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贡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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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于法国大革命后的30年，可以认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贡斯当那代法国知识分子，毕生都注定要同革命带来的政治后果打交道。更重要的是，革命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使贡斯当感到，必须对这一重大变化做出有效解释并适应这一变化。这个社会的转型过程与疾风暴雨的革命相比，缓慢而复杂，且在革命之前就早已开始酝酿。但是，随着大革命与过去的彻底决裂，无论好坏，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因此，贡斯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透过其风云变幻的政治表象，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的困惑。现代性，使得贡斯当那个时代（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这种时代的差别，渗透了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也成为19世纪以来社会研究的永恒主题。
在这种困惑下，革命后的法国的种种作为，在贡斯当看来都显得荒谬和充满悖论。雅各宾政府吵吵嚷嚷地自诩要彻底变革法国社会，它不仅试图采用新宪法和各种新法律，还企图完全改变法国人民的社会关系和道德信仰。然而激励这一创造性变革的榜样，却是古典时代的斯巴达和罗马！革命政府对古代传统以及希腊罗马的英勇精神、爱国主义和公民美德的借鉴和实践，在贡斯当看来无异于借尸还魂，不仅是荒诞不经，并且带来了种种危险后果。
针对于此，贡斯当选择对古代自由观和现代自由观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两者各自具备其优点，但同时又是互相矛盾的，而“在我们中间一直存在着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的混淆”。在该文的开始，贡斯当指出这一混淆也成为大革命时期许多罪恶的肇因，“这些实验的始作俑者由于缺乏成功而懊恼，于是力图强迫法国享受她不愿享受的好处，却不让她享受她希望享受的好处。”
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以古希腊何古罗马为例，意味着政治自由，即广泛参与集体活动的自由，诸如公民大会上的辩论，审判席上的陪审等等。古代人的自由是集体性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其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体现在公共事务上，古代人是公共事务的主权者，但仅仅流于表面，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但是，古代人乐于享受这种集体性自由，因为个人在集体决策中的作用能够得到体现。古代人乐于在集体和公共事物中享受自由，说到底还是因为城邦范围的局限性，参与的有限性，使得每一位个人的意志都有真正的影响：行使这种意志是一种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惟其如此，古代人随时准备做出许多牺牲，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投票具有价值而自豪，他们从这种个人重要性的感觉中发现巨大的补偿。
相比之下，现代自由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则开始意味着公民自由，免于任意逮捕的自由，舆论自由，职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个人权利。现代人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对自由理解区别的根源在于：首先是领土疆域的大小，古代狭小的领土决定共和国的精神是好战的，使得国家有征服野心，这是古代自由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同时这些国家都有奴隶，自由民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和精力去参与政治，而且只能去参与政治生活；其次是商业的产生，它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政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导致奴隶制的废除剥夺了自由民因奴隶从事大部分劳动而带来的所有闲暇。商业也不同于战争，它不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并且，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
对古代人而言，当他们为了政治权利而牺牲个人独立时，他们是以较小牺牲换取较大所得。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
而现代人，如果作出古代人那样的牺牲，则是以较大的损失换取较小的所得。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
贡斯当在对两种自由观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对它们各自具备的优点之间的矛盾深有感触。他发现，不难理解雅各宾党人为何会认为包含着平均主义和英雄主义内涵的古代自由的例子极具感召力。有些批评现代社会的人，比如卢梭，认为当代社会受着自私和贪欲的支配，被他人认为的需求所奴役，终将挥别一切自发的和慷慨的情感，贡斯当对此也不无同情。但是，卢梭“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贡斯当认为，雅各宾派的政治见识，最不可原谅、在紧要关头最靠不住的东西，就是他们没有能力面对现实。他们的幻想是，不对传统的政治想象中最惬意的内容提出质疑，也可享受到现代社会的种种好处。雅各宾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双重失败暴露出他们传统政治思维的局限性，暴露了现行政治模式的相对贫乏。
在讨论现代社会时，贡斯当认为，在先进的商业社会中，公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生产财富，因而留给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再者，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之大，使公民个人与中央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微不足道，并且非常疏远，而统治的技术则变得错综复杂，难以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注定要把政治决策权授予共同体中的极少数杰出的成员和职业政治家。现代自由的主要特色，恰恰是在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狭窄领域外，给个人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和选择机会。先进的现代社会，向自己的公民打开了一个历史上其他时代完全不可想象的空间。舆论、政党和政治社团的存在，同一个庞大而独立的读者群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背后的动力。
因此，贡斯当呼唤一种代议制政府——需要设计一个制约与反制约的体制，既能控制代表，又不至于妨碍他们的行动。在该文的结尾，作者提出：“一方面，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度又必须尊重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神圣权利，号召公民以投票的方式参与行使权力，赋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并由此实行控制和监督；这样，通过履行这些崇高职责的熏陶，公民会既有欲望又有权利来完成这些职责。”
在政治思想史上，贡斯当往往被看作卢梭的第一个对话者，较早地认识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野。以赛亚.伯林称赞这是讨论这两种自由的“最好的文章”，而贡斯当“是我很崇敬的思想家”。而卢梭，按贡斯当的首席情妇斯塔尔夫人的说法：“卢梭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在各处点起了火焰。”到现代，更被自由主义者看作是极权主义源泉之一，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哈耶克）、“自由的背叛者”（伯林）。有趣的是，贡斯当自己却说：“我肯定会避免与那些诋毁这位伟人（卢梭）的人为伍。假如有时我在某些特定观点上恰好显得与这些人一致。我便会怀疑自己。为了使自己在某一局部问题上与这些人一致时尚能自慰，我必须用我所有的精力否认并谴责这些所谓的盟友。”不知伯林在读到这段话时作何感想。当伯林在攻击卢梭的思想“如同其令人作呕的私生活”时，是否想到过贡斯当的私生活也可与卢梭匹敌？
回顾近代有关自由观念的思想史，贡斯当之前，洛克的《政府论两篇》里已涉及到国家与个人自由的问题，之后，也有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密尔的《论自由》，斯宾塞的《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等重要文本。然而，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因为其诉诸规范性概念和强调道德观，到现代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而暂时衰落，而作为一种哲学范式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到后伯林时代的自由观研究中，已经尽是语言学与逻辑学的分析，不得不令我等这样的未经过严格语言哲学训练的门外汉望而却步。诚然，哲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思考问题，避免将自由与诸如正义、民主这样的政治价值混为一谈，但是不肯能存在一种对自由的纯粹哲学分析。事实上，检验一种自由理论的最好标准，是看它能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的历史。
这也是我们今天再读贡斯当的意义所在。他这篇以史拓论的演讲，诉诸于人们的历史经验而非抽象演绎，或许贡斯当提出的政治纲领已经过时，但他所面对的现代性和问题和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却没有过时。在贡斯当看来，我们不可能求助于什么体系来解释世界，更不可能用它来统治世界。卢梭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留下的悬而未决的两难困境，不应将其留给哲学的绝望，而是应该留给政治技巧和道德谋略。只有把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结合起来，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可能得到解决。要想捍卫现代自由，一种稀释形式的古代自由——代议制恰恰是必不可少的。贡斯当警告他的同时代人要防止为私人享乐所诱惑，而忘记了对政治权力的恰当行使。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在这种困惑下，革命后的法国的种种作为，在贡斯当看来都显得荒谬和充满悖论。雅各宾政府吵吵嚷嚷地自诩要彻底变革法国社会，它不仅试图采用新宪法和各种新法律，还企图完全改变法国人民的社会关系和道德信仰。然而激励这一创造性变革的榜样，却是古典时代的斯巴达和罗马！革命政府对古代传统以及希腊罗马的英勇精神、爱国主义和公民美德的借鉴和实践，在贡斯当看来无异于借尸还魂，不仅是荒诞不经，并且带来了种种危险后果。
针对于此，贡斯当选择对古代自由观和现代自由观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两者各自具备其优点，但同时又是互相矛盾的，而“在我们中间一直存在着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的混淆”。在该文的开始，贡斯当指出这一混淆也成为大革命时期许多罪恶的肇因，“这些实验的始作俑者由于缺乏成功而懊恼，于是力图强迫法国享受她不愿享受的好处，却不让她享受她希望享受的好处。”
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以古希腊何古罗马为例，意味着政治自由，即广泛参与集体活动的自由，诸如公民大会上的辩论，审判席上的陪审等等。古代人的自由是集体性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其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体现在公共事务上，古代人是公共事务的主权者，但仅仅流于表面，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但是，古代人乐于享受这种集体性自由，因为个人在集体决策中的作用能够得到体现。古代人乐于在集体和公共事物中享受自由，说到底还是因为城邦范围的局限性，参与的有限性，使得每一位个人的意志都有真正的影响：行使这种意志是一种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惟其如此，古代人随时准备做出许多牺牲，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投票具有价值而自豪，他们从这种个人重要性的感觉中发现巨大的补偿。
相比之下，现代自由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则开始意味着公民自由，免于任意逮捕的自由，舆论自由，职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个人权利。现代人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对自由理解区别的根源在于：首先是领土疆域的大小，古代狭小的领土决定共和国的精神是好战的，使得国家有征服野心，这是古代自由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同时这些国家都有奴隶，自由民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和精力去参与政治，而且只能去参与政治生活；其次是商业的产生，它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政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导致奴隶制的废除剥夺了自由民因奴隶从事大部分劳动而带来的所有闲暇。商业也不同于战争，它不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并且，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
对古代人而言，当他们为了政治权利而牺牲个人独立时，他们是以较小牺牲换取较大所得。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
而现代人，如果作出古代人那样的牺牲，则是以较大的损失换取较小的所得。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
贡斯当在对两种自由观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对它们各自具备的优点之间的矛盾深有感触。他发现，不难理解雅各宾党人为何会认为包含着平均主义和英雄主义内涵的古代自由的例子极具感召力。有些批评现代社会的人，比如卢梭，认为当代社会受着自私和贪欲的支配，被他人认为的需求所奴役，终将挥别一切自发的和慷慨的情感，贡斯当对此也不无同情。但是，卢梭“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贡斯当认为，雅各宾派的政治见识，最不可原谅、在紧要关头最靠不住的东西，就是他们没有能力面对现实。他们的幻想是，不对传统的政治想象中最惬意的内容提出质疑，也可享受到现代社会的种种好处。雅各宾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双重失败暴露出他们传统政治思维的局限性，暴露了现行政治模式的相对贫乏。
在讨论现代社会时，贡斯当认为，在先进的商业社会中，公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生产财富，因而留给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再者，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之大，使公民个人与中央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微不足道，并且非常疏远，而统治的技术则变得错综复杂，难以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注定要把政治决策权授予共同体中的极少数杰出的成员和职业政治家。现代自由的主要特色，恰恰是在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狭窄领域外，给个人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和选择机会。先进的现代社会，向自己的公民打开了一个历史上其他时代完全不可想象的空间。舆论、政党和政治社团的存在，同一个庞大而独立的读者群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背后的动力。
因此，贡斯当呼唤一种代议制政府——需要设计一个制约与反制约的体制，既能控制代表，又不至于妨碍他们的行动。在该文的结尾，作者提出：“一方面，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度又必须尊重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神圣权利，号召公民以投票的方式参与行使权力，赋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并由此实行控制和监督；这样，通过履行这些崇高职责的熏陶，公民会既有欲望又有权利来完成这些职责。”
在政治思想史上，贡斯当往往被看作卢梭的第一个对话者，较早地认识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野。以赛亚.伯林称赞这是讨论这两种自由的“最好的文章”，而贡斯当“是我很崇敬的思想家”。而卢梭，按贡斯当的首席情妇斯塔尔夫人的说法：“卢梭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在各处点起了火焰。”到现代，更被自由主义者看作是极权主义源泉之一，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哈耶克）、“自由的背叛者”（伯林）。有趣的是，贡斯当自己却说：“我肯定会避免与那些诋毁这位伟人（卢梭）的人为伍。假如有时我在某些特定观点上恰好显得与这些人一致。我便会怀疑自己。为了使自己在某一局部问题上与这些人一致时尚能自慰，我必须用我所有的精力否认并谴责这些所谓的盟友。”不知伯林在读到这段话时作何感想。当伯林在攻击卢梭的思想“如同其令人作呕的私生活”时，是否想到过贡斯当的私生活也可与卢梭匹敌？
回顾近代有关自由观念的思想史，贡斯当之前，洛克的《政府论两篇》里已涉及到国家与个人自由的问题，之后，也有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密尔的《论自由》，斯宾塞的《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等重要文本。然而，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因为其诉诸规范性概念和强调道德观，到现代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而暂时衰落，而作为一种哲学范式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到后伯林时代的自由观研究中，已经尽是语言学与逻辑学的分析，不得不令我等这样的未经过严格语言哲学训练的门外汉望而却步。诚然，哲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思考问题，避免将自由与诸如正义、民主这样的政治价值混为一谈，但是不肯能存在一种对自由的纯粹哲学分析。事实上，检验一种自由理论的最好标准，是看它能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的历史。
这也是我们今天再读贡斯当的意义所在。他这篇以史拓论的演讲，诉诸于人们的历史经验而非抽象演绎，或许贡斯当提出的政治纲领已经过时，但他所面对的现代性和问题和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却没有过时。在贡斯当看来，我们不可能求助于什么体系来解释世界，更不可能用它来统治世界。卢梭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留下的悬而未决的两难困境，不应将其留给哲学的绝望，而是应该留给政治技巧和道德谋略。只有把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结合起来，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可能得到解决。要想捍卫现代自由，一种稀释形式的古代自由——代议制恰恰是必不可少的。贡斯当警告他的同时代人要防止为私人享乐所诱惑，而忘记了对政治权力的恰当行使。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