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拒绝怀旧
一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叫乔治•保灵的保险推销员为了摆脱庸碌的家庭生活与乏味的工作状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打算回到童年生活的小镇下宾菲尔德，希望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记忆中故乡的各种味道，故乡的青山绿水以及钓鱼的乐趣，都是目前的生活所不能给予他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他驱车抵达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时，所见的一切令他大失所望。记忆中的美好景象早已破败不堪，“下宾菲尔德已被吞没，并像秘鲁那些消失的城市一样被埋葬了”。
这真是令人沮丧的一幕，小说主人公非但没有透上一口气，而且还惊恐地发现：“现在是没有空气了，我们身处其中的垃圾箱高到了平流层”。让一个人的乡愁破灭，也可算是世上足够残忍的事情之一了。当奥威尔为读者写下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之时，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便是个满怀乡愁的人。
在今天，类似这样的怀旧恐怕早已司空见怪。被现代生活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开始向往前现代式的慢节奏；过腻了平淡日子的人们又开始怀念起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在当下的中国，从城市建筑的造型到书店里的各种书籍再到大大小小银屏里的故事，充斥了形形色色怀旧的元素。从“民国热”到“八十年代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激情燃烧的岁月”，要说这是个“怀旧的时代”，其实也一点都不为过。正如意大利小说家埃科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走近拥有先进技术的新的中世纪。”
然而，即便在这种弥漫着怀旧气息的时代里，却仍有那么些人抵制或者拒绝怀旧，他们对怀旧这件事抱以谨慎的态度。他们并不会像奥威尔笔下的保灵那样，为故乡的沦陷而痛苦，为背井离乡而悲伤，也不会为往日无法重现而伤感。作家纳博科夫很早就背井离乡，但他却说，在流亡中，并不感到悲惨，“流亡是他现在唯一可能的家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说出来的话更令人惊讶，他感到，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到一个民主国家，更像是回家。中国作家章诒和回忆父辈们的往事，取名“往事并不如烟”，并无怀旧之意；画家陈丹青回忆“七十年代”，却让人觉得，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
他们这些人，多少是这个时代的另类。对他们而言，怀旧不是一种慰藉，反倒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很难以轻松的态度面对它，而只能严肃地将其放置在良知与正义的天平上。他们平生经历的种种残忍与动荡，使他们比一般人更深刻地领悟到，怀旧本身也是一种伦理，一种道德，甚至是一种沉重的难以言说的政治。
二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的2001年出版的作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对上述作家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基于近乎相同的共产主义政治背景，共同亲历与目睹过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和极权主义的残忍荒诞，博伊姆无疑能够成为这类反怀旧者的知心人，她能真正同情式地理解他们对怀旧的警惕与抗拒。
不难看出，博伊姆对怀旧问题的探讨，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生存境况，这使得她的怀旧研究带有了浓厚的政治学意味。尽管有人会因视角上的单一而对其提出批评，但显而易见的是，博伊姆对后共产时代怀旧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她试图告诉人们，面对那充满残酷而又富于诗意的过去，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来面对，以及他们的反怀旧姿态与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怀旧的未来》开创了一种别有意味的“怀旧政治学”。
其实对怀旧的质疑，在人类的历史上自古就有。英文词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因此在汉语中常被译为“怀旧”或“乡愁”。在西方语境中，Nostalgia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负面意义。它来自医学用语，代表一种不易根治的病症，即那种返回故土的欲望的那种愁思。据说Nostalgia将耗尽精神的活力，引起恶心、失去胃口、肺部的病理变化、脑炎、心脏停跳、高烧、虚弱和自杀倾向。
这是古代人拒绝乡愁的理由。古代战乱频繁，人人几乎都要背井离乡，外出打仗。对于军队的长官来说，最不愿意见到的便是军队里弥漫起思乡的情绪。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乡愁是一种可耻的疾病，显露出缺乏英勇精神和不思进取。 甚至将导致战场上的溃败。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著名的一出，刘邦与项羽争霸，项羽最后就败于“四面楚歌”，因为它激起了楚军将士的思乡情绪，使他们无心恋战。
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们对Nostalgia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和平时代远离战争，人们也能给予乡愁以足够的同情与理解，不会对它嗤之以鼻；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互联技术的突破，也彻底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有观点称，高铁时代无乡愁，这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事情往往不会以为的那样简单，当我们告别那种古典式乡愁的同时，却又迎来了现代式的乡愁。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进步论的发展模式，彻底改变了乡愁的性质与存在方式。乡愁才彻底沦为一种无法抗拒也无法治疗的疾病。如果说，古典式的乡愁是空间意义上的，那么现代的乡愁则更多的是时间意义上的。我们可以从一个空间回到另一个空间，却很难从现在回到过去。为此，让-雅克•卢梭才会发出绝望的呐喊，乔治•卢卡契才会认定，现代生活在根本上即“超验的无家可归”。
更需重视的是，也只有在现代，Nostalgia才首次以如此巨大的规模传染给全人类，成为了一种扩散性极强的情绪。尤其当一个社会经历过剧变之后，怀旧情绪便会爆炸性地弥散开来。而这正是博伊姆所要关注的问题，她不断地提醒人们要警惕怀旧可能造成的灾难。
人们似乎很难理解，怀旧怎会成为一种危险和灾难呢？在她看来，某种类型的怀旧是颇具危险性的。首先，这种怀旧容易美化曾经发生的罪恶。她说：“过分感伤地对待毁灭，或者以情感的羁绊修补政治的邪恶，都是危险的”。当人们开始怀念斯大林时代与文革岁月的时候，就是在遗忘曾经的罪恶。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对于经历过这样的过去的人来说，创伤永远大于怀旧，残忍终究大于诗意。让陈丹青回忆“七十年代”，他只能这样坦言：“刻画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
此外，怀旧情绪还特别容易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绝大多数的二十世纪人类灾难都跟怀旧浪潮有关。由于无数政客与别有用心的文人制造出了形形色色的 “密谋理论”，这使得问题显得异常的复杂和困难。这些理论试图向人们宣布：有一小撮“密谋者”在阻止我们“还乡”，唯有将“密谋者”赶尽杀绝，人类才能回归“存在的家”。于是，从犹太人到资产者，他们一一被谴责为“密谋者”；从残酷的犹太大屠杀到斯大林的极权，都是以恢复家园的名义来回应密谋理论而运作的。
再者，人们之所以那么容易怀旧，这也跟它的媚俗性有关。昆德拉就曾说过，我们当中没有十足的超人能够完全逃避媚俗的文化。媚俗艺术常常和中产阶级的怀旧景象联系在一起。人们总是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怀旧情绪，却对其缺乏必要的思考与怀疑。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这种矫情不单纯是趣味的问题，而且还是反思型思维的枯萎，因而是伦理的和审美的失败”。
于是在博伊姆的笔下，面对沉重的怀旧问题时，纳博科夫保持了他的理性，他不会因怀旧而感伤，在涉及具体政治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审美主义者”。相反，他以抗拒怀旧的方式成就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而艺术创作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布罗茨基则试图与怀旧情结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他将乡愁转换成为“对世界文化的怀念”；而艺术家卡巴科夫以反讽的方式进行怀旧，他把最肮脏的苏联厕所搬进了博物馆，触犯众怒。
三
不过，问题的复杂还在于：这些作家与艺术家尽管拒绝怀旧，但却很难真正地摆脱怀旧。就如托尔斯泰娅在布罗茨基逝世之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所言：“俄国是一个纠缠不休的国家：无论你怎么努力摆脱它，它都要抓住你，而且一定要抓到底。”
一方面要抗拒怀旧的诱惑，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怀旧的现实。这使得他们只能以创造性的方式改变怀旧，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怀旧，让怀旧转而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怀旧可能既是一种社会疾病，又是一种创造性的情绪，既是一种毒药，又是一个偏方。”
为此，博伊姆颇具眼光地提及“反思型怀旧”的重要性，将它跟另一种叫做“修复型的怀旧”区分开来，“反思型怀旧”注重的是“怀”而不是“旧”，它重视的是个体记忆，无意于民族与集体，它并没有想过要恢复过去的家园与生活，而是怀想一种具有乌托邦理想色泽的光彩人生。她的这番见解无疑让人想起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对蓝图乌托邦与音乐乌托邦所做的区分，尽管两人的主题有过去和未来的截然差别，但在为个体创造未来可能性的问题上却是殊途同归。
“创造性的怀旧揭示了时代的幻想，而未来正是在这些幻想和潜力中诞生的。我们怀旧，怀念的不是过去所存在的方式，而是过去可能存在的那种方式。我们所力求在未来实现的，就是这类的过去的完美。”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反思型怀旧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开拓未来性质的乌托邦。卢梭怀旧人类的黄金岁月，因他改变了生活节奏的康德就称，这种表面上的怀旧观点理应有助于人们对未来的准备，并使他们能胜任于建设未来。 马克斯•韦伯回忆往昔的资本主义的光辉岁月，孰不知他的字里行间更多流露的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期盼；汉娜•阿伦特的希腊乡愁也赋予了她在理解当代社会过程中的批判性眼。正如诺瓦利斯所说：“哲学的确是一种乡愁；这是一种希望所到之处都是在家的要求。”也正如崔卫平《思想与乡愁》一文题目所揭示的那样，伟大思想的创造如何离得开乡愁？
于是，只有基于对怀旧的两面性的充分理解，人们才可能对怀旧报以真正清醒的认识。人离不开乡愁与怀旧，台湾作家李敖痛批余光中的《乡愁》，并宣称自己没有乡愁，这种姿态背后的发嗲式的政治投机主义其实显而易见；而从陈丹青对“民国范儿”的怀念中，我们感受到的则是一种基于历史眼光的现实批判和对社会正义与文明国家的期待。就如纳博科夫所说，怀旧不是去寻找和复原那种照片式的过去与家园，真正有力的怀旧在于追寻更高的真实性与可能性。如果他只能像奥威尔笔下的推销员那样怀旧，并因往日不可再现而感伤的话，那还不如拒绝一切形式的怀旧与乡愁。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叫乔治•保灵的保险推销员为了摆脱庸碌的家庭生活与乏味的工作状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打算回到童年生活的小镇下宾菲尔德，希望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记忆中故乡的各种味道，故乡的青山绿水以及钓鱼的乐趣，都是目前的生活所不能给予他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他驱车抵达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时，所见的一切令他大失所望。记忆中的美好景象早已破败不堪，“下宾菲尔德已被吞没，并像秘鲁那些消失的城市一样被埋葬了”。
这真是令人沮丧的一幕，小说主人公非但没有透上一口气，而且还惊恐地发现：“现在是没有空气了，我们身处其中的垃圾箱高到了平流层”。让一个人的乡愁破灭，也可算是世上足够残忍的事情之一了。当奥威尔为读者写下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之时，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便是个满怀乡愁的人。
在今天，类似这样的怀旧恐怕早已司空见怪。被现代生活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开始向往前现代式的慢节奏；过腻了平淡日子的人们又开始怀念起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在当下的中国，从城市建筑的造型到书店里的各种书籍再到大大小小银屏里的故事，充斥了形形色色怀旧的元素。从“民国热”到“八十年代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激情燃烧的岁月”，要说这是个“怀旧的时代”，其实也一点都不为过。正如意大利小说家埃科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走近拥有先进技术的新的中世纪。”
然而，即便在这种弥漫着怀旧气息的时代里，却仍有那么些人抵制或者拒绝怀旧，他们对怀旧这件事抱以谨慎的态度。他们并不会像奥威尔笔下的保灵那样，为故乡的沦陷而痛苦，为背井离乡而悲伤，也不会为往日无法重现而伤感。作家纳博科夫很早就背井离乡，但他却说，在流亡中，并不感到悲惨，“流亡是他现在唯一可能的家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说出来的话更令人惊讶，他感到，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到一个民主国家，更像是回家。中国作家章诒和回忆父辈们的往事，取名“往事并不如烟”，并无怀旧之意；画家陈丹青回忆“七十年代”，却让人觉得，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
他们这些人，多少是这个时代的另类。对他们而言，怀旧不是一种慰藉，反倒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很难以轻松的态度面对它，而只能严肃地将其放置在良知与正义的天平上。他们平生经历的种种残忍与动荡，使他们比一般人更深刻地领悟到，怀旧本身也是一种伦理，一种道德，甚至是一种沉重的难以言说的政治。
二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的2001年出版的作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对上述作家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基于近乎相同的共产主义政治背景，共同亲历与目睹过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和极权主义的残忍荒诞，博伊姆无疑能够成为这类反怀旧者的知心人，她能真正同情式地理解他们对怀旧的警惕与抗拒。
不难看出，博伊姆对怀旧问题的探讨，基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生存境况，这使得她的怀旧研究带有了浓厚的政治学意味。尽管有人会因视角上的单一而对其提出批评，但显而易见的是，博伊姆对后共产时代怀旧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她试图告诉人们，面对那充满残酷而又富于诗意的过去，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来面对，以及他们的反怀旧姿态与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怀旧的未来》开创了一种别有意味的“怀旧政治学”。
其实对怀旧的质疑，在人类的历史上自古就有。英文词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因此在汉语中常被译为“怀旧”或“乡愁”。在西方语境中，Nostalgia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负面意义。它来自医学用语，代表一种不易根治的病症，即那种返回故土的欲望的那种愁思。据说Nostalgia将耗尽精神的活力，引起恶心、失去胃口、肺部的病理变化、脑炎、心脏停跳、高烧、虚弱和自杀倾向。
这是古代人拒绝乡愁的理由。古代战乱频繁，人人几乎都要背井离乡，外出打仗。对于军队的长官来说，最不愿意见到的便是军队里弥漫起思乡的情绪。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乡愁是一种可耻的疾病，显露出缺乏英勇精神和不思进取。 甚至将导致战场上的溃败。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著名的一出，刘邦与项羽争霸，项羽最后就败于“四面楚歌”，因为它激起了楚军将士的思乡情绪，使他们无心恋战。
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们对Nostalgia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和平时代远离战争，人们也能给予乡愁以足够的同情与理解，不会对它嗤之以鼻；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互联技术的突破，也彻底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有观点称，高铁时代无乡愁，这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事情往往不会以为的那样简单，当我们告别那种古典式乡愁的同时，却又迎来了现代式的乡愁。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进步论的发展模式，彻底改变了乡愁的性质与存在方式。乡愁才彻底沦为一种无法抗拒也无法治疗的疾病。如果说，古典式的乡愁是空间意义上的，那么现代的乡愁则更多的是时间意义上的。我们可以从一个空间回到另一个空间，却很难从现在回到过去。为此，让-雅克•卢梭才会发出绝望的呐喊，乔治•卢卡契才会认定，现代生活在根本上即“超验的无家可归”。
更需重视的是，也只有在现代，Nostalgia才首次以如此巨大的规模传染给全人类，成为了一种扩散性极强的情绪。尤其当一个社会经历过剧变之后，怀旧情绪便会爆炸性地弥散开来。而这正是博伊姆所要关注的问题，她不断地提醒人们要警惕怀旧可能造成的灾难。
人们似乎很难理解，怀旧怎会成为一种危险和灾难呢？在她看来，某种类型的怀旧是颇具危险性的。首先，这种怀旧容易美化曾经发生的罪恶。她说：“过分感伤地对待毁灭，或者以情感的羁绊修补政治的邪恶，都是危险的”。当人们开始怀念斯大林时代与文革岁月的时候，就是在遗忘曾经的罪恶。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对于经历过这样的过去的人来说，创伤永远大于怀旧，残忍终究大于诗意。让陈丹青回忆“七十年代”，他只能这样坦言：“刻画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
此外，怀旧情绪还特别容易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绝大多数的二十世纪人类灾难都跟怀旧浪潮有关。由于无数政客与别有用心的文人制造出了形形色色的 “密谋理论”，这使得问题显得异常的复杂和困难。这些理论试图向人们宣布：有一小撮“密谋者”在阻止我们“还乡”，唯有将“密谋者”赶尽杀绝，人类才能回归“存在的家”。于是，从犹太人到资产者，他们一一被谴责为“密谋者”；从残酷的犹太大屠杀到斯大林的极权，都是以恢复家园的名义来回应密谋理论而运作的。
再者，人们之所以那么容易怀旧，这也跟它的媚俗性有关。昆德拉就曾说过，我们当中没有十足的超人能够完全逃避媚俗的文化。媚俗艺术常常和中产阶级的怀旧景象联系在一起。人们总是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怀旧情绪，却对其缺乏必要的思考与怀疑。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这种矫情不单纯是趣味的问题，而且还是反思型思维的枯萎，因而是伦理的和审美的失败”。
于是在博伊姆的笔下，面对沉重的怀旧问题时，纳博科夫保持了他的理性，他不会因怀旧而感伤，在涉及具体政治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审美主义者”。相反，他以抗拒怀旧的方式成就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而艺术创作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布罗茨基则试图与怀旧情结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他将乡愁转换成为“对世界文化的怀念”；而艺术家卡巴科夫以反讽的方式进行怀旧，他把最肮脏的苏联厕所搬进了博物馆，触犯众怒。
三
不过，问题的复杂还在于：这些作家与艺术家尽管拒绝怀旧，但却很难真正地摆脱怀旧。就如托尔斯泰娅在布罗茨基逝世之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所言：“俄国是一个纠缠不休的国家：无论你怎么努力摆脱它，它都要抓住你，而且一定要抓到底。”
一方面要抗拒怀旧的诱惑，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怀旧的现实。这使得他们只能以创造性的方式改变怀旧，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怀旧，让怀旧转而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怀旧可能既是一种社会疾病，又是一种创造性的情绪，既是一种毒药，又是一个偏方。”
为此，博伊姆颇具眼光地提及“反思型怀旧”的重要性，将它跟另一种叫做“修复型的怀旧”区分开来，“反思型怀旧”注重的是“怀”而不是“旧”，它重视的是个体记忆，无意于民族与集体，它并没有想过要恢复过去的家园与生活，而是怀想一种具有乌托邦理想色泽的光彩人生。她的这番见解无疑让人想起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对蓝图乌托邦与音乐乌托邦所做的区分，尽管两人的主题有过去和未来的截然差别，但在为个体创造未来可能性的问题上却是殊途同归。
“创造性的怀旧揭示了时代的幻想，而未来正是在这些幻想和潜力中诞生的。我们怀旧，怀念的不是过去所存在的方式，而是过去可能存在的那种方式。我们所力求在未来实现的，就是这类的过去的完美。”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反思型怀旧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开拓未来性质的乌托邦。卢梭怀旧人类的黄金岁月，因他改变了生活节奏的康德就称，这种表面上的怀旧观点理应有助于人们对未来的准备，并使他们能胜任于建设未来。 马克斯•韦伯回忆往昔的资本主义的光辉岁月，孰不知他的字里行间更多流露的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期盼；汉娜•阿伦特的希腊乡愁也赋予了她在理解当代社会过程中的批判性眼。正如诺瓦利斯所说：“哲学的确是一种乡愁；这是一种希望所到之处都是在家的要求。”也正如崔卫平《思想与乡愁》一文题目所揭示的那样，伟大思想的创造如何离得开乡愁？
于是，只有基于对怀旧的两面性的充分理解，人们才可能对怀旧报以真正清醒的认识。人离不开乡愁与怀旧，台湾作家李敖痛批余光中的《乡愁》，并宣称自己没有乡愁，这种姿态背后的发嗲式的政治投机主义其实显而易见；而从陈丹青对“民国范儿”的怀念中，我们感受到的则是一种基于历史眼光的现实批判和对社会正义与文明国家的期待。就如纳博科夫所说，怀旧不是去寻找和复原那种照片式的过去与家园，真正有力的怀旧在于追寻更高的真实性与可能性。如果他只能像奥威尔笔下的推销员那样怀旧，并因往日不可再现而感伤的话，那还不如拒绝一切形式的怀旧与乡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