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诺切拉系《纽约时报》Talking Business专栏撰稿人的评论
“我们已置身于巨大的混乱之中，在操控一台精密机器时出了差错——其运行机理是我们所不理解的。”
打破经济学旧传统的伟大斗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篇题为《1930年的大衰退》（The Great Slump of 1930， 发表于当年12月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1929年股市大崩盘已过去13个月了；用凯恩斯的话说，世界正笼罩于“一场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中。”
《金融之王》一书引述的这段话，令我不寒而栗。这部颇具权威性的著作出自资深对冲基金经理人、布鲁金斯学会理事利雅卡特·艾哈迈德（LiaquatAhamed）之手。这部视野宏大、极具震撼力的作品所描述的，是一个很早之前就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退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一段经济脆弱、泡沫高涨的时期，随后的泡沫破裂和一连串事件导致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出现。
凯恩斯所说的“精密机器”, 当然指的是全球经济。在他撰写这篇文章的1930年，西方世界的处境已极其糟糕。在陷于分裂的战后政治、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执拗坚持，以及世界4家最重要的央行（即，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德国国家银行和法兰西银行）一系列政策失误的协同作用下，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濒于坍塌。“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0%，德国下降了25%，英国下降了20%，” 艾哈迈德写道。“5百多万美国人正在寻找工作，此外，德国和英国的失业人数分别为450万和200万。”
然而——这也是我为何不寒而栗的原因——这一幕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情形似乎并无二致。尽管当时的局势极其恐怖，但西方世界显然尚未坠入深渊，将世界经济从峭壁边缘拉回的几率依然是存在的。倘若各大央行出台正确的举措，外加一点运气，西方经济或许有望完成自我救赎。1930年12月，世界屏息以待。
令人扼腕的是，这一切并未发生。6个月后，一家奥地利银行倒闭，进而导致奥地利的其他银行遭遇挤兑浪潮。央行行长们的反应，迟缓且冷淡，他们不仅未能阻止挤兑浪潮，而且新出台了一系列令局势更为恶劣的错误政策。至1932年，美国已迈入大萧条时期最为恶劣的一年，而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也已成板上钉钉之事。
本书书名所提及的金融之王，指的是主宰战后时期的4位央行行长：纽约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英格兰银行的长期掌门人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Émile Moreau），以及执掌德国国家银行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艾哈迈德表示，他是在阅读1999年《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拯救世界委员会”（其成员为，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比尔·克林顿政府财长罗伯特·鲁宾及其副手劳伦斯·萨默斯）的封面文章时，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的。他意识到，在上世纪20年代，这四大行长获得了类似的神秘感和声望；他们有时被描述为“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俱乐部。”他决定“透过这4个人的肩膀”，讲述“上世纪20年代繁荣兴旺的西方经济坠入经济大萧条”的故事。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本文字优美的著作；在语言组织能力和讲故事方面，艾哈迈德具有一种令大多数全职作家称羡不已的天赋——围绕这4个人构筑《金融之王》这本书，堪称匠心独具。每个人都具有鲜明个性，其优点和不足都是全方位的，并且都是非凡洞见和古怪行为兼具的人物。因为这本书很大一部分与决策有关（比如，提升或降低利率），要把故事讲清楚，必须得有非凡的勇气和毅力，而艾哈迈德不仅具有这些品质，而且还知道如何把故事讲得栩栩如生。斯特朗是一位飞扬跋扈的美国人；德国的沙赫特傲慢且固执；诺曼和莫罗是两位骄傲的欧洲人。斯特朗和诺曼成了密友至交，两人的来往信函也就成了内容丰富的史料源泉，而其中的文字有时颇令人感动。
但将这些人称为“摧毁世界的银行家”，似乎有点不公道，尽管艾哈迈德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譬如，至1931年中期，这4人当中仅有诺曼一人依然在职（美联储主席这一职务的实际创建者斯特朗于1928年去世）。再比如，他们的名声不是源自其所犯之错误，而是源于他们取得的成就。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1923年11月，在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之际，作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沙赫特被委任为德国的“货币专员”（当时的情况究竟有多糟？艾哈迈德写道，“11月5日，一块2公斤重面包的价格从200亿马克飙涨至1400亿马克，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暴动。”）沙赫特创造了一种名为Rentenmark的新货币，然后选择极为恰当的时机将其与马克挂钩（1万亿马克兑换1Rentenmark），此举堪称神来之笔。沙赫特以此种方式，重塑了世人对德国货币的信心，并击退了通货膨胀。德国媒体开始将其称为“神人”。
此外，这些央行行长变成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正统经济理论（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围绕着金本位制来进行）的囚徒。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储备银行必须在其金库中储存一定数量的黄金，以支撑本国货币。实际上，正如艾哈迈德所说，“依据法律之规定，所有的纸币都可自由兑换为与其价值对等的黄金”。这个紧箍咒一再导致这些央行行长，特别是金本位制最热忱的支持者诺曼，作出类似提升利率的举措，这些措施可以使他们的国家维系不断萎缩的黄金供应，即使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央行以降低利率的方式施以援助。
最后，艾哈迈德把上世纪30年代经济动荡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一项央行行长无力控制的议题：协约国坚持德国必须支付远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战争赔款。诺曼对协约国要求的赔款数目的反对声尤为强烈，他认为，这些赔款会拖垮德国经济——这恰恰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至上世纪30年代早期，也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被遏制不到8年后，德国其实已经破产。从其经济中抽出数十亿战争赔款的举动，令德国人怒火中烧，这也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在阅读这本书谈论战争赔款（这本书多次提及这项议题，因为它困扰世界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章节，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之后，你会感到一种趋于强烈的恐惧感。但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对这部著作的赞赏程度也会愈发强烈。在获悉世界坠入大萧条的过程、银行体系相互关联的程度，以及正统经济学是如何诱使聪明的央行行长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之后，你不由得联想起当下的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央行行长一直在闭着眼驾驶飞机；这一点，已被艾哈迈德揭示昭然。他们惟愿，他们作出的举措将帮助，而不是损害经济。有时，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常常是错的。我们总是认为，今天的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控经济这台精密机器——但果真如此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前任财长保尔森比之前那些金融之王更迅即地向银行体系投入资金，以阻止其坍塌，这是他们从美联储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不作为当中汲取的一项教训。但保尔森亦允许雷曼兄弟公司拖欠债务，这一事件引发了世界金融机构的倒闭风潮。
在此重要时刻，新一届政府已宣誓就职，其应对当前危机的政策反应影响重大，《金融之王》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真的比前辈更好地理解这台精密机器的运行机理吗？抑或这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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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经济学旧传统的伟大斗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篇题为《1930年的大衰退》（The Great Slump of 1930， 发表于当年12月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1929年股市大崩盘已过去13个月了；用凯恩斯的话说，世界正笼罩于“一场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中。”
《金融之王》一书引述的这段话，令我不寒而栗。这部颇具权威性的著作出自资深对冲基金经理人、布鲁金斯学会理事利雅卡特·艾哈迈德（LiaquatAhamed）之手。这部视野宏大、极具震撼力的作品所描述的，是一个很早之前就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退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一段经济脆弱、泡沫高涨的时期，随后的泡沫破裂和一连串事件导致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出现。
凯恩斯所说的“精密机器”, 当然指的是全球经济。在他撰写这篇文章的1930年，西方世界的处境已极其糟糕。在陷于分裂的战后政治、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执拗坚持，以及世界4家最重要的央行（即，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德国国家银行和法兰西银行）一系列政策失误的协同作用下，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濒于坍塌。“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0%，德国下降了25%，英国下降了20%，” 艾哈迈德写道。“5百多万美国人正在寻找工作，此外，德国和英国的失业人数分别为450万和200万。”
然而——这也是我为何不寒而栗的原因——这一幕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情形似乎并无二致。尽管当时的局势极其恐怖，但西方世界显然尚未坠入深渊，将世界经济从峭壁边缘拉回的几率依然是存在的。倘若各大央行出台正确的举措，外加一点运气，西方经济或许有望完成自我救赎。1930年12月，世界屏息以待。
令人扼腕的是，这一切并未发生。6个月后，一家奥地利银行倒闭，进而导致奥地利的其他银行遭遇挤兑浪潮。央行行长们的反应，迟缓且冷淡，他们不仅未能阻止挤兑浪潮，而且新出台了一系列令局势更为恶劣的错误政策。至1932年，美国已迈入大萧条时期最为恶劣的一年，而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也已成板上钉钉之事。
本书书名所提及的金融之王，指的是主宰战后时期的4位央行行长：纽约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英格兰银行的长期掌门人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Émile Moreau），以及执掌德国国家银行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艾哈迈德表示，他是在阅读1999年《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拯救世界委员会”（其成员为，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比尔·克林顿政府财长罗伯特·鲁宾及其副手劳伦斯·萨默斯）的封面文章时，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的。他意识到，在上世纪20年代，这四大行长获得了类似的神秘感和声望；他们有时被描述为“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俱乐部。”他决定“透过这4个人的肩膀”，讲述“上世纪20年代繁荣兴旺的西方经济坠入经济大萧条”的故事。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本文字优美的著作；在语言组织能力和讲故事方面，艾哈迈德具有一种令大多数全职作家称羡不已的天赋——围绕这4个人构筑《金融之王》这本书，堪称匠心独具。每个人都具有鲜明个性，其优点和不足都是全方位的，并且都是非凡洞见和古怪行为兼具的人物。因为这本书很大一部分与决策有关（比如，提升或降低利率），要把故事讲清楚，必须得有非凡的勇气和毅力，而艾哈迈德不仅具有这些品质，而且还知道如何把故事讲得栩栩如生。斯特朗是一位飞扬跋扈的美国人；德国的沙赫特傲慢且固执；诺曼和莫罗是两位骄傲的欧洲人。斯特朗和诺曼成了密友至交，两人的来往信函也就成了内容丰富的史料源泉，而其中的文字有时颇令人感动。
但将这些人称为“摧毁世界的银行家”，似乎有点不公道，尽管艾哈迈德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譬如，至1931年中期，这4人当中仅有诺曼一人依然在职（美联储主席这一职务的实际创建者斯特朗于1928年去世）。再比如，他们的名声不是源自其所犯之错误，而是源于他们取得的成就。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1923年11月，在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之际，作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沙赫特被委任为德国的“货币专员”（当时的情况究竟有多糟？艾哈迈德写道，“11月5日，一块2公斤重面包的价格从200亿马克飙涨至1400亿马克，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暴动。”）沙赫特创造了一种名为Rentenmark的新货币，然后选择极为恰当的时机将其与马克挂钩（1万亿马克兑换1Rentenmark），此举堪称神来之笔。沙赫特以此种方式，重塑了世人对德国货币的信心，并击退了通货膨胀。德国媒体开始将其称为“神人”。
此外，这些央行行长变成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正统经济理论（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围绕着金本位制来进行）的囚徒。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储备银行必须在其金库中储存一定数量的黄金，以支撑本国货币。实际上，正如艾哈迈德所说，“依据法律之规定，所有的纸币都可自由兑换为与其价值对等的黄金”。这个紧箍咒一再导致这些央行行长，特别是金本位制最热忱的支持者诺曼，作出类似提升利率的举措，这些措施可以使他们的国家维系不断萎缩的黄金供应，即使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央行以降低利率的方式施以援助。
最后，艾哈迈德把上世纪30年代经济动荡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一项央行行长无力控制的议题：协约国坚持德国必须支付远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战争赔款。诺曼对协约国要求的赔款数目的反对声尤为强烈，他认为，这些赔款会拖垮德国经济——这恰恰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至上世纪30年代早期，也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被遏制不到8年后，德国其实已经破产。从其经济中抽出数十亿战争赔款的举动，令德国人怒火中烧，这也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在阅读这本书谈论战争赔款（这本书多次提及这项议题，因为它困扰世界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章节，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之后，你会感到一种趋于强烈的恐惧感。但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对这部著作的赞赏程度也会愈发强烈。在获悉世界坠入大萧条的过程、银行体系相互关联的程度，以及正统经济学是如何诱使聪明的央行行长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之后，你不由得联想起当下的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央行行长一直在闭着眼驾驶飞机；这一点，已被艾哈迈德揭示昭然。他们惟愿，他们作出的举措将帮助，而不是损害经济。有时，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常常是错的。我们总是认为，今天的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控经济这台精密机器——但果真如此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前任财长保尔森比之前那些金融之王更迅即地向银行体系投入资金，以阻止其坍塌，这是他们从美联储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不作为当中汲取的一项教训。但保尔森亦允许雷曼兄弟公司拖欠债务，这一事件引发了世界金融机构的倒闭风潮。
在此重要时刻，新一届政府已宣誓就职，其应对当前危机的政策反应影响重大，《金融之王》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真的比前辈更好地理解这台精密机器的运行机理吗？抑或这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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