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语言的他乡

久闻《马桥词典》之名，但作为一个自小成长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话语中的人，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对于知识之实用性的偏好，我对于《马桥词典》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对我有什么用？几乎从第一刻起，我就在心底产生了这样的质疑：马桥是一个极小极偏僻的所在，一个我极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涉足的地方，那么，一本解读当地方言，充斥着地方性知识词条的小汇编对我们又有何价值？在这样一个语言的他乡，作者寻找到了怎样的意义？
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人类能够思想、并使用语言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思想因此深深嵌入语言之中。人们在使用语言这一工具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为语言所异化，人文世界与语言相互交织，相互建构，语言反映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也生产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事实对于个人都只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思维存在，语言形塑着事实。因此，尽管在马桥生活了六年多，韩少功仍然说马桥是他虚构的一个地方，是依据他所选择的词目来虚构的。“因此，与其说这些词目是马桥的产物，倒不如说马桥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词的产物。”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已无从区分。了解一种文化，首先要了解它的语言。单就马桥的语言来讲，这种语言“虽然是有地域性的，但常常是我们认识人类的切入口，有时甚至是很宝贵的化石标本”。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切入口，韩少功将我们带入马桥这样一个他乡。通过115个方言词条的罗列，一个“全息化”的马桥世界渐渐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没有起承转合的一条主线，没有主角配角之分，尽是对当地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冷静细致但又从无累赘感的描述，看似遥远又时时倍感亲切，没有大喜亦无大悲，就如同我们自己生活一般平淡而真实。
习惯了一般小说跌宕的情节、严谨的结构及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马桥词典》的特殊形式则多少使得惯于形式分类的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了。读韩少功的作品，我们很难说我们会被书中的哪个具体人物所震撼，也不会因哪个具体情节而流泪欢笑，但我们会被文字中氤氲着的淡淡忧伤和悲悯情怀所感染，不由自主地愿意花时间细细品读文字，思索其背后的意义。与其说这是一部词典，一部小说，《马桥词典》更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写就的一部“口述民族志”，其精神实质即为“地方性知识”——社会生活中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方方面面构成的伦理、价值、世界观及行动的文化体系。作为一部单单为一个小村寨编纂的词典，《马桥词典》全部115个方言词条中的19个流传范围仅限于马桥，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人使用。作者开篇即说明，“认识人类总是从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人群开始”，编写这本词典“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和事，……强调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力图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马桥词典》的文本力量也正是源于作者有意无意中对于人类学游刃有余的实践。

韩少功出生于1953年，初中毕业后，不到16岁的韩少功被下放到湖南省汨罗县的农村插队，以知青的身份进入了马桥。尽管韩少功本人出生在湖南长沙，但在“十里有三音”的湖南，马桥的语言世界仍是作者的他乡。我不知道韩少功是否系统研读过人类学的著作，但至少没有经过任何系统田野作业训练的少年，以一种先天的人类学洞察力，在遥远的地方敏感地观察各种文化中生活方式及其暗含意义。文化的差别首先因语言而分隔，很难想象一个不懂马桥语言的外乡人能够在马桥自如的生活。而能否进入当地的语言，是“能否从土著观点”看其文化的关键。我似乎看到一个站在“客位”的拥有超群语言天赋的少年，从进入异乡到入乡随俗，通过马桥的语言中，由“客位”转换为“主位”，自如地游走于“客”与“主”之间，观察着马桥的生活世界。如人类学家一般，在他乡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暗含的深意”，并与自身文化形成关照，从而找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抑或人所共有的人性内涵。
人类学家最喜研究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探寻隐藏于日常事物和语言背后暗含的人对于人文世界的有意识抑或无意识的思考。《马桥词典》中的词目大致可分为三类：1）人物、事物等专名，如梦婆、官路；2）马桥的风俗习惯，如嘴煞、企尸等3）体现马桥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日常用语，如不和气、甜等。（杨春时，1997）
在词条“枫鬼”中，作者为马桥的树立了传，将马桥的历史与树的历史揉为一体。与我们今天所广泛宣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同，一切并非由所谓客观规律控制的必然。因为树成了高大的地标，日本人的飞机才会飞经马桥，才会有雄狮的死，才会有梦婆的出现，以至一连串故事。因为树的偶然存在而改变了村庄的历史和人的命运，作为一种物，树有了灵魂和生命，即使死了也以阴魂不散的“枫癣”形式活在马桥人的精神地带，飘散着远古泛灵论的色彩。词条“肯”中，语言的形式透露了马桥人认为一切物皆有意志的世界观。马桥人将自身放在被动的地位上，“田，柴，船，田，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他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与马桥的无力和谦卑相应的是现代社会人类膨胀的自信和对待物的控制欲望。正如福柯所说，所有的物在近代史中，都被人化了，而前现代所遗留的语言因“没有成为人自身的财富，而深藏于物的世界中”。人类学的沉思解开了语言的羁绊，释放了物的生命，使心与物同游。在韩少功的文字中，我看到了这种沉思的魅力。

韩少功远离“共同的”语言，在语言的他乡游走，是因为他看到了真正的和谐只能在“不同”的存在中获得，是因为他与人类学在“文化的互为主体性”上的不谋而合。人类学家通过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化，试图阻止任何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建立平等的文化交流，其实是人类整合意识的精神体现。人类学从不认为文化有什么等级之分，也不认为世界有中心和边缘。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对追求大一统的野心和渴望，韩少功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的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和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马桥词典》是对于试图吸纳和消除一切异端的官方话语的一次挑战，它将地方性知识由边缘地带转移到描述的中心，并使其释放出夺目的文化价值。“马桥弓”的故事给出了官方垄断的历史之外的一种历史可能；“模范”、“科学”的特殊意涵则暗含着马桥人对于官方话语的调侃，于无“话份”中消解着官方的“话份”，实践着民间话语对于官方话语权力的另一种抗争。
当所有学科试图用“一”来解释一切时，人类学仍然孜孜不倦地思索着“多”。追求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学的传统。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盲目的地方中心主义，把人类的优越权赋予一个种族、一种文化或一种社会的倾向”和“人类用一种方式生活”是不堪设想的，同时也是枯燥乏味的。人类不得不面对相互合作，也不得不面对合作者文化上的多样性，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存在，没有一个村庄能够独立存在，一切自我都是在与他者的区分和关系中建立的，语言、文化也是如此。韩少功坦陈自己“对待方言和共同语，没有特别的偏见。共同语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方言同样是如此。我唯一的取舍标准，是看它们对探索和表达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帮助。”为了看清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家诉诸遥远的他者，再由异乡重返自我，获得比较中对自我的认知，即实现文化自觉。

任何一个人都是语言和文化的持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通过“离我远去”而实现更好的文化自觉。也许我们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在身心两个层面上进入他乡，但精神上的“神游”、甚至是站在“他者”立场上的自我反观，使得我们作为普通人也有了思索“假如我是人类学家”的可能。透过人类学家的视角，我们得以在宽容中洗去文化的自满，在冷静中洞见文化的价值，在“他乡”找寻“自我”的意义。


参考文献
[法]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2006，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于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韩少功，2009，马桥词典，北京：作家出版社
王铭铭，2006，心与物游，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铭铭，2002，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春时，1997，语言的命运与人的命运——《马桥词典》释读，《文艺评论》1997年第3期
叶舒宪，1997，文学与人类学相遇——后现代文化研究与《马桥词典》的认知价值，《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