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是一种缘――《张浚生访谈录》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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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相识是一种缘。做了十多年的编辑之后，我觉得编书也是一种缘，就像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能为我们敬爱的张浚生老书记编辑访谈录一样。早在去年底，有一天，徐有智总编把我叫去，给了我一个光荣任务。“你把老张书记的《访谈录》报个选题”，总编微笑着对我说。“哪，哪个老张书记？”我有点诧异。“就是张浚生书记，喏，我们都弄了快三年了，现在基本完成。争取快点出来。”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到：这个《访谈录》是由徐有智总编和新闻办的两位老师，两年来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访谈而成的，稿子是在讲话录音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我的天哪！”我想，“这可要花多大精力来做啊”。不过，这真是个非常好的创意。“半桶水”史学出身的我一直很服膺于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这可不就是非常棒的口述当代史工作嘛！”我思忖着。“老张书记经历过这么多有影响的事，能从他口里讲出来，多么‘新鲜’的当代史啊。”这样想着，我对编这本书一下子变得充满渴望起来。
要说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从少年时代起，一直讲到了新浙大成立之后，厚厚一本书，里面封装了张浚生先生人生大半的经历。作为第一个读者，我就像是一个偶然走进了老张书记五彩斑斓世界的小孩，好奇而又新鲜，紧张而又兴奋，心里充满着太多的感受，有一种很想和朋友分享的冲动，这里我就谈谈我认为最感人至深和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吧。
如果让大家猜猜哪部分会是书中最感人至深的情节的话，我估计很多人会说，看到香港主权回归的时刻肯定会让主人翁感动得泪流满面。不错，这场景确实感人，但我却不认为这是最可以感动我心魄的。我觉得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青年张浚生忍痛离开病中幼女的一段。在那个大动荡的岁月里，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女孩被托送在远方的亲戚家里，重病昏迷，而父母却无法陪伴在身边。母亲（杨老师）“由于在‘四清’工作队不能请假”，而父亲（张浚生）匆匆赶到医院，却只能“在（她）腿上拧一把，她（孩子）醒过来，一会儿又昏睡过去”。尽管如此，张浚生也没法请假留下来，就这样纵然是“心里虽然十分不舍，但也只能把她留在医院里”。 “（孩子）差点死了”，杨老师后来告诉我。身在外地的张浚生老师无法抑制对病中儿女的思念，不知不觉中吟出鲁迅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读到这里，心中莫名酸楚：孩子得不到父母的疼爱，父母爱护不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与孩子相互之间，这种普天下最简单、最普遍、最自然的感情，也被剥夺了，这是何方世道啊！每次一想此景，胸中都要郁闷良久。
张浚生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书中充满了奇闻趣事，但要说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的，我以为应属“罢免李子诵”一节。在那个非常时刻，有一些人想尽办法妄图动摇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九七前，香港因其特殊的地位，更是成为很多形形色色人活动的场所，香港《文汇报》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更是成为许多斗争的焦点。《文汇报》事件可说是整个这种斗争的典型与缩影。围绕香港《文汇报》控制权的争夺，里面穿插了动员与反动员、紧急手段与紧急反制等一系列动作，情节曲折、起伏跌宕，既有密谋者深夜密聚的慌乱，又有当事者运筹帷幄的从容，读来不亚于一部现代传奇。看到最后，新华分社出奇策，张浚生副社长深夜拜客、一纸罢免李子诵，不免令人心潮澎湃，拍案叫绝。
因为编辑这本书，我还有幸能走近老张书记，和他一起讨论书稿，向他请教不明白的地方。就这样我也想谈谈对老张书记的一些个人印象。和蔼可亲，是我对老张书记的第一印象。每次按约走进老张书记的办公室时，他会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还非要亲自倒茶水。约好了时间，到他家取稿，老远就看见有个略带躬的老人身影站在门口，那是老张书拿着稿子在等。就这样一个亲切的老人，这些个细微的动作，让作为曾经是浙大学生、现在又是浙大员工的我，心里常常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思维清晰、记性超强，是我对老张书记的第二个印象。我们一起挑选他的照片，面对一大摞照片，每张照片内容他都会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附录文章，哪怕是几十年前的文章内容，他都能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出来。当我把自己编书过程中碰到的疑惑，一一向他请教时，他都一一对答如流。“您那时的大学难道是全部免费供应伙食的吗？”我问。因为一下子查不到资料，我有点拿不准。“哦。我上学的那一年是免费的，后来就取消了。”老张书记的回答。“刘少奇同志到浙大视察时好像是国家主席吧？我在某些地方看到称国家主席的”，我又问。“不是，少奇同志是1958年11月来视察的，那时他还是委员长。1959年才被选为国家主席的”，老张书记肯定地回答‥‥‥像这样的问答，在经过核实之后，令我不由得叹服：“张书记，在您这记性面前，我觉得自己一点年轻的优势也没有啊！”在我印象里，老张书记对自己在学术上没能进一步发展非常在意。他特别选了一张年轻时获得的一张学术成果奖状放到书中。“这个项目虽然是我们几个单位一起合作的，但浙大和南大做了主要工作，当时获得了浙江省的科技奖励，后来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只是对方在申报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把我们列上去，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要让人们了解，我在科研上还是有过贡献的。”他对我说。我知道老张书记说这番话是认真的，他一直抱有科研救国的理想，只是后来命运的偶然，才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不能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学研究，或许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丝遗憾。
要说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从少年时代起，一直讲到了新浙大成立之后，厚厚一本书，里面封装了张浚生先生人生大半的经历。作为第一个读者，我就像是一个偶然走进了老张书记五彩斑斓世界的小孩，好奇而又新鲜，紧张而又兴奋，心里充满着太多的感受，有一种很想和朋友分享的冲动，这里我就谈谈我认为最感人至深和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吧。
如果让大家猜猜哪部分会是书中最感人至深的情节的话，我估计很多人会说，看到香港主权回归的时刻肯定会让主人翁感动得泪流满面。不错，这场景确实感人，但我却不认为这是最可以感动我心魄的。我觉得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青年张浚生忍痛离开病中幼女的一段。在那个大动荡的岁月里，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女孩被托送在远方的亲戚家里，重病昏迷，而父母却无法陪伴在身边。母亲（杨老师）“由于在‘四清’工作队不能请假”，而父亲（张浚生）匆匆赶到医院，却只能“在（她）腿上拧一把，她（孩子）醒过来，一会儿又昏睡过去”。尽管如此，张浚生也没法请假留下来，就这样纵然是“心里虽然十分不舍，但也只能把她留在医院里”。 “（孩子）差点死了”，杨老师后来告诉我。身在外地的张浚生老师无法抑制对病中儿女的思念，不知不觉中吟出鲁迅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读到这里，心中莫名酸楚：孩子得不到父母的疼爱，父母爱护不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与孩子相互之间，这种普天下最简单、最普遍、最自然的感情，也被剥夺了，这是何方世道啊！每次一想此景，胸中都要郁闷良久。
张浚生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书中充满了奇闻趣事，但要说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的，我以为应属“罢免李子诵”一节。在那个非常时刻，有一些人想尽办法妄图动摇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九七前，香港因其特殊的地位，更是成为很多形形色色人活动的场所，香港《文汇报》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更是成为许多斗争的焦点。《文汇报》事件可说是整个这种斗争的典型与缩影。围绕香港《文汇报》控制权的争夺，里面穿插了动员与反动员、紧急手段与紧急反制等一系列动作，情节曲折、起伏跌宕，既有密谋者深夜密聚的慌乱，又有当事者运筹帷幄的从容，读来不亚于一部现代传奇。看到最后，新华分社出奇策，张浚生副社长深夜拜客、一纸罢免李子诵，不免令人心潮澎湃，拍案叫绝。
因为编辑这本书，我还有幸能走近老张书记，和他一起讨论书稿，向他请教不明白的地方。就这样我也想谈谈对老张书记的一些个人印象。和蔼可亲，是我对老张书记的第一印象。每次按约走进老张书记的办公室时，他会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还非要亲自倒茶水。约好了时间，到他家取稿，老远就看见有个略带躬的老人身影站在门口，那是老张书拿着稿子在等。就这样一个亲切的老人，这些个细微的动作，让作为曾经是浙大学生、现在又是浙大员工的我，心里常常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思维清晰、记性超强，是我对老张书记的第二个印象。我们一起挑选他的照片，面对一大摞照片，每张照片内容他都会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附录文章，哪怕是几十年前的文章内容，他都能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出来。当我把自己编书过程中碰到的疑惑，一一向他请教时，他都一一对答如流。“您那时的大学难道是全部免费供应伙食的吗？”我问。因为一下子查不到资料，我有点拿不准。“哦。我上学的那一年是免费的，后来就取消了。”老张书记的回答。“刘少奇同志到浙大视察时好像是国家主席吧？我在某些地方看到称国家主席的”，我又问。“不是，少奇同志是1958年11月来视察的，那时他还是委员长。1959年才被选为国家主席的”，老张书记肯定地回答‥‥‥像这样的问答，在经过核实之后，令我不由得叹服：“张书记，在您这记性面前，我觉得自己一点年轻的优势也没有啊！”在我印象里，老张书记对自己在学术上没能进一步发展非常在意。他特别选了一张年轻时获得的一张学术成果奖状放到书中。“这个项目虽然是我们几个单位一起合作的，但浙大和南大做了主要工作，当时获得了浙江省的科技奖励，后来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只是对方在申报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把我们列上去，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要让人们了解，我在科研上还是有过贡献的。”他对我说。我知道老张书记说这番话是认真的，他一直抱有科研救国的理想，只是后来命运的偶然，才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不能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学研究，或许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丝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