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被解读

一

谈论纳博科夫之前，首先必须得承认这种谈论只可能是臆测混同于曲解。

这位患有文学理念洁癖的艺术至上主义者，首先是作为一名变幻莫测的魔术师而存在，其次才是小说家。后者从属于前者－－这是我们得以理解他的前提。

他将他的写作动因直截了当地归于艺术上的纯粹追求，而非其他“高尚目的”：批判社会罪恶，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给人类指明出路……他也拒绝一切出于文学之外的复杂动机对他进行的五花八门的剖析，就如一个魔术师不会耐烦别人挖空心思破解、揭秘他的魔术套路一样。

这种不耐烦表现为对各种针对他的误读、诠释、分析持续不断的讥讽和鞭笞，并重申“艺术是一种欺骗”。因而无论是何种解读——来自读者、评论家还是传记作者，从一开始就严重受阻。他们可能从未感到如此棘手，因他们面对的是文学史上最为狡猾最难捕捉的作家。他用令人惊叹的手法，施展他独一无二的骗术技巧，让“试图接近更真实的纳博科夫”这一想法只能归于挫败和绝望。

鉴于此，当我此刻怀着最单纯的目的，企图对此书抖出一两点看法时，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天知道，一旦我们允许自己做出解读纳博科夫的举动，我们会不会使自己沦为古德曼先生的影子。

二

我对纳博科夫最初的印象伴随着一种头晕目眩的奇幻体验。

那些五彩缤纷流动的意象，以一种罕见的密集速度穿过我的脑海。在意识可以作出反应之前，我就已经被卷入某个真相与面具交替主导的世界。在这种持续变动的结构中，他用纳博科夫式的效率，一刻没有停止演奏像魔方一样高频率旋转的音律。仅凭一种好奇心所产生的动力，根本跟不上他那变化繁复的节奏。而当我把目光从他的文本移开，转向他个人时，这种无力感则更进一步加深。

纳博科夫是这样一位作家——从他的文本中，你不可能直接得出关于他自身的任何准确的判断。如果你试图这么做，那么你就是在暴露你自己的愚蠢；如果你进一步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那么这项结论很可能已在纳博科夫无情讥笑的错误名单之列。你永远无从判断他究竟在自己的文本中（在何处）注入了多少真实元素，又布下多少迷惑人的虚假线索。他身上最诚实的部分已对我们关闭。你走入的位置很快将被宣布是个陷阱，而你对他形成的任何看法都将遭到被否定的命运。

读者是这样一种角色——他很难将全部注意力都只局限于单纯对文本的信息摄取，很难对阅读之外的延伸冲动表现强有力的克制。他总是难逃从作品转向作家的阅读过程定律，并很快热衷于追逐围绕在作家周围的世界的扑朔迷离的一面。精彩的作品意味着背后存有一个更为精彩的作家。那些作家本人竭力闪避的东西，却是读者最乐此不疲的兴趣所在，甚至于将兴趣明确集中于文学区域之外的八卦。这恐怕才是传记诞生的最隐晦的原因。

可怜的古德曼先生，作为动机可疑的传记作者，他全部的存在理由就是——迎合作家崇拜者们的猎奇心理和追求图书市场上的商业价值。在他口中，一个完全不同的塞巴斯蒂安•奈特出现了：
神经脆弱，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对流亡命运始终缺乏适应能力，于是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古德曼置事实于不顾，在臆测和曲解中按自己的理解力、哲学观随意改造了传记对象，并且“从来不应用任何可能于他那充满谬见的著作的主题相悖的材料”。

我们从可怕的古德曼这里看清了这样的事实：传记并非真相的载体。我们不能指望传记内容是事实的直观呈现形式，如实再现作家生平。传记作者不是让作家遵循个人生活的模式成长，树立对作家的偶像崇拜，就是趁机恶意贬低作家人格，丑化作家的个人形象。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按主观需要扭曲作家原貌。那些阅读者从传记中获得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是出自似是而非的见证。对作家生活的挖掘到最后只停留在臆测、讹传、流言层面。走样到如此程度，还自认可以得出唯一符合事实的正确结论。殊不知他们只是将各种按成理论生搬硬套，用大堆时髦标签左罗右网，最终得出一个万能结论：作家是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的产物——书中的“战后一代人”。

至此，一本传记的成立已标志着一个作家与他的原始真相的告别。为根除这种危险倾向，澄清作家本来面目，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奈特的弟弟出于一种与古德曼截然不同的文学理念，决定亲身调查，并重新撰写哥哥的传记，以修正古德曼那“粗制滥造、极度误导读者的著作”所造成的恶劣扭曲和误解。他从自身的回忆入手，一一拜访塞巴斯蒂安•奈特成长经历中与之相关的人物：从小时候的家庭教师，大学好友以及两位重要的女友。塞巴斯蒂安•奈特的弟弟试图重新勾勒出一幅跟真实的塞巴斯蒂安•奈特人生肖像。可是从最开始，这种努力就被掺入了不确定因素。第一位受访人家庭女教师“对过去的事印象那么模糊，思绪那么混乱”，而且还希望弟弟“把它写成童话，让塞巴斯蒂安•奈特当王子。被施了魔法的王子……”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谜团不是迎刃而解，而是越滚越大，受访者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越来越可疑，真相越来越渺茫，传记的合法性也已岌岌可危。如书中所阐述的“不要过于相信你可以从‘现在’口中了解的过去”……别人给你讲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讲故事的人整理成型的部分、听故事的人再整理成型的部分、故事中已死去的人对前两种人所隐瞒的部分。”事实很清楚：揭开作家真实生活这件任务实际已超出了一个传记撰写者能施展的能力范围。

三

于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这样一本书似乎倒了非写不可的地步。我们很自然会联想到这是不是纳博科夫从自己身上获得了写书的灵感之源。作为著名的反诠释者，纳博科夫向来痛恨穿凿附会的解读，他对自己的看法显然与传记作者或评论家对他的解读方式存在巨大的分歧。于是，面对那些“庸俗者的胡说八道”，纳博科夫将反击从被动变为主动，站在诠释者的对立面，通过此书，着手将传记编撰者和评论家摆上手术台，对文学史上的传记和评论现象进行一次清算，使诠释彻底失去效力。作为缺乏话语权制约的评论家，显然也应接受作家的批判——以一种批评家所不擅长的形式。这本书将小说，传记和批判论争巧妙地熔为一炉。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超越一般文体类别，却达到了该类批评力度的顶点。

显然，纳博科夫在对解读、诠释者们的对抗中再次占了上风。他以让人信服的手法，激起了更深层的批评反思。通过将胡言乱语的传记、评论挡在文学门外，再次表达了他对走火入魔的诠释者们（他眼里的文学低能儿）的无尽厌恶。

对于文学规则的攻击，向来没有哪位作家像纳博科夫做得这么彻底。在否定固有文学标准上，他超越了其他所有人。他从未停止过反对被要求以某种特定标准看待文学作品，拒绝接受文学尺度的测量，拒绝接受文学流派的影响，拒绝接受与除他以外的其他作家同样规格的待遇。他是这样一个不惜启用最激烈的批评武器、去摧毁既有文学价值体系的人，以至于他的存在构成了对固有文学观念的挑战和威胁，甚至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位固执的反诠释者，我们从他那里唯一可以继承的一点，就是质疑惯有规则、藐视既定标准。并且，随时准备反驳。

尽管纳博科夫一再一再警告我们——不要将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 。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将书中一句形容塞巴斯蒂安•奈特的话改头换面套用在他身上：

他一直在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却从不肯把游戏规则告诉我们——这些称不上他同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