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传奇

“一本关于该论题的最糟糕的书”，这是在上个世纪初，马克斯・韦伯不加节制地批判其好友维尔纳・桑巴特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在这本新书中，桑巴特指出了一个与韦伯论述资本主义精神本质的结论非常迥异的看法。在桑巴特看来，资本主义精神与韦伯所谓的新教禁欲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其对立物。而促成资本主义源起，并推动其发展的真正动力，实来自于犹太教的理性主义，来自这种宗教固有的条文主义、商业精神，以及宽容的道德原则。此后，桑巴特更是循此路径指出了资本主义与贪欲、奢侈和战争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些结论与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也根本上是大相径庭。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位好友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本质和源起的讨论至今未息，而人们对于二者的看法也从未真正统一。不过，理论永远追不过历史，两位智者的看法对于今天的以色列而言，似乎都可谓“既没猜中开头，又没猜着结局”。１９４８年，以色列立国，戴维・本－古里安带领１８０００名犹太人重返欧洲，加入英军与纳粹斗争，同时这位英明的开国者也秘密地组织欧洲的犹太人转移至巴勒斯坦。就这样，这位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开创了历史。不过，他建立的却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复国主义眼里的犹太国家，也不是一个桑巴特笔下那种欧美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和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中，作者丹・塞诺（美）、索尔・辛格（以）把戴维・本－古里安称为“实用主义者”，实践着以色列企业家的本色。从１９４８年－１９７０年，凭借由戴维・本－古里安建立的模式，以色列历经了三次战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翻了４番，人口增长至原来的３倍，成功地实现了以色列的第一次飞跃。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是一本试图揭示以色列创业精神蓬勃发展的原因的书籍。作者的视角并非韦伯和桑巴特的那种宗教理论研究，也不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而是在更加广阔的视野里探讨以色列的公司文化、大学、科研、兵役、投资，等等不同的社会面向。作者的叙述多以讲故事的形式，以大量的实地采访为依据，微观而细腻，结论谨慎。关于以色列，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那延绵不断的战争，以及与这个流浪民族相伴随的犹太人的宗教宿命。不过，丹・塞诺和索尔・辛格首先让我们知道的却是一个充满了创业和冒险的国度：到２００８年，这里共计有３８５０家创业公司，平均每１８４４个以色列人就有一个人创业；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２．５倍，中国的８０倍；同时也是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唯一一个风险资本投资获得大幅度增长的国家。

　　可以说，此刻的以色列不是以它多变的政治环境，也不是以它复杂的宗教著称，而是以它作为一个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和有着卓越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国家著称。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创业和创新能量，在阿拉伯世界的封锁以及战争的威胁中，依然因为其科技创新能力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科研人员和大量投资。它在生物科技、软件网络开发、农业技术、军事技术，核技术等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最近２５年的时间里，在干涩的沙漠地域，以色列的农业产量增长了１７倍，而９５％都依靠先进的科学。２００５年，它也成为第十大核能专利生产国。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说，“犹太人最大的传统就是不满足，这对于政治来说或许不是好事，但对于科学来说绝对是好事。”

　　科学创新和热情的创业精神是以色列在这几十年来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但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了这个本来宗教和传统负担过重的民族，最终却以“创新”著称的呢？在犹太人正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律法的绝对服从是它的根本特征。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就曾经说过，在正统的犹太宗教和不断追逐变化的现代性之间根本不可能调和。不过，在《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中，作者既没有为犹太宗教传统给出专门的论述，也没有刻意强调犹太人浓烈的弥撒亚传统，反而强调了以色列人不拘一格，善于突破秩序束缚的能力。在书中，作者没有给出任何一个确定的终极理由，而是试图揭示其背后复杂的制度和人文因素：肆无忌惮不拘小节的平等意识，喜爱漂泊和流浪的自由精神，义务兵役制度中的技术学习，多元交叉的知识能力，开明的移民政策，战争培养起来的短缺和灾难意识，都被认为是其创新能力的不竭动力。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还处于粗放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几乎每个人都似乎听说了那句喊了多年的口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但是，口号的响亮却未能掩盖创新能力的匮乏，以及它作为今天中国经济成功转型最大的软肋之一。上个世纪４０年代，熊彼得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其核心职能也就是实现“创新”。以色列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值得中国借鉴，但是其借鉴的理由其实还不单纯是以色列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而是以色列也曾经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共同经历。在经历了“失落的１０年”之后，８０年代的以色列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飞跃，成功地突破了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国王的困境”，即在成功地依靠传统的军事化制度获得独立后，顺利地走向了现代自由之路。

for 深圳特区报 20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