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Kidult的阿格硫斯之踵
在太宰君那张（几乎是）唯一的照片里，他紧锁眉头，黑发凌乱，托腮沉思，眼帘低垂。乍看之下倒真是很合“颓废”的口味，又因为拍摄的角度，使得照片上的他嶙峋且俊美。但我越看这张照片，我就越觉得他的沉思并不是成人意义上的沉思，而是少年意义上的忧愁——好像他是因为无法面对某种残缺而发愁。比方说：爸爸妈妈要是离婚了，我该如何是好呢？
难怪有评论说太宰治是“永远的少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他写道：
“民主革命。
我痛感其的必要。”
嗯，一个大孩子，痛感民主革命的必要……革谁的命呢？反正日本老一辈文学工作者们真让他看不顺眼，但这与民主有何关联？
总之是“痛感其的必要”就是了，何必遮遮掩掩？何必要搞清定义概念？愤怒也好，绝望也罢，还有动情，嘲讽，失望，通通付诸纸笔，毫不克制，似乎在太宰君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斟酌”二字：
“我突然很想吻江花小姐。”
“他正急不可耐地想要被杀呢！”
甚至：
“但丁——波德莱尔——我，这大概是条粗壮的钢丝直线，此外世间再无他人。”
狂妄啊狂妄！太宰君，难道你真不知道世间还有川端康成吗？
川端君？我早就跟他闹掰了！哼。
三岛由纪夫也讨厌太宰治：“第一，我讨厌这个人的脸，第二，讨厌这个乡下人‘洋气十足’的趣味……”
然而，此三人到最后都以自杀了结了性命。
世间再无他人。
读着太宰君的文字，我几乎可以想象他那苍白而瘦削的脸庞因激动而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微微耸动。他拒绝长大，拒绝委身于那（在他看来）乏味无聊、虚情假意、敷衍做作、虚以委蛇的成人世界，活脱脱一个Kidult。拿不起、放不下便是这类人的阿格硫斯之踵。明明蔑视那些对他的作品说三道四的评论家们吧，却偏偏非要与人论争一番不可。一个意思说了一遍，过会儿又转回头来再说一遍，不知是自己没讲尽兴还是怕人没听明白。气急败坏，语速失控，想到哪儿就说哪儿，基本对组织语言遣词造句什么的不管不顾了。分段也不像是真的要分段，那两段之间的留白只是为了喘口气，喝口水，以备再战。似乎只要谁逗弄他一下，批评他几句，说“你的文字嘛，还是有点幼稚”，他就要和你辩驳一番，分个高下——虽然到头来失败的永远是他自己。在太宰君那儿，大概是没有“笑而不语”可言的！
很敏感，很脆弱，神经兮兮，连得知妻子以往的恋情（其实这是多正常不过的事啊！）都让他如同五雷轰顶一般，他写道：“病妻浮云意，秋稻荒野生”。隔了一段，他又写道：“只想跟你说一句：‘Nevermore’！”，再隔一段，他又拿猫来打比方，暗示妻子的背叛：“刚刚碰到它背上的毛，它就狠狠地咬着我的小指”。
读来又悲又怨，甚是不依不饶。
崔卫平在最近一期《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前希特勒时期的社会心理》的文章。文中写道：
“面对文明规则的压力及遇到挫折时，人们会用某些人格倒退行为来进行潜在的抵制，即倒退到某些儿童时才会有的不得体、不成熟的表现”。而太宰君，21岁时就和咖啡女招待相约去自杀，结果人家死了他没死。之后又自杀无数次，像是在诠释“失败是成功之母”似的，十八年后终于量变积累成质变，自杀成功，并搭进另一名女子的性命。很难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应有的所作所为。哪怕是在自杀的作家中，他也算得上令人匪夷所思的特例了。
太宰治将写作作为“出路”和“救赎”，但谁告诉你说写作是副万能良药？更何况，是药三分毒。
我想有个问题太宰君准问过自己：还能孩子多久？
难怪有评论说太宰治是“永远的少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他写道：
“民主革命。
我痛感其的必要。”
嗯，一个大孩子，痛感民主革命的必要……革谁的命呢？反正日本老一辈文学工作者们真让他看不顺眼，但这与民主有何关联？
总之是“痛感其的必要”就是了，何必遮遮掩掩？何必要搞清定义概念？愤怒也好，绝望也罢，还有动情，嘲讽，失望，通通付诸纸笔，毫不克制，似乎在太宰君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斟酌”二字：
“我突然很想吻江花小姐。”
“他正急不可耐地想要被杀呢！”
甚至：
“但丁——波德莱尔——我，这大概是条粗壮的钢丝直线，此外世间再无他人。”
狂妄啊狂妄！太宰君，难道你真不知道世间还有川端康成吗？
川端君？我早就跟他闹掰了！哼。
三岛由纪夫也讨厌太宰治：“第一，我讨厌这个人的脸，第二，讨厌这个乡下人‘洋气十足’的趣味……”
然而，此三人到最后都以自杀了结了性命。
世间再无他人。
读着太宰君的文字，我几乎可以想象他那苍白而瘦削的脸庞因激动而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微微耸动。他拒绝长大，拒绝委身于那（在他看来）乏味无聊、虚情假意、敷衍做作、虚以委蛇的成人世界，活脱脱一个Kidult。拿不起、放不下便是这类人的阿格硫斯之踵。明明蔑视那些对他的作品说三道四的评论家们吧，却偏偏非要与人论争一番不可。一个意思说了一遍，过会儿又转回头来再说一遍，不知是自己没讲尽兴还是怕人没听明白。气急败坏，语速失控，想到哪儿就说哪儿，基本对组织语言遣词造句什么的不管不顾了。分段也不像是真的要分段，那两段之间的留白只是为了喘口气，喝口水，以备再战。似乎只要谁逗弄他一下，批评他几句，说“你的文字嘛，还是有点幼稚”，他就要和你辩驳一番，分个高下——虽然到头来失败的永远是他自己。在太宰君那儿，大概是没有“笑而不语”可言的！
很敏感，很脆弱，神经兮兮，连得知妻子以往的恋情（其实这是多正常不过的事啊！）都让他如同五雷轰顶一般，他写道：“病妻浮云意，秋稻荒野生”。隔了一段，他又写道：“只想跟你说一句：‘Nevermore’！”，再隔一段，他又拿猫来打比方，暗示妻子的背叛：“刚刚碰到它背上的毛，它就狠狠地咬着我的小指”。
读来又悲又怨，甚是不依不饶。
崔卫平在最近一期《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前希特勒时期的社会心理》的文章。文中写道：
“面对文明规则的压力及遇到挫折时，人们会用某些人格倒退行为来进行潜在的抵制，即倒退到某些儿童时才会有的不得体、不成熟的表现”。而太宰君，21岁时就和咖啡女招待相约去自杀，结果人家死了他没死。之后又自杀无数次，像是在诠释“失败是成功之母”似的，十八年后终于量变积累成质变，自杀成功，并搭进另一名女子的性命。很难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应有的所作所为。哪怕是在自杀的作家中，他也算得上令人匪夷所思的特例了。
太宰治将写作作为“出路”和“救赎”，但谁告诉你说写作是副万能良药？更何况，是药三分毒。
我想有个问题太宰君准问过自己：还能孩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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