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新文化

      作为一个在历史变迁中主张科学、民主和自由等新价值的旗手，胡适的面目是模糊、不清晰的。因为一个人被这么多空洞、抽象、宏大的价值符号所包裹，其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和审视，不免成为一个矛盾的人。而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权力的反对者，本身就是解构而非建构的，人们可以用自由主义来否定一切权威，但却无法用他来建立什么真正的民主。就像法国大革命最后迎来的也只能是一个独裁的拿破仑。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主张解决问题而不讲主义。在文化上，胡适是一个改革派、激进主义者，主张与传统文化做割裂。这样的归纳也是一种笼统的、习惯性的做法。胡适更多的是站在各种派别的对立面，而自己却渐渐失去了立场。相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相对陈李和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者，他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派；相对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武夫，他又是一个主张好人政府的文人；相对于梁启超甚至梁漱溟等旧派文人，他是一个反对孔教的西化学者。但从他的政治选择和倾向来看，胡适虽然表面上屡屡与当权者发生冲突，但其骨子里还是一个与权力藕断丝连，保持着暧昧关系的人。就像意大利近代的克罗齐、宗教改革中的依拉斯谟，因为无法放弃自身的精英地位，无法下决心与底层人民打成一片，所以只能声称不关心政治，而致力于在知识分子小圈子和精英中树立自己的学说。
    今人苛责前人总是不恰当的，就像胡适对待孔教的态度。作为一个两千年前的古人，孔子的学说解决不了后世的问题，但人们不能因此埋怨孔子不好。同样，胡适的主张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太责怪他。他的声望在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之一，而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是很重要的，为后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在当时“排一千个字比写一千个字赚钱多”的时代，知识的贬值是严重的，旧文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一种新文化，重新恢复知识的高贵地位是知识精英的必然职责和不二出路，在这场知识与权力的重新博弈之中，须要有这样一个只代表知识的人物，胡适，正是这样一个代言人。而时至今日，这场新文化运动也并没有停止。字价虽然贵了，但卖得上高价的却未必都是那些用了新的字，文化贫瘠不是数量上的贫瘠，而是质量上的平庸。虽然大众都拥有了参与文化生活的资格，但却失去了区分高贵和低贱的标准。一些人贩卖通俗和色情这样的庸俗价值；一些人贩卖民主和科学这样的空洞的普世价值；一些人钻到高深的学术象牙塔里、用别人听不懂的术语来孤立自己；一些人则放弃了用文字来表达本我的努力，书写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在这个世道里，作者何为？学者何为？文化何为？是做权力的婢女？做金钱的奴隶？做精深的专家？做大众的代言？做沟通古今中外的媒介？还是做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
    我们可以随意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有那些真正愿意为之付出的人才能用脚踏实地的行动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