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
“启蒙是这样—个运动，其中对真理的追寻比它的获取更加重要：它的主要代表者将现实视为一种试验，试图培养一些供新事物出现的条件，他们从来不曾拥戴过什么自私的含混性：他们知道他们支持的是什么，也知道反对的是什么。他们的结论非常简单：他们认为暴政、愚昧和苦难都是自然而非神圣力量的产物；他们相信治疗人们的邪恶要从治疗他们的偏见开始；进步是残酷的敌人；一个更充实的生活更多地在于发掘星球的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在于纠缠自身的内部矛盾。这个普遍的观点始终无比重要。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可以改变．为了导致这些改变，政治介入是有必要的。他们为那些低贱、被侮辱的人剥削和压迫的人说话，而那些决定着他们的行为的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和态度既非言不由衷，也非时过境迁。它们仍旧与我们同在，支持着所有进步主义运动的斗争，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描绘出了每个正常人都希望看到的那种世界。”
——摘自Stephen Eric Bromner(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一书结尾
笔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的信奉者，前两年，在一个西南省份的文化圈中，却听惯了很多所谓“反启蒙”的言论，诸如启蒙是一种独断论啦、启蒙是专制主义的根源啦、启蒙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啦……。甚至颇有人认为，20世纪人类文化的悲剧，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种族灭绝和屠杀，罪魁祸首都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启蒙”，他们对于启蒙主义，经常拿什么诸如“理性的牢笼”之类的似乎颇有些“哲学”气味的云遮雾罩的话语来说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不出西方后现代的几个各种“家”们的老调。
不过，我一直却难以理解，18世纪以来启蒙主义哲学家们，还有康德等人，所倡导的，无外乎是反抗专制和愚昧的科学理性精神（或者说理智）和民主自由精神，也没听说过他们谁谁谁的著作或言论中支持过他们被后人栽赃的那些屎盆子。——我一直坚持认为，20世纪的中国，乃至于世界，种种污浊甚至灾难性的文化和政治现象之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启蒙运动后的恶果，而是真正启蒙精神遭到了遮蔽，或者说，是“反启蒙”的；更不是人类精神陷入了“理性的牢笼”，恰恰是人性中非理性成分的蔓延。——正如Ceorg Lukacs（格奥尔格•卢卡奇）早就指出的那样，这个时代，应该可以叫做“理性的毁灭”吧。——不过限于自己理论水平的有限，加上书看的越多越胆小，虽然偶尔有些议论，总觉得有些言之未尽，最近读到了这本叫做《重申启蒙》的小书，终于大呼过瘾，不仅“心有戚戚焉”，深感其论述之透彻，真可浮一大白了。——以下摘抄几段，与同仁分享。
在本书的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
“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从来就不欲仅仅因为传统存在而为之正名，它最出色的代表们倡导宽容，反对偏见，倡导革新，反对陈腐；认为少数派的权利高于多数派的热情，个人的道德自治高于宗教权威关于上帝启示的主张。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在于它对于特权和偏见的普遍攻击，出于其反思性和批评性特点，它最鲜明的治理论提出了束缚独裁力量、扩大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个人经验的可能性的主张。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榜样供当代知识分子奋力追赶，也展示了一种与压迫性的制度、不公正的特权和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践作斗争的样板．如果把他们的政治理论视为官僚的因循守旧思想或集权主义的源泉，那真是大错特错。他们极力坚持政治行动可能——不一定是必然地。仅仅是可能——造成社会变化，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政治精英，而且也是为了反对那些会抵制这些行动和变化的人，他们预见到，一且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贫贱的、被排斥的人的利益将遭到历史性的威胁。他们觉察出这将使个人被转变为一种用于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使他们显得无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成本”。
与这种境况作斗争，是启蒙运动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为激进的目标。这两者都激励着进步主义的集体行动，并且出于充分的理由，它们现在仍旧在激励这些行动。这两者的交叉点已经成为所有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智识起点。从世界主义出发，将自身认同于被束缚和被剥削者，正是这一立场的必要内涵。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传承所在。然而，为了充分利用它，我们必须强调，令人满意而有益的政治阐释高于时髦的伪政治哲学思潮的深奥、形而上学的奇想。如果说哲学果真是诺瓦利斯( Novalis)所谓的“先验的无家可归感”的一种表达（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也许现在我们应该令哲学面对政治了：时辰已到，浪子回头。”
以上所论，亦为全书之根本宗旨，其中所言的“贫贱的、被排斥的人的利益将遭到历史性的威胁。他们觉察出这将使个人被转变为一种用于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使他们显得无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成本’”——难道不是我们目前赤县神州的蚁民们的生存状态吗？
基于此，作者斯蒂芬•布罗纳对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名著《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主义的肆意攻击展开了全面回应。他首先全面总结了《启蒙辩证法》的全书要领（见该书第一章），认为，“（《启蒙辩证法》作为）他们的杰作在批评理论中引发了一场巨变，但是他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放弃了一切对社会运动和政治制度的系统关注。他们两个人都不曾真正地领略启蒙运动的民主传承，因此他们令批评者不仅与它的哲学基础脱离，而且也与它可能为之服务的一切实际利益拆分开。”
这里所用的“主观主义”一词，可谓一针见血，就笔者的浅见，包括《启蒙辩证法》在内的对启蒙主义的攻击或者“反思”（其要领大抵不出本文开篇所述），都是可以说是“由果溯因”的“结论后之研究”，其方法近与神学而并非理智的思考，他们先界定了在表面上挂羊头卖狗肉的尊崇启蒙主义的种种专制政权的罪恶必然与真正的“启蒙”相关，进而在这个大可商榷的前提下越走越远。——事实上，正如20世纪的专制政府诸如前苏联和现在的北朝鲜，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独裁主义之实而已，跟真正的马克思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也就像我们不能因张天师们打着老子的旗号推行萨满，而去否定老庄道家；也不能因后期佛教的淫乱荒诞的密教去否定释迦牟尼的“八正道”；更不会因诸如“人民圣殿教”等西方“会道门”也崇尚耶稣，进而否定基督教一样。——这个道理，无论是启蒙主义也好，还是马克思主义也好，他们被专制主义的利用，在我看来，就像有人买了菜刀拿去杀人，菜刀是无辜的，一样明显。——可惜的是，这点恐怕连三岁孩子都能想明白的事情，却被当代的若干国产“思想家”们视而不见，干出了竟然像借否定文革之机来“反思”真正五四精神中的“德先生”“赛先生”，真是脑子灌了水！
延着这个思路，斯蒂芬•布罗纳开始一一清理被当今那些“家”们扣在启蒙主义头上的“屎盆子”，他分析了像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独裁主义和集权主义，乃至文化产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这些现象的罪魁祸首，不仅不是启蒙与理性，恰恰是“反启蒙”和“非理性”的肆虐。——详细的论述，还是请去看原书，我在这里，仅就斯蒂芬•布罗纳针对“专制主义”的探讨，作一点摘抄。
在《重申启蒙》的第六章中，作者指出，20世纪的专制主义的两种形态中，就法西斯主义而言，根本就从来没有推崇过启蒙主义，他们连这个“旗号”都没有打出来。而就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专制形式而言，他指出：
“事实上，在1917年以前，列宁一直坚持革命必须首先促成共和国的成立，而在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的三年中，他就将社会主义等同于现代化。不过，真正的要点在于，启蒙的政治传承从来就不曾影响过列宁对组织的理解、他的伦理观点、他的独裁风格或者他的政治选择。……启蒙哲学家和共产主义先锋队之间的相似之处归根到底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
他进而指出，在西方日益展开的社会民主思潮，才是马克思主义“更合法”的继承者。——因为，列宁们所接受的，都是马克思早期不甚成熟的，热衷暴力革命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成熟，则是其晚年沉思经济历史发展规律不可逾越性的思想。
“社会民主和列宁主义一样，都是马克思的合法继承者——也许甚至比后者更合法，如果考虑到它对历史阶段论的信仰和它对于革命“起义”策略直率拒绝的话——而且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以外的那些，对于英国革命都持有推崇的态度。……推崇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如何仰慕着英吉利海峡那头的景象，而那些具有更强烈的独裁倾向的人又如何拥护1793年的“神话”。”
布罗纳通过这些反思，指出这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不仅与启蒙无关，恰恰是背叛了启蒙精神。
“就他们推崇一个在其中质疑权威成为一桩罪行，个人主义被定义为不合法，公民自由被忽略，任何限制独裁权力的尝试都被等同于“反革命”的国家这一点而言，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共产主义领袖背叛了启蒙。”
所以，布罗纳认为，《启蒙辩证法》等书将专制主义与启蒙主义拉到一块儿， “不是符合逻辑地从理论中派生出的”，而“只是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而已”——与其说是正经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哲学—审美”。
最后，引用下面一段颇为“应时契机”的话，作为笔者这篇札记的结束吧。
“（地方性宗教、种族和民族主义组织）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个人良知对传统独裁发出的挑战、有机社会遭到的腐蚀以及世界的去魅都感到恐慌。他们的愤怒是真实的：它随着反动力量越来越被迫采纳自卫而增长。要想智慧地对付他们——在国内国外都一样——有赖于重续启蒙精神。”
——摘自Stephen Eric Bromner(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一书结尾
笔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的信奉者，前两年，在一个西南省份的文化圈中，却听惯了很多所谓“反启蒙”的言论，诸如启蒙是一种独断论啦、启蒙是专制主义的根源啦、启蒙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啦……。甚至颇有人认为，20世纪人类文化的悲剧，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种族灭绝和屠杀，罪魁祸首都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启蒙”，他们对于启蒙主义，经常拿什么诸如“理性的牢笼”之类的似乎颇有些“哲学”气味的云遮雾罩的话语来说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不出西方后现代的几个各种“家”们的老调。
不过，我一直却难以理解，18世纪以来启蒙主义哲学家们，还有康德等人，所倡导的，无外乎是反抗专制和愚昧的科学理性精神（或者说理智）和民主自由精神，也没听说过他们谁谁谁的著作或言论中支持过他们被后人栽赃的那些屎盆子。——我一直坚持认为，20世纪的中国，乃至于世界，种种污浊甚至灾难性的文化和政治现象之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启蒙运动后的恶果，而是真正启蒙精神遭到了遮蔽，或者说，是“反启蒙”的；更不是人类精神陷入了“理性的牢笼”，恰恰是人性中非理性成分的蔓延。——正如Ceorg Lukacs（格奥尔格•卢卡奇）早就指出的那样，这个时代，应该可以叫做“理性的毁灭”吧。——不过限于自己理论水平的有限，加上书看的越多越胆小，虽然偶尔有些议论，总觉得有些言之未尽，最近读到了这本叫做《重申启蒙》的小书，终于大呼过瘾，不仅“心有戚戚焉”，深感其论述之透彻，真可浮一大白了。——以下摘抄几段，与同仁分享。
在本书的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
“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从来就不欲仅仅因为传统存在而为之正名，它最出色的代表们倡导宽容，反对偏见，倡导革新，反对陈腐；认为少数派的权利高于多数派的热情，个人的道德自治高于宗教权威关于上帝启示的主张。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在于它对于特权和偏见的普遍攻击，出于其反思性和批评性特点，它最鲜明的治理论提出了束缚独裁力量、扩大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个人经验的可能性的主张。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榜样供当代知识分子奋力追赶，也展示了一种与压迫性的制度、不公正的特权和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践作斗争的样板．如果把他们的政治理论视为官僚的因循守旧思想或集权主义的源泉，那真是大错特错。他们极力坚持政治行动可能——不一定是必然地。仅仅是可能——造成社会变化，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政治精英，而且也是为了反对那些会抵制这些行动和变化的人，他们预见到，一且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贫贱的、被排斥的人的利益将遭到历史性的威胁。他们觉察出这将使个人被转变为一种用于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使他们显得无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成本”。
与这种境况作斗争，是启蒙运动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为激进的目标。这两者都激励着进步主义的集体行动，并且出于充分的理由，它们现在仍旧在激励这些行动。这两者的交叉点已经成为所有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智识起点。从世界主义出发，将自身认同于被束缚和被剥削者，正是这一立场的必要内涵。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传承所在。然而，为了充分利用它，我们必须强调，令人满意而有益的政治阐释高于时髦的伪政治哲学思潮的深奥、形而上学的奇想。如果说哲学果真是诺瓦利斯( Novalis)所谓的“先验的无家可归感”的一种表达（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也许现在我们应该令哲学面对政治了：时辰已到，浪子回头。”
以上所论，亦为全书之根本宗旨，其中所言的“贫贱的、被排斥的人的利益将遭到历史性的威胁。他们觉察出这将使个人被转变为一种用于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使他们显得无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成本’”——难道不是我们目前赤县神州的蚁民们的生存状态吗？
基于此，作者斯蒂芬•布罗纳对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名著《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主义的肆意攻击展开了全面回应。他首先全面总结了《启蒙辩证法》的全书要领（见该书第一章），认为，“（《启蒙辩证法》作为）他们的杰作在批评理论中引发了一场巨变，但是他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放弃了一切对社会运动和政治制度的系统关注。他们两个人都不曾真正地领略启蒙运动的民主传承，因此他们令批评者不仅与它的哲学基础脱离，而且也与它可能为之服务的一切实际利益拆分开。”
这里所用的“主观主义”一词，可谓一针见血，就笔者的浅见，包括《启蒙辩证法》在内的对启蒙主义的攻击或者“反思”（其要领大抵不出本文开篇所述），都是可以说是“由果溯因”的“结论后之研究”，其方法近与神学而并非理智的思考，他们先界定了在表面上挂羊头卖狗肉的尊崇启蒙主义的种种专制政权的罪恶必然与真正的“启蒙”相关，进而在这个大可商榷的前提下越走越远。——事实上，正如20世纪的专制政府诸如前苏联和现在的北朝鲜，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独裁主义之实而已，跟真正的马克思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也就像我们不能因张天师们打着老子的旗号推行萨满，而去否定老庄道家；也不能因后期佛教的淫乱荒诞的密教去否定释迦牟尼的“八正道”；更不会因诸如“人民圣殿教”等西方“会道门”也崇尚耶稣，进而否定基督教一样。——这个道理，无论是启蒙主义也好，还是马克思主义也好，他们被专制主义的利用，在我看来，就像有人买了菜刀拿去杀人，菜刀是无辜的，一样明显。——可惜的是，这点恐怕连三岁孩子都能想明白的事情，却被当代的若干国产“思想家”们视而不见，干出了竟然像借否定文革之机来“反思”真正五四精神中的“德先生”“赛先生”，真是脑子灌了水！
延着这个思路，斯蒂芬•布罗纳开始一一清理被当今那些“家”们扣在启蒙主义头上的“屎盆子”，他分析了像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独裁主义和集权主义，乃至文化产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这些现象的罪魁祸首，不仅不是启蒙与理性，恰恰是“反启蒙”和“非理性”的肆虐。——详细的论述，还是请去看原书，我在这里，仅就斯蒂芬•布罗纳针对“专制主义”的探讨，作一点摘抄。
在《重申启蒙》的第六章中，作者指出，20世纪的专制主义的两种形态中，就法西斯主义而言，根本就从来没有推崇过启蒙主义，他们连这个“旗号”都没有打出来。而就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专制形式而言，他指出：
“事实上，在1917年以前，列宁一直坚持革命必须首先促成共和国的成立，而在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的三年中，他就将社会主义等同于现代化。不过，真正的要点在于，启蒙的政治传承从来就不曾影响过列宁对组织的理解、他的伦理观点、他的独裁风格或者他的政治选择。……启蒙哲学家和共产主义先锋队之间的相似之处归根到底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
他进而指出，在西方日益展开的社会民主思潮，才是马克思主义“更合法”的继承者。——因为，列宁们所接受的，都是马克思早期不甚成熟的，热衷暴力革命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成熟，则是其晚年沉思经济历史发展规律不可逾越性的思想。
“社会民主和列宁主义一样，都是马克思的合法继承者——也许甚至比后者更合法，如果考虑到它对历史阶段论的信仰和它对于革命“起义”策略直率拒绝的话——而且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以外的那些，对于英国革命都持有推崇的态度。……推崇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如何仰慕着英吉利海峡那头的景象，而那些具有更强烈的独裁倾向的人又如何拥护1793年的“神话”。”
布罗纳通过这些反思，指出这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不仅与启蒙无关，恰恰是背叛了启蒙精神。
“就他们推崇一个在其中质疑权威成为一桩罪行，个人主义被定义为不合法，公民自由被忽略，任何限制独裁权力的尝试都被等同于“反革命”的国家这一点而言，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共产主义领袖背叛了启蒙。”
所以，布罗纳认为，《启蒙辩证法》等书将专制主义与启蒙主义拉到一块儿， “不是符合逻辑地从理论中派生出的”，而“只是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而已”——与其说是正经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哲学—审美”。
最后，引用下面一段颇为“应时契机”的话，作为笔者这篇札记的结束吧。
“（地方性宗教、种族和民族主义组织）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个人良知对传统独裁发出的挑战、有机社会遭到的腐蚀以及世界的去魅都感到恐慌。他们的愤怒是真实的：它随着反动力量越来越被迫采纳自卫而增长。要想智慧地对付他们——在国内国外都一样——有赖于重续启蒙精神。”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