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我的命运

1
我已经不记得“白鹿原”这三个字最早是作为一个地名，还是一部小说的名字出现在我记忆中的了。但无论如何，这三个颇为好看的字，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是作为地名还是书名，都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白鹿原，是我的老家。是我父亲诞生和成长的地方。
《白鹿原》，是一部把中国半个世纪的沧桑，都置于白鹿原这个视点之下的波澜壮阔的史诗巨著。
1988年，陈忠实开始动笔写《白鹿原》。1988年，我——白鹿原的子孙出生了。从此，“白鹿原”在我生命里仿佛还陌生至极，但它在窥伺着，在每个命运的关节点出现，与我的生命执拗地交织在一起。

2
两岁时，我第一次上了这座古老的原。
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关中的西府。关中是一片神奇的土壤，北边是厚实苍凉的黄土高原，南面是青翠葱郁的秦岭山，古老的渭河百万年的冲击，形成了一个西窄东阔的漏斗型八百里秦川。自西向东，逐渐开阔的地形孕育着周至秦汉的文明。
而北原南山，在西安城的东南有了一次奇妙的交汇。白鹿二字，似乎昭示着此处依然厚实的原，却少了几分黄土高坡的凝滞，多了些秦岭终南山的灵动。
我当然不会记得第一次上原时的情景。但我可以利用之后的经验来重建：那是原上寒冷的冬天，所有的人衣着臃肿，挤进上原特有的唯一的交通工具——蹦蹦车。那是一种三轮摩托车，裹着帆布篷，车厢里摆着两排条凳，人们就拥挤的对坐着。
蹦蹦车在盘桓的公路上蹦跳着前进，如果从后方的空隙看出去，一定会被转弯时的险情吓出一身冷汗，但也会看见路的另一边是结实的黄土，偶尔会有险峻的沟壑，好像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
等到出的冷汗被透进车厢的寒风吹干，再往车外看，就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天地重又变得开阔，青翠的冬小麦麦苗，仿佛给原上铺了一层绿毯，无限制地向四周延伸着。放眼望去，除了仿佛更接近天，这里似乎与渭河平原的景象别无二致，仿佛脚下那数百米厚的黄土不复存在。
但那毕竟是苍凉的西北风数亿年一粒一粒搬来的黄土，累积至此，从此岿然不动。

3
 第一次读《白鹿原》，大约是所谓的半大小子时，跟饭量一样蓬勃的是旺盛的阅读欲。某一天在书柜里乱翻，翻到了一本没有封面，黑乎乎的书。打开一看，白鹿原这三个字似乎有一种魔力，让我使命般地捧起那过于厚的书，一气读了起来。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一开篇，就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瑰奇，那是一种我从未从文字里读出的味道。当然，更吸引我的是白嘉轩的初夜，田小娥的风骚，不时出现的“颤动”，“抖”，“叫唤”，让年幼无知的我看得面红耳赤，自己也呈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慢慢长大，再读《白鹿原》，年少时觉得与其他主旋律作品革命者别无二致的鹿兆鹏、白灵，却有了别的味道。再看白孝文、黑娃，恍然发现，他们闹农协也好，当地下党也好，莫不是出于一种巨大的激情，在激情的诱导下近乎疯狂地“风搅雪”。批斗、逃亡、杀人，都在“革命”的巨大旗帜之下以一种喷薄的方式进行着，我忽然发现，“革命”和“情欲”这两个判若云泥的词语，竟然有如此的相像性。那都是一种勾魂摄魄般的欲望，在这欲望驱使之下少年人特有的激情和热血，不管不顾，只享受着释放的快感。
所以那一定是盲目的，一定是自己觉得天地在我手，而旁人看来幼稚不堪的。在这样又宏大又模糊的快感之中，自认为坚定的年轻人实际是迷失的，生命、伦理在此时无关紧要。在这个尺度上，精灵般的白灵跟破窑寻欢的黑娃、白孝文，乃至一辈子迷失在欲望中的鹿子霖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加盲目，因为她是个聪明而感性的人，更容易在宏大中丧失自我。
这是年轻人的悲剧，青春的魅力在于喷薄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中蕴含着的欲望会将人反噬。所以在我又一次读到白灵被同志活埋的文字，这个悲情的场面以前从未让我难过到落泪。
可这一次，突然地，从内心深处悲恸不已。

4
 陈忠实在前言中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个家族的秘史没有文学的传承，靠的是口耳相传。其实我更愿意听老家在河南的我妈讲她的家族史，那更加有趣：她的三姥爷如何一怒之下杀了新婚的媳妇，又如何赔了媳妇娘家几十亩的水地来免于告官，如何当上了国军的营长，又如何在一次带兵抢劫金店后被军法从事。又比如我姥姥，她在东北军开办的学校从含泪的教师口中学会了《松花江上》，日本人一打到洛阳，所有的年轻姑娘赶紧嫁人。村里所有人坐在院子里不敢抬头看进村的日军，稍有不高兴日本人就会将人活埋。他们一家还曾经在日本人的机枪下半夜逃亡。还有我姥姥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乡绅，在郑州跟西安开的都有工厂，解放时变卖了资产回到老家，却被正愁地主名额不够的村人送进了监狱。还有我妈的奶奶，是怎样在困难时期大骂最高领导人的。
总而言之，处于华北平原的我母亲的老家，经历是那么富有传奇色彩，从他们身上，能如此鲜活的感受到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好像每个历史事件都不曾错过。
而祖祖辈辈植根于白鹿原上的我爸家，似乎真的没什么好说的。父亲反反复复讲起的，只有他奶奶20多岁就守寡，孤身带大子女在村里的好名声，该立一座贞节牌坊。
白鹿原的土太厚了，在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中，那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坚硬的如同脚下的黄土，在沧桑变幻中总有一股断然执拗的自矜。小说中的白嘉轩身为族长，就是中国农村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代言人。任你城头大旗变换，我只守着乡约族规，我只背负着“仁义白鹿村”的御笔亲题，我只守护着祠堂的钥匙。这是一种封闭的、慎独的、自省的、仁义的文化，文化的形态恰恰就是文化的内涵。
他的腰总是挺得很直，那脊梁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魂魄。而通读全书，白嘉轩的悲剧色彩在我看来恰恰是最浓的，尽管他在气势壮阔而没头没脑的“风搅雪”中是那么自持与淡定，但宁折不弯的腰杆偏偏碰上了最为混沌激荡的年代。终于，那个在祠堂里进进出出的黑娃打断了白嘉轩的脊梁骨，因为他挺直的腰是那么不合时宜。

5
然而，佝偻着腰，狗一样的白嘉轩，却还站得起来。他在热情地与他深深植根的土地亲昵一番之后，激动得喜不自禁，“我还能行！”
我后来回老家，询问过祠堂的存在，当然早已被破。但行走村中，到处可见“耕读传家”的门匾。宁折不弯的腰杆，最后却是虽弯不折。白鹿原的土是如此的厚实，一阵风搅雪之后，白雪之下又露出了千百年苍老而浑厚的土地。
我的父亲在原上长大，他有时会描绘年少时那痛苦不堪的饥饿感。我时常想想他的少年生活与我的是怎样的不同。但无从探究，反而是他现在的行事为人，有时总流露出所谓的“农民意识”。他从不公开谈论政治话题，对我和我妈的有些讨论颇有“空谈误国”的嗤之以鼻。作为他们乡里的第一位大学生，我不知道有没有像鹿子霖家一样，在祖坟上放个雷子。但我总觉得在某些层面上，他同他儿时的玩伴并无不同：守旧而不善表达感情，眼界狭小。
我还记得高二的时候文理分科，我在文理之间犹豫不决，最终在那个夏雨绵绵的午后，下了最后的决心：学我更喜欢的文科。而当我打电话向父亲通报的时候，这个好多届文科班的班主任，我的父亲，却坚定地要求我学理科。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耕读传家的牌匾，我想起了总是顺遂父亲的白孝文、白孝武。
我最终读了理科。

6
我第二次上原，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没有明晰的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黑暗的屋子中，一直肥硕的猫闪动着绿幽幽的眼睛，这印象是如此深刻，甚至超过了本应冲击力很大的葬礼。
那一次，上原时祖父是垂死的，下原时，父亲没有了父亲。
我年龄还是不大，也就两岁多。那次上原有给我带的当时还算新鲜的方便面，我母亲给祖父煮了一碗，当时病榻上的他眼睛里闪着惊奇的光芒：还有这么细的面条啊！
然后便是死亡，我时常试图想象那个我忘了的场景：一个刚刚能跑能跳会说话充满生命力的孩子，披麻戴孝，在死去的老人灵前磕头，完全不了解这是怎样的复杂的、重要的仪式。
生与死，蓬勃与垂暮，在那个时间点，在沧桑沉默的白鹿原上，有了一次交汇。这交汇对于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刻，但我早已忘怀。而对于白鹿原，却早已熟稔。
千百年来，它已经见证了太多太多。如书中所说，白鹿村人口不满千，稍稍接近必有灾祸。书中写那场大瘟疫，随着更多的人的逝去，死亡变得毫无意义，悲伤也被克制。当瘟疫最终过去，白嘉轩对儿子续族谱而鼓励人们正常生活的行为表示赞赏，他突然认识到，那些亲近的人的逝去是不可避免的，而活下来的人才是重要的，他们继续繁衍继续耕读才是重要的。死，总要让位给生。
这并不是看破生死，而是在生死中淡然处之，一如变换中的淡然。在那一刻，白嘉轩在精神上无比接近苍老的白鹿原，用沉默的胸怀送去死亡，迎来新生。在悲凉沧桑的岁月长河之中，洗尽了欲望。

7
我再次回想到了祖父的死亡。作为工厂的干部，他退休时可以选择留在城里，还有退休工资。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原上。因为，农村人可以土葬，可以用西北风吹来的古老的土壤埋葬。
魂归故土，这大概不独是白鹿原上的居民的最后愿望。小说中的浪子：孝文、黑娃最终都要来一个衣锦还乡的仪式，可以想见除非迫不得已，谁都不愿埋骨他乡。那是他们的魂灵所在，那是永远的情愫所寄。
当然我死后，跟祖坟必然是天涯海角的相隔。事实上我并不遗憾，那是白嘉轩的白鹿原，那是祖父的白鹿原，那是父亲的白鹿原，白鹿原在我，只是一个老家，连家乡都谈不上。我甚至批判着父亲身上白鹿原的印记，我的未来在远方。
两年前的教师节，我给初中的班主任打了个电话问候。末了，她说，你现在说话声音越来越像你爸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年少时对父亲有着那么多的厌恶，因为在他身上，全是自己。或者更和逻辑地说：在自己身上，全是他的影子。厌恶的不是父亲，厌恶的是自己。
白鹿原不是我的家乡，更加谈不上是我的精神家园，白鹿原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看着我的父亲离开原，上学，在异乡娶妻生子，在过年时回乡小住。静静地看着跟随父亲一年回去一次的我，就像看着黑娃、白孝文的回归。
就像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曾经想极力摆脱的父亲的影子一样，我终于发现了白鹿原不声不响，却已经在我生命中录下了巨大的烙印，当我发现，我也有骨子里的保守、固执之时，才惊觉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充斥着厚实黄土的气息。我正如恍然意识到自己身世的鹿鸣。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清晰的梦，在梦中我漂浮在白鹿原的上空，在村口飞来飞去，就是找不到父亲长大的院落。然而，最终，我还是降落在了高大的堂屋之中，坐在了冰冷的太师椅上，深深地吸一口厚重的空气。
我一定会飘走，甚至不会最终降落于斯。白鹿原是我的命运，牵扯着我的部分魂灵，但它绝不是我命运的全部。而那黄土铸就的高原，总是在沉默中轻轻呼唤。

8
多少次读完小说，那个仓促的结尾之后，我总是沉浸在巨大的疑惑之中。
白鹿两家，本是同门的兄弟，既然如此，为何非要斗在一起？鹿子霖疯之前还要念念不忘的是，鹿家终于没能斗得过白家？这样的斗法没有原因没有停歇，“斗”是唯一的主题和最高的纲领。
当然我们可以飞快的找到对应的隐喻，政治斗争中的两党、两派，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斗了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斗了个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究竟是为了什么？
书中有个士大夫人格的完美代表——朱先生。他说过两句话，一为“都不是君子”，第二句其实是遗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可谓点题之语，小人相争，黎民相煎，可悲可叹！
“天府之国”最早是关中的美誉，可见其富庶，而回顾历史惨痛不已。仅近代以降，有回民暴动，回汉相互屠杀，陕西人口减少2000万的悲剧；又有镇嵩军围西安城八月，军民冻饿而死数万的壮烈。百姓之苦，不惟天灾，亦是人祸。
元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登天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张养浩行经潼关，西望关中，写下了这首《山坡羊》：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诚如是言。

9
有一年回老家，大雪初霁，骄阳乍现。父亲说，我们三个去鲸鱼沟逛逛吧。
鲸鱼沟穿白鹿原而过，北边为狄寨原，南边为炮里原。相传上古时代洪水暴发，有一鲸鱼驼万民至此，见原而居，从此生存繁衍下去。后鲸鱼回海，穿原而去，遂成此鲸鱼沟。
去的时候正是下午，冬日里的阳光显得很温暖，穿过一个又一个静谧的村庄，到了南原的北沿，一道碧簪似得水域出现在了面前。我们下到沟底，水边是一片竹林。原上人过年走亲戚，送的礼物是一根新砍的竹子，如此风雅的习俗，似乎与白鹿原的朴实厚重格格不入。
父亲讲起了儿时的经历，每年都有在此玩耍的小儿溺水而亡。鲜活的生命就此失去，可惜可叹啊。
我抬头看着厚实的原和轻灵的水，山无言水无声，只有冷风阵阵波光粼粼，一种巨大的肃穆而哀伤的情绪迅速包围了我。白鹿原的沉默与古老，正如永远不变的人世沧桑，浮生悲凉。我又想起了小说中的鹿兆鹏，他似乎是精神力最强大的一个，为了信仰，可以抛妻离父，可以鬼蜮伎俩，可以不惜生命。终于，他的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在千千万万个鹿兆鹏的努力下居然实现了。
然而，他逃得过宿命么，他逃得脱地主父亲的家庭出身么。小说家聪明，隐去了他的结局，但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又该是怎样的悲凉。

我一直不理解，陈忠实写罗锅的白嘉轩，为何要说“狗似的”。直到有一次再看《大话西游》，夕阳武士说，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主角的背影在荒凉的大漠中远去，响起了“苦海泛起爱恨，在世间难逃的命运”的歌词。恍然间如被闪电击中，心底间一下子空明澄澈，悲哀就慢慢浮了上来
孙悟空白嘉轩都是狗，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翳翳然如垂死之犬，无论流浪还是固守，折腾还是淡然，终将被岁月的洪荒掩埋，被命运的无情吞噬，留不下一声悲鸣。
你我皆如是。

我跟我爸我妈在沟边游览了一会，天色渐晚，夕阳惨淡。雪化后的山路有点滑，我左手扶着我爸，右手挽着我妈，三个人慢慢走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