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及其《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庄子》的近人注本中，刘武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但是关于刘武的生平事迹，我们却所知有限。孟子在论诗时强调“知人论世”，其实不光是论诗时需要如此，在一些别的研究中，了解作者的时代及其行事也有助于对作品本身的了解。
关于刘武其人，最常见的资料只有在中华书局1987年版《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书末有“一九四八年仲秋刘武时年六十六” 一句。由此句可以推知刘武出生于一八八三年。而据此知《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应该写定于一九四八年刘武六十六岁时。又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第一页有作者姓名云：“长沙王先谦益吾集解，邵阳刘武策成补正。”于是知刘武字策成，为湖南邵阳人。于是检阅《邵阳市文史资料》及《新邵文史资料》，得关于刘武资料数篇。兹据此略述刘武生平如下：
“刘策成又名刘武，新邵县花桥乡田心村人，1883年3月出生，1975年9月在北京中央文史馆逝世。” 与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书末所记相符。4岁入私塾，9岁已博览群书，并涉猎到老庄和佛经，为以后注《庄子》埋下伏笔。14岁时进入广西优级师范，18岁时留校任教。1912年曾觐见孙中山先生。1913年任驻省邵阳中心校长，1920年离开第一师范，做了浏阳县县长。1951年到中央文史馆工作直到逝世。
关于《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的成书情况，《新邵文史资料》第6辑载柳青萍《刘策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出版》一文中所记甚详。其在说明刘武创作此书的缘由时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策成在南岳的湖南工业专科学校教授国文，见学生案头，多有王先谦氏《庄子集解》，遂写了《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自叙》，自叙中写道：‘……虽王氏此书，号简明便读，然其所集，过于疏略，且多舛谬，无怪学生不大了了，由于注者亦不大了了也。爰就王集，加以葺理，期救斯弊，於其疏者补之，谬者正之……使学子读之，既明其文理，复晓其文法，如是而已……’。此后十年，刘策成专心从事著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博采众长，《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1947年全稿。” 于此可知刘武此书是为了补正王先谦而作。而此书之成，竟历十数年之久。
“1946年，刘策成到南京参加国大会议后，择居图书馆，专心著作，遂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脱稿后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迁延三载，方来样本，因字形过小，阅读为难，乃与废约，另谋印行。但因国事风云变幻，自忖两袖清风，且年近古稀，欲谋重印，谈何容易。此书出版，竟成泡影。” 于是关于《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成书，有1846年、1947年、1948年三种说法。私意以为此书粗步写成恐在1946年，然后又陆续有所修订，至1948年写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迁延三年，至1951年方成样书，而又对样书不满意，于是废约。至1951年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时，对此书仍然有所修订。在1952年5月10日，刘武把商务印书馆所出样书赠与北京图书馆，并在书上题词云：“……特检一本奉赠，请赐察存，俾半生心血或不致遽尔就湮没，则郭甚矣。”此书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后来此书至1953年，才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下，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又《人间世》篇“仲尼曰：‘恶！恶可！太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条下，刘武注云：“‘谍’者，俞引‘形谍成光’句下释文，训便僻，不仅核之此处上下文义无当，即与‘形谍成光’之义亦不合。武于彼句下，已加驳正，兹不赘。” 而“形谍成光”一句见于《列御寇》篇，注中刘武说已经于彼处加以驳正，可知刘武所注不仅仅是内篇，而是兼及外、杂篇，但是很可惜刘武所注外杂篇已经不可考见。盖刘武曾为《庄子集解补正》之书未成，可能是择取其精义加入到此内篇补正之中。又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附录《庄子注解书目》云：“刘武《章太炎<庄子解诂>驳议》，未刊印，北京图书馆存有原稿钞本。”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成书以后，有学者对其有所评价，但是被没有专门的文章对其介绍给以介绍，于是此书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此书实际上有几个特点：
1、此书极重文章文法，在注释中对文章文法随处提醒，必使人明文法，然后再明义理。在作者看来，对文章的理解需建立在对文章结构的理解上，不懂文章结构则不能探得文章的意思，自然谈不上了解庄子的思想。刘武在其叙中也说：“使学子读之，既明其文理，复晓其文法，如是而已。”另外，刘武在注释中也处处贯通此思想，多次提点某处是对前后文的照应，或者文章至某处又作一收束之类的话。而且刘武在对王先谦集解不讲文章文理而妄求义理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在解释《齐物论》篇“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后评论说：“庄子之意，于其文章发之；欲明庄子之意，自当于其文章求之。文章明，意义斯明矣。王氏乃谓‘徒求文章，止益其妄’，然则何事而为之《集解》乎？亦矛盾之论也已。” 而且此书从文章结构出发往往能够发前人说未发。如对“天籁”的解释，刘武实在是超出于前人之上。
2、重视本书内证。在解释《庄子》义理时，多次引用本书其它篇章内容，或申说，或互证，或比较分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也有引他书已相证者。主要为《老子》、《淮南子》之类，亦偶有引佛书以相证者。由前知刘武少时即读佛经，此可见刘武受佛经的影响。但通观本书，可知刘氏之意不在于释家。又刘武有引理学与《庄子》相参证的情况，而认为庄学本身其实即“心学”，使得他的注解有的部分有儒释道合流的倾向。
3、反对乾嘉学人过度依靠声训而辗转通假、假借。不轻易通假，力求从文字本身出发加以印证解说。由此而导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句读有的与前人不相同，而出现新解。
刘武于《人间世》篇注解中特别揭出此条，作为自己的一条义例。其言曰：“武以为于古人之书，照本字诂之，即或义未尽协，较之专辄改字改音者为妥。清人训诂家，类蹈擅改之病，非武所敢苟同也。”
4、虽然校书有它校法，但是刘武于用它校法亦极慎重。强调要考虑所引之书在语气、文法上是不是与被校之书一致。而不能随意据信别的古籍而改书。如《德充符》篇：“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郭庆藩云：“假是瑕之误，《淮南•精神训》正作‘审乎无暇’。”盖郭氏引《淮南子》而意图证明《庄子》的错讹。但是刘武却力驳其非。刘武云：“郭氏乃谓‘假为峡之误’。考本书《天道篇》‘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亦作‘假’不作‘瑕’，岂二处均误耶……瑕为玉之病，以其色杂也。而《淮南》‘无瑕’句下，有‘不与物糅，见事之乱’句，糅者杂也，故用‘瑕’字，以与‘糅’、‘乱’二字相应。《天道篇》之‘假’，则与下‘真’字相对，义各有适，字各有当，可证《天道篇》之‘假’不误。本文‘假’字，则与下‘守其宗’之‘宗’字对，即与‘真’对也。可证本文‘假’字亦不误。”
另外《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多引《列子》，而言为漆园之所本，故知刘武不以《列子》为伪托之书，而竟视为庄子之前的先秦旧籍。如《齐物论》云：“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于此条下，刘武先引《列子•周穆王》，然后说：“开而后接，此系分层言之，然一本《列子》为说。” 但是至引《杨朱》一篇，刘武却并未引庄子本此，而仅以为可以互相参证。可知刘武以为《杨朱》一篇出于后人之手，必非先秦之旧。又《齐物论》篇：“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刘武加以注释而引刘勰《新论•去情篇》。刘勰无《新论》之作，亦无去情之篇。而《刘子》一书有时亦称《新论》，此处引文恰为《刘子•去情篇》。而刘武以为此书乃刘勰所作，故引述如此。关于《刘子》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据杨明照、王叔岷等的意见，认为应当为北齐刘昼。本来的用意不在于此，故仅提及如此。
当然，刘武之书虽然有如上特点，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刘武强调从文法上论次《庄子》，往往有得，但是此方法亦有一需要主要的地方。此种方法的应用，大抵是以《庄子》内篇为庄生原作，而未考虑到《庄子》一书，经过后人的整理，有内外杂篇的分合诸问题。特别是《庄子》原本为五十二篇，而被郭象编订为三十三篇。在这其间有大量的删除、合并、简省。恐不能一一从文法求之。但是郭象在编订《庄子》文字的时候，想来也还是遵循一定的文法，所以刘武的做法也还是颇为可取。但是在这其间，得注意适度而已。
关于刘武其人，最常见的资料只有在中华书局1987年版《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书末有“一九四八年仲秋刘武时年六十六” 一句。由此句可以推知刘武出生于一八八三年。而据此知《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应该写定于一九四八年刘武六十六岁时。又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第一页有作者姓名云：“长沙王先谦益吾集解，邵阳刘武策成补正。”于是知刘武字策成，为湖南邵阳人。于是检阅《邵阳市文史资料》及《新邵文史资料》，得关于刘武资料数篇。兹据此略述刘武生平如下：
“刘策成又名刘武，新邵县花桥乡田心村人，1883年3月出生，1975年9月在北京中央文史馆逝世。” 与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书末所记相符。4岁入私塾，9岁已博览群书，并涉猎到老庄和佛经，为以后注《庄子》埋下伏笔。14岁时进入广西优级师范，18岁时留校任教。1912年曾觐见孙中山先生。1913年任驻省邵阳中心校长，1920年离开第一师范，做了浏阳县县长。1951年到中央文史馆工作直到逝世。
关于《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的成书情况，《新邵文史资料》第6辑载柳青萍《刘策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出版》一文中所记甚详。其在说明刘武创作此书的缘由时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策成在南岳的湖南工业专科学校教授国文，见学生案头，多有王先谦氏《庄子集解》，遂写了《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自叙》，自叙中写道：‘……虽王氏此书，号简明便读，然其所集，过于疏略，且多舛谬，无怪学生不大了了，由于注者亦不大了了也。爰就王集，加以葺理，期救斯弊，於其疏者补之，谬者正之……使学子读之，既明其文理，复晓其文法，如是而已……’。此后十年，刘策成专心从事著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博采众长，《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1947年全稿。” 于此可知刘武此书是为了补正王先谦而作。而此书之成，竟历十数年之久。
“1946年，刘策成到南京参加国大会议后，择居图书馆，专心著作，遂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脱稿后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迁延三载，方来样本，因字形过小，阅读为难，乃与废约，另谋印行。但因国事风云变幻，自忖两袖清风，且年近古稀，欲谋重印，谈何容易。此书出版，竟成泡影。” 于是关于《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成书，有1846年、1947年、1948年三种说法。私意以为此书粗步写成恐在1946年，然后又陆续有所修订，至1948年写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迁延三年，至1951年方成样书，而又对样书不满意，于是废约。至1951年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时，对此书仍然有所修订。在1952年5月10日，刘武把商务印书馆所出样书赠与北京图书馆，并在书上题词云：“……特检一本奉赠，请赐察存，俾半生心血或不致遽尔就湮没，则郭甚矣。”此书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后来此书至1953年，才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下，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又《人间世》篇“仲尼曰：‘恶！恶可！太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条下，刘武注云：“‘谍’者，俞引‘形谍成光’句下释文，训便僻，不仅核之此处上下文义无当，即与‘形谍成光’之义亦不合。武于彼句下，已加驳正，兹不赘。” 而“形谍成光”一句见于《列御寇》篇，注中刘武说已经于彼处加以驳正，可知刘武所注不仅仅是内篇，而是兼及外、杂篇，但是很可惜刘武所注外杂篇已经不可考见。盖刘武曾为《庄子集解补正》之书未成，可能是择取其精义加入到此内篇补正之中。又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附录《庄子注解书目》云：“刘武《章太炎<庄子解诂>驳议》，未刊印，北京图书馆存有原稿钞本。”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成书以后，有学者对其有所评价，但是被没有专门的文章对其介绍给以介绍，于是此书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此书实际上有几个特点：
1、此书极重文章文法，在注释中对文章文法随处提醒，必使人明文法，然后再明义理。在作者看来，对文章的理解需建立在对文章结构的理解上，不懂文章结构则不能探得文章的意思，自然谈不上了解庄子的思想。刘武在其叙中也说：“使学子读之，既明其文理，复晓其文法，如是而已。”另外，刘武在注释中也处处贯通此思想，多次提点某处是对前后文的照应，或者文章至某处又作一收束之类的话。而且刘武在对王先谦集解不讲文章文理而妄求义理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在解释《齐物论》篇“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后评论说：“庄子之意，于其文章发之；欲明庄子之意，自当于其文章求之。文章明，意义斯明矣。王氏乃谓‘徒求文章，止益其妄’，然则何事而为之《集解》乎？亦矛盾之论也已。” 而且此书从文章结构出发往往能够发前人说未发。如对“天籁”的解释，刘武实在是超出于前人之上。
2、重视本书内证。在解释《庄子》义理时，多次引用本书其它篇章内容，或申说，或互证，或比较分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也有引他书已相证者。主要为《老子》、《淮南子》之类，亦偶有引佛书以相证者。由前知刘武少时即读佛经，此可见刘武受佛经的影响。但通观本书，可知刘氏之意不在于释家。又刘武有引理学与《庄子》相参证的情况，而认为庄学本身其实即“心学”，使得他的注解有的部分有儒释道合流的倾向。
3、反对乾嘉学人过度依靠声训而辗转通假、假借。不轻易通假，力求从文字本身出发加以印证解说。由此而导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句读有的与前人不相同，而出现新解。
刘武于《人间世》篇注解中特别揭出此条，作为自己的一条义例。其言曰：“武以为于古人之书，照本字诂之，即或义未尽协，较之专辄改字改音者为妥。清人训诂家，类蹈擅改之病，非武所敢苟同也。”
4、虽然校书有它校法，但是刘武于用它校法亦极慎重。强调要考虑所引之书在语气、文法上是不是与被校之书一致。而不能随意据信别的古籍而改书。如《德充符》篇：“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郭庆藩云：“假是瑕之误，《淮南•精神训》正作‘审乎无暇’。”盖郭氏引《淮南子》而意图证明《庄子》的错讹。但是刘武却力驳其非。刘武云：“郭氏乃谓‘假为峡之误’。考本书《天道篇》‘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亦作‘假’不作‘瑕’，岂二处均误耶……瑕为玉之病，以其色杂也。而《淮南》‘无瑕’句下，有‘不与物糅，见事之乱’句，糅者杂也，故用‘瑕’字，以与‘糅’、‘乱’二字相应。《天道篇》之‘假’，则与下‘真’字相对，义各有适，字各有当，可证《天道篇》之‘假’不误。本文‘假’字，则与下‘守其宗’之‘宗’字对，即与‘真’对也。可证本文‘假’字亦不误。”
另外《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多引《列子》，而言为漆园之所本，故知刘武不以《列子》为伪托之书，而竟视为庄子之前的先秦旧籍。如《齐物论》云：“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于此条下，刘武先引《列子•周穆王》，然后说：“开而后接，此系分层言之，然一本《列子》为说。” 但是至引《杨朱》一篇，刘武却并未引庄子本此，而仅以为可以互相参证。可知刘武以为《杨朱》一篇出于后人之手，必非先秦之旧。又《齐物论》篇：“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刘武加以注释而引刘勰《新论•去情篇》。刘勰无《新论》之作，亦无去情之篇。而《刘子》一书有时亦称《新论》，此处引文恰为《刘子•去情篇》。而刘武以为此书乃刘勰所作，故引述如此。关于《刘子》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据杨明照、王叔岷等的意见，认为应当为北齐刘昼。本来的用意不在于此，故仅提及如此。
当然，刘武之书虽然有如上特点，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刘武强调从文法上论次《庄子》，往往有得，但是此方法亦有一需要主要的地方。此种方法的应用，大抵是以《庄子》内篇为庄生原作，而未考虑到《庄子》一书，经过后人的整理，有内外杂篇的分合诸问题。特别是《庄子》原本为五十二篇，而被郭象编订为三十三篇。在这其间有大量的删除、合并、简省。恐不能一一从文法求之。但是郭象在编订《庄子》文字的时候，想来也还是遵循一定的文法，所以刘武的做法也还是颇为可取。但是在这其间，得注意适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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