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心女子负心汉

       玉殒香消，劫数难逃；梦断魂离，红颜薄命。佳人情痴，金风玉露一相逢，何其美艳；才子薄幸，流水落花春去也，只在朝夕。
    “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如此女子，教人如何不动情？倘若只有这些，那倒未为宝贵若何。至要至贵的，乃是少女情窦初开的那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至诚至坚痴情，两年来忠贞不渝。李益何幸，能博得如此佳人青睐。就算是如其所誓“一生作奴，死亦不惮”，尚且不为过分。不幸，这又是一出始乱终弃的故事，又是一桩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冤孽。
    然而，李益却非简简单单的“负心”，更确切而言，他实“负约”而非“负心”。李益自开始的慕名而来，一见钟情，到两个人“婉娈相得”，难分难舍，负约后“残吃忍割”，乃至于后来“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甚至梦幻相见。想想便知，若非心中真情如一，做不来这一些。李益何尝不想与心上人霍小玉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又怎么可能？霍小玉虽身出王府，却已没落烟花，沉沦下层，为妾尚且困难，遑论正妻了。这一点她心知肚明：“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者飞蛾扑火式的悲壮，有多少悲愤的无可奈何啊。此时李益情酣意切，愿携伴终身，未必为假。
    然而这个时候，李母出现了。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的“严母”角色，无一次不将美丽却也无力的姻缘压得粉碎。焦仲卿之母，陆放翁之母，等等皆是，如森森巨影，压在年轻的情侣身上。而“李益”们呢？孝与爱不能两全，在“举孝道”的中国社会，柔弱无力的红颜注定水流花谢。
    霍小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对于悲剧，恩格斯认为其表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李益固然有错，他错在他不该的软弱与妥协，错在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魄力；但他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两人的爱情面对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个社会——这个对父母之命唯唯诺诺的社会，这个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这个面如寒铁等级森严的社会。霍小玉不幸处在这个无理的社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争辩说阿尔芒为了茶花女不顾自己尊敬的父亲，弗龙斯基为了安娜背对了主流社会，他们这样勇敢，李益为什么就不能？确实，李益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心翼翼的士大夫而已，软骨的通病在他身上亦根深蒂固。“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李益畏惧，他畏惧他的严母，而更深一层说，畏惧的是社会压力，他畏惧悲伤“不孝”的罪名而无以立足，他畏惧得罪了甲族卢家而仕途无着。霍小玉期望寄予幸福的，并非什么伟丈夫，而只是一名没有独立人格和傲视勇气的弱书生而已。任凭他写出了多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的貌似雄壮的边塞诗，也改写他柔弱书生的秉性，社会一压，他便连自己都丢弃了，更别论一个情人了。霍小玉寄命于斯地这个男人，只是一个软弱的中国文人而已，这是更大的不幸！
    一个女子会将爱情当做生命的全部，而男子固然也会付出真情，却未必会如女子那样将它当做全部，这本来就是潜在的悲剧。
    霍小玉死了，死得这样令人惋惜。留下一个沉痛的回声：或许中国的男人应该更像男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