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地中海

在人类相互交往的历史上，有三个半封闭的海洋堪与地中海媲美：波罗的海、加勒比海、南中国海。它们都曾是周围民族在文化、贸易、政治关系等各方面交流的通道，并始终如一地对外来的海商、冒险家、传教士保持着开放，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宏大开阔的舞台。在这一出绵延不断、令人眼花缭乱的长剧中，中国人至少在南中国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说，这片海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中国的地中海。

海上十字路口

虽然题名为《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但澳大利亚学者Anthony Reid的这套二卷本著作实际上写的是“南中国海史”。正如他在开篇时就指出的，水和森林是对东南亚环境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森林的阻隔使得从陆路抵达东南亚非常艰难，但这一地区的水路却四通八达，是一个特别适宜海上活动的地区，从而吸引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西方人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里。这也创造了东南亚史最吸引人的侧面之一：对外来影响保持着开放和吸纳的从容心态。

今天，东南亚是全世界主要地理区域中文化最多元的：有受儒家文明影响的越南；有小乘佛教占主导地位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有接受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也有天主教的菲律宾中北部地区；如果历史地看，还有曾渗透几乎整个地区的印度教文明，现在则基本只幸存于巴厘岛。所有这些被东南亚人接受的文化，就其根源而言其实都是外来的，这本身就意味着历史上必定发生过波澜壮阔的区域间文化传播和密切往来。

的确，这种对内对外的联系几乎自有史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中。与风高浪大的地中海相比，东南亚水域风力适中、容易预测、风暴较少、水域恒温，且水域旁边有丰富的木材资源适合造船，这与阿拉伯半岛及北非一带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地区盛行的季风气候使得风帆时代的外国商人只能季节性往返并作短暂停留，而邻近的中国和印度在整个古代都几乎没有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海上扩张的传统，这就使得东南亚国家在与这些文明保持互动的同时仍能保持自我独立性。贸易活动则是联结所有人的活动，也是人们长途跋涉最重要的动力。直到欧洲人抵达这片“季风吹拂下的土地”，才开始了武力征服和殖民活动的时代。

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东南亚人在与外部交往时，几乎始终令人庆幸地享有一种和平互动的权利，这片海域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不同民族的人来到这里交换物品，也“交换”思想、文化习俗、技术、甚至语言和宗教。在被欧洲人的枪炮和圣经改宗之前，东南亚人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借鉴通常都是一个自主和自愿的过程。包括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不是通过刀剑的力量，而是穿越海洋而来的穆斯林商人滴水穿石般的渗透。

这使我们有必要理解东南亚人自身的社会心理状态和底层文化特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深藏着的核心决定了他们在遭遇外部文明时将如何应对和取舍。固然，在贸易时代，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使得东南亚原来最常见的装饰手段凿齿和染齿几乎彻底消失，快速城市化的世俗化进程也使人们越来越不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魔力的源泉，但不可否认，很多特性一直保留至今。

正如书中指出的，这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当地政治体制中，最基本的模式是各集团为了获得权力而对依附人所进行的无休止争夺。这里土地辽阔、房屋简陋、财产没有保障，而权力和财富就主要体现在依附人的数量上。17世纪时阿拉伯商人已经发现，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城邦之间的战争常常都规模不大，双方“格外小心”，无意于相互激烈厮杀，因为任何依靠杀戮来进行征服的将领也会发现自己损兵折将，而依附人的损失就意味着他权力的削弱。被欧洲早期旅行者指称为“奴隶”的那些东南亚人，实际上意味着“债务人”、“依附人”或“臣民”。在当代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中迄今如此：最明显的是菲律宾，那里的政治家和他的支持者建立起的其实是一种互惠的庇护依附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亲属、裙带和密友关系（无论是血缘、姻亲还是人为的关系）决定着个人的政治属性和忠诚指向。接受天主教和民主制度并没有使菲律宾变成一个西方国家。

东南亚另一个让到访者时常感到惊讶的习俗是两性关系的相对平等。当地妇女有极高的经济地位和独立自主权利。东南亚各国法典都规定财产由夫妻双方共同拥有和管理，这同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截然不同；伊斯兰教法律规定女儿继承的财产仅是儿子的一半，但东南亚不少国家虽然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一条却从未得到有效执行。早期的许多欧洲和中国商人常常因为和当地妇女谈生意而感到惊奇不已，在东南亚各地，普遍的做法是妇女深深地参与到商业行为之中，因而也参与商船队的经营，16世纪末亚齐王国的一个苏丹甚至还任命了一位妇女当海军司令，因为海军舰只和商船队实际上是一回事。在男性君主模式在海岛东南亚地区广播传播开来之前的15至17世纪，“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在该地区最积极参与日益扩大的贸易的国家都由女性来统治”。

失去的机会

如果说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刺激了东南亚对中国市场的商品生产，开创了一个“东南亚的贸易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危机也很快就到来了：开辟新航路的欧洲人绕过好望角，进入了这片海域。和以往的访客不同，他们不仅要做生意（尤其是香料），而且还依靠枪炮和舰船进行征服，在这一出新的戏剧中，东南亚人将逐渐意识到，自己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是舞台的主人。

正因为以往的贸易基本上都以和平方式进行，因此整个东南亚海岛地区，除了皇城周围外一般都不设防，没有任何围墙——也因此，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里的一些城市不过是“一群村庄合在一起而已”。东南亚的帆船在欧洲人出现后的一个世纪内遭到毁灭性打击，在面临攻击时它们既缺少逃逸所需的速度，又没有堪与欧洲舰船抗衡的机动性和火力。殖民时代到来了。

更重要的是，外国人控制着这个贸易时代的货币供应，由此可以向种植者直接购买经济作物。虽然1400年以后中国铜钱就是东南亚商业化最基本的润滑剂，但随后欧洲人输入的白银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有效国际货币，这使得欧洲人能在争夺该地区经济控制权的斗争中占据上风。

经济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变化，而这又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渗透、传播铺平了道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长驱直入，基本都遵循了同样的道路。而在大陆地区，缅甸南部活跃的孟族商人也成为小乘佛教改革的急先锋。很久以来，由控制市场和贸易流通所获得的财富一直是东南亚国家的根本资源。为了应对接踵而来的挑战，这些财富和宗教思想最终都逐渐演变为加强王权的强大武器，用以削弱国内敌人的势力。

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水岭时代，各种力量交替兴起，相互矛盾的趋势同时并存。一方面地方自治更加强化，另一方面外国富商成分更加多元化；既是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又是政治力量的束缚日益加强的时代。其结果，由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合力，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15-16世纪与世界经济紧密互动，到17世纪中叶起却又决定性地将东南亚推离了国际贸易的轨道。

在16-17世纪的殖民时代，东南亚大部分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不是被敌对势力摧毁便是被占领，而获胜者大多是欧洲人。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可能是1629年，海岛东南亚最大的权力中心，亚齐和马打兰这两个王国，都在这一年遭遇惨败后一蹶不振。曾经地这一海域接纳改造新思想最进步的那些海港中心，逐渐可悲地沦为一潭死水，只有通过反抗西方殖民统治来宣泄满腹的挫折感。因此17世纪不仅标志着东南亚对国际市场依赖的撤退，也标志着他们对外来思想的不再信任。在随后的两百年内，曾经繁盛一时的十字路口已经沦为一些世人眼里的蛮荒之地。

复原这一幕历史展现了作者对史料的娴熟运用能力，但更重要的则是其背后的阐释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将那些看起来十分零碎的史料（东南亚史向来以此著称）组织起来。虽然其论述的切入点是经济史路径，但全书视野开阔，也涉及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因为作者正确地认识到，在当时这些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但略感意外的是，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却不在参考书目之列；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原本人类学是可以提供更多洞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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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第一卷：
译校者序p.2：自诗薇（Sylvia Pasguet）：似当作“白”
p.112：地图上“马就达瑙”；p.117“马京达瑙”：当以后者为是
p.136：莱加斯皮（Legazpi）：通译“黎牙实比”
p.159：在商业和个人法方面，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倾向于借用当地权威的《沙非法典》（Shafi Law）：当指沙斐仪派，第二卷p.203就译作“沙菲仪（shafi’i）法典”
p.201：J.G.弗雷泽（J.G. Frazier）：拼法有误，当作Frazer
第二卷：
p.73：湄公河三角洲的主要港口奥科奥（Oc Eo）：即越南的澳佑遗址
p.87：缅甸国王勃印囊：中文通常作“莽应龙”；p.362所列缅甸诸王译名，与《东南亚历史词典》多不同
p.112：名叫坎（Kan）的人篡位为王：据《东南亚历史词典》p.10，当作“乃坎”
p.126：南澳语言：南岛语言
p.174：阿拉伯语中用来祝愿或乞灵的“杜阿”（du’a）一词：当作“都哇”
p.230：沙帘：前文均作“沙廉”
p.232：大部分欧洲人将阮氏王国叫做交趾支那，但荷兰人则叫它归南（Quinam）：似当作广南
p.244：鲁姆（Rum，土耳其）的苏丹：前译为“罗马”或“鲁迷”
p.297：请位先生听我言：“请位”似当作“诸位”，以字形相近而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