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痛苦与旁观者
读苏珊•桑塔格的文字是无法加快速度的，此书并不长，但每句话都值得人深深回味和探索，激起心中的共鸣。
桑塔格并未分目录、标题，整本书只是以“关于他人的痛苦”命名，从伍尔夫对于战争的反思开始，展开了对于别人的痛苦、旁观者的窥视癖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
自照相技术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广泛运用以来，人们开始第一次远距离旁观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目睹那些某种程度上恐怖、骇人的现实写照，目睹他人正在承受的痛苦。显然，照片这种媒介很好的达到了所想要取得的效果，即激起人们心中的同情，怜悯，悲愤，去关注个人世界之外的正在发生的苦难。这正是广为人知的一种对于摄影的影响的理念界定，即公众注意力受到媒体注意力的影响——媒体决定人们看到的东西，如抗议越战的浪潮由影像动员起来的一样，摄影对于我们注意哪些灾难和危机、关心什么和最终评估这些冲突起了决定性的影像。
与此矛盾的是，这又是一个影像饱和，或者说是超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结果，这类影像使我们变得有点不能感觉，不能激起我们的良心。
苏珊曾在《论摄影》中写道过：“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但在本书中，她对于上述关于照片的议论表示了不同意见——我们的观奇文化并没有消减照片的道德力量，关键问题来自于新闻的主要媒介——电视。“电视想方设法通过过量的影响来吸引和满足人们，使得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忽视。”不久前在纪念日发生的严重巴以冲突的新闻像往常一样在其他遥远的旁观者面前已经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了，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仇恨和冲突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暴动、流血、伤亡，即使使用之前的录像替代，也不会有人洞察和在乎它们的不同。这种灾难性的新闻被放在了二等新闻的位置，由长相美丽或俊朗的主播们播报，几秒钟瞬时切换如蜻蜓点水般不留痕迹。人们看见后也许仍其乐融融地享受自己的晚餐，即使在网络上瞥见标题，也少有人会点开去看那些“理所当然”的死伤人数，或许一则漂亮的广告更令人感到舒心。我们被那些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也日趋僵化。
其实这种漠视的态度下还往往隐藏着另一种心理，即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不为远方的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他人所困，甚至是回避思考处在痛苦中的他人，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开始沉默、犬儒和冷漠。但如果沉浸在痛苦中的是自己的亲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所引发的全民族的余震，因为处在同一地域上的强烈联系，激起了每个人心中的本能同情和怜悯，反复播放的地震中伤者的画面使得无数人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灾难如此近距离地降临于人， 每个人都岌岌可危，同样的境遇激发出人们心中最脆弱的情感。
对于这样的现象，苏珊在书中主张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与他们的痛苦有关。”
然而事实是，我们的主流媒体正在顺从并引导着这个时代的观奇潮流，用大量的影像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但在如何将人们引上思考事件本质的根源方面少有所为，这正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提到的观点，电视对人类最大的损伤，在于阅读精神的丧失，使人们放弃思考，把一切严肃的事件转化为娱乐。英国政论家批评家埃蒙德•伯克指出，人们喜欢观看苦难的图像，就像同情一样，“爱祸害、爱残忍也是人类的天性。“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犯罪、盗窃、纵欲，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战争、灾难、暴乱、冲突已经愈来愈变成一种奇观，寻求的是“刺激“”精彩“，供人们视觉消费，这种消费就像快餐文化一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我们觉得厌倦、习惯时，普通人只用扳动手中的遥控器或合上报纸，几千里以外还在流血或饥饿的人们就彻底消失了。
人们一直觉得，对这类影响的喜好，是一种粗俗或低劣的嗜好，无异于一种商业性的食尸癖。对大部分现代文明中的人来说，毁伤他人肢体是娱乐而并不是震撼。就像现在如山倒之势扑来的好莱坞大片们，大多打着战争、灾难的旗号，现实世界中人们经受的痛苦瞬间被炮制成了电影院里刺激肾上腺素的有利赚钱工具，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就这样被模糊了。这也来带一种误解，即认为媒体的报道完全商业化，在萨拉热窝被围困的几年间，常常可听到他们在被轰炸的时候或爆发狙击战时，对着因脖子上挂满设备的摄影接着吼叫：“你是不是在等待炮弹炸到，好趁机拍到尸体。“客观上我们不能否定媒体在报道真相事实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所承受的风险与当地人是一样的。这种矛盾的表现被波斯尼亚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充分的表现在了电影《无人地带》中，女记者出于媒体人的本能对于任何可能抓到的前线新闻毫不放过，与联合国军队周旋对其施压让其进入无人区域拯救伤员，看似媒体的力量在此时充分发挥了人道主义作用。但在之后的采访中，媒体人又是抱着一种观众优先的心理以挖掘他人的痛苦去满足消费者的窥视癖。为了拍到最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不惜伤害当事人的心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更加讽刺的是，”真相“代言人的媒体最终也并没有揭露被官方控制的假象。
这样的讽刺对于当今随着观众品味一起变得浮躁的媒体来说恰如其当，媒体应当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主导性和严肃性，对于他人的痛苦，如何正确地引导大众去思考和探讨，而不是将同情心作为泛滥的廉价商品，把痛苦当做辛辣的素材，吸引收视率的手段。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需要被转化成行为，否则就会枯萎。
桑塔格并未分目录、标题，整本书只是以“关于他人的痛苦”命名，从伍尔夫对于战争的反思开始，展开了对于别人的痛苦、旁观者的窥视癖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
自照相技术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广泛运用以来，人们开始第一次远距离旁观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目睹那些某种程度上恐怖、骇人的现实写照，目睹他人正在承受的痛苦。显然，照片这种媒介很好的达到了所想要取得的效果，即激起人们心中的同情，怜悯，悲愤，去关注个人世界之外的正在发生的苦难。这正是广为人知的一种对于摄影的影响的理念界定，即公众注意力受到媒体注意力的影响——媒体决定人们看到的东西，如抗议越战的浪潮由影像动员起来的一样，摄影对于我们注意哪些灾难和危机、关心什么和最终评估这些冲突起了决定性的影像。
与此矛盾的是，这又是一个影像饱和，或者说是超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结果，这类影像使我们变得有点不能感觉，不能激起我们的良心。
苏珊曾在《论摄影》中写道过：“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但在本书中，她对于上述关于照片的议论表示了不同意见——我们的观奇文化并没有消减照片的道德力量，关键问题来自于新闻的主要媒介——电视。“电视想方设法通过过量的影响来吸引和满足人们，使得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忽视。”不久前在纪念日发生的严重巴以冲突的新闻像往常一样在其他遥远的旁观者面前已经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了，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仇恨和冲突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暴动、流血、伤亡，即使使用之前的录像替代，也不会有人洞察和在乎它们的不同。这种灾难性的新闻被放在了二等新闻的位置，由长相美丽或俊朗的主播们播报，几秒钟瞬时切换如蜻蜓点水般不留痕迹。人们看见后也许仍其乐融融地享受自己的晚餐，即使在网络上瞥见标题，也少有人会点开去看那些“理所当然”的死伤人数，或许一则漂亮的广告更令人感到舒心。我们被那些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也日趋僵化。
其实这种漠视的态度下还往往隐藏着另一种心理，即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不为远方的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他人所困，甚至是回避思考处在痛苦中的他人，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开始沉默、犬儒和冷漠。但如果沉浸在痛苦中的是自己的亲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所引发的全民族的余震，因为处在同一地域上的强烈联系，激起了每个人心中的本能同情和怜悯，反复播放的地震中伤者的画面使得无数人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灾难如此近距离地降临于人， 每个人都岌岌可危，同样的境遇激发出人们心中最脆弱的情感。
对于这样的现象，苏珊在书中主张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与他们的痛苦有关。”
然而事实是，我们的主流媒体正在顺从并引导着这个时代的观奇潮流，用大量的影像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但在如何将人们引上思考事件本质的根源方面少有所为，这正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提到的观点，电视对人类最大的损伤，在于阅读精神的丧失，使人们放弃思考，把一切严肃的事件转化为娱乐。英国政论家批评家埃蒙德•伯克指出，人们喜欢观看苦难的图像，就像同情一样，“爱祸害、爱残忍也是人类的天性。“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犯罪、盗窃、纵欲，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战争、灾难、暴乱、冲突已经愈来愈变成一种奇观，寻求的是“刺激“”精彩“，供人们视觉消费，这种消费就像快餐文化一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我们觉得厌倦、习惯时，普通人只用扳动手中的遥控器或合上报纸，几千里以外还在流血或饥饿的人们就彻底消失了。
人们一直觉得，对这类影响的喜好，是一种粗俗或低劣的嗜好，无异于一种商业性的食尸癖。对大部分现代文明中的人来说，毁伤他人肢体是娱乐而并不是震撼。就像现在如山倒之势扑来的好莱坞大片们，大多打着战争、灾难的旗号，现实世界中人们经受的痛苦瞬间被炮制成了电影院里刺激肾上腺素的有利赚钱工具，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就这样被模糊了。这也来带一种误解，即认为媒体的报道完全商业化，在萨拉热窝被围困的几年间，常常可听到他们在被轰炸的时候或爆发狙击战时，对着因脖子上挂满设备的摄影接着吼叫：“你是不是在等待炮弹炸到，好趁机拍到尸体。“客观上我们不能否定媒体在报道真相事实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所承受的风险与当地人是一样的。这种矛盾的表现被波斯尼亚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充分的表现在了电影《无人地带》中，女记者出于媒体人的本能对于任何可能抓到的前线新闻毫不放过，与联合国军队周旋对其施压让其进入无人区域拯救伤员，看似媒体的力量在此时充分发挥了人道主义作用。但在之后的采访中，媒体人又是抱着一种观众优先的心理以挖掘他人的痛苦去满足消费者的窥视癖。为了拍到最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不惜伤害当事人的心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更加讽刺的是，”真相“代言人的媒体最终也并没有揭露被官方控制的假象。
这样的讽刺对于当今随着观众品味一起变得浮躁的媒体来说恰如其当，媒体应当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主导性和严肃性，对于他人的痛苦，如何正确地引导大众去思考和探讨，而不是将同情心作为泛滥的廉价商品，把痛苦当做辛辣的素材，吸引收视率的手段。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需要被转化成行为，否则就会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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