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当自省
此书之佳，在于题材。非正常三字不知能换来多少关注的目光，然细细品之，未觉作者云非正常三字在于何处，想必是渗透了市场因素吧，这也无可厚非。死亡这个话题，还是值得探讨的。
全书罗列文人大可分为三类 1、当权者 李后主 宋徽宗 张居正 李斯（前两位是真正的皇帝，后两位则位极人臣） 2 诗人 蔡邕 嵇康 二谢 李白 苏轼 李清照 高启 吴梅村 金圣叹 陆机 龚自珍 王国维 庄廷龙（此分类未必根据身份而言，而是根据他们身上独有的诗人特质而来，金圣叹不以诗名著称，但观其生平可见其诗人性质） 3 向往政治的文学家或有文学建树的政治家 ：其余
鲁迅曾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除去那些歌功颂德之章和表彰个人之词，大体都沾满了血腥。本书以司马迁为开端，跳过了赴死的屈原，想必自有作者的安排。纵观全书著史者仅此一人（庄廷龙不算），著史一直是文人最为热衷的事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当然是文人的翘楚了，在非正常死亡的名单中，司马迁名列第一自然是符合他的地位的。此后的书中的文人按着时间顺序依次叙写下去。吃人两字读来恐怖万分，其原因在于动作的发出者。文人相轻，一个不变的定律，既揭示了文人互相残杀的内在定律，同时也为后世文人的继续残杀找到了有名分的借口，这也就是问什么后来甚至现在文人始终在重复着残杀这一行为的原因吧。文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使命，司马迁就非常的清楚，他的宫刑也是出于一种史家之言的使命感，可以说他生来就是为了著史的，作者说汉武帝也是文人，所以残杀司马迁，此言欠妥，司马迁的《史记》不可能背着汉武帝进行，而书中记载汉武帝自是明了，所以残杀司马迁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未必是出于一种文人的嫉妒心理。像司马迁这样头脑清醒的文人也逃不掉残忍的迫害在于文人始终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受压迫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咎由自取，一个是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司马迁、苏轼、高启属后者。而前者则占大多数，陆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诗人当不成指挥家，你能想象那个文章写来唯美的华亭鹤在疆场上也是无人能挡吗？李白又是一例，有人说李白有社稷之才，只是没赶上前期的唐玄宗，但一个真正的败家子能够扛起国家的重任吗？解缙又是一例，他的死在于他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江山不幸诗家幸，在战乱中死去的文人因自己的诗文而不朽了，但留给后人的除了几篇诗文外，更多的则是对命运矛盾的思考。
此书应当更名为中国几个士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样似乎更为确切些，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张居正和文人有什么关系。也许这在古代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吧，文人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士人，二者没有严格的区分，文人生来就是要入仕的。李白，败尽家业，几度更妻，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进入仕途，甚至他身上的狂放的气息都不由得让人怀疑。这种气息，是他故意营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也许他自己也无从知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八个字不知害了多少的中国人，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现，但你是否认可这种理想的实质呢。中国有种隐士的文化，但真正的隐者又有谁呢？当然如果有，也就不会出现文化现象了。多少人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苦挣扎，多少人为了丁点利益而互相残杀，更可笑的是他们还会为自己的行为堂而皇之的挂上值得称赞的帽子，这种文人式的游戏总是那么的可笑和残忍。在众多文人中，苏轼应当是最为洁身自好的吧。兹游奇绝冠平生、江海寄余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选择入仕那是逃不掉的，选择话语权那是大文人应做的，面对事物两面思考才是真正的人的做法，他不属于任何当时盛行的派系，他只为了良心说话。他可以和王安石一笑泯恩仇，他可以和司马光唱反调，他可以面对海南唱着儿歌，他可以在困顿时亲自下厨，有多少文人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啊。幸有东坡之辈，才不至于使我国古代尽是肮脏伪善之流啊。
此书亮点仅限于题材，但作者文笔甚差，时不时跳出来谩骂时下文人，污秽之语尽显，使读者不知著此书是为了反思古代，还是为了听作者谩骂。如果是反思，大可省去谩骂之语，也可省去今天文人现象，让文字的力量去告知读者。顾彬说，当代文学之所以垃圾就在于语言上。鲁迅《狂人日记》也是谩骂古代，警醒现代，却未有粗俗之语现于文字之间。作者还借此书抨击诺贝尔文学奖，无情指责周作人，这两点都是欠考虑的。文品和人品有一定的关联，但决不能划等号，要不宋徽宗文坛地位该怎么放呢？还能在你的书中这么写吗？抨击诺贝尔可以，但决不能否认它。你可以不拿它做风向标，但必须认真的反思并阅读那些获奖者的作品，再翻翻自己的创作。
当代文人应该自省的要远远大于应该骄傲的。
全书罗列文人大可分为三类 1、当权者 李后主 宋徽宗 张居正 李斯（前两位是真正的皇帝，后两位则位极人臣） 2 诗人 蔡邕 嵇康 二谢 李白 苏轼 李清照 高启 吴梅村 金圣叹 陆机 龚自珍 王国维 庄廷龙（此分类未必根据身份而言，而是根据他们身上独有的诗人特质而来，金圣叹不以诗名著称，但观其生平可见其诗人性质） 3 向往政治的文学家或有文学建树的政治家 ：其余
鲁迅曾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除去那些歌功颂德之章和表彰个人之词，大体都沾满了血腥。本书以司马迁为开端，跳过了赴死的屈原，想必自有作者的安排。纵观全书著史者仅此一人（庄廷龙不算），著史一直是文人最为热衷的事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当然是文人的翘楚了，在非正常死亡的名单中，司马迁名列第一自然是符合他的地位的。此后的书中的文人按着时间顺序依次叙写下去。吃人两字读来恐怖万分，其原因在于动作的发出者。文人相轻，一个不变的定律，既揭示了文人互相残杀的内在定律，同时也为后世文人的继续残杀找到了有名分的借口，这也就是问什么后来甚至现在文人始终在重复着残杀这一行为的原因吧。文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使命，司马迁就非常的清楚，他的宫刑也是出于一种史家之言的使命感，可以说他生来就是为了著史的，作者说汉武帝也是文人，所以残杀司马迁，此言欠妥，司马迁的《史记》不可能背着汉武帝进行，而书中记载汉武帝自是明了，所以残杀司马迁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未必是出于一种文人的嫉妒心理。像司马迁这样头脑清醒的文人也逃不掉残忍的迫害在于文人始终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受压迫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咎由自取，一个是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司马迁、苏轼、高启属后者。而前者则占大多数，陆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诗人当不成指挥家，你能想象那个文章写来唯美的华亭鹤在疆场上也是无人能挡吗？李白又是一例，有人说李白有社稷之才，只是没赶上前期的唐玄宗，但一个真正的败家子能够扛起国家的重任吗？解缙又是一例，他的死在于他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江山不幸诗家幸，在战乱中死去的文人因自己的诗文而不朽了，但留给后人的除了几篇诗文外，更多的则是对命运矛盾的思考。
此书应当更名为中国几个士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样似乎更为确切些，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张居正和文人有什么关系。也许这在古代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吧，文人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士人，二者没有严格的区分，文人生来就是要入仕的。李白，败尽家业，几度更妻，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进入仕途，甚至他身上的狂放的气息都不由得让人怀疑。这种气息，是他故意营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也许他自己也无从知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八个字不知害了多少的中国人，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现，但你是否认可这种理想的实质呢。中国有种隐士的文化，但真正的隐者又有谁呢？当然如果有，也就不会出现文化现象了。多少人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苦挣扎，多少人为了丁点利益而互相残杀，更可笑的是他们还会为自己的行为堂而皇之的挂上值得称赞的帽子，这种文人式的游戏总是那么的可笑和残忍。在众多文人中，苏轼应当是最为洁身自好的吧。兹游奇绝冠平生、江海寄余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选择入仕那是逃不掉的，选择话语权那是大文人应做的，面对事物两面思考才是真正的人的做法，他不属于任何当时盛行的派系，他只为了良心说话。他可以和王安石一笑泯恩仇，他可以和司马光唱反调，他可以面对海南唱着儿歌，他可以在困顿时亲自下厨，有多少文人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啊。幸有东坡之辈，才不至于使我国古代尽是肮脏伪善之流啊。
此书亮点仅限于题材，但作者文笔甚差，时不时跳出来谩骂时下文人，污秽之语尽显，使读者不知著此书是为了反思古代，还是为了听作者谩骂。如果是反思，大可省去谩骂之语，也可省去今天文人现象，让文字的力量去告知读者。顾彬说，当代文学之所以垃圾就在于语言上。鲁迅《狂人日记》也是谩骂古代，警醒现代，却未有粗俗之语现于文字之间。作者还借此书抨击诺贝尔文学奖，无情指责周作人，这两点都是欠考虑的。文品和人品有一定的关联，但决不能划等号，要不宋徽宗文坛地位该怎么放呢？还能在你的书中这么写吗？抨击诺贝尔可以，但决不能否认它。你可以不拿它做风向标，但必须认真的反思并阅读那些获奖者的作品，再翻翻自己的创作。
当代文人应该自省的要远远大于应该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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