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怀人》：一代民国报人和他的时代
裴毅然先生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4月）中，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代际划分，其中以出生于1880年—1894年为“五四一代”，这代人是开风气的一代，代表人物从各种类型上来说有“二周”、李大钊、陈寅恪、胡适、郭沫若、梁漱溟、范文澜等；以出生于1895年—1910年的一代为“后五四一代”，这一批人多数与“五四一代”人有师承关系，是沐浴“五四”思想成熟起来的、对“五四”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最忠实的继承者，代表人物从各种类型上来说有钱穆、傅斯年、王力、胡风、沈从文、巴金、周扬、吴晗、萧乾、钱钟书、费孝通等，这一批人也即我们经常所说的“五四之子”。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局部有些问题，比如傅斯年，虽然当时是胡适的学生，但却是五四运动“执旗人”，一向被视为“五四一代”；但是基本上符合今天人们对这两代人的普遍看法。
如果从其划分，许君远先生（1902-1962，民国著名报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是“后五四一代”，也就是“五四之子”这一代人。从民国报人的代际关系来说，许先生和王芸生（l901-1980）同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主持报社工作的资深编辑。在这些年学界追寻“思想界的失踪者”、寻找“民国报人的传统”的方向驱动之下，越来越多隐入历史尘烟的思想家、老报人被重新介绍到公众视野，许君远先生作为长期被遮蔽的知名民国报人，终于开始逐渐为人所知，重现于中国近代报业史。作为一代民国报人，许先生和曾经与他同时代的张季鸾、胡政之、邵飘萍、孙伏园、王芸生、徐铸成诸先生在后世的影响相比，长期淡漠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甚至很多今天报业的从业人士都对这位前辈知之甚少，年长的人也多是“只闻其名，不见其文”，这种情况值得人们反思。现在经过眉睫的持续收集和整理，在海外和大陆同时出版了许先生的《文集》精编，是为这本《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增补了不少新找到的散佚文章和材料，为读者重温这一位民国老报人的生涯和思想历程、以及为日后许先生的传记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储备。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因为缺少人手，胡政之先生“重金礼聘”从北京把许先生“挖”来，与徐铸成一起主编要闻版，同时兼任国际新闻及副刊《小公园》主编。及至抗战爆发，上海《大公报》停刊，许君远也离开上海，先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重庆《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重庆美国新闻处翻译等等。直到1946年上海《大公报》复刊，许君远又被请回来担任编辑主任。这是书中所谈到的关于许先生的一段史实。从中可以看到，许先生的报人生涯同别人相比有更值得注意之处，即他在最著名的民营报纸和官方中央一级的报纸都从事过编辑工作。一面是《大公报》的秉笔直书、倡导言论、出版自由的传统浸淫，一面是官方机关报纸的体制和舆论纪律，当年的许先生一定有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体悟和世间感慨。对于当年的经历，他曾在一份上交的“自传”中回忆：“我本人由于不关心政治，总是站在中间偏左（即《大公报》路线）的地位上面。这种政治态度，受胡政之、张季鸾的影响最深。我是研究文学的，对政治不够关心。但也正是我不屑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营谋职位的原因。”于是，抗战结束后许先生又回到了《大公报》。
现在人们一提到《大公报》，更多的时候想起的是王芸生先生。这位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其身世有着太多叫后人感慨体悟之处。根据现存的资料解读，可以说，《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在度尽民族危亡年代的种种劫波之后，依然无法摆脱坎坷的命运。《大公报》同人当年无分左右，都很难幸免于时代的创伤。例如，许君远先生和徐铸成、萧乾等先生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先生后来艰难地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对时代有着太多的失望。不管这种命运来的是否相对温和，通过这本书的记述看来，许先生无疑也是这一代报人命运的一种写照。
据眉睫的研究，许君远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开始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如1952年底上海《大公报》北迁，许先生留在了上海，从此告别了报业工作，转入出版社任编辑。但是如同大多数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那种对时代的不适应感挥之不去。五七年被成功“引蛇出洞”、自供思想、被批判后，他日渐消沉、落寞，沉默了。这种种经历和本能的选择，这一代人何其相似。
《文存》中收录有许先生回忆自己走向编辑生涯的文章，他说：“《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假定我不走这条路子，官场的逢迎丑态也许早把我窒息死，假定我不进《大公报》，则抗战期间留居故都，也许做了很煊赫的伪新闻官，今天也许被判十年八年的徒刑。便是不做伪官，也许走了李子撝兄的后尘，抱病故都，同愁苦奋斗而死。” 看这样的回忆，除了普通人面对一种生涯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对时代的总结。如果结合许先生的报人生涯：早年偶然进入报业，在私营大报和官方大报都做过编辑主任，在新时期努力适应社会的要求，……等等，多年之后再来看他当年提意见惹祸的文章（发言稿），人们不难得到这样的认识：首先，以许先生这样的资历，所提的意见都是中肯的，也是切中问题核心的，没有因为对现实失望而丢掉自己的责任感；其次，从文风中仍然可以看到作者的真性情，和他当初“糊里糊涂”进入报业、冷眼审视世道以及早年写稿时表现出的性情如出一辙，几乎没有什么扭曲。人之漫长而跌宕的一生，能最终一以贯之保住自我、保住自己的性情和价值观，即便在今天实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许先生当时所提的意见和谈到的现象，可以作为了解当时我国新闻业真实情况的绝好材料，值得今天研究者的注意。
眉睫将许先生看作是“终其一生，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这个评价，当不负许先生平生、不负五四、不负《大公》、不负那一代老报人曾经的精神追求。
2010-7-31
如果从其划分，许君远先生（1902-1962，民国著名报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是“后五四一代”，也就是“五四之子”这一代人。从民国报人的代际关系来说，许先生和王芸生（l901-1980）同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主持报社工作的资深编辑。在这些年学界追寻“思想界的失踪者”、寻找“民国报人的传统”的方向驱动之下，越来越多隐入历史尘烟的思想家、老报人被重新介绍到公众视野，许君远先生作为长期被遮蔽的知名民国报人，终于开始逐渐为人所知，重现于中国近代报业史。作为一代民国报人，许先生和曾经与他同时代的张季鸾、胡政之、邵飘萍、孙伏园、王芸生、徐铸成诸先生在后世的影响相比，长期淡漠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甚至很多今天报业的从业人士都对这位前辈知之甚少，年长的人也多是“只闻其名，不见其文”，这种情况值得人们反思。现在经过眉睫的持续收集和整理，在海外和大陆同时出版了许先生的《文集》精编，是为这本《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增补了不少新找到的散佚文章和材料，为读者重温这一位民国老报人的生涯和思想历程、以及为日后许先生的传记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储备。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因为缺少人手，胡政之先生“重金礼聘”从北京把许先生“挖”来，与徐铸成一起主编要闻版，同时兼任国际新闻及副刊《小公园》主编。及至抗战爆发，上海《大公报》停刊，许君远也离开上海，先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重庆《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重庆美国新闻处翻译等等。直到1946年上海《大公报》复刊，许君远又被请回来担任编辑主任。这是书中所谈到的关于许先生的一段史实。从中可以看到，许先生的报人生涯同别人相比有更值得注意之处，即他在最著名的民营报纸和官方中央一级的报纸都从事过编辑工作。一面是《大公报》的秉笔直书、倡导言论、出版自由的传统浸淫，一面是官方机关报纸的体制和舆论纪律，当年的许先生一定有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体悟和世间感慨。对于当年的经历，他曾在一份上交的“自传”中回忆：“我本人由于不关心政治，总是站在中间偏左（即《大公报》路线）的地位上面。这种政治态度，受胡政之、张季鸾的影响最深。我是研究文学的，对政治不够关心。但也正是我不屑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营谋职位的原因。”于是，抗战结束后许先生又回到了《大公报》。
现在人们一提到《大公报》，更多的时候想起的是王芸生先生。这位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其身世有着太多叫后人感慨体悟之处。根据现存的资料解读，可以说，《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在度尽民族危亡年代的种种劫波之后，依然无法摆脱坎坷的命运。《大公报》同人当年无分左右，都很难幸免于时代的创伤。例如，许君远先生和徐铸成、萧乾等先生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先生后来艰难地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对时代有着太多的失望。不管这种命运来的是否相对温和，通过这本书的记述看来，许先生无疑也是这一代报人命运的一种写照。
据眉睫的研究，许君远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开始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如1952年底上海《大公报》北迁，许先生留在了上海，从此告别了报业工作，转入出版社任编辑。但是如同大多数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那种对时代的不适应感挥之不去。五七年被成功“引蛇出洞”、自供思想、被批判后，他日渐消沉、落寞，沉默了。这种种经历和本能的选择，这一代人何其相似。
《文存》中收录有许先生回忆自己走向编辑生涯的文章，他说：“《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假定我不走这条路子，官场的逢迎丑态也许早把我窒息死，假定我不进《大公报》，则抗战期间留居故都，也许做了很煊赫的伪新闻官，今天也许被判十年八年的徒刑。便是不做伪官，也许走了李子撝兄的后尘，抱病故都，同愁苦奋斗而死。” 看这样的回忆，除了普通人面对一种生涯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对时代的总结。如果结合许先生的报人生涯：早年偶然进入报业，在私营大报和官方大报都做过编辑主任，在新时期努力适应社会的要求，……等等，多年之后再来看他当年提意见惹祸的文章（发言稿），人们不难得到这样的认识：首先，以许先生这样的资历，所提的意见都是中肯的，也是切中问题核心的，没有因为对现实失望而丢掉自己的责任感；其次，从文风中仍然可以看到作者的真性情，和他当初“糊里糊涂”进入报业、冷眼审视世道以及早年写稿时表现出的性情如出一辙，几乎没有什么扭曲。人之漫长而跌宕的一生，能最终一以贯之保住自我、保住自己的性情和价值观，即便在今天实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许先生当时所提的意见和谈到的现象，可以作为了解当时我国新闻业真实情况的绝好材料，值得今天研究者的注意。
眉睫将许先生看作是“终其一生，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这个评价，当不负许先生平生、不负五四、不负《大公》、不负那一代老报人曾经的精神追求。
2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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