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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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四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五一终于读完。叹其一生交益友之多，学术道路之奇，历世阅史之丰，而怜其幼年生活之艰。
上世纪历史风云诡异多变，一代学人，上苦寻传统文化之渊源流变，以期于乱世中，廓清本民族文化之根蒂与本来面目，下苦心于传统文化之传承发扬，正本清源，于历史巨变宏流之中，守得一片本民族之独特天地。宾四先生之学术研究虽亦为时代所裹挟，终不能置个人感情与学术之外，然其情其志，令人感佩。
无锡钱氏一门，牛人辈出。宾四先生幼年聪慧异常，不足十岁即可背水浒（汗！），只见其天资异于常人，让我等羡慕不已。其父也教子有方，一日过桥，提示他桥字改马之旁，即为骄也，义即谓其子于众人前背诵水浒，实为骄，不可再。后其父早逝，家贫日甚。书中有载，一年除夕，近邻各家已爆竹喧腾，但他家灶无火，室无灯，邻人招与同吃年夜饭，其母坚辞，说非不知领君之情，亦欲待长儿归，具香烛祭拜，方能进食。钱母治家为人，可见一斑。
宾四先生以一小学教员的身份，成为大学教授与学术大师，他的学术功底到底来自何处，导师为谁，这些让人十分好奇，但书中未有详述，只能从他的描述中，大抵知道他的国学知识可能来自三方面，一为家学，其父教长兄时，其常侧听，二为传统学校师塾教育，三自学，宾四先生为读一书，竟然夜不能寐，第二天一早就跑到书店，这时人家才折木板开门，他从门板缝中侧身窜入，急问有《曾文正公家训》否。若他生在今日，世人当以天外来物视之。精彩的是当他买完书要走的时候，却被店主一把抓住，放在今日，我们肯定是以为店主发现了假钞，但实则是店主知其未吃早餐，所以留他共进早餐，并得片刻谈，谓店中书可任意翻阅。这不免让人感叹，今不如古啊。
宾四先生十八岁开始任教小学，我十八岁上大学，然思所学，不及先生之万一。若将学术之路喻为长跑，虽先生先天条件比他人优越，但亦贵坚持。先生虽在小学，但心中常有未入大学之憾，见北大报生，投考者须选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先生亦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先生有此等天赋，此等用心，想不成学术大家也难。先生在年青的时候，即对读书的方式有所反思，“今则多随意翻阅，当痛戒”，“即从此书起，必首到尾通读全书。”及新思潮涌来，先生虽也逐月看《新青年》，但已决心重温旧书，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
民国学人，很多不单是为生计而学术，更为某种信念或心结而学术。先生早年每读报章杂志，“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一然。如谓秦以下尽属帝王专制，读四史及通鉴，岂专制二字所能概括。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而我国家民族四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先生终其一生，尊儒，言必孔孟。而对学术纷争，先生的态度是不言不语，“先秦诸子系年不投报章，恐引争论，忙于答辩，浪费时间，常留手边，默自改定。”
而当时社会之于知识分子，则相当尊重。学生对于师长，有些还礼数甚恭。宾四先生回苏州后，他的一个老学生知道老师回来了，便“站路边，特来相侯”。而学校则尊重教授，集美惟校长室乃一所平屋，最不受注意。
当然，民间最让人神往的，是那些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雅士。“与张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四人宿西郊农场，此处多白杨，数百株，四人夜坐大厅上，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
“余之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租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
贯彻全书的除了先生学术之路外，另一条线索则是当时的社会风潮与政治动荡，如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而后国共纷争。先生说：“一时人心纷歧，人才这奔溢突出，无共同之趋向，而国事之艰，社会人事之乱，亦可由此推想。”但不论主义之争，或政治倾向冲突，一切行动的根本皆为一个爱字——对家国与民族之爱。
“初，有同事朱怀民，申马克思主义，余虽爱公文之辞，然力反其说，傍晚散步，逐篇讨论，五四时，朱结队赴四周乡村演讲，热血喷迸，声泪俱下，平日与人极和易，惟当以一字形容，曰爱，爱国家，爱民族。”国家沉沦愈深，国民爱国之情愈切。百年之后，我们再读这段历史，不论政治立场，都应当心怀温情与感激。
及内战又起，人心思变，宾四先生即使特意避开平津京沪等城市，选择独居一隅的无锡江南大学，但学潮四起，青年学子非左即右，“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1949终于给半个世纪的动荡画上了句号，人们引颈祈盼的和平再次降临在这个多难之邦。众多知识分子也面临了人生的决择，是去是留？很多人选择了留。“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而宾四先生选择了香港。其中考量，可能即有恐个人学术与新政权不合拍，也有宾四先生对蒋公及旧政府之感情有关。在他的记述中，蒋公似乎是个尊重知识分子的领袖，某年宾四先生在重庆讲学研究，蒋公偶至，看桌上饭菜还算不错，便笑而回府。又“五零年之冬，总统设午宴，询新亚事，所时米饭为当时配给米，甚为粗糙，念总统高年亦进此米，余等稍涉艰难，何敢直言以告。总统府中办公费项下节省款项相助。”
多年以后，当宾四先生再次回望，一代学术精英多已在随后的岁月离乱中败落凋零，宾四先生沉痛地写道：“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
1980年，86岁的钱先生获与大陆三子一女相见，“自只身南来广州，已是整整三十二年。初别时，皆未成年，在港相聚，前后仅七日匆匆别去”。三十多年的人世沧桑、骨肉分离，宾四先生只廖廖数语，个中况味，他人也很难揣测体会。“乱世人生，同如飘梗浮萍。倘得在升平之世，与同志诸老，同在苏州城中，度此一生。生不逢辰，此诚大堪伤悼也。回念前尘，感慨不已。”
上世纪历史风云诡异多变，一代学人，上苦寻传统文化之渊源流变，以期于乱世中，廓清本民族文化之根蒂与本来面目，下苦心于传统文化之传承发扬，正本清源，于历史巨变宏流之中，守得一片本民族之独特天地。宾四先生之学术研究虽亦为时代所裹挟，终不能置个人感情与学术之外，然其情其志，令人感佩。
无锡钱氏一门，牛人辈出。宾四先生幼年聪慧异常，不足十岁即可背水浒（汗！），只见其天资异于常人，让我等羡慕不已。其父也教子有方，一日过桥，提示他桥字改马之旁，即为骄也，义即谓其子于众人前背诵水浒，实为骄，不可再。后其父早逝，家贫日甚。书中有载，一年除夕，近邻各家已爆竹喧腾，但他家灶无火，室无灯，邻人招与同吃年夜饭，其母坚辞，说非不知领君之情，亦欲待长儿归，具香烛祭拜，方能进食。钱母治家为人，可见一斑。
宾四先生以一小学教员的身份，成为大学教授与学术大师，他的学术功底到底来自何处，导师为谁，这些让人十分好奇，但书中未有详述，只能从他的描述中，大抵知道他的国学知识可能来自三方面，一为家学，其父教长兄时，其常侧听，二为传统学校师塾教育，三自学，宾四先生为读一书，竟然夜不能寐，第二天一早就跑到书店，这时人家才折木板开门，他从门板缝中侧身窜入，急问有《曾文正公家训》否。若他生在今日，世人当以天外来物视之。精彩的是当他买完书要走的时候，却被店主一把抓住，放在今日，我们肯定是以为店主发现了假钞，但实则是店主知其未吃早餐，所以留他共进早餐，并得片刻谈，谓店中书可任意翻阅。这不免让人感叹，今不如古啊。
宾四先生十八岁开始任教小学，我十八岁上大学，然思所学，不及先生之万一。若将学术之路喻为长跑，虽先生先天条件比他人优越，但亦贵坚持。先生虽在小学，但心中常有未入大学之憾，见北大报生，投考者须选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先生亦求其书读之，至形于梦寐间。先生有此等天赋，此等用心，想不成学术大家也难。先生在年青的时候，即对读书的方式有所反思，“今则多随意翻阅，当痛戒”，“即从此书起，必首到尾通读全书。”及新思潮涌来，先生虽也逐月看《新青年》，但已决心重温旧书，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
民国学人，很多不单是为生计而学术，更为某种信念或心结而学术。先生早年每读报章杂志，“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一然。如谓秦以下尽属帝王专制，读四史及通鉴，岂专制二字所能概括。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而我国家民族四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先生终其一生，尊儒，言必孔孟。而对学术纷争，先生的态度是不言不语，“先秦诸子系年不投报章，恐引争论，忙于答辩，浪费时间，常留手边，默自改定。”
而当时社会之于知识分子，则相当尊重。学生对于师长，有些还礼数甚恭。宾四先生回苏州后，他的一个老学生知道老师回来了，便“站路边，特来相侯”。而学校则尊重教授，集美惟校长室乃一所平屋，最不受注意。
当然，民间最让人神往的，是那些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雅士。“与张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四人宿西郊农场，此处多白杨，数百株，四人夜坐大厅上，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
“余之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租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
贯彻全书的除了先生学术之路外，另一条线索则是当时的社会风潮与政治动荡，如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而后国共纷争。先生说：“一时人心纷歧，人才这奔溢突出，无共同之趋向，而国事之艰，社会人事之乱，亦可由此推想。”但不论主义之争，或政治倾向冲突，一切行动的根本皆为一个爱字——对家国与民族之爱。
“初，有同事朱怀民，申马克思主义，余虽爱公文之辞，然力反其说，傍晚散步，逐篇讨论，五四时，朱结队赴四周乡村演讲，热血喷迸，声泪俱下，平日与人极和易，惟当以一字形容，曰爱，爱国家，爱民族。”国家沉沦愈深，国民爱国之情愈切。百年之后，我们再读这段历史，不论政治立场，都应当心怀温情与感激。
及内战又起，人心思变，宾四先生即使特意避开平津京沪等城市，选择独居一隅的无锡江南大学，但学潮四起，青年学子非左即右，“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1949终于给半个世纪的动荡画上了句号，人们引颈祈盼的和平再次降临在这个多难之邦。众多知识分子也面临了人生的决择，是去是留？很多人选择了留。“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而宾四先生选择了香港。其中考量，可能即有恐个人学术与新政权不合拍，也有宾四先生对蒋公及旧政府之感情有关。在他的记述中，蒋公似乎是个尊重知识分子的领袖，某年宾四先生在重庆讲学研究，蒋公偶至，看桌上饭菜还算不错，便笑而回府。又“五零年之冬，总统设午宴，询新亚事，所时米饭为当时配给米，甚为粗糙，念总统高年亦进此米，余等稍涉艰难，何敢直言以告。总统府中办公费项下节省款项相助。”
多年以后，当宾四先生再次回望，一代学术精英多已在随后的岁月离乱中败落凋零，宾四先生沉痛地写道：“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
1980年，86岁的钱先生获与大陆三子一女相见，“自只身南来广州，已是整整三十二年。初别时，皆未成年，在港相聚，前后仅七日匆匆别去”。三十多年的人世沧桑、骨肉分离，宾四先生只廖廖数语，个中况味，他人也很难揣测体会。“乱世人生，同如飘梗浮萍。倘得在升平之世，与同志诸老，同在苏州城中，度此一生。生不逢辰，此诚大堪伤悼也。回念前尘，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