个人爱好，更成为一项专业的利器。”当然，“这完全不是什么推理”，而只是一种作为警察本该忌讳的自觉至上。 历史上的查理三世据说凶残暴虐，因谋权篡位而将两个小侄子置于死地，成为历史上人人唾弃之恶人。而经过观察，查理三世在格兰特的联想中变成了另一种人，只因他长得并不如预想中那么面目可憎，凶神恶煞，反而像个愁苦病人——这部小说就源自这样一个简单的认识。按书中第二主角卡拉丁的说法，要将查理三世“放回原来的应在的位置”。 随着故事的进展，书中揭露出一种匪夷所思的历史现象，某个小事件因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算计而被歪曲夸大，“重点是每一个知道这是无稽之谈的人，都不加以反驳……一个完全不实的故事渐渐变成了一则传奇，而知道它不是事实的人却袖手旁观，不发一言……” 没人觉察到，而很不幸的是“历史就是这样编造的”——这在小说中被称之为“汤尼潘帝”。人们总是甘愿默默接受历史的惯性欺骗，出于同一种心理，他们不但不想去推翻这种欺骗，反而要求保持这种被欺骗状态。如格兰特的表妹罗拉在信中所说的，“当你告诉某人真相时，他们都会生你的气，而不生说故事者的气，他们不想违背原先的想法。” 这就是逼得铁伊要以此书提出尖锐怀疑，抛出一连串有冲击力的问号的原因。她和格兰特，还有卡拉丁们试图以一己之力游往时间的上游，沿途摸索“时间的女儿”的胚胎如何成形。当然最后铁伊式的答案说明了一切。 三 铁伊可能是个不合时宜的推理作家。 一个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理作家，却奉上一个性格特点最不明显的侦探（准确地说是警探）。他没有福尔摩斯的神机妙算，没有奎因的超凡逻辑技巧，没有马洛的硬汉式性感，没有法水麟太郎让人目眩神迷的渊博玄学，也没有御手洗洁艺术家式的神经质，甚至还不乏凡人都有的缺点：不够理性，不够神勇，判断力不准，反应滞后，通常需要修正出发的轨道，还略带感情用事，但在这些缺点之后，是言行中流露出更多的亲切感和人情味。 铁伊的推理不靠悬念的支撑，没有血腥暴力的佐料，也缺少情色内容吸引眼球，一概推理要素均退居为无关紧要的构成部件。接二连三的凶案，变幻莫测的动机，错综复杂的线索，眼花缭乱的红鲱鱼，紧张凶险的侦查，步步为营的推演，出人意料的解答，这些推理小说几乎必备的俗套定律可以钉死别人，却不能钉住铁伊。 铁伊并没有把推理传统模式当成唯一给定的原则，她的独特性正包含在她对纯粹建构智力游戏的趣味性解谜公式的拒绝中。她从不在结构上赋予“推理”这个词过分的偏向性，这种对推理情节定式的公然造次却不能削弱铁伊推理的重要性。我们在铁伊这里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苦苦去营造诡异气氛、渲染恐怖疑情不可，铁伊的着力点显然不在于此。 她并未将杀人诡计视为小说布局的中心，这对别的作家来说也许真的很重要（甚至是他们的“推理生命” 之所在），那是读者阅读推理小说的第一兴趣所在，但肯定不是阅读铁伊的首要目标。既然如此，我们在铁伊这里得到了什么呢？——是对人性的见识。 铁伊区别于其他推理作家的地方在于，她将生活的逻辑置于推理的逻辑之上，将人而不是谋杀当作唯一的研究对象。她有一双带刺的眼睛，这双眼睛附着残忍的洞察力，一再做出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感性观察。我们周围的生活在铁伊式的体察下漏洞百出，这使得铁伊从不缺少挖苦素材——而挖苦显然是铁伊思想的醒目标志。 铁伊是如此惯于从独特小说家立场出发，展现出大多数推理作家所缺少的棱角，以至于随波逐流对铁伊来说比什么都困难。这一点可以从格兰特对泛滥书目的不耐烦中可以看出来，铁伊借格兰特之口一一数落“女英雄奋斗史，乡土文学，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乏味的统计书”——这些“非常杰出的垃圾”，并语带愤怒地指出“作家写的都是他们的读者希望他们写的”，更甚者还含沙射影地攻击阿加莎式的批量制造——使推理小说的创作沦为流水线生产的文学现象（公正地说，阿加莎有多项历史性的诡计革新），无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向阿的敌对阵营（似乎一个推理迷不太可能同时喜欢铁伊和阿加莎）。 相比而言，铁伊就不那么“厚待读者”了，她不怕承认自己不屑于迁就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不保证满足他们的心理预期，甚至不惜辜负只对诡计和解谜环节有专注嗜好的那些目的性读者。她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尽可能远离推理的地方，并总有办法将叙述重心往她感兴趣的问题上转移：如对媒体这项社会公器之害，对舆论暴力引出的灾难，对宗教狂热者的危险暴行，乃至对占星术风潮的嘲讽，让人担心她是否已将推理作家的身份浑然抛诸脑后，就好像总要等把她要各种问题充分展开一一攻击之后，才忽然记起还欠读者一个推理程序上的谜底环节，继之在一个能理解的结局中复归平静。 铁伊总是这样带着对人性的理解，将自己的不凡见解融入故事中，倾力探讨与推理相去甚远的社会乱象，那些一针见血的铁伊式嘲弄和批判甚至比所谓的社会派还要深刻得多。这或许就是其他纯意义上的推理作家不可企及之处。或许通过对性情和个性上的剖析，对我们理解铁伊更有实质性的帮助，即铁伊的创作总是让个性占上风，她以讽刺的眼光打量世界，生活本身成了她的嘲讽对象，我们大多数人更是难逃其网。当她锐利的眼睛捕捉到生活中愚昧的一面和对自己的愚蠢不自知的人时，她的笔绝不会手下留情，正是这种任性的笔调证明了她与其他作家的不同。而当她以独特的笔呈现出来自另类思考的成果时，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对小说造成结构上的破坏，也未致使推理价值的丧失。 我们允许铁伊的笔偏离推理轨道，展开自己的批判需要，并包容她在推理上的技术缺陷，我们也不会责问：那些推理小说中最受关注最该被重视的常备要素到底被置于何处？因我们在对铁伊的阅读中早已得到了额外的收获，她无疑给自己的小说安排了推理小说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对固有理念的强有力冲击则是铁伊小说特别有价值的部分，这使得其他推理作家在推理之外的方面黯然失色。 如果说存在弱点和优点一样迷人的作家，那么铁伊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读过一遍就难以忘却的作家。甚至，她的缺点（出于智慧的刻薄）也比别人的优点更有力量。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铁伊原本不是一个才能只局限于推理创作上的作家，她在推理史上的地位也不依她贡献多少独创性诡计而定——这无疑是衡量其他推理作家价值的标准。比起讲述一件谋杀案情，铁伊的笔显然有更好的用途，颠覆常理，点破人性。所以对铁伊也该用另一种读法。因为即使使用纯文学标准检验，铁伊也绝对可谓称得上是杰出的。 推理界有且只有一个这样的作家，仅凭自己的性格力量而非诡计，就让无数推理粉着迷。铁伊孤傲的行笔风格坚定地传递出这样一条定理：她的眼里只有她自己认可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