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羡慕还将持续
近读《日本史》（1600—2000，麦克莱恩著），又将被禁多年电视剧《走向共和》重温一遍，从影像中猜测印证史实，饶有趣味。
1842年，英人懿律用军舰大炮逼清廷签下《南京条约》；1854年，美国佩里准将用同样的方式驶进江户湾，带来《日美亲善条约》。东方两个自以为傲的文明在闭关锁国几百年后，被漂洋过海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击得瞬间休克，两国上自帝王，下至平民，无不觉得莫大羞辱，对几千年来自许天朝上国的中国犹是如此。但这种羞辱似乎还刚开头，50年以后，当年一同受难的小兄弟一战击溃老大哥，摇身一变成了世界强国，接着又成了八国联军的主力，攻入自唐以来一直仰望的帝都，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几十年后竟致其庶几亡国灭种之祸，历史惨案至今余波未息。为何同样的遭遇西方，一个愈来愈强，一个却越来越弱呢？
答案似乎地球人都知道：明治维新成功了，康梁变法夭折了。日本经过去幕府、尊天皇，立宪法，兴工业，办教育，全面推进政体、经济和社会改革，一蹴而强，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可见“积硅步行千里”的古训未必就全适于现代国家的缔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确实有可能实现旧貌换新天的大跃进发展（二战后日本也同样在短时间里实现了经济重建）。反观老大中国呢？百日维新、义和团、革命党、袁世凯、北洋军阀、内战、反右、文革，现代化道路上的曲折磨难，数起来只剩歔欷。康有为依伊藤博文的葫芦，画中国的瓢，为何未成大事，却断送了胞弟学生性命呢？想来原因大致有三：
1、 对改革的困难性估计不足。《走向共和》里康有为未识光绪前羡慕伊滕博文能遇明主，变法遇到阻力时哀叹“我国大权不在皇上，而在太后”。言下之意是一肚子的宪政理想，却因守旧派不识货只能胎死腹中。书生之见也！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世上哪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供你谱写社会改造蓝图呢？革命或维新，触动的都是一个个的利益集团，绝不会有一帆风顺之理。所以大凡改革者，除了理论与实践能力外，大抵都有舍得一身剐，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勇气毅力。日本的改革也是如此，井伊直弼、大久保利通等改革元老先后被保守派所暗杀，原本是改革功臣的西乡隆盛也因政见不合命丧疆场，汤姆克鲁斯那部《最后的武士》就是对保守派精神的一种祭奠怀念。康有为明知权力掌在慈禧手里，却迷信通过皇帝下颁制度就能实现维新，如此密集度的制度变革，除了激起反对派的合力围剿，恐怕注定没有太大实效了。“本本主义”真是害死人啊。况且康有为本不是坚毅果敢之人，风向一变就仓遑而遁，弃家人弟子不顾，也非成大事者所为。
2、 改革本来就是一种妥协。体制内的改革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原谅我又引用毛语录）。既然叫改革，意味着不能破坏权力运行的根本基础，任何变法的实践毕竟都需要原有体制提供最基本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故变法者对体制本身应当有相当的了解。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梁的“变祖宗之法”，其实只是从社会运作规则、制度到体制上变化度的不同，对清廷的权力合法性并没有提出挑战，稍有回旋应不会有极端之果。虽然《走向共和》将慈禧的人性形象刻画得过于浓厚，这小脚老太本也是久经风浪，心狠手辣之人（临逃出北京时，不但将光绪宠爱的妃子弄死，而且据近年考证，她还不忘赐死陈寅恪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跑路前都不忘害人，可见其气量之狭），但康梁等书生如果有几年数载的政治实务操作，再有李鸿章或荣禄的一半圆滑世故，也许不致于在慈禧出面干涉新政时，走向另一个极端——想利用袁世凯来除掉慈禧，结果将一出本可以流传千古的社会改革弄成了宵小所为的宫廷政变，也算是中国之憾。袁世凯不是村上春树，在鸡蛋与石头的对抗中，他是永远站在石头这一边的。再说，就算袁敢干这惊天大事，凭区区几千小站新军，只怕最终也不过落得和谭嗣同一样的下场罢了，白害得老袁顶着个“维新叛徒”的帽子一百年。究其原因，康梁的激进与妥协，在战略和战术之间错位倒置了而已。
3、 民族本身的自闭倾向。世人都知道日本人菊与刀的极端性格，也知道他们善学习，会转向，颇有点先一条道走到黑，被人敲一棒子后再走另一条道走到黑的味道。先学唐朝学得像模像样，后学西式自强之路也成功，被麦克阿瑟赶上美国式民主宪政之路也挺顺畅。而我们，封建专制、总统制、内阁制、共和制都玩过，好像都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味道。就连封建时代的三个改革者——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哪个又有好下场呢？也许制度生长的土壤也是相当的重要。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唯一持续至今的文明，上千年的儒学体系，经过理学的改良与僵化，再和政治联姻之后，惯定的精神力量远已超过改朝换代能带来的改变。况且农业文明本对秩序有天生的趋向，经过儒学的加固，这一制度框架，也即祖宗之法任意的改变，恐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带来群意汹汹。史景迁笔下的胡若望，背负几千年的茧缚，一旦忽然从广州到巴黎，马上精神失常，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从这意义上来讲，康梁之痛，又何尝不是民族之殇呢？
1842年，英人懿律用军舰大炮逼清廷签下《南京条约》；1854年，美国佩里准将用同样的方式驶进江户湾，带来《日美亲善条约》。东方两个自以为傲的文明在闭关锁国几百年后，被漂洋过海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击得瞬间休克，两国上自帝王，下至平民，无不觉得莫大羞辱，对几千年来自许天朝上国的中国犹是如此。但这种羞辱似乎还刚开头，50年以后，当年一同受难的小兄弟一战击溃老大哥，摇身一变成了世界强国，接着又成了八国联军的主力，攻入自唐以来一直仰望的帝都，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几十年后竟致其庶几亡国灭种之祸，历史惨案至今余波未息。为何同样的遭遇西方，一个愈来愈强，一个却越来越弱呢？
答案似乎地球人都知道：明治维新成功了，康梁变法夭折了。日本经过去幕府、尊天皇，立宪法，兴工业，办教育，全面推进政体、经济和社会改革，一蹴而强，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可见“积硅步行千里”的古训未必就全适于现代国家的缔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确实有可能实现旧貌换新天的大跃进发展（二战后日本也同样在短时间里实现了经济重建）。反观老大中国呢？百日维新、义和团、革命党、袁世凯、北洋军阀、内战、反右、文革，现代化道路上的曲折磨难，数起来只剩歔欷。康有为依伊藤博文的葫芦，画中国的瓢，为何未成大事，却断送了胞弟学生性命呢？想来原因大致有三：
1、 对改革的困难性估计不足。《走向共和》里康有为未识光绪前羡慕伊滕博文能遇明主，变法遇到阻力时哀叹“我国大权不在皇上，而在太后”。言下之意是一肚子的宪政理想，却因守旧派不识货只能胎死腹中。书生之见也！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世上哪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供你谱写社会改造蓝图呢？革命或维新，触动的都是一个个的利益集团，绝不会有一帆风顺之理。所以大凡改革者，除了理论与实践能力外，大抵都有舍得一身剐，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勇气毅力。日本的改革也是如此，井伊直弼、大久保利通等改革元老先后被保守派所暗杀，原本是改革功臣的西乡隆盛也因政见不合命丧疆场，汤姆克鲁斯那部《最后的武士》就是对保守派精神的一种祭奠怀念。康有为明知权力掌在慈禧手里，却迷信通过皇帝下颁制度就能实现维新，如此密集度的制度变革，除了激起反对派的合力围剿，恐怕注定没有太大实效了。“本本主义”真是害死人啊。况且康有为本不是坚毅果敢之人，风向一变就仓遑而遁，弃家人弟子不顾，也非成大事者所为。
2、 改革本来就是一种妥协。体制内的改革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原谅我又引用毛语录）。既然叫改革，意味着不能破坏权力运行的根本基础，任何变法的实践毕竟都需要原有体制提供最基本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故变法者对体制本身应当有相当的了解。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梁的“变祖宗之法”，其实只是从社会运作规则、制度到体制上变化度的不同，对清廷的权力合法性并没有提出挑战，稍有回旋应不会有极端之果。虽然《走向共和》将慈禧的人性形象刻画得过于浓厚，这小脚老太本也是久经风浪，心狠手辣之人（临逃出北京时，不但将光绪宠爱的妃子弄死，而且据近年考证，她还不忘赐死陈寅恪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跑路前都不忘害人，可见其气量之狭），但康梁等书生如果有几年数载的政治实务操作，再有李鸿章或荣禄的一半圆滑世故，也许不致于在慈禧出面干涉新政时，走向另一个极端——想利用袁世凯来除掉慈禧，结果将一出本可以流传千古的社会改革弄成了宵小所为的宫廷政变，也算是中国之憾。袁世凯不是村上春树，在鸡蛋与石头的对抗中，他是永远站在石头这一边的。再说，就算袁敢干这惊天大事，凭区区几千小站新军，只怕最终也不过落得和谭嗣同一样的下场罢了，白害得老袁顶着个“维新叛徒”的帽子一百年。究其原因，康梁的激进与妥协，在战略和战术之间错位倒置了而已。
3、 民族本身的自闭倾向。世人都知道日本人菊与刀的极端性格，也知道他们善学习，会转向，颇有点先一条道走到黑，被人敲一棒子后再走另一条道走到黑的味道。先学唐朝学得像模像样，后学西式自强之路也成功，被麦克阿瑟赶上美国式民主宪政之路也挺顺畅。而我们，封建专制、总统制、内阁制、共和制都玩过，好像都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味道。就连封建时代的三个改革者——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哪个又有好下场呢？也许制度生长的土壤也是相当的重要。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唯一持续至今的文明，上千年的儒学体系，经过理学的改良与僵化，再和政治联姻之后，惯定的精神力量远已超过改朝换代能带来的改变。况且农业文明本对秩序有天生的趋向，经过儒学的加固，这一制度框架，也即祖宗之法任意的改变，恐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带来群意汹汹。史景迁笔下的胡若望，背负几千年的茧缚，一旦忽然从广州到巴黎，马上精神失常，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从这意义上来讲，康梁之痛，又何尝不是民族之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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