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困困《曹禺和他的外孙》
1988年夏天，北京特别热，空气中盐分浓度很高，人们习惯了浑身湿漉漉的。78岁的曹禺和他9岁的外孙苏蓬想了个乘凉的招儿：把浴缸放满凉水，猛地坐进去。刚触水的那一刻，凉意好像刺穿骨头直接浸透进肺腑，从水里出来后就舒爽多了，祖孙二人光着屁股拽着手，窗口挤进来的小风，慢慢把他们身上的水珠一点一点吹干。曹禺的皮肤发出苍白的光，四肢纤瘦，却有个大肚子，手细腻柔软，好像没有骨头似的。
曹禺一生娶了三任太太，生有4个女儿，苏蓬是曹禺第三个女儿万方的儿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个夏天只有他和外孙苏蓬住在一起。那是木樨地22号的一间三居室，客厅很大，大到苏蓬可以在里面飞跑着踢乒乓球，或者在曹禺的硬木书桌前一边挥舞镇纸一边说评书。
有一次苏蓬的爷爷为他刻了个惊堂木说评书，曹禺这个当姥爷的感受到了压力，心中暗暗较劲，第二天翻出把黑色折扇，放到苏蓬手上：说评书的时候，一手拿惊堂木，一手拿这把折扇。
那个夏天是曹禺晚年唯一一段静谧时光。在此之前，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剧协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北京人艺院长等职务的曹禺是个社会活动家，他要参加面谈，接受采访，写书评，写戏评，在研讨会发言……女儿万方曾经劝他不要乱说话。之后，曹禺病发，住进北京医院特护病房，在那里生活了8年，直至去世。
住院时，有一次他看到苏蓬进门，高喊着：小篷篷来了！随口做了首打油诗：“如果你将来在文学上有所成就，那是因为你身体里流着我的血；如果你将来走了另外一条路，那是你身体中另外一半的血在作怪……”孩子气的曹禺总有些俏皮话随口而出，家人知道他那是逗趣呢，当不得真。8岁的苏蓬好像听懂了似的，呵呵笑。
护士也把曹禺当孩子，和他说话象对小孩儿说话似的，慢悠悠的，但声音很高。如果第二天要抽血，护士就会说：“明天是小李值班，抽得好，不疼——。”曹禺不做反应。他并不糊涂。
不过有时候也有点摸不清他的心思，听力时好时坏。后来发现了规律：遇到有人讲他愿意听的，说得声音再小他也听得到；如果说他不爱听的，在他耳边吼，他也满脸疑惑地问：什嘛？什嘛？他的样子太诚挚了，家人难辨真假。
万方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里说，曹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来依赖安眠药，吃药之后，往往是他精神最放松的时刻，种种潜意识就冒了出来：
“有一次，他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另一间屋子里听到他大声叫我的名字：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他知道我进了屋，可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不成了，又来那个劲了，吃了安眠药也不成，你要不来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面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他接着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酣声，就站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又听见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的评传，这是他崇拜的作家，‘托尔斯泰，’他说，‘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痛苦，他想象农民一样生活，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1983年，曹禺与英若诚将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请到北京排演话剧《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木樨地22号吃午饭。客人进门，曹禺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收藏的画册，里面是装裱的信纸，那是曹禺的好友黄永玉写来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念：“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阿瑟·米勒听着这残忍的批评，感到震动，结束时曹禺喊道：“实话！这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
1933年，创作出经典话剧《雷雨》的曹禺23岁，随后创作了《日出》，《原野》，30岁时，发表巅峰之作《北京人》。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中，曹禺经历了其中70年，他真正独立创作的剧作仅有7部，被普遍认同的是以上4部。
根据田本相《曹禺传》的记录，1942年以后，曹禺“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路线和方向。……观看话剧《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反“翻把”斗争》等剧目，他都做了细心观摩。尽管这些戏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们反映的新人物新主题新的生活气息，却使他耳目一新。“之后，曹禺创作了“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现实剧《明朗的天》（1956），以勾践卧薪尝胆为灵感来源的历史剧《胆剑篇》（1962），历史剧《王昭君》（1979）。之后他也试图描摹农民或炼钢工人，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家中最常见的是散落的格子大白纸，上面写满笔记。但他再也没有写出一部剧作。
外人来看，晚年的曹禺使人疑惑。曾经与他共同担任政协委员的一位舞蹈家回忆，政协会议上讨论尊龙主演的《末代皇帝》。曹禺对电影致以严厉的批评之词：过分同情溥仪，没有讲清楚封建王朝是如何没落，新中国又是怎样建立的，还不如官方版电视剧《末代皇帝》……。坐在一旁的舞蹈家糊涂了：尊龙出演的溥仪不是个绝然的正面角色或负面角色，他是个可悲的人，他也值得同情，他手里攥着蛐蛐笼的样子，让人看到人性的复杂。这些不都是曹禺最擅长，也曾经非常优秀地表达过的吗？年迈的曹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曹禺有一个处于矛盾中心的晚年：他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使他过得相当安逸，内心却经受着一生最强烈又绵延的痛苦；他的才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认，他却没有再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
“我父亲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真诚。”万方说：“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超越他，在控制他，在任何时侯，在各种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惧。他对于不必恐惧的事物的恐惧，对于不必忧虑的事情的忧虑，以至在不得不讲的情形下讲的溢美之词，他那出名的过分的谦虚，都是真诚的。这种真诚自有它的魅力，使我在该生他的气的时侯，变为不生气了。”
木樨地22号的公寓空荡荡的。曹禺生前的很多藏书被红卫兵抄走了。他的硬木书桌后来找了回来，去世后家人又将它捐给了北京人艺。成年后的苏蓬看到那张书桌，瞥到书桌上的两条镇纸坑坑洼洼的，那是他小时候乱挥一气给磕的，一瞬间有点时空倒错之感。剩下的还有一张老式铝钢轮椅，晚年的曹禺长时间坐在上面，真好像聋了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某个时刻，他也许会怀着艺术家的自负，为自己的成就而激动；可紧接着，他又落寞起来，隐隐约约担心再也写不出像以前那样的作品了。
2，
1940年，30岁的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校”当戏剧教师，他年纪轻个子小，又爱跟学生一块打篮球，老有人认不出他是个老师。曹禺看上去愉快活泼，个性却是忧郁的，他曾经自我剖析：“我这个人，你说性格内在，那也是真的。从小孤独，不集中。你说是浪漫型，也有点吧！”
他右耳朵边有个肉瘤，写不出来的时候就老摸。他也不爱洗澡，穿着棉袍，耗子把棉袍咬碎，就钻进去。“我厌恶耗子，写《北京人》时，就产生一种联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样过了一辈子。”
他呆在江安靠近古城墙边的一幢房子里写《北京人》，夜晚没有灯，桌上点一盏煤油灯，铺满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的学生方琯德这样回忆当时：“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那是个转折的年份。
曹禺结识了第二任太太方瑞，也是《北京人》中“愫方”的原型。在老照片中，那是个从过去来的遥远的民国娴静女子，如同曹禺写的：“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曹禺当时并未与第一任妻子郑秀离婚，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同窗，曹禺为追求郑秀曾经把眼镜都弄丢了也浑然不觉。他们经历过怎样的变故转折是一笔糊涂账。郑秀在接受田本相访问时说，曹禺追的时候满腔热情，冷起来牙关错，到后来怎么骂他，他都不吭声，好像缩进自己的壳里。
《北京人》与《雷雨》相对，塑造了曹禺戏剧上最具标志性的两个女性形像：“哀静”的愫方与“郁热”的繁漪。
“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明其妙的决断时忽然的力量。……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郁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霞早暗下来了。”
繁漪与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有多少关系，没有确切的说法。创作《雷雨》时，曹禺是清华大学的大三学生，郑秀与他同级，读法律系，曹禺排演校园话剧《罪》时他们相识，郑秀出演女主角“汪达”。“她出身官宦世家……，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很爱活动，也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很有些风度”。
在创作风格上，从《雷雨》到《北京人》的转变，标志着曹禺从奥尼尔式的浓烈转为契诃夫式的平淡。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不下的阶段。“五四”时期唤起的微弱的个性意识与追求自由的传统被抗日战争打断，逐渐衰弱，直至消失。曹禺研究学者，厦门大学的丁涛在《戏剧三人行》中写：“曹禺是‘五四’所造就的，他始终属于‘五四’时期，他的作品表达了‘五四’精神灵魂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代言人。然而，当他踏入文坛之时，时代的脚步已经迈入‘左翼’时期……”
曹禺本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在影响曹禺内在艺术世界生成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来自家庭的情感力量，主要是他的父亲万德尊。万德尊曾就读于湖北武昌地两湖学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担任清朝天津直隶总督，又做过民国的官。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使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或官僚，军阀混战时，他退隐归家，过着寓公生活，平日就是与一帮朋友赋诗，写大字，抽大烟。
“我不喜欢我的家……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十分可怕”，“我一想到我的父亲，就恨他，但是我又惦念他”，曹禺曾经这样形容儿时的家庭氛围。他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由继母带大，生活算是富足优越：家中两栋楼房，雇佣了司机保姆奶妈等一干下人。他的成长经历也算顺利，初中进入南开中学，毕业后报送进入南开大学，引为不喜欢政治科，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但生性敏感忧郁，外加家庭苦闷氛围，奠定了他的阴郁风格。曹禺回忆父亲曾经问他：你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苦闷？曹禺答：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我的确是苦闷的啊。”
《雷雨》剧中塑造最复杂的人物“周朴园”，有说是以曹禺父亲的周姓朋友为原型，但这个形像与曹禺的父亲也有相似：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类人，曾经接受西洋教育，既是官僚又是资本家，最终又重新归于封建礼教。他们是中国1920年代至1930年代特殊时代下的产物。
1930年代，因为“五四”的熏陶，在西方外来文化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市民阶层”，“曹禺戏剧在大都市里受欢迎，观众是一群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太太小姐，公子少爷之类，更特别多。”（《戏剧三人行》）《雷雨》受到市民观众的热烈响应。但同时“左翼”革命的话语占据评论主导，《雷雨》被竭力赞美为“反封建的社会问题剧”。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自己。在这里，一个天赐的表白机会，我知道我不会说什么的。”曹禺在《雷雨 序》中试图反对“社会问题剧”的误读，“我素来有些忧郁而灰色，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泼，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我要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他强调自己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但是“左翼”评论力量将曹禺推到革命的高度，“现实主义经典”。
“共》产》党》的宣传，喊口号的也有好的，喊口号者写出来的作品也有好的，但是我却一直做不来，一直想适应，十几二十年了，到现在也适应不了。我不大赞成戏剧的实用主义，我看毛病就出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上。总是引导剧作家盯在一些具体问题，具体目标上。……不能从高处看，从整个人类，从文明的历史，从人的自身去思考问题。”1980年，70岁的曹禺在与田本相对谈时，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驳了对他作品“社会问题剧”，“实用主义”的解读。
凤子是1920年代已经崭露头角的舞台剧女演员，她出演了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雷雨》中的四凤，第一个《日出》中的陈白露。凤子的外甥女姚珠珠说，通过戏剧，凤子结识了周恩来，她决定以剧场为战场，投身抗战和解放事业。凤子也与曹禺和老舍交情不浅。创作出《北京人》后，曹禺与“左翼”接近，一次在“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家吃饭，一人问曹禺：“你怎么会喜欢共》产》党？”曹禺范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曹禺传》记录了这个段子，总结说：“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恶党派斗争，但在他的内心，他厌恶的是国民党，敬仰的是周恩来、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量。 ”
在丁涛看来，曹禺最经典的四部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情绪上来源于他的压抑的大家族氛围，取材于家族纷争，核心是“牢笼”与“出走”。历史更迭，曹禺所熟悉的大家族解体之后，他最擅长的创作素材枯竭；而“五四”精神衰落，革命力量兴起，作家的个性也遭到压抑。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西洋文化，左翼文化三股力量相交，特殊历史背景下，曹禺的才华达到“顶峰”；而所谓“现实主义”的枷锁又将这位内心郁热浓烈的作家推至谨小慎微，自我怀疑的边缘。
丁涛在《戏剧三人行》中写：“曹禺是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作家，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尽管写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困境，并不妨碍他具有时空的超越性，并不妨碍它们同时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
3
31岁的苏蓬在后台紧张地看着观众席。他导演的话剧《有一种毒药》已经开始半小时，剧场里洋溢着马戏团或者育儿演讲的气氛——很多人大声谈笑，嗑瓜子，有至少5名婴儿被带进场，还有一只狗，每当有人接近它，它喉咙里就发出低沉的呼呼声，椅子被翻起又放下，好像一千个人要跟另外一千个人换座位。《有一种毒药》编剧，曹禺的女儿万方不能忍受，提前离场了。
如果有人站起来，苏蓬会努力记住这个人的脸，假使仅仅去上了个厕所又回来，他会松口气。进行到第2幕，观众被剧情吸引了，场下的嗡嗡声减低了好几个分贝，又有几个孩子被送回家睡觉。苏蓬去厕所时听到两个观众的对话：“到底什么是毒药啊？”“咳，那是比喻，毒药就是爱情！”幕极速落下，结束了，全场起立鼓掌，至少持续了5分钟，对这些不过███的小城市民来说，他们已经非同寻常得耐心，既不必担心错过公车也不急着回家睡觉。苏蓬给万方打电话：“我们得到了观众！”
2010年9月，湖北潜江为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举行“曹禺文化周”。一共有5台文艺表演：一个开幕式，王力宏唱了4首歌；一台中央民族乐团的民乐表演；人艺的话剧《日出》；都市言情话剧《有一种毒药》；最后是闭幕式烟火表演。跟主办方设想的不太一样，民乐不仅击败了话剧，还把王力宏都比了下去，获得市民最热烈的响应。
《有一种毒药》是万方5年前的作品。在老照片里，她继承了母亲方瑞秀美的面容，但不象母亲那样娴静，她留着短发，身形小巧，浑身洋溢着抖擞的劲头。已经中年的万方有了些福相，但那劲头没变。《有一种毒药》里的一位女演员第一次见万方就被她的气场震慑住了：急促地走进排练厅，没有做自我介绍，就开始朗诵剧本，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她的声音很大，语速迅疾，在某些地方热情洋溢，好像在惊叹或者过度赞美什么事情。能感觉到她的严苛和对话剧的珍爱。
苏蓬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8年。导演过一部实验电影（“上了院线一天！哈哈”，说起这个电影苏蓬干笑着自嘲），两部电视剧，还有好几部“不能说电视剧”的枪手编剧。这是他第一次导演话剧，紧张感和成就感都达到了“巅峰”。
剧组演员感觉他属于那种面目模糊的人，性格温和，过于安静，行为举止甚至有点迂回，有一个演员说，他身体里面大概有个年纪很大的灵魂。很多人都觉得苏蓬长相酷似曹禺，个子不高，有张圆脸，恰如其分的，苏蓬也把自己打扮的非常“话剧导演”，留个络腮胡，时常戴贝蕾帽穿呢大衣，再把格子围脖交叉在胸口。
湖北潜江建造了曹禺剧院，曹禺公园，修建了新的曹禺故居，“斥资20亿元，将潜江打造成中国戏剧之都”。根据《曹禺传》的记录，曹禺的父亲15岁到两湖学院和日本东京求学，离开了家乡，1909年归国后到了天津，1910年，曹禺在天津落生，童年少年都是在天津度过，以后的岁月也与潜江基本无关。有媒体批评这种借名人而行的文化项目：“如潜江这样所谓打造中国戏剧之都的项目，实在是有些荒唐，是既背离经济又背离文化的。”
苏蓬一下车就注意到出租车顶灯上滚动的字幕——“热烈庆祝曹禺文化周”。“曹禺”二字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了，中心广场的大屏幕上，公园门口，体育馆的外墙，市政府门梁上的条幅……。那些红字透着一股笨拙的热情。曹禺去世后，一半的骨灰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另一半葬在潜江。这是苏蓬第一次到这个小城，可能出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吧，苏蓬自己也有点疑惑，他觉得亲切：“是不是借名人搞文化政绩无所谓，因为曹禺是我的亲人，潜江让我感到真诚，市领导说得都是实在话，太实在了，都不好复述。”在一个星期的行程中，苏蓬没有选择与“亲属团”呆在一起，而是跟随了《有一种毒药》演出团队。
苏蓬身上有一种微妙的两难。他很难分清作为公共遗产的“中国最伟大剧作家”曹禺，和他的外祖父——苏蓬称为“公公”——的曹禺。也像所有名人之后一样，他感受到了遮蔽，他厌弃被介绍为“曹禺的外孙”，他希望被直呼其名。“没有太子想永远做太子啊！”他调侃说。《有一种毒药》曾经伴随着诸如《哪个木乃是我姨》，《满城尽是金字塔》等等都市闹剧在北京上映，相比之下，这出话剧已经是诚恳，严肃之作。
因为所从事的行业，苏蓬也容易被置入比较中：曹禺所代表的一代话剧人热情，蓬勃，有孩子似的真诚，显露出喷发式的才华，也历经苦难；世异时移，到了苏蓬这一辈，话剧人消沉，平庸，好像一出生就像毕了业的学生一样久经世故，担心的不是能否写下传世的作品，而是钱啊钱。
“这对苏蓬是不公平的，毕竟他才31岁。”万方说：“如果非说两代人有什么不同，老一辈更加执着，而我们这一辈更加成熟世故了吧”。
曹禺的经典戏剧曾经在一堆“社会问题剧”包围下吸引着市民阶层，《有一种毒药》面临着另一种包围：上演档期中，同时演出的有《哪个木乃是我姨》，《满城尽是金字塔》，《东直门天天向上》……。苏蓬说这些不能叫“话剧”吧，应该是“舞台闹剧”或者“二人转话剧”，相比之下，《有一种毒药》已经算诚恳，严肃之作。“可我要感谢它们，它们形成了表面的‘话剧热’，使投资更容易流向话剧行业”，苏蓬说：“我没有精神洁癖，如果我一开始就挑三拣四，就永远没有机会创作我真正喜爱的作品。”
《有一种毒药》谢幕时，苏蓬推着轮椅站在舞台中央。正是曹禺晚年长时间坐在上面的轮椅，在剧中也作为道具出现。
苏蓬只站在话剧舞台两次。一次是1988年那个夏天，曹禺乐呵呵地问他：“公公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好不好？”他们到了人艺，观看《日出》的又一次演出，结束时，曹禺拉着苏蓬的手站在舞台中央，台下掌声雷动，小孩子有点被吓到，但本能地又感到美滋滋的。这一次，他仿佛又与外祖父同台，台下也有掌声与欢呼，这大概是他第一次与外祖父有了精神上的联系，他推着轮椅，一束光打在他们身上。
曹禺一生娶了三任太太，生有4个女儿，苏蓬是曹禺第三个女儿万方的儿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个夏天只有他和外孙苏蓬住在一起。那是木樨地22号的一间三居室，客厅很大，大到苏蓬可以在里面飞跑着踢乒乓球，或者在曹禺的硬木书桌前一边挥舞镇纸一边说评书。
有一次苏蓬的爷爷为他刻了个惊堂木说评书，曹禺这个当姥爷的感受到了压力，心中暗暗较劲，第二天翻出把黑色折扇，放到苏蓬手上：说评书的时候，一手拿惊堂木，一手拿这把折扇。
那个夏天是曹禺晚年唯一一段静谧时光。在此之前，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剧协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北京人艺院长等职务的曹禺是个社会活动家，他要参加面谈，接受采访，写书评，写戏评，在研讨会发言……女儿万方曾经劝他不要乱说话。之后，曹禺病发，住进北京医院特护病房，在那里生活了8年，直至去世。
住院时，有一次他看到苏蓬进门，高喊着：小篷篷来了！随口做了首打油诗：“如果你将来在文学上有所成就，那是因为你身体里流着我的血；如果你将来走了另外一条路，那是你身体中另外一半的血在作怪……”孩子气的曹禺总有些俏皮话随口而出，家人知道他那是逗趣呢，当不得真。8岁的苏蓬好像听懂了似的，呵呵笑。
护士也把曹禺当孩子，和他说话象对小孩儿说话似的，慢悠悠的，但声音很高。如果第二天要抽血，护士就会说：“明天是小李值班，抽得好，不疼——。”曹禺不做反应。他并不糊涂。
不过有时候也有点摸不清他的心思，听力时好时坏。后来发现了规律：遇到有人讲他愿意听的，说得声音再小他也听得到；如果说他不爱听的，在他耳边吼，他也满脸疑惑地问：什嘛？什嘛？他的样子太诚挚了，家人难辨真假。
万方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里说，曹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来依赖安眠药，吃药之后，往往是他精神最放松的时刻，种种潜意识就冒了出来：
“有一次，他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另一间屋子里听到他大声叫我的名字：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他知道我进了屋，可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不成了，又来那个劲了，吃了安眠药也不成，你要不来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面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他接着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酣声，就站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又听见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的评传，这是他崇拜的作家，‘托尔斯泰，’他说，‘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痛苦，他想象农民一样生活，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1983年，曹禺与英若诚将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请到北京排演话剧《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木樨地22号吃午饭。客人进门，曹禺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收藏的画册，里面是装裱的信纸，那是曹禺的好友黄永玉写来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念：“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阿瑟·米勒听着这残忍的批评，感到震动，结束时曹禺喊道：“实话！这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
1933年，创作出经典话剧《雷雨》的曹禺23岁，随后创作了《日出》，《原野》，30岁时，发表巅峰之作《北京人》。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中，曹禺经历了其中70年，他真正独立创作的剧作仅有7部，被普遍认同的是以上4部。
根据田本相《曹禺传》的记录，1942年以后，曹禺“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路线和方向。……观看话剧《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反“翻把”斗争》等剧目，他都做了细心观摩。尽管这些戏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们反映的新人物新主题新的生活气息，却使他耳目一新。“之后，曹禺创作了“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现实剧《明朗的天》（1956），以勾践卧薪尝胆为灵感来源的历史剧《胆剑篇》（1962），历史剧《王昭君》（1979）。之后他也试图描摹农民或炼钢工人，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家中最常见的是散落的格子大白纸，上面写满笔记。但他再也没有写出一部剧作。
外人来看，晚年的曹禺使人疑惑。曾经与他共同担任政协委员的一位舞蹈家回忆，政协会议上讨论尊龙主演的《末代皇帝》。曹禺对电影致以严厉的批评之词：过分同情溥仪，没有讲清楚封建王朝是如何没落，新中国又是怎样建立的，还不如官方版电视剧《末代皇帝》……。坐在一旁的舞蹈家糊涂了：尊龙出演的溥仪不是个绝然的正面角色或负面角色，他是个可悲的人，他也值得同情，他手里攥着蛐蛐笼的样子，让人看到人性的复杂。这些不都是曹禺最擅长，也曾经非常优秀地表达过的吗？年迈的曹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曹禺有一个处于矛盾中心的晚年：他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使他过得相当安逸，内心却经受着一生最强烈又绵延的痛苦；他的才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认，他却没有再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
“我父亲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真诚。”万方说：“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超越他，在控制他，在任何时侯，在各种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惧。他对于不必恐惧的事物的恐惧，对于不必忧虑的事情的忧虑，以至在不得不讲的情形下讲的溢美之词，他那出名的过分的谦虚，都是真诚的。这种真诚自有它的魅力，使我在该生他的气的时侯，变为不生气了。”
木樨地22号的公寓空荡荡的。曹禺生前的很多藏书被红卫兵抄走了。他的硬木书桌后来找了回来，去世后家人又将它捐给了北京人艺。成年后的苏蓬看到那张书桌，瞥到书桌上的两条镇纸坑坑洼洼的，那是他小时候乱挥一气给磕的，一瞬间有点时空倒错之感。剩下的还有一张老式铝钢轮椅，晚年的曹禺长时间坐在上面，真好像聋了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某个时刻，他也许会怀着艺术家的自负，为自己的成就而激动；可紧接着，他又落寞起来，隐隐约约担心再也写不出像以前那样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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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0岁的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校”当戏剧教师，他年纪轻个子小，又爱跟学生一块打篮球，老有人认不出他是个老师。曹禺看上去愉快活泼，个性却是忧郁的，他曾经自我剖析：“我这个人，你说性格内在，那也是真的。从小孤独，不集中。你说是浪漫型，也有点吧！”
他右耳朵边有个肉瘤，写不出来的时候就老摸。他也不爱洗澡，穿着棉袍，耗子把棉袍咬碎，就钻进去。“我厌恶耗子，写《北京人》时，就产生一种联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样过了一辈子。”
他呆在江安靠近古城墙边的一幢房子里写《北京人》，夜晚没有灯，桌上点一盏煤油灯，铺满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的学生方琯德这样回忆当时：“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那是个转折的年份。
曹禺结识了第二任太太方瑞，也是《北京人》中“愫方”的原型。在老照片中，那是个从过去来的遥远的民国娴静女子，如同曹禺写的：“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曹禺当时并未与第一任妻子郑秀离婚，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同窗，曹禺为追求郑秀曾经把眼镜都弄丢了也浑然不觉。他们经历过怎样的变故转折是一笔糊涂账。郑秀在接受田本相访问时说，曹禺追的时候满腔热情，冷起来牙关错，到后来怎么骂他，他都不吭声，好像缩进自己的壳里。
《北京人》与《雷雨》相对，塑造了曹禺戏剧上最具标志性的两个女性形像：“哀静”的愫方与“郁热”的繁漪。
“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明其妙的决断时忽然的力量。……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郁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霞早暗下来了。”
繁漪与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有多少关系，没有确切的说法。创作《雷雨》时，曹禺是清华大学的大三学生，郑秀与他同级，读法律系，曹禺排演校园话剧《罪》时他们相识，郑秀出演女主角“汪达”。“她出身官宦世家……，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很爱活动，也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很有些风度”。
在创作风格上，从《雷雨》到《北京人》的转变，标志着曹禺从奥尼尔式的浓烈转为契诃夫式的平淡。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不下的阶段。“五四”时期唤起的微弱的个性意识与追求自由的传统被抗日战争打断，逐渐衰弱，直至消失。曹禺研究学者，厦门大学的丁涛在《戏剧三人行》中写：“曹禺是‘五四’所造就的，他始终属于‘五四’时期，他的作品表达了‘五四’精神灵魂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代言人。然而，当他踏入文坛之时，时代的脚步已经迈入‘左翼’时期……”
曹禺本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在影响曹禺内在艺术世界生成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来自家庭的情感力量，主要是他的父亲万德尊。万德尊曾就读于湖北武昌地两湖学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担任清朝天津直隶总督，又做过民国的官。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使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或官僚，军阀混战时，他退隐归家，过着寓公生活，平日就是与一帮朋友赋诗，写大字，抽大烟。
“我不喜欢我的家……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十分可怕”，“我一想到我的父亲，就恨他，但是我又惦念他”，曹禺曾经这样形容儿时的家庭氛围。他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由继母带大，生活算是富足优越：家中两栋楼房，雇佣了司机保姆奶妈等一干下人。他的成长经历也算顺利，初中进入南开中学，毕业后报送进入南开大学，引为不喜欢政治科，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但生性敏感忧郁，外加家庭苦闷氛围，奠定了他的阴郁风格。曹禺回忆父亲曾经问他：你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苦闷？曹禺答：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我的确是苦闷的啊。”
《雷雨》剧中塑造最复杂的人物“周朴园”，有说是以曹禺父亲的周姓朋友为原型，但这个形像与曹禺的父亲也有相似：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类人，曾经接受西洋教育，既是官僚又是资本家，最终又重新归于封建礼教。他们是中国1920年代至1930年代特殊时代下的产物。
1930年代，因为“五四”的熏陶，在西方外来文化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市民阶层”，“曹禺戏剧在大都市里受欢迎，观众是一群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太太小姐，公子少爷之类，更特别多。”（《戏剧三人行》）《雷雨》受到市民观众的热烈响应。但同时“左翼”革命的话语占据评论主导，《雷雨》被竭力赞美为“反封建的社会问题剧”。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自己。在这里，一个天赐的表白机会，我知道我不会说什么的。”曹禺在《雷雨 序》中试图反对“社会问题剧”的误读，“我素来有些忧郁而灰色，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泼，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我要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他强调自己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但是“左翼”评论力量将曹禺推到革命的高度，“现实主义经典”。
“共》产》党》的宣传，喊口号的也有好的，喊口号者写出来的作品也有好的，但是我却一直做不来，一直想适应，十几二十年了，到现在也适应不了。我不大赞成戏剧的实用主义，我看毛病就出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上。总是引导剧作家盯在一些具体问题，具体目标上。……不能从高处看，从整个人类，从文明的历史，从人的自身去思考问题。”1980年，70岁的曹禺在与田本相对谈时，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驳了对他作品“社会问题剧”，“实用主义”的解读。
凤子是1920年代已经崭露头角的舞台剧女演员，她出演了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雷雨》中的四凤，第一个《日出》中的陈白露。凤子的外甥女姚珠珠说，通过戏剧，凤子结识了周恩来，她决定以剧场为战场，投身抗战和解放事业。凤子也与曹禺和老舍交情不浅。创作出《北京人》后，曹禺与“左翼”接近，一次在“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家吃饭，一人问曹禺：“你怎么会喜欢共》产》党？”曹禺范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曹禺传》记录了这个段子，总结说：“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恶党派斗争，但在他的内心，他厌恶的是国民党，敬仰的是周恩来、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量。 ”
在丁涛看来，曹禺最经典的四部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情绪上来源于他的压抑的大家族氛围，取材于家族纷争，核心是“牢笼”与“出走”。历史更迭，曹禺所熟悉的大家族解体之后，他最擅长的创作素材枯竭；而“五四”精神衰落，革命力量兴起，作家的个性也遭到压抑。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西洋文化，左翼文化三股力量相交，特殊历史背景下，曹禺的才华达到“顶峰”；而所谓“现实主义”的枷锁又将这位内心郁热浓烈的作家推至谨小慎微，自我怀疑的边缘。
丁涛在《戏剧三人行》中写：“曹禺是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作家，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尽管写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困境，并不妨碍他具有时空的超越性，并不妨碍它们同时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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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苏蓬在后台紧张地看着观众席。他导演的话剧《有一种毒药》已经开始半小时，剧场里洋溢着马戏团或者育儿演讲的气氛——很多人大声谈笑，嗑瓜子，有至少5名婴儿被带进场，还有一只狗，每当有人接近它，它喉咙里就发出低沉的呼呼声，椅子被翻起又放下，好像一千个人要跟另外一千个人换座位。《有一种毒药》编剧，曹禺的女儿万方不能忍受，提前离场了。
如果有人站起来，苏蓬会努力记住这个人的脸，假使仅仅去上了个厕所又回来，他会松口气。进行到第2幕，观众被剧情吸引了，场下的嗡嗡声减低了好几个分贝，又有几个孩子被送回家睡觉。苏蓬去厕所时听到两个观众的对话：“到底什么是毒药啊？”“咳，那是比喻，毒药就是爱情！”幕极速落下，结束了，全场起立鼓掌，至少持续了5分钟，对这些不过███的小城市民来说，他们已经非同寻常得耐心，既不必担心错过公车也不急着回家睡觉。苏蓬给万方打电话：“我们得到了观众！”
2010年9月，湖北潜江为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举行“曹禺文化周”。一共有5台文艺表演：一个开幕式，王力宏唱了4首歌；一台中央民族乐团的民乐表演；人艺的话剧《日出》；都市言情话剧《有一种毒药》；最后是闭幕式烟火表演。跟主办方设想的不太一样，民乐不仅击败了话剧，还把王力宏都比了下去，获得市民最热烈的响应。
《有一种毒药》是万方5年前的作品。在老照片里，她继承了母亲方瑞秀美的面容，但不象母亲那样娴静，她留着短发，身形小巧，浑身洋溢着抖擞的劲头。已经中年的万方有了些福相，但那劲头没变。《有一种毒药》里的一位女演员第一次见万方就被她的气场震慑住了：急促地走进排练厅，没有做自我介绍，就开始朗诵剧本，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她的声音很大，语速迅疾，在某些地方热情洋溢，好像在惊叹或者过度赞美什么事情。能感觉到她的严苛和对话剧的珍爱。
苏蓬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8年。导演过一部实验电影（“上了院线一天！哈哈”，说起这个电影苏蓬干笑着自嘲），两部电视剧，还有好几部“不能说电视剧”的枪手编剧。这是他第一次导演话剧，紧张感和成就感都达到了“巅峰”。
剧组演员感觉他属于那种面目模糊的人，性格温和，过于安静，行为举止甚至有点迂回，有一个演员说，他身体里面大概有个年纪很大的灵魂。很多人都觉得苏蓬长相酷似曹禺，个子不高，有张圆脸，恰如其分的，苏蓬也把自己打扮的非常“话剧导演”，留个络腮胡，时常戴贝蕾帽穿呢大衣，再把格子围脖交叉在胸口。
湖北潜江建造了曹禺剧院，曹禺公园，修建了新的曹禺故居，“斥资20亿元，将潜江打造成中国戏剧之都”。根据《曹禺传》的记录，曹禺的父亲15岁到两湖学院和日本东京求学，离开了家乡，1909年归国后到了天津，1910年，曹禺在天津落生，童年少年都是在天津度过，以后的岁月也与潜江基本无关。有媒体批评这种借名人而行的文化项目：“如潜江这样所谓打造中国戏剧之都的项目，实在是有些荒唐，是既背离经济又背离文化的。”
苏蓬一下车就注意到出租车顶灯上滚动的字幕——“热烈庆祝曹禺文化周”。“曹禺”二字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了，中心广场的大屏幕上，公园门口，体育馆的外墙，市政府门梁上的条幅……。那些红字透着一股笨拙的热情。曹禺去世后，一半的骨灰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另一半葬在潜江。这是苏蓬第一次到这个小城，可能出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吧，苏蓬自己也有点疑惑，他觉得亲切：“是不是借名人搞文化政绩无所谓，因为曹禺是我的亲人，潜江让我感到真诚，市领导说得都是实在话，太实在了，都不好复述。”在一个星期的行程中，苏蓬没有选择与“亲属团”呆在一起，而是跟随了《有一种毒药》演出团队。
苏蓬身上有一种微妙的两难。他很难分清作为公共遗产的“中国最伟大剧作家”曹禺，和他的外祖父——苏蓬称为“公公”——的曹禺。也像所有名人之后一样，他感受到了遮蔽，他厌弃被介绍为“曹禺的外孙”，他希望被直呼其名。“没有太子想永远做太子啊！”他调侃说。《有一种毒药》曾经伴随着诸如《哪个木乃是我姨》，《满城尽是金字塔》等等都市闹剧在北京上映，相比之下，这出话剧已经是诚恳，严肃之作。
因为所从事的行业，苏蓬也容易被置入比较中：曹禺所代表的一代话剧人热情，蓬勃，有孩子似的真诚，显露出喷发式的才华，也历经苦难；世异时移，到了苏蓬这一辈，话剧人消沉，平庸，好像一出生就像毕了业的学生一样久经世故，担心的不是能否写下传世的作品，而是钱啊钱。
“这对苏蓬是不公平的，毕竟他才31岁。”万方说：“如果非说两代人有什么不同，老一辈更加执着，而我们这一辈更加成熟世故了吧”。
曹禺的经典戏剧曾经在一堆“社会问题剧”包围下吸引着市民阶层，《有一种毒药》面临着另一种包围：上演档期中，同时演出的有《哪个木乃是我姨》，《满城尽是金字塔》，《东直门天天向上》……。苏蓬说这些不能叫“话剧”吧，应该是“舞台闹剧”或者“二人转话剧”，相比之下，《有一种毒药》已经算诚恳，严肃之作。“可我要感谢它们，它们形成了表面的‘话剧热’，使投资更容易流向话剧行业”，苏蓬说：“我没有精神洁癖，如果我一开始就挑三拣四，就永远没有机会创作我真正喜爱的作品。”
《有一种毒药》谢幕时，苏蓬推着轮椅站在舞台中央。正是曹禺晚年长时间坐在上面的轮椅，在剧中也作为道具出现。
苏蓬只站在话剧舞台两次。一次是1988年那个夏天，曹禺乐呵呵地问他：“公公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好不好？”他们到了人艺，观看《日出》的又一次演出，结束时，曹禺拉着苏蓬的手站在舞台中央，台下掌声雷动，小孩子有点被吓到，但本能地又感到美滋滋的。这一次，他仿佛又与外祖父同台，台下也有掌声与欢呼，这大概是他第一次与外祖父有了精神上的联系，他推着轮椅，一束光打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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