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世界
本书叙述了1996年5月在珠穆朗玛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以及它是如何夺去了12名登山者的生命。
作者乔恩·科莱考尔作为那次灾难的幸存者和『户外』的专栏作家所展现出来的文字，让我第一次有了身历其境的共鸣。
我并不想妄自尊大到将自己和那些卓越的登山家来相提并论，只是书中的文字让我无法拒绝的神往。而且我也相信我们之所以攀登并不仅仅因为那座山的高度，而在很多时候意识中更多的是挑战心中那座高山。
也许是源于我对户外的无知，所以在攀登海拔1500米的石牛郎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得到了在山脉上面对困境的感受。在攀登的开始就发现那是我从未有过的冒险，即便我之前认真准备了专业登山鞋和登山包，那也无法掩饰无论是体力还是技巧自己都是不胜任的。
如同科莱考尔一样，努力的走到队伍前列并不是因为强大而这样做，而是出于对危险的恐惧。我需要更快的完成掉这个旅程，我明白时间越长对于自己而言压力越大。体力的不足很快通过身体告诉我，需要减少那些在陡坡上的等待，减少陷入对道路选择以及技巧原因而导致的那些磕磕碰碰。我一直在队伍的后列不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只会最终将变成队伍的负担。所以我毫不犹豫的走在队伍前端，踏着专家走过的脚印。我并不喜欢逃避艰难，当我清楚自己还没有这个资格的时候不再会去冒冒失失的挑战。
书中贝克·韦瑟斯这个49岁来自达拉斯的病理学家始终牢牢的抓住了我的眼球，他在这场灾难中的经历让人永生难忘。跨过那生死界限回到文明社会，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珠峰永远的带走了他那因为冻伤坏死的右臂。
我相信我的语言不足以表达贝克那段艰苦的经历，更无法描述那场灾难的经过和可怕。 所以我将踏着贝克的脚印，其中加入了大量截取于书中的相关叙述。以下咖啡色的字体均为书中原文。
几年前，贝克的眼睛曾接受过放射性治疗。他在攀登刚刚开始时就发现了这种手术的一个副作用，即高海拔的低气压会使他的视力下降。他攀登得越高，大气压就越低，而他的视力也就变得越差。
就在他从3号营地向4号营地攀登的那个下午，他告诉我："我的视力糟透了，就连几英尺内也看不清了。我只能紧跟在约翰·塔斯基的后面，而且每一步我都要把我的脚放在他的脚印中。"
贝克也曾公开谈过他的视力问题。但在攀登过程中，他却忘记了向罗布或其他人说明他这种视力越来越下降的趋势。即使这样，他还是做得不错，甚至看上去比刚开始攀登时还要强壮。他解释说："我不想被早早地淘汰出局。"
从贝克身上我看到一种竭尽全力的坚持，这就是我在寻找那种品质。假如我身处在艰难面前，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极力克服弱点和恐惧，而决不是放弃。
那晚在向南山口攀登的过程中，贝克设法用以前的方法赶上队伍--即把自己的脚放在前一个人的脚印里。但当到达平台时，太阳出来了。他明显感到自己的视力严重下降，而且更糟的是，他粗心地将冰晶物揉人了眼睛。他的两只角膜被刮伤了。
"从那时开始，”贝克说，"我的一只眼睛已完全看不见 了。我对高度失去了判断。我感到，如果我再向上攀登，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危险，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把情况告诉了罗布。"
'真是遗憾，伙计，"罗布立即说道："你要是下山的话，我会派一名夏尔巴人跟着你的。"但贝克好像并不愿意就这么轻易地放弃登顶的机会："我向罗布解释说，我的眼睛还有希望好转，因为当太阳升到一定高度，我的瞳孔就会收缩。我说我想再等会儿，一旦能看清楚，我就赶上其他的人。"
罗布考虑了一下贝克的建议，然后说："好吧，这很公平。我给你半小时，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下到4号营地的。如果你的视力在半小时内毫无起色，我希望你能呆在这儿，直到我从山顶返回，然后我们一块儿下山。我是认真的：你要么现在就下山，要么答应我呆在这儿等我回来。"
在珠峰的登顶途中，贝克由于视力下降达到无法继续支持其攀登地步。他在是否放弃的抉择中举棋不定，努力寻找着可能攀上世界最高点可能性，这也就是导致了之后他苦难的源头。
大约下午4时45分，我到了平台--一块海拔28，600 英尺高的呷角，也是我曾与汪多吉坐看日出的地方。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贝克·韦瑟斯独自一人站在雪中，猛烈地颤抖着。我原想他几小时之前已下到了4号营地。” 我向贝克大声叫道："你他妈的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我誓死都坚守着诺言，"当我俩站在风雪和昏暗的光线中时，贝克善良地告诉我，"我履行了诺言，这就是我站在这儿的原因。"
中午刚过的时候，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 ·卡西希克在2名夏尔巴人的陪同下下山来了。但韦瑟斯仍决定不与他们同行。"天气还算不错，"他解释说，"我觉得毫无理由在那时违背我对罗布的承诺。"
然而现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情况也变得极糟。"跟我走吧，'我央求道，"等罗布下来至少还有二三个小时。我就是你的眼睛，我能帮你下山。没有问题。"就在贝克即将被说服的时候，我愚蠢地提到麦克·格鲁姆和南比正在我们身后几分钟的路上。在我这一天所犯的诸多错误中，这一个是较严重的。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贝克说，"我想我还是等麦克吧。他有绳索；他会用绳子将我拖下山的。"
"那好吧，贝克，"我回答说，"这是你的选择。我相信我会在营地看到你的。"事实上，我还是庆幸不用带贝克下山，因为下面的一段山被非常陡峭，并且没有固定绳索。光线越来越暗，天气糟糕透了，我差不多一点力气都没了。然而我对即将袭来的灾难还是毫无察觉。
5月10日下午接近5点的时候，贝克在遇到了作者科莱考尔，在知道之后有向导后，依然没有选择即刻下山。相信在一切都过去的现在，有很多人会自作聪明地评论他的那些愚蠢的选择。比如那些认为他当机立断开始下山，就能躲避开那场令人崩溃的暴风雪的肆虐。但是在海拔8000米的高度，任何事务并不会按照我们的常识来进行下去。任何选择的另一面的结局是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
下午5点钟左右，当贝德曼带领他的顾客沿峰脊下行时，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到达了位于他们下面500英尺的平台。从这个位于海拔28，600英尺的隆起开始，路线脱离了山脊而向南面的4号营地转去。然而当格鲁姆向另一个方向即山脊的北面望去时，他透过翻飞的雪花和忽明忽暗的灯光看到一位独行者已远远偏离了路线：马丁·亚当斯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正错误地沿着通往西藏的江顺冰面方向下行。
当亚当斯看到格鲁姆和南比在他上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缓慢地向平台移动。"马丁赶到我和南比处的时候已精疲力尽了，"格鲁姆回忆道，"他的氧气罩掉了下来，他的脸被雪包住了。他问：＂哪儿是通往帐篷的路？＂格鲁姆指了指，亚当斯立刻沿着山脊的正确一面下山去了，踩着我大约10分钟前留下的脚印。
当格鲁姆等待亚当斯爬回山脊时，他让南比继续下山，自己忙乱地寻找着上山时丢失的相机盒子。当他向四周张望时，他第一次看到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被积雪伪装起来了。我把他当成了费希尔的队员而没有理会他。然而这个人站在我面前说：'晦，麦克！'我意识到这是贝克。"
格鲁姆看到贝克时感到十分惊喜。他掏出绳索，用短绳系着这名德克萨斯人沿南山口下行。"贝克的视力瞎得一塌糊涂，"格鲁姆回忆道，"每隔10英尺他就会踩空，而我不得不用绳子将他套牢。许多次我都担心他会将我一同拖下山去。这真令人伤脑筋。我必须保证将冰镐系牢。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时时刻刻将冰镐插入坚固的东西。"
沿着我在15至20分钟前留下的足迹，贝德曼和费希尔的其他顾客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渐渐猛烈的暴风雪。亚当斯在我之后、其他人之前，然后是南比、格鲁姆和韦瑟斯。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贝德曼，最后是皮特曼、福克斯和马德森。
贝克险些错过了麦克·格鲁姆，假如没有这个强壮的向导。最可能发生的这个疲惫且几乎瞎掉的男人身上的事情，就是看不清道路而迷路甚至掉下山谷。命运女神还没有完全抛弃他，而是用苦难去考验他对生命的执着。
大约下午6时45分，天色全部黑了下来。贝德曼、格鲁姆和他们的顾客及2名在风暴中迟迟才得以现形的费希尔的夏尔巴人合并成了一支队伍。虽然他们移动得很缓慢，但还是进入了距4号营地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地方。当时我刚刚到达营地，大约比贝德曼一组的第一名早到了 15分钟。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暴风雪突然发展成强劲的飓风，能见度降至20英尺以下。
在接下来的2小时内，贝德曼、格鲁姆、两名夏尔巴人和7名顾客在风雪中茫然地蹒跚着，变得更加疲惫和寒冷。他们希望能撞上营地。他们一度看到了两个废弃的氧气瓶，这预示着他们已接近帐篷，但登山者仍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简直就是一团糟，"贝德曼说，"人们四处游荡，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他们听从同一个指挥。最后，在大约晚上 10点钟的时候，我走过这个小小的隆起，感觉像是站在了地球的边缘。我可以感到前面是广阔的空间。"
队伍无意识地迷失在山口的最东面边缘，也就是江顺冰面上向下7，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当时位于与4号营地同样高的位置，距安全地带的水平距离仅有1，000英尺。但贝德曼说："我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在风雪中游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某人。我已无力再拖着南比了。夏洛特和桑迪几乎不能站立。所以我向每个人呼喊，让他们原地蜷缩起来，等待暴风雪的停息。"
贝德曼和舍恩宁欲寻找一处避风的地方，但没有找到。每个人的氧气在很早以前就用完了，这使得整支小队更禁不住冷风的袭击。气温降至零下100华氏度。在一块不及洗碗机大的石头的遮蔽下；登山者们可怜地在被风吹洗得光秃秃的平地上蹲成了一排。"寒冷几乎要了我的命，"夏洛特·福克斯说，"我的眼睛冻上了。我不知道怎样能活着逃出去。寒冷是如此让人痛苦，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忍耐下去。我只是蜷缩成一团，希望死亡快快降临。"
"我们试图用拳头相互击打来保持体温，"贝克·韦瑟斯回忆说，"有人向我们喊：要不断移动胳膊和腿。桑迪变得歇斯底里，她不断地吼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但其他人都没有出声。"
没人能比这场事件的当事人更清楚15分钟的时间意味什么，在向西300码的地方，作者倒在刚刚抵达的珠峰4号营地的帐篷里，而幸免于难。而其他人则在暴风雪中挣扎着以期待生命的延续。
我正在帐篷里失控地抖动着--虽然我已钻入睡袋并穿上了羽绒服和我所有的衣服。飓风险些将帐篷撕碎。每次帐篷门被打开的时候，帐篷内就充满了被吹进的雪沫。帐篷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一英寸的雪覆盖着。我由于疲惫、脱水和持续的缺氧而变得神智不清，完全忽略了暴风雪中正在上演的悲剧。
晚上的早些时候，与我同住一个帐篷的斯徒尔特·哈钦森进来将我摇醒，他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敲击盆子和向天空中打光束以便引导迷失的登山者。但我实在太虚弱了，语无论次地回答了他。在下午2点到达营地的哈钦森此时要比我的状况好得多。他接着又到其它帐篷里呼叫顾客和夏尔巴人。每个人都是极度寒冷和疲惫，所以斯徒尔特最后还是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中。
那晚，他6次离开帐篷寻找失踪的登山者。但猛烈的风暴使他不敢超出离营地边缘几码的地方。"风太强了，" 他强调说，"被吹起的雪沫好像是从喷沙器里喷出来的。我只能走出15分钟，然后就因为太冷而不得不返回帐篷。"
永远不要把接受帮助当作理所应当，这个念头慢慢的占据我的心中。并不是抛弃对他人的信任，而是努力不让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态发生的决断。
当登山者们蹲踞在山口的东边缘时，贝德曼告诫自己要对风暴停息的迹象保持警戒。在午夜之前，他的这份警觉得到了回报。他突然注意到头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并招呼其他人向上看。风仍在地面上猛烈地抽打，但远处的天空却开始变晴，显现出珠穆朗玛峰和霍泽峰的粗大轮廓。凭借这几个参照点，克利夫·舍恩宁认为他已推断出这支小队距4号营地的位置。在与贝德曼进行了一场喊话之后，他说服了向导，使他们相信他知道通往帐篷的路。
贝德曼试图诱劝每个人站起来，沿舍恩宁指示的方向前进，但皮特曼、福克斯、韦瑟斯和南比虚弱得无力行走了。当时对向导们来讲，有一件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这里没有人到达营地去搬救兵，那么大家都要在这里送命。所以贝德曼召集起还能行走的人，然后他和舍思宁、甘默尔盖德、格鲁姆和两名夏尔巴人磕磕绊绊地走入风暴中去寻求救助。他们将4名无力行动的顾客交给了蒂姆·马德森。为了不抛下女友福克斯，马德森无私地提出留下来照看每个人直至救援赶到。
20分钟以后，贝德曼领导的小分队一瘸一拐地撞进了营地。他们与忧心冲忡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激动地重逢了。几乎失声的舍恩宁和贝德曼告诉了俄罗斯人在哪儿可以找到5名仍呆在露天里的顾客，然后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各自的帐篷里。
在凌晨12时的时候，贝德曼的小队回到了营地。或许这也就是那些依然暴露在风雪之中的人们的幸存契机。
在同一时刻，布克瑞夫也在组织救援的队伍。但他没有与哈钦森联系，也没有来我的帐篷，所以哈钦森和布克瑞夫没有协调起来，而我对任何一项救援计划都一无所知。最后布克瑞夫和哈钦森一样发现他所叫醒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疾病、疲惫和害怕而不能给予任何帮助。俄罗斯人决定自己去营救小分队。他勇敢地投入到飓风当中，他在山口搜索了将近1小时，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布克瑞夫没有放弃。他返回营地，从贝德曼和舍恩宁那里得到更确切的方位，然后再一次闯入风雪中。这一次他看到了马德森微弱的头灯光亮而确定了失踪者的方位。 "他们躺在冰雪上，一动不动，"布克瑞夫说，"他们不能说话。"马德森依旧神志清醒而且能照顾自己，但皮特曼、福克斯和韦瑟斯已无法自理，南比看上去好像死了。
读到这里我已经开始平静的接受这个悲剧的故事，当舍身处地的将自己融入那种环境，不得不承认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当布克瑞夫找到这支小队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每次只能带走一名攀登者。他和马德森将他携带的氧气瓶与皮特曼的氧气罩连了起来。然后布克瑞夫向马德森说明他将尽快返回，接着就开始帮助福克斯向帐篷的方向移去。 "他们走了以后，"马德森说："贝克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几乎不怎么活动。桑迪给缩在我的大腿上，也不怎么活动。我冲她大喊：'随，挥动你的手！让我看看你的手！'当她坐起来把手伸出来后，我看到她没有带手套--手套从她的手腕处耷拉下来。"
"所以我尽量将她的手塞回（手套）里，这时贝克突然哺哺说：'晦，我都想通了。'然后他滚动了一小段距离，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臂向两侧打开，迎风而立。一秒钟后，一阵狂风吹来，他向后翻到了我的头灯无法照到的夜色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托利在那之后不久返回，他抓住桑迪，我收拾好东西，尾随其名，尽量跟随托利和桑迪的头灯。当时我认为南比已经死了，而贝克失踪了。"当他们最后到达营地时已是凌晨4时 30分。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开始发亮。当从马德森那里听说南比未能生还时，贝德曼在他的帐篷里痛不欲生地哭了45分钟。
5月11日，这是灾难发生的第二天。即便不看下文，我也坚持认为在珠峰上没有氧气罐并且暴露暴风雪中是没有生还可能的。
当我还没有从寻找哈里斯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时，哈钦森组织了一个由4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小队去寻找韦瑟斯和南比的尸体。当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将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马德森护送回营地时，他俩被留在了山口最边缘的地方。夏尔巴人搜寻队由吉里领队，先于哈钦森出发了，而后者因为极度疲惫和糊涂不清在离开帐篷时竟然忘记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轻又滑的衬里。在吉里指出这个错误后，哈钦森才返回去穿上靴子。顺着布克瑞夫指示的方向，4位夏尔巴人很快就在江顺附近散落着一些大圆石和被灰色冰雪覆盖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尸体。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由于对死人的迷信，他们在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等待着哈钦森。
"两具尸体都被部分掩埋着，"哈钦森回忆说，"他们的背包在距他们大概100英尺的山坡上。脸上和上半身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边。风呼啸着吹过山口。"他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后来证明是南比，但哈钦森一开始无法看清楚，直到他跪下去把3英寸厚的冰壳从她的脸上凿下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她还有呼吸。她的手套不见了，裸露的双手被冻得很坚硬，两只眼睛鼓胀出来，面色犹如白色瓷器一般。"可怕死了，"哈钦森回忆说，"我被吓呆了。她离死亡如此之近，我不知所措。"
他随后转向躺在20英尺远的贝克。贝克的头部也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壳。葡萄般大小的冰球挂在他的头发和眼皮上。在把冻结的碎石从贝克脸上清除以后，哈钦森发现这位德克萨斯州人也还活着。贝克嘟嚷着什么，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右手上的手套没有了。他的冻伤很严重。我努力扶他坐起来，但不行。他和死人差不多，只是仍在呼吸。
深受震惊的哈钦森走到夏尔巴人身边，请教吉里。吉里是位经验丰富的珠峰攀登者，深受夏尔巴人的尊崇。他敦促哈钦森把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为即使他们能被活着拖回4号营地，也肯定会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进行这种救援将对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伤害，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否安全下山也还是个问题。
哈钦森认为吉里的话是正确的，只有一种选择，非常困难的选择：让贝克和南比听天由命，将搜寻队的力量保存下来，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这犹如对伤员的鉴别分类。哈钦森回到营地时，眼里含着泪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唤醒了塔斯基和格鲁姆，然后挤进他们的帐篷，讨论如何处理贝克和南比的事情。讨论是痛苦的，也是犹豫不决的。我们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但是，5分钟后，我们4人达成一致意见：哈钦森将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处的决定是正确的。
有时候，即便是被放弃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哪怕那对于自己是无比重要的，我们其实根本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为你付出太多。
下午4时35分，站在帐篷外边的伯尔利森看见有人缓慢地向营地走来，步伐很特别，膝盖发僵。"过来，彼特！"他冲阿萨斯喊道，"你过来看看！有人向营地过来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风中毫无遮挡，满是冻疮。他的手以一种古怪而僵硬的敬礼姿态伸在外边。那人的样子让阿萨斯想起了一部低制作成本的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当这具活木乃伊瞒册地走进营地时，伯尔利森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死里逃生的贝克·韦瑟斯。
前一天晚上，当韦瑟斯和格鲁姆、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队员挤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丢了。脸被冻伤了，双手也冻伤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难以集中精力。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晚到第二天几乎全天时间里，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完全暴露在酷寒里。他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记不起有关布克瑞夫帮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马德森的情节，也记不起哈钦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从他脸上剥下来的情节。他至少昏迷了24个小时。后来，星期六傍晚时分，一丝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进贝克一片沉寂的大脑。接着，他的生命重新浮现，恢复了知觉。
"开始，我想我是在梦中，"韦瑟斯回忆说，"我以为自己躺在床上，不觉得寒冷或者不舒服。后来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发现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着，我看清它被冻得非常可怕，这一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中。后来，我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雪里，救兵没来，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么。"
尽管贝克双眼几乎失明，只能用左眼看清半径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顶风向前走，正确地推断出营地的方向。如果他当时推断错误的话，他会突然跌到江顺冰面下面去，因为江顺冰面的边缘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约30英尺的地方。大约几十分钟后，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蓝色岩石"，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四号营地的帐篷。
以上的这段文字给我的触动无以言表，这一刻心灵完全被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征服了。在无法控制的情绪中，任由眼泪一滴一滴砸在胸前和腿上。而和贝克一起被遗弃在距营地300码的荒原上的南比最后死亡了。这个故事我会永远的记住，尤其在懦弱胆怯的时候。
哈钦森和我正在帐篷中监听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伯尔利森冲了进来。"大夫！我们需要你！"他在门外就冲斯徒尔特喊起来，"快拿上家伙！贝克回来了！他的状况很糟！"得知贝克奇迹般地生还了，哈钦森深感意外。他不顾疲惫，应声冲出门外。
他和阿萨斯、伯尔利森一起把贝克安置在一间空帐篷里，把他装进塞满数个热水瓶子的两个睡袋中，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那个时候，"哈钦森坦白地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贝克能挺过那个晚上。我连他的颈动脉都模不着，而这是人临死时最后消失的脉跳。他病得非常厉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在5月12日星期天黎明即将到来前，斯徒尔特的氧气用完了。"没有氧气，我感到非常冷，体温很低很低，"司徒尔特说，"我的手脚渐渐失去了知觉。我害怕自己会滑向悬崖边，再也不能从山口下到山下了。"我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斯徒尔特，然后又在帐篷里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有些氧气的瓶子。然后，我们两人都开始准备下山的东西。
这样，早上8点半，--相信至此，罗布、安迪、道格、斯科特、南比以及贝克确已死亡之后--冻伤严重的麦克·格鲁姆强迫自己走出帐篷，勇敢地加入到哈钦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队伍中，带领他们朝山下走去。
由于没有其他向导，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断后的任务。当我们这支沮丧的队伍缓慢地由4号营地向日内瓦山嘴移动时，我做了最后看上贝克一眼的准备。我猜想他在昨天夜里已经死亡。我找到他住的帐篷，它早被旋风冲垮了，两扇门敞开着。当我朝里面看时，我震惊地发现贝克仍然活着。
他脸朝上横躺在坍塌下来的帐篷上面，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肿胀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冻斑布满了他的鼻子和面颊。风暴卷走了他的两层睡袋，把他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由于双手被冻伤，他无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无法拉上帐篷门的拉链。"上帝呀！"他一看见我就尖声叫起来，面部因愤怒和绝望而被扭曲了。"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来这儿帮帮我？"他已经高声求救了二三个小时，但是风暴却压倒了他的声音。
贝克半夜醒来时发现："风暴摧垮了帐篷。风压着帐篷壁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难以呼吸。有时风小一些，但不久又再次撞击着我的脸和胸部，我已无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肿起，而我戴着该死的腕式手表。当我的胳臂肿得越来越大时，手表也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阻断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于我的手已无缚鸡之力，我无法将那该死的东西摘下。我呼救，但没有人来。这是恐怖的夜晚。伙计，看到你从门外探进头来我真高兴。"
当我在帐篷中第一眼见到贝克的时候，他丑陋不堪的样子使我震惊了。当我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让他再次躺下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谎道，当我将睡袋盖在贝克的头上时，我努力抑制住硬咽。我将帐篷门的拉链拉紧，竭尽全力将被损坏的避护所重新竖起。"别担心，伙计，一切已恢复控制。"
当我把贝克尽量舒适地安顿好之后，我立刻通过无线电同大本营的麦肯齐医生联系。"卡罗琳，"我用歇斯底里的声音恳求道："我该怎样照料贝克？他还活着，但我想时间不会太长了。他的情况实在不妙。"
"保持冷静，乔恩，"她回答说，"你应该和麦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来。皮特和托迪在哪儿？让他们照顾贝克，你们下山。"我狂喊地唤起安森斯和勃利森。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水飞奔到贝克的帐篷。当我冲出帐篷与队友会合时，安森斯正准备往这个垂死的德克萨斯人的臀部上注射4毫克的地塞米松。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很难想象这些措施会给贝克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无法将上述文字切割评论，因为我觉得只有将全文尤其是后半部一字不漏的阅读才是正确的选择。有时候终点并不是一个山峰，如何让自己活着下来才是更重要的。
我在中午12时30分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2号营地。虽然我们仍在海拔27，300英尺的高度，但我感觉此地与南山口已截然不同了。致命的狂风已堰旗息鼓。在灼热的目光下我已大汗淋漓，与刚才颤抖着为冻疮提心吊胆的我判若两人。无论如何，我现在的生命已不再是系于被磨损的绳索之上了。我看到我们的大帐篷已成了一间由默尔·道夫的丹麦队医亨里克·杰森·汉森和托迪·伯尔利森探险队的美国医生顾客肯·卡姆勒主持的临时医院。下午3点，当我饮茶的时候，六名夏尔巴人拥着一脸茫然的"马卡鲁"走进帐篷。医生们急忙行动起来。他们立刻将他放倒，脱掉他的衣服，在他的胳膊上进行静脉注射。当卡姆勒检查冻僵的手脚时，"马卡鲁"的手脚呈现出像肮脏的洗澡盆一样的暗淡的白色。卡姆勒满脸愁云地观察着，"这是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冻疮。"当他询问"马卡鲁"是否同意为他的四肢照相以便做医疗记录时，这位台湾登山者以开心的笑容表示同意，像战士展示在战场上所受的伤一样。"马卡鲁"看起来对他惨重的伤势感到几分骄傲。
20分钟后，当医生们仍在为"马卡鲁"忙碌时，无线电里传来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声音："我们正在送贝克下山。我们将在天黑前将他送到2号营地。"
我意识到布里歇尔斯不是谈论将一具尸体运下来，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和他的同伴们将贝克活着运下山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当我7小时前在南山口离开他的时候，我一直担心他不会活过今天早晨。
逃脱了死亡的贝克拒绝投降。我后来从皮特·艾森斯那里了解到，在他给贝克注射了地塞米松后不久，这位德克萨斯人表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大约10点半的时候，我们给他穿好衣服，带上安全带。我们发现他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我们都很吃惊。"
他们从南山口开始下山。艾森斯紧靠在贝克的前面，告诉他着脚点。贝克用一只胳膊搭在艾森斯的肩膀上，伯利森从后面紧紧地抓住德克萨斯人的安全带。他们慢慢地向下移动。"有时我们要费很大的劲儿帮助他，"艾森斯说，"但他真的移动得非常好。"
当他们到达黄色地带的石灰石悬崖上约25，000英尺处时，他们遇到了埃德·维斯特斯和罗伯特·肖尔。他们俩人帮助将贝克送下陡峭的岩石。在3号营地，护送的队伍又得到了布里歇尔斯、吉姆·威廉姆斯、维卡·古斯塔夫森和阿拉斯科·西格拉的帮助。这8名健壮的登山者以我和我的队友们在同一天早晨所不及的速度将严重跛脚的贝克送下霍泽。
当我听说贝克正在下山的路上，我走到自己的帐篷，疲惫地穿上登山靴，然后缓慢地向下迎接救护的队伍，希望能在霍泽的下部与他们会合。就在我离开2号营地几十分钟后，我惊奇地遇到了救助的队伍。虽然贝克被一根短绳子牵着，他还是在凭借自身的力量行走着。布里歇尔斯和他的伙伴以如此快的速度将他送下冰河，以至于精疲力竭的我几乎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在医院的帐篷里，贝克被放在"马卡鲁"的身边。医生们开始为他脱衣服。"我的上帝！"当卡姆勒医生看到贝克的右手时不由得惊呼起来。
"他的冻疮比'马卡鲁'的还糟。"3小时后，当我钻进睡袋时，医生们借助着头灯的灯光在一盆温水中小心翼翼地融化着贝克被冻僵的四肢。
有时候生存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5月13日星期一，我踏着第一道曙光离开了帐篷。我在西谷的深深的裂谷中走了2．5英里，到达了冰布的边缘。按照无线电里从大本营传来的盖伊·科特的指示，我要在这里寻找一片适合直升飞机降落的平坦地面。
在过去的几天中，科特一直在不懈地通过卫星电话安排在西谷下部起点进行直升飞机救护的事宜。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贝克就无需从冰布上摇摇欲坠的绳索和梯子上下山，这种做法对手部严重受伤的贝克来说是十分困难且危险的。直升飞机曾在1973年在西谷降落，当时意大利人用了两架直升飞机从大本营运送行李，但这是异常危险的飞行，几乎达到了飞机飞行的极限。其中一架意大利飞机撞到了冰河上。在以后的23年当中，没有人再敢尝试在冰布以上降落。
然而，在科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美国使馆终于说服尼泊尔军队在西谷进行直升飞机救援。星期一早晨8点钟左右，当我在冰塔林立的冰布边缘茫然地寻找飞机降落点时，我的无线电对讲机里响起科特的声音："直升飞机已经上路，乔恩。它随时可能到达。你最好尽快为它找好降落点。"当我试图在冰河上部找到一块平地时，我恰好遇到了被维斯特斯用一根短绳系住的贝克及IMAX的其他队员。曾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多次与直升飞机打交道的布里歇尔斯很快在海拔19，860英尺处的两个裂缝之间找到了一处降落点。我将丝质哈达系在竹杆上做风向标，而布里歇尔斯则用一瓶红色的Kool－An做染料，在降落地区的中心雪地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X "。几分钟以后，"马卡鲁"出现了。他是被6名夏尔巴人用一块塑料布拖下山来的。稍后，我们听到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在稀薄的空气中隆隆作响的声音。
由尼泊尔陆军中校麻丹·卡特瑞·查特瑞驾驶的已卸掉一切多余燃料和装备的草绿色的BZ松鼠式直升机进行了两次降落尝试，但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流产了。然而在麻丹的第三次尝试中，他终于将"松鼠"摇摇摆摆地停在了冰河上，将直升飞机的尾部悬在了无底的深渊之上。麻丹让螺旋桨以最大马力旋转着，眼睛始终盯着控制板。他举起一个手指，示意他只能运载一名乘客。在这个高度，任何额外的重量都会使飞机在起飞时坠毁。
因为"马卡鲁"的冻脚曾在2号营地被解冻，他已不能行走，甚至是站立，所以我、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同意台湾登山者应该先行一步。"对不起，"我在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中对贝克喊道："他可能会进行第二次飞行。"贝克冷静地点了点头。
在生死边缘俳回的感觉究竟是如何的，我不得而知。贝克在一次次看到希望之火，然后被熄灭。如何战胜这种痛苦，仰或是这种挣扎中的不甘激起了他的斗志。
我们将"马卡鲁"抬到直升飞机的尾部。飞机吃力地进人空中。当麻丹将起落橇从冰河上升起之后，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飞机向前行进。飞机看上去像一块沿冰布坠落的石头消失在了阴影里。沉默吞噬了西谷。
30分钟后，当我们站在降落地附近讨论着如何将贝克送下山去时，山谷下传来隐隐约约的隆隆声。慢慢地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小小的绿色直升机最终闯入我们的视野。麻丹在掉头之前在西谷上进行了短距离飞行，所以直升机的尾部指向山底。他毫不迟疑地又一次将松鼠停落在Kool －An标画出的阴影上。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将贝克扶上飞机。几秒钟后，直升飞机腾空而起，像一只任性的金属蜡蜒掠过珠穆朗玛峰的西肩。一小时以后，贝克和"马卡鲁" 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在结局，我感到一切由于流水一般的自然，故事的一切顺利成章,带着悲壮却不失勇敢。
在攀登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危险。坚持到这一步必须具备超常的忍耐力。不幸的是，那些无视个人痛苦而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为了成功你必须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份迫切，你可能死亡。况且，在2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适度的热情和无谓的顶峰狂热之间也无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尸骨遍横。
人生好比一场追逐，并不是拥有热情就能成功。所以我由衷的感激上苍赐予我的感觉，好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品尝幸福和悲伤的味道。
“得不到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讲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通常不是专家：他们的野心和梦想强大得足以扫除那些谨慎的人们所抱有的疑虑。决心和信心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客气地讲他们是古怪的，不客气地说，他们是疯子……
珠穆朗玛峰吸引着属于她的人们。他们的攀登经验不是一穷二白，就是少得可怜--当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的经验可使攀登珠峰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目标。这些人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自信、坚定的决心和耐力。”
沃尔特·昂斯沃思 摘自《珠穆朗玛峰》
感觉我的血管中流淌着一种冒险家的血液，无论我如何欺骗自己，那种感觉总是时不时的在脑海升起。在摇摆不定的犹豫中，发现愈是逃避愈加痛苦。既然这是无法逃避宿命，请让我聆听心灵的声音，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不再恐惧不再退却。
我无法肯定不屈不挠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但我目标远大，而每一次碰壁使我更加坚定实现梦想的决心。
作者乔恩·科莱考尔作为那次灾难的幸存者和『户外』的专栏作家所展现出来的文字，让我第一次有了身历其境的共鸣。
我并不想妄自尊大到将自己和那些卓越的登山家来相提并论，只是书中的文字让我无法拒绝的神往。而且我也相信我们之所以攀登并不仅仅因为那座山的高度，而在很多时候意识中更多的是挑战心中那座高山。
也许是源于我对户外的无知，所以在攀登海拔1500米的石牛郎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得到了在山脉上面对困境的感受。在攀登的开始就发现那是我从未有过的冒险，即便我之前认真准备了专业登山鞋和登山包，那也无法掩饰无论是体力还是技巧自己都是不胜任的。
如同科莱考尔一样，努力的走到队伍前列并不是因为强大而这样做，而是出于对危险的恐惧。我需要更快的完成掉这个旅程，我明白时间越长对于自己而言压力越大。体力的不足很快通过身体告诉我，需要减少那些在陡坡上的等待，减少陷入对道路选择以及技巧原因而导致的那些磕磕碰碰。我一直在队伍的后列不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只会最终将变成队伍的负担。所以我毫不犹豫的走在队伍前端，踏着专家走过的脚印。我并不喜欢逃避艰难，当我清楚自己还没有这个资格的时候不再会去冒冒失失的挑战。
书中贝克·韦瑟斯这个49岁来自达拉斯的病理学家始终牢牢的抓住了我的眼球，他在这场灾难中的经历让人永生难忘。跨过那生死界限回到文明社会，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珠峰永远的带走了他那因为冻伤坏死的右臂。
我相信我的语言不足以表达贝克那段艰苦的经历，更无法描述那场灾难的经过和可怕。 所以我将踏着贝克的脚印，其中加入了大量截取于书中的相关叙述。以下咖啡色的字体均为书中原文。
几年前，贝克的眼睛曾接受过放射性治疗。他在攀登刚刚开始时就发现了这种手术的一个副作用，即高海拔的低气压会使他的视力下降。他攀登得越高，大气压就越低，而他的视力也就变得越差。
就在他从3号营地向4号营地攀登的那个下午，他告诉我："我的视力糟透了，就连几英尺内也看不清了。我只能紧跟在约翰·塔斯基的后面，而且每一步我都要把我的脚放在他的脚印中。"
贝克也曾公开谈过他的视力问题。但在攀登过程中，他却忘记了向罗布或其他人说明他这种视力越来越下降的趋势。即使这样，他还是做得不错，甚至看上去比刚开始攀登时还要强壮。他解释说："我不想被早早地淘汰出局。"
从贝克身上我看到一种竭尽全力的坚持，这就是我在寻找那种品质。假如我身处在艰难面前，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极力克服弱点和恐惧，而决不是放弃。
那晚在向南山口攀登的过程中，贝克设法用以前的方法赶上队伍--即把自己的脚放在前一个人的脚印里。但当到达平台时，太阳出来了。他明显感到自己的视力严重下降，而且更糟的是，他粗心地将冰晶物揉人了眼睛。他的两只角膜被刮伤了。
"从那时开始，”贝克说，"我的一只眼睛已完全看不见 了。我对高度失去了判断。我感到，如果我再向上攀登，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危险，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把情况告诉了罗布。"
'真是遗憾，伙计，"罗布立即说道："你要是下山的话，我会派一名夏尔巴人跟着你的。"但贝克好像并不愿意就这么轻易地放弃登顶的机会："我向罗布解释说，我的眼睛还有希望好转，因为当太阳升到一定高度，我的瞳孔就会收缩。我说我想再等会儿，一旦能看清楚，我就赶上其他的人。"
罗布考虑了一下贝克的建议，然后说："好吧，这很公平。我给你半小时，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下到4号营地的。如果你的视力在半小时内毫无起色，我希望你能呆在这儿，直到我从山顶返回，然后我们一块儿下山。我是认真的：你要么现在就下山，要么答应我呆在这儿等我回来。"
在珠峰的登顶途中，贝克由于视力下降达到无法继续支持其攀登地步。他在是否放弃的抉择中举棋不定，努力寻找着可能攀上世界最高点可能性，这也就是导致了之后他苦难的源头。
大约下午4时45分，我到了平台--一块海拔28，600 英尺高的呷角，也是我曾与汪多吉坐看日出的地方。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贝克·韦瑟斯独自一人站在雪中，猛烈地颤抖着。我原想他几小时之前已下到了4号营地。” 我向贝克大声叫道："你他妈的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我誓死都坚守着诺言，"当我俩站在风雪和昏暗的光线中时，贝克善良地告诉我，"我履行了诺言，这就是我站在这儿的原因。"
中午刚过的时候，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 ·卡西希克在2名夏尔巴人的陪同下下山来了。但韦瑟斯仍决定不与他们同行。"天气还算不错，"他解释说，"我觉得毫无理由在那时违背我对罗布的承诺。"
然而现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情况也变得极糟。"跟我走吧，'我央求道，"等罗布下来至少还有二三个小时。我就是你的眼睛，我能帮你下山。没有问题。"就在贝克即将被说服的时候，我愚蠢地提到麦克·格鲁姆和南比正在我们身后几分钟的路上。在我这一天所犯的诸多错误中，这一个是较严重的。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贝克说，"我想我还是等麦克吧。他有绳索；他会用绳子将我拖下山的。"
"那好吧，贝克，"我回答说，"这是你的选择。我相信我会在营地看到你的。"事实上，我还是庆幸不用带贝克下山，因为下面的一段山被非常陡峭，并且没有固定绳索。光线越来越暗，天气糟糕透了，我差不多一点力气都没了。然而我对即将袭来的灾难还是毫无察觉。
5月10日下午接近5点的时候，贝克在遇到了作者科莱考尔，在知道之后有向导后，依然没有选择即刻下山。相信在一切都过去的现在，有很多人会自作聪明地评论他的那些愚蠢的选择。比如那些认为他当机立断开始下山，就能躲避开那场令人崩溃的暴风雪的肆虐。但是在海拔8000米的高度，任何事务并不会按照我们的常识来进行下去。任何选择的另一面的结局是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
下午5点钟左右，当贝德曼带领他的顾客沿峰脊下行时，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到达了位于他们下面500英尺的平台。从这个位于海拔28，600英尺的隆起开始，路线脱离了山脊而向南面的4号营地转去。然而当格鲁姆向另一个方向即山脊的北面望去时，他透过翻飞的雪花和忽明忽暗的灯光看到一位独行者已远远偏离了路线：马丁·亚当斯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正错误地沿着通往西藏的江顺冰面方向下行。
当亚当斯看到格鲁姆和南比在他上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缓慢地向平台移动。"马丁赶到我和南比处的时候已精疲力尽了，"格鲁姆回忆道，"他的氧气罩掉了下来，他的脸被雪包住了。他问：＂哪儿是通往帐篷的路？＂格鲁姆指了指，亚当斯立刻沿着山脊的正确一面下山去了，踩着我大约10分钟前留下的脚印。
当格鲁姆等待亚当斯爬回山脊时，他让南比继续下山，自己忙乱地寻找着上山时丢失的相机盒子。当他向四周张望时，他第一次看到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被积雪伪装起来了。我把他当成了费希尔的队员而没有理会他。然而这个人站在我面前说：'晦，麦克！'我意识到这是贝克。"
格鲁姆看到贝克时感到十分惊喜。他掏出绳索，用短绳系着这名德克萨斯人沿南山口下行。"贝克的视力瞎得一塌糊涂，"格鲁姆回忆道，"每隔10英尺他就会踩空，而我不得不用绳子将他套牢。许多次我都担心他会将我一同拖下山去。这真令人伤脑筋。我必须保证将冰镐系牢。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时时刻刻将冰镐插入坚固的东西。"
沿着我在15至20分钟前留下的足迹，贝德曼和费希尔的其他顾客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渐渐猛烈的暴风雪。亚当斯在我之后、其他人之前，然后是南比、格鲁姆和韦瑟斯。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贝德曼，最后是皮特曼、福克斯和马德森。
贝克险些错过了麦克·格鲁姆，假如没有这个强壮的向导。最可能发生的这个疲惫且几乎瞎掉的男人身上的事情，就是看不清道路而迷路甚至掉下山谷。命运女神还没有完全抛弃他，而是用苦难去考验他对生命的执着。
大约下午6时45分，天色全部黑了下来。贝德曼、格鲁姆和他们的顾客及2名在风暴中迟迟才得以现形的费希尔的夏尔巴人合并成了一支队伍。虽然他们移动得很缓慢，但还是进入了距4号营地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地方。当时我刚刚到达营地，大约比贝德曼一组的第一名早到了 15分钟。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暴风雪突然发展成强劲的飓风，能见度降至20英尺以下。
在接下来的2小时内，贝德曼、格鲁姆、两名夏尔巴人和7名顾客在风雪中茫然地蹒跚着，变得更加疲惫和寒冷。他们希望能撞上营地。他们一度看到了两个废弃的氧气瓶，这预示着他们已接近帐篷，但登山者仍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简直就是一团糟，"贝德曼说，"人们四处游荡，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他们听从同一个指挥。最后，在大约晚上 10点钟的时候，我走过这个小小的隆起，感觉像是站在了地球的边缘。我可以感到前面是广阔的空间。"
队伍无意识地迷失在山口的最东面边缘，也就是江顺冰面上向下7，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当时位于与4号营地同样高的位置，距安全地带的水平距离仅有1，000英尺。但贝德曼说："我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在风雪中游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某人。我已无力再拖着南比了。夏洛特和桑迪几乎不能站立。所以我向每个人呼喊，让他们原地蜷缩起来，等待暴风雪的停息。"
贝德曼和舍恩宁欲寻找一处避风的地方，但没有找到。每个人的氧气在很早以前就用完了，这使得整支小队更禁不住冷风的袭击。气温降至零下100华氏度。在一块不及洗碗机大的石头的遮蔽下；登山者们可怜地在被风吹洗得光秃秃的平地上蹲成了一排。"寒冷几乎要了我的命，"夏洛特·福克斯说，"我的眼睛冻上了。我不知道怎样能活着逃出去。寒冷是如此让人痛苦，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忍耐下去。我只是蜷缩成一团，希望死亡快快降临。"
"我们试图用拳头相互击打来保持体温，"贝克·韦瑟斯回忆说，"有人向我们喊：要不断移动胳膊和腿。桑迪变得歇斯底里，她不断地吼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但其他人都没有出声。"
没人能比这场事件的当事人更清楚15分钟的时间意味什么，在向西300码的地方，作者倒在刚刚抵达的珠峰4号营地的帐篷里，而幸免于难。而其他人则在暴风雪中挣扎着以期待生命的延续。
我正在帐篷里失控地抖动着--虽然我已钻入睡袋并穿上了羽绒服和我所有的衣服。飓风险些将帐篷撕碎。每次帐篷门被打开的时候，帐篷内就充满了被吹进的雪沫。帐篷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一英寸的雪覆盖着。我由于疲惫、脱水和持续的缺氧而变得神智不清，完全忽略了暴风雪中正在上演的悲剧。
晚上的早些时候，与我同住一个帐篷的斯徒尔特·哈钦森进来将我摇醒，他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敲击盆子和向天空中打光束以便引导迷失的登山者。但我实在太虚弱了，语无论次地回答了他。在下午2点到达营地的哈钦森此时要比我的状况好得多。他接着又到其它帐篷里呼叫顾客和夏尔巴人。每个人都是极度寒冷和疲惫，所以斯徒尔特最后还是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中。
那晚，他6次离开帐篷寻找失踪的登山者。但猛烈的风暴使他不敢超出离营地边缘几码的地方。"风太强了，" 他强调说，"被吹起的雪沫好像是从喷沙器里喷出来的。我只能走出15分钟，然后就因为太冷而不得不返回帐篷。"
永远不要把接受帮助当作理所应当，这个念头慢慢的占据我的心中。并不是抛弃对他人的信任，而是努力不让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态发生的决断。
当登山者们蹲踞在山口的东边缘时，贝德曼告诫自己要对风暴停息的迹象保持警戒。在午夜之前，他的这份警觉得到了回报。他突然注意到头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并招呼其他人向上看。风仍在地面上猛烈地抽打，但远处的天空却开始变晴，显现出珠穆朗玛峰和霍泽峰的粗大轮廓。凭借这几个参照点，克利夫·舍恩宁认为他已推断出这支小队距4号营地的位置。在与贝德曼进行了一场喊话之后，他说服了向导，使他们相信他知道通往帐篷的路。
贝德曼试图诱劝每个人站起来，沿舍恩宁指示的方向前进，但皮特曼、福克斯、韦瑟斯和南比虚弱得无力行走了。当时对向导们来讲，有一件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这里没有人到达营地去搬救兵，那么大家都要在这里送命。所以贝德曼召集起还能行走的人，然后他和舍思宁、甘默尔盖德、格鲁姆和两名夏尔巴人磕磕绊绊地走入风暴中去寻求救助。他们将4名无力行动的顾客交给了蒂姆·马德森。为了不抛下女友福克斯，马德森无私地提出留下来照看每个人直至救援赶到。
20分钟以后，贝德曼领导的小分队一瘸一拐地撞进了营地。他们与忧心冲忡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激动地重逢了。几乎失声的舍恩宁和贝德曼告诉了俄罗斯人在哪儿可以找到5名仍呆在露天里的顾客，然后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各自的帐篷里。
在凌晨12时的时候，贝德曼的小队回到了营地。或许这也就是那些依然暴露在风雪之中的人们的幸存契机。
在同一时刻，布克瑞夫也在组织救援的队伍。但他没有与哈钦森联系，也没有来我的帐篷，所以哈钦森和布克瑞夫没有协调起来，而我对任何一项救援计划都一无所知。最后布克瑞夫和哈钦森一样发现他所叫醒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疾病、疲惫和害怕而不能给予任何帮助。俄罗斯人决定自己去营救小分队。他勇敢地投入到飓风当中，他在山口搜索了将近1小时，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布克瑞夫没有放弃。他返回营地，从贝德曼和舍恩宁那里得到更确切的方位，然后再一次闯入风雪中。这一次他看到了马德森微弱的头灯光亮而确定了失踪者的方位。 "他们躺在冰雪上，一动不动，"布克瑞夫说，"他们不能说话。"马德森依旧神志清醒而且能照顾自己，但皮特曼、福克斯和韦瑟斯已无法自理，南比看上去好像死了。
读到这里我已经开始平静的接受这个悲剧的故事，当舍身处地的将自己融入那种环境，不得不承认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当布克瑞夫找到这支小队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每次只能带走一名攀登者。他和马德森将他携带的氧气瓶与皮特曼的氧气罩连了起来。然后布克瑞夫向马德森说明他将尽快返回，接着就开始帮助福克斯向帐篷的方向移去。 "他们走了以后，"马德森说："贝克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几乎不怎么活动。桑迪给缩在我的大腿上，也不怎么活动。我冲她大喊：'随，挥动你的手！让我看看你的手！'当她坐起来把手伸出来后，我看到她没有带手套--手套从她的手腕处耷拉下来。"
"所以我尽量将她的手塞回（手套）里，这时贝克突然哺哺说：'晦，我都想通了。'然后他滚动了一小段距离，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臂向两侧打开，迎风而立。一秒钟后，一阵狂风吹来，他向后翻到了我的头灯无法照到的夜色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托利在那之后不久返回，他抓住桑迪，我收拾好东西，尾随其名，尽量跟随托利和桑迪的头灯。当时我认为南比已经死了，而贝克失踪了。"当他们最后到达营地时已是凌晨4时 30分。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开始发亮。当从马德森那里听说南比未能生还时，贝德曼在他的帐篷里痛不欲生地哭了45分钟。
5月11日，这是灾难发生的第二天。即便不看下文，我也坚持认为在珠峰上没有氧气罐并且暴露暴风雪中是没有生还可能的。
当我还没有从寻找哈里斯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时，哈钦森组织了一个由4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小队去寻找韦瑟斯和南比的尸体。当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将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马德森护送回营地时，他俩被留在了山口最边缘的地方。夏尔巴人搜寻队由吉里领队，先于哈钦森出发了，而后者因为极度疲惫和糊涂不清在离开帐篷时竟然忘记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轻又滑的衬里。在吉里指出这个错误后，哈钦森才返回去穿上靴子。顺着布克瑞夫指示的方向，4位夏尔巴人很快就在江顺附近散落着一些大圆石和被灰色冰雪覆盖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尸体。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由于对死人的迷信，他们在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等待着哈钦森。
"两具尸体都被部分掩埋着，"哈钦森回忆说，"他们的背包在距他们大概100英尺的山坡上。脸上和上半身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边。风呼啸着吹过山口。"他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后来证明是南比，但哈钦森一开始无法看清楚，直到他跪下去把3英寸厚的冰壳从她的脸上凿下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她还有呼吸。她的手套不见了，裸露的双手被冻得很坚硬，两只眼睛鼓胀出来，面色犹如白色瓷器一般。"可怕死了，"哈钦森回忆说，"我被吓呆了。她离死亡如此之近，我不知所措。"
他随后转向躺在20英尺远的贝克。贝克的头部也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壳。葡萄般大小的冰球挂在他的头发和眼皮上。在把冻结的碎石从贝克脸上清除以后，哈钦森发现这位德克萨斯州人也还活着。贝克嘟嚷着什么，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右手上的手套没有了。他的冻伤很严重。我努力扶他坐起来，但不行。他和死人差不多，只是仍在呼吸。
深受震惊的哈钦森走到夏尔巴人身边，请教吉里。吉里是位经验丰富的珠峰攀登者，深受夏尔巴人的尊崇。他敦促哈钦森把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为即使他们能被活着拖回4号营地，也肯定会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进行这种救援将对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伤害，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否安全下山也还是个问题。
哈钦森认为吉里的话是正确的，只有一种选择，非常困难的选择：让贝克和南比听天由命，将搜寻队的力量保存下来，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这犹如对伤员的鉴别分类。哈钦森回到营地时，眼里含着泪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唤醒了塔斯基和格鲁姆，然后挤进他们的帐篷，讨论如何处理贝克和南比的事情。讨论是痛苦的，也是犹豫不决的。我们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但是，5分钟后，我们4人达成一致意见：哈钦森将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处的决定是正确的。
有时候，即便是被放弃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哪怕那对于自己是无比重要的，我们其实根本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为你付出太多。
下午4时35分，站在帐篷外边的伯尔利森看见有人缓慢地向营地走来，步伐很特别，膝盖发僵。"过来，彼特！"他冲阿萨斯喊道，"你过来看看！有人向营地过来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风中毫无遮挡，满是冻疮。他的手以一种古怪而僵硬的敬礼姿态伸在外边。那人的样子让阿萨斯想起了一部低制作成本的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当这具活木乃伊瞒册地走进营地时，伯尔利森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死里逃生的贝克·韦瑟斯。
前一天晚上，当韦瑟斯和格鲁姆、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队员挤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丢了。脸被冻伤了，双手也冻伤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难以集中精力。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晚到第二天几乎全天时间里，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完全暴露在酷寒里。他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记不起有关布克瑞夫帮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马德森的情节，也记不起哈钦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从他脸上剥下来的情节。他至少昏迷了24个小时。后来，星期六傍晚时分，一丝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进贝克一片沉寂的大脑。接着，他的生命重新浮现，恢复了知觉。
"开始，我想我是在梦中，"韦瑟斯回忆说，"我以为自己躺在床上，不觉得寒冷或者不舒服。后来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发现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着，我看清它被冻得非常可怕，这一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中。后来，我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雪里，救兵没来，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么。"
尽管贝克双眼几乎失明，只能用左眼看清半径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顶风向前走，正确地推断出营地的方向。如果他当时推断错误的话，他会突然跌到江顺冰面下面去，因为江顺冰面的边缘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约30英尺的地方。大约几十分钟后，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蓝色岩石"，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四号营地的帐篷。
以上的这段文字给我的触动无以言表，这一刻心灵完全被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征服了。在无法控制的情绪中，任由眼泪一滴一滴砸在胸前和腿上。而和贝克一起被遗弃在距营地300码的荒原上的南比最后死亡了。这个故事我会永远的记住，尤其在懦弱胆怯的时候。
哈钦森和我正在帐篷中监听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伯尔利森冲了进来。"大夫！我们需要你！"他在门外就冲斯徒尔特喊起来，"快拿上家伙！贝克回来了！他的状况很糟！"得知贝克奇迹般地生还了，哈钦森深感意外。他不顾疲惫，应声冲出门外。
他和阿萨斯、伯尔利森一起把贝克安置在一间空帐篷里，把他装进塞满数个热水瓶子的两个睡袋中，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那个时候，"哈钦森坦白地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贝克能挺过那个晚上。我连他的颈动脉都模不着，而这是人临死时最后消失的脉跳。他病得非常厉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在5月12日星期天黎明即将到来前，斯徒尔特的氧气用完了。"没有氧气，我感到非常冷，体温很低很低，"司徒尔特说，"我的手脚渐渐失去了知觉。我害怕自己会滑向悬崖边，再也不能从山口下到山下了。"我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斯徒尔特，然后又在帐篷里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有些氧气的瓶子。然后，我们两人都开始准备下山的东西。
这样，早上8点半，--相信至此，罗布、安迪、道格、斯科特、南比以及贝克确已死亡之后--冻伤严重的麦克·格鲁姆强迫自己走出帐篷，勇敢地加入到哈钦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队伍中，带领他们朝山下走去。
由于没有其他向导，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断后的任务。当我们这支沮丧的队伍缓慢地由4号营地向日内瓦山嘴移动时，我做了最后看上贝克一眼的准备。我猜想他在昨天夜里已经死亡。我找到他住的帐篷，它早被旋风冲垮了，两扇门敞开着。当我朝里面看时，我震惊地发现贝克仍然活着。
他脸朝上横躺在坍塌下来的帐篷上面，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肿胀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冻斑布满了他的鼻子和面颊。风暴卷走了他的两层睡袋，把他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由于双手被冻伤，他无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无法拉上帐篷门的拉链。"上帝呀！"他一看见我就尖声叫起来，面部因愤怒和绝望而被扭曲了。"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来这儿帮帮我？"他已经高声求救了二三个小时，但是风暴却压倒了他的声音。
贝克半夜醒来时发现："风暴摧垮了帐篷。风压着帐篷壁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难以呼吸。有时风小一些，但不久又再次撞击着我的脸和胸部，我已无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肿起，而我戴着该死的腕式手表。当我的胳臂肿得越来越大时，手表也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阻断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于我的手已无缚鸡之力，我无法将那该死的东西摘下。我呼救，但没有人来。这是恐怖的夜晚。伙计，看到你从门外探进头来我真高兴。"
当我在帐篷中第一眼见到贝克的时候，他丑陋不堪的样子使我震惊了。当我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让他再次躺下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谎道，当我将睡袋盖在贝克的头上时，我努力抑制住硬咽。我将帐篷门的拉链拉紧，竭尽全力将被损坏的避护所重新竖起。"别担心，伙计，一切已恢复控制。"
当我把贝克尽量舒适地安顿好之后，我立刻通过无线电同大本营的麦肯齐医生联系。"卡罗琳，"我用歇斯底里的声音恳求道："我该怎样照料贝克？他还活着，但我想时间不会太长了。他的情况实在不妙。"
"保持冷静，乔恩，"她回答说，"你应该和麦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来。皮特和托迪在哪儿？让他们照顾贝克，你们下山。"我狂喊地唤起安森斯和勃利森。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水飞奔到贝克的帐篷。当我冲出帐篷与队友会合时，安森斯正准备往这个垂死的德克萨斯人的臀部上注射4毫克的地塞米松。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很难想象这些措施会给贝克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无法将上述文字切割评论，因为我觉得只有将全文尤其是后半部一字不漏的阅读才是正确的选择。有时候终点并不是一个山峰，如何让自己活着下来才是更重要的。
我在中午12时30分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2号营地。虽然我们仍在海拔27，300英尺的高度，但我感觉此地与南山口已截然不同了。致命的狂风已堰旗息鼓。在灼热的目光下我已大汗淋漓，与刚才颤抖着为冻疮提心吊胆的我判若两人。无论如何，我现在的生命已不再是系于被磨损的绳索之上了。我看到我们的大帐篷已成了一间由默尔·道夫的丹麦队医亨里克·杰森·汉森和托迪·伯尔利森探险队的美国医生顾客肯·卡姆勒主持的临时医院。下午3点，当我饮茶的时候，六名夏尔巴人拥着一脸茫然的"马卡鲁"走进帐篷。医生们急忙行动起来。他们立刻将他放倒，脱掉他的衣服，在他的胳膊上进行静脉注射。当卡姆勒检查冻僵的手脚时，"马卡鲁"的手脚呈现出像肮脏的洗澡盆一样的暗淡的白色。卡姆勒满脸愁云地观察着，"这是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冻疮。"当他询问"马卡鲁"是否同意为他的四肢照相以便做医疗记录时，这位台湾登山者以开心的笑容表示同意，像战士展示在战场上所受的伤一样。"马卡鲁"看起来对他惨重的伤势感到几分骄傲。
20分钟后，当医生们仍在为"马卡鲁"忙碌时，无线电里传来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声音："我们正在送贝克下山。我们将在天黑前将他送到2号营地。"
我意识到布里歇尔斯不是谈论将一具尸体运下来，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和他的同伴们将贝克活着运下山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当我7小时前在南山口离开他的时候，我一直担心他不会活过今天早晨。
逃脱了死亡的贝克拒绝投降。我后来从皮特·艾森斯那里了解到，在他给贝克注射了地塞米松后不久，这位德克萨斯人表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大约10点半的时候，我们给他穿好衣服，带上安全带。我们发现他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我们都很吃惊。"
他们从南山口开始下山。艾森斯紧靠在贝克的前面，告诉他着脚点。贝克用一只胳膊搭在艾森斯的肩膀上，伯利森从后面紧紧地抓住德克萨斯人的安全带。他们慢慢地向下移动。"有时我们要费很大的劲儿帮助他，"艾森斯说，"但他真的移动得非常好。"
当他们到达黄色地带的石灰石悬崖上约25，000英尺处时，他们遇到了埃德·维斯特斯和罗伯特·肖尔。他们俩人帮助将贝克送下陡峭的岩石。在3号营地，护送的队伍又得到了布里歇尔斯、吉姆·威廉姆斯、维卡·古斯塔夫森和阿拉斯科·西格拉的帮助。这8名健壮的登山者以我和我的队友们在同一天早晨所不及的速度将严重跛脚的贝克送下霍泽。
当我听说贝克正在下山的路上，我走到自己的帐篷，疲惫地穿上登山靴，然后缓慢地向下迎接救护的队伍，希望能在霍泽的下部与他们会合。就在我离开2号营地几十分钟后，我惊奇地遇到了救助的队伍。虽然贝克被一根短绳子牵着，他还是在凭借自身的力量行走着。布里歇尔斯和他的伙伴以如此快的速度将他送下冰河，以至于精疲力竭的我几乎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在医院的帐篷里，贝克被放在"马卡鲁"的身边。医生们开始为他脱衣服。"我的上帝！"当卡姆勒医生看到贝克的右手时不由得惊呼起来。
"他的冻疮比'马卡鲁'的还糟。"3小时后，当我钻进睡袋时，医生们借助着头灯的灯光在一盆温水中小心翼翼地融化着贝克被冻僵的四肢。
有时候生存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5月13日星期一，我踏着第一道曙光离开了帐篷。我在西谷的深深的裂谷中走了2．5英里，到达了冰布的边缘。按照无线电里从大本营传来的盖伊·科特的指示，我要在这里寻找一片适合直升飞机降落的平坦地面。
在过去的几天中，科特一直在不懈地通过卫星电话安排在西谷下部起点进行直升飞机救护的事宜。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贝克就无需从冰布上摇摇欲坠的绳索和梯子上下山，这种做法对手部严重受伤的贝克来说是十分困难且危险的。直升飞机曾在1973年在西谷降落，当时意大利人用了两架直升飞机从大本营运送行李，但这是异常危险的飞行，几乎达到了飞机飞行的极限。其中一架意大利飞机撞到了冰河上。在以后的23年当中，没有人再敢尝试在冰布以上降落。
然而，在科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美国使馆终于说服尼泊尔军队在西谷进行直升飞机救援。星期一早晨8点钟左右，当我在冰塔林立的冰布边缘茫然地寻找飞机降落点时，我的无线电对讲机里响起科特的声音："直升飞机已经上路，乔恩。它随时可能到达。你最好尽快为它找好降落点。"当我试图在冰河上部找到一块平地时，我恰好遇到了被维斯特斯用一根短绳系住的贝克及IMAX的其他队员。曾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多次与直升飞机打交道的布里歇尔斯很快在海拔19，860英尺处的两个裂缝之间找到了一处降落点。我将丝质哈达系在竹杆上做风向标，而布里歇尔斯则用一瓶红色的Kool－An做染料，在降落地区的中心雪地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X "。几分钟以后，"马卡鲁"出现了。他是被6名夏尔巴人用一块塑料布拖下山来的。稍后，我们听到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在稀薄的空气中隆隆作响的声音。
由尼泊尔陆军中校麻丹·卡特瑞·查特瑞驾驶的已卸掉一切多余燃料和装备的草绿色的BZ松鼠式直升机进行了两次降落尝试，但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流产了。然而在麻丹的第三次尝试中，他终于将"松鼠"摇摇摆摆地停在了冰河上，将直升飞机的尾部悬在了无底的深渊之上。麻丹让螺旋桨以最大马力旋转着，眼睛始终盯着控制板。他举起一个手指，示意他只能运载一名乘客。在这个高度，任何额外的重量都会使飞机在起飞时坠毁。
因为"马卡鲁"的冻脚曾在2号营地被解冻，他已不能行走，甚至是站立，所以我、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同意台湾登山者应该先行一步。"对不起，"我在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中对贝克喊道："他可能会进行第二次飞行。"贝克冷静地点了点头。
在生死边缘俳回的感觉究竟是如何的，我不得而知。贝克在一次次看到希望之火，然后被熄灭。如何战胜这种痛苦，仰或是这种挣扎中的不甘激起了他的斗志。
我们将"马卡鲁"抬到直升飞机的尾部。飞机吃力地进人空中。当麻丹将起落橇从冰河上升起之后，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飞机向前行进。飞机看上去像一块沿冰布坠落的石头消失在了阴影里。沉默吞噬了西谷。
30分钟后，当我们站在降落地附近讨论着如何将贝克送下山去时，山谷下传来隐隐约约的隆隆声。慢慢地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小小的绿色直升机最终闯入我们的视野。麻丹在掉头之前在西谷上进行了短距离飞行，所以直升机的尾部指向山底。他毫不迟疑地又一次将松鼠停落在Kool －An标画出的阴影上。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将贝克扶上飞机。几秒钟后，直升飞机腾空而起，像一只任性的金属蜡蜒掠过珠穆朗玛峰的西肩。一小时以后，贝克和"马卡鲁" 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在结局，我感到一切由于流水一般的自然，故事的一切顺利成章,带着悲壮却不失勇敢。
在攀登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危险。坚持到这一步必须具备超常的忍耐力。不幸的是，那些无视个人痛苦而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为了成功你必须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份迫切，你可能死亡。况且，在2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适度的热情和无谓的顶峰狂热之间也无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尸骨遍横。
人生好比一场追逐，并不是拥有热情就能成功。所以我由衷的感激上苍赐予我的感觉，好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品尝幸福和悲伤的味道。
“得不到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讲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通常不是专家：他们的野心和梦想强大得足以扫除那些谨慎的人们所抱有的疑虑。决心和信心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客气地讲他们是古怪的，不客气地说，他们是疯子……
珠穆朗玛峰吸引着属于她的人们。他们的攀登经验不是一穷二白，就是少得可怜--当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的经验可使攀登珠峰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目标。这些人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自信、坚定的决心和耐力。”
沃尔特·昂斯沃思 摘自《珠穆朗玛峰》
感觉我的血管中流淌着一种冒险家的血液，无论我如何欺骗自己，那种感觉总是时不时的在脑海升起。在摇摆不定的犹豫中，发现愈是逃避愈加痛苦。既然这是无法逃避宿命，请让我聆听心灵的声音，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不再恐惧不再退却。
我无法肯定不屈不挠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但我目标远大，而每一次碰壁使我更加坚定实现梦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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